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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开始的考古岁月
在1999年之前，我和多数人一样，并不知道考古是干什么的，直到高考填报志愿时方在志愿列表中发现有考古这个专业；如果要问当时为何会选择这个专业来填报志愿，现在想来记忆已渐模糊。
但是，说到选择吉林大学来读这个专业，却是有缘由的，吉林大学在全国有考古专业的高校中算得上佼佼者，在我国第一线从事考古工作的人也以吉林大学毕业的居多，这些都是进校之后听师兄师姐们讲的。说到报考吉林大学的理由却很简单，那就是我想坐火车，由于在此之前我没有坐过火车，于是就想找一个远一点的大学去读书，这样就能坐火车时间长一点。几年大学读下来，却是遭了坐火车的罪，春节期间来回奔波于家与学校之间，多数时间只能买站票，那种日子现在想来都不知道当时是如何挺过来的；虽然辛苦，但我现在并不后悔，因为有了四年考古学专业的学习，才有我今日考古方面扎实的基础。因此，我与考古的结缘就从1999年始。
谁曾想，这一结缘就是七年之久，直到2006年到贵州工作，将在校所学的考古知识和技能运用于实践，才有了我和北盘江的初次相遇，也在实际工作中真切地体会了一下田野考古。
那么，考古，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在我们大多数人眼中，考古常和刺激、惊险、珍宝等联系到一起。经常有朋友问我，你们在挖坟的时候怕不怕，有暗器射出吗？有没有如《盗墓笔记》中所写的事情发生？你们如果挖到宝贝能不能自己揣起来？我家有点东西你能不能去看一下，看能值多少钱？
大众对考古行业的奇思异想，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首先，我考大学的时候，考古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门相当冷门的专业，极少有人知道考古是干什么，相对于经济、政治、法律等专业，学习她的人也较少，部分学生学业完成之后还改行了，导致了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更少，使考古在社会上就如藏在深闺人未识。
其次，如果检讨从事考古工作的部门和人员，他们也应对大众对考古的偏见负相当的责任。在现阶段的中国考古，更多的工作是通过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的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着重于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和联系，这使得他们的研究太专门化，写出来的东西可读性不强，适合大众口味的东西不多，普通人读考古报告无异于翻阅天书。大众根本不知考古报告上的部分专业术语究竟为何物。
第三，相较于考古报告的专业化，人们认识考古大多通过媒介宣传，如像《探索·发现》栏目中的考古专题《寻宝鉴宝》节目、央视对考古发掘现场的直播等几种方式，这些节目远远不能满足大众对她的渴求。国外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们的民众对考古工作是很了解和支持的，认为那是一种神圣的工作，之所以普及度如此高，与他们国内对考古的广泛宣传密切相关。他们经常会举办关于考古方面的讲座，但凡有此类讲座，台下多是座无虚席，人们听得也很认真。为什么人们会去听，这当然与他们国民的素质有莫大关系。处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的中国，多数国民还在为生计奔波，平均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他们怎么可能放下手中的活路来听讲座；即使看鉴宝节目，更多的人也是关心我家有没有宝贝，宝贝值不值钱等问题。
第四，现在电视上流行的鉴宝节目，虽然提高了大众对古董（文物）的认识，增加了他们的辨识能力，但也误导了大众价值取向的认知，把古物标上了金钱的印迹，使得大众对古物的功利性观念徒增不少，而少了对它们历史价值的肯定。
考古，这个词在历史上出现得很早，北宋末年吕大临所著《考古图》（公元1092年）中，著录了当时宫廷及一些私家的古代铜器、玉器藏品，并按器形分类编排，每件器物均绘图、拓铭文，记录尺寸、重量和容量，并对它们进行一定的考证，对藏处及有出土地点者也加以注释，这种对器物的考证可归入早期金石学范畴，它和近现代的考古学还有一定的区别。
清末，随着清王朝势力的衰微，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后，外国列强加强了对中国边疆和内地的文化渗透。20世纪初，许多外国人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以探险队、私人旅行或调查的名义到中国进行早期的考古调查或盗掘活动。其间有日本人鸟居龙藏对辽东半岛和内蒙古的考古调查；瑞典人斯文·赫定对新疆的考察，发现了楼兰古城；匈牙利人斯坦因对长城汉简、敦煌莫高窟经文与壁画的盗掘；对他们在中国的考古调查或盗掘活动，不能简单地用对与错来评定。他们的到来，一方面使中国的文物脱离原生环境，受到了一定的破坏，特别是斯坦因将大量藏于莫高窟的经文、文书、壁画、彩塑装箱偷运出中国，造成现今大量文物不能回国；另一方面他们的调查客观上也为通过考古来探究中国古代史开启了一扇门，特别是斯坦因所带出的大量经文被国外学者研究。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对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田野考古的开始 [1] ，随后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数处史前遗址，该遗址被安特生命名为“仰韶文化” [2] ，并对仰韶文化的性质作了初步阐释。仰韶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史前史的空白，其后，安特生还在甘肃、青海等地多次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 [3] 。而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考古发掘始于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当时被归入仰韶文化的范畴 [4] ，但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涌现和对它们的研究，现被命名为“西阴文化”。
历经近百年的考古工作，使得在我国用考古手段对历史的研究取得了璀璨成果，不仅表现在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上，而且引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考古学理念，呈现出一幅星星之火有燎原之势的景象。
现在我们所说的考古，主要指以野外调查、发掘及研究的考古，如果没有通过田野考古所获取的资料，那么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就形同空谈。田野考古中野外调查和发掘是其两大组成部分，调查主要是找东西，一般是在大江大河两岸的台地或冲沟边的断层上去捡东西，找寻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的痕迹。而现在流行的区域性调查则主要是适应于聚落考古的需要。调查之后是对已知文物点的复查，复查是在不破坏遗址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去发现和获取遗存信息，做完这些之后就是对遗址或墓葬的发掘，有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和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带有明确的科研目的性，是为了解决某方面的学术问题而进行的发掘；配合基本建设的多是被迫性的，因大型的基本建设如大型水电站的建设和修建高速公路等，都可能会在它们的淹没区或施工区存在大量的古代文化遗存，它们的修建势必对这些东西造成破坏，这就需要我们在它们没有被破坏之前抢救性地进行发掘，其发掘程序和方法与主动性发掘一样，都要用科学认真的态度对待。
哪里有水电站，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这是我们经常调侃的一句话。水建站的建设必然会有大片的土地被淹没，而古人逐水而居的生活方式又决定了我们通常能在大江大河边找到他们生活的足迹，因此，但凡水电站建设都会或多或少地带动水淹区的考古工作。
事例不胜枚举，比较典型的如在20世纪中叶修建三门峡水电站时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背面的上村岭发现了西周时期周代诸侯虢国国君及贵族的墓地，墓区达四万平方米，发掘出各类贵族墓234座，车马坑60多座，出土珍贵文物达1万余件 [5] ；90年代开始修建的三峡电站使全国兴起了三峡考古热，全国多家单位奔赴三峡水淹区进行考古发掘，那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历十余年，但取得的成果也让人很欣慰，不仅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遗物，而且使人们对三峡地区史前至历史时期的认识渐趋明朗 [6] ；相应近年的南水北调工程也牵动了全国考古系统的神经，多家考古单位奔赴湖北、河南等省参加当地的考古发掘，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7] 。
同样，龙滩水电站的建设，掀起了北盘江考古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与北盘江有了初次会面。
[1] 安特生著，袁复礼译：《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1923年版。
[2] 参见安特生著：《中华远古之文化》，该书最早发表于1923年《地质汇报》第五号第一册，并有袁复礼的中文节译，后2011年由文物出版社再版。
[3] 参见安特生著《甘肃考古记》，乐森碍译，最早出版于1925年，为《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后2011年由文物出版社再版。书中安特生对调查发现的遗址分六期，分别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其中前三期时代分别为新石器时代末期，与新石器时代及铜器时代之过渡期；后三期为紫铜时代及青铜时代之初期。
[4] 李济著，张光直主编：《西阴村史前的遗书中存（1927）》，《李济文集（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上村岭虢国墓地》，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10号，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三；科学出版社，北京，1959年10月版。
[6] 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武汉，1998年10月版。
[7] 南水北调工程，是将长江流域丰盈的水资源抽调一部分送到华北和西北地区，分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沿途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湖北、河南、陕西、江苏等省市，线路所经的省市恰是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丰富的文物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