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清如玉 诗书贵双馨
王思明简介
王思明,男,布依族,1932年6月生,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
曾任县委书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常务副州长、秘书长,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部长,五、六届中共贵州省委委员,贵州省政协七、八届常务副主席。并曾任七全国政协委员、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十三大代表、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现任贵州省布依学会会长、贵州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贵州诗词学会顾问。平生喜爱诗歌、摄影和书法艺木,时有书法作品和诗歌发表,著有《民族颂歌》《高歌颂贵州》,主编书画作品多集。
王思明身材壮实,圆首浓眉。年已八十有余,仍思维敏捷,精气神四溢,活力无限。
王思明既有长者之威,又有文人之雅。好读书,尤喜政类、史类;好诗歌,好书法,楷、行如行云流水。善交朋友,工农商学兵不避亲疏,好结交文人雅士,朋友们赞他:“既为师长,又为知音。”一个慈祥而有礼的长者,充满儒雅风度。
少小离家,十七岁投身革命,1950年3月考入贵州省革命干部学校贵阳分校第一期民族班。他曾赋诗云:“幼儿发蒙进家门,少年苦读进校门。青壮求进革命门,江河陶冶育新人。”以这样淳朴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执谦让以豁达,率真而有为。立足于时代,服务于人民,开始了他一生的革命生涯。
50年代,王思明与惠水各族人民同舟共济,经历了清匪反霸、土地革命、“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历程。在惠水工作了22年,从基层逐步成长,23岁时代成为中共惠水县委年轻的县委书记。
70年代中期,王思明被造反派从“牛棚”中“解放”出来,他仍然无怨无悔,雄心不已。担任惠水雅水区四千余人修水库队伍的指挥长,苦干、学习,变外行为内行。尔后,任黔南自治州水电局局长。
80年代,王思明焕发革命青春,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投身到“拨乱反正”,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把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大任务轨道上来,为继续发扬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优良传统,开创新的工作局面而努力工作。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部长。
1982年3月至1985年6月在组织部任职的三年多时间里,王思明分管党的组织工作。遵照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迟必卿的指示:“文革后省属机关部门进行全面整党,对党员进行教育和党员重新登记。”他认真、严肃、细致地工作。
1984年4月14日,省委常委办公会纪要(84)9号文件,决定增加李冀峰为指导小组副组长,罗尚才、刘汉桢、王思明为指导小组成员,王思明兼任省委整党办公室主任。在省委书记迟必卿及省委整党领导小组组长苏钢直接领导下先后开展三年的整党工作。对省级各机关部门党组织,按迟必卿书记的指示,进行鉴定,对大多数新老党员进行登记。对少数在“文革”中犯错误的同志,通过教育、自我总结教训,分清是非,给予登记。对极少数党员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经过核查后,给予适当的处分和处理,纯洁了党的组织。通过整党,使党组织重新在各个领域工作中起到了核心保证作用。
王思明
90年代,在邓小平同志“努力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的指示鼓舞下,他为结合我省政协工作不断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充分显示爱国统一战线旺盛生命力。王思明任政协贵州省委员会秘书长、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王思明是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培养的,从基层逐步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布依族代表人物。他坚信马列主义信仰,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工作中做出了许多成绩。因此,1958年5月1日参加并出席全国五一节民族参观团到北京观礼,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史称的“七千人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接见和鼓励。新时期也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李瑞环、温家宝的接见和勉励。
“数十年来播政声”,王思明不愧为是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
坚信真理 不移如山
王思明生性活泼,担大事有主见,不随风,敢负责;闻明政有疵必加详驳;见政务不当,直抒胸臆;笃信自守,不移如山。我曾经有幸地聆听王思明讲过他一生中,大事不糊涂的几件事。那天阳光灿烂,讲到动情处,他平时充满慈祥笑容的脸立刻变得严肃凝重。1966年至1970年9月,被“造反派”批斗关押于“牛棚”的王思明,五年中被抄家两次,搬家两次,接受数不清的挂牌、批斗、游街示众、罚跪、被打。关进惠水县七里冲茅房牛棚,与一位副县长两人管理一头水牛、一头黄牛,两年间,牛就生了四头小牛,他学会了给牛接生的技术,成了牛的接生婆。被“解放”并任命为修建惠水水头水库的指挥长,他不计批斗他的前嫌,不计较个人得失,毫无犹豫担当重任。在工作中深入工地同民工们同吃、同住,几上贵阳请来了省水利厅工程师李家平等水利专家现场指导工作,完善施工方案。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遭到“造反派”和不明事理的人的反对,污蔑攻击他重用“臭老九”,用“反动学术权威”来压制贫下中农的“聪明才智”。这是一顶不小的“帽子”,但他毫不退缩,不害怕重新进“牛棚”。他据理力争,以理服人,最终排除干扰,使得施工依照计划得以完成。那个年代粮、油、副食品紧缺,为了改善生活,工地上采取自力更生办法,动员食堂在搞好生活服务的同时修建猪圈养猪。一次过节杀猪,每人平分10斤,他将他的份额给了李家平专家。有的人看见李得了20斤,就有意见,四处散布说:“李家平肩不挑,手不提,为啥要分双份给他?”王思明出来发话:“是我请他来工地协助工作的,我愿把我应得的份额给他。有啥意见?”今天看来是一件小事,但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做这件事是要有勇气的。体现了他不随大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难能可贵的。经过4000多名民工、技术人员两年的努力奋斗,终于使水头水库蓄水近千万方库容的大坝保质保量安全完工。为雅水区三个乡两万余亩农田得到有效灌溉,起到了有力的保障。
1972年6月,黔南州委决定调王思明到三都水族自治县任革委任副主任,后又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工作。在三都县第一年全力救灾,从外地调入粮食解决农村受灾群众的生活困难和发展生产。第二年修建县城自来水供水设施。那时三都县城是黔南州12个县、市中唯一一个没有自来水的县城,看到当地老百姓吃水困难,他十分着急。为尽快解决吃水问题,他调用了500米贮备水管修建自来水管道,但这批水管属于农用物资,不能随便动用。1974年4月,当时省长李立、州委书记李志奇接到群众的举报信说:“王思明乱动用农用物资(铁管)。”不久,上级派人调查此事,他的一个老同学向他透露了可能要受处分的事,要他做好准备。王思明对老同学说:“如果给老百姓办实事也算犯错误,那我宁愿回家种地。”那年他刚40岁。当调查此事的省、州干部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也对他的行为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只要求王思明在规定的期限里将水管归还。
王思明经历过“文革”时期的“批斗”,被关进“牛棚”所受到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是难以述说的。但是“解放“之后,他依然是那样温良、淳朴,那个时代的风雨在他的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就是“淡泊明志”在他身上的体现。一谈到党的优良作风,本人革命经历等等,他就喜形于色,眉飞色舞,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喜形于色。这更加重了同志们对他的敬意,被他一生充满着淡泊宁静的精神而感动。
另一件事是毛主席义释布依族双枪神奇女程莲珍,使她重获新生,三十余年后风波之争。
程莲珍(1921~1998),生于贵州省黔南自治州长顺县一个普通的布依族农民家庭,后嫁给本县地主陈家大少爷陈正明为妻,人们称她为陈大嫂。陈正明暴病身亡之后,程莲珍为保卫家产,带领家丁骑马打枪拉起队伍,走上了一条与一般少数民族妇女不同的道路。解放初期,程莲珍被自称为“贵州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曹绍华欺骗胁迫,成了大西南少有的女匪首,随同国民党残部攻城掠地,攻打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罪恶不小。在剿匪战斗中,她多次突围脱逃,传说她神乎其神。1953年2月程莲珍被抓获,对这样的匪首如何处理,惊动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用《三国演义》诸葛亮“七擒七纵”义释孟获的例子,说服相关领导释放了程莲珍,使双枪布依女重获新生。释放后,程莲珍多次深入匪穴,挨家挨户做匪属工作,动员散匪放下武器,投靠政府,使得多般土匪下山投诚。她戴罪立功的行为得到人民政府的肯定,从此走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从1960年起她以其特殊的身份,历任惠水县政协委员、政协常委,并多次提出议案议事参政。1998年77岁时病逝,结束了她众所瞩目的传奇人生。
王思明曾经讲述过:陈大嫂在他的脑海里,有几个时期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的家乡孟关,就有这样的现象,哪家娃儿啼哭不住时,大人往往会这样吓唬孩子:“陈大嫂来了!还不住声!”孩子听后,意识到再哭会给大人和自己带来大祸,于是很快就止住了哭声。“三年困难”时期,程莲珍的生活状况很差,当时王思明在惠水县委工作,省委统战部部长惠世如为了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工作,曾几次到惠水县看望过程莲珍,希望县委对程莲珍和她的女儿在生活上给予关怀。然而,这样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在“文革”中被列为罪状追究,省里的“造反派”对惠世如进行批判,县里的“造反派”也把罪状强加到王思明头上,列入十大“罪状”之一。
王思明说:程莲珍是毛主席批准释放的布依族女匪首,是我们党的统战对象,她的生存状态不好,我们应该关心,这没有错。她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存下来,并像普通百姓一样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这就是党的政策的体现。通过这一事例,让人们去深刻学习、领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民族政策。
王思明在省委统战部担任领导期间,还积极支持作家撰写程莲珍的纪实文学,支持影视制作单位以程莲珍的经历为故事线索拍摄电影、电视剧,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
1987年9月,我省布依族作家王廷珍决定撰写程莲珍的纪实文学,王思明非常支持并陪同前往惠水釆访程莲珍,帮助寻找健在的老同志,了解当年剿匪活捉程莲珍的经过,并收集相关历史资料,提供给王廷珍作创作参考。后来,王廷珍除与县有关领导座谈外,还专门访问了省军区和贵定分区地方政府当年负责剿匪的有关领导王乐亭、薛光、杨德政、江源、刘锐之、杨靖洲、陈永康等。
1989年1月,王廷珍完成讲述程莲珍身世经历的纪实文学,文稿送给省文联主席蹇先艾后得到肯定,《贵州党史通讯》首先刊登该作品并引起读者关注。1989年9月,四川文学刊物《处女地》以《毛泽东片言释匪首》为题发表该作品,随后《贵阳晚报》副刊、辽宁《文学大观》、吉林日报《东南西北》副刊以及四川《文摘周刊》《晚霞》等七种报刊先后刊登或转载,一时间,该篇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阅读潮。后来,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影视部、总政歌剧团电视部、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四川电视台、贵州电视台等十余家影视制作单位与王廷珍联系,希望将该作品搬上银屏。
正在此时,不同看法和反对意见出来了。有的老同志劝告、质问王思明,有的到《贵州党史通讯》质问编辑负责人,说什么“你们宣传土匪”等等。面对这些强烈的反应,王思明认真听取意见并提醒作者和影视制作单位,严把“政治把关”。最后,在各级政府及领导的支持下,由总政歌剧团电视剧部拍摄的《蒙阿莎传奇》、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布依女》两部电视剧,先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不少同志在看过电视剧之后才明白,电视剧并不是宣传土匪和匪首,而是通过程莲珍的传奇故事,反映反动派使一个普通少数民族妇女沦为匪首,是共产党解放军化敌为友,将一名女匪首转变成新人,生动地宣传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
这一件事的处理过程,体现了王思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态度和水平。
还有另一件事是1999年1月18日上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在贵州视察工作时,在冠州宾馆召开驻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征求意见座谈会。会上,王思明反映揭发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支持商人强占贵阳青云路中间繁华地段修建“金色大世界”大楼。他说大楼不是“金色”楼,是横行霸道楼,是“鸡窝楼”,“是贵州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霸道现象”!他还说,“在场的人敢在公路中间建这样的楼吗?敢于这样霸道吗?”要求中央派员调查处理。刘方仁从中央开会回来之后,在一次省纪委会议上,针对王思明及部分同志的揭发,表面痛哭流涕假装“检讨”,实则“作秀”狡辩。随后刘方仁进行打击报复,取消了王思明任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的安排。但是,面对打击报复,王思明毫不惧怕,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如今,刘方仁之流已被人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孰是孰非已经昭然天下。写到这里,我想到《论语》里的两句话:“胁肩谄笑,病于夏畦。”王思明也常说:“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时一事来评量人世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入庸俗。”从这件事上反映了“公生明,廉生威”这一真理,表明王思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做人原则。刘方仁被绳之以法后,有人谓思明有勇气、敢说话,他总笑而不语,像这样坚持真理之事还有许多。他坚信正如陈毅同志所说:“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笔者感慨之余而得诗:履霜跳冰志未穷,扫却扬尘非媚骨。老子一生无憾事,心在高峰旭日红。
纵横归一统 使命凝精诚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在王思明的革命生涯中,有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1995年7月至1999年6日担任省委统战部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时期,为巩固和扩大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新时期,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参大政、议大事、办实事、求实效,寓监督于协商之中,切实加强民主监督。在更新观念,适应形式、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王思明有宽厚的胸怀和宽宏的民主风度。知人为善,宽厚待人;与党外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善于交朋友、知人、知心、知音这类佳话,在我省统战系统流传很广,令人景仰。
上任后,他积极组织开展包括党外人士参加的贵州省统一战线理研讨会,广泛开展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各类理论的研究工作。创办了《贵州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贵州统一战线通讯》等刊物,抓好理论与舆论宣传工作。
他还鼓励统战系统部门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加强对外、对台联系,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激发海外亲朋好友的爱国热忱,为全省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服务。支持有关党外人士在香港成立“贵州旅港同乡会”、“海外联谊会”,鼓励兴办侨属企业、台商企业,以此开展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工作。由于对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的精神实质,党的统战工作理论和现实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索,使党的统战工作,出现了敢说真话、敢用真情、在关键时刻敢为党外人士说公道话、敢于反映实情的大好局面。在工作中不断克服“左”的影响,使党的统一战线法宝发挥了更大的威力。
1986年11月,五省(区)六方智力支边扶贫联系会在我省召开;1987年10月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在贵阳召开八省(区)智力扶贫座谈会;1989年4月28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实验区发展规划论证会;1990年3月,国务院、国家科委和有关民主党派中央确定黔西南州为“星火计划、科技扶贫”实验区,并组织考察组到黔西南州进行考察、召开可行性论证会,加大北京对2个项目通过高层论证,实施近期项目。以上这些论证会王思明都积极参与。1991年初王思明赴北京向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汇报黔西南州组织实施“星火计划、科技扶贫”项目的情况。中央统治部副部长成绍芬、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李赣骝、徐采栋、万国权等听取煤炭报告会,随后使毕节地区的赫章县争取到上亿资金,启动农业基础设施数十个;民革中央为纳雍县发展火电做出积极的贡献。20年来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扶贫办和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等有关领导40多人,以及省内外参加智力支边工作的人数达五万多人次,共为贵州争取到各类项目数百个,资金逾百亿元。王思明为我省的智力支边、扶贫开发、经济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王思明对文革后一些属于统战政策遗留的老大难问题,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使其得到了圆满落实、解决,党的统一战线逐步形成了新的局面。为恢复黔灵山弘福寺,在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均有疑义的情况下,王思明按照党的宗教政策,1986年6月24日,由省委统战部、省宗教局联合向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写报告,要求恢复建设黔灵山弘福寺。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对报告十分重视,作了认真研究,并请示中央,听取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扑初的意见,最后同意恢复并拨款20万元作寺庙修复费用。1987年6月1日,省委统战部和省宗教局从遵义湘山寺将慧海法师请来主持寺庙管理工作,使黔灵山弘福寺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南名寺。
除上文所讲的,被毛泽东解放初期义释的“女孟获”程莲珍,在放下武器,不以人民为敌的同时,获得自由新生。从50年代中期开始,王思明从党的统一战线、民族政策出发,团结、改造、帮助她,政府为她安排自食其力的工作,后来她当上惠水县政协常委。尤其是“拨乱反正”以后,王思明仍然多次造访于她,关心她老年以后的起居生活。协助有关人员以及中央电视台,将程莲珍的经历编写成电视剧,体现了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说明王思明是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执行者。1996年,经他多次呼吁,多方协调通过政府拨款群众支持,在独山县为西南大儒布依族莫友之先生修建了“影山草堂纪念馆”。1998年8月他亲自号召,发动群众捐款由省布依学会组织实施,为清朝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反抗封建王朝民族压迫,组织领导布依族和苗、汉人民等举行“南笼起义”的布依少女王囊仙,在安龙县荷花池塑立了雄伟、高大的铜像。他还呼吁为革命烈士莫凤楼补发烈士证书、修建烈士陵园、落实国民党起义将领的房地产政策等等,并开展一系列工作,使之得到解决。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善党与非党合作共事关系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王思明在天安门前留影
文章千古事 德艺贵双馨
蹇先艾题诗赞誉王思明“无暇人品清于玉,不俗诗文读似仙。”出于蹇老笔下精练而隽永的评论,一誉他的人品,二赞他的诗品,恰如其分的概括了王王思明“德艺双馨”的品格。王思明一生爱诗、爱字、爱朋友。刘大杰教授曾分析人物与居所的关系时说,人物性格与其居住的环境是非常协调的。当进入王思明家时,竟有这种强烈的感觉。他生性温厚儒雅,衣着整洁大方,举止超凡脱俗,与他的个性相协调,他的家干净整洁,书房朴素雅致,俨然就是一个琳琅满目书的世界。他的书房实际上由他的午休室和书房共同构成,四壁书橱文史研究文集、书法碑帖、朋友的赠书、经典著作、工具书等等,整齐地放置其间。有的书实在放不下了,只好另放在楼下用一间储藏室改建的另一书房里。
一幅他自己书写的“清谈误国、实干兴邦”行书条幅,悬持在客厅里。字体雄壮,笔力稳健,笔意活泼。也体现了他务实的工作作风。贵州省著名历史学家陈福桐老先生自拟书赠的七律条幅悬挂在客厅中央。
陈老这副条幅,行楷书就,略带少量行笔。严密中潇洒,既中规中矩,又不受束缚,笔健意活泼。既是对王思明一生评价,又为客厅增辉不少,王思明对它特别喜爱。
对书法的爱好,使王思明数十年来善于学习,勤于苦练,贵质,取神,汲取书法界大家的精华,使自己的书法而自成一体。今天人们提起王思明的书法,会称道他的天赋。和他的才华一样,他的勤奋同样是很多人所未能及的。无论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他都没有停止过探索,依然会给自己确定新的目标去研究、去创作。1954年他在惠水县政府秘书室作文印员时,为了刻好钢板字,还抽出时间读上海誊印函授部三年而得于毕业。就是在“文革”被批斗时,也利用写大字报“检查”自己“罪行”的机会,练习写好大、小毛笔字。1982年调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时,不管政务、社会活动多么繁重,1987年他依然抽三年时间读安徽书画院函授书法专业而获毕业。
在几十年的书法创作中,王思明牢记“学书首当明书理,否则极易造成对书法的曲解,这也是当代一些书法家达到一定高度后止步不前的症结所在”。朱和羹《临池心解》云:“学书须明源流,次谙法度,次明传习之异同。源流者,书有十体、六体、五体之类,以及其所自始也。”数十年来王思明并没有停留在他擅长的行书上。他以行书为基点,继而对整个书史脉络进行梳理,顺流而下,到唐、宋、明、清名家书法处寻求借鉴。然后再溯流而上,继承、破解、重建,故在书法创作中能左右逢源,调动一切表现手法,诸如中、侧、逆、铺、裹、绞、转、顿、挫、提、按等手法归其所用。如此,也为其书法作品增添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而且,因为它具有笔法的丰富性,所以生发的结体自然天真、欹正相生,同时又会因个人审美及书写情趣的变化而表现出静穆、跌宕、秀媚、拙朴等更深层次的审美内涵。
书法也可以理解为其人的全息映射形式之一,亦所谓“书如其人”也。数十年来,王思明不为书坛走马灯式的所谓风尚所动,认准自己的方向,完善自己的体系,在其笃定不移的方向上,汲古不厌其深,纳新不厌其多。日积月储,渐臻彼岸。因此,他的书法作品多次荣获有关省市,有关部门组织的书法大奖赛奖项。例如,书法作品“仁者寿山河”入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国书函作品收藏宝典》,“风正一帆悬”入选中国国际广播社出版的《中国美术书法界名人名作博览》,“龙”字入选由刘海粟主编,今日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书法家辞典》。书法作品,“一帆风正”荣获中国·江苏1995年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5周年海内外书画大奖赛”银奖。尤其是2005年11月26日由毛岸青、邵华、毛新宇同志联名写信给王思明,恳请他为《纪念亲爱的父亲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书画集,写毛主席的题词“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书法作品一幅。王思明怀着对毛主席无限深情和感激之情,欣然命笔抒写。该作品入选,并荣获由毛岸青、邵华、毛新宇联合签字盖章的精美收藏证书和邵华摄影艺术作品一幅。
书法大家对其书写作品评价为“书作劲健,流畅”。
王思明曾主编《西部党政军干部书画作品选》《百名将军部长书画作品选》《贵州老年书画选》等书画藏书。
由于书法上的选诣与成就,王思明曾被推选为贵州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
王思明擅作和五言、七律诗。从50年代就开始写诗。同样,今天人们提起王思明的诗,会称道他的灵感、天赋。和他的才华一样,他的勤奋同样是很多人所未能及的。无论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他都没有停止过探索。他拟作诗从小学、中学就已开始,1950年他所作的诗《三门颂》就可见其功底。他今天的诗成就,说明了他数十年矢志不渝的品质,是由一点一滴的平凡铸造而成就的。“诗品即人品”,他的诗词清新明快,充满着激情。诗词内涵,体现了他做人的淳朴,坦荡诚恳;体现了他勤于学习、善于探索、敢于开拓、勤勤恳恳为党为民服务的精神。另一方面,词里诗间流溢着对山川河流、风土人情、亲缘情意、世态时政等方面嵌珠点翠的韵味;对乡情、友情、亲情理解的渴望;对理想、希望、自律的不断追求;敢于鞭挞歪风邪气和坚持真理的勇气。读他的诗,可以看出其中内涵的写作原则,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张、不歪曲、不拾人牙慧。他仿佛引导人们走在山阴道上。同样,由于良好的修养,雅与俗的广泛兴趣,使他的诗作特别的摇曳多彩。他创作的,由赵朴初题写书名,蹇先艾、冯济泉、陈福桐作三序,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族颂歌》诗词集,得予充分的佐证。
难能可贵的是,晚年来王思明思想奇崛峻拔,不肯落入凡庸,潜心研究贵州史志、民族志、贵州资源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广览群书,广采众议,以翔实的忠实,多方佐证、考辨真伪。把诗词的主入方向、创作形式转向了“以诗证史”的创作道路之上。五年来用诗词去抒写去表现贵州历史的沿革,民族的风俗人情、节日文化,贵州资源的开发与运用等等。整理、修正、编纂出版了开贵州省诗界“以诗证史”的先河的诗词集《高歌颂贵州》计400余首。
王思明晚年更喜作诗,凡旅游、节假日、参观访问、兴致所至,必有诗出。凡有老同志、老朋友寿辰、思明必挥毫著诗,作词祝贺!
王思明的作品,如他乐观豁达,谦和平易一样。正如他常说的那样,“平易才能近人,近人才能感人”。因此,他的诗词不以僻典炫奇。书法不以怪异悦人,观画不求野俗取胜,三者的风格是如此和谐统一。真是诗如其人,书如其人。
“天地存大化,诗人得其真”。说王思明厚积薄发,绝非溢美之词。扎实的基础和自身努力,令周围一些才高八斗的朋友也为之佩服。因此,他曾被评聘为黔风诗社名誉会长、贵州省诗词研究会顾问。
亲情、友情,情情是真
王思明十分尊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重亲情、友情、民族情、善情。一切都发自肺腑,一切都表现在行动上。一位哲人说过: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一件小事足以体现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由于这种思想的张力,这种浸骨入髓的亲情、友情、民族情、善情使他持有与常人大异的厚度和强度,这种感情使他生命中的精神世界呈现出许多流光溢彩。
1985年春节回老家欢度春节,兄嫂、侄子、孙子阖家欢聚。那种“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情感,在思明的胸中激荡奔腾,夜不能寐,他欣然命笔写下《阖家欢节》:“新岁迎来乙丑年,阖家欢聚又团圆。老少歌颂政策好,一怀美酒醉半年。”这种享天伦之悦,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他盼望很久很久的。工作之余他对家乡的思念、对老一辈人的思念,用诗词给予寄托。
1980年12月作《卜算子·答么公》写道:“祖孙久分离,音讯愧未报。人生事业有曲折,革命作先导,感祖具诚心。今日孙儿到,愿尽余力耳顺时,他载无人笑。”多么情真意切,令人欣佩。
晚年之后,他把亲情思想倾注在家乡人的环境建设之上。家乡引水修路,学校修建,他慷慨解囊,四方奔走寻求捐助,倾注了大量心血。2006年8月,故乡孟关布依西寨举办“中国·花溪布依族‘乃廒’(稻花)节”,从筹备、组织到歌节开幕他一一过问、筹划,并捐款万余元,鼎力相助,使歌节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修建花溪至孟关公路,他多次献计出力。1999年他参加驻黔全国人大代表对该地的视察活动和座谈会时,他提出修建花孟公路,可以形成花溪—孟关—小碧—小河经济开发区的产业带,可促进贵阳5个乡镇19万余人的经济发展,确保花溪河区,青岩古镇保护性建设,真正把花溪建成黔中明珠。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代表们的认同,得到时任省、市领导王三运、庹文升、孙国强、赵家兴等的支持。政府投资2000多万元,经过两年的修建,修通了花孟水泥硬化公路8公里。长顺县改窑镇猛波村与外坝村是一偏僻民族村寨,寨里少数民族多次要求解决交通困难问题。1998年他闻听后,多次向省、长顺县交通部门反映,取得省、长顺县交通局的支持,拨给经费20万元,经过两年的努力,基本修通了两村公路,解决运输化肥、运输农副产品的困难。为了解决农村人畜饮水问题,王思明心怀农民,出主意,想办法多方反映协调;1998年向省改水办反映惠水县王佑镇饮水难的问题,使其拨款5万元,修复了自来水。1999年同样向省改水办反映布依族聚居的惠水县长安乡人民吃水要靠肩挑马驮饮水难的情况,省改水办拨款9万元,解决了吃水问题。惠水县鸭戎乡是苗族聚居的山区,祖祖辈辈吃水贵如油。王思明实地考察后,亲自向省改水办反映,使之拨款5万元,农民出工出力打井取水。看到苗族人民解决了吃水问题,他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紫云县是一个喀斯特地貌的国家级贫困县,有的地方农民吃水都靠“望天水”解决,王思明得知这情况后,立即向安顺市水电局求援,拨款13万元,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完成了紫云县牛角井自来水工程。这类利国利民之举,数不胜数。他常常说:他一生中工作过22年的惠水县,是他的第二故乡;与他朝夕相处22年的惠水各族人民,也确实把他当作惠水的儿子,对他关心敬爱有加。这种双方都割舍不断的情谊日益浓烈。他在惠水工作期间,几乎走遍了惠水的山山水水,上苗寨、访瑶乡、进布依寨访贫问苦,蹲点“野马三槽”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犹如一家人,把青春奉献给了这片热土。以至老农曾赋诗《山民一片心——民酿美酒送思明》赞他,诗云:“莫笑农家腊酒浑,黑糯金樱混合蒸。色差味淡因庸技,也是山民一片心。”离开惠水之后仍然没有忘记那里的人民,为惠水各项建设献计献策。1998年,惠水要与旅居台湾惠水籍人士联合建立“台惠中学”,他认为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竭力支持,除个人捐款之外,还找有关部门寻求资金支持,使得学校在预期的时间内得以成立,搭建起了惠水人民与台湾人民心灵相通的桥梁。
辉油寨是布依经典民歌《好花红》的故乡,也是20世纪50年代中共惠水县委开展“五大任务”合作化试点,人民群众为党和政府的工作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多年来王思明很关心它的发展尤其希望惠水能更好地打造好《好花红》这块品牌,让它为惠水的发展起更多更大的作用。
他曾于1999年10月为辉岩村修建的寨门亲笔题写“惠水辉岩布依好花红村”名称。他曾带着省有关部门同志五次亲临辉岩寨,2003年向黔南州水电局亲自反映情况,使其下拨资金9万元,解决了寨民饮水问题。2005年11月,亲自写信给惠水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就中央“十一五规划”精神,提出对辉岩寨发展规划的建议,得到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并开始实施行动。2006年5月,他请省里有关专家学者,并亲自陪同到辉岩寨实地考察,为其制定规划发展方案。2006年11月他不顾年事已高,天气寒冷,路途颠簸,亲自带领布依族有关专家学者赴惠水参加“好花红民族文化品牌战略研讨会”并亲自撰文。论文中睿智的思维见解鞭辟入里的分析,就如何保护与开发这一民族品牌资源,起到了献计献策的作用。这一切,倾注了王思明的亲情、民族情。
王思明广交朋友,善交朋友是有口皆碑的。他是一位为人厚道,谦和的长者,他诚恳待人,没有任何架子。不论是朋友造访,还是晚辈求教,他都热情接待,尤其是过去相处过的农民朋友,客人走时,还要坚持送到门外。他常说:“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代广大农民和农村发展发生联系,是每个领导者应探索,并引为己任。”龙洞堡国际机场落成之后,他曾邀请惠水县最贫困、最边远“野马三槽”地方的村干部,过去在惠水一起共事的农民出身的退休老同志十余人,到贵阳观市容、看发展,参观黔灵公园、参观机场、观赏市区夜景,他亲自一一陪同。他与他们在家宴中开怀畅饮,亲密无间,虽然是一顿简单的饭菜,大家尽兴地饱餐了一顿,令人毕生难忘。席间谁也感觉不到他是省级领导,大干部,这些同志心情十分激动,感动不已。返回之后,逢人就说:“思明老书记没有变,还记得我们!”他家客厅里人最多的时候,欢声笑语最多的时候,必定是乡下来拜望他的农民朋友和农村干部。这种“诚于中,形于外”在他生命中早已孕育超乎寻常的感情,一种“贵相知”的感情,不管在任何场合下,自然而然地爆发出来,于我们只能由衷地感到钦佩。
他念旧情,有“寻旧思故”的真情。他身居省政协常务副主席之位,常念及一起参加革命干校的老同学、老战友。1997年正月初四,他与革命干校时的金钟道、周骥、王培廉等老同学,到小河镇珠显村看望在剿匪战斗中牺牲的同学王斌烈士89岁的母亲,问寒问暖。并赋《怀念王斌烈士》加以怀念:“同窗共读两学堂,革命征途占一方。师酬未报身先死,留下丹青遗泽芳。学友日夜念培兴,血写壮篇献人民。吾辈晚年今欢聚,富民兴黔慰忠魂。”(王斌又名王培兴)他还嘱托当地政府部门,要关心烈士遗属的困难给予支持帮助。像这类事情,可以说数不胜数。他经常关心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的发展与建设,关注那里新生事物。例如,三都水族自治县曾是他70年代工作过的地方,他听到三都县身残志坚的水族教师陆永康“跪教”三十六年,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了水家孩子能够受到教育,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的先进事迹后,感动不已。于2006年4月13日亲自赶到三都县羊福镇羊福小学探望慰问陆教师,题字赋诗感谢勉励他。看到他家生活困难,随即把身上带上的1000元钱捐赠陆老师爱人。陆老师眼里闪动泪花,感动不已。看到学校校舍简陋,学生没有食堂就餐,回贵阳后立即与省慈善总会研究,捐款10万元解决学校的困难。他这种充满亲情,无私的品质留在水族人民心中。
“少想想自己,多为别人考虑”是王思明一贯的处世原则。不居功、不自傲、淡然中显出从容,这是思明的大家风度。
民族心 教育情
王思明常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更是布依族人民的儿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自他担任贵州省布依学会会长以来,素重布依族人才,尤喜奖掖后进。后辈才俊有求必应,无语不尽,喜与之交往。
他深深教导布依族的晚生后辈,对于本民族的兴衰,要有自忧、自患、自省、自悟意识。要从政治现象去思考,经济现象去思考,文化现象去思考,为民族的振兴做有益的工作。
他希望布依族的专家、学者、作家、诗人、民间文艺工作者要用手中的笔“为民族传情,为民族言志”,搞好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创新、保护、发展使其为现代化建设、新农村建设服务。
值得一书的是“布依族名溯源碑”词文和碑的诞生。2003年开春,王思明召开贵州省布依学会常务副会长会议,倡导和决定要撰写和立一块有关布依族来源和族名渊源的纪念碑,相继成立了碑文撰写领导小组。从2003年初,在他的领导和策划下开始开展征集碑文工作,共征集到碑文十多篇,汇集了20余名作者投来的稿件。其后,广泛征求了贵州省布依族地区以及云南、武汉、北京、广西、四川等省市100多位专家、学者、领导、族老和干部群众的意见,召开了四次常务副会长(扩大)会议讨论研究和修改,并经专家、学者会议审议补充,于2004年7月22日常务副会长会议审议定稿。碑文四言韵文格式共22句,88个字。近十年来,布依族在各地政府和民族部门的支持下,已在布依族人口集中村寨、布依族旅游景区都塑了“布依族名溯源碑”,给子孙后代留下了永久纪念。并感谢党的民族政策和布依族人民的心愿!这是一件千秋功业的好事。
退休之后,他基本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振兴贵州少数民族,尤其是布依族文化传承、开发、弘扬的事业之中,民族经济振兴之中。在贵州省布依学会成立至今的时间里,在他的组织之下编著出版了《贵州省布依族旅游文化图志》《布依学研究》等八集,计200余万字,传承了布依族的传统文化。
为正本清源,弘扬光大布依族经典民歌《好花红》《桂花开放幸福来》,他主编了《布依民歌经典》一书。
作为贵州省布依学会的会长,王思明很重视布依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由布依族剧作者郭俊编剧(另一编剧为余妍洁)的全国首部布依族数字电影《好花红》,由黔南州政府、惠水县政府以及省布依学会常务副会长罗大胜担任董事长的贵州巨日影视公司共同出资百万元,于2010年上半年摄制完成。这部由黔南州州委州政府、贵州省布依学会、贵州巨日影视公司联合摄制的影片,2011年下半年起在中国农村电影院线全国播映,2014年7月24日又在贵州电视台影视文艺频道播出。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该片拍摄前,王思明对制片人罗大胜提出,《好花红》是布依族的第一部电影,影片要表现布依族的现代生活和民族文化,要展示布依族的民情风俗、音乐舞蹈,要用布依族的经典歌曲《好花红》作为主题歌并有布依语演唱。在剧组主创人员的努力下,这些要求都在影片中得到表现和展示。事实证明,该片主题鲜明,故事新颕,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播映后反映良好,2012年获得第五届贵州省文艺奖编剧三等奖。
2003年11月11日至15日,由王思明、名誉会长王秉鋆,时任省布依学会副秘书长的梁天蛾和黔南自治州音协名誉主席李继昌等八位领导,以及黔南自治州、黔西南自治州有关领导及编导人员、州歌舞团演员40余人,应邀赴京参加中央电视台十二频道组织的,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厅向全国亿万军民表演布依族歌舞,演唱布依族经典歌曲《好花红》《桂花开放幸福来》。在演播大厅,思明等同志详细讲述了这两首歌曲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影响力。使全国亿万人民更进一步地了解布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充满智慧的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充满激情的民族,为开拓西南、繁荣西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思明关心布依族人才,重视布依族人才的成长。布依族青年罗远航同学,在2005年全国统一高考中,以719分的成绩荣获贵州高考理科状元,被清华大学录取。这是布依族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个高考状元。王思明知道之后,十分高兴,立即向学会提议:一是向本省布依族青少年写一份倡议书,登在《贵州民族报》上,号召大家向罗远航同学学习。二是举行欢送座谈会,给予经济上的奖励并赠送匾牌。
为保护民族文化特色,王思明组织省布依学会多方考察,以学会名义先后命名六盘水凉都月亮河拢脚布依生态园为“中国布依铜鼓第一村”,积极支持其申报世界吉尼斯大全。命名贵定县盘江镇音寨为“中华布依‘金海雪山’第一寨”。命名惠水县好花红乡辉岩寨王姓200余年历史的布依三合院为“中华布依第一堂屋”。支持惠水申报民歌《好花红》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开阳县禾丰乡王车村为“布依书法第一村”。命名册亨县为“中华布依第一县”。命名望谟县为“中华布依古歌之都”“中国布依族语言与文字培训基地”“中国传统纺织文化之乡”。这些命名为激发民族自豪感起到很大作用。
王思明积极支持贵阳市南明区后巢乡沙冲做好规划,设计“贵州布依桂花风情园”审批工作,支持南明区政府将《桂花生在贵石岩》民歌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大家努力使得“布依戏”“布依八音坐唱”“布依族查白歌节”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使布依族传统服饰改革创新使之产生社会、经济效应。在各方的支持下,他亲自组织了在兴义市召开的“2007中国布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持与开发论坛”。在筹备、组织、措施等方面上,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代表布依族标志和精神象征而蕴含其间的工艺技术、生活情趣、审美观念、宗教图腾信仰的布依族统一盛装,在会上达成了共识。其后,成立了王思明亲自组织的服饰改革领导小组。组织了以贵阳市工艺美术所、贵阳学院美术系等有关专家、中国民间美术工艺大师刘雍(布依族)进行设计。经过组织召开的各地、州、市学会会长,布依族有关专家的研讨,达成一致的统一意见而通过。并加大宣传的力度。相信它将代表布依族服饰,登上中华民族五彩缤纷、多姿多彩服饰的殿堂。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他对于民族教育也十分重视和关心。1993年6月王思明邀请当时省分管教育的龚贤永副省长、省教育厅、花溪区有关领导到孟关小学去指导工作,针对学校的情况,各位领导提出了办好学校的希望和要求,大家共同捐资万余元,为学校改善了办学条件。1994年4月,王思明通过协调,广东东莞女企业家聂梅捐资10万元,完善家乡沙坡村梦珊希望小学办学条件。1994年为解决惠水县长安乡西南小学迁校址经费,王思明向中央统战部反映其困难,中央统战部给予该校补助5万元,使迁校工作得以实现。1997年,在王思明、周培贤的努力、沟通之下,得到香港鸿运地产有限公司沈国芳小组的大力支持,向织金大木嗄民族学校捐赠27万港元,省布依学会会员捐资1万多元修建了该校的教学楼。发展了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花溪区青岩贵璜职业高中,在王思明的关心、支持、多方呼吁下,向省、市政府筹措维修中学体育场地的资金,贵阳一中赞助了20台电脑,增强了贵璜中学教学上的软件设施建设。惠水党古小学因修建教学楼资金缺口大,王思明闻讯后于2002年9月亲自到省扶贫办反映,请求给予支持,后解决8万元。他多方组织联系一些曾在惠水工作过的老同志,从教育事业大局出发,请求他们支持。老同志们十分感动,捐资万余元,解决了教学楼和修建校路的困难。
思民书屋 情寄乡梓
思民书屋坐落于贵阳市花溪区孟关乡布依西寨,这是王思明的故乡。寨后的将军山树木参天,绿荫掩映,烟岚翠嶂;寨中古树翠竹;寨里曲径通幽;寨旁拦河蓄水。王氏宗族聚而居,寨中人忠孝仁义,温良俭让,从事农工艺商,繁衍绵长,天人和谐,一派生态文明小康新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
“思民书屋”是一幢具有布依族风格的建筑,共3层,计360平方米。书屋柱、门、窗等呈猪肝色,每层都有走廊可以行走,打开窗户,室内空气新鲜凉爽,青瓦屋面,檐口用白色,套嵌使檐口角凝固,屋脊用青瓦一字行堆砌,顶端用瓦堆起古钱开,看起来清秀质朴。
提起“思民书屋”修建的初衷,王思明说:“我从小就喜欢书,可以说,书滋养了我的整个精神世界。”退休后他常常说:“我是农民家庭出身的儿子,通过几十年来的学习、工作的历练,渐渐明白‘耕可致富,读可养性’的道理!”尤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文件下发之后,各级政府号召全民读书,让阅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国民阅读能力和阅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创造能力和发展潜力。为此,他想建书屋这样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于是,王思明在2007年几次召开家庭会,会上他谈了自己的构想,他在会上用宋朝黄庭坚的“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赢常作灾”的诗句来说明他为什么想建书屋的想法和目的意义。他说:“党的政策好了,农民发财致富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乡亲们必须要用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从根本上才会解决农村贫穷的问题。为了解决家乡群众买书难,看书难的问题,我们必须修一幢书屋。农家书屋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推进布依西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一项利国惠民的工程。”在他的一席语重心长的讲话后,全家老幼一致支持王思明的构思愿望。
王思明的夫人温敏女士告诉我们:“修建书屋是老王多年的心愿,作为亲人我们当然全力支持他,我们俩拿出了多年的积蓄,子女们也拿出了存款,连小孙子也拿出了压岁钱,老家的侄儿挪出修建书屋的老地基,2009年9月书屋终于修建落成。”
谈起书屋的修建情况,当年已76岁的王思明动情地说道:“修房建屋百年大计啊!尤其是在资金特别困难紧张的时候,书屋停工,让我辗转难眠。有一天深夜,我想起了多年来都不曾动用过的前妻过世组织上发的抚恤金。我想,把这些钱用于书屋的修建,应该得到前妻的谅解和子女们的支持吧!”就这样,在家人和亲戚们的支持下,书屋终于在2009年9月13日胜利落成。
书屋落成后,应当取名吧!屈原在《楚辞》上写道“皇揽揆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说明人生下来就要取一个好名字。书屋名就应包含着内美,有深刻的含意,寓之以德。北宋哲学家、理学家程颐曾撰《书铭》文曰:“含其英,茹其实;精于思,贯于一。”其意思是讲明读书的方法,通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学习方法,去探讨知识的奥秘,就能获得果实。其实是说在书屋及其他读书场所的读书方法,即便在今天,仍然有其值得借鉴的意义,与王思明所建书屋的主旨意义也是相符合的。
经过大家推敲,亦取名与书屋主人原“思明”相谐音。如“沧浪亭”之名,则出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之名一样,正如李冀峰同志赋诗吟颂“思民书屋”:
不言而喻,说明王思明做事,心里想着人民,思念人民的感情油然而生。“思民书屋”黑底金字大匾,由90岁高龄的书法家王邸书写,高悬于书屋上方。已故贵州省著名史学家陈福桐老先生,也为书屋撰写了大门联,楹联曰:
黑底金字,挂于大门柱两侧,从名匾、楹联我们看出了其中的内涵丰富、寓意深刻的文化底蕴,为“思民书屋”增辉不少。
书屋落成的那一天,王思明说:“当天邀请的和自发来参加典礼的嘉宾有300余人,场面热闹,气氛热烈,有的老同志表示也想回老家修建一座书屋,发挥一下余热!没有想到我一个人的心愿的实现,影响了那么多的人。”
谈到“思民书屋”必定讲到书屋内的藏书科目类别、书籍数量。正如王思明讲的:“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没有多少书可看,参加革命工作之后,有了点能力,最喜欢做的除了工作就是看书、买书、藏书。慢慢地书就越藏越多,半个世纪下来,自己的藏书有了一定规模数量。”这就是书屋中的一部分。由于修建书屋的义举、善养,正如台湾李永久先生诗中所说:“思民书屋岂偶然,文风鼎盛见一斑。一人而为天下传,乡亲受益尽欢颜。”影响很大,得到了亲人、朋友、相关部门、社会热心人士的认同和支持,纷纷向“思民书屋”捐赠书刊。中共贵州省委原书记石宗原、中央党校欧亚平同志、澳门日报总编林昶先生、著名作家叶辛、国家民委、贵阳市图书馆等近100余单位、个人给予赠书,书屋藏书20000余册。内容涉及农业科技、文学艺术、民族历史文化、法律法规、政治经济、书法碑帖、人物传记等30多类,对书屋的建设、效应起到了重要的保障。所以,王思明深有感触地说:“这个书屋能建起来,我特别感谢亲人的理解和支持,更感谢社会各界朋友的热心支持。”
图书分明别类装入制作的书柜里。第一楼存各类图书是对外开放的借阅图书室;二楼陈列国内外一些国家领袖所著的图书,历史图像及文化艺术品;三楼陈列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有关历史、文化等资料经典图书以及王思明平生收藏的文房四宝、民族文化艺术品。可谓种类繁多,琳琅满目。
面对王思明的精神和孜孜不倦的态度、良苦用心,笔者感慨良多,由衷地写下楹联赞之:
“思民书屋”因情而生,因意义而长。4年来,随着书屋的充实和运用的社会效应,基本已呈现出相得宜彰的效果。王思明建“思民书屋”的目的,是想依托农家书屋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丰富家乡农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体现农民群众的意志。这样,农家书屋就能真正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科学文化和农业技术,移风易俗及树立新风的重要场所。事实证明,目的基本实现了,农民群众参与读书的人越来越多,通过借书阅读运用,群众知道了书屋给他们带来的实惠,群众读书用书的热情基本调动了起来了。同时,又促进了“思民书屋”的发展,几年来,到“思民书屋”考察、调研、参观的单位人员达2000余人次,“思民书屋”是德政工程。
往事并不如烟,历史长河中,横看成岭,纵看成峰,仰视俯瞰又是一种面貌。
高山抑止,上善若水。中华布依族的儿子——王思明: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王思明虽已年届83,仍然为党的事业、民族的振兴而工作,生命依然充实。
1998年3月全囯人代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与王思明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