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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族古文字的使用范围
所属图书：《山水布依：布依族》 出版日期：2014-06-01

布依族古文字的使用范围

2009年，笔者到贞丰岩鱼村调查时，发现当地几位从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退休回老家的老同志用方块布依字来记录布依族民歌，编创布依语歌词。近年来，文化工作者在望谟布依族中搜集到一本用方块布依字书写的长篇叙事长诗《王玉莲》。而在册亨、安龙和兴义巴结一带流行布依戏的地区，也有艺人用方块布依字记录布依戏剧本。

《王玉莲》抄本

但总的看，布依族古文字，无论是哪一种类型，都主要用于宗教，各地发现的各类型布依族古文字典籍文献主要是卷帙浩繁的宗教典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布依族古文字是一种宗教文字。

古文字与宗教密切相关，这是古今中外很多民族都存在的现象。甲骨文是记录占卜的，纳西族的东巴文字、彝族的尔苏沙巴文字等，都是用于占卜或择吉的。古文字用于宗教，与宗教历史上曾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有关。

布依族古文字运用于宗教，形成了三类古籍文献。

最古老的一类当属传统择吉书。择吉书内容是有关选择吉祥时间和方位的，有占卜、预测的性质，巫的色彩很浓。而这类文字流行的壮、布依和水族都是古骆越人的后裔。古越人有“好巫”的习俗。《吴越春秋》、《太平御览》、《史记》、《越绝书》、《魏书》等汉文古籍中均有记载。比如《太平御览》就说：“吴越之境……好巫鬼，重淫祀。”《史记》也说秦汉各地越人“俗鬼”、“祠天神上帝百鬼”。虽然汉文古籍文献没有关于古越人使用何种文字的宗教典籍的记载，但壮族、布依族和水族中发现同一类型古文字宗教典籍，无疑是对古越人时期共同宗教文化的传承。

《王玉莲》抄本封面

布依族摩经抄本影印件

云南东川、巧家等地布依族流行的传统择吉书，其执掌者被称为“卡师”。“师”是汉语词，指“师傅”，是对从事择吉这一行当（相当于汉族的阴阳先生）的成年男性的尊称。“卡”在布依族摩教中，是“布摩”的别称，也写为“呷”[ka：p7]。直到今天，在册亨、望谟、罗甸等地，仍把布摩简称为“呷”。布依族摩经中常将“摩陆呷”与“报陆陀”对举，比如凡人们遇到什么不顺利的事情，就“去请教报陆陀，去问摩陆呷”。贞丰一带布摩在举行宗教仪式活动前，要先举行一个“安师”仪式，即把摩教历代祖师“请”到现场，保佑布摩和事主家在仪式活动中平安无事。“请师”祷词所“请”神灵就包括了“报陆陀”和“摩陆呷”。

大约从唐宋开始，布依族中一些掌握了汉字的布摩开始借楷化后的汉字作为记音符号，用来记录摩经。这个判断是已故侯绍庄先生根据布依族摩经中出现的“罗殿国”、“矩州”、“广南西路”等历史地名概念作出的。这与广西发现的古壮字碑刻时间吻合。

所谓摩经，是“摩教经典”的简称。摩教是布依族的传统宗教，是一种处于自然宗教与人为宗教过渡阶段的宗教形态，既具有自然宗教的诸多因素，又具有人为宗教的鲜明特征，可以说是一种准人为宗教。之所以被认定为是一种准人为宗教，除了有教祖、教义等要素外，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系统的经典。摩经经卷的名称与其相应的仪式有关，但形式上是以文学的形式呈现的。摩经的体裁是诗歌体，以五言为主，也有部分七言和杂言体。包括了神话、传说、故事、祷词、歌谣等文学类型。由于摩经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积淀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珍贵资料，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文献系统，对研究布依族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摩经经历了很长的口耳相传历史，虽然从唐代开始有人开始借汉字作为音符记录摩经，使摩经开始以纸质文本的形式呈现，但很多布摩由于没有掌握汉字，长期依赖记忆，一直靠口耳相传。2013年8月中旬，笔者到长顺一些地区开展摩经调查，发现鼓羊、敦操等地布摩除了少部分经文用方块布依古文字记录外，多数经文仍装在布摩心里，靠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不过，从总的情况看，随着汉文化教育在布依族中的推行和普及，懂汉语识汉字的布依族布摩越来越多，用方块布依古文字记录经文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

布依族摩经到底有多少部（卷）？至少到目前谁也不清楚。已内部或公开出版的各地摩经数量多寡不一。如《古谢经》（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收录的经文共8卷，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65集中花溪把火寨摩经共12卷，《民间文学资料》64集中贞丰者相一带《丧葬歌》共5卷。1986年7月至10月，笔者为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到贵州省荔波、平塘、望谟、罗甸、册亨、贞丰以及云南省罗平等地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有关摩教特别是丧葬仪式的资料，重点记录了贞丰、望谟等地的《殡亡经》。各地经文的卷数也是不同的，有的相差甚至较大。例如，罗甸的《殡亡经》有《转粑槽经》等7卷，望谟的《殡亡经》有《绕棺经》等4卷，云南省罗平县多衣村的《殡亡经》有《梳头经》等11卷，贞丰县北盘江镇岜浩村的《殡亡经》最多，计15卷。

布依族择吉书抄本影印件

傩书主要流行于贵州荔波县一带。布依族的傩其实也属于摩文化的范畴，比如相信花婆送子，相信通过举行“做桥”仪式就能得子，都是各地布依族的共同信仰。但荔波一带布依族在举行求子仪式时，表演的特征更浓（需戴面具表演，部分表演娱人成分更重）。因此，傩书实际上也属于摩经。但由于荔波傩仪式活动规模比较大，经文多，为了与主要用于丧葬和其他仪式的经文区别，这里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称为傩书。

荔波一带的傩书包括了祧祭（或称做桥）仪式和其他祭祀仪式所用经文以及择吉、占卜类的书，祧祭仪式用的经书主要有《开坛歌》、《请神歌》、《唱诸神》、《献茶献酒歌》、《送花歌》、《古老歌》、《十二花王歌》、《撤坛歌》、《古摩古改歌》等，其他祭祀仪式和择吉、占卜类用书则有《献酒备用》、《解书神庙》、《接魂大全》、《关煞向书注解》、《掌诀》、《修桥补路》等。

布依族古文字典籍文献摩经、傩书、择吉书卷帙浩繁，是布依族的“百科全书”似的珍贵文献，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首先，具有宗教研究价值。布依族古文字典籍文献主要为宗教方面的内容，这为研究布依族的宗教提供了丰富资料。过去人们都认为（直到现在也还有人这么认为）布依族信仰多神，属自然宗教。但布依族古文字典籍文献表明，布依族宗教信仰虽然有着浓厚的自然宗教色彩，但已具有准人为宗教性质和特征。自然宗教的“经”都是比较简单的。布依族摩经数量多，又系统，而且各地经文大同小异，确实是令人惊奇。这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值得民族学、人类学和宗教学者认真地去加以研究。而摩经中反映出的有关布依族摩教的一系列观念、教义、鬼神系统、对彼岸世界的描绘等等，更是研究布依族宗教的珍贵资料。根据摩经、摩教礼仪和布摩的信仰等各方面，可以充分认识到布依族摩教虽包含有诸多自然宗教的因素和成分，但它已发展到准人为宗教的阶段，是一种以原始宗教为基本材料的、由多神教向一神教过渡的宗教形态。再如，图腾崇拜作为一种较早产生的信仰崇拜形式，在布依族现实生活中早已消失，但我们却可以从经文《安王与祖王》中找到布依族先民信仰鱼（龙）图腾的痕迹。

布依族择吉书抄本影印件

其次，布依族古文字典籍文献是研究布依族历史文化乃至古骆越和中国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摩经汇集了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生活资料，虽然没有标明具体的时间，但结合民族学、民俗学、出土文物、汉文文献等资料，可以将摩经中的历史文化“碎片”还原，让人们得以了解布依族古代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比如，生产方面，采集、渔猎、农耕、手工业等有着充分的反映。对农耕的记述中，可看到布依族悠久的农耕历史。社会方面，摩经反映了古代布依族社会以王为最高统治者，以“光”[kua：ŋ1]、“囊”[na：ŋ2]为社会上层，以普通百姓为基层，以“外”[woi5]为最下层的社会分层情况。《安王与祖王》反映了布依族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的历史文化面貌以及奴隶制的一些痕迹，并反映了父系国家王位长子继承制，《射日·洪水》曲折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反抗上层统治者的斗争。居住方面，摩经记述了布依族民居的发展演变情况：先民从穴居野处到发明简陋房屋，后来发展到木结构房屋。纺织和服饰方面，摩经反映了从粗陋到精细的编织发展演变情况，反映了布依族古老服饰为裙装。婚姻方面，可以了解到布依族曾经历了对偶婚阶段，了解到布依族古老的婚姻礼俗。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与水书、广西平果县发掘的感桑石刻文字明显属于同一种文字类型，应是古骆越文字的遗存。

其三，布依族古文字典籍文献具有重要的文学艺术价值。摩经、傩书是韵文体，很多作品或段落无论从押韵还是艺术性来衡量，都是堪称典范的布依族诗歌。从文学类型学来看，从摩经、傩书中可以区分出若干文学类型，如古史歌、神话传说、故事、叙事长诗、情歌、猜歌（谜语歌）等等。一些长篇叙事作品，如著名的古史歌《安王与祖王》以及爱情叙事诗《范龙》等，都具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描写。抒情性作品感情真挚，表达婉转，风格清新，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摩经、傩书中的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学，介乎世俗文学和宗教文学、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文学类型，不仅对研究布依族文学，而且对研究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和宗教艺术，都具有重要价值。

其四，布依族古文字典籍文献对研究布依族哲学、伦理道德观念等也具有重要价值。例如，摩经对宇宙万物产生和发展演变的解释，就反映了布依族先民的一种哲学思想，虽然有很大的唯心成分，但也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进化发展观的光芒。伦理道德方面，布依族社会中尊老爱幼、孝敬父母长辈、团结互助、邻里相帮、诚实、善良以及不偷、不抢、不赌等伦理道德规范，在摩经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布依族择吉书抄本影印件

布依族择吉书抄本影印件

此外，布依族古文字典籍文献对研究布依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以及文化交流情况也具有重要价值。从摩经中具有的汉（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可以看出布依族文化是一个开放系统，布依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养分的民族。

山水布依：布依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