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昭日月 热血谱春秋

为贵州省解放事业献身的莫凤楼及其全家族51人，于1950年4月29日遭国民党匪特残酷杀害，迄今已经63年。而在这次血案中余生的莫健逝世也已经12年了。他们一家51人同许多革命烈士一样，虽然壮烈牺牲了，但却换来了人民的幸福、祖国的强盛和民族的团结。其中莫健一生情系桑梓，为布依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光大所做出的业绩，使人景仰、崇敬和怀念。

莫健一生向往光明。追求进步，执著真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目标和信仰；为民族事业的复兴，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弘扬光大献出了毕业的精力。他是布依族边陲耆宿，民族英杰。

莫健

多年前作者撰诗悼念莫健，赞他一门英烈为贵州解放事业献身的精神，二颂先生志世修史彰褒布依春秋的功德。诗云：

求学心路历程，追求光明、进步

莫健，1918年6月出生在贵州省独山县麻尾镇南寨村一个开明的布依大家庭。其父莫凤楼又名金林，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位知名的布依族爱国人士，特别是在黔桂边区影响较大，受到各方面人士敬重。其父生于满清末年，从小读私塾，先是受到孔孟的儒家思想影响，认为男儿立世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甘当东亚病夫”。因此，在务农经商的同时广交八方朋友，与黔军司令、代理贵州省长卢焘将军有莫逆之交，也与老同盟会员但懋辛、熊克武、李济深等交往至深。同时在家乡办学校，组织民团，保境安民。抗日战争时期，其家慷慨出资向国家捐献滑翔机一架；平时他行侠仗义，赈济难民，黔桂地区民众都称他“小孟尝”，有关当局赠送“见义勇为”黑底金边匾以表彰其父功绩。从中可以看出莫健的家庭是一个有着切切爱国心、殷殷民族情的布依族大家庭。这种思想，莫健耳闻目睹，在他成长的历程中潜移默化在头脑中扎下了根。莫健生前曾给我们说过，他的求学经历和有关实践，给他的知识和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麻尾是布依族聚居区，教育不兴，文化落后，其父在家里办私塾，聘请独山名师金缄玉、桂文卿、袁慧根、王竹宇、李凯初到私塾任教，方便本家子弟和当地乡民子女就读。莫健七岁时就在这个私塾里就读，金缄玉老师就成了他的启蒙老师。金老师对古文和白话文都很精通，对算术也能讲授，会唱歌，会弹风琴。这对生长在农村又是少数民族的孩子来说，显然是不容易请到的良师。当时独山县麻尾区内还没有小学，他的小学课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先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像他所说的“我外出去考初中时便不感到费力了。”后来莫健能考入广州的学校就读，就得益于金老先生的教导。到广州求学，使莫健的知识和眼界更加广阔了。1937年秋，已在广州初中毕业的莫健回到故乡麻尾南寨，恰逢其父莫凤楼慨然出资创建私立南屏小学举行开学典礼。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麻尾老虎坡脚建成了有12间教室和操场等设施的学校，一楼一底校舍4栋。1937年秋开学，招收男女学生，次年增到300人。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和增强学生品德教育，学校聘请刚由延安陕北公学回乡的进步青年徐行白、张文夫妇为教师，并任徐行白为教导主任负责全校教导工作。徐到校后，除积极搞好学导工作外，还组织学生开辟学校后山的荒地，激发学生爱国家、爱读书、爱劳动的热情，同时加强了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南屏小学开学典礼上，莫健应邀讲话，他把离开故乡到外地求学时所见所闻，外面的新思想等作了介绍阐述，给大家很大的鼓舞。从此以后，他在故乡暂留期间，与其他老师一起教学生唱抗日歌曲和演话剧，每逢赶场天和其他师生一起到场宣传，有时到附近乡场宣传。

正如徐行白老师撰写《回忆南屏小学》一文中讲道：“学校除了搞好提高教学质量以外，学校认真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计划：一是唤醒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工作。每天张贴街头抗战大字报、传播抗战新闻，激发群众爱国热情，打下支援前线的基础。二是大唱抗战歌曲，加强纪律教育。莫健先生的到来，学校利用他父亲的威望和他见多识广的身份，组织师生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救国军歌》等向民众宣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定期演出抗战话剧……在这些活动中莫健先生起到了宣传者、决策者等功不可没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末期，各地难民大批拥入贵州，由柳州到独山沿公路一线就有数十万难民。当时气候特别寒冷，大雪纷飞，公路上全是难民在行进，汽车无法开走，成千上万难民在冰天雪地里逃生。从柳州到独山500多公里公路上冻死、饿死的难民不计其数，简直是一场史无前例和惨无人道的大灾难。

当时由香港逃难来的爱国华侨王叔陶逃到独山六寨后，一家五六口人全部失散，谁也找不着谁。王叔陶非常着急，特别来找莫健的父亲莫凤楼求助。其父立即派人四处寻找，三天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团圆。王叔陶非常感谢莫凤楼，说：“此恩此德，今后定当酬谢！”王叔陶还说：“我在香港办有一所华侨工商学院。香港沦陷后，学院已迁至重庆，我来不及跟学院一起走。在紧急关头，航路中断，公路、铁路停运，只好跟着大批难民逃难，想不到在逃难中家人失散，得莫老先生鼎力帮助，得以重聚。你是我的恩人，等到抗战胜利后，一定欢迎你到香港来玩。你的子女要想到香港求学或工作，我当尽力报效，才对得起你这位恩人。我在国内外交往了许多人，像你这样无私为别人做好事的人，天下能有几人？”

莫凤楼当时说：“助危扶困，人人有责，这是我应尽的义务。我设法资助你的旅费，让你早日到达重庆，使你的学院早日开课，我就放心了！”这是1946年莫健到香港华侨工商学院学习任教的缘由。

1988年莫凤楼的墓园在故乡落成时王叔陶院长还健在，虽然已90多岁高龄，仍然从他侨居的美国发来电报吊唁，这已是30余年之事了。

莫健1946～1948年在香港华侨工商学院学习任教的日子里，他亲眼看见英帝国主义统治香港的情景，心情非常沉重。他说：“1946年初我由广州乘港九铁路快车达香港后，首先给我的印象是香港人在政治上受到不平等待遇，英国人比中国人高一等，香港市民被当作英帝国的子民，实际上是英国统治下的下等人，英国人住在山顶上豪华的大花园洋房内，而中国人却住在山脚下拥挤不堪的破旧房屋内，有的甚至露宿于骑楼之下，我亲眼目睹，心里感到十分辛酸。”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在香港回归中国的日子里，莫健己是一个进入80岁的布依老人了。但他爱国之心仍然依旧倍增、雄心依旧不老，执笔撰写了《心潮澎湃话回归》一文。在抚今追昔中，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是无比的荣耀与自豪；在屈辱和荣耀对比中，得出结论是：一洗百年的屈辱，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做到。

临危受命，紧跟共产党

1949年11月15日贵州解放后头一两个月，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残余势力还不敢轻举妄动，1950年2月起，在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中有少数开始叛变，残余下来的匪徒不甘心失败，他们互相勾结在全省各地进行暴乱活动。之前，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国民党做垂死挣扎，国民独山专署和县政府召开“应变会议”，企图对抗解放军，策划组织“反共救国军，”通知莫健的父亲莫凤楼参加，并委以“反共救国军”第二指挥所主任兼第二团长。其父回到麻尾南寨后，既未组织建团队，也未接受任命，抵制国民党的“应变计划”。新生的独山县人民政府也大力宣传党的政策，积极开展争取和团结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派出干部前往其父住处，做他的思想工作。莫凤楼愉快地表示愿意协助政府搞好管理和建政工作。其父为表示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拥护和对解放军的支援，主动交出自卫步枪、手枪等40余支，弹药数千发，交给政府6000多斤粮食，还将自己商店里的食盐送给驻军食用。同时向民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现身说法要求群众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消除疑虑，各安其乐，恢复生产，对顺利进行区乡政权接管，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1月13日，莫健由重庆赶回贵阳迎接贵阳解放。到贵阳后，他首先去看望卢焘将军。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向贵州进军，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撤离，使贵阳成了一座空城。在这“真空”时期，贵阳成立了临时治安委员会，各界人士公推早已退休曾任贵州省长、黔军总司令的卢焘将军为治安委员会主任。卢将军对他说：“你回来正好，贵州一二日内就要解放了，你赶快回独山去做你父亲的工作，主动靠拢共产党，为解放贵州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你把我的话告诉你父亲，希望他解除一切顾虑。”同时，卢将军还告诉他：“共产党派在贵州的联络员陈又新住在市大西门社会服务处招待所，你可去拜会他，一定会受到热情接待。”

莫健遵照卢将军的意见到大西门去，陈又新联络员非常客气地说：“你是独山人民选出来的国大代表，你父亲是贵州少数民族的自然领袖之一，这是卢将军告诉我的。我们来到贵州之前，早已掌握了你的家庭情况。你对当前形势比你父亲清楚，希望你立即回独山做你父亲的思想工作。希望你们父子协助人民解放军、协助人民政府把工作搞好。你到独山后，51师师长闵学圣、政委况玉纯、副政委金凤一定会热烈欢迎你！”

谈到莫健当选为“国大代表”一事，有关史料曾这样记载描述过。

独山县一些主持正义、嫉恶如仇的长者专程赴南寨请莫凤楼站出来参加竞选，决不能让周继光这个无耻之徒充当国大代表。这时正值在香港讲学的莫凤楼之子莫健回家探亲度假，莫凤楼从自己年纪已老而儿子年轻的角度考虑，鼓励其子莫健以无党无派、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竞选。人们知道这一消息后，十分欣慰。

此后不久，独山县选举事务所发出通知说：“上级已指定周继光为独山县国大代表候选人。”这一来，胡俊同、张秉国、陈传礼等只得退下。可是他们有的又想：“你用上级来硬卡我们，我们也要你选不上！”于是，他们在暗中将一部分选票转移给莫健，相应减少了周继光的选票。同时，县里有声望的绅耆杨雨栽、张春膏、张松舫、蒙景宣等又担任了莫健竞选班子的顾问。徐惠文、李国良（白予）等都全力协助了竞选事宜，其他有的人利用个人亲友关系扩大选票范围，有的还缮写信函进行竞选联络，有的甚至编写三日刊小报（当时独山县三青团办的刊物），印发竞选传单，刹那间展开了一场隐蔽的正义与非正义之争。接着，莫健又提出了八项主张，并在主张传单上印有自己的照片，以供选民参考。

李国良带着传单和有关信件，先后分赴基长、温爱、巴经、定台、翁奇等乡镇走访、宣传。所到之处，群众主动集会索阅传单，听讲八项竞选主张。当讲第六项“严惩贪污腐败”和第七项“要求国民政府拨出巨款，重建在抗日战争中烧毁的独山县城”时，群众欢声雷动，掌声不息。

抵达定台乡的时候正遇上赶场天，便立即摆了一张桌子、两条长凳在场坝中心人多地方，把竞选的八项主张挂在墙上，传单摆在桌上，一人散发传单，一人站在长凳上用手指着八项主张边读边讲。不一会儿，四面八方的人都集中过来了……

但就在这时，独山县城里的一些国民党官员，如专员肖林经、县长王克章等，正在策动召开各乡镇长会议施加压力，责令各乡镇长在这次选举中一定要保证选周继光。

10月20日，县政府召开选举大会，县长王克章主持，邀请各界代表监督，对选票逐个检验是否完整，封条是否易动后进行投票，接着开箱唱票计数和清点公布，最后是莫健得票比周继光多出3000多张而当选了。消息传出，人们无不奔走相告，刹那间，满城鞭炮声、欢呼声响砌云霄！

从中可见，莫健一身正气。

听了这段语重心长的谈话后，他感到很温暖、很高兴，立即回答：“请陈联络员放心，一定按照你的意见去办。我回贵阳而不到台湾去，为的就是迎接贵州解放！”

第二天清晨（11月14日），卢将军被杀害的噩耗传来，使他大为震惊。在他参加卢将军的葬礼时，看到了陈又新悼念卢将军的挽联：“御命飞骑问起居，八千里路湲归，恨我挽救乏术。捐躯饲虎安闾阎，三十万人解放，知公不负平生。”读了这副挽联，他心情非常沉痛，欲哭泣而无泪，只有内心悲痛。深感共产党的伟大，是以诚待人的。加深了他要紧紧靠拢共产党的思想感情。

他父亲和他七叔（莫荫三）当时也从独山发来悼念卢将军的挽联：“死重泰山，卅万人同声一哭；化行筑国，庶士众有口皆碑。”

1949年11月18日，他由贵阳赶第一班刚通车的汽车到独山，立即到中共独山县委去会见刁震川政委。见到他，刁政委非常热情地说：“我已经接到陈又新同志的通知，知道你在这一两天内回到家乡。我们已派人去欢迎你父亲，他很高兴，愿意靠拢共产党，协助人民政府工作。他现在住在麻尾你们家开设的凤昌隆盐店内，同我们合作得很好。希望你明天去麻尾，我们派一匹马和一个民兵送你回去！”

他听到他父亲主动靠拢共产党后内心非常激动，立即表示感激刁政委对他们父子的团结和厚望。第二天天刚亮他就起床，然后马不停蹄跑了70公里赶到麻尾时天已快黑。虽然已是隆冬季节，寒气逼人，但当时他年轻，又急于见父亲，心中还是热乎乎的。马一进到麻尾盐店，麻尾六区人民政府的常区长、高政委早已在盐店门外欢迎。他们说：“昨晚已接到县里刁政委电话通知，知道你今天要回家看望父亲，我们在盐店内烧了一盆炭火欢迎你到来，你父亲正在室内等你。”

他们三人一齐走入室内，他父亲迎上来拥抱他。父子俩热泪盈眶，一时说不出内心的喜悦。过了片刻，他父亲说：“高政委、常区长！我对你们说过，我儿子深明大义，一定会回来的！”

莫健说：“在重庆看到国民党不得人心，大势已去，只有逃往台湾。而共产党深得民心，以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己任，进军大西南。我是无党派的国大代表，只有回家乡来，同我父亲一道投靠共产党，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才是我们父子共同的愿望。”

高、常两位领导听了他们父子的表态，非常高兴，立即架上火锅，把青菜、白菜、豆腐煮了一大锅，加上热乎乎的白米饭，围着火炉，有说有笑，同桌吃了第一次见面饭。当晚，他们父子共住一个房间，长谈了一夜，决心跟着共产党走。第二天上午，高政委召开会议请他们父子和区乡主要干部会面，以便一起工作。从此，他们父子共同踏上了革命征途。

当时，进黔桂两省交通未打通，四野部队支援大西南迅速解放尚有一定困难。驻在独山的153团刘副团长和曹勤修县长亲自来找他们父子商量，希望他们去做莫树杰的工作。莫树杰当时是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带有一个军驻在河池与解放军对峙。刘副团长说明来意后，他们立即答应尽力而为。莫健草拟了一封给莫树杰的信，把他们父子靠拢共产党的事用现身说法告诉他。他把信写好后，签了他们的名并加盖私章送给刘、曹两位领导过目。两位领导非常高兴，接着由莫健的父亲派专人连夜送到河池。莫树杰回信说，他已主动向四野驻柳州的解放军联系，愿意和平起义。过后不久，莫树杰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在河池正式宣布了起义，后来还被任命为广西自治区副主席。

在此时期，他向父亲建议把家里的田地、盐店等一切财产列造清册送交区政府，父亲完全赞同。他父亲叫他具体执笔列清册后，由父子签名盖章亲自送交人民政府接管。这一举措得到了区委、区政府高政委等领导的赞赏。

他在麻尾住了一个星期，完成了他对父亲应做的工作后，向区人民政府提出回贵阳参加学习和工作之事。高政委认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同意他返回贵阳。他回到贵阳后，即去拜望交际处张萍部长说明来意，张部长热情接待并安排他从第二天起到科学路贵阳招待所去参加学习。在这里学习期间，他见到了王家烈、何朝棠、吴厚安、杜叔机、吴道安等国民党贵州省高级军政人员。因为他在贵阳曾任过高商校长和无党派国大代表，过去大家都认识而且打过交道，这时在一起学习党的统战政策，以礼相待，觉得很好。

1950年2月，起义投诚的部分国民党军叛变，潜伏下来的匪特勾结全省各地土匪开展暴乱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省交际处张萍部长又找他谈话，希望他速请他父亲来贵阳共商民主建政以及黔桂边区剿匪事宜，并把省人民政府杨勇主席、陈曾固副主席写给他父亲的信带到麻尾去，联名专函文为：

当时他毫不犹豫地接了信，并向张部长表示愿意接受和抓紧完成这项任务。张部长很高兴地说：“过两天有军车下去，再通知你一起去。”那时候，沿途都有匪特拦路行凶抢劫，要有武装保护才能成行。1950年4月24日接到张部长通知，他于25日乘坐开往广西的军车出发，26日到达麻尾，立即把信交给区委高学庆政委先看。高政委很热情地说：“上级首长既有信邀请你父亲去贵阳，我们坚决照办。但你父亲近来足疾发作，行走不便，加上黔桂交界土匪闹得很凶，随时都想把麻尾区政府吃掉，只要你父亲暂时不离开这里，土匪就不敢来。这件事同你父亲商议后再决定行程。”

27日，高政委、常区长、莫凤楼和莫健一起商量。莫凤楼表示：“杨主席、陈副主席这样信任我、尊重我，我应当遵命到贵阳去。但在麻尾目前紧急的情况下，我匆忙离开这里不大好，是不是等几天我的足疾稍好、麻尾局势有所缓和后，我再到贵阳去与省领导会晤？”

大家认为莫凤楼所说有道理，而且切合当时形势，便要莫健先回贵阳向杨、陈两位首长复命，过几天他父亲再到贵阳去。根据大家商议一致的意见，他于28日赶乘军车回贵阳。没有料到，陈与参股匪听说他父亲要去贵阳，就立即采取卑劣行动，于4月29日夜派匪徒莫廷毅等200多人手持武器疯狂进入南寨，把他们家庭9户的男女老幼共51人全部杀害，造成了轰动贵州省和大西南的“南寨大血案”。

他父亲惨遭匪特杀害后，杨勇主席、陈曾固副主席于1950年5月16日给他发来电报吊唁，然后在《新黔日报》头版刊登了《莫凤楼先生惨遭杀害》的报道。5月23日，独山各界召开追悼大会，王希祯县长在大会上主持宣布他父亲为“革命烈士”。参加追悼会的人民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共3000多人，会场设在独山体育场，大会庄严肃穆，感人至深。

5月下旬，莫健被邀请到独山任独山剿匪委员会委员，并受到王希祯县长设宴款待，同时继承他父亲为人民服务的未竟事业，得到人民政府的好评。

5月11日，独山县人民政府写证明将他一家被杀害时幸免于难的莫遗泽、莫遗谟等13人送往贵阳，由省交际处张萍部长安排他们住在省府路13号的一个小独院里，并在省府路派出所登记户口注明为“烈士家属”。同月，西南军区邓小平政委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就匪特屠杀人民的罪行讲话中，特别提到“莫凤楼先生一家的壮烈牺牲”作了很高的评价。这是莫凤楼和莫健的荣耀和骄傲。

“尤幸雪冤称烈士，殁存咸感党恩深”。1985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其家属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文曰：“莫凤楼同志于1950年4月29日在独山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英烈已去，精神长存。

无怨无悔、执着谱写春秋史

莫凤楼牺牺牲后，莫健化悲痛为力量。他积极深入剿匪第一线，1950年起，他担任独山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协商会议副主席，协助人民解放军消灭匪患。

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时，他当时在省花纱布公司工作，任储运科科长，主管物资经济工作。先是请他参加“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领导小组作为成员之一（代表党外职工）。后期省花纱布公司领导以极“左”面目出现，把他打成“大老虎”，最后由省商业厅“三反”法庭判处他“两年徒刑，留机关管用”。当时他不承认自己有罪，也不在判决书上签字，因为没有任何违法事宜。但在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中，谁都不敢违抗，他只好被迫接受管制。逼迫他把户口迁到机关，与街道中断了“烈士家属”关系。

管制两年期满后，他被认为表现好。1954年组织上对他的问题作了甄别而恢复了工作，安排他为贵州省政协特邀委员。1956年10月他被省里有关部门通知参加全国人大贵州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工作，但在“三反”运动中受迫害一事不了了之。1962年在进行居民普查中，本来谁都知道莫健先生是革命烈士家属，但当街道委员会要他拿出“烈士证明”时，由于他没有烈士证明书可拿，街道委员会也就再没有承认他是革命烈士亲属。究其原因是：1950年4月29日，当时独山县人民政府工作千头万绪，莫健家中幸存的13人又处于万分悲痛之中，政府有关部门经办人员在办理其亲属分别送往都匀、贵阳安置的手续过程中，只带走了安置证明；在繁忙中谁也没有提到要带走“莫凤楼烈士”的证明书。实际上虎口余生的13人都是真正的烈士家属！面对这些不顺心的事情，莫健内心常有伤感。然而，他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虔诚信念。在其工作中依然孜孜不倦，努力工作着。1956～1992年，他先后担任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副秘书长，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同事朱崇演同志在《悼莫老》文章中，写道：“心头早就知道莫健同志是我省知名的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布依族……更引人注目的是，解放初期，他一家51口人被土匪杀害，他却坚定地跟共产党走，事迹感人；但与莫老的具体接触，则是从1981年我专职作文史工作时开始的，1980年，莫老时任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兼任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副主任。他与惠世如副主席去北京开全国政协文史工作会议时，与西南地区政协负责文史资料工作的同志协商，组成西南地区文史工作协作会议，并商定第一次协作会议，由四川省政协当东道主召开。1981年初，我随贵州省政协文史主任刘毓华同志赴成都参加第一次协作会。回筑后我开始从事专职的文史工作，并在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指导帮助下，开展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编辑、出版。获得莫健同志的帮助是最具体、最多的，从而与之建立了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莫健是“既为师长，又如知音”，是一个慈祥的而有礼的长者，一个充满儒雅风度，好相处的师长。

对贵州近现代历史的关心与热爱，是莫健晚年研究工作的一大特色。根据“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原则和社会作用，莫健担任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时，同时他又是西南地区政协文史工作协作网络的发起人和骨干。他专心致志地团结省内各地、州、市、县的文史工作者，推动各地和全省的文史工作。古往今来，修史编志是被看作是一种神圣之事，也是难事之事。中国经、史、子、集的排列中，史（志）是仅次于经的，尤其是修史和一般个人著述不同，它面对的是“网罗宏富，博大思精”。又要“本固则丰茂，源浚则流清。”即以其内容，思想之博大精深，又以其录事之求考信，通古今之变，兼收并蓄，拾遗补缺而才成为史学。所以，工作量特繁重。朱崇演同志说：“但在他的努力下，这个协作成果累累，先后编辑出版了《抗战中的大西南》丛书一套十种，获得全国政协优秀图书一等奖。后来，又协作出版了《西南的少数民族》等丛书。饮水思源，当我们手捧着这些厚厚的文史书籍时，不能不对莫老等先辈深深感谢。”

令人难忘的事是，莫健对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的组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多次倡导，说明他的愿望。说道：“省及各地市政协经过多年工作，已征集到许多文史资料，但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建议把省、市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从事现代史研究、教学和征集的实际工作者组织起来，集中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对贵州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进行研究，使史学工作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出力。”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贵州史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请他担任研究会的名誉会长。莫健十分关心该会，多次为研究会寻找资金支持，自己还出1500元奖励近现代史研究会第三次会员优秀科研成果评选出的15项成果；多次在会上提出希望，“要创新，使学会越办越好……”。

尤其是，2001年9月12日，莫健身体十分衰弱，但仍然来参加研究会的纪念“九一八”事变70周年座谈会，并在会上讲话强调，我们后人要永远不忘遭受日寇侵略之国耻。如今，此情此景，仍然历历在目。

多年来文史方面他发表各种论文30余篇。主编出版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史专辑》《卢焘将军》《乡思、友谊、故园情》等多本文史专辑。得奖作品有《桑郎土司》《辛亥革命前后的贵州》《息烽集中营》《贵州少数民族支援红军长征实录》等。继后又出版《三胞两属中国心》，同时，他还计划征编两岸四地区（港、澳、台、黔）杰出人物录等等。他主编、参编和编辑各类著作30多部，累计数百万字。他晚年孜孜不倦地研究贵州近现代和民族史，积极为港、澳、台、黔文化交流和三胞两属联系搞好服务，在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10周年大会上颁发各类成果奖时，时年77岁的他登台领去了三项成果奖的一、二、三等奖项和一项个人论文奖。1998年他主编出版《三胞两属中国心》一书，1999年主编出版《回顾贵州解放——少数民族在解放贵州斗争中的贡献》一书，均受到省领导的高度评价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1999年7月30日《贵州民族报》以《热血写春秋》为题，专门介绍莫健的情况。这种孜孜不倦的通过文史征编工作，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的精神，令人感服。

莫健除致力于文史工作外，还从事民族史的研究，著作颇丰。1999年6月荣获贵阳80岁以上百名健康老人荣誉证书。虽年岁已高依然胸怀宽广，雄心未已，正如当年《贵阳晚报》对他称赞的那样“皓首穷经，笔耕不辍。”他认为“健康不能白白浪费”，于是他又把“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作为他自勉的座右铭。同样，当年他被北京市各人文化研究中心特邀加入“中国世界名人协会”为高级会员。被《近现代中国少数民族英名录》《中国布依族儿女英名录》《中国当代艺术界名录》及《世界文化名人辞海（华人卷）》收录。

赤诚民族心 殷殷同胞情

莫健生在一个边陲布依族家庭，是我省知名的布依族上层爱国人士，他不仅爱国，爱家，更爱自己的民族和同胞。生命中一种与生具来的民族的社会使命感为核心的情感浆汁，这种侵骨入髓的民族情感，在他胸中不继积聚着，翻腾着、膨胀着，发展成一种向上的定势志张力。在同具体的，现实的民族社会生活相撞击时，就会产生生命中的一种“催化剂”和“推进器”。少年至青年求学路上觅知识求真理，中年临危受命中跟紧共产党，壮年到老年无怨无悔，为党的统战和为民族的工作鞠躬尽瘁。这些具体的作为，显示了他思想中的强大内驱力和表现对象和强大凝聚力，在内驱力的作用下，使其思想、行动构筑起以地域因素，历史因素，民族因素和现实因素相互契合的三度空间，在使命感所放出的热能作用下，交织在一起。形成情感的磁场。心中燃烧着对使命感的灼热追求与努力，这就是莫健先生人生动力之所在。这就是他的精神源泉，平反后，1963年他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派驻贵州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组员。期间，先后与参加调查的有原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及贵州有关单位。耿杰、王汉中，何家礼、莫健、滕协声、王其鼓、卢征辉、王克钧等同志作编写人员，经过大家努力协作，终于于当年编印出《布依族简史简志编》（初稿），开了编写布依族史的先河。1979年重启《布依族简史》一书的编写完善工作。此简史一书的编写，是根据国家民委关于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的编写，是根据国家民委关于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的编写规划，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主持，前后经过三次大修改，油印二次，铅印一次，曾召开大型讨论会，审稿会三次，其间增加了黄义仁等八位同志作为修改执笔者，使该简史上于1983年11月在花溪召开的编委扩大会上得到认可而脱稿。并于1984年7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里面也浸透着莫健先生的心血，功不可没。

80年代，随着党的“拨乱反正”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大力的贯彻和落实。1987年12月，在贵州民俗学研讨会召开期间，几位布依族青年学者提议成立“贵州省布依学会”。这一提议得到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时任省、州布依族领导干部的大力支持。1988年1月10日，“贵州省布依学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通过协商，产生了筹备工作组。陈永康、罗世舟、罗大林、莫健等十余位同志分别任组长、副组长。经过工作和筹备向贵州省社科联报道了《关于贵州省成立了布依学会的报告》。

1988年5月25日，贵州省社科联科学字（1988）9号文件作出了《关于同意成立贵州省布依学会的批复》。

1988年12月9日，贵州省布依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市花溪明秀宾馆隆重召开。会议选举莫健为学会名誉会长。从第一届到第三届莫健先生连任贵州省布依学会名誉会长期间，他参与了《布依族研究》1～7集编辑委员会工作，历任名誉主编、编审的工作。本丛书集编纂及公开出版，对外宣传了布依族的有关经济，历史、语言、民俗文学等传统文化。为推动布依族地区的经济、当地政府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莫健可谓功不可没。

省布依族学会成后，曾设想编写一本反映布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教育培养成长起来的党政军学人员名录。但一直无法实现。直到该书主编莫健、常务副主编韦廉舟二老退休之后，他们认为身体还能支撑，愿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个夙愿。

1993年9月，布依学会在安顺召开换届会议时，二老向与会代表建议，编一本《布依族儿女名录》（下称“名录”），并以此作为换届后的第一件实事来办。二老的倡议，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支持和赞同。

会后，二老在会长王思明、常务副会长伍治国和各专委会领导的关心与支持下，开始着手“名录”编辑和筹备工作，即，一、组织“名录”编委会；二、制定“名录”编写提要。“名录”编委筹备就绪，10月14日上午在贵州民族学院召开“名录”编委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编辑班子成员名单、“名录”编写提要。

11月2日，以莫健、韦廉舟、王廷琛，梁显庄四位同志组成的征集小组一行，由贵阳出发到安顺、水城、镇宁、兴义、册亨、罗甸、独山、都匀等县（市）历时11天，行程千余公里，召开布依族干部座谈会8次，接触布依族干部百余人，分发“名录”编写提要（代稿信）千余份。

通过在安顺、水城、镇宁、兴义、册亨、罗甸、独山和都匀等县（市）的座谈会中，进一步了解到广大布依族干部。知识分子对编写出版“名录”的工作是支持的。

1994年春节之后，编委会相继收到各地送（寄）来人录入员材料，到6月2日止，编委会先收到入录人员材料772份。这些材料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看。都基本符合“名录”编写提要的要求。经“名录”编委会会议研究决定：为让更多同成能够得到入录的机会，特将出书作适当的后延。6月30日，编委会又从贵阳出发到龙里、贵定、都匀、独山、平塘、望谟、安龙、兴义、兴仁、贞丰、镇宁、安顺等县（市）作查遗补漏之后，各地相继增补了400多份入录人员材料近1200份（含重复件），经各分管片区副总管编辑的审查与精神，最后确定了目前书中的入录人员1200人的名单。本书于1995年5月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出行。

人以地为基础，地因人而灵动。布依人，作为历史上布依社会的主体，创造了一切布依社会历史和文化。如何从研究布依族历史人物，近现代人物入手，深入研究布依族历史，探索布依族历史上，近现代布依族历史中的政治、军事、经济、文体等发展脉络，发掘并利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料、人文资源服务于当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期达到“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目的，莫健等人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编纂出版了《布依族儿女名录》一书，对布依族的“名人资源”作了较为系统的汇总，休例严谨、观点正确，是布依族第一本收录人物较为全面，资料较为翔实的综合性人物专辑。该书的出版，对于宣传布依族、推介布依族，借以激励令人奋发图强，弘扬布依族复兴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莫健等人做了一件利在民族，功在布依千秋的大好事。

布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共同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布依族也涌现出像王囊仙，韦朝元，莫友芝，莫凤楼，王海平、陆瑞光、杨斌、王秉鋆等人物。莫健全力协助参与了王囊仙学术讨论会及为王囊仙塑像的积极工作。

清嘉庆二年，由安龙县布依族农民韦朝元（号七绺须）、王阿从（号王囊仙）、汉族桑鸿升领导的“南笼起义”爆发。嘉庆三年（1798年）9月，王阿从等起义领袖不幸被俘英勇就义于北京。事后，当地人曾把王阿从、韦朝元等人塑像放在安龙县城和当丈寨里，其英雄事迹至今仍被布依族人民所传颂。

1991年7月31日，贵州省布依学会第二次年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暨王囊仙学术讨论会，在黔西南布依族自治州首府兴义市召开。会议收到论文68篇，有13位专家、学者和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会议的主题为清代嘉庆年间贵州布依族的“南笼起义”。会议期间全体代表到王囊仙的家乡安龙县进行了考察，并为王囊仙纪念碑举行了隆重的揭碑仪式（黔西南州在南笼起义旧址塑立了“王囊仙起义纪念碑”）。

莫健于1987年10月参与了修建莫凤楼烈士墓园工作，历时1年零5个月。在修建墓园的具体工作中，他大力支持，积极协助。例如修建纪念碑、烈士生平文字介绍碑、苏振华悼词、杨勇、陈曾固唁电等20块碑文刻字、样式设计，他都提出了许多合理化的建议。

墓园落成后，参观的悼念者都称赞说“壁碑和纪念碑设计新颖，造型独特大方，在贵州省内至目前是绝无仅有的。”

一位哲人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也是不可救药的。修建莫凤楼烈士墓园，贵州省布依学会的有关领导王秉鋆、王思明、韦廉舟等都提出了建议，省政协原常务副主席、省布依学会会长王思明题写了“民族魂永存”碑文。

事后，莫健撰文：“党和政府拨款修先父墓园，建立纪念碑，这是党的政策英明，我们亲属一定要努力工作，为‘四化’建设出力，以报答党和人民的深厚情谊！”1989年4月13日，《贵州日报》头版第2条刊载了《莫凤楼烈士墓园在独山落成》的消息。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莫健参与主编《贵州少数民族支援红军长征实录》《回顾贵州解放》第五集——《少数民族在贵州解放斗争中的贡献》等书后，年已八旬，但民族雄心仍然不减。又参与了黔南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主编的《布依英烈莫凤楼》一书的编辑审稿工作。本书是黔南少数民族文史资料之一，反映黔南自台州独山县麻尾镇南寨村布依族革命烈士莫凤楼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重要历史时期叶难能可贵的革命事迹。意在缅怀先烈，激励后人。永远记住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为了搞好本书的征稿、撰稿、编辑、审定和出版工作，除了已愈八旬的布依学者，贵州省政协原副秘书长、贵州省布依学会名誉会长莫健及其亲友多方面努力外，还得了省、州、县三级一些主要领导同志及各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撰稿人员的大支持下。特别是中共贵州省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金风和省政协原副主席惠世如、毛铁桥、王思明和省、地、州级老领导，有关专学、教授也积极投了稿。州政协办公室、州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州民族事务局以及莫健本人在业务上和经费上都做出了贡献。

1999年12月29日至30日，本书的审稿会议在州民族事务局召开。莫健参加了会议，编委会全体同志对前后收到的稿件114篇29余字中，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深入把好史实关，政治关和文字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本着对历史负责和对后世负责的精神与态度，尽力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顺利完成了审稿，最后确定从收到的稿件114篇29万字中采用103篇，加上图片说明和序一、序二及后记，总计成书为24万字。

为了让读者较全面地了解先烈，学习先烈，本书的组稿和编辑采用一般文史资料略有区别的形式，即在尊重史料的同时，加进了一些可抒发情感的散文和诗词，把珍贵的资料、图片以及有关领导和名人题词乃至与文学语言融汇起来，达到图文并茂、情文并茂的效果，体现史料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本书付印之前，编委会将清样呈送莫健审定、他用四个昼夜时间作了审定，先后订正了人名、地名、情节等共45处，其中人名达15处。

《布依英烈莫凤楼》一书，由时任中共黔州自治州委书记何永康，时任黔南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蒙启良作序一，由时任黔南自治人大主任黎光武，时任黔南自治州政协主席胡品荣作序二。2000年4月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布依英烈莫凤楼》一书，正如唐代诗人李商隐所预示的：“愿书万本通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而得到了印证。本书的问世，使人们通过缅怀英烈并学习英烈那种“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能得以传承和弘扬光大，具有重要的和深远的意义。

莫健于2001年10月14日世逝于贵阳。先生一生：心存甘淡泊，亮节高风人共仰；血谱民族志，布依正气公永存。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