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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特征、现状与保护
所属图书:《土家族研究》 出版日期:2012-12-01 文章字数:1339字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特征、现状与保护

所谓古镇,是指历史小城镇。从历史遗存保护的角度看,它形成发展在明清时期,载有一定历史文化的、民族或民俗信息的镇、小县城或城关镇。 [1] 古镇具有厚重的历史、鲜明的文脉和独特的风格。古镇是传统农副产品交易场所的传统市场,是自然环境与人类需要千百年来朴素交融的结晶,是历史上曾经集中反映一个地区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集镇,是乡村居民活动的边缘社会。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大都为明清时期遗存下来的吊脚楼、石板街、商业会馆、宗教寺庙等建筑群落,镇上都保留有独特的衣食住行、婚嫁丧娶、祭祀巫术等民间习俗和别具一格的民间艺术。总之,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浸染着独一无二的、永不枯竭的民族文化,传承着丰厚沉甸的历史遗产,不仅是中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特征、现状与保护,既有助于深入了解山地型古镇的历史与特点,也有利于有效的保护古镇文化遗产与合理地开发古镇的文化价值。

一、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分布及特征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古镇是乌江流域各民族先民根据生产、生活的需要选择的能长期生存的聚居区。这些古镇虽然分散于山川田野之间,但是,发达的水网、古老的驿道将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府、州、县城编制成一张发达的社会经济网络,构成了在经济社会和空间发展上具有紧密联系的市场体系,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与社会影响。 [2]

(一)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分布

乌江蜿蜒曲折,兼纳百川,沿途接纳许多支流,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水系。乌江从贵州威宁县石缸洞至黔西县化屋基为上游;化屋基至贵州思南县城为中游;思南以下至重庆涪陵为下游。乌江流域除重庆段的武隆县、南川区、涪陵区不是民族区县外,其余区县均为少数民族地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众多,它们集中建筑在商旅聚集的交通要塞,主要在乌江干支流、古代驿道及沿边地区。笔者按照乌江上、中、下三段分述其分布情况。 [3]

1.乌江上游段(30座):威宁县草海镇,赫章县双河镇,纳雍县雍熙镇,大方县大方镇、瓢井镇,织金县城关镇、牛场镇,毕节市毕节镇,黔西县水西镇、大关镇、谷里镇、清池镇、安底镇,水城县水城镇,六枝特区平寨镇、岩脚镇,安顺县旧州镇、宁谷镇,普定县城关镇,平坝县城关镇、天龙镇、马场镇,镇宁县城关镇、丁旗镇、江龙镇,关岭县关索镇、永宁镇、花江镇、坡贡镇、岗乌镇。

2.乌江中游段(60座):贵阳花溪镇、青岩镇、白云镇,清镇市城关镇、卫城镇、站街镇,修文县城关镇、扎佐镇,息烽县永靖镇、九庄镇,开阳县城关镇、龙岗镇,遵义县南白镇、团溪镇、鸭溪镇、板桥塘、新舟镇、乌江镇、高坪镇、泮水镇、龙坪镇、茅坡镇,桐梓县城关镇、新站镇、狮溪镇,绥阳县洋川镇、旺草镇、蒲场镇,湄潭县义泉镇、永兴镇,凤冈县龙泉镇、琊川镇,黄平县新州镇、旧州镇、重安镇、平溪镇,施秉县偏桥镇、双井镇、大牛场镇,都匀市墨冲镇,龙里县龙山镇、猫场镇、羊场镇、洗马镇,贵定县城关镇、盘江镇、沿山镇、平伐镇、昌明镇,福泉县城厢镇、马场坪镇、凤山镇,瓮安县雍阳镇、草塘镇,余庆县白泥镇、龙溪镇、松烟镇、太平镇、敖溪镇,石阡县汤山镇。

3.乌江下游段(34座):贵州思南县思塘镇、塘头镇、许家坝镇,德江县姜司镇、潮砥镇,印江县鹅岭镇、缠溪镇、木黄镇,沿河县和平镇、官舟镇、淇滩镇、思渠镇、洪渡镇,正安县凤仪镇、安常镇、土坪镇,道真县玉溪镇,务川县都濡镇、濯水镇,江口县双江镇、闵孝镇,松桃县蓼皋镇、盘信镇、大坪镇、普觉镇、乌罗镇、甘龙镇、长兴镇,湖北利川市的都亭镇,恩施市施南镇、巴蕉镇,重庆酉阳县龚滩镇,彭水县郁山镇。

这些古镇,从总的来讲,都属于山地镇,但因具体地貌不同,共有四种类型: [4] 一是平坝中的古镇。周围坝子较平,古镇建在坝中台地上或坝边较高处,如黔西县水西镇、平坝县城关镇、湄潭县义泉镇、彭水郁山镇等。二是盆地中的古镇。古镇大体平坦,但周围群山环绕,属于盆地地形,如毕节市毕节镇、开阳县城关镇、正安县凤仪镇、恩施市施南镇等。三是江边峡谷地带的古镇。乌江两岸高山对峙,河滩狭窄,古镇建于江边河滩上,并向坡上发展,如思南县思塘镇、沿河县和平镇、酉阳县龚滩镇等。四是山腰斜坡上的古镇。古镇建在斜坡上,高差较大,如大方县大方镇、息烽县永靖镇、黄平县新州镇等。

(二)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特征

古镇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活动中心,在此居住的居民、流动的商人及四周的乡民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复杂的边缘社会。当然,古镇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它也发挥着社会管理、安全防御、商贸交流、救济保障等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古镇基本上属于山地历史小城镇,从地理空间上看,古镇多在水陆交通畅达、市场需求旺盛的地区,尤其是航运条件良好的滨江地区。而交通阻隔、经济落后的偏远山区,古镇相对较少。就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地域分布情况看,其特征有四:

第一,沿流域分布。在古代,河流和水系对于人们的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至关重要,它既是人们生活用水的渠道,又是人们水上运输的航线。在古代陆路运输方式较为落后的情况下,在靠近河流两岸的地区,由于灌溉方便,农业经济相对发达,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也比较高,加之水运中转时纤夫、船工、商客的食宿等商品服务需要,容易形成聚落,进而发展成为集镇。可以说,河流是古镇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否拥有水路条件以及水路条件的优劣程度,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该地区古镇经济的命脉。从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分布看,中下游地区的很多古镇均修建在乌江的干流或支流上。如贵阳花溪镇,清镇市城关镇,遵义县乌江镇,绥阳县洋川镇,湄潭县义泉镇,石阡县汤山镇,思南县思塘镇,沿河县淇滩镇、思渠镇、洪渡镇,正安县凤仪镇,务川县都濡镇,酉阳县龚滩镇,彭水县的郁山镇。

第二,沿驿道分布。众所周知,驿道驿站是国家主要物资运输、官员往来、信急传递的重要命脉。明代水西土司奢香在黔西北开辟了驿道,中央王朝在此设置了驿站,这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认真翻检史籍,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地区的古镇与驿道交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是古镇直接从驿站发展而来。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重要的关津要塞都设置有驿站、塘讯,这些驿站、塘讯既是中央与地方联系的通道,也是商业往来的重要渠道。驿站的设置,无疑就形成了一定的消费规模,就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商业活动,商业活动达到一定规模的就有了税收的必要和管理衙门,派驻了军队,甚至筑起了城墙,于是镇也就产生了。如黔西县谷里镇,明代为龙场九驿之一。清代为川盐入黔“仁岸”运输要站,外地商人多来于此。民国16年(1927年)就建谷里镇,后改乡。1961年建谷里公社,1984年5月18日以原公社行政区域建镇。 [5] 乌江流域这种古镇很多,如遵义县鸭溪镇、板桥镇,桐梓县城关镇、松坎镇、新站镇等。有些古镇甚至是由驿站向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发展,成为新生的县级政权的所在地,由此带动起驿道沿线社会经济的发展。如贵州龙里县龙山镇,于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设置龙里驿,洪武十九年(1386年)又增设龙里站,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置龙里卫,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裁卫设置龙里县,为县治。民国21年(1932年)设龙山镇,新中国成立后易名城关镇。1961年建城郊公社,1963年恢复城关镇,1983年12月6日复名龙山镇。 [6] 由此可见,龙山镇就是由最初的驿站而逐渐发展成为龙山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乌江流域很多县治是属于类似情况,如赫章县双河镇,平坝县城关镇,修文县城关镇,清镇市城关镇等。

第三,与土司制度有关。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地方政治制度,是中央封建王朝在边疆民族聚居地区和杂居地带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是中央王朝对内属的各民族或部落酋长(首领)封以官爵,赐以名号,让其世袭统治原有的各民族人民,中央王朝只通过这些民族首领进行间接统治;同时,又规定各民族首领必须承认是中央王朝委派的民吏及其统治区域是中央王朝统治下的一部分,并听从中央王朝的征调,按期缴纳一定的贡赋。在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在乌江流域设置了众多土司,有的土司衙署所在地后来就成为古镇。如大方县大方镇就是这样的古镇。翻检贵州古代史,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大方县大方镇历史上曾为水西土司统治中心,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为亦溪不薛宣慰司治所,明初为贵州宣慰司领地。当时,由于水西君长接受中央王朝的赐封,成为全国有名的大土司;明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升贵州宣抚司为宣慰使,诏霭翠(霭翠系水西君长)位各宣慰之上 [7] 清康熙四年(1665年)置大定府,为府治;民国25年(1936年)设大方镇,新中国成立后曾更名为城关镇。在一定程度上讲,没有水西土司就没有大方镇。在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古镇中,与土司有关的实在太多。诸如威宁县草海镇,黔西县水西镇,遵义县南白镇,修文县扎佐镇,息烽县永靖镇、九庄镇,余庆县白泥镇,凤冈县龙泉镇,江口县双江镇,印江县鹅岭镇,黄平县旧州镇、重安镇,施秉县偏桥镇,石阡县汤山镇,思南县思塘镇,德江县姜司镇,沿河县和平镇等。

第四,与军事卫所有关。从元代到明代,中央朝廷在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不仅建立了土司制度,而且还在该地区的边缘地带、险要地区设置卫所,驻守重兵,建立起军事防御包围圈。中央朝廷在乌江中上游地区设立土司制度与卫所制度并存、土官与流官参用这样一套政治机构,目的是为了统治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人民。明代的卫所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而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军事组织。 [8] 当时的卫所机构基本上设在该地区的边缘地带,有的则与土司犬牙交错。卫所的作用在于管理军户,它插入土司地区,控扼军事要道,并以此为据点,逐步实行改土归流,卫所与府、州、县有时同在一城,有时不同城,这就使一些卫所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古镇。如清镇市卫城镇,地处贵阳至黔西北的交通要冲,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建城并置镇西卫,为卫治,故名卫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裁卫入清镇县,称卫里。民国时期先后设镇西镇、卫城镇,1953年复置卫城镇。 [9] 其实,清镇市卫城镇也就是由保卫贵阳城的军事重镇发展起来的一个古镇。类似情况的还有毕节市毕节镇,平坝县天龙镇,黄平县新州镇,修文县扎佐镇等。

二、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现状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古镇是人类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再生性,是人类的共同创造和拥有的财富。它的代表性与重要性、差异性与无限性等,都显示出它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无比珍贵。因此,古镇在人类遗产财富中,往往远胜于其他单体文物或遗址的价值。然而,古镇的现状令人堪忧。

(一)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现状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城市化已经成为全球的潮流。就是在这个全球城市化的进程中,除了少数个别的古镇得以幸免于难之外,无数的历史文化名城古镇成了牺牲品。要么已经或即将被高峡平湖彻底埋葬,如龚滩古镇、淇滩古镇等;要么被运动风暴和经济开发先后围剿、杀得古韵古香尸骨无存,如洪渡古镇、郁山古镇等,其状惨不忍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现状如下:

1.全部拆毁。是指古镇原有的建筑遗址被毁,完全由现代建筑所替代,古镇原有的古风古韵退化、损坏、甚至消失了。如,重庆市彭水郁山镇是一个一直深藏在山中无人撩起其美丽面纱的文化名镇。它历史最为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这里就诞生了古老的“黔中文化”。据史料记载,自汉建元年(公元前14年)汉武帝在郁山设涪陵县始,各朝各代均在此设州建郡,郁山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繁盛之地。在唐代,郁山是黔中道黔州都督府的治所,统辖包括矩州(今贵阳)在内的51个羁縻州。同时,这儿曾遗存了汉墓群、唐代开元寺、唐太子李承乾墓、黄庭坚衣冠冢、南宋鸡冠城遗址、清代太平桥,以及在我国西南地区极为罕见的蚩尤庙等。这里还有著名的九宫十八庙,以及见证与巴蜀、荆楚地区早期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古老盐业。然而,迄今为止,九宫十八庙已烟消云散,延续1000多年的开元寺也于20世纪90年代全部拆毁。现在人们还能在郁山古镇看到的仅有为纪念贺龙而修建的“怀龙亭”、郁江河边熬盐的残址。此外还有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黔江区文管所的唐代铜钟(黔州都督赵国珍铸造)。 [10] 新中国建立初期,有些古建筑基本完整(如大唐盛世年间修建的开元寺),然而50年后的今天,这一切都荡然无存,连一栋木质的老房子都没保留,取而代之的完全是豆腐块状的水泥砖房,无任何风格古韵可言。乌江下游像这种古建筑被完全拆毁的古镇还有:湖北利川市的都亭镇。

2.面目全非。系指原有的古镇建筑部分遭到破坏,部分得到了保护。由于保护的措施不力,投入不够,比较起迅速崛起的当代建筑,残存的古建筑、古遗迹不伦不类,整个古镇面目全非。例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施南镇,是湖北省政府命名的“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该镇的古建筑南门、西门及部分古城墙尚完整,西门老街系一条全木质结构的四合院街,古香古色,令人陶醉。然而当地政府对这些古遗产既没有保护的规划,也没有保护利用的措施,投入资金十分微薄,仅仅就是挂一块“省级重点文物”的牌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街寺庙都变成了危房,城墙被小商人们到处侵占修店铺,整个古镇面目全非。乌江下游类似的古镇还有贵州思南县的许家坝镇,印江县的合水镇、缠溪镇等。

3.被水淹没。随着“西电东送”工程的实施,乌江迎来了11级梯级电站开发的机遇。然而,由于这些大型水电工程的建设,让乌江流域的许多古镇已经或即将成为水下冤鬼。这样的古镇有贵州沿河县淇滩镇、思渠镇、洪渡镇,德江县潮砥镇,重庆市酉阳县龚滩古镇。研究西南地区地域文化的学者都知道,龚滩古镇是山地文化的典型代表。该镇源自蜀汉,《太平寰宇记》载:“涪陵汉复县(龚滩)属巴郡,蜀主郡于此。”迄今已1700余年。在中国历史上,龚滩在唐代已经建县,知名于北宋,明代时作为必不可少的货物集散地而走向兴旺,形成了独特的“搬滩”,盛极一时。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后,龚滩的商贸市场逐渐完善,重庆、涪陵、自贡等地的商人纷聚此地,上运大宗食盐及日用百货,下行生漆、桐油、粮食。龚滩地处渝、湘、黔三省(市)交汇之角,自古为乌江的水陆货运转运中心和重要集镇,川、黔、湘、陕的商贾、脚力、纤夫、政客、兵丁云集于此。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与磨砺,造就了龚滩独特的人文自然景观,成为千里“乌江画廊”独特的风景线。龚滩古镇原有早年的土家族居民在此修建的绵延2公里的木结构吊脚楼房,是整个长江流域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完整的民居建筑,画家吴冠中称之为“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山地古集镇”。长约3华里的青石板街、叠层木制吊脚楼是古镇的特色。古镇还包括重要的建筑西秦会馆、川主庙、董家祠堂、三抚庙、三教寺、一沟十八桥、封火墙、冉家院子、周家院子、杨家行等一大批明清古建筑。 [11] 2005年9月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重庆乌江彭水电站项目核准的批复》,彭水水电站建设项目正式获得批准,也使得龚滩古镇被水吞没的命运,一锤定音。这是继三峡工程后,重庆境内因水电站建设而沉入水底的千年古镇又一案例。

4.幸存得以保护。贵阳市青岩镇最具代表性。青岩古镇是贵州省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形成于明洪武年间,历明清两代,迄今600余年。明清时期的青岩,不仅是贵阳粮运生命线、贵阳南大门和军事重镇,而且也是贵州省人才辈出之所、人文荟萃之地,更是贵州“多元文化”的缩影。明崇祯十一年(1038年),大旅行家徐霞客经过青岩,并在《徐霞客游记》中称:“青岩其城新建,城中颇有瓦楼街市,是贵省南部要害。”古镇旧城四周有城墙,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四门内外原有8座石牌坊,现存3座,皆为白棉石建造四柱下开间牌楼,上有楹联浮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其中赵理伦百岁坊一反常规的石狮雕塑,艺术大师刘海粟推崇备至,认为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古镇原有近30座庙宇祠堂,现存有迎祥寺、慈云寺、川祖庙、万寿宫、云龙阁、青岩书院等;古镇的民居特色十分引人注目,古色古香的商业街及大街小巷的青瓦木屋,保留了浓郁的南方古居民风韵。镇内石砌的围墙、路面、柜台、庭院及石碓、石磨、石碾、石缸随处可见,极富地方风貌。因此,青岩古镇又誉为“青岩石头城”。明清以来,该镇人才辈出,有官至翰林院学士、曾参与撰修《康熙字典》和《贵州通志》的周渔潢,有“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第一人轰动华夏的赵以炯,有曾任孙中山先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秘书长的平刚先生。镇内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作战指挥所、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父母曾居地、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震惊全国的青岩教案遗址,还有占地200余亩的国内珍稀保护植物青岩油杉林以及全国著名古生物化石山——云土坡。 [12]

(二)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被破坏的原因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被破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地方政府的忽视。政务院1951年发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暂行办法》,随后又出台了不少有关保护文物和遗址的指示、通知、办法,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与实施,对保护古镇这种特殊的文化遗产才有系统规定。虽说这些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各级地方政府的确少有认真贯彻落实的。特别是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很难也很少顾及到古镇保护这一工作上来;加上对古镇保护的意义认识不够,忽视了对它的规划、管理和保护,以致许多古城被破坏和消灭后,地方政府依然还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忽视,保护宣传工作不够,所以,群众的保护意识淡漠,这无疑加速了古镇的破坏与毁灭。

2.人为灾害的破坏。一是战争破坏。土司时期各土司为抢夺地盘和人口,战火不熄;改土归流及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匪患不断,战争、抢劫、恐怖活动、野蛮行为,使古镇破坏极为严重。二是政治运动的破坏。如“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这场政治运动对古镇文化遗产的破坏是灾难性的,无法补救的。迄今为止,除了像郁山镇的“唐代铜钟”属国家一级文物得以保护外,绝大多数古镇的宗教会馆、古建筑和古遗迹都以“四旧”的罪名被破坏,有的则被彻底铲除,造成乌江流域古镇严重破坏和数量减少。三是经济建设的破坏。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基础工程建设、市区开发、现代耕作、现代工业的污染等,也是导致古镇破坏严重的原因。

3.自然灾害的侵蚀。由于地方政府的忽视,该地区古镇缺少必要的资金维护,那些以石木为基础材料建设的古镇,在山洪、干旱、风化、雨淋、污染等自然灾害的侵蚀下,不同程度地惨遭破坏。

4.不科学规划的破坏。在我国当代发展中,城市化进程已经成为主要潮流,巨大的人口压力,巨大的就业压力,超常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人人都想尽快致富的向往,形成了一股谁也无法阻拦的潮流。作为经济落后的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各区县,必须跳跃式发展经济,才能摆脱贫困局面。因此,有的区县政府以牺牲有限的资源与美好的环境为代价。特别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乌江11级电站的修建,导致许多千年古镇遭到毁灭性破坏,做了“水鬼”。像龚滩这样举世少有的古镇也逃脱不了淹没的厄运。如果说不科学规划的历史进程已经给中国古镇带来巨大威胁的话,那么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古镇来说,就是直接“剿灭”和彻底铲除了。

三、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保护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古镇作为从乡村到都市的过渡地带,受多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表现出商业文化、农耕文化、军旅文化、宗族文化、民族文化等多种文化交织的文化特征。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进程中,在“西电东送”重大决策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应该探索出保护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原则、保护内容及有效措施。

(一)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保护的原则

在当前的形势下,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对古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力求做到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保护古镇的过程中,应坚持以下几条原则:

1.真实性原则。保护古镇的真实性体现在:该件文化遗产是否物化了历史信息,是否承载过真实生活,这是保护古镇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古镇属于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信息的物化载体,它具有不可再生性,所以,在保护古镇时,对古镇的建筑形式、景观特色、传统文化、宗教艺术等必须原汁原味地予以保护。如青岩古镇是独具特色的“黔中文化”代表作,它包含了军事文化、宗教文化、江南文化等众多外来文化,同时还融合了异域的社会、历史特质,因此,青岩古镇应该真实地保护其独特的黔中文化特色以及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近年来,有些古镇在保护过程中把重建、恢复一些古建筑,修庙造塔,修建仿古街市等,认为是一种保护,其实这是对保护古镇的误解。

2.永续性原则。保护古镇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古镇内的文化遗产不受破坏,为一定的历史文化时期提供真实见证,使古镇能够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合理的利用。从长远的效益看,古镇传统的建筑环境有着很强的魅力和吸引力。这种良好环境的魅力和吸引力将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能推动旅游业发展。但是,古镇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不能急功近利、杀鸡取卵,不能过分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必须运用科学发展观,考虑古镇的可持续发展。要考虑环境承载能力的设计、旅客流量的控制和调整、旅游设施建设的控制及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等。主要措施应包括:减少私人交通工具;控制各类设施的扩建;调整旅游旺季的旅客流量;鼓励和支持具有环境意识的行为。 [13]

3.环境性原则。古镇是包括建筑、环境、空间格局以及人类活动等元素在内的统一整体。任何古镇如果失去了原有的环境(如龚滩古镇沉入水底后在异地重建龚滩),就会影响对其历史信息的正确理解。因此,保护古镇必须从整体上保护古镇的人工环境及所依托的自然山水环境。

(二)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保护的内容

古镇保护的目的不仅要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还要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当然,在古镇的保护过程中,要尽可能地以专业化和系统化的方式保护历史信息以及这些历史信息的载体,以完整地保护古镇的历史环境。结合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实际,我们将其保护内容设定为四个方面:

1.整体格局。古镇的整体空间特色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地形地貌。地形地貌属于自然物质要素,它是古镇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整体格局保护应从六个方面入手:一是保护好古镇周围的山崖陡坡、地形地势,禁止开山采石,防止水土流失;二是注重山体绿化,推进退耕还林;三是保护视线和水质;四是加强河道整治,保证河流畅通;五是根据自然景观形态划分出自然景观保护区;六是保护田园风光。第二,空间格局。保护古镇整体空间格局,一方面要使古镇功能布局延续传统山水格局的特点,另一方面要开辟新镇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14]

2.街巷空间。古镇街巷空间是人们体验历史风貌的主要通道,一般包括街道、巷道、弄道等空间类型。保护街巷空间应包括街巷空间尺度、街巷立面、街巷铺地形式等方面进行保护和整治。 [15]

3.古建筑物。建筑是人类文明和历史的纪录,建筑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如青岩古镇中佛教的寺院,道教的庙阁,天主教、基督教的修院教堂等,与汉族的祠堂、会馆、重檐街房、琼楼故居以及少数民族的石板房、吊脚楼民居等构成了古镇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内涵的建筑风貌。这些古代建筑物是古镇保护的重要内容。 [16] 就一般的古镇而言,应保护的古代建筑包括亭阁庙宇、俘塔道坊、典型民居、名人遗址等。

4.非物质文化遗产。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因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这些古镇以其优美动人的歌舞、琅琅上口的歌谣、精美绝伦的服饰、精湛无比的工艺、风格迥异的地方戏、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形成了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既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财富,也是乌江流域发展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中留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主要有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工艺美术、民间曲艺、民间节日、民族服饰和饮食文化等。 [17]

(三)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保护的措施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的现状虽然不容乐观,但是,在公众普遍提高古镇保护意识的情况下,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其加强保护。

1.形成共识,全民保护。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各区县的文化部门、宣传系统、教育机构要通过报纸、电视、广播、宣传广告、横幅,甚至可以通过在景点宣传的小册子、门票和旅游图等各种形式让每一个旅游者、经营者、居民都明白自己既是古镇的拥有者,又是保护者,还是传承者,对古镇的文化遗产有责任和义务予以保护。只有当全民都具有古镇保护的意识,成了古镇文化的保护者,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古镇才能真正得到保护。 [18] 有关部门应向居民及有关企业宣传《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及地方政府制订的《古镇保护条例》,强调古镇保护的好坏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应向游客宣传有关法规、环保意识,以唤起游客的环保意识。 [19]

2.建立保护古镇文化遗产的专门机构。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没有专人负责,工作就落不到实处。各区县成立古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主要由地方政府、文化部门、旅游局和民族宗教事务局的领导组成,其职责是负责本区县古镇保护工作的总体策划、整体部署、全面组织领导和协调;同时,各区县应成立专家委员会,由地方古镇文化遗产研究、保护的专家和有关部门人员组成。这个班子是古镇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机构,全面负责对保护工作的学术指导和具体运行。诸如规划的制定、项目的论证、调查的组织、资料的整理和鉴定等。否则,古镇文化遗产难以进行有效的保护。 [20]

3.摸清家底,制定保护规划。一方面,各区县要组织文化部门、专家学者及社会力量,对本地的古镇文化遗产来一次地毯式的普查、拉网式的梳理,全面了解和掌握本镇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然后登记造册,记录在案,同时还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建立古镇文化遗产档案和数据库。另一方面,各区县人民政府应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各古镇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通过规划的制定,明确哪些事必须要做,做的时间、人员、方法、步骤、目的、经费预算及必须解决的问题等。 [21] 笔者以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古镇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所涉及的范围虽然很广,但古镇的整体格局、街巷空间、古建筑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保护必须纳入古镇文化遗产保护的议事日程。

4.制定地方性的古镇文化保护条例。古镇文化的保护只有通过立法的形式才是最有力最有效的。虽然我国已经和正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总的原则,是宏观的指导性纲领,特别是对古镇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没引起足够的重视,保护法规有待完善。乌江流域各民族地区还需要根据当地古镇保护的实际情况制定更具体的、针对性更强的地方性条例,并相应制定保护的具体方案。如贵州省自1958年以来先后出台了《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保护祖国文物的指示》(1958年)、《贵州省文物保护管理办法》(1986年)、《贵州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95年)、《贵州省划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实施办法》(1999年)等省级条例, [22] 不少市区县也有相应的管理办法和条例的出台,这有利于推动贵州省古镇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特别是青岩古镇近年来还制定了《青岩集镇规划》、《青岩古镇保护规划》、《青岩镇总体规划》、《青岩古镇建设实施方案》等规划,使参与各方有章可循。值得注意的是,各区县在制定古镇编制保护规划时应做好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基础资料调查,包括整体格局、历史文化、古代建筑、基础设施、居民意向等内容;二是确认价值特色,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每座古镇独有其独特的价值特色,在确认的过程中,应从地域性、历史性、文化性、城镇格局、建筑风格等方面去分析总结;三是划定保护界线,即将古镇划分成为保护区、建设控制区和环境协调区等几个部分。

5.保护古代建筑。众所周知,古镇的建筑是古老的见证,是古镇旅游的重要看点之一。对古建筑物的保护应注意几点:第一,采取措施(如涂抹防腐剂、防蛀剂,添置消防设施,防蛀、防火),减少自然风化,禁止人为破坏;第二,古镇的管理者也要不断学习旅游专业知识和文物保护专业知识,防止“好心做坏事”的事情再度发生;第三,古建筑确因年久失修,需要修复时,也要修旧如旧,要采用原材料、原工艺、原式样,要注意自然、历史、人文的和谐,还古镇以“古气”,切不可焕然一新。 [23] 如《关于统一青岩镇保护区内建筑物、再建物各调形式的决定》中规定:“南街、西街、北街(含各巷道)沿街居民住宅及单位一律保持原貌;木门面或青砖,石门面、双重檐、青瓦,不准用瓷砖。” [24]

6.保护古镇环境。一般而言,造成古镇环境问题的主要因素是当地居民、企业和旅游者。青岩等古镇接待的游客己超过了本镇居民的10-30倍,远远超过了古镇的承载量,不文明游客的乱写乱画必然污损文物,乱扔废物又导致垃圾如山。1986年9月3日贵州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文物保护管理办法》中就有如下规定:“刻画或污损文物古迹、毁坏文物保护设施、乱堆乱放易燃易爆品或其他有碍文物安全的物资而造成文物受损害的,由当地公安部门给予警告或罚款,并令其赔偿损失。” [25] 此外,当地居民和经营者缺少环保意识,大量废物倾入江河,严重影响了古镇的自然环境。加强古镇环境保护,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制订古镇环境保护条例,如青岩镇就制订了《青岩古镇保护规划》;二是增设符合古镇格调的垃圾箱;三是改变古镇传统的能源结构,逐步摒弃不利于环保的生活方式,取消污染严重的燃料能源。 [26]

7.重视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有机结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之一,旅游业也成为发展最快、最具潜力的“朝阳产业”。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很多古镇保存完好的古城寨、清代民居、摩崖石刻群以及特殊的地形地貌环境,既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内容的旅游需求。积极发展文化旅游是古镇整体保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带动和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恢复古镇的经济活力,而且可以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持,增强古镇自我保护和维修更新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旅游产品开发应充分挖掘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石刻艺术、建筑文化等文化内涵多方位、多层次开发的旅游产品。通过节庆活动开发参与式娱乐旅游;利用古镇周围优美的山水田园风光,开展观光型生态旅游;开辟民间民俗活动场所,恢复传统饮食文化。 [27]


[1] 单德启等.传统小城镇的保护与发展刍议.建设科技.2003年第11期.

[2] 刘炜.湖北古镇的历史、形态与保护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4月第2期.

[3]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地理志(上).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8~591页.

[4]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城乡建设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101~102页.

[5]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地理志(上).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3~525页.

[6]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地理志(上).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6页.

[7] 张廷玉.明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95页.

[8] 罗远道.清雍正初年卫所制度的大变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1期.

[9]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地理志(上).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6页.

[10] 谭松,余继平.郁山古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中华秀.2005年第2期.

[11] 何瑛等.龚滩古镇与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兴衰原因初探.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2] 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贵阳名胜——青岩古镇.贵阳文史.2005年第4期.

[13] 东人达.酉阳土司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论证.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4] 刘炜.湖北古镇的历史、形态与保护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4月第2期.

[15] 刘炜.湖北古镇的历史、形态与保护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4月第2期.

[16] 黔巴.青岩古镇的寺庙教堂.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6期.

[17] 李良品.乌江流域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保护与传承.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6期.

[18] 李良品.乌江流域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保护与传承.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6期.

[19] 田喜洲.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探索.经济问题探索.2003年第2期.

[20] 李良品.乌江流域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保护与传承.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6期.

[21] 同①

[22]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文物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85~1240页.

[23] 田喜洲.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探索.经济问题探索.2003年第2期.

[24] 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岩镇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1~第542页.

[25] 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文物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92页.

[26] 田喜洲.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探索.经济问题探索.2003年第2期.

[27] 李和平.山地历史城镇的整体性保护方法研究.城市规划.2003年,第12期.

土家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