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翻山路

我的求学路就是翻山，翻越一座座大山。

家乡坐落在贵州省锦屏县钟灵乡坪寨村四组，属于云贵高原东部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四面高山环绕，寨子深居大山褶皱底部，一条小河从寨前自西向东而后深切娄江峡谷折转北流，时而舒缓时而湍急，高高的大山和清亮的河水养育着山寨世世代代的苗家儿女。

童年的故事多，饿饭是我一生最难以忘怀的一件事。那个年代的生活相当艰难，村寨每家至少要缺粮半年以上，插完秧就盼着禾苗抽穗结籽能吃上新米饭。一生中难以忘怀的第二件事是读书难。我读小学、初中时期正赶上“文革”，除了课本，科普类的读物也奇缺。

（注： 1969年小学语文课本书影。）

1970年，我小学五年级毕业，班主任刘承祺老师登门对我父亲说：“全县统考，你家公子全公社第一。进中学后，望他更好地向工农兵学习，长大为人民服务。”印象中，我父亲笑笑，说了些发自内心感谢老师的客气话。当大多数同学到隆里公社附中上学时，我却受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没能继续升学，只好扛着锄头镰刀在家务农。其间，我跟着大人们一起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上山造林，下田插秧打谷和担粪，偶尔还与大人一起砍树拉原木。拉原木就是从山上把砍倒晾干的杉、松原木拉到河边，再从河边逆水拉到公社所在地，然后由公社卖给外地商人。这种活路很累不说还非常危险，途经山谷时要用长长的杉条木绑成铁轨似的高厢。人们用钉牛钉住原木，用棕绳扣住钉牛铁环，绳索套在两个人肩扛着的杠子上，木头在高厢中间的横木上滑动。前后两组四人配合要特别默契，边走边吼出拉木头的号子，才能顺利拉动大木头。在高厢拉木头，稍不注意，人就有失去平衡跌下高厢掉到山谷去的危险，一旦掉下去，非死即残。我人小，大人们就让我拉小一点的原木。尽管很累，一天却只能挣大人们一半的工分——6分。太累的时候躺在地上简直起不来，仰望天空，小小年纪的我想着心事：难道就这样一辈子扎根农村，出路在哪？心酸的眼泪往肚里吞，辛苦与不幸深埋内心深处，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其实父母比我更苦，只是他们不说。

（注： 锦屏县钟灵乡高坪小学发的“红小兵”袖标。）

（注： 手工课作品。）

世事变化无常，不知是苍天有眼还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在极度困惑的时候，我有了升学的机会。1971年8月，钟灵小学校长杨再坤向公社和上级教育部门申办初中班，不论成分和社会关系。知道这一消息，我很高兴，父母亲也一直想让我继续读书，二姐也鼓励我，恍惚中我就成了初中生。我们班是钟灵乡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初中班，公社领导和学校老师都很重视。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很努力。教我们的老师是从小学抽调上来的，其敬业精神值得佩服，他们教小学游刃有余，但教初中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我们知道老师尽了力，可我们的学习成绩还是不理想。

那个年代，要想学习文化知识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在“文革”中，叔父把家里的藏书烧了三天三夜却还没烧完。读过小学的父亲是很有远见的，他把抢救下来的一些书悄悄拿出来教我读。记得刚上小学三年级，父亲就教我看浅显易懂的古典小说，比如《说唐全传》《杨家将》《二度梅》。到了小学四五年级，父亲就指导我看《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榜》《儒林外史》等。书是旧版线装，字是竖排繁体，许多字不认识，但我总是很认真很刻苦地阅读，有些字蒙着读过去。父亲干活之余或是夜晚趁着松明火把就教我识字正音或者讲故事。我也常看《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暴风骤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现代小说，文学熏陶由此开始。懵懵懂懂的我当时就想通过读书跳出这非常艰苦的农村环境，走出天空只有簸箕大的大山，不做那些累死人的农活，想到城市去生活。尽管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我们看不到什么希望，但仍相信好好学习可能会有改变命运的机会。父亲经常告诫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信念一直深深植根心底，读起书来我非常刻苦用功。

（注： 1974年7月初中毕业照。）

由于钟灵附中办学条件差，隆里附中的学生一把火烧了学校，1972年9月至10月，两所学校的学生相继转到敦寨中学。敦寨中学的老师对我们很好，可一些同学却瞧不起刚刚转入的我们，在日常交往和学习中总有表露。面对某些同学的轻视，在学习上我下决心要超过他们！白天，每一节课都专心听老师分析讲解，课后认真完成作业，然后才开心地玩；晚上，学校没有电灯，我和其他同学制作小煤油灯看书。我们用小刀在废弃的墨水瓶的瓶盖上钻个小孔，找来一块约2寸长的铁皮包卷成筷子大小的空心圆筒，然后用棉花或纱线搓成灯芯穿进圆筒，再把穿有棉纱的圆筒插在塑料瓶盖中间，煤油灯就做成了。课余去敦寨街上供销社买来煤油，晚上点上灯就在教室里看书写字。当然，夏天的夜晚少不了许多蚊虫叮咬。老师不到教室，我们的学习没有压力。同学们经常打闹嬉戏，但我仍然努力地学习。那段时光，我的生活虽然贫穷，但开心快乐。

（注： 1975年“学工”活动表彰奖状。）

（注： 1975年11月“三秋”活动表彰证明。）

我的中学阶段正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低潮期，老师上课不敢讲超出课本的东西，也基本不敢管学生。教我们初二初三的语文老师课堂上干脆不看学生，抬着眼睛看教室的天花板，把课文念完就走人了事，任学生在课堂上打闹。一些老师对于教学随便敷衍，课后就约同事扛钓竿下河钓鱼消磨时光。多数老师仍然是很负责的，比如我们初三的化学老师国世光和数学老师李廷辉，两位老师令我终生难忘。他们对待教学一丝不苟，对学生有爱心，上课条理清晰逻辑性强，解题步骤层次分明方法多样，深受学生喜爱，对我后来的教学态度影响深刻。

那时农村学生读中学有国家补助粮食，城市学生反而没有。居民户口的学生有固定的粮食供应。农村搞大集体，多数人出工不出力，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粮食歉收，农村家家户户年年缺粮。当时国家给我们的粮食补助是一个月9斤大米，我们只带十五六斤大米及6块钱的生活费交给学校就能保证一个月的生活。除交大米外，我们每人每月还交三五十斤干柴到学校食堂，才能领票吃饭。有的学生年纪小，砍不动柴，就由家长挑柴送到学校。我几乎每个周六都回家，周日去学校，路上顺道砍上三五十斤干柴，再搭上家里东拼西凑来的四五斤大米一起扛到学校。在学校我很想回家，星期六回到家后家里伙食比学校的差就又想去学校。这样矛盾的心理伴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学生生涯。许多同学吃不消学校的艰苦生活纷纷辍学回家，而我却一直遵从父亲常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而坚持在校读书。

1974年7月，我以优异的成绩初三毕业，校革委主任与教导主任为我和另外三个地富子女的升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教导主任坚持以学习成绩为主要升学标准报教育局。

1974年9月1日，我幸运地成了高中生。高中的语文、数学、政治、化学、物理、军体课本都是薄薄的几十页，学科知识内容简单，课外读物尤其科普书籍更是奇缺。我们经常走出校门参加学工学农学军等社会实践活动。到了高中，我人也长大了也懂事多了，知道要珍惜学习机会，无论是在校读书还是在校外开门办学，我一直把学习放在首位。

整个高中阶段，我们班29个男生挤在教学楼前右侧一间破旧矮小的教室睡觉，老师们都管这叫“鸡笼”。“鸡笼”没有天花板，睡在床上往上看就是瓦片，月光透过瓦缝漏到我们被条上，斑驳得很有诗意。深冬季节，早上起床时感觉特别冷，学校还催我们早起做操，即使打白头霜也不例外。那时学校的严格训练对我今天的学习和工作都有深刻的影响。那些年的气候变化非常有规律，一年四季季节分明。数九寒冬，我们坐在教室上课，多数同学的手脚都冷得起了大冻包。我的手被冻得特别严重，十个手指头都红肿得像胡萝卜，又痒又痛，但上课时我还是坚持专心听讲。

高中阶段有一件事让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农村学生除了国家补助粮食，还有人民助学金。我父母都已经丧失了劳动力，家里的确困难，迫切需要人助金，我向班小组申请乙等人助金，班委会同意以丙等上报学校，几天后班主任在教室宣布我班获人助金的名单时却没有我，而比我条件好的反而能享受补助。当时我只是气愤，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一肚子苦恨不知向谁诉说！后来才了解到学校不照顾成分不好的学生。父亲说，困难是有，但坚持一下就会过去。于是，我吃差的、穿破的，咬紧牙关在高中硬挺了两年。

（注： 高中毕业证。）

1976年7月，我们高中毕业不能直接考大学，进入大学读书需生产大队和公社根据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在生产劳动中的表现来推荐，当然就没有我的份。我怀揣高中毕业证，耷拉个脑袋，扛着伴随我中学几年的破旧木箱和被条走出校门，一步步翻山越岭回到老家，心跟家乡的山水一起苍凉起伏。我们大队完小教师紧缺，大队领导安排高中刚毕业的我和另外两人当民办教师，这正合我意。农村小学有农忙假，可以帮助家里插秧打谷，因此，父亲很是支持。感谢上苍给了我改变人生轨迹的一次机会，后来事实证明，我的确是当老师的那块料。

（注： 1976年8月高中毕业照。）

1977年，我国决定恢复停止了十年的高考招生制度。国家政策的重大改变，使许多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人看到了改变命运走出大山的希望，科学春天的到来，让人看到了我国走向伟大复兴的希望。这突如其来的天大喜讯以信件形式在同学间传递。还没来得及准备，我们就匆匆地走上了期待已久的考试殿堂。贵州高考作文和广东一样：《大治之年气象新》，解一元一次、二元一次方程算数学难题。高考结束填报志愿，我不报其他大学其他专业，专报师范院校教育专业。高考成绩、考生上线或录取与否不公布，个人也不知道。说的是按成绩从高到低由本科、大专到中师、中专依次录取，事实上却有高分落榜的人。

我的分上了贵阳师院的录取线，超出凯里师专线15分，因出身和社会关系没被录取。我的人生经历了第一次不该有的严重挫折。看到人家上大学，自己忧伤不已。但转念又想，国家既然恢复了高考，短时期内就不可能停下。在父亲的叹息中，我不仅不气馁而是更加发奋努力。除教学工作外，校领导还安排我负责学校新建教学楼的监督工作。我一边尽职努力工作，一边托同学找资料买书籍，认真复习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

当年大中专院校招生考题相同，报考类别和录取却分开进行，大专与中专中师不可兼报，报考大专的考生即使成绩低于中专中师也照样录到大专院校；报考中专中师的考生即使成绩比大专院校考生的高也只能录取到中专中师。

我的高考选择面临两难境地，父母亲知道我的难处并告诉我：一是我的祖父在旧时当过教师、校长，后来政府没有为难他，而那些土匪恶霸政府官员都被镇压了；二是建议我改报中师不去从政，政审阻力会小一些。后来发生的许多事都证明了我父母亲是颇有远见的。

（注： 回乡证明书。）

我谨遵父母之命只填报黔东南师范专科学校，省内外其他的中专学校一律不考虑，尽管分数超出28分。我终于得到了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无异于鲤鱼跳进了龙门，无异于走出了大山。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学习倍加刻苦勤奋。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到母校敦寨中学任教（40个同学有3人分到中学，其余到小学任教），实现了我当一名人民教师的美好愿望，圆了我的教师梦。父母很是高兴，嘱咐我要教好学生。父亲还说：“这是基础，如果想上大学还可以考。”我想，不进大学深造将是我一生的遗憾。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1982年，我通过高考预选并在7月考出了好成绩，我高高兴兴地填报了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地区招生办调档到桂林电子工业学院，而锦屏县招生办领导说我有正式工作，就把我的指标拨给了一个应届考生。那些年高考名额很有限，一个县能考上大学的就那么几个，考上中师、中专的也就十几个。我又一次因为人为的因素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一波接一波的挫折，让我欲哭无泪！好在我有父母给我宽慰，给我精神支柱，更相信社会存在公平，这使我变得坚强起来。

1983年元旦，我与心仪已久的女子结婚。婚后两周，深爱我、我也深爱的老父去世。我悲痛欲绝，父亲生前要我当一名好老师和希望我进大学深造的愿望我一直没忘：我一定要到大学深造才能实现人生的心愿。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新婚妻子，她鼓励说：“我支持你再考，老天总会开眼的！”69岁高龄的母亲也很支持，说：“你们年轻人前途要紧，不要担心我，有儿媳妇在家呢。”

我怀着对父母亲的崇敬，怀着自己的梦想与人生的追求，刻苦复习高中各科知识，再次向大学梦发起冲刺。因有前两次高考的经验，各科的复习也比较到位，1983年8月，我很幸运地被贵州教育学院地理系录取。真是苍天有眼，我终于圆了大学梦。

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由敦寨中学调到锦屏二中。在二中教了6年的书，教学成绩显著。1991年8月，我调到锦屏县高级中学，教学教研成绩突出。2003年8月通过考试，我调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振华民族中学。2007年10月，由州教育局党组下文，任命我为振华中学教科处主任，为振华中学的教育科研和教学质量的提高继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自1977年9月进入师范大门走出大山开始，我在神圣的讲台上挥洒汗水已经38年，从大山褶皱底部走向凯里，走向高原深处，走向更高的平台，为学生服务的范围也更为广阔，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岁月无情，光阴流逝，学生时代的经历都历历在目。那上学的乡间小路还在大山深处蜿蜒，父母倾注的全部心血依然在我的身体里流动，党和国家为我这样的少数民族学子提供的发展道路也愈发宽广。

我很重情，年龄越增大，就越喜欢回忆以前的经历，越是回忆，就越觉得那段经历是我一生的财富。我常想，对帮助过我的人要心存感激之情。也许那些好心人早已忘记他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些事，也许我一生都报答不了他们，但我一定要记得他们，即使不能当面说声“谢谢”，尤其是我的老师。我们更要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少数民族学子的关怀和指引，感谢这个时代，在工作中真诚回报社会，因为有稳定祥和的社会环境，才会有我们奋斗的平台，才会有事业上的成就。对于生活中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不要把它当作不幸，而要把它当作人生旅途和事业上的一种铺垫。没有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指引，没有家人的全力支持，没有自己的刻苦努力，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虽然已经走出了大山，但任重道远，还要继续在工作岗位上为那些想要走出大山的孩子们点亮心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