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价值唯奉献 粪土名利当公仆

家道从容

1919年1月16日，王秉鋆出生在贵州省安龙县龙广镇纳桃村一个布依家庭。他家世代务农，祖父王绍才、祖母贺氏均不识字。王秉鋆的曾祖父王兴仁青年时因耕地少，不敷一家人生活，农忙打零工，农闲捕鱼出售，晚年增置几亩田产，境况有所改善。祖父母在这基础上苦心经营，除从事粮食生产外，兼营面条、粉条加工副业。麦麸粉渣为养猪提供饲料，猪多肥多反馈在粮食生产上，收成较丰。祖父秋收后还兼做长途贩运，把家乡土特产品运到广西百色贩卖，买回棉纱出售，家境逐渐好转。

王秉鋆的祖父母共育有三男六女。祖父因不识字常吃亏，父辈男性均送私塾读书，伯父王道高青年时参加北伐，在水城遇难；叔父王道精参加岑国斌的部队，后在部队中病死，伯伯家大哥王秉忠也在岑国斌部战死。王秉鋆的父亲王道升排行第二，因伯叔外出谋事，留在家里当祖父的助手。王道升为人本分，也善经营，学会阴阳五行，是个宿命论者；母亲贺氏，贤淑善良。父辈虽有不同归宿，但都属于有头脑有志向的一代。

祖父学会商品经济，祖母善理家，王秉鋆出生时正是家庭经济升腾，人丁兴旺的时候，这与当时正处在世界大战之后，各帝国主义无暇顾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得以发展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在大家庭中唯王秉鋆最小，也因长得乖巧，受到全家的钟爱，特别是他祖母，更是对他关爱备至，除了父亲叔叔谁也不敢碰他，小时候养成了娇气与谁也不怕的傲气。

分家后，王秉鋆的父亲一股劲想发家致富，农忙下田，农闲加工面条粉条出售，人人都参加劳动。由于父亲要求严格，王秉鋆的娇气与傲气才有所收敛。王秉鋆小时候活泼伶俐，深受长辈的喜爱，有次他叔叔考他，要他把地名“波达摞”布依语翻译成汉语，他脱口答是兔儿坡。“达摞”是兔儿，“波”是坡，叔叔夸他聪明，奖给他一支口琴，这支口琴成为引导王秉鋆爱好音乐的媒介。他爱唱歌，又善吹口琴口哨，村里的人都说：“王秉鋆人到那里歌声就在那里响。”小时春节到外婆家拜年，外婆的邻居家做糖果卖，他很想吃，于是向他姨娘要钱，姨娘问他是她家什么人？他答：“我是你妈的（女）儿的儿。”逗得外婆一家哄堂大笑。以后每逢拜年姨娘们都欢迎说：“我妈的儿的儿来了。”

王秉鋆的父母共生三男二女，大哥秉恒，大姐小蝶，妹妹秉琇，弟弟秉清。叔叔27岁病故，婶婶改嫁，留下秉玟、秉瑶两个妹妹，先由祖父母抚育，后来在王秉鋆家一起生活成长，七人中除他大姐外，都有中等文化。他（她）们对王秉鋆从事革命活动，有的参与，有的支持。

王秉鋆一出生父亲就为他算八字，说他五行中缺金，命中露财。结论是多病，不会发财致富，给他取小名阿铜，书名为秉鋆，以弥补八字缺金之不足。至于露财，可能无法解除。由于他的生辰八字不好，父亲要求他继承其衣钵，十五六岁就学种田，加工面条粉条。母亲则常以市上只有挑米卖，没有挑字卖教训他，怕他上学读书后学懒，每交学费或做件新衣，都要他自己动手把稻子舂成米去卖，这也可能向他示意，世上只有挑米卖，没有挑字卖的。

王秉鋆一家都崇敬祖宗，在对待神灵的态度上分成三派，奶奶、妈妈等女方笃信鬼神；祖父父亲等，相信阴阳五行，认为人生祸福是命中注定的；王秉鋆这一代则既不信鬼神也不信命运。但是三派在节俭上是统一的，原因是上两代的人都想发家致富，勤劳生产，省吃俭用，平时都是素菜加辣椒水，只有春节和布依族“六月六”节日才能吃上肉。

王秉鋆家附近几个村子主要用布依语交流，而布依语中，缺乏汉语拼音中的爆破音，发音不准。读小学时，王秉鋆等布依族学生经常犯发音不准的毛病。他们每次进教室，有几个街上的汉族同学学他们口音。学人短处揭人伤疤，触发了他们民族自尊心，抓住汉族同学就打，后来就酿成他们村子的同学和街上的汉族同学对阵打石头仗。这场“战争”随着年龄的增长，双方似乎都意识到再斗下去无意思，到五年级都各自偃旗息鼓。到了六年级都为未来前途操心，共同的命运把大家捆在一起，在王秉鋆等布依族进行革命斗争期间，原来石头仗的死对头成了亲密的战友。

王秉鋆小学毕业时，哥哥也中学毕业。他哥哥那一代小学七年，中学三年，十年寒窗，在少数民族中，算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了。可在那个年代，没有背景的少数民族连小职员或小学教员都捞不到，只得和犁锄打交道。因他哥哥读书的结局和他伯叔堂哥外出谋事均死在外边的影响，他每次要求外出升学，均遭到父母的拒绝，初中先读龙广中学预备班，后读龙广乡村师范，都在龙广那个小圈子里度过。初中阶段算得上刻苦认真学习，在班里成绩属优，特别对历史、语文感兴趣。那时他哥哥订有《东方杂志》，他常将父母给的零用钱都用在买书上，《三国演义》《水浒》、蒋光慈的《鸭绿江上》等新旧小说，就是那个时候读的。由于爱读书，王秉鋆的作文常得表彰。记得乡村师范毕业作文题目为《毕业后的感想》，他写得生动感人，校长对这篇文章的批语是：“玉润珠圆，堪称佳作。”

在那每天上学三华里，来回四趟，放学回家还得帮助干活的境况下仍能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主要动力来自民族歧视这个压力。他那时认为少数民族之所以被歧视，主要是文化水平低，愚昧必然落后。他决心把书念好，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帮助少数民族提高文化水平。乡村师范毕业后，村里热心教育的吴希伯先生提倡办村学，他约同村里同班同学全力支持，没有教室他把他家厢房腾出一间来做教室，没有书桌他借祖父做寿木的毛料当桌面，他和同学一起上山砍树木做支架，学校办起来了，村里学龄儿童就近入学，邻村也有来就读的。现在这所学校己发展成为由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的纳桃小学。

纳桃小学从创办到发展，应归功于吴希伯先生的倡导和村中热心教育人士的支持。吴先生从事教育多年，为人耿直，教学认真，乐于助人，其高尚品德给王秉鋆很大的影响。

尽管在教育工作上作了一系列努力，村里少数民族文化确实有所提高，但少数民族社会地位仍然低下，通过提高文化解决民族平等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乐学勤思

1937年春节，王秉鋆内兄贺发荣约他到云南求学，他哥哥极力支持，祖父母赞成，父母亲却只是勉强同意。他是带着寻求民族平等道路问题到云南求学的。学校是秋季开学，只好在昆华高中预备班就读。同路去的贺发荣、肖君盛月考成绩拔尖升入高中正班，贺发荣改名为贺朗特，肖则改称肖赤雨。那时，经过“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主张。接着，发生“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国家宣布全国高中以上学生必须在暑假期间接受军事训练，贺、肖参加军训练编在朱家璧为队长的那个中队（贺、肖在就读兴义中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在集训期间，在朱的领导下创编《前哨》月刊，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只出一期被禁），在两位老乡的引导下，王秉鋆读了他们的刊物，他对执意要寻求民族平等道路的思想产生了动摇，但埋头读书，做一个有学问的人仍然是主导思想。

昆华高中预备班毕业后，王秉鋆报考了云南省立镇南师范学校（简称镇师），在昆明考区名列第一，那时由于昆明到镇南还未通汽车，是雇马驮行李步行去报到的。镇南（今南华县）属于滇西一个县城，校舍选在城南文庙扩建起来的。王秉鋆一行新生和马帮经过学校左侧巷道时，被两个大兵纠缠，硬说王秉鋆一行的马驮子撞了他们，一直纠缠到学校，不少师生听到吵闹都出来围观，但都不吭气，王秉鋆就走在马驮子后面，大兵站坎上，马驮子根本没有碰他们，他认为这是无理纠缠，挺身而出为赶马人辩解，大兵不由分说抓起他就往外走，刚走出校门碰到学校军事教官大吼一声：“去不得！”王秉鋆甩脱大兵，在教官掩护下往学校深处走。这位姓叶的教官开导他说：“这些大兵是土匪招安来的，他们把你拉到城外抢劫你的钱财，甚至把你杀掉，今后要少出校门。”旧社会县城的秩序竟然如此！

镇师是全公费的学校，除了学杂费书费外，每月每人还有四元大洋伙食费。第一年伙食费结余发给每人一个床单，第二年一套卡其布衣服。校长叫陈时策，教导主任张乃猷，他们给王秉鋆的印象是治学甚严，实行军事管理，可能由于他考取第一或者由于敢顶撞大兵，有正义感，被指定为第三班班长。学校规定，星期天早上，都要打扫卫生，整理内务，待校领导检查合格后才放假。

入学后正值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理的冲击下谁能坐得住？但不知如何表达抗日救亡的意愿，王秉鋆处在盼望有人指点的境态中。学校会计兼图书管理员李仲烈介绍他看一些社会科学的书籍，当他在书上看到上海租界公园门口竖有一块“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时，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意识到在中国不仅少数民族受歧视受压迫，整个中华民族都受歧视和压迫，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危险时刻，还有什么民族平等！从此，他迷上社会科学书籍，迷到废寝忘食，当时校规很严，必须按时作息，白天午休，他到操场上看书，晚上熄灯号后同学们熟睡了他偷偷地到图书室点上蜡烛看书，凌晨两点才回宿舍睡觉，为此受到教导主任善意批评。在阅读过的书籍中，给他启发最大的是《共产党宣言》和《西行漫记》，《共产党宣言》中“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这一论断，打开了他的思想窗棂，顿觉豁然开朗，原来世上的不平，根源是阶级社会，只有消灭地主资产阶级这个罪魁祸首，由劳动人民掌握政权，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平等，久悬在他脑海中谋求民族平等的愿望已得到答案。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领导革命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代表封建帝国主义、地主老财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是制造一切罪恶的祸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目的就是要推翻这个反动国民党的统治，实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做到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人类最高理想境界——王秉鋆决心为构建这样的社会而奋斗终生！

英姿焕发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华民族存亡的时刻，首先应投入抗日救亡的前列，宣传动员各民族人民结成统一战线，把日本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打败日本侵略者，通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从书上学到的道理，指引王秉鋆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后来才知道那些革命书籍是镇师地下党的组织活动。镇师刚建校，云南省工委就派刘浩、赵国徽以当教师为掩护进行地下活动，发展学校会计兼图书管理员李仲列入党，那些革命书籍就是李的安排，要求进步的同学传阅，按书的页数定期交回。《西行漫记》是一本很厚的报告文学，限一星期看完交回。王秉鋆为争取多看些书，五天就看完了。另一个地下党员叫杨振芳，是第一班同学，常和他交换读书心得。1938年暑假一起到昆明集中军事训练，杨振芳很关心王秉鋆的进步。和他编在同一分队的学员张锐是同床上下铺，张锐喜欢音乐，歌喉颇有功底，爱好相同，思想也投入，他们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军训结束前，军训处动员他们参加国民党，转入昆明陆军军官学校，他和张锐不谋而合，都坚决不愿加入国民党，当国民党的军官，但又不能公开抵制，上期军训，军训处为摸学员思想，发给每人填写交一份答卷，其中一个题目是：“你最崇拜的领袖是谁？”有个学员答“我最崇拜的是像蜜蜂蚂蚁那样的领袖”而受到追查。军训处规定未履行加入国民党手续的不得带行李出军训处，他和张商量决定，情愿不要行李借故提前出营。出营后杨振芳约他去见一个姓陈的人，后来才知道陈是云南工委书记，然后一起返校。

回到学校后才知道镇师校长、教导主任连同会计与大理中学对调深感意外。正当他们在同学中探询原因时，接到大理中学学生会来信，信中说他们的校长教导主任因镇压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引起学潮，在大理中学呆不下去了，省教育厅把两校领导对调。这个消息触动了镇师要求进步积极抗日的同学，都细心观察新领导的动态，地下党为有领导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学校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简称‘民先’）”，要求进步的同学都参加民先。1938年冬，王秉鋆经杨振芳介绍加入了“民先”，党组织通过“民先”在校园内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学校新领导上任后，决定镇师创立附属小学，并指定教导主任的夫人为附小校长，镇师新任校长以赴昆明参观学习办附小名义，率附小校长到昆明，在参观学习中强奸了这位附小校长，回到镇师后闹得满城风雨，王秉鋆等趁机制造舆论：“镇师是培养教师的学校，校长是个衣冠禽兽，我们该怎么办？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决定把校长赶出校门。私生活不是主因，我们斗争目的是不要这个镇压学生抗日运动的校长。”这位校长得到消息躲藏在北街一家旅馆里，授意姓周的军事教官收买部分思想保守的同学为其保驾，王秉鋆等得知这个消息后，知道姓周的教官到庐山接受蒋介石的训话，也不是好东西，决定也把其赶出学校。王秉鋆和同学房正国亲自把这位军事教官轰出了校门，学潮从此爆发。学校无主，老师无所适从，王秉鋆等成了学校的主宰，在地下党授意下成立学生会，主要抓两件事：一是制定作息时间，上午组织学习时势，社会科学，下午组织宣传抗日活动；二是指定专人起草向省教育厅请求罢免镇师校长的请愿书，派杨振芳专程呈交。王秉鋆被指派为学生会的宣传干事，除在校内教唱抗日歌曲，组织演讲会外，还组织到街上宣传抗日，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由于省教育厅迟迟不派新校长，学生会自我管理，按时作息（镇师是全公费，规定拨给伙食费），学潮坚持斗争了三个月，社会对学潮有理、有序很同情，原在庐山办学的爱国民主人士李一平先生，日军入侵江西时回到家乡云南大姚县，极力主张用实际行动抗日，恰从昆明路经镇南（今南华县）知道镇师学生在闹学潮，到学校看望王秉鋆，对镇师秩序井然，按时作息给予肯定，并提出如果同学们愿意到大姚工作，非常欢迎。

正当王秉鋆等学生久等不到教育厅的答复，酝酿是否到大姚的时候，镇师校长纠集部分学生回校复课，宣布解散学生会，并布告开除学潮骨干，王秉鋆首当其冲，榜上有名。面对这一复杂情况，学生会决定，愿到大姚的可以离校，学生会不能解散，继续领导学潮，把其余同学拉到城边斗角山庙宇，按时作息坚持斗争。因跟校长的学生太少不能复课，学校处于瘫痪状态，省教育厅不得不派来新校长，半年多的学潮胜利结束。

武汉失守，全国震动。王秉鋆无心坐下来读书，决定到大姚去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学生会派杨振芳和他先到大姚联系安排，第一批到大姚的近10人。王秉鋆离校前，周姓教官找他谈话：“秉鋆同学，我给你打的操行分数全校第一，你那样对我我很痛心，事情已经过去，我不记仇，开除你可以取消，希望你留下，把山上的同学劝回校。”说时还挤出几滴眼泪。王秉鋆回答说：“校长是衣冠禽兽，毁了镇师的名声，我们挺身而出把他们赶出校门是每个正直的人应该做的事，你不给正直的人操行打优，就没有是非。”王秉鋆对自己的行为不后悔，去大姚决心已定，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1938年末，王秉鋆离校到大姚前，杨振芳交入党申请书给他填，他写好后交给杨振芳，到了大姚，安排好去大姚同学的工作，杨振芳就离开了大姚，没交代他入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文革”中才弄清。

1938年春节前，王秉鋆和杨振芳到李一平先生家，受到热情接待。李一平对镇师学生到大姚工作作了很好的安排，都安排到各区小学任校长或教导主任，并兼任训练壮丁和民众夜校督导员。

李一平是个传奇人物，早年参加北伐，因与蒋介石观点不和弃职上卢山办学，日军进占江西时携家眷回老家大姚县，当时大姚县长叫周毓萱，知李非等闲之辈，仿“三顾茅庐”敦请李出山襄助县政。李提出三条政见：一铲除贪污，由他举荐能人担任区（乡）保长；二普及教育，凡7至45岁男女均得入学学文化；三实行全民皆兵，18至45岁青壮年男子清早均得参加军事训练一小时。县长一一应承，李虽明为顾问，实际是他说了算。他剃光头身着粗布衣，脚穿草鞋，清早5点下乡巡查，区（乡）长如不照办，当场撤职。三大举措得以雷厉风行的执行。王秉鋆对李先生用实际行动抗日的主张全力支持。李一平崇拜孔孟之道，王秉鋆表示尊重，曾经跋涉30里进城听李一平讲文天祥的《正气歌》，对王秉鋆爱看马列书籍从不干预，王秉鋆借助李一平的威望进行革命活动，李一平看中王秉鋆有热情、有干劲实现其主张，在抗日救国这点上目标一致。

王秉鋆在大姚工作三年，都以教书的职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9年寒假他还担任民工大队长率领民工抢修滇缅铁路一个月。1941年暑假，镇师教师谢启文（地下党员）带了几个进步青年到大姚，会同在大姚工作的同学共10多人，以避暑为名到千华寺集体学习《联共产党史》和《政治经济学》，结束前由谢启文、杨甫奇为介绍人，王秉鋆第二次填表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王秉鋆到大姚中学任训育员和地理、音体教师，得知朱家璧到大姚收兵（滇军农忙放假），在大姚城里的同学得知朱家璧1938年曾到延安接受任务，准备请朱来校讲抗战形势和延安情况，派王秉鋆去联系，朱家璧就是带王秉鋆的内兄贺发荣、老乡肖君盛到延安抗大的领导人。见面时王秉鋆把他与贺、肖二人的关系讲后，朱家璧知道大姚有地下党活动，同意王秉鋆等人的请求。听朱家璧讲了敌后斗争的大好形势，大家深受鼓舞。大姚中学校长和教师，多是内迁和流亡来的知识分子，只管教书不问政治。王秉鋆等人可以放手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同时授意书店多进革命书籍，充实学校图书馆，有组织地引导学生阅读。当时大姚还没有设立国民党的县党部，也没有国民党的组织活动，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印发的反共书刊，每寄到学校都被王秉鋆等人烧毁。当时流行的抗日歌曲《黄河大合歌》《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等学生都会唱。1987年，大姚县召开党史座谈会，王秉鋆曾应邀参加，在和老同学、大姚中学学生叙旧中得知大姚中学一、二班学生80%参加反蒋武装斗争感到非常欣慰。

大姚各区（乡）长都是李一平先生选拔的，实行政教合一，区长兼学校校长。1942年，全县基本上杜绝贪污，普及了小学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李先生在时地主反动派不敢吭声。后来，李先生另有任务在外，土豪劣绅妄图夺回他们的天下，密告王秉鋆等人是共产党，省工委获悉后通知他们逐步撤离大姚。正在这时王秉鋆收到朱家璧的信，说其在部队成立了一个艺术工作队，欢迎王秉鋆去那里工作。在大姚的镇师同学经商量分两部分：一部分到昆明听组织安排，一部分到朱家璧的部队。寒假后王秉鋆离开大姚，于1943年春到云南盘溪朱部。朱当时任18师督训处主任兼艺术工作队（文工团）队长，安排王秉鋆为总务干事。艺工队副队长叫王旦东，是个艺术家，具体活动由他安排。艺术队的主要任务是下连队教唱抗日歌曲，公演话剧、歌剧。全师还组织了一次歌咏比赛。队员外出演出时，指定王秉鋆在驻地为连队培养教唱指挥歌唱的干部训练班。在艺工队期间，朱家璧还请赵风来教声乐，陈昌浩来作形势报告，帮助提高政治素养和专业水平。朱家壁还把《八路军进行曲》改为《军队进行曲》，全师都会唱。滇军18师编入60军，被蒋介石调到东北打内战，到东北后，首先有一个加强连起义，在和解放军联欢会上大唱抗日歌曲，解放军感到奇怪，他们会唱我们的歌！一打听才知道滇军中有个艺工队。接着潘朔端师在海城起义，不久60军在长春起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与朱家璧、费炳、杨滨等军中地下党在滇军中活动是分不开的。

1945年8月，日寇投降，蒋介石委任卢汉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官，要他率滇军入越受降，卢汉不知是计，把滇军精锐全部调入越南，卢汉选任朱家璧为司令部特务团（警卫团）团长，朱要王秉鋆到团部任分管被服装备的军需。部队入越前，派他打前站，安排食宿，到达河口得悉滇军已全部进入越南。蒋介石用调虎离山计，把云南省主席龙云赶下台，沿滇越边境一线已被杜聿明部重兵封锁，滇军虽有不满，但不得不顾全大局。

部队进驻河内，司令部设在总督府，特务团布防在司令部周围。到河内不过半月，朱家璧突然被扣在司令部，消息传来，王秉鋆和团部秘书吴世霖（地下党员）及朱的通讯员迅速将朱的书籍文件用汽油烧毁，这时团部已被宪兵包围，只准进，不准出，大家都很着急。王秉鋆和吴商量出去找熟人设法营救朱，他们一起在团部走了一圈，围墙高，爬不上去。当走到墙角那里，看到一枝树枝伸入墙内厕所门上，把门打开爬上去抓住树枝便能逃出墙外，王秉鋆首先试探上去，看外面是一片树林，没任何动静，两人便从树上下来，他们说声找熟人去，就分开了。王秉鋆找到60军搜索营长杨滨，杨滨与朱有交往，是王秉鋆的老乡，杨滨已知朱被扣，没等王秉鋆说明来意，就问王秉鋆，朱的书籍信件处理了没有，王秉鋆说全部烧毁了。杨滨说：“只要宪兵抓不到什么证据，不要紧，你们若走了会给宪兵把柄，增加朱的困难。”王秉鋆回到住处，处理了他的书籍和日记，因舍不得毁掉朱送给他的那本《延安整风文献》，王秉鋆想到其表弟在卫生队，就住在隔壁，王秉鋆叫其表弟来，以洗澡为名，把这本书交其表弟好好保存。朱被扣的第三天，王秉鋆被通知到一个空房子集中，一看共9人，有军需处长、卫生队长、两个报社记者等，都是非云南籍的官佐。团部送来两个月工资，同时悄悄告诉王秉鋆有两个可能：一是送回国关押，一是关在河内。不久开来一辆囚车，下来一帮宪兵，两个宪兵架一个，把王秉鋆等人推进囚车往市中心开，开进一个大院停了下来，仍是两个宪兵架一个，送进一个约十五平方米的房间，室外是走廊，走廊外侧用粗钢筋封闭，是两层楼房，楼上住满宪兵。王秉鋆等人关在室内，朱家璧关在走廊。有宪兵值班监视，看管很严，不准讲话，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读书看报，上厕所规定时间，三步一岗地警戒。团部送饭，经检查才能送进来。吃完饭王秉鋆等人或坐或躺当哑巴。朱家璧习惯早上五点起床看书，关进去的第一个早晨，朱按时起床，宪兵命令他躺下，六点才能起床，朱气愤得牙咬的嘎嘎响！从此患了牙痛。被抓时王秉鋆感到如果掌握武装，就不至于束手就擒，干革命就得有武装。斯大林说过，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只有拿起自己的武器，才能迫使敌人放下武器。王秉鋆发誓：只要我活着出去，就搞武装斗争！在关押期间，王秉鋆反复思考并策划这个事情。大约一个月提审一次，最后一次审问王秉鋆时，主要问特务团开拔入越，有什么外人随同一起走？王秉鋆说他被团部派遣打前站，先走几天不知道有什么人跟团部走，这是事实，宪兵无话可说。审问过程不到五分钟，其他人审问时间也不长，后来知道，党的一位重要领导由朱家璧掩护经越南河内回中央，这位同志警惕性高，到达河内后即由香港安全回到中央，特务主要是抓捕这位同志。

龙广革命武装暴动纪念碑

审问后，改由滇军部队看管，王秉鋆趁机提出要求：早晚放风，允许聊天，下棋玩乐，厕所不限时，宪兵均认可。朱家璧牙痛准许保外就医，情况有所松动。春节前，宪兵宣布：“奸嫌不足，无罪释放。”王秉鋆算了一下，刚好一百天，于是称之为“百日之灾”。释放后，朱家璧被撤职，其余回原岗位。后经了解，全部无罪释放。除了上述原因外，主要是特务拿不到证据，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做卢汉工作的结果。

国民党经越南调东北的部队，除滇军外还有杜聿明等的武装，到1946年6月应调部队基本过完。几十万人马经过越南，军纪太差，所到之处，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在越的华人，多半从事工商业，损失最大。当时流传一首顺口溜：“国军未来，欢天喜地；国军到了，怨天怨地；国军走后，谢天谢地！”

卢汉被蒋介石委任为没有兵权的云南省主席。王秉鋆没有事干就逛街，带翻译到郊外走访农民，看到家家户户都挂着胡志明的像，知道越共得民心，在胡志明领导下，越南一定得到独立。

蒋介石允许卢汉带特务团回防，于1946年9月原路回防昆明。王秉鋆被派遣参加押送从日军接收来的汽车队，经镇南关、广西、贵州回到昆明。经长途颠簸，王秉鋆心想得好好休息，借机走访老同学、老战友，哪知上街一看，气氛不对，人们脸上都挂着忧愁，看不到休闲的行人。老同学万国祥告诉王秉鋆，不久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特务杀害，省工委已通知党团组织疏散农村，以职业为掩护发动群众。万国祥已和建水中学联系，到那里教书，问王是不是同去？这时蒋介石己下令向解放区全面进攻，搞武装的想法更加迫切。王秉鋆考虑自己是布依族，家乡安龙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民族关系，众多亲友同学，回家乡干比云南条件好。王秉鋆把想法和在特务团当军需的同学钱定洋（地下党员）反映，征求钱定洋的意见，钱定洋很同意，并及时向组织汇报，组织批准王秉鋆回乡搞地下工作。于是，王秉鋆把一同到特务团的老乡贺明亮、王元寿约在一起打道回乡。

从1937年春到1946年冬这十年中，除了1940年王秉鋆的祖母去世，1944年祖父西归回乡奔丧外，王秉鋆都工作生活在云南。这十年正是王秉鋆从18岁到27岁的黄金年华，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干，同事誉他为“小钢炮”。行前，王秉鋆向老战友钱定洋话别：“我出生在贵州，成长在云南，我忘不了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云南同志。”钱说：“你有贵州人的机敏灵活，有云南人的憨厚朴实，还有一颗革命到底的决心，此去必有所为！”

回乡暴动

龙广暴动是永和暴动和龙广暴动的总称，是在中共滇桂黔边区罗盘地委的直接领导下，于1949年6月19日至6月24日在王秉鋆和王雄等同志的具体组织下进行的武装革命暴动。这次暴动，是党把当地群众自发的抗“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斗争引上有领导、有组织、自觉的革命斗争；这次暴动，提高了人民的觉悟，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震撼了国民党在黔西南的反动统治，策应了滇桂黔边区纵队的武装斗争，为配合解放大军解放黔西南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大部被解放军歼灭，东北、华北、长江以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蒋家王朝末日即将来临。国民党反动当局仍妄想凭借长江天险，负隅顽抗。为扩大兵源，筹集军饷，在江南广大地区疯狂地抓兵派款，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青壮年为躲避抓兵，则四处躲藏，弄得有家不能归，有田不能耕，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其中有党领导的各地人民群众进行的有领导、有组织的武装暴动，还有群众自发的抗“三征”斗争。

1938年，王秉鋆在云南镇南师范读书时，便接受了革命思想，因带头闹学潮，被学校当局开除。后到大姚中学任教，在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继续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革命活动。此时，王秉鋆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又经进步同学介绍，认识了云南地下党朱家壁同志。按照朱家壁同志的布置，打入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当所在部队即将开赴越南受降时，王秉鋆和朱家壁等同志一起被国民党宪兵以共产党嫌疑逮捕监禁，三个月后，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幸得出狱，随部调回昆明。通过上述事件，使王秉鋆深深地感到，干革命没有武装，就只能让敌人架着膀子进监狱，带着这个想法，王秉鋆于1946年由昆明回到家乡安龙龙广以后，就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团结进步青年，进行组织群众的活动。

1948春，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龙广、永和的一些村寨，不断出现三五青年相约，自发进行抗“三征”行动。科立寨的王雄，在本寨组织了“把兄弟会”，团结青年，反对国民党的拉兵派款。一次，该村青年吴永光被乡丁拉兵，王雄知道后，即率寨里青年，扛着各种武器（火药枪、尖担、锄头等）在通往镇公所的路上，将吴永光夺回，显示了团结的办量。当时，龙广各村寨遍设山堂，帮会组织盛行，王秉鋆抓住这一机会，以组织“扶风社”为名，团结组织青年，通过串联，把龙广的科立、纳桃、板拉、磨雍等村寨的青年组织了起来，分别在坡普山头、板拉、大田召开了成立大会，为负责人。提出了“一村有事，村村支援，一人有事，人人帮忙”的主张。订出了第一保甲长不准参加，第二惯匪、有民愤的坏人不准参加的两条原则，把群众自发的抗“三征”行动变为有领导有组织的抗“三征”斗争，适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壮年的迫切要求，因而得到了广大青壮年的拥护，纷纷报名参加，不到两个月，整个组织发展到500多人。同时，进一步把分散在群众中的土枪、土炮、梭镖、马刀等武器集中起来，以村寨为单位组成自卫小组。弄得保警兵、乡丁不敢下乡拉兵派款，有的村寨曾一度出现没有人敢当保甲长，使有些基层政权一度瘫痪。

1948年底，与贵州兴义毗邻的云南罗平人民在地下党朱家壁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暴动，建立了党领导的以罗平板桥镇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这一消息传到龙广后，给在龙广活动的王秉鋆和王雄等同志思想上以很大的启迪，行动上得到了很大鼓舞，王秉鋆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人民才能得到彻底解放的这一真理。于是王秉鋆准备再一次赴云南寻找党的领导，学习武装暴动经验；1949年2月，王秉鋆和王雄、贺光裕等同志化装成商人，辗转到了罗平板桥镇中山乡（当时罗盘区地委所在地）经王秉鋆旧识的杨乾龙和甘庭芳的介绍（杨、甘是过去王秉鋆在朱家壁同志那里工作时认识），得到了罗盘区地委负责人刘清同志的接见。王秉鋆把在龙广组织群众抗“三征”的斗争情况和自己过去在云南同地下党组织有过联系的事向刘清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了刘涪同志的承认，根据龙广地区群众发劫的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留下王秉鋆在板轿参加干训班学习，吸取罗盘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责成王雄、贺光裕两位同志返回安龙，继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1949年3月下旬，王秉鋆在板轿干训班学习结业后，地委根据龙广已经组织了几百人的情况，决定派他回家乡开展工作，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地下武装”，武装组织起来后，番号暂定为《安龙人民讨蒋自救军独立支队》，根据罗盘区武装斗争形势相机行动，临行前，刘清同志把地委油印的“告民众书”及毛主席著作等交王秉鋆带回。回到龙广后，王秉鋆首先把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王雄、王汉忠、王继勋、贺明亮、贺光裕、查定帮、王文经等组织起来，并同王雄、贺光裕同志研究，决定在科立王化忠家学习一个星期，学习内容是毛主席著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罗盘地委办的党内刊物《战斗报》等文件。通过学习，在他们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提高的基础上，为了能更好地领导组织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首先决定组织了一个地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有王秉鋆、王雄、王继勋、王汉中、贺明亮、王文经、贺光裕、查定帮等八位同志，王秉鋆为主要领导，按照罗盘地委关于罗平武装斗争经验报告中指出的：根据国统区的特殊环境，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进行合法的、非法的斗争，特别是要利用反动阶级的内部矛盾，做好统战工作。通过上层，深入下层，发动群众，掌握下层，进而推动上层，促使反动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为我所用。同时，要选择反动政府两不管地带（省与省界或县与县界），作为游击根据地，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王秉鋆根据罗盘地委的指示，作出了组织地下武装的具体部署，决定从两个方向开展工作：一方面选定永和乡为地下武装斗争的集结地，因为永和乡地处边沿，毗邻广西西隆和兴义巴结，有南盘江为界，是反动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地方，而且是布依族聚居区。生产落后，群众贫困，易于发动，山高路陡，活动条件好。根据这一选择，指派王雄同志到永和、巴结一带做组织发动群众工作。王雄同志到达永和后，了解到巴结的韦万坤（乡公所警卫干事、乡队副）和郭涛掌握有三十多条枪的武装力量，于是通过亲友王朝怀介绍，认识了韦万坤和郭涛。后来由王雄同志引荐，韦、郭亲自到龙广会见王秉鋆，经过工作，韦、郭表示愿意接受罗盘区党委的领导。而后，王秉鋆又亲自到巴结调查，了解到毗邻的广西西隆有方季森一股地方武装力量，拥有轻机枪五挺，长短枪五、六十支，于是又派韦万坤、郭涛二位同志前往广西做工作，争取参加武装暴动，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开导，讲清形势，申明大义等工作，终于得到了这支武装力量的支持。1949年农历五月中旬，在韦万坤和方季森的率领下，两支武装力量共80多人秘密地开进了永和乡的坡阴寨伺机行动；另一方面利用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团结了进步分子周云锋。同时，又派王晓帆到洒雨、北乡等地建立秘密组织，王汉中、王继勋则在龙广小学以教书为掩护搞情报，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其他同志分头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工作。

由于上述这些活动逐渐为反动政府所察觉，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注意。1949年夏，国民党安龙县政府以保护粮仓为名，派遣一个保警队进驻永和乡，实际是监视王秉鋆的活动。同时，王秉鋆得到消息，罗盘区二十一团已挺进云贵边境的黄泥河，国民党贵州省当局派保五团前往堵截。为了策应罗盘区的军事行动，王秉鋆决定在永和举行武装暴动，以牵制敌人的兵力。

1949年6月19日，在王雄同志的率领下，韦万坤的武装30余人，广西地方反蒋武装方季森部的50余人，以及永和、坡阴的杨永香、张兰清和大湾的罗绍平的游击武装30余人，共有120余人，机枪五挺，长短枪百余支。从坡阴出发，分两路向永和乡公所推进。在当天下午四点，乘保警兵放松警戒时，迅速进入了乡公所，经过两小时的激战，一举解除了保警队的武装，击毙保警兵2人，打伤1人，逃脱1人，生俘8人，缴获了全部武器弹药，游击队员无一人伤亡，伪乡长王永锡见势不妙，率领乡丁仓皇逃命，暴动胜利了。当地群众一起涌向永和，欢呼胜利，一时聚集达数百人。永和暴动胜利的消息传到龙广后，立即率领贺明亮、王文经、查定邦、王安民等同志从龙广星夜赶到永和，开展了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将从罗盘区带回来的《告民众书》向群众散发，四处张贴，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国统区疯狂抓兵、派款，发动内战的滔天罪行，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团结起来积极参加反“三征”斗争。根据罗盘地委的指示，把参加暴动的武装队员和在永和组织的共300多人，组成了“安龙人民讨蒋自救军独立支队”，指定各级负责人员，加强领导。“讨蒋自救军”纪律严明，严格遵守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受群众欢迎。暴动胜利的第二天，王秉鋆决定开仓济贫，由查定邦、王文经同志主持，将永和粮仓、王永锡粮仓的粮食无偿发放给贫苦农民，一时老幼妇孺前来领粮的络绎不绝。武装暴动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使广大农民群众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是贫苦农民的救命恩人，并决定以永和乡为根据地，在永和乡建立人民政权后，再向全县发展。

永和暴动的胜利，唤醒了群众，但也惊动了敌人。国民党安龙县、兴义县政府不断向贵州省保安司令部、兴仁专署发出告急电求援，于是兴仁专署调派兴仁独立营和保五团在黄泥河的何营到安龙，会同安龙保警大队的两个中队，由安龙县长田应铣统一指挥，分两路（坡岗、龙广）向永和进攻，妄图扑灭这次武装暴动的革命火种。

面对强大的敌人，又处于弹药缺乏的情况下，王秉鋆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商讨阻击敌人的对策。这时，在龙广以教书身份为掩护的地下交通员王汉中、王继勋送来情报，说保五团在镇公所存放有47箱子弹，只有几个伤兵看管，可以夺取。王秉鋆根据情报，经研究，初步提出了攻打镇公所，夺取弹药的两个方案。一个是将永和组织的武装就地阻击敌人，广西方季森和巴结的韦万坤武装全部拉出，夺取弹药后，返回来把敌人包围在永和予以全歼。另一个是广西方季森部武装留在永和，在永和武装配合下对付兴仁独立营，王秉鋆和王雄等同志带领韦万坤的武装攻打龙广，夺取弹药后立即回师夹击兴仁独立营（因兴仁独立营是新建部队，没有作战经验，比较薄弱），把兴仁独立营吃掉后，再围歼保五团何营。最后，会议决定执行第二个方案。1949年6月24日，就在敌人分两路向永和进攻的当天，一路以王秉鋆和韦万坤、郭涛、王朝怀等率领的60多名武装，从小道芭蕉坪奔袭龙广，另一路由广西的方季森、永和的张兰清、杨永香等率领广西、永和武装赴大硐坡阻击兴仁独立营。

王秉鋆和韦万坤率部绕道坡岗到达龙广后，白天潜伏在董谷、半坡，入夜在桐柏贺文彦家作了战斗部署：派查定邦、陈世林等同志各带领部分队员埋伏于兴义方向的二龙桥处；派王继勋带领部分队员埋伏于通往安龙的苗儿山处，阻击可能增援之敌。并砍倒电杆，割断电话线，以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络。还要阻击往东西两翼逃窜的敌人。同时还决定：通往五台的要道由板拉、新寨、磨雍的自卫小组阻击；通往箐头的要道由纳桃、纳兰的自卫小组阻击；通往海底的要道由贺明亮同志率领大寨、科立的自卫小组阻击，以韦万坤部主攻镇公所。天黑以后游击队进入龙广街上，与乡丁接上火，攻入镇公所后，未见弹药踪影，只缴获了3支步枪、一部电话机和一箱破烂的收发报机零件。后来得知弹药已转移到地主冯开林家，暴动队伍便立即围攻冯家。但由于冯家墙门厚，并筑有坚固的碉堡而无法攻入。这时，暴动队员吴学安找来一把大柄斧，砍开冯家大门，暴动队员王安民、韦金首先冲入，不幸被碉堡里射出的密集枪弹击中，身负重伤。冯家大院墙高门窄，又被密集的火力所封锁，无法进攻，去援救的同志也都负伤，伤员王安民、韦金一时也难以救出，有的队员主张烧房强攻，王秉鋆考虑到冯家的房子紧连着的是一大片木板民房，若烧冯家的房子，必然要烧毁大片民房，于政治上影响不好。这时天快亮了，为了不使当地参加暴动的队员暴露身份，以保存实力，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暴动队伍只得撤出战斗，并决定把龙广的武装潜伏下来，分散隐蔽，处理好暴动善后工作，以待时机。

广西方季森部武装和永和杨永香、张兰清等率领的一部分暴动队员由永和出发，往大路走至大硐坡时，与兴仁独立营遭遇，立即进行战斗，并占据了大硐坡制高点，以待龙广回师夹击独立营。但到规定的时间又没有听到龙广方面夹击独立营的枪声。第二天凌晨除张兰清同志突围到达龙广外，广西武装自行撤回广西，永和武装被迫分散隐蔽。王安民、韦金同志不幸被俘，在反动头目陈世忠、杨永康等人的残酷折磨下，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

永和武装暴动和攻打龙广镇，震撼了敌人，但也暴露了自己。敌人为了镇压暴动队伍，保五团何营将所有炮口对准永和、坡阴、龙广等村寨，声称要“血洗龙广”。安龙县长田应铣以应秘字第1233号（训令）颁布了通缉令，缉拿王秉鋆和王雄、贺明亮、查定邦等同志，称“缉获送府者”每名奖滇洋一百元，倘因拒捕，将其格杀，经验明属实者，每名奖滇洋三十元。同时，田应铣派保警队一个班，到贺明亮同志家抄家，将贺明亮的母亲和嫂嫂一起抓到龙广，随后把她俩关进了县府监狱，乘机向四位同志的家属进行敲诈勒索，勒令赔偿军费损失银洋7800元，限期缴清，如若违抗，即洗劫永和、龙广，概不宽恕。为了不使永和、龙广各村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到反动派的洗劫，四家忍辱负债，卖田卖地，被县政府敲诈勒索去银洋数千元。作为暴动队伍集结地的坡阴寨，在保五团何营、兴仁独立营的三天洗劫中，把送信到龙广的暴动队员王茂荣同志杀害在李子林垭口，并对坡阴寨进行疯狂扫射，当场打死暴动队员王文宽同志，劫去群众耕牛8头、猪20头以及粮食、衣物等，邻近的尾旦寨也未幸免，10多户人家的寨子全部被烧光，损失惨重。

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没有吓倒龙广、永和人民，他们也没有为反动派的赏银所诱骗，而是更加团结地保护暴动队伍。为避敌锋芒，暴动领导小组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除广西武装撤回广西外，韦万坤所部辗转广西前往罗平，通过整训编入兴义游击团，当地参加暴动的人员暂时分散隐蔽。被国民党安龙县政府通缉的四位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继续坚持地下斗争。王秉鋆带领部分骨干，活动于兴义的楼纳、顶效、兴化一带，与何也平、刘光祥配合，秘密发动群众，策应高乐所领导的兴仁海子游击武装，海子与高乐合作。尔后，率领贺明亮等同志到安龙笃山、北乡一带工作。与贞丰的卢光甲取得联系后，将罗盘地委的文件给卢光甲等学习，以利组织该地的地下活动。在此期间，王秉鋆和王雄同志计议，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派人打入国民党军队，寻机夺取武器，武装自己，重新再干。1949年秋，指派暴动队员罗明标等同志打入保五团八连；同年8月又指派吴静等同志打入敌十九兵团一营一连，直到和平起义；王继勋、王汉中二同志仍以小学教师为掩护，在龙广一带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王雄等同志活动于安龙的洒雨、龙山、德卧、永和、广西的革布、兴义的巴结等一带进行宣传活动；王文经同志转移到兴义的顶效、万屯、兴化和兴仁的雨樟一带活动。

1949年8月，王秉鋆和贺明亮、查定邦二同志到了罗盘区，向地委汇报了永和武装暴动和攻打龙广镇的情况，地委对永和暴动和攻打龙广镇给予了正确的评价，总结了暴动失利后应吸取的教训。同年9月经高乐同志介绍，发展王秉鋆为中共预备党员。据中组部组通字（84）955号文认定王秉鋆的党龄从1941年算起。根据工作需要，地委决定成立兴安工委，被选为兴安工委委员，派往广西西隆开辟新区工作。不久，地委又派刘兴汉同志到西隆，同王秉鋆组成西隆区解放委员会，王秉鋆任主任，主要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地下武装，相机暴动，以策应解放大军西进。贺明亮、查定邦二同志留在罗盘区参加二十二团，同年10月编入兴义游击团，分别任该团副连长、排长之职。这时，周云锋等因策划从敌营拖出枪支的计划被察觉，同年6月只身逃到罗盘区，参加罗盘区二十二团，后调入兴义游击团，先后担任连长、副营长等职。同年10月中旬，罗盘区地委指派黄河（廖必超）同志到龙广接替王秉鋆的工作。经与王继勋、王汉中二同志接上关系后，通过王雄、王汉中、王继勋等同志对上层人物开展了政治攻势，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立分子，于1949年11月23日争取了保安十七团团长刘中国率部起义，经整编为罗盘区安龙游击团。委派刘中国任团长，黄河任政委，岑立国任副团长。保安十七团的起义对打击安龙反动统治，发展革命形势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黄河同志还发展了王雄、王汉中、王继勋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12月安龙和平解放后，党派王秉鋆到安龙工作，任兴仁专区军政代表团安龙县办事处副主任。在军政代表团的领导下，开展了建政工作，后王秉鋆被派到龙广区任区长，周云锋同志任副区长。贺明亮、查定邦二同志从兴义游击团回家探亲，便参加了当地清匪反霸工作；王雄、王继勋、王汉中、王文经等同志参加了各级政权工作，发动群众参军，积极筹粮，迎接我四兵团大军过境。大军过境后，兴安工委将其领导的武装的组织关系转入兴仁军分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龙广暴动，在军事上打乱了敌保五团集中兵力围剿罗盘区二十一团挺进黄泥河的行动，策应了云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减少和牵制了敌人对兄弟部队的压力；在政治上公开响亮地提出了“讨蒋自救”的口号，在永和、龙广到处散发张贴《告民众书》，在永和召开了群众大会，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国统区的反动罪行，宣传了解放战争和罗盘区革命武装斗争的大好形势，提高了群众觉悟，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锤炼了人民，武装了自己，培养了民族干部，为配合解放大军西进，解放西南，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立功立事

建国后，王秉鋆历任中共军政代表团安龙办事处副主任，安龙龙广区政府区长，中央民族学院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干事、教研室研究员、教育科科员、团总支副书记，安龙县龙广区公所区长、安龙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编译研究科科长，黔南州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文革”中受迫害，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学习，此后，先后任省教育局副局长，省革委委员、副省长兼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12月离休，2004年2月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是贵州省第一届至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民族委员会委员。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王秉鋆始终坚定不移地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忘我工作，贡献了毕生精力。

早在青年时代，王秉鋆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在云南大姚工作期间，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王秉鋆积极要求进步，一面教书，一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滇桂黔边区工作期间，王秉鋆舍生忘死，深入发动群众，组织了永和-龙广暴动，开辟隆林新区，在扩大党的影响和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开展对敌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担任安龙县龙广区区长、安龙县副县长期间，王秉鋆注意调动并充分发挥所分管、联系部门的积极性，密切结合实际，依靠、团结、动员和组织群众，勤奋工作，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稳定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工作期间，王秉鋆认真学习，努力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时刻牢记党的宗旨，以共产党员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责任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党工作。

担任黔南州委副书记后，王秉鋆积极开展工作，认真协助主要领导抓好全州经济和党群工作，承担了大量繁重工作，为黔南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省民委工作期间，王秉鋆认真学习，努力钻研业务，为贵州省民族语言文化工作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省教育厅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研究教育工作方法，认真履行职责，为贵州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在省政府担任副省长期间，王秉鋆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的决定，认真履行职责，切实抓好分管工作，深入实际，积极探索，为推进贵州省工交工作和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省人大担任领导职务后，王秉鋆认真学习研究人大工作的有关业务和各项方针政策，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退出领导岗位后，仍十分关心国家建设，关心贵州的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事业，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关心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共同繁荣。

王秉鋆有坚强的党性，对党忠心耿耿，对人民无限忠诚，无论是在白色恐怖和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中；无论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还是在遭受挫折的逆境中，始终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信共产主义，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百折不挠，坚持革命，坚持斗争，旗帜鲜明地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党的威信。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里，王秉鋆曾受到迫害，但在逆境中，王秉鋆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关注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对“左”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王秉鋆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政治敏锐性和高度洞察力，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1993年离休后，王秉鋆仍勤奋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思想上、政治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为政清廉，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高风亮节。

“勤政严明鞠躬尽瘁典范长存，高风亮节光明磊落精神不死”。从省人大办公厅为王秉鋆所作挽联中足以看出，他清明廉政、德高望重，在省里备受赞誉。

在省政府大院生活区里，王秉鋆家可能算是清贫的了。他的侄子贺江回忆：“1987年至1991年我四年的大学时光里，记得舅父每年清明节前和春节前都要回龙广老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回家‘刮秋风’去！‘刮秋风’，其实就是回老家找亲友们搞救济，扶贫省长成了老家亲友们的扶贫对象，每次回家，舅父总是满载而归。舅父家除了舅妈没有工作外，其他人都上班，按说家境不该如此清贫，只因舅父生性好客，心地善、好施舍、重乡情，故而经常有很多战友、故人和亲友们到贵阳找他，家里便成了黔西南州、黔南州的‘定点招待所’，而舅父自己又清正廉洁，因此经常弄得入不敷出，无奈之下，只有回家‘刮秋风’了。‘刮秋风’，无非都是刮些亲友们送的米、面、土鸡、土鸭蛋等土特产。”

王秉鋆的清廉，让人有点不可思议。在中国所有的银行，你永远无法查找到王秉鋆的账号，因为他根本没有多余的钱需要存放银行。但在老家，他却不断捐款支持教育事业，扶贫帮困，排忧解难，带头捐资成立安龙龙广教育基金会，善举遍布南北盘江两岸。至于贪污腐败现象，王秉鋆深恶痛绝。特别是对近二十年来严重的腐败大案，老人家更是痛心疾首，经常忧心忡忡，长吁短叹。

2006年，王秉鋆的爱人患脑血栓住院治疗，他爱人无养老金，花光了平时省吃俭用的私房钱，两儿两女位低薪少，也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无奈之下，王秉鋆只能把已变成植物人的爱人接回家中进行护理，11月底，他爱人撒手人寰，办完丧事，王秉鋆的家境更加颓唐了，身体也大不如以前。好在他生性乐观，豁达开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渐渐从失去爱人的悲痛中走了出来。

王秉鋆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85岁以前经常上街买菜，病重住院时很少让人挽扶，疼痛时更是很少呻吟，哪怕在最后病重得不能自理时他还不乏风趣、幽默。有几次帮他翻身洗漱，他还吃力地说：“现在动不了啦，你们整我像揉‘饵块粑’一样……”

布依族村村寨寨依山傍水，王秉鋆对水更是偏爱有加。他很爱干净，人又儒雅，脾气也好，气宇轩昂，风度翩翩。九十多岁了，腰不弯、背不驼，坐卧站行干净利落，常常有一种仙风道骨的味道。

王秉鋆的爱人走后，在子女们的要求下，他开始写个人回忆录，书名为《我走过的路》，但遗憾的是，尚未完稿，便由于身体虚弱，力不从心，后来就再也没有精力和时间把整个回忆录写完。

王秉鋆是在2009年4月24日下午3时20分辞世的，那天大家都在上班，只有他大女儿和老家来的几个亲戚守在身边。在他老家有一种说法，老人百年归天时在身边的人便可接其“福气”。他侄子贺江从相思河景区住所赶到医院时，省市领导和贵阳的亲友们都在老干病房，大家都很伤心，正忙着给王秉鋆穿“老衣”。

据他大女儿说，王秉鋆走时一句话都没有，也无任何遗愿和遗言。其实，王秉鋆的遗愿和遗言早在一星期前就已作了交代，由内心深处释放出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王秉鋆是贺江人生道路上最好的老师，在他身上贺江学到了很多做人的哲理。在他即将作别的最后时刻，他又呼喊着“故乡的风、故乡的云”，呼唤着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让家再一次回到贺江身旁。

由于王秉鋆的病情非常严重，2009年4月15日，贺江的父母来到贵阳，见故人犹如回到故乡！清醒时王秉鋆同贺江的父母和姨妈姨爹拉起家常，心情倒也有所好转。24日上午，贺江的姨妈请其父母去他们家玩，王秉鋆握着两姐妹的手，慢慢说道：“你们去吧，不要什么事都丢给我一个人，我太累了，想好好休息，有些事情今后你们要多帮帮我……”这是他留给两个姊妹最后的遗言。

2009年4月24日深夜，亲友们都在景云山为王秉鋆守灵，烛光昏暗，哀乐低沉。回想起2009年13日深夜至14日清晨的情景，贺江夜不能寐，触景生情，偶得灵感，试作元曲小调《沉醉东风——回龙广》以吊唁其舅父王秉鋆魂归故里：瞬间走阴阳相隔，转眼别霜月花悲。手烧纸黄钱飞，泪始干盘江水。千呼万唤龙广梦回。叶落归根金州玉坠，故乡美！布依英雄归。

盛夏的时光，犹如狂风骤雨般，来去匆匆，一不留神，转眼已是秋天，家乡满山的枫叶变红了，稻花的清香、桂花的幽香、还有被秋伏烧烤秋草的芳香，散布在家乡田间地头每一个角落，故乡的秋渐渐浓郁了，贺江对舅父王秉鋆的思念也似这秋越发深沉。在这思念的夜晚，王秉鋆走了整整一个夏季，他故地重游，去寻觅战斗的足迹。今晚，他应该回到安龙、回到龙广、回到家乡了吧？

王秉鋆一生清平，一生坦荡，他的清廉，足以让世人敬佩。但愿在故乡清净的天堂里，有他故去的战友们作陪，有他爱人永远的相伴，他不会孤独。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88年3月25日在北京召开。图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王秉鋆（左一）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左二）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