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玉米地

我生于黔南山村。北边群山高耸，黑黝黝的麻山山脉占据了半个天空；南边土岭连绵，土山土岭渐次比高，直达天际。山和岭的交汇处，如刀削斧劈，皆是绝壁。小河从大山的底部涌出，沿着山根走了一段，便在土岭中劈出山谷，蜿蜒而去。沿河两岸渐渐宽阔，田坝中随意散落着一些黑漆漆的木头老房子，油光的石板路互相连通着，其间长了一些竹林古树。公社和小学就坐落在河的两岸，小河连着一条小溪，溯溪三四里，半坡上有六户孤零零的人家，起头的便是祖屋，下有竹林，左有牛舍，前出院坝，右边有一小径，通往坡下的小溪取水，山坡随处都是果树。

这是典型的布依族山村。按我的理解，布依乃古百越族群，发祥于东南沿海，后逆水而上，居桂则为壮，至黔为布依，更有入滇而为他族者。我所在之地，古时多苗民，而今已成汉、布依杂居之地，且各自为寨，鸡犬相闻。苗民尽皆迁往高处，另辟安定之所。

（注： 故乡的山沟已变身景点。）

幼时，村子周围草深林茂，孩子们不敢玩得离家太远，冬天也比现在冷很多，有一年大雪，压塌了牛棚，只好把牛牵到屋里取暖，自那以后雪越来越少，竟至没有了。日子过得很苦，人们为熬制红糖，把林子砍得越来越薄。遇到赶集，人们穿着黑布衣挑上红糖之类可卖之物，如黑蚁衔着它的宝物，沿着看不到的细线在大山缝里绕来绕去，从深沟处爬出，若隐若现竟也穿过了层层叠叠的麻山奇谷，攀上了一处平缓高地，在一个古镇里把他们的宝贝换了家用，再三五结伴，跟着半明半暗的手电光回到家中。

（注： 1979年，高二（3）班全体同学合影。）

三岁以后，村里的孩子便渐渐有了一些用场，四五岁刚在山路上走稳，便可以去放牛了。那时各家孩子不少，总有年龄相仿的，便都聚到一起，结伴去放牛，大人自然少了些牛、娃两空的担心。

娃子们聚到一起，仿佛挣脱束缚，得了自由。春天，满山花开，有红的黄的紫的山莓可以吃，或男男女女，选一块松软的嫩草地顺势翻滚。夏天，我们可以找到杨梅和又酸又甜的野葡萄。秋天，稍不留神我们就啃掉路边最粗壮的甘蔗。冬天，山风格外冷，我们围着篝火，烤食刨出的红薯。老牛们也不会闲着，会慢慢溜出我们的视线，然后来个猛虎下山，瞬间啃掉半块麦田。所以，牛和娃子都是害虫，免不了招来村民的咒骂。

六岁，专职放牛的美好日子结束了，打猪草、拾柴、煮饭、照顾弟妹，这些活基本都少不了，百般无奈中，人生就上了一个档次。还不到七岁，人生更进一步，上学了！于是，我的一天从清早放牛开始，接着煮全家人的饭，没有柴要去找柴，没有菜便去摘菜，有时甚至要自己取水。就着青菜吃罢饭，沿坡而下高高低低跑三四里，到了河坝中的学校，已是中午了！下午四五点回到家里，静悄悄的木房子才开始苏醒过来，听到动静的小猪开始大声合唱，饥肠辘辘的弟妹们房前屋后乱窜——提醒我赶紧煮猪食和全家人的晚饭。大灶里烧着草，大锅里是谷糠混着清汤寡水的猪食；火苗在火塘里没精打采地跳舞，小锅里是同样清汤寡水的青菜汤。对孩子们来说，菜汤里能见到一抹油星已算万福。

上学的意义，家人从未认真想过，只因同村的孩子都去上学了，我也没有理由不去。到了学校，报名时老师问：“叫什么名字？”回答是：“没有！”老师问了姓、问了字辈、问了乳名，把它们合并在一起，让我跟着念三遍，就写到登记册上了。孩子有了名字，父母自然高兴，也看到了上学的一点好处。学校里，人手一册神秘的“红宝书”，用红色塑料皮包着，上课就从背诵其中的“最高指示”开始了。

（注： 2012年摄于漓江。）

（注： 2015年摄于宁夏。）

下课铃一响，学校就成了“动物园”。男孩们有的爬上从树上吊下的长竹竿，有的滚着铁圈到处乱窜，也有的捡五子、用石片铲叠纸、滚弹珠、到处追逐救“犯人”；女孩子们则玩跳绳、老鹰捉小鸡、跳方格，真是花样翻新，欢乐无限。由于都是同祖同宗，论辈分班里有我的“爷爷”“叔叔”和“姑姑”，这成了我的烦恼——他们得了这个便宜，便不肯饶过我，总要我叫一声“爷爷”“叔叔”之类才罢休。

几年过去，我比老父多认了几个字，学会了加减乘除，也能写个通知、假条什么的，小学就结束了。想想现在的孩子，又是熬夜又是补习，一年忙到头，我们那时的“素质教育”，他们哪里体会得到呢！

小学毕业，年纪尚小，农活干不了，家里自然希望我再读几年书，能不能上初中，就成了心事。外公过去还有几间屋和几块薄田，我们家成了“下中农”，那时但凡有点好处，便是“贫农”优先，“下中农”次之。好在公社革委会没太当回事，学位也还有富余，就让我去了离家40里地、地处深山的“云干中学”。我们这些住校生住在一栋摇摇欲坠的木楼里，女生一楼，男生二楼，都配了高低床，大通间，走起路来嘎吱作响。学校除了上课，其他也管不了那么多。孩子们在木楼的一端搭了属于自己的一排小灶，砍柴、挑水、煮饭，全都要自行解决。这也难不倒我们，只是附近的树不久就被我们砍光了，水井也被舀干了。

学生们身上一个子都没有，附近自然也不会有什么买卖。我们便要周末回家一趟，然后从家里把一个星期的油盐柴米都背回来。印象里是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家和学校之间一半是盘山公路，一半是崎岖山路，回家的时候还好，返校的时候需要负重上坡，甚是难走。回家的时候，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临近寨边，已是夜幕深沉，看着星光下暗得如萤火虫般的点点煤油灯火，有时无助的眼泪忍不住就流了出来。返校的时候，我们常七八个结伴，高年级的便会讲一些故事，还会替体弱的减轻点重量，一路上就没那么累了。

那时认的字多了，故事可以看懂。不知我从何处弄到几本小说，都是“抓革命促生产”的英勇故事，那文笔剧情放到今天没人会多瞄一眼，而那时的我却如获至宝，读得如痴如醉，到了茶饭不思的程度，人在课堂，心却在小说上。到了期末，我数学考了17分，才大为惊骇。

初一结束了，舅舅那时在一所小学当校长，拼凑了几个老师办起初中“戴帽班”，正缺听课的学生呢，看我学得不像话，放在家里除了惹事也干不了什么，就带我过去，好严加管教。我就这样给学校充数，又从初一读起。那时，用土垒成的教室刚建好，一个篮球场大的操场还是我们自己挖出来的，学校旁边的玉米地就是我们的劳动课堂。农忙时分，便不用上课，学生们被分到邻近村子的各家各户，帮忙插秧，附带培养孩子们对劳动的感情。

教室紧邻清澈的霸王河，一入夏知了叫个不停，上课也不得安宁。禁不住河水的清凉诱惑，下课铃响，男孩们便从后窗洞里跃出，迅即光了身子，从岸边老柳树桩上“扑通、扑通”扎进水里。很快，河面便像漂满了戏水的鸭子和快被捞出水的虾米，四处闹腾起来。班里唯一的女生无奈躲在教室里，直叹气不说话。

我和舅舅住在教工宿舍里。那是半山上的一所破房子，老鼠在土坯墙上跳来跳去，老师们分前后两排都住在这里，连小声说话大家都可以听得见。其中还住着一位大上海来的白白净净的知青女老师，真无法想象这种日子她如何过得下去！

舅舅是个很风趣的人，几乎每晚都要和那两三个老师喝酒，酒过三巡，便一起推演天下大势，邻村的鸡全都成了他们思考时局的牺牲品。遇到暴雨，河水猛涨，不管是夜有多深多黑，他们几个都要拉我一起，到河边去网鱼。第二天，大家围在一起煎鱼，就像过节一样，有时酒喝多了，有人便敲着锅直着舌头哼起小曲，同学们便无缘无故多了几节自习课。

除了偶尔替舅舅们思考一下天下大事，减轻他们的负担，我实在无事可做、无事可想。后来，学校收到一套数学辅导材料，上面有很多从未见过的例题、习题，全校没人感兴趣，我想书这么新，放着太浪费了，就随便翻翻吧。也许是天意如此，我竟被数学的奇妙深深吸引，数字和线条成了我的全部世界，有时为了一道难题，我会探究到深夜。课堂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尽管我被迫坐在那里，老师们渐渐对我不满，到舅舅那里去告状。舅舅觉察到我的不寻常，他也是喜欢思考的人，一遇到数学中的难题，便经常和我讨论，有一次让我去参加竞赛，得了大奖，上级部门非常惊讶，夸奖了他一番，他为此高兴得醉了一个星期。我的数学很快便无人能及了，再加上看过一年小说，便成了学校里的“文理全才”。老师们心里有数，便由了我去，权当没有这个学生吧。

初中三年一晃而过，社会观念渐渐有了变化，慢慢开始重视知识文化。读高中需要经过考试，择优录取。也许我们是学校的第一个初中班，规模小，教学又未入正轨，对学生们自然没啥期待，全校居然没做考前准备，学生们似乎觉得快乐的初中生活永远都不会结束，放完假大家又会像往常一样回来——他们把学校当作了另一个家。但中考还是无法抗拒的到来了，考场被安排在十几里外的另一所中学里，每天赶考要走一个多小时。同学们只要不在教室里枯坐，一路上全都兴高采烈。一进校门，未及辨清方向，我们便像野羊一般被严肃的监考老师圈进了不同的考场，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空气中弥漫着严肃的气息，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向“玩世不恭”的我，对什么样的考试都满不在乎，看到同学们都在那里发愣，我竟暗自发笑。试卷发下来，我三下五除二胡乱做完了，也不检查，把试卷一扔，丢下满屋狐疑唉声叹气的同学，头也不回，早早就走了。两天的考试，门门都是如此。最后一科好像是数学，最末一道题或是真有破绽（这在当时也属正常），或是我自己闹乌龙了，我竟在试卷上给出题老师写信，说这题如何不妥，还告诫他们出题要有点水平，反正发泄了一番。中考就这么舒舒服服地结束了，谁管它将来呢？

初中结束了，同学们还来不及道别就各自离开了，收拾起三年里唯一的纪念物——课本，卷起铺盖回到了家里。

说实话，我从没想过读书会有什么结果。读书这些年，村里不读书的伙伴们都成了干活的老把式，慢慢挑起了家里的重担，而我还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农活基本不会，一想到这些，我就恐慌起来。作为农家的孩子，我心里清楚，迎接我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读书或许只是一个小插曲，我现在必须面对现实，认真对待了。

我生来体弱，天天随父母上山锄草，日晒雨淋，着实有些吃不消，不过我在心里发了誓，不能像读书时候那样晃荡了，我要坚持下去，过踏踏实实的生活。就这样，我慢慢坚持了下来，也慢慢适应了。十五岁，除了种家里的地，我知道自己干不了别的。父母安慰我：“不读书更好，好好干，明年我们吃上大米饭！”我看到玉米地里成片的野草被我铲倒，被太阳晒蔫，我感到了一丝满足，也渐渐有点农民的范儿了。

一天早上，我和父母正在半坡上锄地，老远有人跑过来唤我，说考高中还要去县里一趟。是不是要补考？难道读书还有戏？我暗自想着，心“咚咚”跳了起来。我犹犹豫豫走进县城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一个老师模样的人问了我的名字，用布依话和我寒暄了几句，然后让我读一张报纸，什么也没说就让我回家了。

（注： 故乡建起了龙滩电站。）

停了几天活，心中刚刚生起的小火苗就已消散无踪了，“开玩笑也不看时候”，我因被耽误了时间而愤愤不平。从此我时间抓得更紧，干活也格外卖力起来，我还和父亲商量，来年我们该种点什么。

又是在山上晒了一天，父亲让我随太阳早点下山，为全家人煮饭。这时远处山坡上跑过来一个人，听声音像我的远房亲戚，他边跑边对着我高喊，看得出他为此已找过很多地方了。他终于踉踉跄跄奔到我的跟前，激动得半天才说出话来：“你，你，被北京录取了！”听着他略微颤抖的声音（还在喘着粗气），看着他认真的表情，我彻底糊涂了。他递给我一个信封，打开一看，真是来自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附中的录取通知书。等我终于弄清发生了什么事，顿时脑子一片空白，两腿发软，差点没晕倒在玉米地里。我不知道全家人当晚是如何回到了家，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这惊雷一般的消息就“轰”的一声，瞬间在周围山村寂静的夜空中“爆炸”了。

爷爷曾经提起我们祖上的故事，说是有一年老祖宗正在插秧，路边走过几个骑马赶考的少爷。“要不要和我们一起走？”他们问道。“先走吧，我的秧田还没插完哩！”老祖宗是最后一刻才走的，却是唯一考中秀才衣锦还乡的。爷爷在世的时候，这段故事他讲了一遍又一遍。他一生的骄傲，是这一季的玉米地还没有锄完，他的孙子就要远走高飞了……

岁月慢慢淡去，我没有忘记爷爷的骄傲，一直揣着它，越群山，跨海洋，或远或近，或高或低，始终默默地执着地漂着、飞着，紧随着这个舞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