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早期青铜冶炼场

铜鼓山遗址远眺

普安县位于云贵高原中段贵州西南部乌蒙山区，是一座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部的小县城，在地图上并不显眼，要描述它的话，实在是不知如何着手。

《普安县志》上这样记载：“全县总面积1429平方公里，东接晴隆，西靠盘县特区，南岭兴仁、兴义，北依水城、六枝特区，……1949年县辖2个镇、9个乡、111个保。现行政区划8个镇、6个乡、4个街道办事处、167个行政区，为苗、布依、回、彝、仡佬、汉等20个民族小聚居、大杂居之地，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25%左右。……县境自秦汉以来，曾为夜郎、漏江等郡县之地，唐初遥置盘州盘水县，元为普安路总管府辖，明清改置新兴所于今县城，隶安南卫，顺治十八年改置普安县，县名始定。 ^[1] ”

普安铜鼓山遗址的发掘

从上述记载，我们大致可得知普安县的位置、区划、人口、民族组成、历史沿革及其他，其记载最早可达秦汉时期，于先秦和史前时期历史的记载却语焉不详，但纵观近年在普安县考古调查中所做的工作，却可把它的历史向前推数千年，直达旧石器时代晚期。

我们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都是在洞穴内，发掘出打制石器中的砍砸器和刮削器也确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器物，此后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却是一片空白，直至战国时期普安铜鼓山遗址的发现才让我们眼前一亮，它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大量冶铜工具的发现，使它被我们大众所熟知，直到现今它俨然成为普安县的一张历史文化名片。

铜鼓山坐落在普安县南部原青山区新田公社云盘大队铜鼓山生产队以北的一座石山上，西南山腰有一溶洞，从山麓缓坡小径过溶洞北侧可达山顶，顶部较平坦，海拔1600平方米，相对高度85米，山顶有两道人工砌筑的环山石堡坎，将山上遗址分成上下级，石堡坎系用大小不等有少许加工的石块垒砌而成，高约2米，远观铜鼓山呈“凸”字形。

1977年底至1978年初，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在文物普查时，先后在普安县原青山区征集到青铜“靴形钺”和“一字格青铜短剑”等文物。顺着线索，发现了铜鼓山遗址，在地表采集到部分绳纹陶片、石臼、石杵和青铜短剑等遗物；1979年对遗址进行复查，确定遗址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堆积的中心部位主要集中在山顶，遍地有碎石块和夹砂绳纹红陶片。为进一步探明遗址的文化层堆积情况，贵州省博物馆的程学忠、严进军对遗址进行小面积试掘，在遗址西北面的边沿上发掘了八平方米的探沟，堆积分四层，出土铜、铁、石（包括玉石）、牙、骨、陶器等器物，分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钱币等种类 ^[2] 。

铜鼓山遗址出土的器物

在1979年试掘基础上，1980年春考古队再次对铜鼓山遗址进行复查，同时征集到新出土的铜扣饰、箭镞、叉、刀各一件。同年10月，贵州省博物馆、黔西南州文化局、普安县文化馆三家单位联合对铜鼓山遗址进行首次大规模发掘，在山顶发掘1519平方米，历时50余天 ^[3] 。

2002年3～5月，贵州省考古所对其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880平方米。

1979年、1980年和2002年对铜鼓山遗址进行的三次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2407平方米，出土了陶器、石器、铜器等器物，清理出房址、窑址、灰坑、活动面、火塘和大量零散柱洞等遗迹。

前后三次发掘所获万余片陶片中，完整的器物几乎不见，更多的是陶器残片，质地主要是夹砂陶，也有极少量的泥质陶；夹砂中分两种，其一是夹粗砂，另一种是夹细砂，总体上感觉不细腻，泥制陶则感觉较纯。

陶色有红皮灰陶、灰陶和红陶，以红皮灰陶最多，灰陶的颜色深浅不均，红陶的数量最少；制法有手制和轮制，先是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形，然后经过慢轮修整成器表光滑的陶器；纹饰中可见绳纹、弦纹、水波纹、方格纹和蓝纹等，其中以绳纹的数量最多，绳纹中有粗绳纹和细绳纹两种，它们有时候成交错绳纹。

铜鼓山遗址出土陶器样式

通过对较大陶片进行比对，夹砂陶中的器形主要是釜、罐、豆和碗，泥制陶中的形态则较小，多是小形器，如小杯和小罐等，总体上主要有釜、罐、豆、杯、碗、器足、支子、坩埚、纺轮和陶球等。上述器类中，既有作为炊具的釜罐，也有作为盛储器的豆和碗，还有作为水器的陶杯，纺轮则属于原始纺织工具，比较有意思的是在遗址内发现了支子和坩埚等冶炼工具，这在贵州战国时期遗址中属首次发现。

铜鼓山遗址房址

铜鼓山遗址房址

这里发现的石器都是磨制石器，常见的有斧、凿、刀、装饰品、石臼和石杵等，其中装饰品的数量最多，作为生产性工具的斧、凿和刀等，虽数量不多，但样式繁多，且有明显的作为复合工具的使用痕迹；石臼和石杵是农作物加工工具，一般是把稻作作物放在石臼内，然后用石杵对其脱壳或碾碎，以达到食用的目的，这较早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碾粮食作物先进不少。

发掘清理的四座房址、一座窑址、灰坑、火塘和活动面遗迹，它们共同构成了当时生活在此人群所组成聚落的局部，房址仍然沿用柱桩式房屋建筑结构，由并排的柱洞构成，居住面利用原生的大石板，这说明房屋的主人已具有较强的爱美和实用主义观念，一方面地面铺上石板将更干净和美观，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原有的石板作为地面，柱洞再按石板的形态依序排列，这无疑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由两间连排组成的房屋，其中一间（南室）屋内及室外堆积有大量已炭化的农作物，另一间（北室）却未见报道有农作物的分布，这样我们就可排除两间房屋都是作为粮仓的可能性，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两间连在一起的房屋是作为一个居住单元而存在，它们有不同的功能分区，这在房屋东北角有一个双联灶也可以得到印证，即南室的功能是储藏，而北室却是生活区。

坩埚

普安铜鼓山遗址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可能是一处冶铸遗址，遗址内有陶窑发现。陶窑残存部分平面呈长方形，现存火塘、窑门和窑床等部分，除此外，冶炼工具也显示出多样性，除有陶坩埚发现外，还有石范模，包括戈范、剑范、钺范、镞范和鱼钩范等工具。遗址存在明显的功能分区，其中北半区为铸造铜器的作坊区，南半区则主要是生活区。

众所周知，我国有着悠久而璀璨的青铜文明。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夏商周三代我国已进入青铜时代，尤其是商周时期，其青铜器的种类和型式数目繁多，制作精美，尤以兵器和祭祀用具为最，这主要是因为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祭祀所体现的神权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统治阶层，而作为战争用具的青铜武器最早在中国青铜器开端的二里头文化就已出现，二里头文化所对应的时代正是夏王朝存续的时间。

青铜器的大量出现，离不开人们对冶铜术的掌握。从目前所知材料，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内发现的一件小铜刀，此遗址的两座灰坑中还发现有冶炼铜的残渣，这表明该青铜小刀有可能是在当地生产的，其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 ^[4] 。在中原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复合范铸造的青铜容器却是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湾类型灰坑中发现的容器残件，对其同一单位的灰坑内木炭的碳十四检测年代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 ^[5] ；同时，在河南临汝煤山二期遗址中也出土过冶炼铜的遗迹与遗物，但却没有发现铸造青铜器所用的陶范 ^[6] 。

以上零星发现的青铜器，并不能代表青铜时代的开端，而作为青铜时代起点的夏文化，在考古学上具体表现在二里头遗址 ^[7] ，在二里头三期出现了镞、戈、战斧等青铜兵器，其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前后，此阶段出现了较成熟的复合范组合冶铸技术。中原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自此著称于世，从夏代开始成熟的复合范组合冶铸技术在商周时期得到快速发展，至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已达巅峰状态。

与中原地区发达的青铜文化并驾齐驱的还有甘青地区，包括甘肃兰州附近及以西地区、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部等地，公元前1950年至前1550年的四坝文化部分遗址内发现有数百件青铜器，种类有斧、刀、锥、矛和其他小件装饰品 ^[8] 。

西南地区的青铜冶炼业起步较晚，其中四川盆地最早，云贵高原则相对较晚；四川盆地中以在宝墩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星堆文化为其开端，其大体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之交，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内出土的器物种类复杂，造型奇特，数量繁多，其中不少器物是其他地区从未出现过的 ^[9] ；虽然如此，但其所出器物却体现出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因素，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应是在部分吸收中原青铜器文化因素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一支有自身地域特色的青铜文化，虽然在其内没有发现青铜器冶炼场，但这种有地域特色的青铜器应是当地冶炼而成的。

相较于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的青铜文化更晚，大体可分滇池地区、红河流域，以及滇东、黔西等几部分。滇池地区代表的主要是云南滇文化，它里面的兵器、生活用具、乐器和装饰品种类繁多，其中以表现当时社会生活、生产、宗教和战争等活动的雕刻和塑像最具特色，铸造工艺上的范铸法、失蜡法和镶嵌线刻等也运用得很成熟，体现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滇东黔西的青铜器冶炼则主要体现在云南昭通、黔西南和毕节等地，遗址多发现于山坡或山顶处，它们的时代多在战国中期至西汉初期，此时的中原青铜文化却已步入衰退期，这种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文化的多样性。

因此，我们在普安铜鼓山发现的青铜冶炼场就是此阶段青铜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青铜冶炼遗址。

在陶器方面，铜鼓山遗址出土的高领侈口圜底陶器具有红水河流域先秦时期陶器的特点，从已发掘的拉它和坡们遗址中可得到证实，它们之间不仅在年代上相近，而且在文化面貌上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可能为同一族群所遗留的实物资料，这种以流行磨制双肩石器和圜底器的特征在其下游的广西红水河流域的新石器遗址中所体现的文化面貌也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还体现在广西部分先秦崖洞葬的墓中。

铜器铸造方面，发现有支子和坩埚等冶炼工具，以及石范模，其中石范模中的戈范、剑范、钺范、镞范、鱼钩范同其他基本都是小件的青铜器，以兵器为主，虽然这种复合范铸造的技术较中原地区晚近千年，而且铸造的器物也较简单，但它在贵州古代金属冶炼史中却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迄今在贵州发现最早的青铜冶炼场所，特别是遗址存在明显功能分区使得它的冶炼成为一种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