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求学路 风雨见阳光

（注： 在工作中。）

我生肖属马（庚午年，1930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我还未满一岁，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长大。此时是祖国历史上一个内忧外患而又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之后取得胜利的伟大时代。我的求学之路也随着时代的脚步从彷徨和困苦中走向光明。回首往事，不禁感慨万千。现在就让我来摆摆（说说）这些故事吧。

我的家

现在的剑河县革东镇大稿午村是一个苗寨，也是我的衣胞之地。早年我的祖先们打猎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一片茫茫林海，杳无人烟，他们看到这儿有一条长约十里，宽一二里的坝子，还有一条溪流从坝子中间穿过，是个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的好地方，便定居下来了。

经过约600年的艰苦创业，到我高祖曾祖的时候，衣食无忧，可称小康。我祖父桑麻公（Ghet Sangb Mal）因嗜鸦片而家道中落，以致我父亲旦桑公（Ghet Dangk Sangb）只读过四年私塾就不得不辍学务农。桑麻公逝世后，父亲吃苦耐劳，忙时务农，闲时经商或外出务工，家业中兴后，少置田产，除继续经商外，投资手工业，置有碾坊一座。

父亲常说：要饭也得盘（供）你们几兄弟读书。他的目的很明确：苗家人当不了官，读书不为当官，而是要让我们通晓汉语汉文，能够出远门做生意，不受欺被骗。因此，他从我儿时起便教我珠算，背各种口诀以及识假辨伪的方法。比如，一斤肉三元，一两合多少钱？那时是十六两制，拨算盘很慢，口诀一背得数就出来了：一六二五，二一二五，三一八七五……这前面的第一个数表示一斤东西的价钱，后面的数表示一两的价钱。比如“三一八七五”表示，三元一斤的肉，一两合一角八分七厘五毫。他不仅口头教，而且放手让我去做。

1944年暑假期间，他拿一百元大洋，叫我只身到台江县城去做生意，把银圆换成法币，再拿到革东来换银圆以赚差价，这是他对我的首次考验。可能因为我没有这个天赋，加上时代的变化以及机缘巧合，我没能如其所愿而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成为他和我都未曾料到的“三耕人”：舌耕、笔耕、锄耕。这就是日后我把自己的陋室命名为“三耕室”的由来。

私塾启蒙

1937年我7岁的时候，我们村附近还没有公立学校，每年由一两个热心教育的家长出面“邀学”，逐一访问有适龄学童的人家，让他们送孩子上学。等邀约到十多二十个学生后再去延请老师前来执教。

1938年春节后，大小稿午几个寨子准备请老师来办学。有一天，父亲外出做生意去了，堂伯父雄丁麻（Xongt Dins Mal）公对我母亲说：“让今（我的名字，不带父名）读书去吧！”那时一般都是十岁以后才启蒙，我妈觉得我还没到上学年龄，家中又有弟妹需要带，就推说：“他还小呢，过几年再去吧。”伯伯说：“有福哥带着呢，怕什么？”福哥是伯伯的小儿子，长我五岁，与我同时启蒙。母亲只好搪塞道：“晚上你来问问他，想去就让他去吧。”晚饭前母亲对我说：“等一会伯伯来问你想不想去读书，你就说，你还小，等长大点再去。”

晚饭后伯伯真的来了，他一问我便说想读。妈妈在旁听了老大不高兴，又推说：“他爹不在家，让这么小的孩子去读书，他回来要骂我的！”“有我呢！”“我现在也没有钱啊！”“钱也不是马上交，要交我可以先垫上。”妈妈无话可说，事情就这样定了。

苗家孩子生下来后就有一个子父祖几代连称的苗名，到读书的时候才取书名。伯伯临时给我取书名叫吴胜和，福哥叫吴胜贵。第二年老师算八字，说我金多火旺缺水，改名为吴涤平。新中国建立后，为了表达获得解放的庆幸之情，我申请用“今旦”二字来译写苗名Jenb Dangk。它的含义是：今天，一轮红日已从地平线上升起。

过些日子父亲回家了，母亲向他告状。但父亲既没有责备她，也没有说我不对，只说：“去就去吧，早读两年也好。”就这样，我迈出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步。

所谓学堂，只是一个学生家大约30平方米的一个房间，20多个学生挤在里面，桌凳全是各人从自己家里扛来的。房间正中墙壁上贴着一张写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三千子弟七十二贤”的大红纸。神位前是一张方桌，上放一个香钵和老师的一把戒尺及笔墨砚，旁边是老师的床铺。

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每个学生穿着新衣，各执一炷香到神位前跪拜，烟雾弥漫，睁不开眼。然后学生、家长和老师一起会餐。第二天开始上课，学生一进门，先向神位作揖磕头，然后各回自己座位，听候老师点名上课。点到谁谁就拿着书本走向神位前的方桌，由老师打开书本逐字逐句教，学生随声念读。教过几遍，这个学生下去复习，另一个学生上来。每人所学的内容和进度都不一样，有的读《大学》，有的读《孟子》，有的读《增广贤文》，有的读《幼学琼林》等等。同是启蒙生，都从《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教起，因为各人的接受能力不同，到第二第三天距离便拉开了。比如，甲生第一天教四句，第二天背下来了老师就接着往下教，乙生三天也背不了三句就止步不前，直到背下来了老师才往下教。有的学生一年读不完一本《三字经》，有的不仅读完《三字经》，还读完了《百家姓》。

我是班上年龄最小、旷课最多的学生。父母给我的任务主要是带弟妹和放牛，读书只当做游戏。因为我是长子，弟妹都年幼，父母一旦上山干活或有事外出，我就得弃学在家带他们。

家里养了一头黄牛。为了节约劳动力，家族父老商定放“伙牛”，即十几家的牛轮流一家放一天。这么多的牛，一个七八岁的娃娃怎能看得住？比我长一岁的堂哥牛桑尤家也有一头黄牛，两家大人说好，轮到谁家，两个娃娃一起去放，这样一来，每十多天就有两天放牛去了。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一年读不到半年书，自然读不完几本书，认不得几个字了。不过，我的好奇心特别强，当老师教别的同学的时候，我也默默随声念诵，到老师给我上新课的时候，这些内容已经比较熟悉了，只教三两遍就能背下来。老师觉得教这样的学生不费力，也就特别喜欢我。同学们一旦有什么事要向老师报告便推我去。

有几次，天热难熬，大家都想下河洗澡，又没人敢去向老师请示，大家让我去找老师，可我又不会说汉话。其实，老师祖籍是我们寨，祖辈迁到革东街上，乳名岩，人称吴老岩，学名吴光鉴。他是我的祖辈，是听得懂苗话的，但在学堂里同他交流一定要用汉话，这是没有规定的规定，客观上起到了提高学生汉语听说能力的作用。

我问：“叫我咋个去说嘛？”有个叫吴正章的大同学教我说：“先生，洗澡！”我硬着头皮大着胆子向门里伸出半个头，叫了一声：“先生，洗澡！”有时得到痛快的回答：“去吧！”有时却叫每个人到他面前伸出手，随意写上一个字或画个圈儿，回来后逐一检查，谁手上的字模糊或消失了便“啪、啪”给他几戒尺。这是避免学生进入深水区出现危险的举措。

那时写有字的纸是不许乱扔的，有大同学告诫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小同学说，字纸乱丢不得，更不能脚踩或垫坐，不然有一天要变成瞎子。对此，我们都深信不疑。教室里备有一个竹篓，贴有“敬惜字纸”四个字，废纸一律丢在里边，有时老师趁我们去洗澡，叫把字纸带到河边去烧了，同时还要焚香点烛，俨然恭送神灵。多么神圣的字纸啊！

学生交的学费包括实物和现金两项。实物一年一人一挑柴，一斤食油，一斤盐，老师抽烟的还要一斤叶子烟。钱要看学生已读过几年和现在要学的内容决定，启蒙的一人光洋一元，其他的两三元不等，如果“开讲”则收费更高。

老师一般只教学生读、认、写三项，不加分析讲解，因此许多人读了七八年的书，课文倒背如流，认识许多生僻字，却不了解其中意义，这就需要“开讲”。所谓“开讲”，是用现代汉语翻译解释所学的内容。偶有一两个学生要求“开讲”《左传》《诗经》之类，老师自度难以胜任，往往以索要高额开讲费或其他理由婉拒。苗娃娃们虽然读不懂这些儒家经典，却很有创造力，用苗语谐音的方法去读，倒也自得其乐，不觉枯燥乏味。如读《三字经》首句“人之初”之后，学生们接着用苗歌押调规律编些句子读下去：“Renf zib Cub，Gangf diangb kab.Diuk eb Sob，Naf tob tob……（人之初，握犁头。蘸辣椒，辣乎乎……）”《中庸》里的“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则读成：“Fal gos fal gos，Liangl ghangb Liangl diongs，Dal hsob dal mos，mongl hangb lol vangs……（刚立又倒，秃尾鹌鹑，丢衣弃帽，回来再找……）”

一放学，大家就唱着这些莫名其妙的语句，像出笼的鸟儿一样飞回自己的家去了，第二天又重复前一天的课程：读书、背诵、写字、认字。

读，是老师上新课，学生跟着读或自习，但都要求读出声音来。背，是将书本放在老师面前，学生背向孔子神位，把前一回学过的背诵一遍，背下来就回到自己的座位去，背不下的老师可提示一下，再背不下就打手板或放学时留下来，叫作“关学”。写，以各人的学历定方法和内容，一般是填红、描影、临帖三步走。填红多是老师用学生从山上挖来的铁矿石在碗里磨成红色液体来写，然后学生以墨笔一笔一画填写。描影是老师以墨笔写了一篇字，学生拿来放在白纸下面，显出字影再照影描写。这可免去老师每天给每人写红字之劳。“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知礼也”；“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是一般初学写字的内容。至于临帖，那就各显神通了，买到什么临什么。我临的是颜体楷书《正气歌》。当然只是依样画葫芦，多数字也不认识，更不了解它的内容，因为一直写了几年，后来到中学学它的时候，很快就可以背下来了。认字是老师在写字本的空行间写上几个学过的字，让你读出声音来，读不出一个打一板手心，然后再教你怎么读。我还算幸运，在整个私塾期间没挨打也没关过学。

第二年请来了剑河县城的一位出门当兵多年刚返乡的汉族老师，名叫徐德厚，初来时一句苗话都听不懂。他在我家与我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朝夕相处，环境逼着他努力学苗话，半年后基本上可以交流了。我的汉话也稍有进步，但也只限于“吃饭、喝水、睡觉、开门、来、去”等常用的词语。

由于他在外多年，到过许多大中城市，见过许多新事物，对旧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颇有微词，极力主张改革，并希望我父亲支持，教学内容从我开始改用白话文的国民小学课本。

当年仍然按旧式教学，还得设孔子神位，读各种儒学经典。次年，开始有小变，没有了神位，除了少数年纪比较大，读了五六年旧书的以外，一般都选用国民小学课本，从“你今年几岁？我今年×岁”“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也是中国人，中国人爱中国”教起，尽管都是白话，我们还是只能认读，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没有黑板就用一块旧门板代替，没有粉笔便从山上挖一些白沾泥晒干来用。

有一次老师指着黑板对我们说：“哪个去把黑板揩了！”大家大眼瞪小眼，也不知道说的啥，我懂得“开门”，自以为这就是“打开”的意思，马上用苗话说：“Hot bib yuk liul diux niox（叫我们把门板放下来）。”几个年纪大的同学七手八脚去抬门板，老师连忙制止，同时用手势作擦黑板的样子，原来此“开”不是彼“揩”呀，这使我感到十分羞愧。

这位老师教学比较认真负责，也有爱国情怀，常教唱抗日歌曲。我们学的第一首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虽然不懂内容，但那雄壮的歌声，却令我们热血沸腾。十天半月也会带领我们到野外去赛跑，做二人三足或捉猫猫等游戏，很受学生欢迎。但他要求过于严苛，用对待军人的办法来管教学生，动不动就体罚，打手板是常事，跪木板，顶水盆，打屁股也不少见。有个叫金银夺的学生，是独子，家道殷实，平时娇生惯养，表现不好。有一次背不来书，惹得他脾气大发，让这学生趴在长凳上，狠打屁股，好几天卧床不起。他父亲一边敬鬼敬神，以求消灾，一边扬言要来兴师问罪，打老师泄愤，经我父亲一再劝说才罢休。从此这个学生再不来学校了，这一年结束后，老师也不再来，家长们只得商量另请他人。

这一年（1941年）请来的是台江县城东郊交孟寨名叫王文光的老师。他来之后，实行了全面改革，称为改良私塾，一律采用国民小学课本。只是根据学历及接受能力分两个层次进行复式教学。低班从第一册教起，高班从第二册教起，教过低班，让其自习，再教高班，如此往复，而不是一人一个进度，面对面的教学方式了。课程还是只有语文，没有算术，后来也教认读阿拉伯数字，1，2……90……100等，但不教运算。我父亲初次见到这些符号，觉得很新奇，拿来与他平时记账用的数码字“〦、〧、〨”相比，把它叫作洋码子。此外也教过抗日歌曲《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冼星海曲）和《踏雪寻梅》（刘雪庵词，黄自曲）等。这为我们后来进入正规的中心小学奠定了基础。

不懂加减乘除的小学生

1942年听说省立五岔小学要迁到革东，改名为台江县立德风中心小学，全乡学生都要到那里去读书，各寨都没有再办私塾了。休学一个学期，到9月间开学才去报名。当时只有一到四年级四个班。因为我读了四年私塾，就把我分在四年级。在我们班的二十几个同学中有二十来岁的，有从台江、剑河县城小学转学来的，也有上过初中一年级的，就我年龄最小，读书时间最少。当时有规定，在校生不服兵役，有的大龄生只是为躲避抓丁而来。父亲说，你这么大胆，同这些人在一起，你能跟得上吗？改读三年级吧。我说，又不是我要读，是老师安排的。第二天我去请求改动，老师说先读着看看，跟不上再降。

从此我开始接受现代正规教育。我这个私塾出身，汉语能力低下，连加减乘除符号都不认识的学童，刚开始的困难可想而知。也许是因为年纪尚小，心无杂念，记忆力强的缘故，很快就适应了。可惜，祸不单行，“黔东事变”的风暴袭来，我父亲又卧病在床，叔叔在与保安团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几乎丧命，我作为长子，只得请假回家照顾。不久，学校提前考试放假，发榜的时候我居然名列甲等第一名，可谓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黔东事变”是反对国民党政府借抗日之名苛派粮款，随意抓丁的一场农民暴动，声势浩大，波及整个黔东地区及湖南新晃县等地。当局派保安团及正规军119师前来镇压，其中一个团（团长叶迪）就驻在革东，校园成了军营，四周都是坚墙壁垒，街口的大树上悬着砍下的人头，所有路口都设岗哨，对过往行人一一搜身检查。在得知保安团快到的时候，我们附近几个村子全往外逃。我全家连夜到僻远的屯州山寨姨妈家去避难，第二天清晨，在一阵枪声之后，对面的猫猫寨变成了一片火海，下午便听说我们村的松独公被枪杀了。

在这避难的几个月里，我成了全职牧童，白天带着饭跟在牛屁股后，同一群小伙伴上山放牧，有时割上几把草放在牛背上驮回来。晚上随表哥们去唱歌游方，倒也十分快乐，学业却荒疏了，直到四五月间学校复课才离开姨妈家。

为了使我有个较好的语言环境，尽快提高汉语交际能力，父亲下了狠心，让我住到革东街上王申卓家去。他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苗族，家中成员汉话、苗话都会说，但在家里一般都说汉话。

暑假，两家合请了五岔的一位武术师（Ghet Box 保公）来教武术，他虽是文盲，汉语也不甚熟悉，不会说什么“上打雪花盖顶，下打古树盘根”之类的江湖花腔，也不懂什么“南拳北腿”的武术流派和“肘不离肋，拳不离心”“练拳不站柱，建房不打桩”“眼观六面，耳听八方”之类的谚语，功夫却是很硬的。清晨起来，不洗不吃不喝不拉撒，练上三几个小时，满身大汗才盥洗吃早饭。晚饭过后休息片刻，又练到十一点左右收场，消夜再上床，每天只睡六个小时左右。要求我们做到：站桩人推不倒；水滴进眼不眨；耳听身后风声；手击石成碎块。真是魔鬼训练，打断了几根棍子，幸好没有伤人。我至今腰腿尚称顽健，还能爬山舞棒，也许与这有些许关系吧！

我在王家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汉语有很大提高，也促进了学业的进步。我们在学习了课文《晏子使楚》之后，同学们便把我叫作晏婴，因为我年纪最小，个子最矮，成绩甲等，而且苗语汉语溜熟，几个学期都被选为级长。好景不长，到升入六年级的时候，班上同学，有的夭亡，有的从军抗日，有的以同等学力考入初中，有的应聘教书，有的结婚生子回家务农，只剩下四五个年纪较小或无处可去的同学，这个班就办不成了。我本可考初中的，因为父母认为年幼，一人远去县城求学，颇不放心，只好失学回家帮忙家务，放牛砍柴，或者与同龄伙伴们换工薅秧锄地混光阴。

一年“孩子王”

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我这半大孩子可真当王了。1945年春，原同班同学，族叔吴正秀被任命为屯州保国民学校校长，因该保未定校址，暂时设在我们寨上，我义务帮他代上语文课，秋季开学，学校选址在该保的八朗寨，同时增加一个教师编制，我正式应聘为教员。月薪一块大洋，一斗米（50市斤）。到造薪俸表的时候，我见到的是我父亲的名字，感到十分奇怪，问他：为什么聘书写的是我，领薪水却是我父亲呢？他说：你还没满十五岁，报你县里不会批准，聘书是学校自己发的，县里管不着。花木兰代父从军，我是代父任教啊！

八朗寨在半山坡上，秋冬枯水季节，半夜起来排队取水，自己砍柴做饭，无菜时下山到小河沟里捉螃蟹，住的是月来点灯，风来扫地，废弃已久，摇摇欲坠的吊脚楼，晚上还会有耗子爬上床来与人做伴。生活虽然艰苦，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当数十年后，我和学生们都已老去，偶尔重见叙旧，连比我年长的都亲切地叫我老师并向我敬酒的时候，忘掉了人生旅途上的坎坷，感受到了最大的安慰。

村里第一个中学生

在当时当地，能够端上小学教员的饭碗，已经是让人羡慕的了，但我并不以此为满足。1946年初我辞了职，以同等学力报考剑河县立初级中学，在100多名考生中，以第6名录取。

在剑中的一个学期里，由于校长和教导主任的更替，后半学期处于“无政府”状态。学校发不起工资，有的老师辞职，有的课聘不上老师，有的课虽有老师，也是时到时缺，没事大家就到河里游泳。我在这里，连26个英文字母都没有学会，只是游泳有长进，可以横渡清水江了。

这里应该特书一笔的是，有位叫杨肇寰的国文老师十分敬业，在那种情况下仍能束紧腰带坚持上课，甚至把别人空出的课时也用上，没有课本便把要教的文章，一字一句写在黑板上，抄完后再来讲解。也许因为白话文都比较长，不便板书，所以全教文言文，我现在还记得的篇目，有《乐羊子妻》（出自《后汉书·列女传》），《马说》（韩愈），《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李煜），《与妻书》（林觉民），《正气歌》（文天祥），《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李白）等。这些都是好文章，当时全背下来了，受用终身，衷心感谢这位老师！

我家距剑河县城60多里，逢赶场天可以买舟东下，三个小时左右到，但航道狭窄，水流湍急，波涛汹涌，尤以十里长滩的老虎跳一段最险，远远便可听到隆隆涛声，每每到此，乘客都得下船上岸步行。

所谓“老虎跳”，是说老虎可以从此岸纵身一跳到彼岸，河道之窄于此可见。其下面的金银桥一段，南是高山密林，北临滚滚清江，上不挨村，下不着寨，仅一条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通过，不仅时有毒蛇猛兽出没，还常有强人在这里剪径。我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穷学生，每过此处，都不寒而栗。我在来回之间曾经历过两次凶险，一次是到十里长滩头下船步行，因路稀苔滑，不慎重重摔了一大跤，脑袋砸在石板上，一时昏了过去，幸有同行者扶起，这一摔竟成了脑震荡，到校多日还头痛头晕。再一次是回家取生活费，要过一条小溪，在行进间，忽然山洪暴涨，使我进退失据，远望溪口处泊着一条小船，我高声呼救，但无人回应，只好不顾衣裤全湿，顺着溪流边游边往回退，一旦冲下清水江，人间就再也没有我这个人了。

虽然两次都是有惊无险，但忧虑在我父母心中却难以抹去，催促我设法转学。我也觉得学校那种状况不会很快转变，与其继续在那里混光阴，不如另寻出路。碰巧天如人愿，台江县立初级中学在招二年级插班生，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报考而且侥幸录取了。入学后，由于数学和英语基础太差，我听课十分困难，经过努力，英语赶上去了，期终考试代数只得58分，需要补考，这是我历次考试成绩最差的一次。

国文老师是当时的教导主任、后来的校长张树福兼任，一直到毕业都没有换过。他曾任《贵州日报》外勤记者，文字功底较为深厚，要求特严。入学写的第一篇作文是《促同学迅速到校上课的一封信》，我因私塾出身，又受旧尺牍书的影响，全用旧的格式和语言来写，满篇多是什么某某学兄台鉴……光阴荏苒……系念良深……顺颂学绥等等陈词滥调。他没有改动一个字，却写了一段长长的批语，意思是作文要用自己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不要抄书。这无异于当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感到十分委屈，从此再也不敢用半文不白的语言来作文了。多年后才知道，这是一副苦口的良药啊！

台江中学校风正，校纪严，要求高，一旦违纪轻则记过，重则开除，一门主科不及格便留级或降级。虽然设施简陋，但有各种文体活动，经常举办篮球、排球、乒乓球、游泳、跳高、跳远、爬山等体育比赛；汉语、英语演讲比赛；歌咏、论文、壁报比赛；期末还自编自导自演话剧、魔术等节目，欢迎社会人士观赏。所有这些活动除个别项目外我都参与，有的比赛名落孙山，有的也喜摘桂冠。

多年后，在贵阳见到当年低我一年级的一位姬姓同学，彼此已经不认识了，当他说出我演出一个魔术的细节时，我恍然如在昨日，哈哈大笑。在台中的两年里，我一点也不敢懈怠，怕一不小心会被留级，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

在所有老师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国文老师张树福和数学老师陈国魂。前者教学认真负责，批改作业不惜笔墨，每篇作文都有详细的批语，指出文章的优缺点。有几次还把我的文章拿到班上作为范文念读和评论，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和鞭策。

有一次期中考试他出了20道题，题型有作文、问答、填空、辨误等，内容有词语解释、语法修辞、文学史等。给我打了满分后还当面鼓励一番说：这次命题范围广，难度大，你都答得很好，说明你的知识比较全面，但不能骄傲自满，更要继续努力。在他的关心和极力争取下，我和他的弟弟张树昌一起获得了保送南京国立边疆学校就读的机会，因而走出了大山，看到了外面更精彩的世界。

陈老师是湘西人，原在长沙就读于师范学院数学系，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他有个姐夫是国民党部队的师长，叫他去谋个一官半职，他没有去，改了名字后来到贵州，受聘于台江中学。我和他有过很多的私下交往。他没有被褥，我把自己的给他用，有时晚自习后，他带我出去吃甜酒鸡蛋。他是数学老师，但并不关心我的数学学习，却引导我读《母亲》（高尔基）、《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等苏联名著，还告诉我，苗族除了贵州，云南、广西都有，湘西也不少；满蒙藏都有自己的文字，苗族也可以创造自己的文字。我觉得十分新奇，便问：“咋个造法？”“像英文一样，用拼音。”这是我原来所不知道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的话使我茅塞顿开，看到了更宽广的天地，加强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

他平时寡言少语，不显山露水，有的事情自己不出面，通过他的同乡——英语老师张赐忠来同我联系。所有家不在城区的老师都同住校生一起开伙，学生自己交大米、菜金，老师的由县政府按月提供。有一天早上，张老师来说没有饭吃了，他们要罢教，要我发动同学支持。我是学生自治会主席（当时称理事，各部负责人称干事），又是膳食委员会主席，立马叫上监厨、采买（都是学生轮流担任）前去找校长张树福。他令龙司务长带上我们几个先去县政府，得不到就向几家大户借一点来把当天的问题解决再说。同学们一听说这事便炸开锅了，特别是几十个住校学生，更是怒不可遏。我们交的吃光了，老师的却拿不出来，让我们一起挨饿！这一把火一点就燃了。其实这事只经过半天，但在那小小的地方，却闹得满城风雨，各种传说都有，对我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致受到父亲的责问：“有人对我说你在学校带头罢课，有这事吗？怎么不好好读书？”

（注： 1948年6月，到贵阳考试时准考证的照片。）

1948年春节期间，德风乡乡长张先荣私下向我父亲透漏说：“国民党县党部某人命我把你家吴涤平抓起来，他是我最好的学生（张曾是我读小学时的校长兼国文老师），我不会下手，但也要避一避。”这样的恐吓，也是事出有因吧！

陈老师在我们毕业的时候，也辞职离开了台江。不久我们到贵阳，在师范学院又见面了，他还把他的两个朋友田某和钟某向我作了介绍，后来这两人都应聘到台江中学任教，他也到凤冈中学教书。我到南京后和他仍有书信来往，直到临近解放，邮路断绝。后来得知，他那两位朋友中的一位到台中当了教导主任，因叛徒出卖被捕押送镇远枪杀。

直到如今，快70年过去了，我一直不清楚陈老师的真实身份，也怀疑他是不是苗族？为什么要把那些属于个人秘密的事告诉我？种种迹象表明，他至少应该是位有进步思想、倾向革命的人吧，这是后话。

一路风尘到省城

我毕业后回家住了一个星期便匆匆赶往贵阳，一边参加高中招生考试，一边等待保送南京边校的消息。7月10号左右，我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几十块大洋到台江，下午同张树昌和他大哥一起到了他老家南兄住了一夜，第二天由他二哥护送到凯里。当我们走到台盘大寨的时候，遇上了转学到贵阳去读二年级的李儒辉同学及他的堂哥和我俩的同班同学王宗豪，我们6人一起抄小道翻铅厂，过化铅乡到凯里，晚上树昌和我持他哥的介绍信去拜访了李长青老师（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任凯里苗族自治区副区长）。次日由凯里过万潮到清平。

我们四个学生，初次出远门，连续几天步行，头上顶着烈日，脚上穿着草鞋，穿行在崎岖的山道上，既没有带干粮，中途也没有卖饭的地方，只得以山泉水充饥解渴。到第三天脚板起了血泡，借着喝水的机会，在阴凉处躺下就不想起来了。好在有两个护送的老大哥催促着，才一颠一跛地继续前行。

当夕阳西下我们爬上山坡上望见清平的时候，似乎近在咫尺，但两脚却像灌了铅似的，提不起来了。“行百里者半九十”，剩下的十里真比九十里还难走啊。抬头远望忽然见到一庞然大物从远处轰轰而来，地动山摇，那是汽车吗？我们谁也没见过这种怪物呀，真是眼界大开，精神为之一振，想赶紧走近看个究竟。

第二天一大早，护送的两位大哥起程回家，我们四人在小食摊上刚开始吃米粉，忽听轰轰声从东边由远而近传来，马上起身站在路边等着，一边挥手一边呼叫：“去贵阳，去贵阳！”车一停我们唯恐它又要跑了似的，也不问车费多少，七手八脚便爬了上去。

这是一辆军车，上面装满空汽油桶，既无站位更无座位。有的坐在车顶上，有的拉紧绑油桶的绳子吊在车边，一个个灰眉土眼，一路颠簸而来。走到半路司机停下车来让大家方便，同时收钱，每人大洋一元。这在当时叫作“搭黄鱼”。路况又差，安全没有保障，途中偶见四轮朝天的肇事车。这第一次坐汽车的滋味虽不好受，毕竟还是比步行好多了。

到贵阳已经是暮色苍茫不辨南北西东。何处去食宿？我们手上握着两个地址：一个是正新街李文裳先生家，一个是黄土坡大来旅社李儒云先生家。前者是台江城关人，办木行发家后定居贵阳，时任南明烟厂厂长，是一位非常关心家乡青年才俊的实业家，曾资助台江籍人唐春劳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业，凡找到他的家乡人都乐于接待。后者是李儒辉的大哥，时任贵州省政府助理秘书，后来是贵阳市人民政府首任民委主任。

我们一边走一边问，终于找到正新街李老先生家并住了下来，第二天才去黄土坡找到儒云先生。他家刚刚添丁，而且只住在旅社的一个房间，难以安排食宿。在李老家长住也不方便，只得设法找客栈，碰巧邂逅此前来贵阳考大学的原台江中学的英语老师王维宁（燕宝），当时他通过熟人借住在西南中学，他约我们去同住。

这原是一间旧储藏室，阴暗潮湿，蚊子老鼠成群，但晚上有个栖身之所而且节约几文钱也不错了。吃则在市西路口的一个小饭馆里包客饭。所谓客饭是一种经济实惠的餐制，单人一菜一汤，多人共餐则各增一菜，但花样不重复，饭不限量，菜和汤由老板配制。每人价钱固定。

那时是自主招生，时间考题自定。我们白天四处奔波，看各校的招生简章，只要时间不冲突都去应考，求个东方不亮西方亮，如果被多校录取也有个选择。考完后，李儒云先生也搬到太平路口来了。那是一座三层小楼，一层是门面，他家住二层，我们搬到他家来住在三层。不久，录取通告先后发布，我们分别被几所学校同时录取。王宗豪选读贵阳高中，李儒辉读程万中学。

（注： 1948年9月14日，离开贵阳前于米高罗相馆留影（左起：王宗豪、张树昌、吴涤平）。）

这时已是8月下旬，张树昌和我保送南京的事还没消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眼看各校报到时间要过，只得各选一校了。张树昌选读师院附中，因为贵阳中学文理分科，我偏爱文科，就决定读贵阳中学文科。某天，我们在中山东路贵州日报阅报栏，看到当天报上一则消息说贵州省保送南京国立边疆学校的张树昌、陈××、吴涤平已获批准。这位陈姓同学据说是清镇人，后来并没有去。晚上我把这消息告诉李儒云先生，他说已临近开学，让我赶紧回家把二人的旅费带来。第二天我便乘货车回去，到重安江下车再步行到旁海。这条路我从来没有走过，中途也不见一个人影，只知道顺江而下不会有错。紧赶慢赶，终于在天黑前到了目的地。第三天中午到台江见到张树昌的大哥，说明了来意。他说：“你若一定要去南京，树昌就同你一起去，你不去他也不去了。”我说树昌不去我一个人也要去。

我赶到家，父亲已作客他乡，母亲当即让我叫弟弟和堂侄洪波去请他回来。他知道后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忧的是刚刚进了一批货，现在手头很紧，一两天内难以筹措这么多钱。我说，想法借吧，同时表示只要能凑到这笔路费以后房屋田产我都不要了。第二天他东筹西借凑足120元大洋。我便匆匆起程，赶到台江，见到张校长，他说先去看看同学吧。我到侯自敏家不久，校工老杨来找到我说校长叫你呢！一见面他说：“马上走！”鉴于当时的社会乱象他从安全考虑，故意让我虚晃一枪，给人一个暂时不会离开的印象。

我们三人一路同行，当晚住在他老家南兄。第二天黎明，张校长早早把我叫醒，将包好的120元大洋交给我，另拿1元交代说：老杨把你送到重安江，回来的时候，拿给他。我走在前，拿树枝努力拍落路两边的露水，裤腿还是湿得滴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当走过台盘进入凯棠的时候，已是雾散露晞，红日当空，远看莽莽苍苍的群山，稻谷金黄的层层梯田，竟哼出了“Det bangx vob qed niel，Hsat jox fangb nongd mongl，Xongt max hongb diangd lol（头上戴朵兰花花，从此永别我老家，哥我再也难回啦）”，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几十年后我才知道，这原是英雄张秀眉被槛送长沙，路过家乡时的诀别歌。

赶到重安江已是华灯初上，累得全身好像散了架，吃过晚饭，也无心上街观景，匆匆进了卧室，透过窗子看着江上星星点点的渔火，听着渔人吆喝鱼鹰潜水捕鱼的声音而进入梦乡。鸡鸣早看天。麻麻亮老杨走了，我也起来满街寻找当晚在那里过夜的黄鱼车，有的说不去贵阳，有的说有人了，有的车经过又不停，急得心如火烧。

正在这时，从贵阳方向来的一辆车在我面前停下，从车上下来了台江县党部那位令革东乡乡长抓我的人。真是冤家路窄！我心中一惊，不知此番是祸是福。一直等到十点钟左右才有一辆敞篷货车在那里停下，上面已有十来人。我连忙向前请求司机再搭一个，他说吃饭再说。我先上车等着。车上只有几个空油桶，虽然一直站着吃灰尘，总比上次坐在油桶上，吊在车边好多了。不过这次却上了大当，被无德司机甩在半路了。

快到龙洞堡的时候，天已黑尽，司机说，前面就是检查站，让大家先下来走路，到桥头等他。大家都下了车，因为刚下过大雨，路上已成稀泥，穿鞋不如光脚好走。我穿的是草鞋，把它丢在车上了。我们过了检查站，到桥头等了好久，也不见车子来。原来我们摸黑走这段泥泞路至少要二三十分钟，他一辆空车也没什么可查的，几分钟就完事，在我们到桥头前，他早已超我们而去了。除了咒骂只有无奈，十几二十个人只好分别到附近农民家里逐户敲门求助。

我们四五个人找到一家，还算客气，只说没有床被，也不讲价钱，我们说有个地方坐到天亮都可以。主人拿了两块木板架在猪圈边让我睡，臭且不说，飞机（蚊子）满天飞，坦克（臭虫）满路爬，豺狼（耗子）遍地跑，怎么入睡啊！更担心那两百多块大洋，那是我的命呀！我把口袋作枕头，背带拴手上，度过了艰难的一夜，早上起来身上裸露的地方都是奇痒的红疙瘩，拖着疲惫的身躯，打着光脚板向市区走去。

有一段路正在整修，铺着碎石，锥得脚板穿心痛，好不容易走到中华南路，见到一家鞋店，进去买了一双皮鞋提在手上，两脚泥也不能穿。路人见了难免耻笑：这个笨蛋，怎么有鞋不穿打光脚走路呢？

颠颠簸簸到渝州

回到贵阳后，我俩随即到省教育厅办理有关手续；拜访了从南京回来不久的雷山籍苗族省参议员梁聚五先生，了解有关边疆学校的一些情况；请李儒云先生帮忙设法购买车票和将大洋兑换成金圆券。

这时解放战争正风起云涌，节节推进，东北几乎完全解放，国民党政权在风雨飘摇之中。有人劝说，现在仗打得这么厉害，下江人都纷纷跑上来，你们还要去找死呀！因为是很熟的人，这话虽然不好听，倒也是肺腑之言。古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说明人是非常脆弱的，随时随地都可能死去，战争当然要死人，但首先死的绝不是我们这些学生，何惧之有？

我不知道树昌是何想法，我是下定了死也要到南京死去的决心的。就在这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我俩怀着求知的欲望，乘坐木炭车在不断的颠簸中向重庆奔去。且不说半路经过多次军警的盘查，单是坐在那险象丛生的破车上就令人惊心动魄的了。所谓木炭车，就是以烧木炭为动力的汽车。上坡时，全车人要下车来推，有的用三角木垫在车轮下，以防倒退，司机的助手则使劲摇动鼓风机。下坡的时候，怕刹不住，得下车步行，走走停停，三天才到达重庆海棠溪。当时流行的民谣“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确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从海棠溪乘轮渡过江，叫了个棒棒军担着两件简单的行李，把我们带到七星岗，原说好五角钱，到了目的地，非得要一元。跟他说理，反而扬起棒棒要打人。正争吵间突然从屋里出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士，问我们在干什么。我将手中的信给他看，说我俩从贵州来，找这位先生。真巧，他便是我们要找的人，是李老师在这里做烟草生意的朋友。

吃一堑，长一智。辞别后，我俩再也不找带路人，一人提一件行李，边走边问，来到了抗战胜利纪功碑（今解放碑）附近的南明烟草公司办事处，交了李文裳先生的介绍信，便在这里安顿下来，免费食宿。还有一位名叫高连征的台江老乡在那里做会计，下班后带着我们看电影，逛公园。他乡遇老乡，感到十分亲切。

由于当时局势紧张，货币改革刚刚启动，物价飞涨。飞机票根本买不到，黑市船票几倍于定价，根本买不起，只能等办事处设法通过关系购买平价票。等了十来天依然杳无信息，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真是度日如年啊！

提心吊胆下金陵

（注： 1948年9月14日于贵阳米高罗照相馆（左吴涤平、右张树昌）。）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着急之际，忽然买到了民生公司民生号的一张三等舱票。但是两个人只一张票，谁走谁留呢？最后办事处主任出了一个险招：到上船的时候，张树昌拿着船票走在前，我提着行李装作送行的人跟在后混过去。张树昌找到铺位安顿下来，我则借故上厕所，直到起锚鸣笛才出来。快到涪陵的时候查票，我请求补票，查票人看我是个可怜兮兮的穷学生，也没说什么便补了一张没有铺位的统舱票。

我俩有时轮流睡，有时二人侧身挤在一起。第二天早上，树昌起身去厕所，我还在睡，忽然有人叫我：快去！你的同伴昏倒了。我跑去一看，他躺在厕所门边人事不省，一脚已伸出栏杆外，差点儿掉下江去。我连忙把他背来放在铺上，有好心的同舱乘客拿万金油来擦在他太阳穴和额头上。我只是干着急，呆呆守候在身旁，不时摇动他的身体问感觉如何，也不知道向船员寻求帮助。好在他只是双目紧闭，像沉沉入睡般安静，没有其他特殊症状。但我还是十分担心，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将如何向他的家人交代呢！还好，过了三峡，他醒来了，问我要水喝，这时我吊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乘客们多知道三峡是个雄奇险峻，有许多传说典故的地方，听说要到了，全跑出舱来凭栏而望，有人指着神女峰摆着巫山云雨的故事；有人哼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诗句。

我读过郦道元的《三峡》和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印象中的三峡是“素湍绿潭，回清倒影”“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现在见到的却是黄水浊流，听到的是隆隆涛声和山鸣谷应的汽笛声。我忘记了，那是一千多年前的景象啊！

乘客中有各种年龄各种职业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有的还很会讲故事，到丰都讲鬼，到白帝城说“刘备托孤”，到滟滪堆说“投牛祭江”，过赤壁说“赤壁鏖兵”，见小孤山说“小姑嫁彭郎”，从新疆来的则讲“边胞”的风俗习惯，说什么的都有，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真是“能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啊！

在谈到新疆的时候，有人问：“听说贵州‘苗子’还长着尾巴，住在树上，是真的吗？”问的人也许并无恶意，只想让我这个贵州人证实一下传闻的真伪，我却感到受了侮辱，怒火中烧又不便发作，只说：“我俩就是苗人啊，看跟你们有什么两样？”“对不起，对不起！”两个“对不起”浇灭了怒火，却使我陷入了沉思，为什么外界对贵州苗人有那么多误解？这是谁之过？哪一天这些误解才能消除？

且说船到宜昌，上下了一批旅客后再继续前行，此时已是夕阳西下，红霞满天。薄暮，船停在江心，吃过晚餐便熄了灯，逼着大家早早睡去。这是为什么？有人说附近有那边的游击队，怕遭袭击。我想，这又不是军舰，也不运武器弹药，他袭击你干什么？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

一夜无事，黎明启碇。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映红了整个江面，这是生长在大山深处的人从来没见过的壮观。现在才知道，以前作文时常用“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描写日出，全是假话。

船到武汉上下旅客后开始夜航，再过一天两夜到达南京。

漫漫长夜何时旦

边疆学校原在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迁至重庆界石场，1946年5月迁到无锡，次年暑假期间再迁南京光华门外。

我俩在下关码头下船后雇了辆脚踏三轮车直接拉到学校，走了个通城。宽阔的街道，高大的楼房，繁华的新街口，使馆门前的“红头阿三”（印度人），明故宫机场里停放的飞机以及整齐的行道树……作为一个刚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学生娃，见到了这些无不感到新奇！

（注： 1948年10月于南京。）

车子走出光华门，跨过护城河，向左转入一条凹凸不平的乡村小道，两旁是低矮的农舍，远处有几幢灰白色的楼房。车夫说，就是那里了。

到了学校把有关手续办好后，持梁聚五老先生介绍信，找到几位苗族同学，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关照。在举目无亲的他乡，听到亲切的乡音，真像到了家一样，忘了一个月来的漂泊困顿。

当我庆幸新的生活即将开始的时候，一声霹雳把我轰倒了。在入学前按文理科分科测试，若成绩太差，不能上课，将予退回。我报文科，自我感觉良好。不料到入学时却不许我注册，问原因只说待几天研究好再说。

苗族同学杨祖贤很关心这事，主动去探问，也是这样回答。杨是四年级学生，黄平人，思想激进，对社会现实不满，对民族问题更为关心。曾直接写信给贵州省主席杨森，斥其对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省府函告学校必须对其严加管束。他问我，考的什么内容，我说：国文就考一个作文题：《梦》。我把国民党政府在苗乡抓丁拉夫的现实，编成一个梦境：某天深夜，一群乡丁忽然闯进了我家，五花大绑把我父亲抓走了，我抱着他的腿不让走，反而挨了一枪托。我哭啊哭啊，哭醒了。啊，原来是一个梦！他说，问题可能出在这里了。南京不是台江，在这儿说话、做事、交友都得处处小心。社会上乱，学校也不是净土。隔三岔五还会有学生被捕。他这一说，真是醍醐灌顶，令我一惊，这个首善之区，怎么变成首恶之区了？

同学们已经上课一周了，我的问题仍然没有结果。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决心死也要死在南京，不能不明不白地回去。苗族同学们也愤愤不平。很多人也曾先后去询问，都无结果。他们给我出的主意是：不管怎样，大家上课你也去上课，大家吃饭你也去吃饭，就是赖着不走。最终虽得入学，却在心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不知道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班有个西康藏族同学张定文（原应高我们一级）和他哥哥张定华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入狱，查无实据，经多方营救，释放回来与我们同班。他受刑较轻，身心损伤不大，他哥受电刑，神经受损，变得木讷痴呆，已不能正常上课。我到校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先后抓捕了几个高年级的同学。这期间，如果半夜里听到校园里有汽车响，便胆战心惊，早起逢人就问：“昨夜又抓走了谁？”真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啊！不过，反动势力虽然疯狂一时，终究不能把进步力量捕尽杀绝。他们还在继续斗争，为护校和迎接解放做出了贡献，那位和蔼可亲的门房收发员便是其中的一位。

到南京后，金圆券日益贬值，物价飞涨，我用剩下的钱买了几刀毛边纸及其他学习生活用品。为了省钱，被窝里子面子和垫单，全部买布来一针一线地亲手缝制，过冬棉衣则到旧货市场去淘。

虽然是公费，吃饭不花钱，但并不能填饱肚皮，早餐一碗稀饭，中午八个一口一个的小馒头，一盆不见油花的萝卜白菜，晚餐则是难以下咽的糙米，饭里夹杂着沙子、耗子屎、糠壳，一边吃一边挑。开饭前，都争先恐后地跑去争抢那不定量的可照人面的稀粥。去得早的可从桶底捞上几粒米，晚到的连汤水都没有了。像我这样的穷学生，为了防备断供，每天还得从几个馒头中抠出个把晒干储存。我几十年的老胃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到了冬天，教室宿舍都没火烤，墨水冻成冰，钢笔不下水。昼夜温差很大，把所有衣物全盖在被窝上面，全身缩成一团也不觉得暖和。漫漫长夜何时旦？

学校建在一片农地里，东一间房西一栋楼，零零星星分布在各个角落，既无围墙，也无篱笆。田野空阔，大片的荒地任人开垦，苗族同学们都来自农村，不得猪肉吃，也见猪儿跑，对农活并不生疏。

为了改善生活，我们自己种蔬菜。寒冬腊月遇大雪天，便去追野兔捕雉鸠。夏天一人一个脸盆走遍附近港汊找适当的地方戽干塘水捉鱼。一旦满载而归，纵是一身稀泥，个个笑得合不拢嘴，唯有这个时候才把一堆忧虑都忘了。

“金陵忆，瑞雪满田畴，护城河里冰上走，钟山南麓捕雉鸠，逐兔小岗丘。”这是我对这段生活的回忆。

学生如此，老师也好不到哪儿去，今天发薪，明天买不了半袋粮。我们好几位教授是从中央大学聘来兼课的，其中的英语老师每上讲台，先叹时事艰难，再叹生活困苦，完了再有气无力地讲课。中午把带来的干馒头就着咸菜吃了，下午再去上另一个班的课。看到他那菜色的面容和无光的眼神，同学们都感到揪心而又无奈。他妻子无业，几个子女尚未成人，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只得四处兼课赚点外快以补家用，不久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从此我们的英语课也请不到老师了。他的名字虽然忘了，但那温文尔雅的书生形象永远定格在脑海里，想抹也抹不去。

时局急剧变化，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先后展开。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发表求和声明并派张治中为首的谈判代表前往北平。启程当天（1949年4月1日），南京高校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早上八点过从中央大学出发，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是兄弟姐妹》等歌曲，高呼“争取真和平，反对假和平”“拥护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等口号，浩浩荡荡向总统府而去。游行结束，各自返校，戏剧专科学校的同学回到白下路大中桥的时候，忽然跑出一群手持凶器的军人，拦住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死了3人伤了100多人，伤者中有我校四年级同学吴德义。

这次惨案，轰动全国，受到各界的强烈谴责，预示了国民党政府的灭亡。在这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日子里，学校酝酿搬迁至福建南平，因同学们拒迁作罢。蒙古族和藏族同学多随蒙藏委员会迁广州。新疆多数同学由该省政府派飞机接回。少数同学采取个人行动，有的回家避难，有的找门路跨江而北到了解放区，仅100余同学留校。校长胡秉正也离职迁往广州，遗职由训导主任董德鉴代理。

教室里空空荡荡，一个班只有十来个学生在上课。加之学校处在大校场和明故宫两个机场之间。随着战局紧张，军用、民用飞机都在日夜忙碌，隆隆之声震耳欲聋。何去何从，对每个人都是考验。

我们二十几个苗、夷（这是当时西南诸少数民族的统称）同学经常在一起商量如何应变的问题。其间有两个关键人物，对稳定我们的情绪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安粤（安毅夫，彝族，地下党员，贵州郎岱人），在离开上海回贵州前到边校鼓励大家，安心留下迎接新的时代。一个是龙永发（中央大学四年级学生，苗族，湖南永绥人），苗族青年联谊会会长。他父亲龙矫是国民党军的少将师长，在郑州被解放军俘虏后教育释放。他说，像他父亲那样的人都没事，我们这些学生有什么可怕的。他自己也要留下来。当时谣言满天飞，诸如，共产党打仗靠人海战术，要驱使青年学生去当炮灰；南京是首都，国民党军队不会轻易放弃，一定要死守，城里人不被炸死，也会饿死，等等。

我们对共产党的政策虽然知之甚少，但还有一点判断能力，不会轻易相信这些谣言。退一步想，南京还有几十上百万老百姓呢，他们都不怕死，难道我们的命就比他们金贵？就凭着这种心态，再不考虑离开，决心留下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一唱雄鸡天下白

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以后，晚上爬上办公楼顶便能听到从长江北岸传来的炮声，看到一道道划破长空的弹道。4月22～23日国民党军队已经疯狂了，在玩坚壁清野吧。夜里把东北角的兵工厂炸了，火光冲天，地动山摇，床铺都在晃动，同学们呼叫着奔到室外的空地上，有的卧倒，有的蹲下。白天有飞机低空飞行，一次又一次地对大校场机场周边扫射，火花纷飞，浓烟蔽日，据说那是汽油库。

为了防备国民党特务狗急跳墙，进校抓人或抢夺物资，学生自治会组织同学们护校，每人发一条没有子弹的枪以虚张声势。我和另一同学为一组被安排值后半夜，在大门边一百米左右巡逻。黎明平安交班后回去睡觉，梦中忽然有人摇我：“起来，起来，解放军进校了！”我还怀疑国民党不是宣传要与南京共存亡吗？怎么跑得这么快？起身往窗外一看，果然看见三四个穿着黄军装的人在不动声色地走走看看。啊，原来昨夜解放军已经进城了。庆幸！同学们自发地穿起民族服装，踩着高跷，敲锣打鼓，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上街欢庆解放。

（注： 1949年7月10日于南京边校办公楼前（左起：方胜业、张树昌、吴涤平）。）

其间有个小插曲，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在高跷队列中，前五名背上分别贴了“汉、满、蒙、回、藏”五个大字，表示各民族大团结，共庆解放，却忽略了边校学生中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民族，我们苗族同学对此尤为敏感。杨祖贤为此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大礼堂门口，质问：现在解放了，为什么还是国民党的“五族共和”，苗族等西南民族哪里去了？一夜之间，地覆天翻，好多人的思想还没有转过来，也难怪。

这事惊动了驻校军代表，很快便来找到我们说明情况，表示道歉。这对我们触动很大，过去任你喊破喉咙，有谁理你，相反还会给顶红帽子戴上，如今确实是不同了。南京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大专部部长赵卓兼中央大学军代表，副部长王昭铨兼我校军代表，派这样高级别的领导负责我校工作，足见对少数民族文教事业的重视。

5月25日，召开教职员工大会宣布正式接管，组织人力清理物资财产。次日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王昭铨代表南京军管会文教委员会讲话，批判国民党对少数民族实行压迫、奴役、同化的大汉族主义政策，申明共产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扶持少数民族发展进步的政策，并希望汉族同学要主动团结少数民族同学，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这一席话有如春风徐来，身心大爽。随后，内蒙古自治区接回了全体蒙古族同学，其他的陆陆续续参军或参加地方工作。到宣布边疆学校与民族学院合并的时候，只剩二十几位了。我们由三年级的原地下党员博大公同学领队，于8月24日从浦口乘火车北上，26日上午到达天津，下午转到北平，中宣部和高教会派车接我们到西单石虎胡同蒙藏学校。

（注： 1949年12月22日，于北京蒙藏学校（左吴涤平、右方胜业）。）

随后多日我们游遍了北平名胜，参观了清华、燕京几所大学及故宫博物院等；参加欢迎会，座谈会；分别拜会了人民政协委员朱早观（苗族）、张冲（彝族）、天宝（藏族）等。在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中，蒙藏学校和我们排在靠天安门的边上，可以清楚看到城楼上的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我们都是南方人，初到北平一下子对气候、生活习惯难以适应，有的常流鼻血，多数人肠胃不适。当时解放战争还在继续向华南、西南、西北推进，前方须支援，运力也很紧张。北平人民多吃东北的高粱小米，大米白面少见，却一日三餐给我们吃天津小站贡米和白面馒头。这短短三十多天的亲身经历，回过头来与在南京边疆学校的情况相比，真是天上地下，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共产党对少数民族青年学子的关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天，高教会宣布了对我们的安排，三四年级可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一二年级读蒙藏学校。这是基本原则，但还看各人志愿。有几个不愿继续深造，去读革命大学，几个月后参加了工作；有的认为今后搞建设更需要理工人才，也不去北大而读蒙藏。我们留在蒙藏的有七人，全享受中灶待遇，服装、学习生活用品、零花钱按时发给。

蒙藏的全称是国立北平蒙藏学校，成立于1913年，为少数民族培养了不少干部，乌兰夫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我们在校期间，实行封闭式教育，管理严格，非节假日不能随便外出。教师多出自北大等名校，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历史老师王孝鱼，他原为东北大学教授，后调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审。他曾从个人丰富的藏书中先后带了几本给我看，其中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是我当时所见到有关苗族的唯一专著，其中的某些观点虽不能认同，但也给我启发，促使我思考：一个外国人尚且排除各种困难，深入苗区调查研究苗族，我们自身有先天的良好条件，为什么不去研究呢？我下定决心努力学习、注意收集资料，为将来研究打下基础。每逢节假日，吃过早饭，便走街串巷地从西单步行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去，只要在藏书目录中看到有“苗”字的书都借来翻翻。发现有一本手抄的《苗疆闻见录》（徐家干著），是作者参加镇压张秀眉起义时，根据亲闻亲见记录下的战争起因、经过以及一些民俗事象。作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观点立场虽有问题，但资料还是很宝贵的。因为是孤本，不能借出，只好带上笔记本，抄下重要的章节，后来因多次变故，抄件散佚，但记得大概内容，某些片段还能背读无误，如“苗人口音多带商韵，商属金，金为肃杀之气。数十年一遭兵难，或亦地气使然。”难怪统治者们每在镇压苗民的反抗斗争之后，在一些军事要地把山脉挖断，苗语把这叫作said ghongd vongx（砍断龙脖子），台江施洞背后山脉被挖断就是一例。明明是“官逼民反”，还说是“地气使然”或“生性然也”，岂不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1950年9月开学不久，我被暂时借调到政务院招待委员会参加接待西南少数民族国庆一周年观礼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驻地在西郊公园（今动物园）西北角畅观楼。这是一座欧式风格的两层建筑，是清末皇室贵族的郊外别墅，四面环水，绿树成荫，风景优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来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时也住在这里，我作为苗族青年学生代表，曾与几个藏族、蒙古族同学一起前去晋见并接受摩顶祝福。

西南代表团团长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副团长中有贵州苗族代表李儒云先生，两年前他帮张树昌和我办理去南京的各种杂务直至送上车的时候，何曾想到会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在新中国的首都见面！我在此前从名单中已知道有他。他可万万没有想到会在到京后的第一时间里见到我，他的兴奋比我更甚，一下把我抱住，旁边的人见了都不禁回头笑笑。特别是那几位来自台江施洞口的文工队女队员，初次离家，有的连汉话都不懂，在遥远的北京能见到一个故乡人更感到亲切而又意外，大家都把我叫dial，真成她们的哥哥了。

在畅观楼领导接待工作的是位老革命，名柳林溪，北平和平解放后，他是颐和园管理处第一任主任，党中央从西柏坡进入北平的时候，他负责接待安排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颐和园休息。我一听他这名字就像畅观楼四周环境一样颇有诗意，很容易就记住了。他把我安排在一个小单间里住下，给我分配两项任务：派车、用油登记；随车陪同代表参加各种活动。这个任务很简单，胜任愉快。在工作结束作总结的时候，他不仅口头表扬了我，还写了一个书面鉴定交给学校。

在这30多天里，我同代表们一起，9月30日在国庆节大会上聆听了周总理所作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其中有对美国的警告：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10月1日在天安门观礼，10月3日晚在怀仁堂参加各民族代表向毛主席献礼仪式并观看各代表团文工队演出。这是一个空前的各民族大团结的歌舞盛会，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心情自不必说，连毛主席和柳亚子都激情满怀地即席赋《浣溪沙》唱和以纪其盛。

（注： 1951年4月25日中午合影（第一排左起柯炳生、吴涤平、陈永康、程文。第二排左起王食三、张照、阎骏生、徐同志）。）

代表团在京期间游遍了名胜古迹，参观了一些知名的学校、工厂。我也因之开阔了眼界，接受了教育，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代表团离京之后，贵州仲家（后改称布依族）代表陈永康留京治眼疾。他带来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梁聚五副主任给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吴玉章的介绍信，请他帮助苗族、布依族创制文字。

吴老指派人民大学图书馆主任张照和驻会专职秘书柯炳生（女）指导我俩工作。前者是文献分类学家，后者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后来到人民大学中文系执教并兼《中国语文》杂志编委。我回校后一面努力于功课，一面利用课余时间研究苗语，制订拼音方案并编写课本，有时不得不在熄灯后违规地蒙在被窝里用电筒照明或在路灯下工作。

（注： 当年日记本里摘抄的话。）

（注： 1954年4月4日，回附中参加校庆时我（左）与树昌同摄于北京第三商场101摄影社。）

（注： 1954年2月5日，旅京苗胞访北京西山门头村正黄旗小营苗寨。）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我制订了一个以自己熟悉的台江县革东话为依据的《苗语拉丁化学习草案（黔东区）》，并据之编写一册苗汉对照的《农民识字读本》。草稿完成后，分别由我送蒙藏学校校长黄静涛，由张、柯二人送吴老、科学院语言所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请他们审阅提出修改意见。黄校长阅后非常高兴地问我：“要不要出版印刷？学校可以提供经费。”吴老看后派秘书程文同志驱车进城把张照、陈永康和我接到他在颐和园内的住处去，当面向他报告有关情况。

吴老特别对我说，苗族分布很广，情况也较复杂，为了扩大影响，应该再约几个其他地区的苗族同志共同署名，他怕我思想不通，教育我年轻人要树立集体英雄主义思想，不要个人英雄主义。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教诲，署名的时候约了湘西及其他几位同学，在附录的表格里也增加一些他们家乡的方言特有的语音符号。这个草案是以北方话拉丁化拼音方案（简称北拉）为基础制订的，词连写，不标声调。现在看来，它有缺陷与不足，责任全在我，因为两位指导老师，既不懂苗语，也不是民族语言专家。可以肯定的是，经中央民委和文字改革协会印刷分送各苗族地区及有关方面之后，产生了很大影响，纷纷来信索要，这是以具体事例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这在当时，其政治影响要大于方案本身，也使我回想到两年前的南京边疆学校，设有蒙、藏、维三种语文课，每个学生任选一门。我们西南几省的同学都要求学自己的文字——苗文、彝文或傣文，没有允准就相约选维吾尔文，意欲毕业后去新疆工作，找机会跑苏联去，因为我们知道苏联政府还帮助无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呢。现在的蒙藏学校很重视民族语文教育，蒙藏语文都作为主科安排，藏族只有三个学生，也有一位专职老师。黄校长对我说：“学校请不到苗文老师，若愿意就跟着学蒙文或藏文，要不就自习吧。”

看到蒙古族、藏族的同学在学自己的语文，我们几个苗族同学却在放羊，心里真不是滋味，只得出面请求学校安排一个小教室一块黑板，由威宁籍的韩绍清同学教授“柏格理苗文”。这个拼音方案出来后又改由我来教。我的民族语文工作由这里起步，至今已六十五六年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咸只有寸心知。

在这同时，抗美援朝运动蓬蓬勃勃兴起，我们的同学有很多人报名参加军事干校，其中有我苗族同学方胜业。我自觉不是当兵的料没有报名，但积极参加了有关活动。除了以旅京苗族青年集体的名义，写文章向《人民日报》投递，表示同仇敌忾之外，还个人署名发表了《苗族人民要和兄弟民族团结起来，保卫我们的幸福时光》（《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7日）等文章。1951年1月30日参加了北京市少数民族抗美援朝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的集会游行，并在大会上发言，同时被选为“北京市少数民族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委员。

不幸的是，由于半年多来的超负荷工作，1951年7月暑假刚刚开始我就病倒了。某日我感到头痛，到五四医院诊查，一量体温高达42度，医生马上叫我住院，并立即电话通知学校。经检查，诊断为结核性胸膜炎，以后又发展为腹膜瘘管，流脓不止。医院认为这种慢性病只能长期休养治疗。

当时蒙藏学校已改为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学校把我转入中央民院并办了学生证和医疗证。由于医院不再留治，我便住进了安内柴棒胡同的中央民院休养所，定期到苏联红十字医院检查，经中苏医生会诊，因服用雷米封（异烟肼）、链霉素等抗痨药物久了，产生了抗药性，手术割去瘘管又怕刀口不能愈合，只能静卧休养，每天中午太阳当顶的时候，出门把全身上下盖住，让瘘管在阳光下暴晒15～20分钟。药物也暂停了。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不知发了几次病危通知，一度生活不能自理，学校只得雇请一位老太太陪护。不过我自己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没有陷入悲观等死的境地。

那时我们享受的是供给制待遇，每年发单衣一套、衬衣一套，两年发棉衣一套。我在病中不需要补充衣物了，请求发钱。我用这些钱买了一台收音机和有关图书。收音机放在床头上，从广播里坚持学习俄语，一级又一级学下去，最后参加大连俄语函授学校学习，掌握了两千来个单词及性、数、格等初步的语法知识。最难的那个颤音P，据说有的人要把舌系带（舌筋）割了才能发得出来。我天天练，经约两个月的时间终于会发了，高兴得好像忽然捡了一个大宝贝。

（注： 1954年，我（左）与北京小营苗族同胞交谈。）

（注： 1956年7月12日，在镇远芽溪调查苗语（左起：梁鸿儒、吴涤平、潘忠明、尹培章、荣华）。）

我还把药物的包装纸收集起来作为卡片，记录苗语词汇，准备将来作为编苗汉词典之用。我虽然曾经高烧不退，但脑子没有烧坏，从前学的苗歌还能记得清楚，选了一些情歌翻译出来，题为《马郎歌》，寄给老舍先生主编的杂志《说说唱唱》，竟被采用了。承蒙先生厚爱，还回了一封亲笔信，约我前去面谈，可惜我当时行动不便，失去了当面聆听大师赐教的良机。此外还读了一些励志的书籍，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以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时间等于黄金，决心等于胜利”，“在最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之下是可以工作的，不仅可能并且还必须这样；假如没有其他办法的话”，“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止生存时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们服务”。我躺卧在床，一笔一画地把这些警句名言写在纸片上，然后粘贴在笔记本里，放在枕边时时翻阅，激励斗志。最后病愈去复查的时候，苏联专家认为这是意料不到的奇迹，要求我写一份经验总结。我说，除了坚定信心，乐观对待，没有什么可写的。

我病愈出院，因胸膜粘连，遵医嘱不许做剧烈的体育运动，而当时的大中学生都必须参加“劳卫制”，这是从苏联学来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内容包括田径、体操、举重等等，标准高，要求严。以我当时的身体状况是无法适应的，只好请求安排工作。

1954年1月14日，我脱下了学生装，成为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苗瑶语教研组的一员，怀着一颗炽热的报国之心踏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