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长工”出山记

（注： 1966年小学毕业照。）

七八岁时就被乡亲们称为“老长工”的我，通过刻苦学习，走出了大山，成为民族文化学者。我“出山”的心路历程，或许对正在为理想奋斗的年轻朋友能有所启迪。

去年春天，我带着女儿回到阔别45年的第三故乡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平寨村，儿时的几位同学和玩伴早早就在寨门口迎候着我。女儿把车停好后，我刚打开车门，几位老同学就激动地走过来紧紧地抱着我，眼睛里噙着眼泪，嘴里颤抖着不断念叨：“‘老长工’你终于回来了。”我也激动得许久说不出话。

傍晚，与同学欢聚之后，车子刚驶出寨门，女儿就迫不及待地问我：“爸爸，你的老同学怎么叫你‘老长工’？什么叫‘老长工’？”我这时才回过神来，以前很想跟女儿讲过去的事，她总是不想听，见她这般有兴趣，我开始给女儿慢慢讲述那段经历。

“长工”是旧社会靠常年出卖劳力谋生，受地主、富农剥削的贫苦农民。“长工”为了活命去给地主扛活，一天又苦又累，得到的报酬往往还填不饱肚子。

这个绰号的得来是因为当年我干活太辛苦，就像过去给地主干活的长工一样，所以同学们都叫我“老长工”。虽然当时父母有工作，但由于有11个兄弟姐妹，在一起生活的还有一个姑奶奶，全家14口人，而父母一个月的工资才60多元，所以家庭极度贫困。开始还能勉强维持基本温饱，到了1959年，由于物资匮乏，父母只能申请从条件较好的镇宁县石头寨小学调到条件较差的平寨小学教书。那是因为平寨土地多，人口少，有大量的耕地撂荒，可以让生产队利用这些土地种植粮食。

（注： 1955年2月6日，著名民族学家田曙岚老先生到镇宁扁担山地区调研布依族文化时拍摄了此照。田老先生是贵州民族研究所原副所长，是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专家，对布依族历史文化有很多独到见解。田老先生是笔者母亲王永国的老师，笔者父亲伍德馨、母亲王永国经常与田老先生探讨研究布依族文化。笔者在20世纪70年代多次拜访田老先生，获益匪浅。

照片中家父抱着笔者，家母抱着大弟继云，站着的是三姐忠业，坐在地上的是大哥忠辉。这是笔者的第一张相片。）

当年我不到8岁，两个哥哥在县城读书，其他弟弟妹妹又还小，父母身体又不好，所以十多口人的家务事全落到我和姐姐身上。我们跟生产队要了二十多亩撂荒的地来耕种，我就负责地里的活。我还清楚地记得，由于年龄小，个子矮，犁耙有我的脑门高，所以犁地时我是双手高举扶着犁耙，跟在犁的后面，这样犁一天地下来，全身酸痛。当时周围的乡亲们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小的人就扶犁犁地，有的乡亲看我可怜，干完生产队的活后，就吆喝着牛来帮我犁地。看我家缺少肥料，有的乡亲就叫我们去他家的粪坑里挑肥料。由于我勤劳，又非常辛苦，比过去给地主扛活的长工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乡亲们就叫我“老长工”。

生产队撂荒的土地都是贫瘠的土地，一年辛苦下来，一亩土地只能收获百十来斤粮食，为了多收获一些粮食，我们只好扩大种植面积，种了几十亩地。虽然是广种薄收，一年下来也能收获几千斤粮食，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每年还喂养两头大肥猪，杀一头卖一头，既解决了吃饭问题，也改善了生活。

正因为这么艰苦，自己清楚地意识到要改变命运必须刻苦学习，绝对不能放弃学习，所以坚持不缺课。每天上完课后就到地里劳动，晚上尽管非常疲惫也要完成当天的作业。由于实在太累了，我坐在煤油灯下看书做作业经常打盹，额上的头发不知道被煤油灯烧了多少次。通过刻苦努力的学习，我的成绩在班上保持中等偏上水平。到了1966年小学毕业，我顺利考上了安西农业中学。

刚进校不到两个月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全国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只好回家待着。当时平寨小学毕业的二十多个同学的家长看到我们无书可读，无学可上，我父亲就召集家长们商量创办一所民办中学，取名为平寨农业中学。学校聘请了两位老师，一个教文科，一个教理科，我父亲也免费承担部分课程。教完初中课程接着教高中课程。我1970年离开学校参加工作时，基本学完了高中一年级的课程。

1970年8月，水城钢铁厂[现在的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到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来招收工人，当时的招工条件是初中毕业，年满18周岁。于是我就来到水钢当了一名学徒工。说来也非常幸运，当时从镇宁招来的那一批新工人有近百人，分配学技工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工友，其他人都是普工。我和工友分去学铆工。我当时对工厂的知识可以说是零，不知道铆工是做什么的，听一同入厂的工友们说，“车、钳、铆、电、焊，不给钱也干”，想必是个好工种，所以下决心要学好。

当时我们所在的铆工组（其实就是工段）是水钢铆、焊技术力量最强的工段，有两个8级铆工（过去技术工种最高级别就是8级），一个7级，就是我的师傅。我的师傅虽然只是7级，但他入厂时是高中毕业生，这在当时的工人队伍中已经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是大家公认的理论水平最高的工人，受到工友们的敬重。

那时工厂里几乎没有娱乐生活，吃完晚饭后或者去看露天电影，或者玩“三打一”（一种扑克游戏），正好为我提供了充裕的学习时间。

每天下班后我就学画展开图（铆工下料的方法），当时铆工下料最权威的一本书就是唐顺钦的《钣金工实用下料展开手册》。该书有200多种结构件的展开方法，我从头到尾，一个结构件一个结构件地学习下料，没有哪天晚上是12点以前睡觉的。师傅们看我如此刻苦，不仅我的师傅热情地教我，其他师傅也来“抢”着教我。我也虚心向组里的各位师傅求教，还积极参与其他的技术学习活动。

当时负责水钢建设的冶金部第八冶金建设集团公司的钢结构技术力量非常强，我发现他们每周日晚上都有一次技术讲座，我就去听。讲座是在一个工棚里进行，工棚里坐满了他们的人，我只好站在工棚外的小窗户边听。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不但把唐顺钦《钣金工实用下料展开手册》里200多种结构件的展开方法都学会了，还发现书中有四个展开法是错误的，另外对十多个展开法进行了优化。当时一起学徒的师兄们（我年纪最小）戏称我为“大工匠”。那时厂里对我们学徒工的学习是很重视的，每个月都组织一两次技术比武。那时的技术比武是没有任何物质奖励的，每次比武结束后就在车间门口用红纸公布前三名的成绩。每次技术比武，铆工第一、二名不是我就是一个姓李的师兄（他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我学徒不到一年，有一个班的班长抽调“工宣队”（即所谓的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参与对学校的管理），就把我调到那个班，实际就是代理班长，那时整个车间学徒工独当一面，带一个班干活，我是唯一的，就这样一直干到去上大学的时候。

除了努力学习专业技术外，我每天都坚持自学初、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那时自学可以说是盲目的，没有目标的，因为当时大学没有招生，而学铆工有初中文化就足够了。自学数、理、化知识完全是觉得这些知识好玩，也就是对知识的兴趣爱好罢了。

在我后来的人生经历中，这三年学徒工所学的铆工知识似乎没派上什么用场，所以后来有的工友说：“可惜了，你废寝忘食学来的东西全部浪费了。”我回答说，虽然这些知识对我日后没有直接用处，但是没有这些知识为我一次次“红榜题名”（技术比武获奖），就没有我后来的“金榜题名”（组织推荐我报考大学），所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处。

1973年，我突然听说大学要恢复招生考试（其实1972年就已经开始，只是自己不知道），因为我喜欢看书学习，所以师兄们开玩笑说：“‘大工匠’不去报考？”我当时随口回答说：“要去报考的。”其实师兄们是在开玩笑，我的随口回答也是玩笑话，因为我是不可能得到推荐的。当时我所在的烧结厂有三个车间，一个车间只有一个推荐名额，我们机修车间都是技术工种，学徒工就有400多人，水钢很多干部子女都安排在我们车间当学徒，所以我是不可能得到推荐的。

有一天我到车间办事，一名姓谢的“万能员”（那时每个车间有一名负责办理车间所有杂事的工作人员，俗称“万能员”）负责报名，这名工作人员故意开玩笑问我：“你是不是来报名考大学的？”那绝对是玩笑话，因为她更清楚我不可能得到推荐。我还是随口回答说：“是的。”她说：“那我就给你报上了哈。”我说：“好的。”反正都是玩笑话，而且这种玩笑话还带点讽刺的味道。

玩笑开完了我一直没有放在心上，但过了几天车间那位“万能员”来找我，说我被推荐了，叫我到厂政治部领表来填。我当时认为她是取笑我的，对她大发脾气。她说是真的，而且悄悄告诉我推荐会的一些细节。她说我是“渔翁”，得益于“鹬蚌相争”。

当时车间领导分两派，为各自推荐的候选人僵持不下，双方都不肯让步。主持会议的是一名姓胡的指导员（那时工厂是准军事化的组织机构，车间叫连，指导员就是党支部书记。这位指导员是援藏转业干部，是一位标准的“老革命”，他不参加任何派别，大家都说他很固执，火爆脾气，所以人们都有点怕他），问报名的还有哪些人，工作人员念了所有报名的人员名单。这位指导员问：“伍忠纲是不是技术比武经常上红榜的那位？”工作人员说：“是的。”这位指导员站起来发脾气地说：“这样的好青年不推荐还推荐谁？”此时工作人员补了一句说：“他是少数民族。”这位指导员说：“就是要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你们说说你们推荐的那两位哪方面比他强？”此时其他领导没人敢再说话，就这样确定推荐我。不管这位工作人员描述的情景的可信度有多少，但会议争论激烈是肯定的，拍板推荐我的肯定是这位指导员。我当时是一个小学徒工，跟车间这些领导甚至连话都没有说过，我相信我得到推荐确实是“渔翁得利”，但如果不是每次技术比武都榜上有名，这位“老革命”指导员再怎么正直也轮不到我。如今这位老人早已作古，那位车间工作人员在我上大学期间已经调离水钢。时至今日，我还没有当面向他俩道一声谢，很是遗憾。

虽然得到了参加考试的推荐，但是推荐名额与招生名额是一比三，那年是全省统一考试，招生名额和推荐名额分配到各地州市和各厅局，完全按照分数择优录取。考完试后自己心里是没有数的，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考试成绩下来后，我的成绩还不错，上了省外院校的录取分数线，这也就是说我上大学是无疑的了。据说我的档案推荐给了昆明工学院。那时只要上了分数线，学校是不能拒绝录取的，所以水钢招生办的领导说肯定没有问题，叫我做好上学的准备，甚至叫我可以不去上班了。但我还是坚持上班，天天在兴奋的心情下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但是一等再等，其他人的录取通知书都下来了，就是不见我的通知书。

水钢招生办的领导也着急了，向省招生办打听，省招办调阅档案后说我是推荐给昆明工学院的，但没被昆明工学院录取，原因是昆明工学院来招生的老师认为我的字写得不好，这样丑的字不可能考这么高的分数，于是他们怀疑我考试成绩的真实性，所以就没有录取我。那时大学刚刚恢复招生，考试作弊是不存在的，这位老师的质疑是没有道理的，当然这里面是否另有隐情就不得而知了。那时招生制度真的太不完善，退了档案也没人管。水钢招生办的领导和省冶金厅招生办的领导知道这个结果后不能接受，找到省招生办要求解决，他们给省招生办说如果怀疑成绩的真实性可以重新考试。省招生办也觉得理亏，就安排贵州大学对我的考试成绩进行核查。我被叫到贵州大学，贵州大学的领导王六生和当时负责招生的一个科长对比了我试卷的笔迹后认为无误，并从试卷里抽了几个题，又另外出了几个题对我进行现场考试，我都顺利完成。当时王六生当着我的面给省招办打电话说成绩没有问题。省招生办问王六生，贵州大学能不能帮助解决我的录取问题，王六生说数学系正好有一名学生不来了，可以补录我到数学系。省招生办请王六生问我愿不愿意到贵州大学，我说愿意，王六生马上给我签发了录取通知书。真是好事多磨，同时我也是处处遇到贵人，我报名考大学其实是一句玩笑话，没曾想车间的“万能员”还真的把我的名字写上了，并且得到胡指导员的大力推荐。被昆明工学院来招生的老师无理拒绝录取后，多亏水钢招生办、省冶金厅招生办和省招生办领导的关心和帮助，多亏贵州大学的王六生和相关工作人员的仔细复核，不然我的大学梦险些被我的“字写得不好”打破了。

（注： 在大学毕业阶段查看论文计算结果。）

（注： 大学毕业实习上机操作。）

（注： 1976年毕业实习时，三位同学与指导老师合影（前排右一）。）

我做梦都想上大学，但是做梦都不敢想能够上大学。1972年大学开始招生，重新燃起了年轻学子们的大学梦。1973年全省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但是名额很少，那年全国只招九万多人，但我竟然梦想成真了，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我高高兴兴地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单位办理手续，踏上了迟到近一个月的大学求学之路。

到大学后，由于我晚一个月到校，落下的课程不少，加之我们班同学多数是“老三届”，大家基础都比较好，所以开始时我感觉学习很吃力。不服输的我选择了埋头读书，迎头赶上。除了认真听课，认真完成作业外，我每天都把第二天的课程预习一遍，这样很快就跟上了班上的进度。跟上课程进度后，自己并不满足于现状，力求把每个数学公式都证明一遍，对于数学系的学生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经常向老师请教，特别是李长明、谭鑫、周思纯等老师。由于我的刻苦精神和钻劲感动了这些老师，他们都毫无保留地帮助我学习，使我不仅在学业上有很大的收获，与他们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当时社会上对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在大学的表现和师生关系有很多负面的评价，但我自己的体会却截然相反。仅举我自己的三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

（注： 1973年入学时留影。）

一是学有所成。我们班同学在学习上都比较用功，这是任课老师的共同评价。毕业实习，我们这一组四名同学参加中国科学院宁芜找矿组的工作，当时带队的是中科院地化所著名专家涂光炽（1980年评为中科院院士）。在涂光炽先生的指导下和倪集众、南君亚等四位老师的直接帮助下，我们实习组完成了“宁芜地区富矿找矿数学模型”的论文和计算机程序的编写（那时没有现成的计算程序，都要自己编写）。这种课题在今天来说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却是前沿课题。当时的几位指导老师评价说：“没想到你们几位同学还能完成如此前沿的高难度课题。”事实证明，我们并不像当时社会上所说的，在大学混了几年，出来什么也不会。

（注： 2001年参加竣工典礼。）

二是我毕业回水钢工作后，我的老师们听说单位没有安排我做专业对口的工作，他们都很遗憾，为此周思纯、李长明等老师专程到水钢看望我，鼓励我。若没有深厚的师生感情，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注： 2002年评为水钢“劳动标兵”。）

三是谭鑫老师1979年调到贵州民族学院组建数学系时，第一个考虑调动的就是我。当时第一批上报贵州省人事厅的名单里，我名列首位。最终，由于水钢不放人，我未能到一生敬仰的老师身边工作，是我终生的遗憾。

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当现实的工作与心中的目标不一致时，依然努力把现实的工作做好。我平均三年换一个工作岗位，不论到哪个岗位，我都把新岗位作为学习和锻炼自己的场地，努力学习新岗位的专业知识。由于我在所处岗位都认真学习研究，工作都有创新的亮点，所以每年都得到不少先进荣誉称号。退休时，我整理办公室，各种荣誉证书有100多本，摞在一起比我还高。我给自己定的工作标准就是让他人找不到毛病，所以几十年的工作历程虽然没有多大的成就，但哪怕是一次口头批评都没有受过，这是自己感到骄傲的地方。

（注： 2003年母亲82岁寿辰全家合影。）

（注： 2003年任水钢发电厂党委书记时，在水钢中央变电所指导工作（右二）。）

（注： 2004年给水城意舍乡困难群众送温暖（左一）。）

2008年，水钢出台了一个提前内部退休的政策，正处级干部可以提前5年申请内部退休。开完动员会的当天，我就把申请书送到组织部。在我退休的欢送会上，同事们说我辛苦了一辈子，现在终于可以回家安度晚年，享天伦之乐了。我说从明天起我要为我的事业而奋斗。同事们问我要到哪里发财。我说我要为之奋斗的事业不但发不了财，可能还要搭钱。同事们闻之一愣，问什么事业。我说我是布依族，退休后我要把抢救、保护、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作为事业，为其奋斗，终我一生。同事们给予我热烈掌声。

我之所以把下半生投入民族文化的抢救、保护、传承事业中，是因为我们布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的民族。但是民族的很多优秀文化处于濒危之中，有的甚至已经消亡，有的传承后继无人，有的文化被人们错误理解，有的甚至被恶意篡改。面对本民族文化的现状，自己非常着急，所以要拼命努力，把濒危的抢救过来，让消亡的复活过来，把错误的纠正过来。

我之所以要这么做，一是源于对本民族的爱，二是我有这个能力和基础。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研究、传承民族文化的家庭，我的高祖和曾祖都是清朝秀才，父亲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母亲是民国时期的师范生，而且他们都潜心研究布依族文化。

退休前，我虽然没有充裕的学习和研究时间，但只要有时间和机会我都会充分利用，如每次回家看望父母，往往几句问候后就开始向父母请教民族文化的相关知识，讨论民族文化的有关问题。回家碰到“古摩”（布依族宗教仪式）活动，我就认真当好摩师的助手，绝大多数的“古摩”活动我都参与过。我父亲不是摩师，但是他老人家在摩师中的地位相当于摩师的老师，很多摩师经常来请教他，有时摩师们因为对摩经的见解不同而发生争论，往往要来请他老人家评断是非对错。除了正式拜他老人家为师外，在他老人家教其他徒弟时，或者对摩师们争论的问题进行仲裁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摩教的知识。所以说我今天的研究成果并非一日之功，不仅有自己扎实的生活基础，还积累了我高祖、曾祖和父母三代人的研究成果，有自己长期学习、实践、思考、研究的结果。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条件，想要破解很多民族传统文化之谜是不可能的。例如，给小孩做“过关”时为什么用公鸡当秤砣？布依族村寨里的小庙供奉的是什么神灵？入殓时为什么要在棺材底部撒一小撮泥土？服饰上的那些织锦、蜡染、刺绣图案图纹是何含义？

退休后，我终于有时间系统整理高祖、曾祖和父母三代人的研究成果，收集大量民族传统文化资料，参加相关活动，如婚丧嫁娶、扫寨搭龙、起房乔迁等仪式。我把收集来的资料进行科学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研究，组织相关人员研讨，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在研究服饰图纹时，我不是只听取个别织锦艺人对图纹的介绍，而是通过对布依族历史迁徙的过程、布依族古代天文知识、布依语的变化等知识进行综合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比如织锦图纹里有一个菱形图纹，所有的织锦艺人都称它为“羊”，我反复分析认为这个图纹理解为“羊”是没有道理的。我对布依语读音中与“羊”相同或相近的字进行研究，发现与“羊”读音相同的还有“鸟”等几个字，如果把这个图纹理解成“鸟”或者其他几个字是否恰当呢？这时我突然联想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相关知识。

中国古代天文学把天上东西南北分为四象，每一方用一个神兽表示，南方用朱雀表示，朱雀是传说的神鸟，另外又把天上分为十二星次，中国西南地区对应鹑尾。朱雀、鹑鸟都是“鸟”，那么织锦图纹的鸟是否指的是天上的“鸟”？如果理解为天上的“鸟”会怎么样呢？这样联想，一下就破解了整个图纹的疑案。原来这个图纹是标记布依族所居住的方位，布依族居住在南方，对应天上的方位就是朱雀或者鹑尾。这样一来，“鸟”周围的那些叫“蛋”或者“鸡”的图纹理解为天上不同的星系就非常形象了。

（注： 参加贵州省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奖颁奖大会。）

有耕耘就有收获，有付出就有回报，我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付出了很大的辛劳，也获得了满满的收获。2014年出版的《镇宁布依族》一书获得了贵州省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

（注： 《镇宁布依族》一书获得贵州省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

通过参与布依学界的相关活动，自己在布依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学术水平得到学界专家学者的认可，在2016年贵州省布依学会换届选举中被选为贵州省布依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受贵州民族出版社邀请翻译注释两部布依族摩经，其中《布依族摩经典籍·嘱咐经》已完成，将于近期出版。

熟悉我的朋友都说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知道人，知识非常广博。对这样的评价，我愧不敢当，但自己兴趣广泛、爱好学习却是真的。我是什么都学，什么都懂一点，知识面比较广，但什么都不精。这为我今天的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有人说我大学学的是数学专业，毕业后就教了一个学期的数学，浪费了。我说一点也不浪费，如果没有数学学习中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我的研究就不会有严密的逻辑，就会像有的人那样把田野调查中得到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作为成果。在大学时我就认真地学习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文献，有的同学不解地说：“我们是学理科的，又不是学政治的，读那些书干吗？”在这里我却想说，如果没有辩证的哲学思维，就无法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研究。

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学子的关怀，如果自己没有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我就没有走出大山的可能与动力。走不出大山，自己有可能是一个勤劳的农民，也有可能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工人，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官员，但是民族文化的这些研究成果可能就出不来，布依族的很多传统文化可能就永远消失了。所以自己一生虽然吃了不少苦，费了不少力，但能为社会、为民族做一点有益的事情，感到非常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