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八旬过 回首晚霞中

一、童年

我出生于贵阳。除在昆明读大学及调毕节十年外，均生活、工作于斯。贵阳古名“黑羊箐”，元称“顺元城”。明清为贵阳府，1941年建贵阳市，为省会所在地。因在贵山之阳而取名贵阳。贵山亦名贵人峰。贵人峰或言为黔灵山之关刀岩。贵阳旧有“老苗城”之称。因最早生活于此的人群为苗族，苗族称此地为“格洛格桑”。大约在五代时期有异族前来侵占。苗族首领杜德龙率众抵抗，于四月初八日战殁于后之北门，就地深埋并覆盖以大铁锅一口。自后岁岁月月，贵阳及龙里、开阳、息烽、清镇一带苗胞于四月初八前一日各自相约赶至贵阳城外，投宿于亲友家。次日上午，盛装云集于铜像台（今喷水池），不吹笙、不歌舞，怀着沉重之情默悼、缅怀自己的民族英雄。然后沿中华北路漫游至大十字北之“黑羊巷”（今地名犹存）。中华路两侧商店林立，各店铺门前多特置茶桶，备有热茶供往返行走、伫立其间的苗民饮用。城内外市民走出家门立于街道两侧，或伫立或跟随静静地观望。满街摩肩接踵，又那么神圣、静谧而和谐，成为省会贵阳一年一度壮丽而特异的景观。每到秋季，常见头戴圆桶形蓝布帽，身着绣花右襟、蓝布长裤的“苗姨妈”（实为布依族），挑着用棕叶穿成串或捆成把的野生山楂、刺藜、苦蒜等在城内大街小巷游走着售卖。买者多为小孩和妇女。

（注： 1958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发劳卫制测验及格证明书。）

（注： 1961年分配于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助教。）

贵阳城四面环山，东有东山，山上有佛寺，栖霞岭与之相邻，有道观，其旁之绝壁上有一洞，名“仙人洞”。西有狮子山，被服厂即在其间。北为黔灵山，缘九曲径而上，可达弘福寺。南岳山高耸南郊，上之佛殿内塑有“十八罗汉”。南明桥下游百余米处的浮玉桥与之平行，甲秀楼耸立其上。原有桥孔9个。周西成当省主席时，于其侧建电厂占用2个桥孔，故今仅存7孔。桥前有一沙洲，名“鹦鹉洲”。过去贵阳有“九眼照沙洲，长江水倒流，财主无三代，清官不到头”之说。“长江水倒流”是指南明河流入乌江，乃长江支流之一。浮玉桥最大的桥洞前的水最深，有漩涡。今十六中处原名“马家坡”，曾是刑场。儿时，夜间曾结伴去草坪上玩，不时会踢出骷髅或尸骨。市民常以“你这个上马家坡的”骂人，即缘于此。城呈椭圆形，面积约6平方公里。北高南低，平均海拔千余米，南明河沿其西南往东流淌。南明桥横跨河上与马棚街（今新华路）相接。路端与市南路交汇处立有一座尖梭形石塔，外围有石栏杆，是为纪念国民革命军102师抗日阵亡将士而修建，俗称“纪念塔”。

父亲翁次伊，铜仁打葛冲人。青年时见一有功名的堂兄乘轿返乡于村口不下轿而径直入村，认为仗势不守村规。遂将其拖出轿、脱其靴，叫其步行，嗣恐遭报复而离家出走。后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更名翁觉民。辛亥革命成功，于黔军任职，在湘西一战溃败后，厌倦军阀混战，遂弃武从文，于吉首矮寨之吭纳教私塾，并与母亲石宗文成家。直至我姐翁福珍满一岁后，返回故乡，生我哥翁家祥。后又辗转镇远、龙里，于1936年流落于贵阳。父亲其时年事已高，长年于龙里的谷脚、贵阳的黄泥堡、二堡等农村教私塾为生；姐七岁起即相继在贵州农业改进所、蓖麻厂、猪鬃厂、卷烟厂等当童工，婚后离家，哥则当兵在外杳无音信。家中仅仅母子二人。最初，母亲用提篮从菜农处趸菜上街卖。因不识字，不会算账又不懂汉话，难以成交，且常在价格计算、货币找补上卖多得少而吃亏、贴本，遂改做简单的体力活：先后于狮子山被服厂锁军服扣眼、给华丽烟厂挑水、在马棚街上挑水卖、打草荐（亦名“草帘子”，用稻草编就，供市民冬季垫床保暖用）。

（注： 1979年7月1日，率六砂子校首届高中毕业生参观遵义会议会址（二排右四）。）

我于民国25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对将民国纪年换算为公元纪年不熟悉，故登记为1937年）出生于贵阳。家无片瓦寸地。我儿时记忆中的家，先后租住簸箕街瓦房一间、经堂（指南天主堂）背后皂角树下的一间瓦房、彭家巷刘家菜地上茅屋偏厦半间。这偏厦中间用葵花秆隔就。

我家住的前半间面向菜地，室内砌有大灶，上置大铁锅一口，是房东家做魔芋豆腐所用。只有三分之一偏厦的家仅有五块长木板搭在两条长板凳上的床，一张矮方桌及长短板凳各一及钉有钉子编草荐用的木枋一条。晚间，房东于锅内放入磨就的魔芋浆，用柴火煮后点成魔芋豆腐，次日清晨挑上街卖，屋内烟雾弥漫，刺眼呛鼻难以入眠。

白天，母亲打（编）草荐，我提着提篮在街边、巷口垃圾堆里翻捡未烧尽的煤渣回家作燃料。入夜，母亲用扦担（两头尖的扁担）挑着宽窄不一的草荐过南门桥、进大南门、经大十字到铜像台右前侧的街旁，将一个个草荐摆开站着候卖。这是约定俗成的草荐市场。打草荐卖者有五六家，均住马棚街。

铜像台是当时贵阳晚间唯一无遮拦的民众游乐场所，是北门纵横马路之交汇处构成的一块平地。傍晚，放西洋镜、打米糕、浇糖花、打弹子、卖膏药、捏面人的杂陈其间，吸引着众多的过往行人，热闹异常。不像市中心大十字周边都是商铺，也不像处在电影院、剧院、茶馆说书、说相声等娱乐中心区的小十字，都要花钱室内消费那般宁静。

夜间的铜像台尽管有着不花钱的热闹，我却只能站在约20米外的人行道上草荐后面模糊地遥听、遥观，因为要专心地等候顾客。看是否有人驻足，听是否有人来问询，以免失去或错过可能将草荐卖出的机会。今晚卖出了，明日就有吃饱的希望，卖不出则会挨饿。就那么现实，就那么紧迫。在雪花飘飘、寒风凛凛的隆冬季节里，衣着破旧单薄的母子俩一起站立在自家排列成行的草荐后专心守候着。冷得手僵、腿木，就搓搓手、动动腿。不仅不坐下不离开，不诅咒天气，相反还默默地希望再冷一些就可能会增添卖出的机会。直到对面场空人散，路上再无行人身影后，方收捆好未卖出的草荐，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忍饥耐寒、能走能站，不怨天、不尤人、不绝望的心理和生理素质，大概就是在儿时那样的生存环境下奠定的！

当时在南门外塑有两个跪着的人像（位置在今兴业银行前），听人说是大汉奸汪精卫、陈璧君夫妇。行人路过或指指点点，或侧目而视。汉奸是什么人？小孩们虽不甚了解，但都知道是大坏蛋。路过时，或吐以唾沫，或屙尿淋。其时贵阳流传着一首童谣：“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飞机屙㞎㞎。”是言当年日机轰炸贵阳时，异常猖狂，是低空飞行，市民们能抬头看见机舱里的飞行员。

有时我们几个小孩相邀去飞机坝（今贵阳火车站旁）玩。那里围以铁丝网，里面搭着绿色大帐篷若干，停有几架飞机，一些戴船形帽的美军在土坪上打一种未见过的球：一人手持长约1米、上粗下细的圆形木棒弓腰盯着对方，一人右手握一拳头大小的皮球迎面猛力砸来，以将其击开为胜。后来问知，叫棒球比赛。这是美国人喜好的一种体育竞技。

有次我们进城玩时，偶遇一美国兵，与我国一个年轻女子搂着同坐一辆黄包车（即人力车）。见到我们还笑着向我们丢撒糖果。我们认为是伤风败俗，不仅不要，还捡起小石子及糖果愤怒地向其砸去。该美军并未下车吼骂，而是催促车夫快速离开。

拆修南明桥时，先在其上侧以汽油桶串列作浮桥，再于桶上铺以木板，两边牵钢绳作护栏暂供城内外人往还。然后拆桥。

某日，我想去万佛寺玩，走到翠微巷口，见河岸人群云集，便好奇地钻进人群举目望去。只见两三座已拆石桥礅上，大大小小的蛇争相沿墩而下或直坠河中后顺流而下。皆昂头扭身或背上伏托着小蛇，密密麻麻地经浮玉桥桥洞游去，阵势十分奇特而壮观。

浮玉桥南端为翠微阁，红墙、青瓦、石板天井。佛堂内耸立着大铜佛塔一座。塔身自塔座至宝顶密布着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佛像，人称“万福塔”。后据说这是明末清初吴三桂迎清军入关有功受封平西王时，于云南大理命人专门铸就拟运入京奉献给清帝的宝塔。谁知运送至此再也无法移动，人们认为是天意，遂就地盖宇供奉，故名之为“万佛寺”。“万佛塔”前侧天井内有一仰头长颈巨石龟，龟背上立有石碑一块。相传此龟原在浮玉桥南端最大的桥洞下的深潭内修炼成精，与水口寺岸边成精的石龙船涌水斗法。汹涌澎湃的涛声惊动了正在仙人洞中弈棋的两位仙人。他们见洪水已淹至大南门，贵阳民众的生命危在旦夕。两仙人各执一枚棋子分别投向二妖。一枚将石龙船击为两段，一枚将石龟压服在地。我去玩时，或摸摸佛塔铸像，或爬在龟颈上一骑。如今石龟犹在，而佛塔却已不存。据说是大炼钢铁时被抬走熔作他用，万佛寺之名亦随之消失。这虽是贵阳民众就自然景观编出的一则美丽的传说，但却生动反映出贵阳人民根除水患的憧憬。贵阳城北高南低，夏季洪水猛涨，淹翻浮玉桥，淹至新华路、大南门的灾情往往隔几年会发生一次。

抗战前，贵阳人口约10万。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自北而南大肆推进，大片国土沦丧。长江平原、东南沿海的工厂、学校及逃难者纷纷迁往西南。贵阳人口骤增至20万，分别被称为“下江人”“广东人”。他们的到来，促进了贵阳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变化与发展。同仇敌忾的氛围尤为浓烈。暴露日寇凶残、激励抗日的街头活报剧不时可见，《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在老幼市民中耳熟能详。一些相关的抒情曲虽非主流，对我年少的心灵浸润亦深，至今偶尔还会独自低吟。如《南洋之恋》：“在这里我听过大海歌唱。在这里我闻过豆蔻花香。我曾在这美丽的南洋，遇见了一位马来亚的姑娘。我和她曾并肩靠着椰子树，我和她曾谈起我的祖国。她睁着她那大而黑的眼睛，痴痴地呆呆地望着我。我们的爱情犹如海洋深厚，她为我而献出她的青春。那大海水已埋葬了她的形和影，那大海水却洗不尽我的仇和恨。每当那大海掀起波涛，那正是她的灵魂向我呼号。每当那阳光照耀着波涛，那正是她的灵魂向我微笑。惨然的微笑。”这首歌反映华侨与异国姑娘的深情相恋，回国参加抗日，得知恋人在南洋沦陷后不屈身亡的深情思恋及对鬼子的切齿仇恨。

1948年冬季的一天，母亲收到一张领取救济米的纸条，要我去领取。我天不亮就提着布口袋出门，沿经堂旁的小路上行。右转至经堂背后簸箕街向上延伸夹在坟地与经堂后墙间近2丈宽的小路上，蒙眬中听见人声嘈杂。好奇地挤入围观人群。见一位与我年龄相当的姑娘躺着，身上、地上都是血及被抓出的肠肚，手里还紧握着一条布袋，情况极为恐怖。听说是独自赶来领救济米时被豺狗咬死的。见到天已发白，我忙到位于经堂墙外左侧的王公祠前加入长长的领米队列慢慢移动。排了两三个小时眼看快到发放处，前面的人听说米已发完遂一哄而散。我也只得失望地提着口袋从马棚街回家。母亲见状问知情由后，未加责备，没有怨言，反而替女孩的父母深深地担忧而久久沉默无语。

二、求学

次年初冬，马棚街一带的情况有些异常。不时见一些人家雇人用箩筐挑着大小皮箱、藤箱、衣被、盆碗等，神色不安地经市南路向北而去。又偶见少许军队经纪念塔匆匆北行。南明区警察局位于马棚街（今之南明区医院院址），戴大盖帽、穿黑警服的警察们忙碌地从局里向有篷的大卡车上搬东西。这些情状尽管有些异常，但整条街及其附近情景依旧。

某日初冬清晨。我如常走出巷口到街上捡煤渣。忽闻锣鼓声响，街两侧站满了人，人家户门上、壁上贴着标语，人们夹道欢迎部队。这支头戴红色五角星帽穿着灰色棉军装的部队高举着红旗、抬着大幅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像走在最前列，整整齐齐、精神抖擞、一排三列地从纪念塔走来，源源不断地向城内挺进。夹有枣红色战马，马上未见骑马的军官而是驮着物资，体形远比平时见的大。据说这支称为解放军的部队是从油榨街方向进来的。后来得知这一天是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了！

快过年时，居民组长谢子贵带着一位解放军给我家送来一袋米，我第一次感受到吃饱饭安心过年的喜悦。次年秋季，我开始入学读书，校名世光小学（即后之新华路小学）。因年龄大，“跳级”读六年级，同班同学基本上都住在马棚街附近，记得有魏星、任明祥、杨仲明、孙竹安、王家谟、张正明、薛玉琴、张素兰、吴春华等。魏家父亲曾与我母亲一起在街上挑水卖，任家父亲是铁匠，薛家母亲帮人洗衣。学校建立少年儿童队，我被任命为小队长。当时规定，队员路上遇着老师要举左手行队礼。有个星期天，下着毛毛雨，我从街上买了2斤米放小簸箕内用右手扶着顶在头上往回走。适逢瘦高个子戴着眼镜的卢老师迎面走来，在立即叫“卢老师好”的同时举手行队礼，不小心将头上的簸箕碰歪，一些米撒落于地。等老师过后，我立即蹲下，将沾有泥水的糙米（当时人们认为糙米不如白米味道好，不像现在以为糙米比白米营养价值高，还很难买到），细心地捧入簸箕内带回家，淘洗后煮食。

1952年，我小学毕业，居然考取了贵阳一中。贵阳一中分为初中部和高中部。高中部在今筑城广场，初中部在今贵州省实验中学处。进入一中，有如来到幸福的乐园，是我永铭心田的美好时段。学校不仅给了我甲等人民助学金，在校吃住不交一分钱，连书本费也全予免除。还被选为班上劳动委员，并由班长冯泽珍及赵有杰介绍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暑期，学校选派我和夏德馨同学参加在花溪中学举办的体育培训，负责人是市体委的薛步高同志。每天，我们在大将山下的广场上学习体育项目，艰苦、愉快而兴奋。

一中初中部紧邻河滨公园。其时，两者无墙栏相隔。考试前，我常带着书本、笔记本到园内草坪上、树荫下，或脱鞋挽裤坐于河畔岩边、石头上，将脚浸入水中舒适而幽静地复习功课。每天下午课后要上读报课，由口齿清晰的同学念要闻，社会时事、政治不断浸润脑际。功课有不懂之处，晚上可请教老师。教师宿舍就在校内的“干臣大楼”，为北伐战争时期任川黔军总指挥袁祖铭（号干臣）公馆（建贵州省实验中学后拆除）。老师们均能予以解答，没有花钱请老师额外补课的现象。

贵阳一中就在南明河畔，得天独厚。全市的中学唯有一中开设有游泳课。此课程是由时任一中初中部教导主任的王新邦老师所倡设（王新邦老师极强的记忆力在贵阳市中教界是出了名的。学生报到时他问知后再见着，均能一一叫出名字。后来在六中给我们上世界史时不带讲稿，能完整、清晰而准确地讲述，是同学们很敬畏的一位老师。后调贵大历史系任教，还长年坚持于花溪冬泳。据悉已病故）。届时，于新桥下游近高中部水较平浅处之两岸拉粗绳为界，由曾获跳水冠军的陈果老师及王主任亲自带领，所以一中学生大都会游泳。

城里唯有一中的学生须摆渡过河上学。可容四五十人的大篷船朝上游的一边用粗铁索穿过船缘上的若干铁环，固定在两岸铁桩上，由一船工于每日上课、放学时摆渡。据说有年洪水陡然暴涨，索断船翻，有数人被巨浪吞没！我偶尔晚餐后也乘此船上岸，再沿文化路经河滨公园返回初中部，但都是在风平浪静时。自那次事故发生后，凡遇风急浪高时均停止摆渡。

开大会听报告及文艺演出，平时一日三餐，初中部学生都要过新桥、沿河岸到高中部大礼堂、学生食堂进行。食堂很大，8人一桌，可容数十桌。享用甲等人助金的同学假期照常供应用餐，包括除夕的年夜饭亦然。这天来用餐者虽然很少，但菜却十分丰富，以至清炖鸡、红烧肉、油炸花生米等大都剩下，没有一人饭后带走。饭后，我才过朝阳桥、南明桥，高高兴兴地回家陪母亲守岁。

1954年，我受派到群众教育馆（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人民剧场）参加团省委书记汪行远同志报告会，听到中央关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嗣又作为初中毕业生代表之一到新落成的贵阳饭店用餐。堂皇、明亮的餐厅，宽大、厚重、华丽的桌椅，碗底有朱红印记的景德镇瓷碗，丰美、形异的菜肴无不令我感到新奇。

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贵阳第六中学就读高中，编入高一（三）班。全班48人，基本上是来自贵阳五中和贵阳一中。贵阳六中是1954年仿照苏联莫斯科高尔基中学式样建造。首届招收新生高中3个、初中10个班级。老师都是从各校及西南师范学院分配来的毕业生抽调来的。无论师生均是全新的组合，工人多是由附近村寨耕地征用后的农民组成。

学校刚落成，尚有平整操场、室内装修等工程要进行，虽与各校同步开学，仍需借用一中高中部的教室。于是出现两个中学的师生同在一所学校不同教室进行教学的奇特景观。上课之余，学校还常组织我们从城南到城北回校参加平整操场、球场及栽种灌木等护场劳动。同学们尽管劳累，却都热情以赴，从无怨言或借故躲避。一学期后，学校组织各班将课桌从一中抬至新教室整齐排列，正式在新校舍上课、食宿、晚自习。起初，我任班长，后任学生会主席兼校团总支委员，前任主席是丁琪先。

学生会动员各班开展文娱活动以活跃气氛、增进情谊、展示青春才华，安排每天课间操后就地跳一曲苏联式的集体舞再接着上课。我们班对集体活动尤为热衷。不时于天气晴朗的黄昏时刻，从校园漫步到校门右侧斜坡草地上，或低语交谈，或轻轻哼唱，至8点即进入教室上晚自习。10点方回寝室。

1955年暑假，我们班向省军区借来帐篷两顶、行军锅灶一套，买上粮油及蔬菜，准备好行李，列队步行至花溪黑石头开展为期三天的“野营”活动。集体野炊，席地就餐，一览农村美景风光。

次年，在得知我国农村已普遍实现高级农业社的广泛宣传与报道后，校团总支（书记吴昌泉老师、副书记史继忠同学）与学生会商定，以贵阳六中学生会名义向全市中学发出倡议书，利用寒假下乡参加“扫盲”，为帮助农民提高文化水平做贡献。那年寒假，我们背着行李徒步到指定的朱昌乡，三人一组地分派到各村寨，于晚间教农民识字。年关将近，我们整队返城。在村民们的送别中度过一个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寒假。

1957年行将毕业迎接高考，这年全国高校招生数仅10万7千名，远低于前几年。大家虽然重视，认真复习功课，但并不焦急。学校既不安排补课，社会也无补习班和出售复习资料之类现象，也未见媒体喋喋不休的报道、宣传。整个社会依旧如常运行。高考前几日，我们几个同学还去云岩电影院看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

为了将社会发展、国家需要及个人理想相结合，学校特组织毕业班同学到贵阳水泥厂、贵州汽车配件厂、贵阳师范学院等处参观，以便选择自己今后的专业发展方向。在填报志愿时，我填的第一志愿是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第二志愿是云南大学历史系，结果被云大历史系录取。云大学生会发来贺信及对云大的简介。招生委员会发给火车票一张，王新邦、袁俞英老师各给5元钱，体育老师龚循逵赠送灰卡其布衣服一件。临行前十几位男女同学约我在王益晖同学家（时住交通巷）“熬夜”，做热腾腾的馒头、稀饭当夜宵，次日清晨一起到贵阳客车站送别。我怀着满腔的激情与深深的眷恋，首次离乡远行。

那时候，贵阳到昆明的行程分为两段。先乘长途客车到关岭，住关岭城外街边客栈。第二日下午到沾益，由设在那里的云大新生接待站安排上火车，夜间抵达昆明市。时逢中秋节，我先被带到学生食堂用餐，吃的是红糖稀饭和包子。包子很大，大如饭碗，掰开一看，里面竟夹着月饼一个！

云南大学位于翠湖之滨。头两年学世界史、中国通史、印度史、阿拉伯史、东南亚史、考古学、历史文献学、逻辑学等基础课。后两年学专业课，我选学的是云南少数民族史。杨堃先生讲授“原始社会”、方国瑜先生讲授“彝族史”、江应梁先生讲授“傣族史”、尤忠老师讲授“云南民族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类学、民族学被视为资本主义学科，许多高校将之取消，只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保留下来，实为不易。云南不仅少数民族众多，且人类发展的各社会发展阶段均有不同程度的存留，为全国所独有，所以我选学了民族史专业。大学四年（1957～1961年）中，时逢我国多事之秋，日常生活及教学秩序均被打乱。我们57级历史系同学共有37名，调干生几乎占到一半，女生2名，选择民族史专业的共10名。刘西芳任党支部书记、谭世尊任班长、何燿华任团支部书记、我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兼团总支宣传委员。我们被安排参加向党“交心”的“交心运动”，后来全校停课，参加大炼钢铁。历史系安排在开远县大庄公社。

我们乘坐旧时滇越铁路留下来的窄轨小火车，列车在前后各一辆机车头的拉推下运行。于大庄山岭上砌炼炉、抬风箱、挖铁矿，日夜鏖战月余。劳动强度大、时间长。伙食供应充分，然睡眠严重不足。先组织男同学下山到火车站，从车厢里将新制的风箱抬下后，每一风箱由4人前后肩扛着翻山越岭十数里地，运至工地。起初大家还精神抖擞，上山后，大汗淋漓渐感疲劳，持续在夜幕中于起伏曲折的山间小道上小心吃力地摸索着缓缓迤行。途中听到就地休息一会的通知，大家不约而同地长长吁一口气后立即放下风箱就地躺下，无论身下压着的是碎石、湿土或荆棘，顿时鼾声四起、臭屁起伏。大约20分钟后，哨声吹响，大家马上醒来，又抬起风箱默默地继续前行，直达工地。除参加劳动外，还安排我两项任务。一是与高班同学团总支书记朱惠荣办油印小报《跃进》，报道系上各班在持续艰苦劳动中出现的好人好事，以资鼓舞。一是叫我晚上给全班同学讲课，内容是王国维先生《观堂集林》中有关殷周史地和古籍考订方面的论文。我从未看过该书，也读不懂，但任务不得推卸。在一间农宅楼上的油灯下，大家席地而坐。我一知半解地讲着，除面前灯下的几位同学的眼睛时睁时闭地在“听”，周边灯光不及处的同学们，基本上都是坐着打瞌睡。讲者吃力，听者无效。从大庄劳动返校后，回到教室。

教室在“会泽院”内。“会泽院”是云大（云南大学建于1922年，原名“东陆大学”，为云南督军唐继尧倡建。原系私立大学，1934年改为省立，1938年更名为“云南大学”。1946年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列为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一。2013年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云大的民族学排在第二位）标志性建筑，有如一座古城堡，耸立在高高的台阶之上。原于其左前方置有一尊铜炮，炮口昂向远方，是当年中法战争时期冯子材将军抗击法国侵略者的珍贵文物，但已不复存在。问知是大炼钢铁时，被抬去熔化了。之后，我们又到郊区茨坝为机床厂挖土方，为修整翠湖挖淤泥，为建云南大剧院而参加拆迁。

在一堵高墙上拆卸楼板时，我因用力过猛身子后倾，右脚踩在一块木板的锈铁钉上。拔出后，血流如注，几乎摔跌下来。涂上消炎药后，尽管疼痛钻心，仍继续劳作，至今脚心伤疤犹存。

体育课上，要求学生达到一项《劳卫制》标准，各系分别集中于操场上测试学生自选项目。长跑耐力不足者，可让两人左右搀扶，甚至拖着到达终点即可算作达标，或只要参加2场篮球比赛，无论输赢，参赛两队全体成员每人记分均为合格。

课外，我常于较为冷清的图书馆内，阅读各种专业书籍及中外名著，静静地阅览，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精神食粮，很难上街市张望，很少在校前翠湖公园里闲聊、惆怅。避免了浮肿病的袭击，亦未发生思想情操上的忧伤。白天黑夜较长时间的持续阅读却导致眼睛的近视，学校还为我配了副眼镜（入学后，学校给我甲等人助金，每月12.5元伙食费外还给3元零用，住宿、讲义全免费）。

1961年，大学毕业填报工作分配志愿，我填的是服从党的安排到祖国需要的地方，结果被分配到贵阳。我们云大、昆工和昆师数十名分配往各省的互不相识的男女同届毕业生，坐在一辆由两位师傅轮流驾驶的大客车内。上午出发，一路欢歌笑语，凌晨1时到达贵州省人事厅招待所食宿，大部分人次日继续前行驶往其他省份。

十来天后，我接到分派到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的通知前往报到。其时的师院历史系位于办公大楼右侧，与政教系、中文系同一幢楼。中文系在右，历史系在左下两层，政教系在历史系的上一层。系上安排我参加《贵州史》的编写，为张世德老师讲授“贵州史”做辅导，又任历史系教工团支部组织委员。次年，与项英杰先生各带一组毕业生到遵义做教学实习。项先生在遵义四中，我在遵义一中，为期两月。1963年我所写论文《仡佬族先民与古夜郎的关系》发表于该年《贵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1964年，被安排给政教系学生讲授“贵州史”。

1965年，师院党委为推行教改，特下文从各系抽调一两名青年教师组成赴毕节教师进修组，参加为期一年的教育实习，回来后作为推动师院进行教改的骨干，组长为地理系的何才华。历史系抽调我和孙月娥。我与物理系的杨昌达分配到毕节县（今毕节市）燕子口中学。

燕子口位于毕节县北部与川、滇两省相邻地带。学校在公路左下侧与区政府毗邻，为初级中学，共3个班级，以两层破旧的楼房作教室、宿舍及食堂，与其北端垂直相接的数间平房作办公用。以两栋房屋间约100平方米的土坪为操场，作学校集体活动用。操场上还留有一块高宽约2米的不规则的岩石。无围墙、无校门，教室旁为宽约1米的乱石路。

此间，我先后被评为毕节县“五好青年”“优秀团员”，并刊载于毕节县《共青团报》上。适逢中央号召举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毕节地区农科所创办起本地区半农半读中专1所，年底我被选调该校。通过一年燕中的教学与社会实践，亲自体验到城乡差距之大，边远山村农民之勤劳、质朴与艰辛，对知识文化之稀缺与渴望。年底得到调动通知后，很兴奋，认为这正是我报效人民的大好时机。为解除后顾之忧，于三日内将母亲的户籍一并迁往同行，决心扎根农村，并告知在昆明的爱人杨德芳望其一并来毕节，否则可选择离婚。

毕节农科所位于城外5公里之德沟。德沟是一四面环山的小盆地，有一条能通马车的乡道缓缓而上通达毕节城。有职工200余人，以试验田培育稻、麦新品种、新技术并加以推广为主旨。周边散落着村寨，牧科所、农校亦在其左近。

所长邵之道，副所长王宗祥、郑莲玉、赵清尘，科研干部约20名，其他为农业工人及后勤人员。王兼任校长。科研干部兼任教师，其中南光夑任班主任。我为专职教师，教语文，兼任团地委农科所支属职工支部宣传委员。20来名学生来自区内各县。我与家人的到来，颇受领导、干部、群众欢迎。所内既无广播，我亦未订报纸，也极少进城，处于闭塞状态，集中全力钻研教学备课。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和家人经历了很多波折，最后都坚持了下来。

1973年暑假期间，地革委调我至毕节三中教初中两个班的语文，安排住于校前坡上采石场与地区物资局宿舍相邻的宿舍一间（两进室）。当时，一家五口（三女儿出生在毕节铁匠街）靠我与德芳先后于一中、三中代课维生，生活困难。每天课余，我俩就近搬拣选剩的石头，将其敲如核桃大小的石块（称为“核桃石”）和碎石（称之为“瓜米石”），托人以马车运去工地作建筑材料，换点钱添补维持生活。时任省革委秘书长的老领导得知我的处境后，1976年10月发来公函将我调入第六砂轮厂子校任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的春天到来，我常在寒暑假自费到花溪、白云、乌当等郊区的苗族、布依族村寨调查。在花溪公社陈书记陪同下，曾在花溪大寨做过为期两天的实地考察，得知该处的仡佬族迁走后留下的仡佬坟、仡佬井等遗迹；在乌当调查时，参加布依族婚礼，并了解到苗族每年到贵阳参加“四月八”悼念活动时不吹芦笙的缘由；在白云区映山红公社搜集到苗族参加修建贵阳城的故事。此外，还撰写有关夜郎的论文数篇，在同事邱声凯、何让、李建哲等老师帮助下印制装订或与史继忠合撰投稿，刊发于《贵阳师范学院学报》，随之而得以应邀参加由省文化局局长田宾主持的3次有关夜郎的学术研讨会。

六砂子校首届毕业生于1979年参加高考即被录取6名，厂党委特要我带领几位科任老师暑假外出旅游以示奖励。我们沿江而下，登庐山、到扬州、至上海、游苏杭。有幸第一次饱览祖国壮丽秀美的大好河山，体验我国历史文化之悠久、丰茂，给我留下了生动、深刻的记忆。

返校后意外地收到中国社科院点名要我参加该院助理研究员考试。既意外，又兴奋，且着急。意外的是我以前并不知道社科院，更未想过报考；兴奋的是竟然单独招考我；着急的是通知早已到达，因我外出旅游，距考期仅剩3天时间，又不知考什么范围、看什么参考书。来到贵阳，我按指定地点找到省民委（当时，民委在省政府5号楼），由民研所的李福同、龙伯亚两位监考。他们说试卷是从北京空运来的。想不到10月即收到已被录取调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通知。

三、科研

最初几年，民研所领导安排给我的任务是参与编写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规划的“少数民族简史”任务中的《苗族简史》和《仡佬族简史》。为此，特到有仡佬族、苗族分布的省内各州县及湖南、湖北、云南、四川、广西、海南以至于北京门头沟等地走访、图书馆查阅资料、入村做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写就《苗族简史》第一章“族源与迁徙”及《仡佬族简史》部分内容。调查的同时，除以此两族为重点外，对相关的民族亦随机就地走访调查。既节省了时间与经费，又拓展了调查范围，更有利于对民族关系认识的拓展与提升。故而，于汉族、彝族、回族、侗族、水族、瑶族、壮族、傣族、景颇族、哈尼族、布朗族、纳西族、基诺族、羌族、藏族、土家族等民族的人物、群众及其历史文化均有一些接触及了解。一年一度的“六山六水调查”形成定制后，我个人的调查更纳入统一的调究范畴，得以持续参与践行。顾炎武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句成为我的座右铭，长期践行不辍。孔夫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作为自省与鞭策，更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自己一生努力勤奋的鞭策与目标。在民研所的前十年内，我沉浸于调查、读书、撰稿之中。

（注： 1983年于成都参加中国《山海经》学术研究会（二排右八）。）

从文献梳理和现实调查实践中，深深感到我国民族研究太复杂、太重要，对之始终抱以敬畏之心、浓烈之情，而不敢稍事满足、懈怠或呈现武断。20世纪80年代，我提出召开“民族支系研究”和“汉民族开发贵州的历史贡献”两个专题研讨会，均得到所长向零同志等领导的支持而顺利召开，反响强烈。

民研所新班子建立，余宏模任所长，陈国安和我任副所长，分管科研。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者交往较多，接待不少。我和陈提议乘接待之机，请知名的专家学者在所里做学术讲座，以拓展本所科研人员的知识领域，提升科研水平，弥补派出进修、培训力量之乏力与不足。

为迎接世界妇女大会在我国首都北京召开，所里组织了一次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的调查，后又邀请省内各少数民族妇女代表白令、蒙素芬等同志参加妇女问题研讨会。她们均做出激情、感人的发言。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由我写有“导论”的《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一书，带至北京参加“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会后返筑，即接民委电话，言郝鑫忠副主任找我谈话。郝言，党组决定任命我为民研所所长，我立即谢绝，表明经“十年动乱”，科研人员青黄不接，我要全力以赴投入搞科研。郝就党组的决定是在征求民研所在职及离退休职工、几位民族代表意见后形成的情况进行了说明，我只得应承。

在所党委及诸位副所长的关心、支持及全所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民研所的科研工作继续向前推进。《贵州省志·民族志》的编写、审核、出版，即是这一阶段具有标志性的集体科研成果。在作为省社科及文博系列职称评委成员参加历次相关职称评定时，我均本着秉公弃私的准则参加评定，做到问心无愧。

（注： 1986年于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参加《仡佬族简史》审稿会（前排左一）。）

（注： 1988年参观黄果树瀑布。）

我的理想和追求是学术界的群星灿烂而非一枝独秀或孤芳自赏。在同一时段内承担民盟贵州省委、民盟的民族研究支部、省政协、民研所、贵州民族学会、省苗学会、中国西南民族学会、中国民族学会等诸多机构及学术团体的工作。爱人杨德芳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在贵州民族学院（现贵州民族大学）历史系任教，每次上课均早出晚归，无暇操持家务，买菜、做饭常由我下班后承担。长期繁重的社会工作、繁杂的家务并未使我放弃或放松我的科研本职工作，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及夜间学习、思考与写作。除完成科研人员年度考核的科研任务外，《夜郎故地上的古汉族群落——屯堡文化》一书及《民族研究应与时俱进》等论文就是在这样的时日里断续写就的。快满“耳顺”之年时，我即向民委提交辞呈，未获批准。后又请副所长陈国安陪我去找分管的严天华副主任，当面强烈要求组织领导按政策规定让我辞去所长职务，直至63岁方获批准卸任。67岁时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批准我退休。时虽已秃顶，但身体犹可。民委纪检组长杨贞杰同志在所里宣布我退休的会上风趣地当众问我：“翁所长，你是怎么保养的？”我的回答挺简单：“淡泊个人名利！”

我的学术研究从贵州最古老而式微的仡佬族开始，继而着手贵州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苗族。以这两个民族为基础，旁及与之相关联的贵州其他民族。又因仡佬族、苗族散居于西南诸省与其他民族错杂而居，因而学术视野又向西南民族领域延伸。

秦汉以来，我国即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及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体系。这决定了对单一民族的研究不能孤立封闭地进行，须与我国通史、相关地方史相照应。

1995年在中国民族史学会银川年会上，我提出作为民族研究的专家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须有满腔的民族感情，但不能有丝毫的民族偏见”的看法得到不少与会者的赞同。科研即科学研究，其本意当为实事求是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若带有民族偏见去做民族调研，于对象的选择、资料的运用、结论的得出等方面都会偏离该民族历史文化的本真，给相关民族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客观上也有违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准则，是民族研究中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

四、退休

我之所以一再要求退休辞去行政职务，一是让年轻人能及时跟进，一是有更多的时间静下心来完成编写三部著作的心愿。然而事与愿违，退休已11年，不但没出一本，还一直未曾动笔，时间基本上被一些杂务耗尽。

民研所与师大生（物）地（理）学院联合招收民族地理方向的研究生，要我讲授“西南民族史”。五年后又叫我改上“西南民族文化史”，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原本商定只讲两三年即由中年人接替，结果拖至去年才兑现，整整连续上了十年，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来自省内外的学生。每届学生数目不一，少则2名，多则6名。无论学生多或少，于教学均抱以敬畏之情，坚持对学生尽“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上课常遇交通堵塞，冬季天寒地冻，无不早起，从未迟到，并将“德才兼备”的内容有机地融贯其中。我没学过教学法，在教学实践中，自己摸索到一些关于备课与讲课之间的关联与转换，即“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形象化，高深问题浅显化”，引导学生认真学、容易学、喜欢学。整整教了十届研究生，从无缺课者，无课堂上打瞌睡者。有时，其他专业学生还来听讲。去年安排我教的学生定额为3名，结果来听课、做笔记，甚至要求参加考察的学生却一直保持16名。我不嫌麻烦，不认为是增加负担，而是感到高兴。在社会上浮躁、功利之风弥漫的当今，学子们能如此埋头苦读，认真扎实地求知，其精神实在不易且可贵。

（注： 2001年走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左二）。）

（注： 2010年到六枝县岩脚进行石刻考察（左）。）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推荐我为省文史馆馆员。除参加馆内每月一次的政治学习外，热心接受馆里安排的一些学术活动，如参加“南明文化”的研究、“水东文化”的研究、“蚩尤文化”研究、给黔东南作史籍介绍等。省苗学会推荐我为第十六届世界人类学·苗学分论坛主席，在副主席张晓、秘书长麻勇斌及苗学会会长喻忠桂等的全力支持、协助下，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受省社科院及遵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邀请，分别为院历史所、民族文化所及市政协举办学习班，做“仡佬族文化特征”专题讲座；受黔东南州苗学会邀请，于丹寨进行“苗学研究”讲座。受聘为省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委员会咨询专家任内，得知原定于观山湖区并已破土动工的省博物馆新址又将被征拨做他用而拟移建于贵安新区后，即在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年会上提出，省博物馆应建设于省会城市，政府的规划不宜再行变更，引起主持会议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超云同志的关注，当即表示了解情况后与有关部门商量解决办法。受聘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专家，参与第一、二、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推荐，以及参与贵阳市第三、四批省级“非遗”名录的调研与推荐；受文化厅委托，连续4年给“海峡两岸高校联合赴黔调查队”在贵阳做“民族调查”专题讲座后，再下去开展调研。完成省民委主持的省长基金课题《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中的《贵州汉族迁徙史》《贵州苗族迁徙史》《贵州仡佬族迁徙史》，《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名片》中的《贵州苗族名片》以及《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史·绪论》；并应省民委安排，给省民委年轻干部做民族知识讲座；应民研所领导安排给全所科研人员做“民族调查”专题讲座；与杜玉庭等老同志一起出席中南民族大学年会时，应该校人类学民族学学院邀请做“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专题讲座。2011年中国民主同盟成立70周年之际，被民盟中央授予“先进个人”称号；同年参加贵州省文史馆专家学者讲学团赴台湾高校讲学。受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委托，给湖北省委统战部于遵义举办的学习班讲授“贵州民族文化”；受省志办邀请，参加第二轮地方志书的评审，相继参加了对《黔东南州民族志》《台江县民族志》《贵州省志·民族志》《贵州省志·审计志》《贵州省志·宗教志》《贵州省进出口检验检疫志》《贵州省志·海关志》《贵州省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评审，并参与《贵州省志·人物志》近现代部分人物志稿的撰写。

退休迄今，总在忙乱中过着，不觉已达11年。更没想到自己已步入八旬！儿时的苦难磨就我能吃苦耐劳的身躯，青年时代的熏陶与理想铸就我的意志与情操，能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无怨无悔地为国家、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奉献，而未虚度年华。

（注： 2015年在普安调研（左）。）

我深感安慰的是，爱人杨德芳，不仅与我同甘共苦度过了金婚之年，在极其艰难的岁月抚育3个孩子成长。改革开放以来，我数百万字的文章、论著都是她于1995年前后工作之余分别用手誊抄、用电脑录入完成交付。长女翁泽红（贵州省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儿子翁泽坤（贵州省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次女翁泽仁（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受父母影响皆从事教学或科研。他们各自勤奋地工作，从未给我带来压力与拖累。有着组织领导的关心、学界同仁的支持，长期在民族村寨调研过程中，各族乡亲父老的勤劳、质朴、善良、坚毅、和谐、敬老、爱幼、崇德、守信等品质，无不留给我深深的印象，涵化为我的精神滋养。这不仅助推着我所从事的教学与科研，更陶冶着我的生活与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