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沙场 名垂千古

安龙县的钱相乡，是个布依族聚居的地方。这里，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北伐名将韦杵，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地灵人杰的安龙县，素有“西南屏障”之称。这里，开发历史悠久，人才辈出。

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安龙县境属古夜郎国范围；西汉时期，改属牂牁郡，宋代中期以来置安隆洞，明初于今县城设置官，至永乐年间县城已具规模，明清之际成为贵州西南重镇。1652年，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在安龙建都，时间长达四年之久，是贵州历史上唯一建过皇都的地方，故有“龙城”之称。辛亥革命后废府设南笼县，1922年改称安龙县。1966年建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至1982年建黔西南自治州，复称安龙县至今。“地崇龙头仙鹤顶，名重南明古皇都”是文人墨客赋予安龙的赞誉。明“十八先生”的铮铮铁骨，张之洞父子在安龙的轶事，招公筑堤的壮举，使安龙闻名遐迩，成为贵州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浓郁淳朴的民族风情，秀丽的山川，孕育了许许多多来自安龙，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农民起义领袖王囊仙，官至贵州省省长、五省联军总司令、北伐军左翼总指挥、陆军上将袁祖铭，国民革命军营长，血染抗日疆场的王懋长，历任国民革命军远征军第8军82师、103师师长、39军军长，解放后任贵州省交通厅第一任厅长的王伯勋，在解放战争中功勋卓著，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0师参谋长、福建省军区副司令；个人捐款修建安龙“怀乡桥”的名将杨滨；辛亥革命名将、武昌起义副总指挥王宪章；“八一南昌起义”前，曾被中共前敌委员会任命为起义军第九军军长的韦杵等等。

韦杵，出生于贫苦的布依族农民家庭。幼年时四处求学，学成后不满于当时的黑暗社会，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他毅然弃教从戎，投入到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的洪流中。

肩负厚望 异乡求学

乔马村位于安龙县钱相乡东北部，距安龙县城15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布依族村寨。寨子周围，森林茂密，郁郁葱葱；寨脚，一条河流，清澈见底，十亩见方的水潭，构成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天然水墨山水画。寨子边，矗立着高达百米的绝壁成了这里的天然屏障。水光山色，相映成趣。“乔马山寨傍山林，万年化石垒成墙。千年古树景色秀，清澈河水绕寨行。画眉声声入画景，布依山寨布依情。喜迎四面八方客，便当米酒敬亲人。”这首代代相传的民歌，是桥马村风土人情的真实反映。

清光绪九年（1883年）农历六月初四这天，对钱相乡桥马村布依族农民韦富荣家来说，是个大喜日子，这天，他期盼已久的儿子出生了。新生婴儿的啼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也惊动了整个桥马，人们纷纷拿出家里仅有的好吃的东西前来看望、贺喜。就这个孩子，后来曾在中国国民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就是北伐战将韦杵。

韦杵，原名韦明俊。韦杵这个名字，是他后来自己取的名字。

韦杵的父亲韦富荣，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膝下共有8个儿女，长子韦杵。韦杵下面，有二弟韦俊武、三弟韦明先、四弟俊荣，大妹阿弄、二妹阿燕、三妹阿永、四妹阿小。全家十余口人，祖祖辈辈都是靠租地主、富农的土地种庄稼过日子。

世代靠干农活养家糊口的韦富荣明白这样一个事理，那就是要想改变像祖祖辈辈那样为地主、富农干活的苦日子，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于是，他总想送这几个儿子去读书。可是，想归想，读书是要花钱的，家里一年四季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巴的，哪里来的钱送孩子去读书啊。

韦富荣的这个想法得到岳父岑仕伦的支持。岑仕伦是平乐乡一带的团首（地方武装部队首领），稍有些积蓄。为培养外甥读书，他乐意给予资助。

从韦富荣家到私塾，要走很远的一段路。在四个儿子中，韦杵是长子，年龄最大，走远路读书应该吃得消。于是，读书的美差自然就先落到他身上了。就这样，在外祖父的资助下，韦杵走进了当地一家有名的私塾，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

在学堂里，韦杵很珍惜难得的读书机遇。他知道，家中那么多弟妹，没有哪个像他那样，能进学堂读书识字。他们跟其他家的子女一样从小到老，一生就是在给地主、富农们干活。广大农民，那种悲惨的生活景象一幕幕深深烙印在韦杵幼小的心灵中。

韦杵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成绩很好。他非常懂事，对师长很尊敬，对学友很团结，还乐于助人，他也因此深得先生的喜爱。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识的进步，当地私塾已经不能适应他如饥似渴的求学所需，他要到外面去，到更广阔的空间去吸取更多的知识。

曾经走南闯北的岑仕伦，自然知道湖南是个文化之乡，于是他决心资助韦杵到湖南继续学习，满足韦杵的求学愿望。

1902年，韦杵带着干粮、在亲人目光的远送下，依依不舍地走出了钱相乡，走出了贵州，千里迢迢，只身踏上了去长沙求学的道路。韦杵只记得，那年是光绪二十八年。

从钱相乡桥马村走出来，一路山高坡陡，交通不便。韦杵几经辗转，终于来到了湖南长沙。当时，长沙的学风很好，韦杵刚踏上这片充满生机的热土，好似春风拂面般的惬意。凭着在私塾里掌握的文化功底，他顺利地考入了当时长沙有名的学校——长沙师范学校。

韦杵在长沙求学期间，深受“三湘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和黄兴、宋教仁在长沙组织的华兴会反清灭洋思想的影响，思想认识有所提高。于是，他开始对国事感兴趣。他思考着中国的老百姓为何这么穷，中国为什么这般落后。学习之余，他总想尽一切办法弄到一些与时局相关的新信息，留心天下大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韦杵学成回到家乡安龙。抱着为家乡教书育人的理想到兴义府高等学堂应聘，经知府陈洪年面试后，在兴义府高等小学堂任教。

兴义府高等小学堂，是当时的公立小学。学校环境、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都是当时贵州为数不多的公立高等小学。教师的月薪为九块银元，可买谷子五石左右。因而，想到这所学堂教书的人不计其数，竞争当然激烈。

学堂所招收的学生大部分是当地的官家、富家、士绅子弟或有一定地位的人家的子弟。原国民党第二号军事首脑人物的何应钦，就是从这所学堂里走出来的。

由于学校条件好，一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想进这所学校无门。他们就借韦杵严肃校纪校风，严管官家子弟、富家子弟的机会，联合起来，公然污蔑、造谣攻击韦杵。

韦杵秉性刚直，哪里受得了这种窝囊气。于是，他愤然辞职回家。年底，在家人的主持下，韦杵与海庄罗氏结婚。

第二年，韦杵应邀到兴仁县屯脚小学堂教书。

清宣统元年（1908年）农历腊月二十四这天，韦杵从兴仁回家过春节。这天，恰逢寨子里的杨孟春家失火，无情的大火将他家烧成灰烬一片。时值寒冬腊月，面对杨孟春一家老小不停的啼哭，看着大火过后留下的惨景，韦杵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于是，他慷慨解囊，拿出10块大洋送给杨家。10块大洋在当时来说，可买一栋房子。韦杵的这一做法被父知道后，他父亲气不打一处来，为此狠狠地打了他。韦杵觉得很委屈，为了让父亲消消气，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五这天，天刚蒙蒙亮，他便带着干粮，悄然离开家人，回到屯脚小学居住，过了一个孤独的春节。

这个春节，让他浮想联翩。他在长沙期间所接触到的维新变法思想，引发了他对时局的思考，逐渐他的心里，开始萌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

弃教从戎 经武报国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劳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883年10月，法国政府任命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在越南北圻的法国陆、海军。同年12月，北圻法国驻军向清军发起进攻，中法战争爆发。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尽管清军战场胜利，最后清廷反而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中法简明条约》。此后，外国列强得寸进尺，一步步对清政府和中国人民进行蚕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清朝政府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外国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随着清政府与外国列强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赔款增加，清政府于是加重了对人民的盘剥，人民不堪重负，终于引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极大地打击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妄行，1900年8月14日，以英、法、德、美、日、俄、意、奥等国派遣的联合远征军，以帮助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名入侵中国，侵占天津、北京，清政府继而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由此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从此，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此起彼伏，一批批热血青年投身到报国救民的热潮中。

远在大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韦杵，眼看清廷的腐败无能。义愤填膺，决心弃教从戎，经武报国。

宣统元年（1908年），韦杵只身远赴昆明，欲投云南新军。

从贵州兴仁县到云南，山高路陡，地广人稀，交通极为不便。韦杵一路艰辛，风餐露宿，用近半个月时间，终于来到了昆明。几经打听，找到了新军驻地。

此时，新军正在操练，那整齐的队列，那如雷般的喊杀声让韦杵热血沸腾。想到自己即将成为其中的一员，韦杵百感交集。

整好衣装后，韦杵走到驻地大门。守门兵士听说是来投军的，于是让韦杵靠边等等，其中一兵士前去通报上司。一会儿，那兵士出来问道：“你是哪位大人推荐来的？”

韦杵说：“无人举荐，自己慕名寻来的。”

兵士说：“新军从来不收无人举荐，来路不明的人。”

无论韦杵如何求情，兵士再也不给他往里通报了。

韦杵心想，自己一路奔波，好不容易才到这里，难道就这样打道回府吗？

他很不甘心。于是，他决定先找个地方住下，再伺机投军。

一家货栈收留了他，虽然条件差，但只要能住下来就不错了。就这样，韦杵白天以帮人拉车，运送货物作生活来源，晚上看书学习，了解时局。

一天，韦杵到昆明筇竹寺闲逛，筇竹寺弥勒身后的守护神韦陀将军身穿甲胄，手执法器金钢杵，威武雄壮的塑像，令韦杵敬畏。传说中，韦陀将军手执金刚杵，降妖除魔，正与他的志向谙合。他想：总有一天他也要象韦陀将军那样，降妖除魔，为人间扫除不平。于是，他将自己的名改为杵，并取字降魔。谁曾想到，这一改，韦杵这个名字，后来终于定格在了中国革命英雄史上。

韦杵在昆明待的时间久了，他也熟悉了不少的新军下级官兵。宣统二年（1909年）他投军的执着激情，终于感动了新军长官，他如愿进入新军，开始了他从戎救国生涯。

进入新军 苦学本领

韦杵进入新军后，起初不被重用，只安排他做马夫、伙夫。

一天，司务长在记录“韭菜”时，不知道“韭”字怎么写，他问韦杵会不会写字。韦杵就用脚在地上比划“韭”字怎么写。司务长看到这么复杂的字他都能写出来，感到很惊讶，于是和气地问他：“你读过书吗？”

韦杵谦和而风趣地回答说：“读过，投军之前，在私塾教过书。”司务长听后，再也不让他煮饭了，叫他负责管账。韦杵任劳任怨，表现很好。不久，他被提为士兵。

提为士兵后不久，韦杵的机遇更好了。这年，云南讲武学堂招考，韦杵凭自己在长沙师范学校所学的文化功底和后来所学的知识，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讲武学堂丙班。

云南讲武学堂，是国内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军事学校，是许多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这所学堂主要是为新军培训军官。这所学堂名义上是清政府兴办的，但真正领导这个学堂的却是革命党人、学堂的总办李根源。教官中，像方声涛、赵康时、李烈均、罗佩金、顾品珍等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或者是同情和支持同盟会的人士，他们大都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他们是新思想的代表，又有近代军事理论与指挥才能。

云南讲武学堂分为甲、乙、丙三种班级和步、骑、炮、工四个兵科。甲班主要是培训军官，选调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相当于师）的管带（营长）、督队官（副营长）、队官（连长）、排长入学培训；乙班主要是选调滇军巡防营的管带、帮带、哨官、哨长入学培训；丙班是招考贡生、廪生、秀才、普通中小学生以及识字的健壮青年，作为新军的后备力量。

讲武学堂学科和术科所使用的军事教材，多是依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改编而成。课程设置分三类，即普通学科、普通军事学科和专门军事学科。普通学科包括国文、算术、代数、几何、英文、历史、地理、伦理、器械等；普通军事学科包括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工作教范、野外勤务、图上战术作业、沙盘作业、实地测绘等，又称小教程。专门军事学科包括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卫生学、马学、兵器学等课程，又称大教程。学堂课程设置完善，教学质量高，学校管理规范，纪律严格，是当时国内有名的军事学校之一。

韦杵被编入丙班步兵科，学制一年。上半年学习普通学科和普通军事学科，下半年学习专门军事学科。

韦杵在讲武学堂中如鱼得水，学习上，他勤奋、刻苦，生活上，他关心同学，广结人缘，深得同学的好评，并得到教官顾品珍的器重。

1910年7月，云南新军补充军官，并在丙班及后并入讲武学堂的随营学生中挑选综合成绩优异的100名学员编为特别班，韦杵成为特别班中的一员。能进入特别班，韦杵感到非常荣幸，不但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而且还认识了朱德、金汉鼎、唐淮源、朱培德、范石生、王均、杨如轩、杨池生、董鸿勋等，对他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帮助很大。尤其是金汉鼎，更是在他危难之时，冒着身家性命挽救了他。

学堂纪律严格，学员们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各项成绩进步很快，综合素质大大提高。尤其是韦杵、朱德、朱培德等几名学员的成绩更为优秀，他们成了讲武学堂的高材生。朱德和朱培德还有过人的一面，那就是在指挥队列操练时，不但动作干净利落，而且喊口令的声音非常洪亮，被同学们称为讲武学堂的“模范二朱”。韦杵和他俩的交情也很好。

在讲武学堂学习期间，有一件事对韦杵的触动很大，那就是滇越铁路的通车。

修建滇越铁路是法国帝国主义在1898年时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之一。法国帝国主义修建滇越铁路，目的就是为了便于侵略中国的云南，打开中国的南大门，进而便于直入广西、广东各省。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起了滇南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起来集会、游行，坚决反对铁路经过平原地区和繁盛区，坚决不给法国帝国主义当铁路工人。法国帝国主义被逼无奈，只好跑到山东、河北一带招收工人，并不得不把铁路线改由山区通过。尽管人民群众不断抗议，但滇越铁路还是通车了，法帝国主义还在昆明大张旗鼓地举行通车典礼。

通车典礼这天，总办李根源全副武装，在讲武学堂操场上登台演讲，他激昂慷慨地对同学们说：“同学们，法国帝国主义已将铁路修到了昆明，今天上午要在昆明车站举行通车典礼。这里是我们的领土，我们堂堂中华大国四万万同胞，竟受欧罗巴小国的宰割。耻辱啊！腐败的清政府快要把我们国家的主权出卖完了，再不起来革命不行了。”

李根源最后大声说：“今天。我希望你们都到车站去看一看，回来每人写一篇文章，谈谈你们的感想。”

当韦杵和同学们赶到车站时，只见车站内道路两边都站满荷枪实弹的绿营兵和法国兵，他们个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神态，让每个同学义愤填膺。

打那以后，在韦杵的眼前，经常会闪动着那一幕屈辱的画面，他默默地提醒着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本领，有朝一日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为国雪耻。

参加起义 作战英勇

1911年10月10日，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极大地鼓舞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

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云南，云南省革命党人加紧了响应起义的准备工作。云贵总督李经羲得知云南省革命党人要举行起义的消息，惊恐万分，赶忙调集卫队来保护总督衙门，同时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在这危急关头，由蔡锷指挥的新军第十九镇官兵，决定在10月30日这天举行武装起义。

这天，天刚破晓，新军第十九镇官兵在蔡锷的指挥下发动起义。这天正值农历九月初九，是传统节日重阳节，因此这次起义被称为“辛亥重九起义”。

起义得到了讲武学堂特别班学员的积极响应。韦杵和同学们纷纷拿起武器，投入战斗，他们成为新军起义的重要骨干和基本力量。

起义军浩浩荡荡，风驰电掣般直插总督衙门。云贵总督衙门设在昆明城南，五华山南麓。衙门四周高墙矗立，墙内外修有坚固的工事，还有两个营的兵力和两个机枪连把守着。

进攻总督衙门的战斗打响了。顿时枪声大作、硝烟滚滚。衙门卫兵凭借坚固的工事，子弹雨点般射向起义军。

危急关头，朱德想到了这个卫队营的营长李凤株。朱德与李凤株平时私交很好，朱德早就想把李凤株争取到革命党人这边来。战斗打响之前，朱德被任命为特别班的连长，这个连正好是主攻总督衙门的先遣连之一。当起义军进攻总督衙门受阻时，朱德试着让士兵们在城外向衙门里喊话：“卫队营的弟兄们，站过来吧，让我们团结携手，共同消灭李经羲。”

不想，喊话真起了作用，守门的官兵在李凤株的带领下，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进城。

这时，据守在城内的另一个营的敌军，依靠高墙和暗道作掩护，对起义军进行疯狂抵抗。战斗一直打到拂晓，起义军终于攻破总督衙门。此时，据守在五华山上的敌军还剩下一个营的兵力，依仗工事在负隅顽抗。李根源看清地形后，当即率领步兵第七十三营和讲武学堂起义师生，从四面包抄上来，韦杵端着枪，冲锋在前，敌军纷纷举枪投降。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夺下了军械局，缴获了大批武器。起义军枪支得到了补充，士气更旺。

蔡锷亲临前线，指挥起义军集中火力，接着向五华山发起总攻。霎时，五华山上炮声震天，枪声、喊杀声连成一片。一整天，五华山上硝烟弥漫。当天晚上，起义军终于攻破五华山，全歼山上守敌。起义军官兵会师于五华山顶上，旌旗林立，迎风飘扬。起义军胜利的消息迅速在云南传播开来。

云贵总督李经羲逃跑途中被活捉，为了保命，他按照起义军的吩咐，分别给滇东镇守使夏豹伯，滇南蒙自的关道尹、龚心湛等人发报，要他们停止抵抗，缴械投降。夏豹伯、龚心湛迫于起义军的强大压力，乖乖缴械。就这样，云南40多个清军边防巡营共一万多人放下了武器，云南省宣告光复。

韦杵在战斗中，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冲入敌阵的英雄壮举，让同学们很敬佩，也深得李根源的赏识。

农历九月十一日，起义军成立云南军政府，推举蔡锷为都督。

护国讨袁 建功沙场

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统治集团内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非常激烈。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1915年，袁世凯公然宣布复辟帝制。袁世凯的这一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随后，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讨袁爱国运动。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继续高举民主革命旗帜，坚持“武装讨袁，永除帝制”的革命道路，倒袁救国风暴接着席卷全国。同年11月，韦杵在讲武学堂毕业，被派往新军第三梯团顾品珍部任排长。

1915年12月，蔡锷、唐继尧、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并组成“护国军”护国讨袁。韦杵所在的新军第三梯团被编入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

云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二军在蔡锷的指挥下，由昆明经宣威进入四川作战，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讨袁护国运动中。

袁世凯得知蔡锷已由昆明进入四川，吓得坐卧不安。随即任命曹锟为总司令，张敬尧为前线总指挥，调集10多万所谓的“征滇军”南下，企图阻拦“护国军”北上。

1916年2月上旬，护国军第一军6000人马，浩浩荡荡开进了四川南纳溪，遇上了在此堵截的北洋军。护国军与北洋军在纳溪棉花坡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棉花坡，位于嘉陵江和永宁河之间，江河沿岸是连绵的山峦，与泸州隔江相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张敬尧企图依仗棉花坡天险阻击护国军。

初战的胜负，关系到护国军的士气，这是蔡锷将军及所有指挥员都懂得的道理。为了鼓舞士气，初战必须拿下。蔡锷将军亲临纳溪前线查看阵情，调整部署。任命朱德为第三支队指挥官，负责组织敢死队进行突袭。任命韦杵带领掩护分队负责掩护和策应。

当天深夜，朱德率领的由8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队员向敌人阵地悄悄靠近，乘敌人昏睡之机冲入敌人工事。敌人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四散奔逃，韦杵率领的掩护分队接着跟上，护国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下了这个制高点。张敬尧得知阵地丢失，恼羞成怒，立即命令征滇军疯狂反扑。这样，一场持久而残酷的争夺战开始了。

几天下来，蔡锷觉得争夺棉花坡的战斗这样无休止地打下去是不行的，于是，他立即召集部下，重新研究作战方案。3月17日，护国军根据新的作战方案，向敌人发起进攻。激战开始了，顿时，嘉陵江和永宁河两岸，枪声四起，杀声震天。护国军如猛虎下山，杀得敌人纷纷溃逃。这时，蔡锷指挥全军主力全面反攻，驻守在泸州、宜宾的北洋军节节败退，护国军迅速占领了纳溪和泸州。

这场战役，韦杵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深得领导赏识。先后被提为连长、营长。

护国军每到一处，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又注意向群众宣传，晓以护国大义，因而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纳溪之战前后共打了40多天，扫清了据守在泸州、燕子岩、横江、安边、棉花坡等地的北洋军。韦杵和他的士兵们一直战斗在最前线，他也因此深得手下士兵的爱戴。

云南护国军赢得纳溪战役的胜利，震动了西南各省，西南地区护国讨袁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震撼了全国。不久，袁世凯的亲信、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湖南督军汤芗铭先后宣布独立。席卷全国的讨袁运动，让袁世凯惶惶不可终日。

1916年6月6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一命呜呼。护国运动宣告结束。此后，韦杵所在部队一直镇守在四川泸州一带。

韦杵在护国战争中的英勇果敢深得上司的赏识，也显示了他灵活的作战指挥能力和过硬的军事指挥才能。

护法战争 率部响应

辛亥革命胜利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4年5月1日因袁世凯《中华民国约法》的公布而被取代，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又重新恢复。1917年张勋复辟的丑剧结束后，掌握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恢复根据约法选举产生的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将斗争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

孙中山的护法号召，首先得到海军的积极响应。1916年7月21日，前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发表拥护护法的宣言，宣告海军独立，随后率海军第一舰队开赴广东。滇桂军阀为维护自己在西南的统治，唐继尧也表示反对段祺瑞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的做法。这样，两广和云贵四省成为护法基地。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参加护法运动。从7月底至8月中旬，到达广州的议员达130余人。由于不足法定人数，孙中山遂于25日召集国会非常会议。7月31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组织军政府的目的是“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并宣布约法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和陆荣廷为元帅，负责行使军政府职权。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随后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揭开护法战争的序幕。

同年，四川成立靖国军，韦杵所部被编入四川靖国军，积极拥护护法号召。

护法战争打响后，韦杵率部击败北洋军吴光新部后，紧接着又率部辗转于成都、资阳、重庆、简阳、资中、内江及贵州毕节、云南昭通等地征讨北洋军。

民国九年（1920年），韦杵升任顾品珍部第三混成旅第六团团长。不久，又被广东孙中山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少校团团长。

1920年5月，滇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了控制四川，无视入川滇军将领的劝阻，尽力排挤不服从他摆布的四川督军熊克武，以阻挠“北伐”为借口，发动了“倒熊”战争。韦杵部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战争。熊克武则以“驱逐客军，川人治川”为口号，联合川军各部共同对付滇军。于是，你争我夺，各不相让，双方损失严重。最后，滇军在敌众我寡、外无援兵的境况下被迫撤离四川。韦杵随顾品珍返回云南。

部队回到云南不久，发生了顾唐之争。韦杵率部参与驱逐唐继尧的战争。唐继尧被赶出云南后，1921年2月9日，顾品珍率部回到昆明，上了五华山省政府办公地。同年4月，在金汉鼎等人的提议下出任云南省省长。同时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派范石生、杨希闵等率部北伐。

北伐沙场 奋勇当先

1922年，云南政局又发生一次重大的震动。这年春天，被顾品珍驱逐逃亡香港的唐继尧趁滇军北伐的机会，纠集其在广西的滇军旧部，兵分两路入滇，并收买滇南大土匪吴学显，内外配合，突袭顾品珍。由于事发仓促，顾品珍准备不足，所属部队各在一方，各自为战，指挥十分混乱。2月24日，顾品珍指挥部遭到吴学显匪部的袭击，顾品珍及参谋长和警卫营长相继阵亡。唐继尧顺利进入昆明，重登五华山，掌握云南政权。

北伐时的韦杵

眼看形势危急，韦杵只得率领余部退入贵州毕节、盘县等地。

这几年里，韦杵亲身目睹了军阀之间的混战，这让他这样一位血气方刚，立志报国的青年对时局感到十分困惑。

就在此时，孙中山在广西桂林组建北伐军大本营，韦杵知道后，率部积极响应，并给孙中山发电表示“愿为北伐前驱”。于是，韦杵与张开儒、杨希闵等率部约5万余人，从贵州盘县出发，径赴广西柳州，与桂军沈鸿英、刘震寰部会盟于大湟江。后誓师东下征讨陈炯明，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

东征中，韦杵战功显著，升任滇军第一旅旅长，驻军韶关。

1926年1月，韦杵当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年7月，韦杵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八师二十二团团长，随师北伐，经乐昌、郴州、衡州、株洲到达醴陵待命。

武昌合围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所属九个团负责担任中路战斗，目标直指江西北洋军。国民革命军在江西新喻与孙传芳主力邓如琢部接触，经过仰天岗战役，万寿宫战役后，付出了6000多人的伤亡代价后，终于攻占南昌。

这次北伐，第三军损失较大。部队于是在南昌进行整编，韦杵被任命为第八师副师长。

1926年8月，韦杵率部先后参加醴陵、萍乡、宜春、上高、新喻、高安等战役。韦杵军所到之处，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

在各次战斗中，韦杵往往出奇制胜，重创强敌，屡建奇功，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深得朱培德的赏识。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扩编为第三军和第九军，韦杵任第九军（后改为第三十一军）第二十八师师长，主要负责在江西的防务及对南京、安徽方面的警戒。

未赴南昌 遗憾终生

在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国民政府内部因“容共”与“清党”存在两种不同的冲突意见，以蒋介石为首的“清党”派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顽固地实行“清党”政策。

1927年4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会议，会上有人污蔑说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受第三国际指使，蓄意破坏国民革命，企图颠覆国民党，因此要求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党籍，随即通过“清党原则”，并成立“清党委员会”，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

在革命危急关头，为了挽救革命，根据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领导人的建议，共产党人决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全面暴动。于是，中共中央任命周恩来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组织暴动。7月26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南昌。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建制下的第十一军在副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的率领下，与贺龙军长率领的第二十军，也由九江秘密开抵南昌，与朱德副军长率领的第九军会合。贺龙所率领的第二十军兵力最多，于是，推举贺龙任军队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

8月1日凌晨2时，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向驻守南昌的国民革命军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南昌城，公布了《八一起义宣言》，史称“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打响之前，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官教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朱德曾亲自找过韦杵交谈，共同分析、研究局势。韦杵对国民党军队内部各个派系军阀之间的互相讨伐，互相争夺地盘，各霸一方，尔虞我诈造成的连年战祸，百姓遭殃的状况十分反感和失望，并对共产党表示同情，答应支持共产党的起义暴动。

朱德看到了韦杵同意起义的决心，于是向中央前敌委员会推荐韦杵为起义军第九军军长，自己为副军长。

朱德在推荐韦杵时说，韦杵为人正直忠厚，光明磊落，英勇善战，是个难得的将才。韦杵带兵，深受官兵爱戴，在国民革命军中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在滇、黔军人中有较高威望，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领。多年的战争考验，韦杵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反感蒋介石的军阀混战和独裁统治，是可以争取并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对象。

经朱德的推荐，中央前敌委员会采纳了朱德的建议，任命韦杵为起义军第九军军长，朱克靖为党代表，朱德为副军长。然而，就在起义日益临近之时，韦杵在一次查看阵地时不幸被流弹击中，身负重伤。为此，他辗转到九江、武汉等地进行治疗，未能到任。

韦杵后来说，自己戎马大半生，偏偏在关键时刻负伤，失去了军旅生涯中极为关键的—步，不能亲自参加“南昌起义”，遗憾终身。

“八一”南昌起义后的第三天，因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央前委改任朱德为第九军军长。

南昌起义激怒了蒋介石，他急令朱培德、张发奎调集军队围攻南昌城。由于形势所逼，以朱德为先遣司令的起义部队，于8月5日撤离南昌城。

同年9月，韦杵伤愈。从武汉回到江西，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二十八师师长，率部驻扎在江西玉山、东馆、营山、腾桥一带。11月，蒋介石再次组织“北伐”，但这次“北伐”实质上是国民党新军阀和北洋军阀之间为争夺统治权而暴发的混战。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加大对共产党人的“清剿”。

福建事变 险被正法

对于蒋介石的“剿共”命令，韦杵一直采取消极应付的方法对待。

1928年2月，国民党将第九军改为第三十一军，韦杵为二十八师师长。

不久，韦杵答应参加南昌起义，并被共产党任命为起义军第九军军长的消息被蒋介石知道后，蒋介石恼羞成怒，遂以韦杵“剿共”不力为由，并借部队整编之机，将韦杵降为第三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旅长，调往抚州、吉安一带“剿共”。

1929年3月至1930年春，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期间，韦杵部驻扎赣州、抚州一带，继续消极对待蒋介石的“剿共”政策。

1933年10月，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联合陈铭枢，决定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并派人前往苏区与红军洽谈停战事宜，双方在江西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同时，积极准备发动“抗日反蒋政府”。11月，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李济深等在福州举行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也叫“抗日反蒋政府”），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史称“福建事变”。韦杵坚决拥护，率部积极参加。

由于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各自为政，互相猜忌。“福建事变”后不久，国民党部分将领倒戈。紧急关头，韦杵指挥部队驻扎在尤溪口，英勇顽强地阻击倒戈将领刘和鼎对延平的进攻。韦杵身先士卒，亲自上前线指挥，前后长达半月之久。

“抗日反蒋政府”失败后，蒋光鼐、蔡廷锴等流亡香港避难。韦杵率部撤至福州。此时，韦杵已经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蒋于是下令对韦杵“就地正法”。

韦杵的上司金汉鼎率警卫营直奔韦杵驻地，金汉鼎将蒋介石“就地正法”的手令给他看。在金汉鼎的帮助下，韦杵化名赵善成，在随从二十余人的保护下，由福州乘船前往上海，住进法租界避难。

韦杵心想，福建、江西、浙江一带是蒋介石的根基，已经无法立足。于是，他几经辗转，于1934年赶到贵州望谟县板陈王海平处。

当时，王海平任黔桂边区清红两江独立保商营长、贵州西路纵队司令。

王海平是望谟县蔗香乡板陈村人，与韦杵一样，都是布依族。王海平思想进步，早在30年代初就参与了中共地下党进行革命活动。

1930年3月，驻广西龙州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部遭到袭击，严重受损，军部不得已撤出龙州，此时正在围攻靖西的红八军第一纵队与军部失去联系，腹背受敌。4月下旬，红一纵队激战突围，但伤亡较大，只剩下500余人。为保存革命力量，红一纵队司令员何家荣决定往北到黔桂边界隐蔽，伺机与红七军会合。5月，何家荣率部到广西边界南盘江边的小百乐（今广西乐业县），侦悉与百乐隔江相望的南、北盘江及红水河一带系地方实力派王海平控制的地盘，于是，他决定争取王海平加入，几经协商，王海平终于同意红一纵队渡江休整。5月底，红一纵队渡江进入望谟县境。王海平让红一纵队在蔗香驻扎，在生活上还给予红一纵队大力支持，并与红一纵队配合成功地击溃了广西督察局派遣追剿红一纵队的“督察军”及黔边内讧后败退到贞丰百层河的杨喻亮残部。

在王海平的帮助下，红一纵队在蔗香休整长达六个月之久，于1930年10月19日离开蔗香与红七军在广西乐业胜利会师。随着革命形势的需要，红军辗转作战，王海平均给予配合支援。

韦杵到板陈后，一方面积极支持王海平的工作，协助王海平建立板陈兵工厂，制造枪弹。另一方面，说服同乡岑立国、岑国斌脱离广西桂系白崇禧部，加入王海平纵队，进一步壮大王海平地方武装力量，并成立了“中国人民反蒋自救军”，多次支援红军在广西、贵州边界的作战行动。

治理乱局 崇尚教育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匪霸横行，民不聊生。

1935年4月，安龙部分开明绅士决定成立安龙县治安委员会以维持地方治安。于是，他们联名函请韦杵回乡主持。5月，韦杵率随员曾吾立、韦应忠、韦洪明、韦如胜等和王海平拨给的百余人枪，由册亨抵达安龙，驻扎在县城大田坝蒋德安家，众人推举韦杵任治安委员会主任。

韦杵针对安龙县城匪盗猖獗，治安混乱，鸡犬不宁的现状决定给予根除。

上任后，他积极组织城防自卫大队，一边重治盗匪。一边下令不准赌博、窝藏盗匪。严厉打击偷鸡摸狗和扰乱社会秩序的各种行为。

在县城四门设立岗哨，昼夜值班。入夜十点实行宵禁，士兵巡哨，若发现聚赌、抽大烟、酗酒串街闹事者，巡哨有权干涉，对劝告无效者，收押查办。

与此同时，组织学生、士兵成立“晨呼队”，每日拂晓沿街催促居民起床，整顿环境卫生。

韦杵还身体力行，每天随队沿街督查，遇到哪家门前肮脏，他便带着“晨呼队”到主人面前，向主人家借扫帚，帮主人家打扫门前垃圾，常常弄得主人家面红耳赤，羞愧难当。韦杵的这一做法，让家家户户受益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自觉养成讲究环境卫生的良好习惯。

韦杵主事，敢说敢干，光明磊落。经过持续几个月的整治，安龙城社会治安、卫生面貌焕然一新。长期以来困扰安龙的社会治安问题，环境卫生问题得到了解决，百姓纷纷称赞。

接下来，韦杵把工作重点放到教育上面。

韦杵深知教育的重要作用，他想到，要是当年不去长沙求学，也不会有今天的建树。想到家中8兄妹，由于家里贫穷，只有自己进过学堂。每当想到这里，他很心酸，总觉得很对不起兄妹们。

韦杵与士绅、商贾们商议，除教育经费外，将安龙义仓公租，各庙宇及会馆租谷，将收入抽10%办学。其中50%用来增加教师薪金，50%用来添置教学设备。并倡导教师带领学生开展早锻炼、早读等活动。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在韦杵的倡议和组织下，安龙学风曾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应邀赴滇 见证云南解放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1936年初，云南省主席龙云派人前往安龙迎请韦杵赴昆明共商国是。韦杵与龙云本有旧交，他对龙云比较信任。

韦杵到云南后，龙云对他委与重任，先任命他担任“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部军训处少将副主任，不久又任命他担任滇黔绥靖公署干部大队少将大队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抗日新高潮的影响下，滇军在龙云的领导下加入了民族抗战的伟大洪流中。

龙云抽调滇军精锐组成以卢汉为军长的第六十军，下辖3个师、6个旅、12个团约3万人。韦杵任第五十八军新编第十二师副师长兼第二旅旅长。1938年9月9日卢汉在昆明誓师开赴抗日前线，参加崇阳、大沙坪战役，沉重的打击了日军的侵华气焰。

虽然滇军在抗日战争中英勇顽强，屡建战功，但根本不被蒋介石重视，蒋介石把滇军列为非中央所属的地方军。这样，滇军在给养、弹药补充等方面所得很少，尤其是兵员补充仍然要由滇军自己解决，滇军处境艰难。

龙云对蒋介石的做法很不满，但出于中华民族抗战的需要，他义无反顾。为了培养军事人才，随时给抗战的滇军补充军事人才，1939年10月，龙云把韦杵从抗日前线调回昆明，让他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

在韦杵的严格教育下，一批又一批训练有素的滇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抗日前线补充部队，直至抗日战争胜利。韦杵虽然没有亲自拿枪，亲临前线指挥部队沙场杀敌，但他在后方积极为军队培养人才，为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发动内战。韦杵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和发动内战极为不满。1946年，他毅然退出军界，主持贵州旅昆同乡会创办的黔灵中学，全心全意投入教育工作中。

1948年，在龙云的多次邀请下，韦杵出任云南省政府顾问，第二年12月，参加龙云、卢汉领导的云南起义。

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韦杵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千疮百孔，百业待兴。土地改革，剿匪反霸，成了当时的主要工作。韦杵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期间，对云南的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多次进行调研，为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不少积极的建议。

戎马一生 命运多舛

韦杵戎马一生，大半时间在枪林弹雨中度过，很少有机会顾及家里。但他时刻念及家人，经常想办法打听家里的情况，想方设法帮助家人。

韦杵的二弟韦俊武与其妻罗氏离婚后，罗氏带着两个女儿改嫁他乡，这事被韦杵知道后，他认为二弟的这种做法是对女儿的极端不负责任。于是，他出钱请人把这两个侄女接回老家交给三弟韦明先和四弟韦俊荣一人抚养一个，直至侄女出嫁。

在协助王海平开办军工厂期间，韦杵得知父亲过世，于是赶回家乡，亲自为父亲操办丧事。遗憾的是，在他母亲过世时，正值北伐期间，又因信息不通，他根本不知道母亲归天的时间。

1907年，韦杵之妻罗氏死于难产，给他留下一女，取名阿秋。

韦杵驻军昆明期间，派人将阿秋接到身边。阿秋30岁那年，韦杵欲与丫鬟廖氏结婚。可是，阿秋对父亲与廖氏的关系，很是反对。阿秋认为廖氏是家里的丫鬟，硬是不同意父亲与廖氏结婚，并以死要挟。然而，韦杵执意要与廖氏结婚的举动，让阿秋越来越想不通，阿秋认为父亲的做法让她蒙羞，无脸做人，于是服毒药自杀，时年33岁。

尽管阿秋的死让韦杵悲痛万分，但想到廖氏多年来扶持他家尽心尽力，廖氏为人也很好。于是，韦杵还是与廖氏结了婚。

韦杵与廖氏共生有两个女儿，长女韦马丽于1944年6月生，次女韦小妹于1946年10月生。韦杵过世时，姐妹俩都还很小，她们长大后，均在云南工作。

1952年，韦杵旧伤复发，医治无效，病逝于昆明，终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