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民的迁徙之路
关于仫佬族外迁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邦水说，另一种是江西说。
麻江县龙山乡芭茅寨金姓的一块碑文上写道：“……先世由江南苏州迁至江西庐陵。清中叶，又迁都匀邦水司，后迁东乡之马蹄寨，与瓮袍文姓联姻。遂定居焉。今散于芭茅寨、马蹄、塘介、桐木坡……”
麻江县下司镇德兴村瓮把朗罗泽本说，德兴文姓祖先由江西迁来，原住都匀大田后坎，后迁下司德兴村瓮把朗。
麻江县下司镇大坡村罗文举、罗文奇说，罗姓祖先曾在都匀府邦水司住过，最先是从石绕搬到大坡来的。而石绕的罗启宏、吴老毛也说他们的祖先是从都匀邦水江九迁过来的。
麻江县下司镇回龙岩头寨罗姓仫佬族说，祖宗从都匀邦水搬迁过来找田种，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现已有十辈人。祖公的墓地就在寨子后面的坡上。
宣威镇黄土寨仫佬桥
麻江县碧波乡枧冲吴姓仫佬族讲，相传吴姓原住都匀邦水，为逃避官司迁来这里居住，当时是打芒公、打黑公和打虎公三弟兄一起来此地，后来打黑公搬到龙角寨去了。
麻江县下司镇龙里村文姓仫佬族说，祖宗从都匀邦水蟒山坡迁到此开寨定居，有十四代的历史了。其祖公一个叫文都、一个叫文匀，葬于现在的都匀。文家在都匀开发区渡船浦有房族居住。
麻江县宣威镇琅琊陈姓族谱记载，始祖从都匀骆家田移居至此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都匀渡船浦
王桥古墓
云海深处
现居凯里市龙场镇虎庄门楼及大风洞乡荣锋村的金姓都说始祖是从邦水搬迁过来的。
麻江县宣威镇基东村文姓、朱姓及该镇瓮袍村文姓仫佬族都说是从都匀邦水搬迁过来的，该村的李姓仫佬族则说他们是从都匀黄土坡搬过来，原在那里还修有祠堂，是那里的古老户。
其中，邦水之地曾经是仫佬族的大本营，现在的许多仫佬族人也都说是从邦水迁过来的，这种说法有以下根据。
第一，至今有许多仫佬族人仍住在都匀邦水，主要是罗姓，不过从现今来看，只有像邦水班庄等罗家填报仫佬族，许多罗姓都改报布依、汉等民族。但据考，在他们身上其他民族的特征并不明显，无法排除他们的祖先是“木佬人”的可能。
第二，汉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在都匀一带居住着仫佬族先民。如明弘治年间修的《贵州图经新志·都匀府》载：“都匀诸夷，据险不庭，俗甚凶陋。其曰黑苗、曰仲家、曰木僚者，性皆凶犷，累为边患，弘治癸丑王师讨平，设为郡县。然其余孽犹未尽殆，出没无常。”仫佬族当时是都匀人口居苗、布依之后第三位的少数民族，清光绪年间徐家乾《苗疆闻见录稿》称“都匀府古西南夷地（府境）其依山为险者则木佬夷也”。因“王师讨平”，迁徙而走，至民国时修的《贵州通志》则说“都匀境内，木佬有文姓十余户，居木佬坡，今散于土汉杂处，性质难以分辨”。
宣威镇琅琊村
其三，现麻江、凯里、黄平、瓮安、福泉等地的仫佬族人，大多数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都匀或邦水迁来，若干姓氏的家谱记载其祖先是从都匀邦水迁来的。
其四，流传于仫佬族民间的“抬头看见蟒山坡，回头望见邦水河，神仙皇帝还在小，失去江山不奈何”及“‘木佬’本是贵州人，住在都匀麻哈城，罗家住在邦水寨，黎家住在柏秧坪，一把锄头走天下，开荒恭溪到都蓬”等古歌，既唱出了仫佬族人从邦水迁出的历史，又唱出了当时的背景和人们的心情，更主要的是从侧面说明了邦水曾是仫佬族人的祖辈家园。
《苗疆闻见录稿》书影
1493年，仫佬族先民为避祸端远走他乡，但仍然属于在贵州境内的迁居，没有改变其世居民族的属性。
仫佬族江西说是指明洪武朱元璋“江西填湖广”以后，江西移民大量进入贵州，也包括仫佬族祖先。从他们的家谱、碑文及民间传说得到佐证。
事实上，在包括仫佬族在内的贵州居民中，广泛传说始祖从江西迁来，仫佬族中多个房族传说其始祖随朱元璋来到贵州，所以他们的祖籍是江西。为什么有此说法？这种说法正确与否？一切还得从明代的政治形势说起，科学地分析这种说法的可能性。
首先肯定，江西移民说有一定的普遍性。
麻江县宣威镇琅琊村陈氏族谱记载：“先辈移居江西吉安府书市巷（诸市巷）。清康熙年间，陈之贵迁入贵州都匀骆家田居住，为入黔始祖，称为一世。”
位于凯里市大风洞乡都兰村岩脚寨背后的老坟，是都兰罗姓、凯里市舟溪镇大中村罗姓、独山县河口罗姓、福泉市陆坪镇平寨罗姓共祖的始祖坟，碑文上写“江西元祖罗公凯龙大人墓”，表明他们的始祖是从江西迁来的。
宣威镇黄土寨
五戊春社纪念碑
凯里市大风洞乡冠英大寨罗姓说，罗家是从江西诸市巷来到邦水，应在元末明初时期，再从邦水迁移过来的，到大寨已有三十三辈人，约六百年的历史。现在都兰相传九塘共一水，即寨中锅底塘、乌塘、门楼塘、高笋塘、寓屎塘、三角塘、竹叶塘、梨花塘、荒塘。都兰是一个处于河岸边、水源好，不容易受外人侵扰的世外桃源。这说明当时的祖先选择这样的定居地不无道理。
麻江县下司镇龙里村文姓仫佬族说，始祖从江西吉安府迁来都匀邦水蟒山坡，然后迁到龙里开寨定居，已有十四辈人的历史了，大约三百年，应是清朝初叶来的。
由黄平县人民政府、崇仁乡人民政府、新华村村民委员会于1992年2月20日共立于黄平县崇仁乡新华村富塘寨和大罗新寨背后撵社坡的“五戊春社纪念碑”的碑文上则追叙说：“由自明太祖开辟贵州木佬族始祖由赣入黔……”
鸟瞰黄平县城
黄平县崇仁乡新华村大罗新寨黎盛良先生是后来才从福泉市兴隆乡迁入此地的，他说黎家始祖从江西来到福泉牛场高楼石板寨，然后迁到兴隆。
黄平县崇仁乡新华村大罗新寨王姓仫佬族说，始祖从江西诸市巷高坎子王家迁来，先迁到现福泉市牛场睹浒，然后才到达此地。睹浒人曾去江西录过家谱，但找不到，因为江西并没有一个叫诸市巷的地方。
大风洞乡山间公路
凯里市大风洞乡都兰村有耳寨黎炳文家中的《黎氏家谱》中记述：“木佬人于洪武年间，十八家指挥总入黔，开辟云贵两省。洪武十二年（1379年）新开麻哈州（今麻江县），后开都匀府、清平县（今凯里市），又驻扎平越（今福泉市）牛场坪，蛮匪平息，迁至高楼石板寨。十余年后迁至黄平坪溪坝。”
麻江县宣威镇基东村李琼璜的母亲说：“李家原籍是江西的。当时祖先来时还带了两棵树苗，一棵栽在现在的基东白狮寨，另一棵栽在凯里的情郎附近。李家在基东定居后，由于时局动荡，此地只剩下两个老人。其余逃到都匀，后又陆续迁回，至今已好几辈人了。”
凯里市大风洞乡平良罗万光说：“听老辈子讲，我们是由江西临江水高坎子九家桥诸市巷迁来贵州，当时贵州人中江西人多，是‘调南填北’来的，到了贵州就定居都力、都兰，再没有外迁过。”
凯里市大风洞乡都兰村有耳寨罗潢仁说：“老辈子由江西来都匀、独山，后来迁到瓮安木佬坪住，然后又迁到黄平坎上（今飞机坝），后来又搬到现在的重摆。”
麻江县下司镇大坡村罗姓仫佬族说：“罗姓祖先曾在都匀府邦水司住过，最先从江西到邦水，然后到石绕，最后迁到大坡。”
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上述几例归纳起来有以下特点：一是始祖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江西籍贯；二是在明清时期来的；三是听从朝廷的指令而来的；四是多数来到都匀、邦水，再从邦水迁到现在的居住地；五是他们都属仫佬族先民，而江西则没有仫佬族先民，应该是融入贵州当地仫佬族而成为仫佬族的。
要厘清江西说的缘由，需翻阅贵州明清时期的历史典籍。从当时中央王朝的角度来看，贵州实属蛮荒之地。“维我贵州，远在要荒”。“要荒”一词出自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禹贡》，其中把中国疆域划分为“五服”，“要服”与“荒服”属于离中央王朝中心最远的蛮荒之区。
《禹贡》书影
翻阅明代朝廷编纂的记述该朝历代皇帝有关贵州言行的《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明太祖朱元璋可能算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关注贵州最多的一位皇帝。贵州的思南土司田仁智采取主动，归附了明朝。为此朱元璋传谕“仁智僻处遐荒，世长溪洞，仍能识天命率先来归，可嘉也，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不久思州土司田仁厚也来归附，朱元璋也同法办理。随后又派遣使者分别赏赐两土司罗、绵、绮、帛、纱帽等。朱元璋沿用这个办法，安排了播州、八番、贵州宣慰司、普定府等土司归附后的职务。在大土司的带动下，贵州当时尚存的百余名土司、土目也纷纷归附，迅速稳定了贵州局势。当然，朱元璋看重贵州，主要是着眼于控制云南。明朝开国后，元朝的残余势力梁王仍占据云南，他不肯投降，还杀了朝廷的使者。朱元璋看准了平定云南必有一场恶战，所以在正式讨伐云南之前，对处于“滇之喉”地位的贵州必然要做一些军事上的布置和政治上的安抚工作。而和仫佬族中的江西说直接相关的是明代的军事屯兵。
《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书影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嘉靖年间思南府城图
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贵州设立了贵州都指挥使司，作为全贵州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又过了31年，明成祖才决定设立贵州承宣布政司。又过了7年，即永乐十八年（1420年），中央才正式派遣了专职的按察使，使得贵州省行政、军事、监察“三司”一整套机构配齐，成为全国十三个省级单位之一，这在全国是不算晚的。
贵州之所以先设军事指挥机关后建省，是明朝初年对西南地区尤其是对云南用兵的直接需要。明朝大局既定之后，朱元璋决定用兵云南，统一全国。而用兵云南，无论取道湖广或巴蜀，势必都要路经贵州。所以朱元璋采取了“先安贵州、后取云南”的战略方针。为了确保云南边防的巩固和西南政局的稳定，明初就在贵州普遍设立卫所，以数十万兵力控制各路驿道，确保军事路线畅通无阻。贵州卫所的密度为西南各省之冠，基本上都分布在湖广通云南、四川通云南的驿道上。
平定土司所在地，现今平定村
《贵州通志》书影
明朝在贵州设立屯堡30个卫，据明嘉靖年间修撰的《贵州通志》记载的入黔军户测算，前后有近100万的屯军和随军人口进入贵州。驻“木佬”居住区的有龙里卫（今龙里），其原额兵丁有7388名；新添卫（今贵定），原额兵丁5978名；平越卫（今福泉），原额兵丁有6975名；清平卫（今凯里炉山）兵丁9803名；兴隆卫（今黄平）兵丁8661名；都匀卫兵丁7169名。以上六卫史称“下六卫”，六卫合计驻军达45974人。而明代兵卫之制是，一人在军，阖家同往，无妻者予以婚配，其在军充役者为“正军”，辅理正军料理生活者为“军余”，正军和军余皆注籍军户，世代不改。嘉靖《贵州通志》记载的军户达62273户，261869丁口，分布在驿道沿线，“下六卫”屯军则担负守卫湘黔、黔桂交通的任务。屯堡星罗棋布，形成了许多汉族移民的聚居点，插入少数民族地区，成为明代的军事要塞，也同时客观地成了传播中原文化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据点，以后则发展成或大或小的政治经济中心。
明代贵州的屯军筑堡给贵州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等，但对贵州仫佬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族成分的融合、文化习俗的改变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几个方面。嘉靖《贵州通志》载的入黔军户兵丁人数在整个明代总计约有100万的屯军和随军人口进入贵州，而且在“天启以后，卫所渐弛，屯军大量逃散”。故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查仅有26840名。这一数字说明，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这前后200多年间，当初的卫所已溃不成军，明代入黔的军士几乎逃尽。
当时的法令规定，逃亡或倒流回乡的军户必须捕拘回卫。逃军走投无路，只好潜入少数民族地区，一部分以同乡关系结合而成为所谓“南京人”等外籍人，另一部分则与少数民族通婚，形成“汉父夷母”或“夷父汉母”的当地人，故仫佬族中的许多家族历史都有“其先祖来自江西”的说法存在。
因为这一历史背景，多数仫佬族家庭在这个时候便有了汉名汉姓，同时又有原来的“父子连名”。在此之前，在贵州的各民族中，许多群体无汉姓汉名，是以氏族为姓氏，或以父子连名来避免计算上的漏误。明清时期，或由皇帝赐姓以褒功绩，或由官府给姓以编户纳粮。从汉文献的记述和凯里市大风洞乡都蓬仫佬族王桥古墓碑记推测，王姓仫佬族应该是在明代产生汉名姓氏的。
明朝中期的嘉靖《贵州通志卷三·风俗》载“旧志：木佬……颇通汉语，衣楮皮，制同汉人。妇人服短衣……”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仫佬族先民在明中期便“颇通汉话”，这是大量汉族屯军兵士融入仫佬族内部直接产生的影响所致，也是仫佬族开放自己、向外发展的一个新变化。
正因为如此，仫佬语消失也较早，以至于今天其语言已基本消失。在穿着方面，明中期便“制同汉人”，本民族的服饰已开始改革，这也主要与明屯军汉人的加入相关。仫佬族土布的工艺相对古老，生产费时，成本较高，质量也不太好，而外地进来的布匹相对便宜和质量较好，美观耐用而自然被人们接受。
另外是生产技术的改良，正如侯绍庄、翁家烈、史继忠合著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所说：大批汉人移入，对贵州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入贵州；第二，大批匠户入黔，矿业和手工业随之兴起；第三，几条驿道通往省外，商品经济不断渗入少数民族地区；第四，城镇兴起，大的屯堡渐成集市；第五，儒学渐兴，于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义学，风气大开；第六，佛教、道教在贵州传播；第七，少数民族习俗逐渐改变；第八，民族分布状况大为改变。
仫佬族妇女传统服饰（麻江县龙山一带）
正是出于这种大的背景，到嘉靖年间，便有了“木佬专以锻铁为生，善造长刀、镖镞”的记载，也有“善制刀”的多处记录，同时在农时季节的掌握、推广良种、兴修水利、牛耕技术等方面都向前跨进一大步。
与仫佬族中的江西说相关的另一个历史事件便是清代的“改土归流”政策。吴三桂在云南、贵州搞封建割据之时，为了拉拢贵州各族的统治者，已改府治派遣流官的地方，都将其地归还原来的土司，因而土司势力又一度抬头，土司制度的弊端和危害却日益暴露出来。出现了“苗倮无追赃抵命之忧，土司无革职削地之罚，直至事大上闻，行贿详结，上司亦不深求，以为镇静，边民无所控诉”（《圣武记》卷七），经济上强化了农奴制的残余，他们向清廷所交的钱币不过一百多两，“而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一娶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昏（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圣武记》卷七）等现象。这些土司，“无事近患腹心”，有事就勾结其他土司，堵塞道路和隘口，拆毁桥梁，杀伤塘兵，劫掠粮运，到处造谣，蛊惑人心，使贵州处于分裂停滞的状态。在康熙年间，要在贵州做一次户口调查都因土司阻挠而无法进行。所以，土司制度严重阻碍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土归流”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对进一步促进贵州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各族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文化上的发展具体反映在设立学校，“黔省苗人子弟情愿读书者，准其送入义学”（《圣武记》卷七），“于苗人就地之乡村，设立义学，得读经书”；“黔省内地，特设苗籍进取之例，每届发科于各府、州、县，有苗童进取生员一二名，以示奖拔”。这里的“苗”，是一种泛称，泛指所有少数民族。但是封建统治者采用“以苗弱苗”的策略，每届文科于各府、州、县苗童进取生员一二名，以示“奖拔”，考的人再多，也只录用一二名，以显皇恩而已。现居凯里市炉山镇白腊村的王氏祖公在平越考“顶子”，分数很高，但就因为是少数民族，没有录用，后由睹浒王九公（地方绅士）证明其是从睹浒王家搬到白腊的汉族，才被录用，做了清廷官员。这样的例子很多，平良的罗在官、大风洞乡的罗华轩、五里桥的王启清都隐瞒了仫佬族身份才得以在官府担任职务。
《圣武记》书影
在这一政策的背景下，改报外省籍贯就直接获得了某种益处，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仫佬族中的江西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所以从历史背景的分析和田野调查的结果来看，江西说可能存在以下情况。
第一，仫佬族中确有一部分先辈或始祖是从江西等外省而来，但到贵州后，第一代、第二代或第三代与当地的仫佬族人通婚，住在仫佬族地区，接受当地习俗，讲仫佬语，穿仫佬族的服饰，逐渐与当地仫佬族人融合在了一起。
第二，部分仫佬族为了获得在升学、科举以及政治上的便利，对外自称是外省籍。久而久之，代代相传，现在他们都说自己是江西等外省籍，其实这是一种讹传。
凯里市炉山镇白腊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