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从大山走来

确切来讲，我是吃苞谷饭、喝酸菜汤长大的。农村人只知道叫苞谷，而城里人却称为玉米，两种不同的称呼，似乎很有意思。

我从大山走来，掐指一算，已经整整40年了。40年前，我在老家昂英生活。昂英是苗语音译，坐落在雷公山下，是雷山、台江、榕江、剑河四县的交界处，隶属剑河县太拥区白道公社，当时叫昂英大队，其实是由桥水、昂宿、昂英三个自然寨组成。每个自然寨就是一个小队，一条小溪从山坳顺流而下，在地势最开阔的地方把昂英和昂宿分开，河岸两边都是水汪汪的坝子田，一直延伸到榕江县乐里区平阳公社的小丹江大队。

（注： 孩童之乐。）

40年前的昂英，是一个交通十分闭塞、距离县城最远的苗族、侗族、汉族杂居的村子。虽然地处偏远山区，但是民风淳朴，乡邻之间和睦相处、相互照应。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那些年，村里的孩子和我一样，虽然几乎每天吃的都是苞谷饭、蕨粑饭、红薯饭、洋芋饭，玩的是水沟边的小水车、稻田和池塘里的泥巴，还有就是抽陀螺、捉迷藏、上山捕鸟、下河捉鱼、砍柴割草和照看弟妹，但我们仍然在那里快乐地生活着、成长着。

（注： 1978年，与同学合影（中）。）

（注： 1978年，在剑河相馆留影（前排左一）。）

刚懂事的时候，最高兴的事儿就是看电影。虽然只有“八个样板戏”（即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音乐史诗《东方红》）和《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平原作战》等不多的影片，但却百看不厌。好不容易等到区里的电影队到大队来放一场电影，大家连晚饭都不吃，从家里赶紧搬凳子到村头学校的操场抢占位子，看电影就像过年一样激动和喜悦。在本村看完了，又跟着电影队到附近的村子里去再看，直到离村子太远了，才依依不舍地放弃。平时，小伙伴们在一起的时候，都相约到村里会讲故事的奶奶婆婆家，听她们摆（讲）故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天仙配》《张古老》，以及当地的民间传说故事，如《小姑娘智斗老变婆》《牛脚坡上的牛脚印》《七姊妹打岩》《招龙坪的由来》等。特别是讲到鬼故事的时候，小伙伴们听着听着都会不约而同地挤成一推，故事讲完了都不敢独自回家，要么就是大人举着松油火把一一送回家，要么就是爸爸妈妈打着火把来接。在爷爷公公家，他们就教我们吹芦笙、教我们唱游方歌，有时还送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木枪，让我们玩打仗的游戏。每场“战斗”，山上的口号声、打杀声、哭叫声响成一片，有时候持续到天黑，直到父母或哥哥姐姐在山下扯着嗓子喊我们回家吃饭，大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稍微长大点的时候，开始对异性有了好奇和爱慕。村子里年轻的哥哥们，只要哪家来了客人，总是叫我们这些小崽儿去看看是否有年轻姑娘。条件很简单，就是两分钱一颗的水果糖。如果有姑娘，邀请出来就不是一颗水果糖了，起码四颗，两颗用来“贿赂”主人家的小朋友，叫他悄悄把姑娘带到门外与哥哥们见面。如果只给两颗水果糖也可以，但必须让我们在旁边听他们游方对歌。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只要两颗水果糖，因为就想跟着他们，听他们游方对歌。那些年，要知道两颗水果糖也是哥哥们起码两天的工分挣来的，能慷慨拿出来也很不容易。我们就这样跟着哥哥们走遍昂英、昂宿、小丹江、南丹等相邻村寨的每一个角落，帮他们约大姑娘，听他们唱了一场又一场饱含深情的游方歌。

（注： 1980年，与同学合影（前排左一）。）

村寨的哥哥们把来做客的姑娘约出来，一般就到村头桥边的石凳上对歌。那时候的年轻人很讲礼貌，对歌时男的在一边，女的在另外一边，或站着或坐着，距离约5米，哥哥们划火柴点烟的瞬间，双方都能相互看见对方的脸蛋和身材，清晰地听到对方的歌声。大家认真唱，好好散，没有一点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这一片是苗族、侗族、汉族杂居的村寨，来做客的姑娘是苗族就用苗语对歌，是侗族就用侗语对歌，是汉族就用汉语对歌。我们就这样跟着老人学歌，随哥哥们实践，伴随着歌声慢慢长大。在放学路上、在去砍柴的路上或去给山上的牛喂草的路上，嘴里时不时要哼几句老人们教的山歌和跟哥哥们学唱的情歌。

冬天，山上的候鸟很多，一般大清早我们就到山上建鸟堂捕鸟。鸟堂，就是把一个地方的草木清理干净，把几棵位置好的树拦腰砍断，然后在被砍断的树的上方竖起满枝都裹着黏膏的枫树，树上挂一只装有媒子（鸟）的鸟笼。在离鸟堂不远的地方，搭建一个简易小草棚，大家都在草棚里静静等待。天刚亮的时候，鸟笼里的媒子就叫起来，把在天上飞的鸟吸引到鸟堂里来。一次，我们在鸟堂捕鸟，很不凑巧，我们的鸟堂和附近其他鸟堂的媒子都在叫，结果连一只鸟的影子都没见。鸟堂用媒子捕鸟的最佳时间是早上七点到九点，过了九点，鸟就不会落堂了。到九点半的时候，不知是哪个鸟堂的人唱起了山歌，附近鸟堂的人一个接一个也唱了起来，漫山遍野都是歌声。那时，老人教过我们一首用当地寨名编成的歌，现在都还记得。

“枞广”是当地的俗称，就是松油柴；董董也是当地的俗称，就是山包包。

就这样，歌声伴随着我慢慢长大，歌声伴随着我慢慢知晓事理，歌声伴随着我慢慢成熟……

歌要唱，书我们也还是认真读的。我们读小学的年代正是“四人帮”横行霸道的年代。尽管报纸上、收音机里说的都是“造反有理”“读书无用”等言论，但我们的老师仍然默默地教我们习字算术。没有课本，老师专门步行近百里到区革委所在地去购买《毛主席语录一百条》教我们读写。清晨，教室里书声琅琅，学校还真是个读书学习的乐园。小学升初中虽然没有考试，但老师还是悄悄给我们进行了语文和算术两个学科的测试。因为“山高皇帝远”，没有人管也没有人告发老师，于是，我们才幸运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小学毕业生。

（注： 榕江县平阳小学初中班女同学合影。）

那次测试，我的作文得了满分。作文的内容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去山上给大队分给我家看管的水牛喂草喝水后，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一棵树倒在水田里，压着了生产队的秧苗。要不要把树搬开，挽救生产队的秧苗，我犹豫了。因为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棵树太重，但在心里进行复杂的思想斗争之后，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把比我重好几倍的树搬到了田边……老师表扬我，说我将一件简单的事，写出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看见了一个人的品德，有创造力。最后老师还给我写了一段话：我们经常会遇到许多不起眼的小事、好事，就看你是不是愿意去做，只要你坚持了，将来你一定会成功的。当时我也不知道“成功”是什么意思，只是记住了老师的话：做好每一件小事、好事。

（注： 1980年太初中学毕业留影（前排左二）。）

上小学那阵子，我们班一共有10个同学，在老师的精心培育下，个个都是顶呱呱的小学毕业生。那时，大家吃的基本上是红薯、洋芋、苞谷、蕨粑之类的杂粮，身上穿的是土布衣服，好些同学大冬天了还穿着光着脚背的土布鞋来上课。虽然上初中每个月也花不了几个钱，但那几元钱在当时也是一个壮劳力整整两个月的工分钱呀！班上有三个同学就这样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离开村子去山外读书，因为他们家里连盐巴都买不起，哪还有钱供他们读初中呢！

上初中的时候，我刚好12岁。在老家昂英，如果要在本县的太拥中学读书，我们得爬过一座又一座大山，穿越一条又一条小溪，步行30公里，才能到达学校。12岁，正是吃得多、长身体的时期。而要背米背菜走30公里的山路，把菜和米交给食堂，换成饭票菜票，估计还没有到一个星期就会用完，又只好周末赶紧回家背米背菜，那是何等的艰难啊！为此，老师只好带着家长一起来到距离我们寨子比较近的榕江县平阳公社小学初中班，商量就近上学的事。平阳小学初中班热情地接纳了我们这七名邻县上初中的学生。

平阳公社距离昂英大队就10公里路。10公里山路，我们最多走3个小时。这比起太拥中学来说，要轻松得多。在学校，除了买必需的学习用品，如课本、作业本、钢笔、墨水之外，吃的都是从家里肩挑手提来的南瓜、黄瓜、萝卜、白菜、韭菜、青菜、红薯、洋芋、干酸菜、大米。学校食堂什么菜都收，但只收大米，不收杂粮，而家里的大米又不多，每天家里给的限量是八两，如果吃不饱就吃红薯或洋芋。食堂里弄的菜就是不管是什么菜，南瓜、黄瓜、萝卜、韭菜、青菜、白菜一起混到锅里煮，锅里漂出来的油珠子几乎数都能数得出来，那是真正的“玻璃汤”。那时候哪能吃得饱啊，所以课间休息时，或是偷偷到宿舍里啃几口红薯充饥，或是悄悄跑到食堂灶台的热灰里埋一个红薯或洋芋，下一节课间休息时再刨出来吃，才能熬得到午饭时间。记得有一次放学去排队打饭时，有个从列辰（平阳公社附近的一个自然寨）来读书的师兄排着排着一下就倒在地上，大家赶紧去掐他的人中。后来班主任急忙把他背到公社卫生院，医生一看就知道是饿晕的，冲一杯糖水给他喝，人马上就醒过来了。

去平阳小学初中班读书，要经过平阳公社的小丹江大队。小丹江大队也有一伙同龄人，我们结伴而去，结伴而归。上学途中，大家互相帮着挑菜挑米，一路上欢声笑语、情同手足。如今虽然各奔东西，但每到过年，大家都要从异乡归来，其乐融融地喝酒聊天，当年的同学之情总是忘不了。

（注： 太拥高中毕业留影（前排左一）。）

“四人帮”被打倒的那一年，我正好上初二。学校的教育体制一时还没有得到彻底纠正，我们每个星期至少有两个下午的劳动课，农忙季节还得成天帮助学校附近的生产队插秧、收稻谷、掰苞谷、挖红薯洋芋等。当时学校有校办砖瓦厂、农场等，还喂养有好几只山羊。我们的劳动课就是去砖瓦厂练泥做砖瓦，到农场种红薯、洋芋、苞谷等，到山上放羊。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农场面积相对就小了，学校只好又组织学生跑到五六里外的荒滩上开垦稻田。每周我们至少去两天，但从未看见那些荒滩上出现过绿茵茵的秧苗。

我们的班主任名叫杨昌勋，当时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瘦高个子，身体单薄，面容慈祥，是一位来自榕江县城郊的数学教师。照理说，数学老师的课堂应该是在教室里，老师就应该在课堂上教我们学习，让我们在黑板上悟出科学的道理。哨笛本来是体育教师用的，但却成了他的专用品，他每天都随身携带。哨笛是用来叫我们上山劳动和催我们返回学校的，第一次听到哨笛声就意味着要出门干活，第二次听到哨笛声就意味着要吃午饭，第三次听到哨笛声就是要收拾工具返回学校了。就这样日复一日，杨老师拖着单薄的身体陪着我们在山间出没，一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在平阳小学初中班读初中的那段时光，我们经常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是农村人，本来是来学文化、学知识的，怎么天天在田间地里干农活呢？当老师给我们上数学、物理、化学课的时候，我们又问老师，教这些与我们种田又有什么关系呢？弄得老师哭笑不得，只是告诉我们：“你们还小，以后再说，很多事情你们不懂，长大了慢慢去体会。”从那时候开始，我总在品味老师说的这句话，在以后的生活中学会慢慢去体会、慢慢去思考、慢慢去实践。

在平阳小学初中班一晃就是两年半，初三的下学期，因为要读高中，我们只好回到本县的太拥中学读书。来太拥，我们这个队伍又少了两位同学，因为家里兄弟姊妹多，快揭不开锅了，他们俩只好辍学在家抢工分填饱肚子。那是1978年，也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刚好14岁。尽管太拥中学路途遥远、山路崎岖，因为肩上可以承担生活的负重了，每次上学都能够备足两个星期的米和菜，所以，我和剩下的四位同伴挑着行李来到太拥中学。

在太拥中学，我遇到了一位能歌善舞、精通器乐、擅长丹青的化学老师，他叫吴成林，是“老三届”的知青。据说还在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时，他自己作词作曲、伴奏的舞蹈《苗岭颂》轰动全区，该节目参加县文艺演出获得一等奖，后选送参加州里举办的文艺演出再获一等奖。吴老师的二胡、扬琴、手风琴、笛子、口琴、小提琴一摸就会，一会就熟，一熟就精。那时太拥中学刚成立不久，学校周围满是泥土和乱石，吴老师的家就是在教学楼旁边用废旧木板临时搭建的简易棚。

每当皓月当空、夜深人静的时候，简易棚里一阵阵悠扬的琴声传进我们的集体宿舍。那是一座废旧的粮仓，用横板隔成的一个大通间，挨近楼枕的横板取下几块就算是窗户了。当吴老师的琴声传来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从暖暖的被窝中爬起来，披着外衣趴在横板窗户上静静聆听，直到琴声消失。

绘画也是吴老师的绝活，花鸟画用笔刚劲，墨色渗透自然，画面感觉大气，构图完美，题款讲究。特别是他笔下的荷花和墨竹，给人的感觉更是气韵生动、灵秀、纯洁、雅致，富有人性，充满着正能量。每一幅荷花或是墨竹都给人不同的意境和不同的遐思，在题款上从不重复。周末没回家的时候，我就悄悄溜进老师家看他作画，他画完一幅，偶尔也手把手教我画些简易的花花草草。因为得到老师的指点，我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希望自己将来能和老师一样琴棋书画样样在行。

老师的家简朴而不显简单、简陋而不失温馨。每一间都挂着一幅他自己装裱的画，每一幅画都彰显着老师的人格魅力。走进老师的家，就像走进教室，聆听老师给我们上一堂如何学习和怎么做人的大课。从那时候起，我成了吴老师的“粉丝”，也知道只有博学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丰满和精彩，并立志将来要为艺术而努力，为美化他人，也为净化自己而孜孜不倦地追求。

（注： 1986年，在小丹江。）

初中的学习生涯终于结束，由于当时的高中办学条件很差，不能满足所有的学生升入高中学习，只有通过考试来择优录取。最终，我们从老家来的五位同学有三人考上了太拥中学的高中部。在我们三人中又有一位因为家庭困难而辍学，最后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位继续读高中。

那时候的高中是两年制，在两年的时间里，我认识了更多的老师，感受到老师的慈爱、认真、负责和敬业。我的老师几乎都是中师或高中毕业，确切地说没有一个大学生。但他们每一位都不甘落后，不懂的地方与大家一起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攻克难关。他们深知自己的不足，而要达到“要让学生装满一碗水，教师必须具备一桶水”的为师的基本条件，必须要弄清楚课本上知识的来龙去脉，才能在课堂上正确地传授知识，教会学生学习。所以每个晚上，老师窗前的灯几乎都是通宵达旦地亮着，老师的日常生活也是“两点一线”：教室—寝室—教室。每天上午，我们看见老师手上抱着一大堆的作业、课本和参考资料，双眼红红的，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很有精神、很有信心，因为他们心里装着的是学生，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们。他们是一群能打硬仗的山里汉子！

如今，这些老师都已经退休，有的已经作古。但同学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还时常提起太拥中学高中部的那些老师——语文老师吴德渊、数学老师王国柱、化学老师吴成林、物理老师唐宏伟、政治老师李政宇。因为生活中有了这群平凡、普通而又敬业的园丁，才使我有了今天的进步。因为他们的敬业精神感化了我，才使我不辜负他们的期待，并继续去圆他们一生中没有圆满的梦。

从1966年到1976年，国家经历了十年动荡，人才和知识变得十分珍贵。泱泱大国必须要实现文化的繁荣、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人才的培养是国家强盛的重中之重。所以，从1977年开始，国家恢复了高考。1980年高中毕业的升学考试，中专和大专是分开考试的。当时我以全班第一名并高出分数线80分的成绩考上了剑河县师范学校。说实话，当老师也不是我的初衷。老师的职业光荣而神圣，但育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像其他职业那样立竿见影，成效看得见摸得着，更重要的是肩上承担的压力太大，弄不好就会误人子弟，影响人的一生。所以，我在填报志愿时，第一、第二、第三栏上都没有填“师范学校”四个字，但就因为在“能否服从调剂”一栏上写了“同意”两个字，结果命运改变了。县教育局把所有服从调剂的28名学生的档案全部安排进县里的师范学校，结果还是不够一个班的人数，最后从全县民办教师当中选出12名加入这个团队，这样40人组成了80级师范班。

注定今后要成为一个娃娃头，一辈子要与娃娃打交道。我担心，我郁闷，我悄悄流过眼泪，心里一度颓废过，也想过重新补习，希望来年东山再起，在填报志愿时再也不能在“能否服从调剂”一栏上写“同意”两个字！但寒假放学回家时，有一件发生在我身边亲人身上的事让我震惊了，使我对教育这个职业有了重新的认识，也为教育的责任而反省、深思。

那是1981年春节过后不久，春天来了，家家户户都需要耕牛犁田。猪、鸡、鸭有没有无所谓，但牛是绝对不能没有的，因为牛是农民的命根。我叔叔家里没有牛，怎么犁田播种？好不容易东家借、西家讨，凑足了800元钱，说是到雷山县永乐镇赶集买一头牛回家饲养，到农历三四月间好犁田。等到赶集的日子，叔叔早早起来，连早饭都没有吃就急速步行到30公里外的永乐镇。永乐镇是一个比较繁华的集镇，街上吃的、喝的样样让人嘴馋。叔叔舍不得花钱，就在一个简易米粉店花一元钱买了一碗素米粉当午饭。就在叔叔小心翼翼从最里层的衣服口袋中掏出钱付账的时候，被街上的一伙骗子看见了，叔叔成了他们眼中的肥肉，叔叔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当叔叔走到人比较稀少的地方时，一个骗子手上握着一枚玻璃跳棋子，悄悄对叔叔说是夜明珠，晚上会发出五颜六色的光，是他家的传家宝，是他家祖上用50块大洋买来的，因为家里老人病重，需要钱救命，才不得不忍痛割爱。骗子说这个夜明珠在黑市售价至少在5万元以上，但为了让家里老人早日康复，只好2000元卖了。叔叔接过夜明珠左看右看，透明的珠子里面还有彩色的花瓣，觉得是稀罕之物，于是开始动心了。这时，旁边的“托”蜂拥而上，并表现出立马购买的架势，叔叔慌了手脚，便主动拉着骗子到僻静的地方，一番讨价还价后，叔叔便把身上买牛的800元钱全给了骗子。等到他身上揣着夜明珠高高兴兴地回家时，走到街头感觉口渴了，就走进一户人家讨口水喝。突然，他看见主人家的小孩在堂屋里下跳棋，他凑过去看棋子，然后又悄悄掏出身上的“夜明珠”来对照，结果傻眼了……他一口气跑到原来买“夜明珠”的地方，结果那伙人早已不知所踪。他从街头转到街尾，从街尾转到街头，直到天黑，就是找不到那几个可恶的骗子。他只好垂头丧气摸着黑往家走。一路上心事重重，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错了多少路，直到第二天天大亮后才回到家。

在他家里，叔叔悄悄跟我讲了他的遭遇。我震惊，我伤心，我更愤慨！一枚不值几文钱的玻璃珠子，竟然让叔叔丢掉800元钱。除了叔叔贪心之外，更重要的是叔叔的愚昧！假若他读书识字，见过世面，他就不至于上当受骗。

我想，在农村，也许每天都会有像叔叔那样遭遇不幸的人。叔叔的悲剧折射了中国农民的现状，也引发了每一个教育者的深思。于是，我确定了自己的志愿，将教师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来追求。

从偏远的乡下来到县城，一切都是崭新的，对一切都好奇。城里人真好，有工资，身上揣着钱，想吃什么想穿什么就可以随时掏钱购买，而这些都与我这个乡下人无缘。我身上穿的是父亲买来的卡其布，母亲亲自为我剪裁并一针一线缝制的便衣，脚上穿的也是母亲为我做的土布鞋。在剑河师范学校学习的两年里，学校开设的每一门功课我都认真去学。虽然有部分课程和高中学习的有所雷同，但我还是极为认真地对待、细心地钻研、认真地写读书笔记。周末和节假日，许多同学都回家或者走亲访友，有的甚至邀约女朋友在花前月下述说浪漫的故事，几乎只有我一个人总是坐在教室里静静地看书、认真地写读书笔记，或者绘画，或者在教室一角的脚踏风琴上练歌弹琴。我深知，这是一个需要知识的年代，是祖国建设缺乏人才的年代。教师，既是学生行为的表率，又是传播知识的引路人。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我就要将它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来追求，并以此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982年7月，两年的师范生活结束了，我和一位女同学一起分配回家乡的白道乡（原来的公社）半溪小学当了一名“娃娃头”。到学校报到时，校长（一名年长的老师临时负责）安排我一个人负责五年级（只有一个班，15名学生）。当时这所学校包括我俩只有5名老师。这意味着语文课、数学课、常识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体育课、美术课、课外活动等都要上，而且都要上好。幸好在师范学校学习时，我对每一门课都认真对待，有了扎实的基础，否则我还真“吃”不下这口“饭”。就这样，上午三节课，下午两节课再加上一节课外活动课，每天六节课，晚上还得备课、批改作业，有时候还得到附近的村寨去家访，一个星期下来，30多节课弄得人筋疲力尽，但我还是坚持着，并满怀信心期待7月的收成。

小学升初中考试，我所教的15名学生，有12人考上了区里的初级中学，全区小学升初中教学质量评比我获得了第三名。特别让人欣慰的是，我让白道乡所在地的白道村的小学生升入初中实现了零的突破。

白道村虽有六七十户人家，但来学校读书的小孩却很少，学校也只是一个办学点，学生读到三年级后还要去离村子三四里路远的半溪小学读完小。因为白道村是苗族村寨，学生只会说苗语，到半溪小学读书要讲汉语，他们不会，怕遭欺负，不敢去，也不愿意去，从来没有人考上初中。而在我教的那一年，白道村来了六名学生，有三名学生考上了初中。我成了白道乡的名人，成了白道乡村头寨尾都在谈论的话题。为此，我深感自豪，并骄傲了好一阵子，因为我的出现点亮了一盏灯。

1983年，我19岁。秋季，因为工作需要，我回到以前读高中的母校——太拥中学教书。太拥中学是一个比白道乡半溪小学高了许多的平台，因为它是全区的优秀学子聚集的地方，它不但有全区一流的学生，而且还有全区一流的教师和教学设施。太拥中学的教师百分之八十是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各个科系毕业的，我因为能加盟这样的学校，成为教学团队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那时，我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很高的，因为我刚刚获得了全区小学升初中教学质量评比第三名，区教育督导室领导为我颁发的奖状还是崭新的，还留有余热。

第一个学期学校安排我教初一年级两个班的数学并兼任二班的班主任，学期结束后我改教语文，同样兼任二班的班主任。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我的语文、数学两个学科的基础知识掌握得还算比较牢固，所以无论是上数学课还是语文课，我都能胜任。因为爱这个职业，我会努力尽到一名教师的责任。

在太拥区工作的年轻人很少，区所在地除了中学、小学和医院之外就没有能去玩的地方。我们吃完饭，大多是在教师宿舍楼梯脚的那个不足20平方米的阳台上聊天。

（注： 1981年在昂英留影（后排右一）。）

（注： 1986年游玩黔灵山时留影。）

在平时与同事的交流中，我总觉得自己与他们无论在学识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很大的距离。这是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他们上过大学？我也是上过高中，然后才去读的师范学校。照理，我不会比他们差多少嘛！我想不通！既然比不上他们的学历，我就和他们比教学，看谁的教学水平高。平时没有课的时候，我走进他们的课堂观摩教学，发现他们的教学理念、方法，语言能力以及驾驭教材的能力远比我强得多。这下，我终于被他们渊博的知识和教学水平所折服，原来获得全区教学质量评比第三名的那种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的心态荡然无存。我是一个很好强也很认真的人，我不希望就此甘拜下风。于是我想到了“充电”，只有进一步深造，才能与自己的同事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此，我在教学之余又多了一条艰辛的求学之路。

绘画是我从小就爱好的，读小学的时候，语文、算术书上的每一幅图画，我都用铅笔描绘下来，每次都能画得和书上的差不多，我自信在绘画上是有天赋也是有潜能的。而且上高中的时候，也得到启蒙老师吴成林的真传，读中师的时候，素描也曾有机会得到美术老师麻广成的精心指导，有一定的绘画基础。我想，走美术这条路绝对可以通向大学的殿堂。何况如今的大学又是向所有勤奋好学的人敞开的，考试是选拔人才最公平、最公正、最合理的方式。

在太拥中学教书的那一年，周末，我约同事一起骑自行车走村串寨采风创作；平时，晚上备好课、批改完学生作业后，隔壁的老师都进入了梦乡，我还要摆上静物独自作画……我就这样日复一日编织着自己的梦想，日复一日在梦想里增添新的内容。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秋，我终于收到了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发来的美术专业录取通知书。

太拥中学，在我读高中的日子里，曾有无私奉献的老师精心培育我走进中等师范学校。如今，我在这里工作，又得到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们对我的热心帮助，让我如愿以偿地踏进高校门槛。语文老师周之能、蒋国波，数学老师周玉林，物理老师杨通荣，政治老师姜含英，化学老师李茂钦，英语老师杨子让……说心里话，我舍不得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舍不得那群天真活泼的学生。但为了完成人生的梦想，为了找到一个更能实现自身价值的理想平台，我选择了背井离乡，到繁华的都市去接受挑战。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位于凯里市，这里是全州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从偏远落后的太拥山区来到自治州首府凯里市，从一所中学来到一所高等专科学校，虽然环境改变了，但我的初衷没有改变：就是希望成为一名更加优秀、更加充满自信、更有人格魅力的人民教师！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创立于1982年，这里有全国知名版画家蒋志伊老师、山水画家张正炳老师和油画家杨念一老师，有省内知名画家、摄影家、书法家，如孙培柏、龙盛江、陈长浩、潘建海、于信芝、杨国雄、王珍团、张奇等老师，也有刚从重点大学毕业的新生代老师，如胡勇、张锦华等。他们兢兢业业地做好教学工作，使我每天沉浸在学习知识、把握绘画要领的艺术氛围之中。

在高校学习的三年，我每天都在图书馆、画室、寝室之间穿梭，不懂的地方就向老师请教，或找同学探讨，而更多的就是把自己关在图书馆。从大山走来，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大的图书馆，也没见过里面摆放这么多的书籍——有中国的、外国的，有文学的、艺术的、历史的，也有政治的、军事的、地理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总之，你想看什么书，想查什么资料，图书馆里应有尽有。三年后，我将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个图书馆，回到大山深处去与山里的孩子为伴。我必须要把我看到的、听到的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知道山外有山，山外的世界更美丽更精彩；让他们从小刻苦读书，立志成才，走出大山；让他们走出大山远居他乡时，心里也要牵挂着大山深处的故乡和留在故乡里的亲情友情，为大山深处故乡的发展大计出谋划策，使故乡能尽快甩脱贫困落后的帽子。

1987年7月，我以全班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仅低于第一名0.02分）毕业，根据定向分配合同是回家乡的太拥中学，但10月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特批，被择优分配到凯里铁路职工子弟中学，担任一名中学美术教师。

凯里铁路职工子弟中学隶属铁道部成都铁路局贵阳铁路分局，是一所企业内部职工子弟完全中学，每年的招生只面向湘黔铁路沿线职工子弟，初中两个班，有时三个班；高中一个班，有时候根据学生情况，分为文科、理科两个小班。

学校创建于1975年，是伴随着湘黔铁路的开通而成立的，可以说是一所由火车“拉”来的学校。学生绝大部分是湘黔铁路沿线职工子弟，学校教师大部分也是从铁路各个站段抽调来的知识分子。为了修建湘黔铁路，为了支援贵州的大动脉建设，他们从祖国各地前来。当铁路修建好，火车顺利通行后，他们又响应党的号召，听从祖国的召唤而留在贵州，留在凯里铁中做一名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教师。冬去春来，他们坚守三尺讲台，无怨无悔，培育了一批批合格的铁路建设者和接班人。

1987年10月23日，我到贵阳铁路分局报到，得到派遣证后于27日到凯里铁路中学工作。

记得在我上第一节美术课的时候，给学生进行自我介绍后，在黑板上随意画了一幅铁路信号工人挥舞信号旗的速写。刚转过身正准备给学生讲速写要领的时候，教室里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时，无论我怎么挥手暗示，掌声总是无法平息。掌声代表着学生对老师专业基本功的肯定，掌声也代表着学生对艺术的浓厚兴趣，掌声更代表着学生对教师工作的鼓励。我为之而感动，也为能成为一名美术教师而自豪。

因为那次热烈的掌声，我工作的方向更明晰，工作的劲头更足了。1987年11月5日下午，我在学校贴出了第一张美术摄影课外兴趣小组的海报。结果来了高一、高二年级的16名学生，其中摄影12人，美术4人，经过一年的学习，有6名学生的摄影作品参加由黔东南州群众艺术馆举办的全州第二届少儿书画摄影展并获奖，有两名学生分别考取了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和贵州省高等艺术专科学校油画系。

当时的美术摄影课外兴趣小组成员多数为初中生，高中生少时两三人，多时六七人，但只要对艺术感兴趣，我都尽心尽力去指导他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作品来细心雕琢。直到后来有爱好摄影的老师分配到学校了，我把摄影兴趣小组交给他，这才能全心指导美术兴趣小组的学生绘画和创作。至2000年，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有102人，他们分别被重庆大学、西南大学、云南大学、四川美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高校录取。

1994年，新上任的校长要求我制订一份培养美术人才的长远计划，尽可能把那些被高等学校拒之于门外的学生，以美术特长生的名义送进大学。有学校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有同事的理解和配合，我的干劲更足、心情更轻松、目标更明确，于是有了2003年102名学生被高校美术专业录取的优异成绩。

为了能让我更好地发挥写作和摄影的特长，学校为我购置了照相机和摄像机，学校开展的各项活动，我都拍摄下来，然后伏案采写新闻稿件送报社刊登和电视台播放。近十年来，我采写的300多条新闻稿件先后在《贵州日报》《黔东南日报》《凯里晚报》《西南铁道报》《贵州铁道报》发表以及在黔东南电视台、成都铁路电视台、贵阳铁路电视台等电视媒体播放，为宣传凯里铁中、扩大凯里铁中对外的影响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我被贵阳铁路分局认定为全分局中小学美术学科带头人，被成都铁路局评为优秀青年教师，多次被贵阳铁路分局、中共凯里市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之后又被成都铁路局破格晋升为中学高级教师。

我的兴趣爱好广泛，既丰富了自己的教学空间，增强了自己的课堂驾驭能力，又能在教学上不断产生奇想和灵感，培养了学生的想象能力和创造意识。年年高考，我辅导的学生专业合格率和升学率都为100%，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家长的信任、社会的肯定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关注，因而增强了自信心和荣誉感，也更加坚信自己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路。

2000年，我率先在全州竖起凯里铁路中学艺术中职特长班的牌子。2001年9月，首次面向凯里市及周边县招收艺术特长生，62名学生进入艺术特长班学习。迄今为止，每年至少有60名艺术特长生进入我校中职特长班，已有1000多名艺术特长生在此接受专业训练，其中有700多人考上全国30多所艺术高校或高校艺术专业。

2004年，铁路实行大改革，凯里铁路职工子弟中学随之被改为凯里市第八中学。凯里八中仍然秉承铁路中学的办学宗旨和管理模式，全体教职工仍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教学质量一直保持在凯里市领先的地位。为加大对艺术特长生教学的管理力度，让更多的艺术特长生能考上理想高校，学校成立了独立的中层管理部门——体艺处，负责全校体育、美术、音乐学科的教学工作以及艺术特长生的招生宣传和日常管理。根据工作需要，我被任命为体艺处主任，在学校领导的管理和监督下开展各项工作。

2004年10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举行第四届高中教学能手比赛。在决赛中，我的四项比赛指标全部达标，成为获得表彰的8名教学能手之一。2005年年底，我被贵州省教育厅认定为第二批省级中小学骨干教师。同年年底，我被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联推选为州美术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年底，我又被贵州省作家协会批准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同时被州作家协会推选为州作家协会理事。

因为加入了作家协会和美术协会，我有机会与文学家、艺术家频繁交流。通过交流，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艺术境界，在美术教学中提升了教学理念，无论是美术鉴赏课堂教学还是美术高考生辅导，我都力求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观察问题、想象能力、创造意识等方面入手，既培养学生的情商又要关注学生的智商，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快乐成长。所以，每一届艺术特长生毕业后，即使没有被高校录取，到社会上都能找到适合于自己生存、发展的人生平台，成了社会上能自食其力、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

2008年，贵州省教育厅评选首届中小学教育名师，我有幸成为名师培养对象，到华东师范大学高级研修班学习。在华东师大学习期间，听到各位顶尖级专家学者的专题讲座，得到各位专家的精心指导，同时通过参观、交流，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使我对育人事业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更坚定了我一生为师、无怨无悔的信念。2009年底，经过专家考核、考察和论文答辩，我被贵州省教育厅认定为贵州省首届中小学（幼儿园）教育名师。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培养学生不仅仅看他考上了什么级别的学校，更重要的是培养他良好的个人行为习惯。同样，衡量教师的成就不仅仅看他有多少学生考上大学，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化内涵和人文品格的高低。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是学校育人的终极目标。而对教师来说，就应该以德为先、技艺精湛、教风优良，处处为人师表，既做传授知识的好导师，又要做道德模范的引路人。我就是这样默默地遵守，默默地垂范，默默地耕耘，也是这样默默地享受辛勤耕耘带来的收获喜悦。2009年教师节，我第二次走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会议室的颁奖台，被州人民政府表彰为“全州优秀教师”。

（注： 《祥和的日子》）

（注： 《小站春声》）

正因为在课堂教学上的精益求精、在教育科研上的刻苦钻研、在教育理念上的不断提升，2013年10月我又被贵州省教育厅认定为贵州省首批中小学（幼儿园）教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作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开展跟岗研修培训活动以来，我先后培训了50名来自全省各地高中学校的美术教师，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让学员开开心心地学、实实在在地做、依依不舍地走。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因为对事业的坚守、对职业的热爱和付出，2014年教师节，我被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光荣称号。对于“全国优秀教师”这个称号，我连做梦都不敢想。面对突如其来的荣誉，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也和所有的教师一样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大家都站在教书育人的第一线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勤勤恳恳地耕耘、实实在在地生活。

2015年，时值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第三批州管专家和第二批州级拔尖人才申报评审，在来自全州各条战线上的企事业单位顶尖人才中，我被中共黔东南州委、州人民政府认定为第三批州管专家。面对这些来之不易的荣誉，自己感到欣慰，但更多的是责任和压力。

从12岁离开家乡，离开生我养我的父母，离开那些朝夕相处的莽莽群山，我就这样，一个人从一座山翻越到另一座山，从村里走到乡里，从乡里走到县里，然后来到州府凯里这个繁华的都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故乡的叛逆者，是故乡的不肖子孙，有愧于那一方水土的滋润和养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从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到初中教师再到高中教师，从州级高中教学能手到省级骨干教师，成为州管专家到省级教育名师和省级教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从市级优秀教师到州级优秀教师再到全国优秀教师，这一路的汗水说明我的坚持是正确的。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四十年的风雨兼程，让我品尝了人生百味，见证了从饥饿到温饱到小康的发展进程，鉴别了生活中的美和丑，也知道了诚实、坚守和汗水是实现梦想的精神支柱。

改革开放以来，我和所有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入大学的农村莘莘学子一样，因为有建设祖国的热情和汗水，才会有今天的丰硕成果。40年的工作生涯，无论身居何处，从事教育工作的初衷永远不变，我将它作为我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事业来追求！

如果汗水的背后得到的是成功，如果成功是一块能让别人前行的奠基石，那我应该是故乡人的骄傲。一个从大山脚下走出来，能在强手林立的空间里争得一席生存之地，一个能让600多名文化成绩平平、对大学只能望而却步的孩子顺利进入美术高校求知深造，难道不是为故乡的父老乡亲增光添彩吗？当然，我的成功离不开远在大山脚下父老乡亲的嘱托，离不开单位领导和同事的支持、关心和帮助，离不开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关注，离不开学生的刻苦学习和不断进步。成绩属于大家，成功更属于大家！

岁月悠悠，无情的时光可以改变年龄、容颜、环境和生活，但改变不了我与大山的情结。这份情结滋润着我对育人事业的那一份执着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