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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原始农业的见证
农业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源自于发达的采集经济，人们在长期采集野生谷物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它们的生长环境和周期，进而有意识地对过剩食物进行栽培，经无数次的实践，在完全模仿野生谷物的生长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最早期的农业种植。这个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生产性行为，最早被发现于距今10000年前的湖南道县玉蟾岩，其内所出四粒兼有野、籼、粳综合特性的稻谷代表了演化早期的原始栽培稻 [1] ，与其年代相近的江西万年吊桶环 [2] 和河北徐水南庄头 [3] 等遗址内也发现有原始稻作栽培，此阶段的农业种植仅零星分布，不见农业生产工具的存在。
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或偏早阶段，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则发现较多数量有人工栽培的粮食作物或谷物加工工具的遗存，如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大量的炭化稻谷，以及骨耜、木杵、石磨盘等稻作农业的耕作和加工工具 [4] 。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农业得到快速发展，不仅有大量的木、骨、石、蚌等材质的农具和数量众多的农作物遗存，而且出现了早期农田和与其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统，在湖南澧县城头山 [5] 和江苏苏州草鞋山遗址 [6] 内皆有此类遗存的发现，这表明此时期的稻作农业已进入深耕阶段。
最终，形成了我国原始农业的三大经济类型，即黄河流域的北方粟作农业、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和黄淮地区的粟稻混合农业，这种农业格局进入历史时期延续数千年至今仍无大的改变，说明其影响的深远。在以上原始农业的三大经济类型中，稻作农业占有重要地位，其分布地域宽广；而地处我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在稻作农业的分布区中则属边缘地带，有观点认为云贵高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论证依据为目前已在云南发现了100余处野生稻采集点，但经考古发掘发现云南稻作遗存的时代却较晚，多在青铜时代，如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 [7] ，其内发现有储藏粮食粉末和稻壳的窖藏23处，以及作为收割工具的新月形穿孔石刀数十件。处云贵高原东部的贵州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农作物遗存时代与白羊村遗址大体相当，如在普安铜鼓山遗址F1南室内外所发现的大量炭化农作物，炭化标本检测其年代在距今3910±140年和3855±190年，同时在遗址内也有数量较多的半月形石刀发现 [8] ，说明该阶段可能存在定居生活的农耕经济。
迄今，经考古发掘发现在贵州先秦时期稻作农业遗存的分布主要在黔中和毕节地区，主要有普安铜鼓山遗址、威宁吴家大坪遗址 [9] 、威宁鸡公山遗址 [10] 、威宁中水大河湾墓葬，汉代的原始农业遗存则主要见于汉墓内水田模型所体现的耕作和灌溉技术；除此之外，零星的农业生产和谷物加工工具也见于贵州同时期的部分遗址或墓葬内，我们在此要讨论的就是作为原始耕作和灌溉技术体现的汉墓内出土的陂塘水田模型。
汉代称这种既可灌溉又可栽种和养殖的堰塘为陂塘或陂池。文献上对其有少量记载，如《说文》上有这样的描述：“陂，阪也，……一曰池也。”又说：“阪者，……一曰池障也。” [11] 《风俗通义》曰：“陂，繁也，言因下钟水以繁利万物也，今陂皆以灌溉。” [12] 汉代在九江郡设有“陂官”“潮官”等部门 [13] 。
在田野发掘中出土的这种汉代水田模型，恰恰弥补了文献记载上的不足，不仅提供了其实物资料，还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汉代稻作农耕技术的认识。
陂塘水田模型
现在，这种水田模型在川陕、云贵和两广地区的汉代墓葬中时有发现，这为探讨汉代中国南方稻作农业提供了契机。在贵州出土的水田模型主要分布在黔西北的赫章可乐遗址、黔西汉墓、务川大坪汉墓和黔西南的兴义、兴仁汉墓群。
可乐出土一件，15：2，长方形，均分两半，一半水田，另一半陂塘，陂塘有螺蛳4个，零散分布，田等分4块，每块居中各有螺蛳一个，陂塘与水田间似有通道，堤坝中部有小段较两侧稍低，长42厘米、宽22厘米、高8厘米。 [14]
黔西汉墓出土2件，均出于M33内，M33：8，长方形，宽沿、浅腹、平底，口大底小，口长26厘米、宽15.6厘米 [15] 。
兴仁、兴义汉墓内出土了3件 [16] ，M6：45，方形，浅盘，陂塘和水田被堤坝隔开，陂塘面积略大，养鱼3尾，堤坝上装有闸门控制水位，闸外有一条较宽水渠，渠中有青蛙、田螺等物；水渠两侧各有规整的长方形水田两丘，田内无农作物，长72厘米、宽56厘米、高4厘米。M7：12，圆形浅盘，正中一道堤坝将盘两等分，一侧陂塘，一侧水田，陂塘内养草鱼、鲤鱼、田螺、莲蓬、荷叶和菱角，水田被田埂分隔成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六小块，田埂有缺口，以利田水相互贯通，水田和陂塘间用一涵洞沟通田间插行距等齐的秧苗，口径47厘米、底径43厘米、高5.5厘米。M8：32，圆形盆，宽边、浅腹，平底，盆被一道堤坝分隔成陂塘和水田两部，陂塘内养鱼2尾，荷叶、莲蓬、菱角和荷花各一，田被田埂分成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四块，块与块间有缺口相通，陂塘与水田之间有通水涵洞一个，其上立一小鸟，展翅欲飞，盆内周壁刻画等距树木9株，田间有成排整齐的秧苗。
务川大坪汉墓也出有数个水田模型，但资料尚未予刊布，此处暂不描述 [17] ；上述陂塘水田模型的年代都应在东汉时期。
耕作制度是古代农业史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要了解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水平，除了从文献记载中搜寻到相关信息之外，还得依靠经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可惜我们很难在考古中发现古代用于耕作的农田，也就无法了解古代农田的具体布局；不过，幸好我们发现了它们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在墓葬中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水田模型，以及画像石和壁画上的作物图案等形象资料来研究。这种水田模型和作物图案最早发现也不过是在汉代，我们知道汉代是中国传统农业进入成熟阶段的一个很重要时期，这些水田模型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农业技术史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对贵州这个蛮荒之地更是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因此，通过对上述出土于贵州东汉墓内的陂塘水田模型进行分析可知，它们大致可分方形和圆形两种形态，都是以盘或盆为依托；陂塘和水田各占一半，它们之间有涵洞或水闸相连，水田被分隔成数块，田间插有秧苗。可见到的种植作物有莲藕、菱角，养殖有草鱼、鲤鱼，以及自然水生副产品青蛙和田螺等，于M8：32堤坝上还有小鸟。 [18]
万屯汉墓出土的陂塘水田模型实物
方形或长方形的水田模型在川陕、两广和云贵地区都较常见，这是该时期水田模型最常见的形态，另外在四川盆地还可见到形似梯田的水田模型 [19] ；但兴仁交乐汉墓所出的圆形陂塘水田模型却甚为少见，目前仅在云贵高原和川渝地区有少量发现，这是一种较小田块的表现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圆形田地并不多见，有人认为这种圆形水田模型正是山间盆地的一种表现，周边圆形表示盆地边缘，内部的陂塘和水塘则是盆地内田间的形态，经济形态上的种植和养殖业并存，这种表述似与云贵高原常见的山间小盆地相印证，用这种形态的模型多出现在云贵高原来佐证，似乎更合乎情理。但作为一种推测，这种把陂塘水田模型看作山间盆地的说法也未免夸大了一点。作为在汉代墓葬内的这种反映农耕生活模型的随葬品，我们更愿意相信它是当时的人们在实际耕作中所遇见或采取的一种耕作方式，圆形和方形在外形的差异并不能掩盖它们功能上的相似性，它们在结构上几乎都是水田和陂塘并存，各占模型的一半，两者之间多有涵洞或水闸相连，水田内部用田埂相隔形成不同的种植区，但田埂并不封闭。陂塘内养鱼、水田种稻，水可通过水渠相互贯通，这样既能保证不同功能区作物或鱼类的正常生活，又能保证足够水量的相互供应，这是一种良好的农业耕作形式。
既然水田模型所反映的是当时农业耕作的一种方式，那么模型内规整的秧苗栽种就应是育秧移栽技术的体现，兴仁M7：12和兴仁M8：32都有秧苗成排规整栽种的表现，说明最迟到东汉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这较汉代常用的撒播技术先进不少，撒播种植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分布不均，这会严重影响农作物对阳光和肥料的吸收，也会导致产量下降；而秧苗移栽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农作物更好地生长以提高产量。
在灌溉技术上也体现出当时农业种植的先进性，从兴仁M6：45可看出渠灌法，模型的堤坝上装有闸门控制水位，闸外有水渠，水渠两侧为水田，这样就可将陂塘内的水通过闸门和水渠导向水田内；可乐M15：2又是另一种灌溉方式，堤坝的中部有一小段较两侧稍低，这样水就能通过稍低的缺口在陂塘和水田之间相互溢动，达到灌溉的目的；兴仁M8：32陂塘与水田之间有通水涵洞一个，这样陂塘和水田之间的水位会通过涵洞的调节始终达到一致，这又是另一种灌溉方式。
从所出土的这几件陂塘水田模型，大致能反映当时农业的生产状况，稻作农业与旱作农业的最大区别在于水稻必须生长在水田中，水位过深或缺水都会影响水稻的生长，因此，把陂塘和水田通过水渠或涵洞相连，以达到控制水位的目的。之所以会有这种陂塘水田模型在墓葬中随葬，可能和古人在定居生活中农业占据重要地位有关，人们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同样过着饭稻羹鱼的生活。
[1] 张文绪、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初步研究》，《作物学报》1998年第4期。
[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仙人洞与吊桶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8月版。
[3] 李君、乔倩、任雪岩：《1997年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0年第3期。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一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1月版。
[6] 孙加祥、汤陵华、邹江石：《草鞋山遗址新石器时代稻作初考》，《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
[7] 云南省博物馆 阚勇：《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8] 刘恩元、熊水富：《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1953～1993）》，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9]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华学院考古系、威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贵州威宁县吴家大坪商周遗址》，《考古》2006年第8期。
[10]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华学院考古系、威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8期。
[11]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1月版。
[12] 应劭：《风俗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 《汉书·地理志》。
[14]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15]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黔西县文物管理所：《贵州黔西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8期。
[16]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17] 贵州省考古所2008年发掘资料。
[18] 赵小帆：《贵州出土的汉代陂塘水田模型》，《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19] 刘文杰、余德章：《四川汉代陂塘水田模型考述》，《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