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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的古代文明
今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贵州地貌，是在距今200万年左右，贵州向高原地势转变而逐渐形成的，那时候还没人类活动的迹象。时光如梭，时间终于来到距今10万年前，这片土地迎来了她的新主人，从古猿演进化而来的智人在个别生存条件较好的喀斯特山洞内开始了最初的人类生活。
在20世纪80年代，北至黑龙江畔，南到两广，东至黄海之滨，西到青藏高原，分布着旧石器时代数量众多的人类化石或原始工具，达数百处之多，时代涵盖早更新世的旧石器时代初期前段至晚更新世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1] 。这时，古人类在实践中，慢慢掌握了用火和捕猎野生动物的技能，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简单的石制工具。
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人工取火技术的发明及运用，人类终于可以告别茹毛饮血的生活，开始了熟食的生活方式，并进而发明了陶器，石器的使用也由打制向磨制转变。
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人群，他们在居住地的选择上，仍然会选择那些条件较好的洞穴作为聚居地，因此，我们会在部分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上部发现少量烧制火候很低的陶片；与此同时，他们中的部分人群却不再留恋于穴居的生活，而是逐渐向生存条件更好的江河一带迁徙，居住形式也变成露天的房子，在陕西南关东南的庙底沟遗址内即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和龙山时期房址 [2] ，为浅竖穴或袋状竖穴式房屋，底部有白灰面，阶梯式门道竖穴四周有排列整齐的柱洞。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图
石器的制作
这时，生产工具除了打制石器外，新出现了磨制器。除此之外，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局限于狩猎和采集，而学会了农业种植，这种生产性经济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距今4500～10000年间人类发展阶段的新石器时代。
庙底沟遗址龙山时代房子
相较于黄河流域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今贵州所在的这片蛮荒之地情况又如何呢？实际上，旧石器时代的贵州，数量众多的洞穴遗址分布，构成了发达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多山的地形和喀斯特溶岩地貌，使得在新石器时代，人们还是主要在溶洞内生活，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原始农业并未兴起，文化的滞后性已初步显现。
进入商周时期，人们的活动范围明显扩大，除了一部分人继续过着穴居的生活外，大部分人已将活动范围扩展到江河流域一带，贵州的乌江、清水江和北盘江及其支流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我们在北盘江下游沿江两岸发现多个该时期遗址，遗址的密集分布和它的地理环境有着莫大关系，到此段江面变宽，并且在它的岸边分布有较好的台地，这种地形环境更适宜人类生活。
因此，我们可见到的相当于此段的古人类生活遗址无论从数量或是分布密度上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北盘江下游天生桥至坝社河段的十余公里的沿江两岸台地上就分布有十余处该时期古人类遗址。
商周之后，时代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继鬼方之后、夜郎之前，出现了一个牂牁古国。关于牂牁国最早的记载见于《管子·小匡》：“葵秋之会，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于桓公……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莫违寡人之命……”此处的牂牁应该是指春秋时期与吴越并雄的方国。但对于《管子》内记载的真伪，至今仍有不少疑案待考证，有人认为它是假托管仲之名而作。事实上，这部书的确是汉代刘向将战国及以后的一批零碎著作进行编订，并汇集成86篇，后世仅保存下来的76篇的合集。
普安铜鼓山遗址的发掘则为牂牁古国的探讨提供了线索。提到牂牁古国，我们必然会想到牂牁江，它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一书：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在番禺见到产于蜀地的枸酱，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番禺即今广州。蒙归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日：“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后来，蒙向汉武帝上书：“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之一奇也。”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伐南越，发夜郎精兵下牂牁江，同会番禺是也”。
综合以上文献的记载，我们大致可知牂牁江和越族生活的地方应有一定的联系。据考证，两广地区主要是越人的聚居地，而夜郎聚居区多在滇东黔西一带，在此区域内能直通广州的仅有南北盘江，其中以北盘江为甚。因此，不少学者考证北盘江属狭义的牂牁江，这应有一定的合理性。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夜郎故地建牂牁郡，领十七县，以且兰县为郡治；而盘江所辖地域则分属十七县中的谈稿、宛温和谈指等。在兴仁和兴义发现为数众多的汉墓当为此时期遗存，其内既有陶屋、百戏俑、水田模型等反映生活和生产的遗物，也有反映原始宗教的摇钱树和连枝灯。
魏晋时，这里属夜郎郡和西平郡，南北朝时期属乌蛮，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郡为州，属盘州和琰州；唐时属黔中道和牂牁国，宋时属训州、和武州、茂龙州和普宁州；元时为普安路和普定路；明时属贵州安顺军府和广西布政司泗城州安隆长官司，清时属贵州行省的安顺府和兴义府。
虽然在贵州的考古和史学研究中，一直没有搞清楚夜郎国的具体位置和分布范围，更不要提它的文化面貌，以及当时的人群是何种生产力水平和生活状态。对于北盘江和牂牁江的关系，在众多的学者中也没有达成共识，但是，至少我们这一次的流域考古，将这层神秘的面纱掀起一角，虽不能达到拨云见日的效果，但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
对于世居在此的人们来说，南北盘江的考古，是解读他们祖先历史的一次尝试，也是对我们祖先了解的一种企盼；对外面的人群来说，是了解贵州古代历史的一次机会，人们期待盘江的考古能发掘出一部丰富多彩的贵州古代历史，期待着对历史上夜郎和牂牁江的探讨有一个答案，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历史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一面，以江河为依托的古代文化发展并不局限于江河，而是更大的区域内都有文化的相似性，我们在普安铜鼓山的发掘证实了它是一个我国发现较早的冶铜遗址，但在所出器物上，却与北盘江的坡们遗址有较多相似之处，它们之间应有一定的联系。
有鉴于此，我们所说的盘江考古，并不局限于北盘江所发现并发掘的十余处遗址点，而是更大范围的北盘江和南盘江流域范畴，包括贵州省六盘水市、黔西南州、毕节市的威宁县、安顺市的安顺、镇宁、关岭、普定和紫云等地区。
[1] 《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九号《庙底沟与三里桥》，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