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园我的家

因为生在边远的乡村，从小就神往城里的生活，虽然那个时候并不真正理解“进城”的真实含义，但始终相信进城的主题基本上只有一个，就是去城里上班领工资，有钱用，还不会受到日晒雨淋的困扰和折磨。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在给自己确定人生目标的时候，就一心一意地幻想着，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够沿着门前的山路进城，进城找班上，有工资领。特别是从走进学校大门的那一天起，父亲就一直用这种思想来武装我的脑子，以至于刚走进学校大门的我，在对很多人和事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就在心中认定：要好好学习，要争取到城里去读书、到城里去上班，通过读书有工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过上人人都羡慕的好日子。

（注： 老屋。）

1964年10月，我在一个摇摇欲坠的木楼里诞生了，我的哭声穿过木楼那古老陈旧的门窗，在小山村里显得特别响亮。年迈的奶奶一边用烧红的剪刀将我的脐带剪断，用热布头为我擦拭身子，一边唠唠叨叨地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母亲和站在一边手足无措的父亲说：“又是个讨债的，唉，我看你们怎样养活？”的确，奶奶的担心不无道理。在这之前，我已经有了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而我的大姐因为家中没吃的，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就连病带饿夭折了，死时才十一岁多一点。而生下她的母亲——那个我一直没有见过的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在我同父异母的大姐还不到两岁时，也连病带饿，先一步离大姐而去了。最让人悲痛的是，我刚一岁出头，生下我不久的母亲也去世了。若干年后，奶奶都还在念叨，说过去那些日子要是能赶上今天的一半，我大妈、我母亲，包括我大姐，就不会这么早离我们而去了。

难怪奶奶会发出那样的感叹，我的出生其实就是给当时贫困的家增加了一张争饭吃的嘴，在那个年月，哪个家庭只要多一张吃饭的嘴就要多付出一份沉重的代价。

（注： 村子前收割过的稻田。）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的家乡纳料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村子依山而建，一栋一栋的小木楼随着山势的延伸呈半圆形依附在山脚。我家的木楼刚好建在山寨的入口处，站在木楼的大门边往远处看，可以看到那条延伸向远方县城的出山小路。我家的房屋背后不远处是一条小河沟，沟边的碾坊是山寨木楼往后山延伸的起点，一架水车在距碾坊不远的水沟里不停地转动着。我常常在跟随父亲到碾坊碾米的时候，独自一人溜到水车边，听那吱吱呀呀的声音。水沟、水车、小村、木楼、大山，用现在的目光去审视，那是一道很不错的风景。然而在过去那贫穷的日子里，美丽的风景给山村留下的，却是众多贫穷的伤痕。

父亲在我出生时就已经是生产队会计了，稍懂事后我就经常看见他在拨弄一把很陈旧的算盘，给每家每户乃至每一个人分配粮食，但拨弄来拨弄去却没看见他的眉头哪一天舒展过。在那个被称作大集体的时代，人们的劳动既不像现在这样积极，也不像现在这样有效率。每天大清早太阳出来后，才看到有人起床，起床后又在家中磨蹭好一会儿才懒散地从家中走出来，走到村子中间的一块空地上坐着吹牛，待队长敲响干活的钟声后，才一窝蜂地上坡做活。夕阳西下后，大家又各自走回了家。一天到晚地忙忙碌碌中，看似一年到头没有多少休息的日子，但这种出工不出力的劳动方式，一年下来所收获的粮食，分到各家各户的箩筐里，也无法满足一家人的吃饭所需。越没有吃的大家就越不想好好干，越不好好干就越贫穷，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劳动方式。一直到土地承包到各家各户以后，这种现象才被杜绝。

（注： 村子背后的小河干涸了，水碾也不存在了。）

“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信念。”这是把我从大山中送到城里来求学时父亲嘱咐我的话。这句话一直陪伴我从小学到中学，再从中学到大学，直至我成家立业，然后又成为我用来教育子女的座右铭。

我一岁多就失去母亲，母亲去世时，姐姐和哥哥都还没到十岁。母亲去世后，父亲没有再娶，而是独自一人把我们姐弟抚养长大。在那样一个困难的年代，一个男人，拖着两个半大的孩子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可想而知那艰辛有多沉重。但父亲挺过来了，他不光把我们都抚养长大，而且还送我上学读书，让我学到知识并走出大山走上工作岗位。

在那片山野，我的父亲不光能吃苦耐劳，而且还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他读过两年私塾，也曾在县林业局工作过几年，1958年因生活所迫回家务农，以后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大山。

父亲是个重知识重文化的人，那片山野里与我们同龄的人中，没有谁能够读到小学毕业。我是我们纳料生产队乃至我们大队第一个读完小学到县城上中学并考上大学的孩子。我的哥哥读到了小学毕业，最不济的姐姐也上到了小学二年级。在我们都上学读书的那些年，我们家常揭不开锅。可父亲从没让我们中断过学业（我的姐姐是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自己中途退学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那些日子里，父亲起早摸黑上山挖药材、捡木耳，为我们筹集上学读书的费用。

在日子不断地变化中，之所以在此续上一段艰难的岁月，只是想通过历史的透视，虔诚地倾听社会变化发展的脚步声，为我出生的山寨续写新的篇章。

我的出生地平塘县者密镇纳料寨，山还是那些山，视野中望不尽的山峰；河还是那条河，古歌中不绝于耳的涓涓细流。虽然再没有水车旋转，但是村落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木楼都已经成为历史，被一个新的名词“楼房”取代。那些曾经支撑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木柱，大多都已被扔进火塘化成青烟，化成灰烬。

1982年，纳料人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这得益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落实。记得在承包后的第一年秋天，父亲把收下来的谷子堆进我们家用来装粮食的阁楼里，第一次把阁楼塞满，喜得奶奶那满是皱纹的脸上老是笑个不停。第一天收粮，奶奶就把自己关在阁楼里，不停地用扫帚把那些谷子扫过来挪过去，又时不时地抓一把谷子在手上，不停地摩挲着，久久不愿放下。我爷爷死得早，奶奶三十岁守寡，好不容易才把我父亲、一个姑姑和两个叔叔养大。在那些日子里，这个家长年累月都是饱一顿饿一顿的，那种挨饥受饿的日子，奶奶太刻骨铭心了。作为母亲，为了让子女们能多吃上一口，她常常都是吃得很少，突然看到这么多粮食，她一下子就陶醉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不错的石匠，以前县里组织修水库，他就是很好的石工师傅，还得过水库指挥部的表彰。在我们那一带，他也是修房建屋下基脚下得最好的人，他下基脚砌石头从不用灰来勾缝，但石头与石头之间看上去却整整齐齐，严丝合缝，堪称一绝。联产承包到户后，他这个生产队会计已经没用了，于是他丢下算盘，背上他的石匠家什，走出木楼，走上了打工之路，开始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任何一条路都是经过痛苦、辛酸、欢乐和幸福的循环变化才形成的路，父辈们所走的路也是如此，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着墨于家园的历史，是不想让大家同我一道去回忆那些让人不愉快的过去。

通过对这些历史的回忆，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的家园在历史的发展中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住的木楼变成了砖砌的楼房，照明的煤油灯变成了电灯，浇地不用水车而改用了抽水机，碾米不用石碾而用上了打米机，出门不再靠两只脚去丈量山道而是坐上了汽车，特别是通过外出打工赚钱，很多家庭变得越来越现代化……

大的历史是一个又一个的转折，小的历史则是一个又一个的曲折。对于从遥远的地方迁徙到纳料这片土地来生活的我的祖先，他们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明，开创了这片土地的神话。

那些散落在大山脚下的参差木楼、河岸边古老陈旧的水车、河沟边转动不停的石碾、门前山路一步一步向上延伸的石阶，今天就如一帧黑白照片，早已将那久远的过去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早已经没有了父辈们弓着腰气喘吁吁地在地里劳作的样子，甚至想找一个地方来勾起心中怀旧的情绪都办不到，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翻新。电视接上卫星天线，不光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国际形势的变化。透过这些画面，深藏于大山中的那个家园，一下子就和外界拉近了。今天依旧生活在那个家园中的兄弟姐妹们，用智慧和劳动开启全新生活，也和外界拉近了。尽管因重重大山的阻隔，山寨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同经济发达的地方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对乡村执行的优惠政策，差距已经越来越小甚至不很明显了。无论大山多么高大，无论山路多么曲折，大山中的那个家园，一定会拥有更加灿烂的明天。

温暖的视线

我常想，我之所以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今天的生活，是因为我是踩着父辈的脚印走出山野，走到山外多彩的世界里来的。在我们家，不光我的父亲上过私塾，我的两个叔叔也上过学，但是因为贫穷，他们都不得不中途辍学而回家务农，于是他们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后辈身上。特别是我的幺叔，参与修建湘黔铁路回来后参加了工作，之后他就一直把我带在身边读书，并负担我读书的全部费用。幺叔是父辈中读书最少的人（小学未毕业），可他却很幸运，能有机会参加工作。参加工作后他因文化程度低而吃了许多苦头，工作也一直感到很吃力，为此他常常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自己给自己加压，同时也给我加压。我之所以能动笔创作，就是幺叔逼出来的。读初中时，幺叔叫我一天写一篇日记，并拿给他检查。检查中，他虽无法在文字和语句上指出毛病，却能一篇篇地细数，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让我一点都不敢偷懒和耍滑。

纯朴的村里人对我也寄予了厚望，我到县城来上中学时，由于缺费用，邻里亲戚就你一角他五分地为我凑了一笔不小的费用。后来考上大学，第一年读书的费用，也是我们村里的乡亲为我凑的“千家钱”。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像我这样从山里出来，到外边求学读书的孩子，虽说走的都是曲曲弯弯的山路，而且走得比别人艰难，但我们的身后却有着人世间最强大的希望，这也让我们走得更踏实。记得我在县城上高中时，寨里只要有人到县城来赶集或办事，就一定会到学校来看我，多多少少会送给我一点钱或是吃的东西，末了还都一再叮嘱：好好读书，不要辜负了你父亲对你的希望。其实，这句话也是希望我不要辜负山中父老对我的期望。因了这句话，在学习上我一直不敢偷懒和放松。

（注： 2012年春季在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习，5月18日外出参加社会实践，在安徽黄山留影。）

1981年，我高中毕业，也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5个年头。对从边远的乡村来到县城上高中，即将高中毕业的我来说，通过参加高考走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就成了我人生的渴望。然而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此时此刻的我却感到特别恐惧，这种恐惧在临近高考的日子里表现得特别突出，白天看不进书，晚上睡不着觉，一天到晚神情恍惚，做事情丢三落四，精神总是集中不起来。这个时候也就更渴望亲人的关爱，渴望亲人们的抚慰和鼓励。

（注： 柏树林边的村寨。）

因母亲去世得早，农村的家中只有父亲、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农闲时父亲也会抽空到城里来看看我，给我送粮食或向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了解我的学习情况，但农活一忙，他一两个月也不能来看我一回，我所需要的粮食和辣椒什么的，只好自己回家去取，或者村子里与村子附近有人进城来办事，父亲就会托他们帮我把东西带来。在这临近高考的日子里，尽管我很渴望父亲能像别的家长那样，到我的身边来给我鼓劲和加油，但对此我却不敢抱太大的奢望，因为我高考的日子，正是地里农活最紧张的时节。再加上自复习冲刺以来，我的状态一直不佳，所以尽管心中很渴望，还是不希望父亲到城里来陪我高考。让我没想到的是，父亲在高考的头两天风尘仆仆地从乡下赶来了。一踏进寝室大门，父亲就从袋子中掏出二十多个还散发着他体温的熟鸡蛋，把给我的塞进我枕头边的木箱子后，剩下的就分给了我寝室的同学。高考那几天，父亲就住在我的寝室里，同我挤在一张床上。夜深了，我已经睡下了，父亲却还拿着一把棕叶扇，为我扇风驱赶蚊子。

1981年7月7日，决定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生命运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那段时间的天气出奇地干燥，也出奇地闷热。距我就读的县城中学不远的河沙坝上，人工降雨的炮声响个不停。尽管那连绵不断的炮声把我们这些考生震得心神不安，可天还是不肯降下一丝丝雨。考完第一科走出考场，紧张的空气还是弥漫在四周，让人感到特别的沉闷。通过几阵大炮的猛轰，火辣辣的太阳倒是躲进了云层里，但天气还是闷热的，天空中游荡着的黑云仿佛是压在人的身上，让人气都喘不过来。

第一天考的语文和政治都是我的强项，考场内我一边不停地擦汗一边不停地伏案答卷。尽管考场所有的窗子都大开着，但是却没有一丝风吹进来。不用抬头我也知道，考场里的每一位考生此刻也都如我一样，都是边擦汗边答卷，再无暇他顾。此刻，从乡下赶来的父亲，一定会坐在距考场铁门不远的电影院门前台阶上，一边望着考场的窗户，一边等着我从考场的铁门里走出来。高考开考以来，父亲每次都是陪着我走到考场的大铁门边，看着我走进考场，然后就到距考场门边不远的电影院台阶上去静静地坐着，一直坐到我考完试走出考场。他决不会与其他同学家长聚在一起说话，或者来到铁门边用手把着铁门，一脸焦急紧张地注视着铁门内的考场。

父亲把我从百里之外的小山村送到城里读高中，就是希望我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奔上一个好的前程。从家来学校那天，父亲千叮咛万嘱咐：“老三，你一定要好好念书，不要一天到晚只会贪玩，我不在你的身边了，你要学会管好自己。在县城念书一定要把心安下来，不要想家中的事，家里再穷再苦我也会想办法把你盘（供）出去。只有把书读好了，你才有出路，否则你也只会像我一样回家去扛锄头挖泥巴。”

因了父亲的这些话，在学习上我不敢有半点的放松，尽管我倾尽了最大的努力，与城里的同学相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由于我的刻苦，老师对我的印象很好，都愿意帮我个别辅导。在老师们的辅导下，我的成绩也在一天天地提高，虽然在班上不是最好的，但与从边远农村来的同学相比，也算是很好的了。

（注： 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8年11月16日在贵阳大剧院领奖。）

父亲对我寄予的希望越大，我心中的压力就越大。临近高考，我心中已乱成了一团麻，不光书看不进去，就连记忆力好像也跟着衰退了，许多曾经学过的东西，几乎一下子就全部被记忆丢了出去。越刻意去回想就越记不起来，越记不起来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感到无所适从。我知道，这种状态下自己无法应付高考。我曾一度想放弃高考，倒回去读初中，然后参加中考，但被班主任谢老师劝住了。她说：“你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就不能放弃，何况，还没有上考场，你怎么就知道自己不会成功呢？”

每次考完试从考场出来，父亲都会从大树下走过来，先接过我手中的文具盒，然后带我出去吃饭（从高考第一天起，父亲就不让我再到学校食堂去吃饭，而是带我到街上的一家国营饭店里去花钱吃）。走在路上，父亲很少过问我考试的情况，每次我从考场出来，他只是简单地问我一句：“怎么样？题难做吗？”

“还可以。”每次我都是用这几个字来打发父亲，因为除了这几个字，我就再也找不到更恰当的语言了。

为了不让父亲对我失望，每次从考场出来，不管题答得怎样，我都会强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而且每一次考试，不管会做不会做，我都要等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过后，才走出考场。即使是考英语，五十多道题才做了十多道，我也坚持坐到结束的铃声响起。英语考试那天，刚开考三十多分钟，同一考场的考生就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人，我是一直坚持在考场坐到考试结束，才一个人从考场走出来。

考完试，我直接和父亲回了乡下的老家。我知道我不会有多大的希望，在等待结果的日子里心中就多了几分痛苦和难过。虽然从考试到回家，父亲一直没有同我谈论高考的事情，也没有再问过我考试的情况，但我知道他比我还着急，从他整晚整晚地坐着抽烟到深夜的反常表现来看，他的内心也很不平静，只不过他不想在我的面前表露自己的担忧，而让我和他一道失望罢了。参加完高考回到家，父亲叫我好好休息放松。第二天一早我还是随着父亲一起上山干活。当时我的这个举动，除了一种愧疚的成分外，更多的是想报答父亲对自己的关爱。

（注： 通往山外的路变成了水泥路。）

发成绩通知单那天，父亲叫我在家等着，他天不亮就赶路进了县城。天黑好久后父亲才回到家，到家后父亲把为我买的两本小说递给我（父亲知道我爱看小说。在我看书这方面，父亲一直都很舍得花钱），然后才拿出分数通知单递给我，轻轻地说：“还差两分。”

“爹！”我叫出这一声后泪水就如泉水般涌了出来。父亲没有劝我，哥哥和姐姐都没有劝我，直到我哭了许久，心中稍稍平静后，父亲才叫姐姐给我拿来一条毛巾，让我把眼泪擦干，然后对我说：“哭什么哭，不是才差两分吗？再去读一年，加一把劲，明年就能考上了。”

我不想再补习，实在是没脸再去见那些教过我的老师，更害怕补习一年，明年还是考不上，那我就更没脸面对父亲，但是我又无法拒绝父亲为我安排的路。正当父亲准备将我送去补习时，一纸通知书送到了我家：我被州内一所大专院校降分录取了。

通知书尽管只是一张薄薄的纸，可骤然间却似乎有沉沉的分量。临上学那天，许多亲戚朋友来为我送行，父亲热情地招待了他们，待客人散尽后，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儿子，尽管得了通知，得到了继续读书的机会，但只能说是侥幸，细想起来你还是失败的。从今往后该怎样去进取，你应该好好打算才行。今后的路还很长，我只能把你送到这里，以后的路就只能靠你自己去闯荡了，只有加倍努力，你才能够顺顺当当地走下去，才能够走好，不然的话你还会面临更多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