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漫漫求学路

我们这一代人，现在进入花甲之年，退出工作岗位，有了一些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于是就静下心来想一想这几十年的事。虽然没有那么惊天动地，更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一些经历，作为经验，好像可以给后人些许借鉴。特别是自己写出来，供自己或他人咀嚼、品味、分享，也算是一种贡献。

说真的，真正铺开了纸、提起了笔，又不知道从何开始。因为求学之路人人都有，有的顺畅，有的坎坷。坎坷之路，有的说出来，晚生们不一定相信，他们会说你是杜撰，是矫情。比如，说我只读了11年的书，比高中毕业还少一年，他们就会一脸的茫然，或者瞬间改变表情，说我是在“那个”。

我上学时间少，上学晚是第一个原因。上学晚又是因为“难关”。

上学前的苦难

那一年，我5岁多，刚好遭遇“难关”。我虽然年幼，但对那段岁月的记忆，过于深刻。

当时，吃大食堂，任何人家里都不允许冒烟。我全家六口人，爷爷60多岁，因患哮喘已卧床十多年；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可右脚无名肿痛半年多，下不了地不说，还只能在铺上“天一声妈地一声妈”地呻吟着；哥哥11岁，个子太小，干不了什么，但家里只有他可以稍微干点活；姐姐8岁，严重营养不良，只能跟在哥哥后面打个伴；还有个妹妹，两岁多，因营养不良还不能下地走路，饿了也只能是含住妈妈的奶头不放。

（注： 繁忙的沿河中堆浩码头（1974年）。）

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饿得实在受不了，哥哥就带着姐姐和我早早地去食堂外院坝里等着。等了好久好久，食堂的人叫我们进去。我是进不去的，因为大门坎太高了。哥哥和姐姐进去了，他们也是费了很大的劲才翻进去的。过一会儿，他们就端扶着那个只能装四五斤水的木提盆出来，提盆里装了些见菜不见米的稀饭，我们三姊妹簇拥着提盆，眼睛都几乎掉进了盆里。因为有大人看着，我们没敢做什么。可是一下院坝坎，我们就按住提盆开始抢起来。很快，提盆里啥也没有了，大哥十分生气，他跺着脚，大声嚷着：“还有公、妈和妹，他们看都没看见夜饭……”

一天，父亲回来了。他在思南县委会工作，并不知道家里的情况。他看见这个光景，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就去向队里要，还同队长吵了一架。第二天，他就将我带去了思南。到了思南，一个星期后父亲要去北京参加农展会，将我送去城关幼儿园，可我骨瘦如柴，还不能扶住椅背站立，人家不收，好说歹说才勉强留下。

就在这一年冬天，进出不到一个月，我就失去了三位亲人——爷爷、姐姐和妹妹。母亲每次提及这段经历，都会老泪纵横，甚至号啕大哭，因为妹妹就在她的怀里，活生生由热变冷……哥哥和爷爷睡在一铺，爷爷什么时候去世的，哥哥也不清楚。每每谈及此事，哥哥总是低头不语。爷爷是60多岁的老人，是要认真安葬的，可当时饿饭，没有力气，差一点没找到人抬出去。姐姐和妹妹则是请人用草荐裹着抱出去埋的。

那一年，我们寨上死了好多人。母亲说，她当时以为自己活不过来，幸得好心的孔幺娣大嫂时不时送过来一把卧烂草或菜皮，才渡过了那个难关。

我被父亲带到思南，还上了非农业户口。我本来应该在思南上小学，可家里一下失去了三位亲人，父母亲心头不快，就扯皮吵架，甚至提出离婚，母亲就把我要回了身边。

回到农村水田坝，因为落后，穷乡僻壤，没有学校，我七八岁都没有上学，整天和一帮小朋友捉蜻蜓、扳螃蟹、拽泥巴团团，也跟着母亲砍过火地、种过芝麻。1963年春节，王家一位嫁到酉阳的孃孃带着她的儿子齐祖凤回来探亲，在大家的请求下，她把儿子留下来在赵家祠堂办学教书。

路最长的小学

我是1954年4月出生，上学时都快9岁了，所以从二年级下学期读起。大队的人很急，小学的一年级到六年级都要招生，还办了一个初中班，七个年级七个班，都由齐祖凤老师教。齐老师是1962年毕业的，个子不高。开学那天，他母亲看见许多学生个子比老师高，就要求学生说：“他教你们读书写字，你们不要打他！”

当时，老师只有一个，学生却很多。他每天只能到我们的教室一次，就让我们练习毛笔字。简单的算术加减法我也不会做，只是跟着一个曾在大龙桥上过小学的同学抄，甚至连一加一等于二还是后来去思南的息乐溪小学才学到的。

（注： 渔叉。）

（注： 渔篓。）

那一年，父亲和母亲扯皮，被组织知道了，就将父亲调到了乡下。父亲也为自己的冲动后悔。当得知水田坝办起了小学，只有一个老师教，他就带着深深的内疚，趁暑假回到家里，将我带去息乐溪小学读书。当年，父亲的工资很低，从思南坐汽车经过德江到沿河，要好几块钱。他的钱坐不了几趟，所以决定走路到思南息乐溪。为了让我学习有个伴，父亲还到对香的姑婆家，邀得表哥通坤和我到思南读书。这样，我们先从小田坝出发，经山岔、大水田坝到对香，住两晚后再从对香出发。

对香在黑岩门下，但我们上学不走黑岩门，而是走穿天。一出门就上坡，先走几里的沙石山梁，到岩下就走悬崖上的“之”字拐路，快到顶时就进穿天。所谓“穿天”，就是“穿洞”，就是天生桥，因为它在山巅之上，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岩上，所以老百姓就给它取了个十分形象的名字——“穿天”。

过了“穿天”，就是岩上了，然后经过猫阡坝到谯家，过耳当溪，第一天歇德江枫香溪。第二天从枫香溪出发，经青菜坝、大罗坝，中间还有一个三望路，当晚住印江的中坝。第三天从中坝出发，踩水过河，过思南夫子坝，爬坡翻张家山，过秦家，最后到息乐溪。第一天、第二天都要走到天黑，第三天可以在天黑之前到达。其间，第一天住过谯家，第二天住过夫子坝。我小小年纪，个子也很小，要连续走三天的路，实在很难。遇到上坡下坎，要手脚并用，有的地方是爬着往后退。冒雨赶路的时候少，但顶着烈日、迎着狂风前行是家常便饭。

（注： 水田坝大寨。）

（注： 34年后重访枫香溪。）

（注： 曾经的枫香溪地区国营饭店。）

那时早餐是在驻地吃碗面条，中餐就是舀点井水就着糠做的饼干，或者就是家里带的熟鸡蛋。大热天赶路，几个人带一个行军水壶，一路上遇到水井，就趴下像牛一样吸，或者手捧着喝，有时为了方便也用桐子叶叠成三角瓢样，舀着喝，有时路过山寨，也会向农户讨口水喝。每每喝生水，并不怕拉肚子，每人兜里都装着一包大蒜。喝水之前，先剥两瓣大蒜放在嘴里。我很怕大蒜的辣，但没有办法。

路上最难的是休息。冒着寒风或烈日，一走就是三天，很累，很想停下来休息。可又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去，就起不来，膝盖都僵硬了，站不起，迈不开。坐一小会儿，父亲就催促：“歇不拢（到），还是要走才能到。”每次起身都要靠父亲拉扯，站起来后又迈不开步子，膝盖、大腿都不听使唤，总是要试着走个百把米才又恢复正常。所以就常有那样的情况，慢走当歇，在路上一天都不停下来。到中坝实在受不了了，就去卫生院请医生打安乃近，只有这样，才能睡下，第二天才能接着走。

（注： 家父1960年参加农展会留影。）

（注： 息乐溪小学的毕业照。）

寒暑假回家也是一样，中途歇过硫黄厂、中坝、青菜坝、大罗坝、谯家。来来去去走过六趟。虽然吃过许多苦，有过许多难，但都过来了。晚上住招待所，低矮的木房，板壁上有缝，虽然曾经糊过报纸，但很多都已经残破，风一刮，那“噗、噗”的声音实在叫人无法入睡。虽然很累，但躺下会很冷，只能先烤火，等实在熬不住了再上床。

我们烤的是什么火？是煤火，那时没有炉子，更没有现在的回风铁炉，我们烤的是煤团篝火，就是用煤掺和着水与黄泥，经牛踩过后揉成煤团，小的三十斤，大的五十斤，用三个堆拢来，中间就着木柴和原煤发火。人们围着煤篝火，面前很热，背后很凉，所以大人们总是胸前背后交替着烤。烤这个火，最大的问题是煤烟呛人。那晚上的寒风没有个定向，一会吹东，一会吹西，坐到下风口就自认倒霉。

还有个难处，是上厕所。招待所的厕所一般离客房很远，路上既没有灯，也没有电筒，煤油灯是点不起的，不想早睡，也是怕晚上不好方便。客房内有煤油灯，用罩子罩着，灯光很暗，稍点久一点，就会把所有人的鼻孔熏黑。

早餐，只能在招待所吃，要交粮票，贵州省粮票就可以。招待所也叫国营饭店，八点钟开门，你起早了不行，晚了错过这个点又没有地方卖了。住店，夏天好过，但是蚊子很多，有蚊帐，有土法生产的两尺多长的蚊香条。没有电风扇，更别说空调了，只能自备棕扇或大蒲扇。但无论如何，夏天要好过一些。

到息乐溪小学，我上的是三年级。识数、算数都是在那里学会的。记得有位年轻的杨老师，他要求严，有点凶，没有一个学生没有被他罚站和扯耳朵。但我是例外，也许他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因为我父亲是公社书记，是当地最大的“官”。但我要感谢杨老师，他对我很有耐心，循循善诱，是他教会了我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

表哥只和我读了一个学期，寒假回家后他就没去学校了。后来我们就在刘家搭伙，住的则是公社办公的祠堂。祠堂到街上之间的坝子里曾经枪毙过人，我每次路过时总是毛骨悚然。那一年多，父亲经常下村或是到区县开会，常常把我一个人留在祠堂里住。我常常是在恐惧中度过那一个个晚上。当父亲回来问我怕不怕时，我又不敢说，有时还硬着头皮说不怕。还好，一切都坚持过来了，有时也为自己的“勇敢”而自豪。

（注： 乡村一角。）

1965年春节前，学校放假，我是同孙家坝农中的黎文德校长步行回家的。过完年，我就没有去思南，而是在家门口上小学了。原来水田民办小学升为蛟岩小学，公家还派来了公办老师。学校不再设在祠堂里，而是搬进了一栋一楼一底长五间的马屁股木楼房。齐祖凤老师回了酉阳，学校只有两位公办老师孙秀毓、张碧珍，孙秀毓任校长，另外请了一位姓肖的女民办老师。六个班，只有三个老师，还是复式班，虽然赶不上息乐溪小学，但终究比以前一个老师教七个班好。我读四年级下，有20多个同学，上课时同六年级一个教室。

说起教室，实际上就是一个空房子，桌子是用一块圆木削一个平面，不及20厘米宽，长有3米，加四根嵌进的木棒就是脚。多数同学的凳子就是路边搬来的石头。我从家里搬来的小饭桌，有一尺八长，一尺二宽，是最好的，表哥朝瑞和我共用。六年级仅五个同学，老师先给他们讲，我们默读语文；等到他们做作业，老师再给我们讲。

也正是这个学期，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叫“一件小事”，我想了很久，决定就写望牛这件事。望牛是农村小孩人人都会的，可写起来没有几句话，后来就在前面增加了一段队长安排我望牛的情况，写我怎么从不愿意到愿意。写完了，又在后面增加了一段，牛望好了，得到了队长的肯定和赞扬。就这篇作文，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读，说我写得好。得到表扬，我很高兴，也知道，原来作文就要这样写。也就是这一年的暑假，孙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五年级不读了，那两本语文书，你就读需要背的课文；那两本算术书，就看例题，看懂了的就过去，看不懂的多看几遍；就做一遍总复习的题目，下学期开学就上六年级。”当时很害怕，我没敢说什么，只是点头。那时假期不长，只有二十几天，我还真把那几本书消化掉了。

新学期开始，我就上了六年级。说来也巧，学校的木楼是空架架，没有钱装修，就把六年级教室放在了我家的堂屋里。在自家堂屋读书，我的自豪感可想而知。上学的第一天，就遭到几个大哥哥贬嘴（为难）：“皮他，那个繁分和追击问题，我们读了一年都还不大懂，他怎么得行？！”六年级原先12个同学，我去了就是第13个。我年纪小，个子小，没敢说什么。一个月后，数学单元考试，我竟拿了个全班第一，满分，那些大哥哥就什么也不说了。有这样的成绩，孙校长很高兴，我算是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我要真心地感谢孙秀毓老师，我算不了千里马，但他确实是真正的伯乐。

“文革”中的辍学

1966年8月，我从蛟岩小学毕业。学校通知我去县城沿河中学读书。9月，按学校通知的时间，哥哥之强背着棉被送我去沿河中学。我们到了学校，却找不到报到的地方，问了几个老师，才知道“文革”开始了，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那我怎么办？”“回原地闹革命。”哥哥背着东西，我们就这样回蛟岩水田坝了。

一开始我还跟着蛟岩小学六年级的同学听课，但都是学过的，没什么意思，一个月后就又去农中班听课。虽然上了一些课，但班上都是些“大学生”，每天还要参加劳动，我年纪小，个子小，适应不了，又回到六年级，勉强坚持了一个学期，后来就辍学了。

（注： 远眺大山。）

以前，写望牛这件小事，望牛的时间并不多，现在倒是真正的望牛了，一望就是几年时间。我们寨上望牛，是成群结队的，自有娃娃头喊，今天到这座山，明天到另一座山。望牛、弄柴、玩游戏、唱山歌，好不开心。我不是能干的小孩，动作不麻利，气力也不行，特别是爬树差人家很远，许多树都爬不上去。

那时的游戏很丰富，迭子、叠棒、走母猪窝、踢毽、甩过猴、打洋战、发卖卖板、梭沙沙板，还有捉泥鳅、打火豆……有时还比谁捡的柴好，比谁的柴捆得好，或者比谁的刀快，谁做的木号、木牛角吹得响。当然，也比谁的牛、羊长得肥，能打架。

我觉得，望牛砍柴最艰难的是中午回家。那时很穷，一天只吃两餐。早上起来，一般在台阶上坐一会儿就上山。累了，就坐一会儿；渴了，就找泉水喝几口。中午时分，把牛嘴笼套上，由小点的娃娃赶着回家，我们则扛着柴跟在后头。柴重不说，此时又饿又累，特别是太阳将路上的油沙晒透，远看上去就像在冒着透明的蓝烟，光脚踩上去，那是钻心的灼痛。我们往往是瞄准不远处桐子树下的阴凉处，鼓足勇气，扛上柴，踮着脚尖一鼓作气往那里跑。还未完全跑拢（到），就将肩上的一捆柴扔了过去……没有办法，四五里地，歇是歇不拢（到）的，还得咬紧牙关坚持往回赶。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用大瓢舀起石缸里的水痛饮，三四斤凉水下去，才安下心来……

这期间，哥哥又负责建房子，我还帮着劈柱头、扛挂条、抬檩子什么的。

直到16岁那年，我才上了沿河中学。

难忘的沿河中学

那是1970年的春天，我背着被子，握着入学通知书，又去了沿河中学。上一次，有哥背被条，打听什么消息都由他去。这一次不同了，只有我一个人。我还担心，怕遇到上一次的情况。可这次完全不同了，校门口就写着欢迎新同学的标语，从三重桥过去，上了那石坡，面前的操场好宽好宽哟，还有提示标牌，指示往右边走，然后就看到墙上贴着的分班名单。我分到一连四排。开学时，才听老师说，全国学人民解放军，都不叫“班级”，而是叫“连排”。因为有几年没有招生了，所以一下子招了十多个班。我们一连四个班在一栋楼，一楼一底，楼下做教室，楼上就做学生的寝室。农村来的孩子多，都是两个同学一铺，一个出盖的，一个出垫的。早晨要出操，起床钟响了，许多都还起不来，班主任老师去叫，推开门，全部是赤身裸体。后来校长还作为一个问题在大会上讲，要大家学城里人，穿个短裤睡觉，平时里面也要穿短裤，惹得全场哄堂大笑。

（注： 故乡水田坝。）

当时的学校还是不正常，贯彻毛泽东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精神，我们初中学两年、高中学两年。我们是春季入的学，后来改为秋季毕业秋季招生，所以我读了两年半的初中。就这两年半，军事训练和农业基础知识及劳动锻炼占了很大一部分。

初中时，一连两个学期，同学和老师给我的评语都是“缺少青年人应有的朝气”。这件事，让我背了很久的包袱。后来，我决定改变自己，尽可能地参加体育活动，篮球、乒乓球，一改过去站在旁边看的情况，主动参加，打他个大汗淋漓；与人打招呼时有意提高声音，给人一个自信的印象；凡是有同学参加的会议，争着发言，摆明自己的观点；积极参加文艺活动，大声唱歌，唱样板戏，还主动要求参加学校宣传队。这样下来，第三个学期就没有“缺乏朝气”的评语了。改变了自己，我常常窃喜。

（注： 土家族山寨。）

（注： 土家族山寨巷道。）

农基课我是认真听的，虽然来自农村，但许多事情并不清楚。特别是关于测量方面的几节课，我听得特别认真。虽然当时对着水准仪什么也没看见，但还是在1974年测量了家乡一条引水渠的流水面，后来又测量了山岔到下坝的公路线。学农基课，最主要的还是劳动锻炼。当时，我们在学校种地劳动，每个学期还要去深溪沟农场劳动一个月。记得为了增加学校劳动，我们还把教室后面的草坪挖了种上白菜。挖掉了草皮，草地上的水泥乒乓球台就不能用了，现在想起来很不应该。当时为了种好各班的地，我们排班去厕所淘粪，没有人说脏和臭，能排上班，还有几分“时传祥”的光荣。我们的那块地种得很好，成熟的白菜卖给学校食堂，一斤两三分钱也可以增加班费。后来我们班去农场劳动，光是从这块地砍去的白菜，到农场称就有28000斤。全班同学为有这样的劳动成果感到非常骄傲，就连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十分高兴。

高中阶段，我们沿河中学升上去的学生被安排在二班，吴马可老师当班主任。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每天的早自习和晚自习都和我们待在一起。同学们的所有问题，不管是哪个科目，凡是问到他，他都会给你解答。有当时解答不了的，他会回去查阅资料第二天来做解答。他还有听课的习惯。只要他不去其他班上课，都会同我们一起听课。我们劳动，他也从未落下过。吴马可老师有一句口头禅：“要搞就搞好，不搞就拉倒。”我们全班同学都被他那高度负责任的精神和果敢的作风所折服。吴马可老师影响了我的一生。

对我影响大的还有刘慎忱老师，他教我们的物理课，要我们养成动手的习惯。他管理学校广播室，很耐心地教我怎样操作，第一步怎样，第二步怎样，为什么这样，不这样又会是什么结果。他培养了我的爱好，以后就把广播室交给我管理了。虽然每天我要比别人起得早一点，晚饭后还有一个放音乐的任务，但每天过得充实，还有一种特别被信任的愉悦。

（注： 高中毕业照。）

当时学校没有专门的电工，就由物理老师兼任，刘老师将总控制箱的钥匙交给了我。那时电压不稳，经常停电。学校的电路很差，一有风吹，就有线路发生短路，还闹过一次笑话。那天停电跳闸，查了全箱的保险，就差一个没查，赶快跑去看校园有无外线短路，忙乎了有四十多分钟，没有找到故障原因，返回来一看，就是那个没有查看的保险烧坏了，一换上全校就恢复了光明。当时，虽然没有人批评我，但就因为漏查了一个保险盒，让全校黑了四十多分钟，能不有愧吗？按程序，不遗漏，这才叫严谨，才不会误事。

读沿河中学时，还有两件事情令人难忘，一是生活水平差，二是上学路上的艰难。

当年在沿河中学读书，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才7元2角钱。具体地说，交了30斤粮票，再交7元2角钱。如果交的是大米或苞谷，还要扣除一定的费用。读初中时，要自带口粮，我交的都是苞谷。家里穷，那几十斤苞谷都交不起，还要向学堂坡姑姑家及表哥朝全、朝福家借。有的同学家里好一些，怕带去交的是大米，吃的是苞谷，所以就自己带上锅碗，在学校周边的农户或居民家自己生火煮饭。有的同学则从家里带上油辣椒，每餐的油水就增加了许多。我则完全在学校学生食堂吃饭，每餐有那么些粮食，即使是粗粮，也总比母亲、哥嫂在家里咽菜的好，所以我很心满意足。

当然也有难受的时候，餐餐都是干菜，或是牛皮菜，其他同学发牢骚，我也做不到心如止水。学生食堂，每餐八个人，是编桌固定的，每餐都这几个人。每桌一个小甑子，大甑蒸好饭分到小甑，每餐再由一人分到每个人。每每分饭的时候，八双眼睛都盯着小木甑和八个大碗，特别是那七双眼，总在八个碗之间游移，总觉得自己碗里比别人少。菜就是一盆汤菜，表面有几颗油星子。只有重大节日才加餐，才会有一两个炒菜，一个月就一两次见荤菜。汤菜也是要分的，每人一小汤瓢。甑子里的苞谷饭，全是散糠糠的，没有粘连，刨进嘴里要格外小心，不然就会呛着。有好几次，抢先的同学端起碗就往嘴里刨，他一呛，一口饭喷得满桌都是，多数同学都还没有端起碗来……没有人出声，没有人生气，安静片刻之后，大家又端起碗往嘴里送东西……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餐弄脏的饭不吃，就不可能有其他东西吃。还有，谁能保证自己在下一餐不被呛到呢！

每周六我都要回家，在学校虽有粮食，但菜汤都没有多的，每餐那四两粮食，何以能让吃长饭的孩子填饱肚子啊？我每周回家，为的就是能有两餐可以填饱肚子。

初中时回家，星期六下午才可以离校，和学堂坡、新房寨的几个同学一起，一路打闹，说说笑笑地在天黑前回到家里。高中时就不一样了，蛟岩没有一个高中同学，初中的老乡如朝华他们吃了中饭就可以往回走，我既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又是校团委的负责人，每周都要检查全校的卫生情况，往往都要在四点半以后才一个人往家里赶。读高中没有背东西了，轻装上阵，开始离校时几乎小跑。毕竟路程太长，差不多每次到新房寨时天就黑了，要走八九里夜路。有几次只到丁家坳就天黑了，走了十五里夜路。每次回到家里，母亲都还在等我，锅里的渣豆腐还冒着热气。几碗拌着香喷喷糊辣椒的渣豆腐吃下去，那种吃饱的感觉真好！

冬天里，我的手总是长冻疮，在学校一个星期，全是冷水，两个手背肿得像泡粑，拿笔和拿筷子都是捏锤子般握着。周六晚上，同家人一起在火铺上摆龙门阵，翻来覆去地烤着手，睡在被窝里，那也是奇痒难忍，但第二天就消肿了。到了学校，周三就又肿了起来。所以，读了两年高中，那两个冬天是极难受的。

走出大山不容易

1974年8月，我高中毕业。那时高中毕业是不能直接上大学的，还必须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我只能回到蛟岩公社水田大队田坝小队，成了名副其实的回乡知青。那年，我们公社想办初中，公社主持工作的冉副书记找我谈话，要我到初中教书，作为公社的民办老师。当年，蛟岩公社高中毕业生只有我一个，我的学习成绩在全班处于前列，他们要我教书，这很正常。学校的老师也希望我能加入他们的队伍。冉副书记找我谈了几次话，并保证两年后推荐上大学，我才答应。

（注： 母亲在街头留影。）

那两年里，我过得很充实，也很快乐。除了上课以外，同学生们一起平整操场，打炮眼、放炮炸石头来砌一楼的教室隔墙，去全公社各生产队扛木头来装修二楼的教师办公室和学生宿舍，冬天又带上学生去十里以外的红岩脚下烧木炭，或者带上学生去沙子区参加文艺演出。每一件事都是生活，都充满了乐趣。特别是当年的蛟岩中学，是全县除了沿中、官（舟）中以外，第三所开设英语课的学校，确实让我有那么几分自豪。当时公社的民办教师的报酬很低，队上记工分分粮食，国家补助工资每月12元，大队再解决6元钱。我的情况除外，不在队上记工分，360斤粮食由全公社3600人平摊，每人一两。除了国家补助的12元钱外，公社再发给9元钱。就为这每月多得的3元钱，我高兴得不得了，走起路来都很轻快。

不过，当年劳动留下的过敏顽疾至今让我苦不堪言。当时，蛟岩中学学习沿河中学的管理模式，学生全部寄宿，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早晨要出操，上早读课，晚上还有两节自习课。学校就一间空架子木房，立在一堆泥土里，我硬是带着学生移去了七八十厘米厚的泥土，平整出一个标准篮球场。房子是空的，就打石头来砌“干打垒”隔墙，使之成为像样的教室……不知什么时候闪着了腰，经常从后背扯到前胸痛。当时就请一位土医师配草药泡药酒喝，很快腰不痛了，但是引起了十分严重的皮肤过敏，胸口、右肋下的皮肤都破损化脓。最严重时，对所有的食物、花粉都过敏，以至于现在辣椒都不能吃，绝大多数香料和相当一部分药物都不能碰。贵州人不能吃辣椒，难受啊！

两年以后的1976年，我可以被推荐上大学了，可是公社又给我设了两重障碍，一是不让我入党，二是说我的成分有问题。材料送到县里，人家不看重这个，入党和成分都不算大问题，还将我作为省外招生的候选人加以公布。

1977年2月的一天，我怀揣着交了当年口粮才换回来的粮食证明，清早从水田坝出发，去中界向父亲辞行。父亲当时是中界公社的代理书记，也许是他工作太忙，也许是他认为上个大学不算什么，也许他认为我早已长大成人，理应独立出去闯世界，也许……最终他没有去送我。我很想他去送我，同我一道去沿河县城，步行30多里路，父子俩可以说很多话、讲很多事。到了县城，就住在广播站的寝室，父子俩可以睡在一张床上，可以讲通宵的话。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单独出过远门，要说有，也是去思南找他。这次不同了，我要去几百公里外的贵阳，那里是早就想去的省城，但是毕竟要离家半年以上。也许是我太想父亲来送我了，所以，后来我决定一定要将子女送到大学安顿好以后才回家。

母亲就不一样。前一晚，母亲和哥嫂一直同我在火铺上讲话，鸡都叫了两遍才各自歇息。天不亮，母亲就起来煮早饭，还煮了20个鸡蛋，说可以在路上吃。哥嫂也起来得很早，帮我收拾行李，并带上侄子为我送行。到了石墙坳，我让他们都回去，可是母亲和哥都没有走，他们又陪着我下学堂坡，经沟里过朝门，上长岗岭，一直送到中元坝后面的山坳，这一上一下，少不了八九里路。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还不停地擦眼泪（以后假期回家后返校，母亲都要送我过学堂坡，依着那大板栗树，看着我下完坡，走完那田坎，直到消失在她的视线里）。

进城了，先到光升舅舅处，就在那里吃晚饭。他对我特别好，我上中学时，做什么好吃的都要叫上我。这顿晚饭，肯定是他家里最好的东西和最好的手艺。我睡在父亲的床上，一晚上辗转反侧，根本没有入睡。既有对省城、对大学生活的憧憬，也有对回乡这两年半生活的回顾。想起我那些学生，他们的淳朴天真和对知识的渴求，就觉得我上大学是一种责任。想起冉书记和黄校长之前对我讲的话，以及我上不了大学就打算辞职去修收音机的气话，倒觉得这成了我决心好好读书的重要动力。

天刚亮，我就急忙赶到中堆浩的沙滩上，舅爷早已等在那里，他要亲自送我上船。沿河去贵阳，本该坐汽车经德江、凤冈、湄潭到遵义坐火车，可是沿河至德江之间水桶口的公路桥坏了，正在抢修，所有班车都停了，只能坐船去思南，到思南再坐汽车去遵义。船上的人我都不认识，舅爷还介绍一个他的熟人给我。

一天的上水船，我在木条凳子上坐累了，就去船舷或甲板上走走。那时候轮船的马力不大，上猫滩、新滩都要绞滩。乌江河道不是很宽，船都只能走江心。上猫滩时，一开始船开足马力往江心冲，可是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马达疯狂地吼叫，整个甲板都在不停地抖动，不一会马达就歇气了，声音变小，船往后退，并往左岸靠。水手们忙着，但还很有序。有的拿撑杆，有的放跳板，有的拖钢缆往岸上跑。拖钢缆的水手都是年轻人，但随着钢缆的延伸，他们的脚步变慢，拖动起来很是费力。此时，我的眼前一模糊，水手就变成了船工，他们十几个人，赤身裸体，肩膀上挽着纤绳，嘴里喊着号子，缓慢前行。船继续往上，水越急，号子越响亮，脚步越慢，水手们赤裸的身体几乎贴到了鹅卵石上，号子几乎听不见，只有船上的人声音很高，几乎压过了江水的咆哮……这就是我上中学途中看到的纤夫们拉船的那一幕。当我回过神来，轮船已经上了猫滩。绞滩动力来自何处？是船上的还是岸上的？这个问题压得我有些心紧。后来才知道，先用船上的动力，不够用时再用岸上的人力（后来有了电动的）。上水船行得很慢，可以缓缓地欣赏两岸风光，古镇、古村、悬崖、纤道、钟乳、山鸡，还有那岸边的木船和那调皮的猴子……过夹石峡时，船长还在喇叭里招呼，看见猴子就要离开甲板，进船舱躲过猴子扔来的东西。“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坐下水船的那种感觉。

船到思南，早已经是掌灯时分。我赶到汽车站时，昏暗灯光下的售票窗早就关闭。第二天，我天不亮就去卖票的窗口排队，等到八点钟，得到的答复是“今天到遵义的票没有了，只能买明天的”。没有办法，只好买次日的汽车票。刚拿到票，又有通知，不要走远，如果中午有车，可以发加班车去遵义。老天有眼，还不到中午，就开来一辆解放牌货车，说可以加班去遵义。于是大家就拿着行李去爬车。货车没有凳子，二三十个人就把行李垫在车板上坐着。若当天能赶到遵义就可以节约一天的伙食和住宿费用，心里别提多高兴。那时候公路是泥沙路，虽然窄，但是车很少。师傅开得很快，车轮扬起的尘土直往车厢里回灌。弯道太多太急，车里人一会往右边滑动，一会往左边滑动。我本来就坐不得汽车，一上车就开始吐，被这样子折腾，我的肠子都快要吐出来了。

大概下午5点，货车赶到了遵义火车站。我没见过火车，又是第一次到遵义，下车就跟着人流走。买到了车票，就带着行李在站台上等着。火车来了，那又响又长的汽笛，让我本来未干的脸上又添了汗水。火车是由重庆开来的，人太多，车门都打不开，下车的人只能从窗户跳下来。看见很多人往车上爬，我有点手足无措。忽然看见一位好心人向我招手，我毫不迟疑地把行李投了进去，然后也赶紧爬了上去。车厢里的人太多，人挤人，连腰都直不起来。

火车到了贵阳，学校有接站的，到了学校，早已过了零点。校车也是一辆解放牌货车，只往后看得见是在树荫中穿行。当时，我们中文系的全部男生就住在食堂的一个大餐厅里面，上下床，一张床挨着一张床，密密麻麻的。对这种情形我并不陌生，因为中学时也是这么住。

第二天早晨，随一个同学的父母亲到校园里面转。学校有很多树，几幢红砖房掩映在绿荫中，特别是由木篱笆圈起来的平地什么也没有种，里面长的是草，这让我大吃一惊。好不可惜，这么平的地空着，要是“农业学大寨”，那坡改梯、土变田……我没有作声，又跟着他们去了花溪公园。那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地就在花溪河边，为何不改成田来种水稻？还好，我并不莽撞，没有说出来，后来才知道什么叫公园，公园的作用和意义。现在想起来，其实并不可笑，因为来自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每天同田土打交道，视土地为生命很正常。在那石漠化严重的地方，每天为刨田土而打得满手老茧的人，对耕地看得太重，这没有错。

在贵阳读大学的那三年，刚刚打倒“四人帮”，恢复高考，召开科学大会，学风很浓。我是全身心投入学习，上课从未请假，除了周末去医院看皮肤病外，每日就保持着寝室—教室—图书室—寝室的轨迹……我们男女生都做得有自己的布坐垫，每天都带着，既为少磨损裤子，更为每天争占前面的座位。虽然当时学校生活相当艰苦，每月13.5元的生活费我也觉得很满足。父亲每月给我10元钱生活费，基本都用在买书和回家路费上。说到买书，那时很难，为买书，我经常要到花溪新华书店门口排一晚上的队。大学毕业，分回铜仁，我还为有7箱书而自豪，为买了230多元钱的书而自豪！

1980年元月，我从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如今一晃3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这30多年，正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也是中国变化最大的30多年。这30多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吃穿用行都变得很好，更好。回顾一下那些年，为求学，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那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只不过各自踩过的山路、淌过的河流和喝过的井水不同罢了。

没有那一年的漫漫求学路，就没有我的今天，更不会有这些文字。

我为那些年的精神而歌！

我为那些求索和坚韧的精神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