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越”孩子不一样的人生

1997年12月贵州省第七届政协届满，1998年我开始自己的退休生活。现在年过八旬，在轻松自主自乐的生活里，利用闲暇，记录人生路上的经历、体验、感想，特别是自己从一个布依族农民子弟一路走来的故事，让子女后代了解，不失为一件惬意的事。

党和政府实现了我继续求学的愿望

（注： 1960年，我（右）与幺叔王云长合影。当时我在贵州省气象学校读书，每月粮食定量不够吃，幺叔周末来正新街团省委宿舍看望并带来结余的粮食。）

我的老家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龙广镇纳桃村纳兰寨。在民国期间，安龙县开办了一所中学，龙广镇开办了一所小学。我家距离小学有一公里。

上学读书一直是我的梦想。妈妈说：“小孩子在家做不了事也要吃饭，在家里闲着玩不如去上学读书；现在不上学读书，将来不会有出息。”在家门口上小学花不了多少钱，小学毕业后离开家进县城上中学，书费、学费、吃饭、住宿等都得用钱，可难倒了妈妈。

那时，父亲中学毕业后应聘到广西隆林县小学教书，收入只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开支，帮不了家里。为满足我上学读书的愿望，妈妈去找外婆商量，请求支持。外婆是人工孵小鸭的能手，远近闻名。卖鸭所得利润丰厚，春末到初秋，孵小鸭挣得的钱足够支持大舅贺发荣在兴义县中学和昆明市昆华中学读书，后又筹集一笔路费支持大舅到延安投奔革命进抗日军政大学。商量的结果，外婆、二舅、幺舅都乐意支持我上学读书，提供全部费用。这是我去兴义中学上学的原因。

（注： 结婚照（1959年）。）

（注： 1961年，妻子来贵阳探亲时合影。）

（注： 全家福（1965年）。）

名义上，我在兴义中学读了两年的书，实际上，只读了三个学期，有一个学期得伤寒病，无钱无药治病，只好休学回家服用草药，差一点丢掉性命。病好了，我还想去继续读书，可是外婆老了，不开包房孵小鸭了，我上学没有了经济来源，加上1950年土匪叛乱，兴义县被土匪占领，我只得待在家里。

后来，听说兴义县的学校开学了，兴义县第一任县长黄辅忠兼任兴义中学校长。于是，我便去学校看看情况。在我向老师询问有关情况时，黄辅忠县长正在与学校领导商量事情，见到我这个穿着草鞋、土布做的布依族服装的学生，便过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家住那里？有几口人？什么民族？是不是来上学的……”我一一作答：“我叫王永尧，家住安龙县龙广镇纳兰寨子，是少数民族，我们的老祖宗传下来，说我们是濮越（布依）人，而清朝政府说我们是仲家苗，民国政府也说我们是仲家苗，孙中山先生追求的‘共和’，只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不包括我们‘濮越’，现在到底怎么定，我说不清楚。”黄县长又问：“你今天到学校来，是不是想继续读书？”我回答说：“想来读书，但家里只有母亲一人，经济上无力支持。现在共产党来了，人民政府成立了，不知道能不能帮助我解决困难？”黄县长听后说：“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学生采取关爱和扶助的态度，我们帮助你解决伙食问题，你用不着在外面租房住，回家去把生活用品拿来，就住在学校里。”黄县长的这一表态，使我继续求学的愿望得以实现了。后来学校给我评了甲等人民助学金。1952年，贵州省陈曾固副省长到兴义中学视察，到厨房察看学生吃的饭菜，与学生进行交谈。他打量我，拍拍我的肩膀问道：“冬天仍然穿单衣，冷不冷？”我回答说：“我身体结实，不怕冷。”随后，他叫一同去的工作人员给我送来了一件新棉衣。黄县长帮助我解决上学吃饭问题，陈省长给我送来了新棉衣，使我终生难忘。

学习成长

继续求学后，我心情愉快，按时上课，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授每一门课，晚上认真复习，做作业。1951年初的一天，教导处的老师通知我，说是星期天上午九点有一个会议在县委县政府机关里面召开，让我参加。原来是给县级机关的青年积极分子上团课，讲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团员的义务与权利，以及入团的条件等。会后，县机关团组织的负责同志又找我个别谈话。经过几次团课学习和一段时间的培养，我写了入团申请，获批入团。

（注： 读书（1957年）。）

我是学生中第一个在中共兴义县委机关里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编在县直机关团支部过组织生活，县直机关南下干部鲁林同志担任团支部书记。她交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学生中发展团员。我对同学比较熟悉，提出了几位优秀的同学，作为第一批发展的对象。经过基本知识教育和几位支部委员分别谈话，开支部会讨论新团员入团，办理入团手续，举行入团宣誓。他们转正后，兴义中学团员数量达到规定要求，就单独成立了团支部。经过选举，我担任校团支部书记。学校团支部除了做思想工作、发展团员外，还积极通过学生会开展活动。

（注： 1978年11月，登长城时留影。）

（注： 1979年9月9日，全家欢送长子王世龙（前排右一）上大学的合影。）

（注： 山海关留影（1989年）。）

学校团支部在学生团员和要求入团的学生中开展团课教育。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共同纲领》向全世界和全国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当时，我们团支部的支委一致认为：《共同纲领》是“建国的政治基础”，是“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具有宪法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作为一名青年团员，应该学习、宣传《共同纲领》，高举《共同纲领》这面旗帜，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把《共同纲领》作为团课教育的主要内容，组织团员和青年学生积极分子逐条进行学习。在学习《共同纲领》的过程中，我们结合学习1949年通过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重点强调青年团员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奋斗。我把上述学习活动情况向兴义县直属机关团总支汇报，他们给予充分的肯定。

1952年，根据贵州省教育厅的安排，要发展农村教育，要为农村培养大批小学教师。兴义地委、专署决定在兴义书院的校舍成立兴义师范学校，贵州省兴义中学（省中）要从兴义书院校舍搬到兴义老城里原兴义县中学（县中）校舍。贵州省教育厅为贵州省兴义中学从贵阳调去了有办教育经验的新校长杨靖国（民主同盟成员），地委从兴义县调来了副校长黄玉文（中共党员）。学校团总支成立，黄玉文当选团总支书记，我当选团总支副书记；学校成立学生会，我被选举担任学生会主席。1953年贵州省召开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我作为兴义专区的学生代表参加，大会选举贵州省学生联合会，我当选为贵州省学生联合会的常委，并被任命为省学联驻兴义专区学联办事处主任。在学校的领导下，我们除了继续抓团课教育外，团总支和学生会还开展了以下活动。

（注： 1954年，参加工作后的第一张照片。）

一是发挥热爱文艺的同学的积极性，排练演出歌剧《白毛女》等节目，很受同学欢迎。

二是根据当时学生生活比较清苦，希望在现有伙食标准下改善生活的需求，我们组织同学帮厨，改进伙食管理，提高伙食质量，按月公布每月伙食收支情况，让大家吃得放心。

三是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如在兴义县城里配合政府禁止吸食鸦片的活动。我们组织同学参加了收缴烟具的活动。地委书记兼专署专员夏德义（后任省委常委兼省委组织部长等）知道后还表扬了我们。因为我在活动中表现突出，夏德义给团地委书记龙树德（侗族，曾任罗盘区游击团政委、普安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和校长黄玉文（布依族，曾任罗盘区游击队指导员、区长、省民委经济处长、省政协委员等）打招呼，将我列为入党培养对象。1954年6月9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实践中增强才干，走上领导岗位

（注： 1956年，在中央团校新闻班结束时全班同学的留影（后排右三）。）

1954年高中毕业时，团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林英同志受团省委领导的委派，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调干部，特别注意从少数民族学生中选调干部，我被选调到团省委工作，分配到《贵州青年》杂志社当编辑记者。

名义上，我参加了工作，实际上还处在学习之中。当时，我只有热情，在政治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工作能力、政策水平、工作经验等方面都有不足，对贵州全省现状，特别是对贵州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掌握了解还不够，对新闻专业还没有入门。这一状况若不改变，就不能胜任工作。针对这一情况，领导没有直接安排我的工作，而是将我当作培养教育对象，让我在实践中学习，了解省情，了解农村和农民问题，学习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方针政策；送我进中央团校接受系统的培训，进行理论武装和专业训练；下放我到苗族聚居的台江县当农民进行劳动锻炼，等等，使我提高认识，增强才干，逐步走上领导岗位，先后担任共青团贵州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团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贵州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和贵州省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职务。

（注： 2012年10月2日，到龙广纳兰老家看望亲人时留影（前排右一）。）

（注： 2012年10月2日，在龙广纳兰老家记录布依族家族历史的溯源碑处留影（中）。）

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党的民族政策的实施和党组织的培养，当年没有黄辅忠老县长帮助我解决上学吃饭的问题，没有夏德义老地委书记老专员的关爱，没有团地委老书记龙树德、学校老校长黄玉文等的教育帮助，我可能还在纳兰布依族寨子里当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