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恩情深似海

1938年10月3日，我出生在贵州省台江县交江苗寨。我们交江寨位于一条名叫“翁瓦”的小河与流经县域内的巴拉河交汇处旁的一个半坡上，寨子四周除有少量的梯田外，长满了杉树、松树、青冈树、麻栗树和杂木，寨子的左右两边突起两座相距约1500米酷似太师椅扶手的平顶小山。寨子后边是一条由三座从低到高的山峰组成的山脉。秋高气爽之时，早晨起来向前方眺望见到的是一片好似铺满了棉花的白茫茫的云海，十分壮观，直到阳光洒满大地，云海才慢慢地消散开去，真是一个青山绿水、风景如画、十分秀美的小山村，如世外桃源一般。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前我曾在我们寨上读过一年私塾。1950年8月，我离家在外求学，直至1965年7月大学毕业。后又十分荣幸地迈入了政府机关门槛，成了国家机关公务员。我为人谦虚谨慎，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不辱使命。直至2001年2月才因年事已高离开工作岗位。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给我带来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人生的光明与幸福。党的恩情深似海，大如天！故此，将我的求学之程简要总结于后，供家人借鉴，供世人参阅。

一、小学阶段

20世纪初，我们交江寨尚未建起学堂，全村大部分人是文盲，饱受无文化知识之苦。1947年的夏天，寨子里的父老商量着要办一所私塾，找一位教书先生来教寨子里的适龄儿童读书认字，最后找到一位王秀云先生。

王先生的家就住在交江寨坡下的巴拉河对面的南瓦上寨，离我们寨子比较近。但因交江寨的适龄儿童不足10人，于是寨子里的父老又派人到位于山脚“翁瓦”小河沟边距本寨三五华里的李家湾、岩寨和本寨山后面的排内、贵寨等4个小村寨联系，又找到四五个愿意到交江寨来上学的适龄儿童。请教书先生的报酬由学生家长按本户上学的子女人数平均分摊（报酬由先生应得的粮食、食油和少部分钱币组成）。家乡那一带全是苗族聚居的小村寨，大人小孩均用苗语交谈，只有苗语，没有苗族文字。大人中只有极少数人略懂点汉话，小孩子和妇女们个个都听不懂汉话，更不会说汉话。入学前每个小孩子只有苗名没有书名（汉文名）。1947年10月上旬，交江寨私塾正式开学，学生报到那天，先生给每位学生都起了一个书名，但每个人都不知道先生给自己起的书名是什么含义。虽然不知自己书名的含义，但个个都认为有了书名比没有书名的人要荣耀一点，所以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喜滋滋的。

我是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童年是在旧社会度过的。台江县各村寨多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田多土少，粮食以大米为主粮。我家共有九口人，因为人口多，田土少，产量低，所以，每年都出现青黄不接的状况。穿衣也很破旧，兄弟姊妹几个，每人只有一两套换洗的单衣，经常是小的捡大的旧衣服穿，而且多为打了补丁的衣服，冬天也没有棉衣穿，大人小孩都如此，全寨老少一个样。

衣服是母亲手工缝制的，而且棉花也是自家种的，线是自家纺的，布是自家织的，色是自家染的。自家纺织的这种布叫“家机布”。寨子里两三岁大的小孩（无论男孩女孩）都打光脚板走路，四五岁以上的儿童及大人脚上穿的是用糯米草编织的草鞋，每人只有一双晚上洗脚用来垫脚的布鞋。一般出门是不穿布鞋的，如偶尔出门做客，途中遇到下雨，就把鞋脱下来提在手上，打起光脚板走路，不让布鞋打湿。小时候草鞋是父亲编的，布鞋是母亲纳的。三岁时我就和哥哥上山去放牛，天天爬上爬下，一双草鞋要不了半个月就穿烂了。父亲很忙，有时来不及给我们编草鞋，我们就只好打光脚板上山。于是我和哥哥就自己学编草鞋。我五岁就学会编草鞋了，哥哥比我更早学会。从此以后我们哥俩就自己编草鞋来穿，不再劳驾父亲了，父亲很高兴，表扬我们两兄弟很懂事。新中国成立前我们那里从没见过穿皮鞋的人，后来渐渐有人穿胶鞋和球鞋，也很少见到穿皮鞋的人，因为皮鞋价钱贵，一般人家都买不起。我上初中后父亲才给我买了一双球鞋，我爱之如命，穿在脚上走路十分注意，不轻易把鞋弄脏。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发了工资后，我才有了自己的第一双皮鞋。

父亲是一个意志坚强、心胸开阔、平易近人、勤劳勇敢、多才多艺、坚韧不拔的人。母亲是一个心地善良、勤俭持家、相夫教子、热情好客、助人为乐的人。父亲不仅会种田种地、砍柴割草，还会各种谋生的手工艺。如编织箩筐、簸箕、筛子、晒席、睡席、竹筐、竹篮、撮箕等各种竹制器具；弹棉花，制被褥，裁衣服；搓草绳，修理农具；唱苗族的各种古歌、酒歌、情歌，甚至还会掐草标给人测算吉凶，懂得敬鬼敬神之术和过去流传下来的帮人消灾化吉之道。每年春耕和秋收大忙之后的两个农闲季节，父亲就外出到附近村寨找活干，帮人做这做那，赚点额外收入。遇到没有钱付工钱的人家，拿粮食抵也行。收到的粮食多了，就抽空扛回家来，第二天又回去打工，直到春耕春种、栽秧打谷季节和过年过节的时候，他才回家来。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照顾我们几兄妹，空闲时间就纺纱织布和缝缝补补，十分辛苦。我和大哥就天天放牛上山，牛在吃草，我和大哥就砍柴，等牛吃饱了，我们的柴也砍好了，就一边挑着柴，一边赶着牛回家。母亲在家还要绣花和织花带。在我们家乡一带，苗族女性几乎人人都会绣花，但是会织花带的人没有几个，因为花带上要织的花色和图案比较复杂，一般人不易学会。所以本寨子和附近村寨的姑娘少妇们，都来请我母亲帮她们织花带，母亲也从中获取部分收入。

我家兄弟姊妹多，负担重，尽管父母一年到头十分勤快，不辞辛劳，家庭经济还是十分拮据。因为负担不起两个孩子的学费，所以本寨办私塾，开始父母亲只让哥哥一个人去读。我就找父母亲哭闹，质问父母为什么只让哥哥上学读书认字，不让我上学读书认字。经我一哭闹，我父母就主动同乡亲们协商，拿我家的一间房子的一楼打通改造成教室，条件是让我免费上私塾读书认字。乡亲们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就同意了。这样，我终于能够上学读书了，心里特别高兴。

我在私塾班里学习特别专心，先生教我们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和小学一年级算术。一开始我们一句汉话都听不懂，先生给我们读一句汉文，就让我们跟着他朗读一遍，然后先生又用苗语将汉文的意思翻译一遍给我们听。如此循环往复，我们就渐渐地认识汉字，懂得汉话，会写汉字，会说汉话。我父亲每天晚上都要叫哥哥和我分别背一遍书给他听，才让我们睡觉。父亲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他经常走南闯北与懂汉语说汉话的人打交道，所以能听懂汉话，会说汉话。父亲有一棵长长的黑竹烟杆，每天晚上都用他的长烟杆一边叭叭地抽着烟，一边听我俩背书，然后再用苗语将课文翻译过来教我们，夜夜如此，从不耽误。这样一年下来，我的语文和算术成绩均名列全班第一。

1949年12月8日，中共台江县工作委员会、台江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从1951年秋季开始，台江在全县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至1952年10月全县土地改革结束。1952年6月中旬，土改工作队开进交江村，住在我家。土改工作队进驻后，首先宣传党和国家的土地改革政策，开展反封建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划分阶级成分，成立农民协会。

同时中共台江县工委、县人民政府也十分重视抓文化教育工作。1951年春起，就贯彻实施中央“巩固、发展、整顿、改造”的办学方针，以发展民族教育为宗旨，把8所私立小学并入公办小学。全县从过去的19所公办小学、4所民办小学，发展到28所公办小学。1952年建立方召民族小学，在各乡（镇）所属的住地比较分散的村寨又增设了12所乡村小学，使得小学从上年的28所，发展到41所。在校生人数从上年的3010人，发展到4290人。

1950年上半年进行小学校名更名及整顿、改造工作告一段落后，8月底，父亲带我到台盘初级小学去报名读书。老师问我读过书没有。我说读过一年私塾，老师就出一道算术题让我做，我很快就做好交给老师看，老师说我做得对，就叫我读二年级。台盘是永安乡乡政府所在地，离交江寨有10多华里，且都是爬坡上坎、杂草丛生的山路，还时不时有老虎等猛兽出没。我年纪小，不可能独自一人天天走这样的山路去台盘上学。父亲就安排我到台盘屯上的一个熟人家搭伙。

我在台盘读书，属异地上学。父母亲不在身边，但我酷爱读书，不管有没有家长在身边，我都一样自觉看书学习，按时完成作业，按时上学，认真听讲，从不迟到早退，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几乎科科考试成绩都是满分。有些东西我一看就会，不用老师教。比如，在我读到初小二年级下学期时，有天晚上班主任王安忠老师让我陪他到离台盘有八九华里路远的南瓦小学去开会，他和南瓦小学的两个老师在一起共同研究《四角号码新词典》的检字方法。三个老师围坐在一张桌子边研究，我就静静地坐在他们后面听他们讨论，当晚就学会了用《四角号码新词典》查字的方法。那一夜我跟王老师去“开会”，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想有一本《四角号码新词典》。当年，买一本要一元一角五分钱，我知道家里没有钱，我大哥虽然已参加工作，一个月工资只有九元钱，他既要管自己的吃穿用，还要照顾家，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虽然我非常想有一本词典，但既不敢向父母开口，也不敢向哥哥要钱，生怕难为父母和哥哥，他们不是不支持我，而是无力支持我。所以我就把自己的愿望一直埋在心里，直到初中二年级上学期，国庆七周年放假回家，恰逢大哥也在家，哥哥主动问我：“你在学校需要什么吗？”我觉得机会来了，才鼓起勇气轻声地对哥哥说：“我只想要一本《四角号码新词典》。”哥哥问：“多少钱一本？”我回答说：“一块一角五分钱一本。”哥哥穿的是中山装，就从上衣口袋摸一块二角钱递给我。我接过哥哥给我的钱，小心翼翼地把钱放在我的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扣上扣子，又用手轻轻摸一下。那是1956年的国庆节，休假期满，我就回学校去上课。10月12日那天是星期五，下午上完课后我就到县新华书店去把《四角号码新词典》买回来。当天我就在词典的首页写下了“要人知重勤学，怕人知事莫做”的座右铭，一直铭记在心永不忘。从那时到今天，已过了60年的时间，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它带在身边。

在台盘小学上学时，我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小学生守则，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班主任和科任老师都很喜欢我。读到三年级下学期，父母就安排我到外婆家去吃住。外婆家住在离台盘屯上约四华里远的水牛寨，也叫平水村。外婆家是个中农家庭，只有外公、外婆和我的一个尚未出嫁的小姨共三口人吃饭，加上我就有四个人吃饭。1953年7月我从台盘初级小学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保送到县城的萃文高级小学就读。后来两位老人去世，直到丧事办妥后家里才写信告诉我，我连他们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终身遗憾。

我从台盘初小毕业后，我父亲就到外婆家接我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把台盘小学保送我到县城萃文高级小学就读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学校老师通知他了，他知道了。说完这句话，父亲就沉默了一会儿，又对我说：“你母亲和我考虑，你哥哥已参加了工作，家中的弟妹年纪小，你三个弟弟还在上学，家中缺乏劳动力，我们一时找不到那么多钱来盘（供养）你们。所以，你初小毕业就可以了，不要再去县城上高小了。”我听了父亲的一番话之后，就懂得了父母亲的苦处，不是家中缺劳力的问题，而是缺钱的问题。我心中很苦闷，又不知道如何是好，就闷闷地跟在父亲的后面走，而且越走越慢，父亲回头看我落在后面，就喊我走快点。我就扯谎说我穿的草鞋“咬”脚，走不快。父亲知道我是在伤心闹情绪，也没说我什么。回到家后，父亲就把我在路上闹情绪的事告诉母亲，并且商量怎么办才好。二老思来想去，眼看别人家的孩子想读书考不上，自己家的孩子不用考就被录取了，家里却没钱盘，让人知道了会笑话我们，看不起我们。就商定找亲戚朋友“约会”（一种民间的互助组织形式）筹资，并且要让我父亲吃“头会”。办法定下后，第二天，父亲就出门找平时关系好的几家亲戚朋友联系，商量“约会”的问题，筹点钱给我去县城的萃文高级小学继续读书。父亲出面讲清情况，几家亲戚朋友听后都认为是好事，很支持我父亲吃“头会”。通过“约会”筹资的办法，我父亲筹得了40多元钱，这样我就可以去萃文高级小学读书了。

1953年8月底，父亲带我去台江县城内的萃文高级小学报名读书。萃文小学是一所完小，高小部设在原来的一座古庙里，那古庙是建在县城的一座小山丘上，四周长满了许多香樟古树，风景十分秀丽。校门两边长着两棵需要四五个人才能合抱的大香樟树，夏天坐在校门口的青石阶上，凉悠悠的。

我到萃文高小就读五年级的第一个学期，父亲安排我到县城中一对年轻夫妇家中搭伙，父亲让我称呼他们为表哥、表嫂。寒假过后，五年级下学期开学，父亲又安排我到住在县城的小堂姑姑家去搭伙。上六年级时，我自己会做饭做菜了，父亲就不让我去搭伙了。父亲又去找一家有点亲戚关系的熟人家，安排我住在他家的楼上，从家里带去一个小鼎罐、一口小铁锅，还有米、油、菜等。这样我就每天早早地起来做饭，吃了才去上学。中午放学后，又赶快回家做午饭，吃了午饭后休息一会儿，下午又到学校去上课。下午上完课放学后，又回来做晚饭，吃了就趁天未黑抓紧复习功课和做家庭作业。天一黑就上床睡觉，第二天才能早起。星期天还要到县城附近的山上去拾些柴火来烧火做饭。有时来不及，就吃干饭。只要能上学读书，什么困难我都不怕。

上高小五年级时，学校开了珠算课，老师要求带算盘。我没有算盘（因为没钱买），只能听老师讲，看老师在讲台上演算，用耳听，用心记，把珠算的加、减、乘、除口诀背诵下来，牢记心中。所以，每次考珠算题时，别的同学有算盘，就一步步地用手拨算盘珠子，而我却用浮现在脑海里的算盘来做题，居然每次珠算考试我都能得满分。后来学校安排家不在县城的毕业班同学住校，在教师食堂吃饭，我也就能安安心心地集中精力学习，直到高小毕业。

二、中学阶段

高小毕业后大部分同学都去报考台江民族中学初中班，或者报考镇远初级师范学校。我想我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差，听说到师范学校读书吃饭不要钱，也不收任何费用，就打算去报考镇远初级师范学校，但负责报名登记的工作人员看我年纪小、个子矮，就劝我报考初中。

（注： 台江中学时代留影。）

（注： 台江中学时代留影。）

在萃文高级小学就读五年级和六年级的两年时间，我不仅在文化知识水平上，而且在思想方面也有很大的收获和提高。1953年2月，台江县第一支中国少年先锋队首先在萃文小学成立。那时我还在台盘小学读书，根本没有听说过少年先锋队的事。1953年9月开学后，我看到许多同学脖子上都戴着一块三角形的红布巾，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城里人时兴的一种装饰，自己也想去买一张来戴，就去问和我同班的杨崇孝同学：“你们戴的红布巾是在哪里买的？你告诉我，我也去买一张来戴。”杨崇孝回答说：“这不是自己买的，是学校发的，名字叫红领巾，不叫红布巾。”我说：“那为什么老师没有发给我一张呢？”他说：“这是少年先锋队的标志，你要先申请加入少年先锋队，经研究批准你加入少年先锋队后，少先队辅导员老师才发给你。”于是我就去找辅导员老师要求加入少年先锋队，老师对我说：“你有这个想法很好，加入少年先锋队是人的一生中最光荣的三件大事之一。”我就问老师：“那还有两件大事是什么呢？”老师回答说：“一件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件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点头表示知道了。老师要我写张申请书，表示自己自愿加入少先队，我就去写，写好后交给老师。我是台盘小学保送到萃文高小读书的，到萃文小学读书后各科学习成绩优异，家庭出身贫农，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我要求加入少先队的申请交上去不久，就被批准了，少先队辅导员便发了一条红领巾给我，后来还选我当中队长、大队长，让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我就暗自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去为实现剩下的两件最光荣的大事而奋斗。

我小学毕业考取台江民族中学初中部后，就申请并得到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高中后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当年党组织不在高中生中发展党员，所以申请未得到批准。进入大学后，我又向学校党组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样的原因，20世纪60年代初，党组织也暂不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所以大学时代申请也未得到批准。但我始终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1965年8月，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我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个月后，学校党组织就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这是后话。

1955年7月，我顺利地考取了台江民族中学初中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凡是在各级民族学校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国家都划拨有民族经费补助，在学校叫人民助学金。那时候我家的经济条件很差，入学后经申请获批准，我享受到了国家发给的人民助学金，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如此一来，初中阶段我就安安心心，全力以赴地钻研功课。在三年的学习中，我遇到各种干扰，都动摇不了自己刻苦努力读书的决心。

（注： 1961年，台江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合影（三排左六）。）

（注： 20世纪60年代的高中毕业证书。）

当年9月初，台江民中初中部正式开学上课。台江民中的学习环境比萃文高小好，凡从农村来的学生，都安排集体住校，统一在学校食堂用餐。住宿的寝具、衣物、洗漱用具等均自备。另外，由于我享受到国家补助的人民助学金，粮食由国家定量供应，吃饭不用家里负担。

1955年6月，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担任校团委副书记，承担校团委的许多日常工作，还负责用钢板刻印校刊、抄写校团委和校学生会联合办的黑板报。这些事务影响了一些学习时间，但我坚持平时上课认真听讲，老师布置的作业认真完成，对老师未上的新课先进行预习、自学。还抽空阅读一些课外书籍，以丰富自己的知识。这样，在初中三年学习中，各门功课成绩优异，德智体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所以，1958年7月，我被免试保送升入本校高中部就读。

1958年，全国上下都在认真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2月，教育部在北京举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果展览会”，并组织全国各省市的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代表到北京参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分到一名优秀老师代表和两名优秀学生代表的名额。学校领导经研究确定由教导主任王祯发作为优秀老师代表并带队，确定我和凯里一中的一位同学作为两名优秀学生代表。这样，王主任就带领我俩，代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老师学生，到北京去参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果展览。

（注： 1965年1月，参加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八届执行委员会的贵州代表在天安门前留影纪念（二排左三）。）

在台江民中念高中的那三年，是艰苦奋斗的三年，是经常饥肠辘辘的三年，是真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三年，总之一句话，那是难以忘怀的三年。那三年除了要完成高中三年的学业，时不时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外，自己还要继续坚持初二就开始的勤工俭学，赚点钱来购买学习所用的笔墨纸张及部分日常生活用品。自从我到萃文高级小学上学起，父亲母亲也经常逢赶场天到学校来看我，时不时也拿几角钱给我零用。但我从不乱花钱，舍不得拿去买零食吃。只把钱存起来，到一定时候用来买些笔墨纸张或课外书籍。我从不主动开口向父母亲要钱，因为我知道只要父母亲有钱的话，会主动给我的。如果我开口要，而父母身上又没有钱的话，就会使父母很难为情。

我从读初中二年级起，就利用星期天上山去砍柴，挑到砖瓦厂去卖，一个星期天砍一挑柴可卖得三四角钱。我读初中三年级时，大哥已从乡下调到县政府机关工作。课余时间我也常到他住处去玩，顺便帮他洗洗换下来的衣服鞋袜。那时，县政府机关分发一些用杂粮野果制作的糕点，他都舍不得吃，留着等我去了才拿出来给我吃。上高中后，我砍一挑柴比初中时砍的一挑柴要重很多，可卖得七八角钱，这样我就可以买更多的学习用品了。

三、大学阶段

高中三年一晃而过，很快到了高考的时间。那时高考志愿分为文科和理科两大类，比较喜欢文科的我最终填的却是理科。因为我无意中在书店听见两位老人在交谈，说这几年台江县能考取大学的人不多，考取文科的还有几个，理科的一个也没有。我就下决心报考理科，为台江人争口气。当年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提前几天从台江县城出发，步行100多华里，傍晚到达凯里一中高考点。之后我幸运地考取了贵州大学数学系。那年，我们台江民中参加高考的25名同学，包括我在内共考取了5名，录取率为20%。

（注： 1965年，贵州大学数学系毕业学生和老师合影留念（三排左五）。）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父母亲及全家人都很高兴。因为在那之前，我家祖祖辈辈还没有一个上过大学的人，我不仅是我家而且是全村以至全乡（南瓦乡）的第一个大学生。

（注： 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毕业证书。）

当年由台江到贵阳交通很不方便。要由台江搭乘拉货过路的卡车到凯里，再由凯里乘汽车（班车）到“谷硐”（火车站名，位于麻江县境内，专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各县需要转乘火车到贵阳或乘坐火车南下广西柳州再转往全国各地出差、旅游和探亲访友人员换乘车的一个小火车站）。由于担心由台江到凯里乘汽车的时间把握不准，父母决定让我提前走，以免不能按时到校报到。

（注： 1965年，参加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八届执行委员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注： 上大学前，我（左一）和送别的亲人合影留念。）

出发的那天，父母亲按苗族的风俗习惯在家中杀鸡设宴送行，父亲端了一碗酒让我喝下去，然后递给我45元钱作为盘缠。父亲交代我：“儿啊，这钱你拿在路上用，不能乱花。你到学校后看情况怎么样，行就待在那里认真读书，不行就回来。如果你乱花，把钱花光了，万一到时不行你想走，没有钱也回不来了。”那时的45元钱比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试用期的月工资还多2.5元，这也是我第一次保管那么多钱。我点头答应父亲，保证不会乱花一分钱。父亲没读过书，不知道上大学是好事还是坏事，他老人家的担心是出于对儿子真诚的爱。算我运气好，从台江经过三四天的周折终于到达贵阳站。

（注： 20世纪60年代妻子年轻时的留影。）

（注： 1993年11月，在花溪公园里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塑像前留影。）

学校还没有开学，我提前好几天到了学校，学校老师安排了一个假期住校的华侨学生接待了我。等到9月初学校正式报到开学后，我才知道那年数学系招的是两个班的新生，分为甲乙两班。我被分到数学系61级甲班就读，担任班团支部书记，组织团员按团章规定，定期过组织生活，培养发展非团员加入共青团组织，还协助班主任老师做同学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们上大学期间国家设立有人民助学金，用以补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开学两个星期后，学校组织评定获得人助金的学生名单，人助金发放的对象，按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等。甲乙丙三等都能享受全额伙食费补助，此外，甲等每月发2.5元零用钱，乙等每月发1.7元零用钱。虽然符合享受甲等的条件，但身为团支部书记，我主动提出只要乙等人助金。吃饭不要家里出钱已解决了我最大的困难，每月还有1.7元零用钱，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把每月发的1.7元零用钱攒起来，用来买书或牙膏、肥皂之类的日用品，还买了一双球鞋。

大学一般是上大课，老师不像中小学时那样手把手地教学生，全靠学生自觉钻研。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就自修。我每天下午除了到教室整理笔记、完成作业，就到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晚上就到教室去复习功课，预习新课。大学四年的时间，除了寒暑假回家之外，平时在学校就连星期天也很少出去玩，多是在宿舍或教室复习功课，或者是到图书馆去查阅资料。不想出去玩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出去玩必须邀约几个同学一起出去才好玩，但自己经济拮据，担心遇到尴尬局面。所以，节假日都尽可能地不出去玩。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期间，除了刻苦钻研专业知识之外，学校还组织我们参加校内外的生产劳动，以及相关的社会活动。

1961年，我国粮食紧缺、物资匮乏的状况有了较大的好转，但副食品等各类物资仍实行计划供应。学校组织学生到离学校七八华里远的周家寨校办农场去种植苞谷、红薯、胡萝卜等食蔬，收成后送到学生食堂改善伙食。同时为了培养与劳动人民的感情，加深与贫下中农的联系，每年学校还组织学生到贵大附近的花溪区农村参加秋收秋种的劳动。每次两三个星期，带着行李下去，吃在农家，住在农家。花溪周围村寨居住的都是布依族，十分好客。每次我们下去帮助他们收割稻谷、栽种麦子、油菜的劳动结束后，乡亲们都要打糯米粑欢送我们。

（注： 1995年8月，贵州大学数学系61级部分老同学聚会（二排右四）。）

（注： 2000年11月，在中纪委杭州培训班学习时的留影。）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作为团支部书记，组织本支部的共青团员和本班非团员同学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我和团支委的同志研究，确定以团小组为单位（吸收非团员同学参加）成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小组，将班团支部分为三个小组。要求每个团员写读书笔记，谈学习心得，汇报个人的思想收获。并在各小组挑选两名学得好的团员（或入团积极分子），在全支部（班）大会上进行交流发言。系党总支和校团委对我们团支部的做法和经验，做了充分肯定，给予表彰奖励。其次，组织本支部（班）的团员和非团员同学做好事，培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共道德品质。本班团支部号召本支部（班）的团员和非团员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做一件好事，如打扫宿舍卫生，帮生病同学到食堂打饭、洗衣服，外出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要主动让路、让座、搀扶等。我们还组织本支部团员利用星期天打扫校内街道，为学校的花园除草等。再是组织全班同学演唱革命歌曲，如《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等。

（注： 2014年，与部分台江中学第一届高中毕业同学聚会留影（前排左三）。）

1965年1月15日至27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四届二次会议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第18届代表会议同时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全国各省、市都要选派青年代表组成青联代表团和选派大学生代表组成学联代表团赴京出席该会议。当年贵州省有6所高等院校，每所高等院校推选一名优秀大学生代表，组成贵州省大学生代表团。最后我有幸被推选为贵州大学拟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第18届代表会议的正式代表，并担任贵州省大学生代表团团长。

出席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四届二次会议的贵州青年代表团，由全省各族各界代表组成。贵州的青年代表团和大学生代表团，分别由共青团贵州省委机关的青年工作部和学生工作部的负责人邰昌培、帅开和同志带领，于1965年1月9日从贵阳乘火车赴京，于1月12日上午到达北京。

1月14日上午，我作为贵州大学生代表团团长出席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17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18届代表会议主席团成员名单、17届学联执委会工作报告和《中华全国联合会章程（草案）》。1月15日，全国学生联合会第18届代表会议正式开幕。

1965年1月17日，与会全体代表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在两会期间，主办方还组织开展联欢活动，让出席会议的各省市的大学生代表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会议从1月15日开始，一直开到27日才结束。我感觉那是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会议开得圆满成功，令人终生难忘。

1965年7月24日，数学系系主任谭鑫教授向我们做关于毕业鉴定的动员报告，之后同学们就开始写个人自我鉴定。自我鉴定写好后，全班分成三个小组，在小组范围内同学互相评议。最后上交系里作组织鉴定，进入个人档案。个人毕业自我鉴定工作到8月初结束。然后就进行填写个人毕业志愿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求每个毕业同学在个人志愿与国家需要相冲突时，要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才能。

（注：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全家福。）

（注： 20世纪70年代，一双儿女在花溪公园留影。）

当年大学生毕业分配，也让个人填写工作志愿，但为了体现个人的思想觉悟高，大多数毕业生（包括本人在内）的第一志愿均填写为“服从组织分配”，实际上第二志愿才真正是个人的第一志愿。我的第二志愿填的是“黔东南州、铜仁地区、遵义地区、贵阳市及省级机关”。报上去后，数学系党总支书记就问我：“你为什么要填黔东南呢？”我说：“黔东南是我的家乡，我大学毕业了，想为家乡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再加上我对黔东南地区也比较熟悉，所以就填了。”书记说：“你有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根据你在校的专业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德才兼备，所以经组织研究决定，让你留校担任教学工作，下一步学校还可选派你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名牌大学去进修。”我回答说：“从内心讲我是很想回家乡工作，但作为一名共青团员，而且还是团干部，我服从组织分配，谢谢领导的关心。”

1965年7月，我大学毕业，8月搞毕业鉴定和分配派遣，9月就到数学系任职。上班后我第一时间向系党总支递交入党申请书。10月4日，数学系党总支书记和系办公室秘书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介绍我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至此，我从小学五年级起就立下的要为实现“人生最光荣的三件大事”而奋斗的梦想终得以完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