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灯下的小石虎胡同

（注： 1979年到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上学后赴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拍下青葱岁月的留影。）

在北京热闹的西单北大街南段，有一条小小的胡同，名为“小石虎胡同”（旧称“石虎胡同”）。北邻西单商场，南边不远处就是西长安街。小石虎胡同33号院，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附中曾坐落于此。在这个院落，我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

小石虎胡同33号院，说起来还颇有来历。在明代，为“常州会馆”。清初，是吴应熊（吴三桂之子）的“驸马府”。驸马府被没收后，成为“右翼宗学”之所在。清代八旗分为左、右两翼，左翼是镶黄、正白、正蓝、镶白四旗，居京城的东半边；右翼是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居京城的西半边。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在东城、西城分别开设左、右两翼宗学，以培养宗室子弟。据考证，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学当差，或许正是在这里开始构思他的巨著《红楼梦》。院里有一棵古老的枣树，人称“京都古枣第一株”，周汝昌先生说，它应该“见过”曹雪芹的。1913年，蒙藏学校建立；1916年，蒙藏学校迁入西单石虎胡同8号院；1918年，蒙藏学校改称“蒙藏专门学校”。1923年，乌兰夫等蒙古族子弟来到蒙藏专门学校就读，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2年，蒙藏专门学校购买了紧邻的7号院（当时是松坡图书馆二馆之所在），并拆除围墙，两个院落合为一体。松坡图书馆（位于北海公园“快雪堂”）是梁启超先生为纪念蔡锷而建议设立的，设在石虎胡同7号院的二馆主要存放外文图书。徐志摩留学归国后，就曾住在7号院，后经胡适、蒋百里推荐，担任了松坡图书馆外文部的英文秘书。在7号院，徐志摩发起了周末聚餐会，每两周聚餐一次，梁启超、林长民、胡适、陈西滢、梁思成、林徽因、林语堂等是周末聚餐会的常客。1924年春，徐志摩在住所的墙上挂了一个牌子，上书“新月社”三个大字，新月社就此创立。1951年，国立蒙藏专门学校改为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文革”期间，民院附中停办，改为“北京市160中学”；1978年，民院附中复校，并面向少数民族地区招生。10年后的1988年，民院附中不得不告别这所古老的院落，迁至西郊继续办学。小石虎胡同33号院变成了花花绿绿的“民族大世界”，成了小商品市场，400多家商户入驻。2013年，小石虎胡同33号院作为“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始清场、修缮，以待来日。

（注： 京中古枣第一株。）

1979年国庆前夕，还懵懵懂懂的我，走进了这个校园，开始了进京求学生涯。

小学与初中，我都没有离开过本乡本土——三都县坝街人民公社。

小学虽是村小，却也是一所完小（即坝辉小学，有一至五年级），人数不算多，好像也就一百多人的样子，只有几个教师。学校就办在我们寨子里，学生来自本生产大队的各个村落。学生不住校，全部走读。离学校较远的村落，步行要一个多小时。所以，上午往往10点左右才敲钟上课，下午4点左右就放学。关于上下课的时间，好像凭的是感觉，也不记得学校里有没有时钟，也许老师有手表什么的吧。我的同学们那份栉风沐雨赶路的辛苦，我不曾经历。因为学校就在家门口，放了学，顺着一个斜坡，一溜烟就可跑回家。凌乱斑驳的记忆里，早读，打球（篮球、乒乓球），游泳，学农，停课闹革命，文艺会演，是小学阶段最具色彩、最有分量的活动。最幸福的感觉是对中午放学的盼望，因为妈妈早已做好了酸汤饭，放下书包就可美美地饱餐一顿。妈妈用南瓜条煮成酸汤菜，白米饭就酸汤，我可以吃上四五碗，真是人间美味。五年小学，这是我至深的记忆。

回想起来，小学阶段上课前每天的早读，为我今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要等周边村子的同学基本到齐老师才开始上课，等待的这段时间我们本村寨的学生在干吗呢？早读，放声朗读，反反复复地读，反正有的是时间。那时，我们琅琅的读书声，证明了这是一所学校，是这个村子的希望所在。张世久老师用柳体字所抄写的生字表，笔力刚劲，贴在教室的后墙上。读大学回家时，我还专门跑去看过，那时学校已搬迁，房子已卖给私人，空空如也，但生字表依然如故，孤独而又顽固地黏在墙壁上。其实，它以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凝固在我们的头脑里，岁月依稀，历久弥新。在那些挑着农具经过的村姑的眼里，这是一个神秘而新奇的地方，每每经过，总投来几分艳羡的目光。

恍惚间，小学毕业了，那是1976年。那年，坝街小学附属中学成立，我们成了她的第一届初中生。只招了一个班，有三十多人，全部住校。坝街小学初中部草草成立，其实还没有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没有宿舍，用教室代替；没有教师，从小学部抽调；没有实验室，也就不做实验了；没有自来水，我们轮流到河里去挑（路也是我们自己挖出来的）；没有柴火，自己上山去砍；我们还要种菜，当然不够吃，同学们还需从家里挑菜来交给学校（折算成菜金），不足部分再从市场上买。

那时的学生生活无疑是清苦的，但在我们这些少年的心里，却好像处处充满了阳光。那是一种纯粹的属于青春的快乐，蓝天绿水，自由的阳光洒满大地，一群少年在自然的怀抱中嬉戏、学习、成长。那时，学习从来不曾是压力。学校有良好的学风，我以为，那主要得益于我们有一个好校长——罗胜荣主任（他又是革委会主任）。当时各公社的中心校都办了初中部，罗主任是铆足了劲要争个高下的。记得刚上初一时，我们的语文课由吴兴豪老师来上（他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也一直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数学课由罗主任上。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英文的26个字母是罗老师教我们读的，包括那首字母歌（三年初中，关于英语的知识也就到此为止，学校是不开英语课的）。大约是初一下学期，数学老师换成了杨光才老师。这在小小少年的心里，自是欢喜的，因为杨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还喜欢和我们打乒乓球，且球技不错。我和杨老师打乒乓球，说起来还得往前推一两年，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村子（坝辉村）。他是三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据说本来是要保送到中央民族学院读大学的，只是因为母亲舍不得，所以作罢。回乡，暂时又无事可做，所以就有大把的时间和我们小孩子打乒乓球。在那苍茫的岁月里，换一个老师，实属平常；但于我而言，命运好像在那一刻悄悄改变了轨道，有了新的指向。那些年，不知不觉间，我们学校来了好几个返乡知识青年（作为代课老师），他们可都是本公社的一时之选。我至今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来的，但罗主任的爱才之心应该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们的到来，改变了我们学校。

（注： 保定实习留念。）

大约是我刚上初三的时候吧，都江区（下辖7个人民公社）组织初中生数学竞赛，开榜后，前三名全被坝街小学附中包揽，一时引起轰动。我们学校一共也就派了三个人去参赛，谁曾想，前三名全被拿下，可谓风光无限。我顶着冠军的头衔，在全区一时也成了“名人”。之后，在我们毕业前全县进行了一次统考，我又拿了一个语文“优秀奖”（据说都江区获得优秀奖的寥寥无几）。奖品是一个军绿色挎包，包上印有“优秀奖”三个大字。这个挎包后来随我一路“招摇”到了北京，一直在用，有时还引来几分艳羡的目光——那时在京城，谁会想到这只是一个遥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县教育局颁发的呢。

不知不觉间，迎来了1979年，我初中毕业，国家也刚刚改革开放。

没有任何悬念，我和一帮同学一起考取了县城的高中。我们那一届共招四个班，我被编入高一（4）班。到县城读书，我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可喜的是仍可以到河里游泳。有一个河段是属于我们学生的，我们尽可以在河里撒欢，挥洒我们的自由与快乐。学习嘛，其他的都按部就班，只是听不懂英语课。因为用的是“高中代用课本”，不是从ABCD开始，老师一上来就直接讲课文。老师说，初中应该开有英语课，所以我们不从零开始。听起来也挺有道理的，县中毕竟是省级重点中学，就应该有重点中学的样子，我们这帮乡下孩子好像走错了地方。不懂音标，用汉字注音呗，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多同学都是这样。还记得自己对于“How are you”这个句子的结构不是很理解，问老师，老师说“are”是系动词。什么是系动词？无数个问号在脑中盘旋，又不好再追问下去。对于我们这等差生，老师好像也不寄予多大期望。我在县中上了大约四个星期的课，英语对于我来说始终是“天书”，我对于英语来说或许也是一个“天外来客”吧——“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但咱有朗读的好习惯。可气的是，有一次居然有同学问我“你在读什么”，我当然是在读“英语”。

转机来得如此突兀，幸运之神再次向我招手——北京寄来了录取通知书，是中央民族学院附中的录取通知书。

一天，教务处的一位老师找到我们班，问谁是韦族安，说是接到上级通知，可能要去北京上学，赶紧去办有关手续。其实，那时也还没有最后确定，因为一起体检的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不过，很快便落实下来。后来听说，初选时共有16人，我是第16名，不知什么原因，附中最终选择了我。

（注： 大学时代。）

（注： 在附中庭院里。）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着实让人忙了一阵。急着要照片，我没有，照相馆已关门，记得还是姐夫托了人找到县文化馆的王何以老师，请他帮的忙。起初，王老师感到为难，因为他手上的相机不适合照这种证件照。我也没有合适的衣服，还是姐夫从他兄弟那里找来一件平领衬衣让我穿上，大是肯定大了一些，照个半身相也还凑合。户口要迁移，要交纳一年的口粮，家里要为我准备一些衣服、被褥，等等。那时从老家到县城还没有通车，只有一条毛坯公路，全靠步行。姐夫带着我，就那么来来回回地走，也不知走了好多趟。路途不算太远，也就四十来公里，但在我的印象中，感觉好长好长，走了一程又一程，眼巴巴地望着，县城却还很远。9月份的三都，太阳还是那么明晃晃的，我和姐夫就那么顶着烈日走啊走啊，渴了，就喝山上流下来的泉水，累了，就在阴凉处歇一歇。其实，行走在都柳江峡谷间，一路风光挺美的，但那时，除了感觉累，还是累，当然还有一个少年对明天的朦胧的期许。

那时农村很穷，农民还很苦，为我准备进京盘缠的父亲可犯了难。听说大伯家刚杀了一头猪到乡场上去卖（那时杀猪去卖也要有指标才行），于是父亲带着妹妹赶了十几里夜路去借钱，父亲还变卖了奶奶陪嫁的一些银圆。这些都是我大学毕业多年后才知道的。因为父亲总怕我分心，担心家里，不能集中精力学习，所以他什么也不告诉我，在信里也从来不曾提及。

带着几分懵懂，几分兴奋，就这样告别了父母，告别了故乡。跟着一位老大哥一起在都匀上了火车，他是中央民族学院干训部的学员。买的是站票，一路将就着，直到河南漯河。

（注： 大学毕业合影（后排左三）。）

走出北京站，回头望，一派富丽堂皇；街道真是宽阔，摩托车一溜烟飞驰而过，留下的只是一个远去的俏丽的背影；阳光下的天安门城楼，和电影上看到的一模一样，瑰丽雄奇，不差分毫。

附中的学习氛围很适合我，我很快适应了新的学习生活。

附中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生活、学习都有老师管，而且很严格。早上6点打铃，开始早锻炼，不管春夏秋冬。男生大多是沿着西长安街跑步，开始时，跑到电报大楼就折返；跑着，跑着，越跑越远，一路向东直到天安门，有时甚至绕人民大会堂一圈，再跑回学校。有的同学甚至沿着复兴门内大街往西跑，一直跑到军事博物馆才折返。早起跑步的习惯伴随了我很多年，直至大学毕业。那时，只有到了周末，我们才能走出附中的校门，而且还必须持有班主任的放行条才行，看大门的老师傅是毫不通融的，摘下老花镜端详半天才威严地点一下头，意思是你可以出去了。说实在的，我们当时都很讨厌这条规定，说附中就像半个“监狱”。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获益良多。它让我们学会了自律，这可是人生的第一宝藏。无处可去，大家只能腻在一起，同学之间增强了友谊，让我们亲如兄弟。至于学习嘛，老师总在后边“赶”着，从扫除不及格开始，到要求我们写下“决心书”，坚定地大踏步向“全优”进军。

（注： 青春岁月。）

（注： 回母校与老师合影（左）。）

（注： 2009年携家人与瑞年相聚于深圳（左一）。）

“关”在这么一个大院里，除了学习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学习普通话是第一关。高一时，我们都不喜欢说普通话，也说不好，一下课，西南西北的同学“各自归队”，都喜欢用家乡话聊天。班主任王良明老师发现了我们的地域性“扎堆”，遂加以阻止，很快见效。我们的普通话渐渐上口，虽然也不怎么标准。为了学好拼音，我可下了苦功，把《新华字典》翻遍，常用字的读音基本了然于胸。大学时，曾和京籍的同学比赛，任选一段报纸上的文字来注音，我可以小胜——这是附中三年打下的基础。

我们是高中生，但英语课使用的是初中课本，从字母开始学习。邱永仪老师非常重视“读音”教学，从音标、单词直至句子，一点一点地纠正，我们也就一天一天地进步。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于我而言好像获得了某种“印刻”式的记忆，虽然当时并无此自觉。那个年代录音机还是一种奢侈品，穷学生只能望而却步（学校是有的）。离开附中后，我到了北师大，并读了研究生。记得上专业外语课时，老师是刚从美国进修回来的两位教授。杨先生上课，总喜欢让我站起来读一段，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应付。不明白的是，干吗老叫我读呀，心里隐隐有点“烦”。有一天，杨老师突然问道：“韦族安，为什么你说英语像美国人？”我愣了一下，无以应对。回头一想，那是附中邱老师给我们打下的功底，真是受益匪浅啊。

（注： 2011年11月校友座谈会留影（前排右三）。）

数学一直是我喜欢的学科，甚至一度着迷——着迷于它的简洁，着迷于它无与伦比的形式美，还有那变幻无穷的奥秘。有一件事至今难忘。那时我们有好些同学都喜欢挑战数学难题，有一次，遇到一道立体几何题，很难，三个同学决心求解，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日思夜想，三天过后“尽开颜”，我们都各自找到了答案。他们说，还是我的解法更简捷些。解几何题可能真是我的强项。多年后听学弟说，林老师还曾批评他们：亏你们还是理科生，解几何题还不如韦族安一个文科生。其实，那是因为我找到了一把“密钥”。当时，西单好像有四家书店（新华书店、外文书店、科技书店、中国书店），都离我们学校不远，都是我爱逛的地方。有一次，看到一本《初等几何》，记得是一位大学教授的专著，随便翻翻，立即被它吸引，深入浅出，奥妙无穷。印象最深的是，教授指出：中位线定理的运用在几何中无处不在，只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他说，有中位线要用，没有，创设条件找出中位线。你别说，这一招真灵！佩服，不愧是大学教授。经他这一指点，我解几何题的水平真可谓“突飞猛进”。数学，于我而言是由喜欢而沉迷，由领悟而获得“自由”。进入高三后（我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高中三年制学生，记得是北京、上海首先试点），我们文科班的数学老师经过几次试探后，说：“你不用上数学课了，我所讲的，对你来说都是重复。”我赢得了自由，失去的是“熟练”，高考时手生了，数学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附中三年，自由阅读给我造成深刻影响，决定了我的选择，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我的命运。大约在高二的时候吧，隐约中我发现了课本（主要是文科类）的不足，而老师却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人生是如此丰富，既有酣畅淋漓的欢乐，也有痛彻心扉的哀伤，但在课本中，生活的色调好像总是阳光灿烂，高尚与卑鄙总是泾渭分明，理想的风帆总在远航……真的是如此吗？人是什么？社会是什么？生与死，爱与恨，价值几何？少年的烦恼缠绕着我，而自由阅读引领我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救赎”。

北京的书店很多，书的种类也很多。虽然囊中羞涩，我还是买到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书。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写的《古代散文选注》（上下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我就非常喜爱，里边收录的一些文章让我感到“震惊”。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当读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所以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始知伟大的作品何所来也。印象最深的，是其来自心灵深处的那一种痛。原来，痛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只有那种建立在痛定思痛基础上的乐观主义才是无往而不胜的。对比起来，中学课文中介绍的司马迁是何其单薄，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无法打动人的。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那种率性而为的气度，令人叹为观止；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仅这四句就足以让人心旌摇荡。当时，凡喜爱的篇目我都争取熟读以至背诵。真可谓受益匪浅，它不但引领我初窥了人生的多个维度，还大幅度提高了我的古文水平。高三时，参加西城区组织的高考模拟考试，记得古文部分基本是不丢分的。这两本书一直陪伴我多年，工作以后朋友借去，弄丢了下册，我只能不时摩挲那孤零零的上册而心中感到可惜。还有一本让我爱不释手的书是《外国诗歌选》，现在我已找不到了，也是被人借去不还的。这本书好就好在全是“名家译名家”。至今依稀记得高声朗读拜伦《今天我三十六岁》时的慷慨激越，那种悔与痛，那种决绝与勇往直前，曾经那样令我心潮澎湃——原来读诗也可以是这样的，原来读诗也能这样的。必须提到的还有泰戈尔的《飞鸟集》，也是喜欢得不得了，其优美的诗句是那样超然物外，让诗意“在梦中翱翔”。

高中三年，我没有回过家，因为假期真是读书的好时节，同时也是为了节省路费。那些好书陪伴了我的青春，在迷茫中为我点亮了一盏“心灯”。

附中岁月是难忘的——华灯初上时，我们曾漫步长街，畅叙理想；灯火阑珊处，我们曾埋头苦读，心怀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