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于“蛮荒”土壤的“西南巨儒”

近代著名学者章士钊先生在写给抗战时期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访郑篇》中，有这样几句诗：

诗中所谓“两大儒”，指的就是清末我省著名学者郑珍和莫友芝。本篇所要介绍的，就是其中的莫友芝。

莫友芝家世：从行武之家到书香门第

清代中晚期的贵州文坛上，独山莫氏父子以其精深的学识及宏富的著作，遐迩闻名，备受推崇。对贵州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莫氏父子中，莫友芝表现得更为杰出。由于他在文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版本学、历史学、金石书法艺术等领域均取得突出成就，被誉为“西南巨儒”，获得了极高声誉。

莫友芝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享有如此高的声誉，与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接受过良好教育分不开。

莫友芝

关于莫友芝的家世，在其《七世祖武翼公墓并序》诗中有这样的追叙：

这几句诗源于莫友芝家谱的记载。据说，莫友芝祖上原籍江南省上元县（今江苏南京），住城内珠市巷。明代弘治年间，其先祖莫先（或写作“莫玉”）随军征讨都匀苗民。之后便定居都匀，在城西二里沙坪薛家堡置业。

按照其家谱的说法，莫先的儿子莫廷美、孙莫尚文以及莫尚文之子莫如爵世代行伍。在这些先辈中，莫如爵似乎是其中佼佼者。莫友芝在其《六世祖君显公墓序》中说他“自少负胆智，练弓马，行贾滇池盘江间。西南千数百里，山川利害，习俗好尚，暸暸绘胸鬲。值时多故，常有疆场自效之思，而苦无知者。本朝定鼎，我师平云南，乃以乡导累功平坝卫守备，官至广西游击，封奉国将军”。

莫友芝在墓序诗中是这样叙述的：

据莫友芝家谱记载，莫如爵年老后归田，活到91岁。

莫如爵第三子名云衢，字汝公，是莫友芝的高祖。莫云衢系庶出，生母、嫡母先后去世，继母孛氏待他不好，他又没有别的兄弟，父亲便带他到云南、广西一带经商。莫云衢长大后在广西庆远府德胜镇开商店，娶了一位姓黄的女子，在那里安家立业，养儿育女。

莫友芝家谱中，在黄姓高祖母之前的女性祖先，都没有姓氏，黄氏是莫氏祖妣中第一个有姓氏可考者。根据莫友芝的描述，她是一位非常勤劳，又很有孝道，对子女教育很严格的女性。莫友芝诗中说她：

从诗中可以看出，莫友芝家的“书脉”的开启全赖这黄氏老祖太。正因为有她对子女教育的严格，才使莫友芝的曾祖父莫佳能（崇级公）“好学”，识文墨，才有了莫家后来出大文豪的结果。

莫嘉能，字崇级，是莫云衢第三子，莫友芝的曾祖。据说到他这辈，他同几兄弟才把家迁往独山州的兔场（今翁奇区所在地）的。莫嘉能个性耿直刚强，通达事理，说话直率坦诚。乡里中有人闹纠纷，经他出面调停，往往几句话就解决矛盾，而且做到双方心悦诚服。因此，一些有名望的人物，遇到什么重大疑难事情，都来向他讨教，求他拿个主意。

因此，州里的官员便安排他做“乡约”。乡约是乡里的小官，负责传达政令，调解纠纷。他当了几年乡约，老百姓到州里打官司的人渐渐少了。个中原因，就在于他很善于调解，用不着往上跑了。

莫嘉能读过书，但识字不多。为了改变乡里文化落后的状况，他从数百里外请来名师，把族人子弟及乡里聪明俊秀的儿童集合到塾中读书。凡是勤学苦读的学童，他都发给果饼或纸笔，以资鼓励。由于莫嘉能的大力倡导，兔场一带的青少年读书热情很高，形成了一种崇尚文化的风气。

由于莫嘉能重视教育，所以他的四个儿子莫刚、莫灿、莫元、莫强，都先后考取秀才，成了州学附生或岁贡生。从这个时候起，莫氏开始成了书香门第，耕读传家。

莫强，字健行，是莫友芝的祖父。据说他少年时代读书最迟钝，一部《孟子》读了三年还不能背诵。一直读到十五六岁，仍无多大长进。同学们都劝他改学手艺，但他却更加发奋苦读，常常废寝忘食。一天半夜，他豁然醒悟，过去一直难于理解的文章，忽然变得浅显易懂了；以前用功读过的旧书，一章章都背得烂熟；新读经史，几遍后就永识不忘；操笔为文，笔端流利，思如泉涌，居然如老练的宿学。以往愚钝如牛的人，而今竟如此聪慧。开初，老师都不相信，经多次测试，才感到惊奇。

弱冠之后，莫强补了独山州学附生，成了秀才。几次乡试未中，就放弃参加科举考试的想法，在家乡办学培养人才。他教书既重智育，尤重德育，要求学生注重个人的品德修养，不要单纯求取科举功名，追求高官厚禄。

莫强个性很强，莫与俦《显考健行公家传》中有短短几句话，把其父亲的鲜明个性描写得栩栩如生：

人品心性，可见一斑。莫强高寿，卒年82岁。

莫强从父亲那里继承一份可观的家产。但他为人乐善好施，乡里中凡是有急事需用钱，向他求助，都能得到他借贷或赠送，结果弄得家徒四壁，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不得不以菜充饥，但他从不放心上，依然一心教两个儿子读书。正因为他重视子女教育，才有了后来次子莫与俦的成才。

莫与俦（1763～1841），字犹人，一字杰夫，晚号寿民，是莫强次子，莫友芝的父亲。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月十五日生于独山兔场莫氏故宅。莫与俦的长兄叫莫与班，同莫与俦一起随父亲读书，二人都聪颖勤学，文思敏捷。十几岁时参加州、府童生考试，兄弟二人常列居榜首。可惜莫与班未成年便去世了。

莫与俦七八岁时，有族人盗卖高祖墓田，买主坚持要莫健行前去画押才付款。莫健行很气愤，叫莫与俦写了一篇文章斥责那位族人。文章写得入情入理，很快在同族中传开，制止了盗卖墓田的行径。健行公高兴地说：“吾祖宗得孝弟子孙矣！”

弱冠之年，莫与俦考中秀才，成了独山州学附生，因成绩优异，不久便得食“廪饩”（相当于奖学金）。乡民请他当塾师，从此踏上教书育人的岗位。

当时，莫家藏书不多，邻里中也没有藏书之家。莫与俦就托人去外地购买六经、《文选》之类的古籍，一边自学，一边向学生讲授。几年之间便全部读通。为求得更多学识，莫与俦常拜求名师指教。山东名士萧旃年精通经术，当时到独山任知州，莫与俦拜他为师，很受教益，科、岁试屡获冠军。

嘉庆三年（1798年）秋，莫与俦乡试中举。随即入京会试，于次年春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时年37岁。

嘉庆六年（1801年）四月，莫与俦调任为四川洪雅知县，后改授盐源知县。

道光甲子科乡试，莫与俦受命充同考官。结束后，他接到署理直隶邛州同知的任命，正整理行装，突然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因无盘缠，无法返黔。正好遇提学使周廷栋去泸州等地校士，被招入幕。周廷栋给了莫与俦一笔钱，才得以回到独山守孝。

服丧期满，莫与俦以奉养母亲张氏为由，请求暂缓返任。从此居家14年，办学授徒，维持生计；族人、邻里有急难之事，莫与俦常给予资助，帮助赎回他们卖出的子女十多起。他待人和蔼可亲，致使“田夫牧子争亲之”（《行状》）。

莫与俦开初受八寨厅（今丹寨县）王氏之聘，团馆教书。八寨一带向来尚武。自从开馆后，学生乐于读书，于是崇文之风逐渐形成。因丹寨离家较远，不便照料家庭，奉养母亲，后应本州之聘，到紫泉书院主讲，一度在家中团馆。

母亲去世后，莫与俦守制二年期满，吏部来文促其入京选官，他辞别亲友北行。在途中，他对“出仕”与“从教”问题，一直在进行着思想斗争。走到湖北襄阳，终于考虑成熟，决心弃政从教。《行状》对这一思想斗争历程，有一段细致的描述：

于是，他由襄阳回到贵州，向巡抚衙门呈请改任教职。按清制，凡县以上的行政官员，均由吏部铨选任命，而且只能分往外省任职；教职则由省决定，在外府任职。

道光三年（1823年），莫与俦选任遵义府学教授。于是领着侧室李氏及莫友芝兄弟赴任，同年十月到达遵义。这年，莫与俦已61岁。在任达19年之久，81岁时卒于任所，葬于遵义城东80里青田山。

莫友芝族属：汉族？布依族？

莫友芝家是汉族还是布依族？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悬案。

按照莫友芝的家谱，其祖上来自江南省上元县（今江苏省南京）城内的“珠市巷”。莫友芝的父亲、莫友芝本人以及其弟莫祥芝等都有著作存世，但都没有发现他们承认自己是仲家或苗蛮的文字记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由吴正光、莫俊卿、雷广正、杨路塔、何积全等学者考证莫友芝家是布依族。莫友芝家后人有两种态度，仍居住老家独山的认同是布依族，而随莫与俦到遵义定居的后人则认同为汉族。在学术界，有人坚持认为是汉族，黄万机先生表示可灵活掌握。

认为莫友芝家是布依族的学者，所用的证据都大同小异。其中莫俊卿、雷广正、吴正光《莫友芝的族属初探》（《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最具代表性，兹录于后。

独山县翁奇区兔场街一向是布依族聚居区，间有苗族和汉族，据史书记载，独山州翁奇地区及其附近都匀、惠水及广西南丹一带，自唐、宋至元、明、清，一向为莫姓土酋居住活动之所，而这一带的莫姓历来都是布依族或壮族。他们早期被称为“蛮”或“苗蛮”，元、明以后被称为“仲家”或“僮家”。乾隆年间成书的《独山州志》卷九记载说：独山州境内“自古土著之人，在独山司曰仲家、水家，间有黑苗。在上下丰宁司者曰仲家，在烂土司者亦曰仲家、水家、黑苗。”又说：“明洪武初，独山司分地方为九牌，曰翁奇（即今独山县翁奇区）、曰摆九、曰瓢洞、曰大地、曰鸡公、曰高乙、曰兰寨、曰秧寨、曰五水，称蟑，是为九名。……又立埠目曰莫、曰陆、曰梁、曰黎、曰韦、曰孟、曰岑、曰罗、曰吴，共九人，是为九姓。九姓分管九牌，而统于土司，故名九名九姓长官司也。……莫曰翁奇。”今独山县内的莫、陆、梁、韦、孟、岑、黎、罗等姓都是布依族的姓氏，故知元、明独山州的“九名九姓蛮（苗）”主要是布依族。这些地区的民族成分到近现代虽有较大的变化，主要是外来的汉族增多了，但布依族仍是当地的主体民族。仅以莫友芝的故里今兔场街为例，该地今有97户，370多人（1980年底），其中布依族有72户，汉族20户，苗族5户，布依族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多。莫友芝就是出生于这个所谓“苗蛮”的地方。

莫友芝的后代至今仍被确认为布依族。据《莫氏家谱》称，始祖莫先，七世有四兄弟，长曰莫刚，次曰莫尚，三曰莫月，四曰莫强（即莫友芝的祖公）。莫尚的后代莫维书等今住在独山县南部麻尾街，是布依族；莫月的后代住在兔场公社乡下，是布依族；莫刚的后代莫树根等及莫强的后代莫治诚等七户，住在兔场街莫氏故里，今全部是布依族。

1980年11月21日，莫治诚对笔者莫俊卿、雷广正及独山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黎永荣说：“我们莫家的祖先历来是讲曼话（当地称布依话为曼话，或作“蛮话”）的‘夷’族（布依族旧称）。我们现在已经不会讲了，但我小的时候还听大人讲。我童年上学时，老师把我登记为汉族，我的父亲说：“我家不是汉族，是苗蛮（布依族旧称）。填为汉族也好，汉族硬气点，出门免得受欺侮。”1981年元旦，笔者吴正光再次访问了他，他又重复强调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莫树根也说：“我们这一带流行一句俗话：‘江西供头（意思是江西籍老人死了之后，其棺材竖放在家里，脚朝里，头向外），湖广供脚（头向里，脚向外），苗蛮顺梁夺（夺，即搁，意思是顺着屋梁横着放）。当地布依族、水族、苗族都实行这种葬制，我们莫家老人死了也是顺梁夺。’”

兔场莫氏在风俗习惯方面也与当地布依族完全一样，而与汉族、苗族、水族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当地布依族把七月半、六月六作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而当地汉族、水族、苗族都没有这种风俗习惯。所以怎样过“七月半”节，是当地区分民族成分的重要标志。布依族过“七月半”节时是很隆重的，外出成员必须赶回家吃团圆饭；从七月初七日迎接祖先回家后至七月十三日止，每天早晚必须焚香烧纸备酒肉祭祖；七月十三日宰鸭、杀鸡、做最好的饭菜，先祭祖，后全家宴饮，饭后烧包（用纸做成的纸包，内有纸钱、纸银、纸金、纸牛、纸马、纸船，外写某祖某公名字），以欢送祖先出门；七月十四日晚饭后再到村外烧包送野鬼，节日便宣告结束。可是，水族、苗族、侗族都不过“七月半”节。汉族虽然过中元节，但只在七月十三日、十四日烧包，其余情节都没有。兔场街莫氏不但过“七月半”节，而且完全采取布依族的过法。

至于莫友芝的祖籍，最早见于与莫友芝同时代的曾国藩写的《莫犹人先生墓表》：“（莫犹人）先世居江南上元县。有名先者，明弘治时从征都匀苗，因留守家焉。三传至如爵，累官游击，君高祖也。祖嘉能，考强，州学附生，两世皆以君贵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皆封孺人”（见贵州省图书馆藏拓片石印单行本）。其次，见于莫友芝的弟弟莫祥芝写的《郘亭先生行述》：“（郘亭先生）上世居江南上元县。前者，弘治间有伟先者从征都匀苗，遂留守焉。始居都匀城外之薛家堡，三传而至如爵府君，官游击。又传即高祖云衢府君，迁居独山州城北三十里兔场街，自是为独山州人。”张裕钊写的《徵君莫子侣墓志铭》亦作；“（子保）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弘治中其远祖日先者从征贵州都匀苗，遂留居都匀。至高祖云衢又迁独山州，自是为独山州人”（《黔诗纪略》卷一）。比莫友芝略晚的莫馨荣在《〈莫氏族谱〉序言》中又写道：“爰稽我莫氏原籍江南省江宁府上元县珠市巷人氏。自明朝之时，带军开辟黔省匀郡时，我启祖兄弟三人，大、二公讳荣、贵，三公讳玉。肃清后，荣、贵两位启祖方回原籍，独留三公讳玉往都匀城普巷堂与同乡薛、王、李三姓合为四军，插草为标，寄居薛家堡内。……后裔繁昌，难以居住，一移独山兔场，一移八寨南皋九门”（摘于兔场莫治诚家藏《莫氏族谱》抄本）。以上记载，在莫友芝祖籍这一点上基本上是一致的。晚期著作如《清史稿》《独山县志》等皆宗于此，不必赘述。

可是，就在这些年代较早，被人们认为较可靠的记载中，也有矛盾和可疑之处。如在曾国藩、莫祥芝、张裕钊的著作中，说莫友芝的始祖名先，而在莫馨荣的著作中又说其始祖名玉，而且还有三兄弟；在曾围藩的著作中说由都匀迁至独山的第五代祖名嘉能，而奠祥芝、张裕钊则说“云衢”，莫馨荣又说是“子蛟”，“家传”又说是“崇级”。（《莫贞定先生年谱》）。

况且根据正史考证，自唐、宋至元、明，黔南、桂北一带，一直为莫氏“土酋”居住活动地带，为何说“弘治年间莫氏始从江南带军前来开辟黔省匀郡”？例如晋天福五年（940年），有“南宁州（治所在今惠水县）酋长莫彦珠率其本部十八州……附于（马）希范”（见《新五代史》卷66）。宋开宝间，“南丹州酋帅”莫洪鷰自称南丹州节度使，屡次到宋朝奉表进贡，宋朝许其世袭此地。南宁州与都匀、南丹州与独山州，都仅仅是一山之隔。特别是元、明之际的“九名九姓蛮”中的“莫姓蛮”，就住在莫友芝的故里今独山县翁奇区一带，是这一带的“埲目”。说明莫姓一直是这里的大姓。所谓“祖籍”江南云云，疑为莫与俦时代为了参加科举，为了避免民族歧视而故意编造的，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结果。

这种怀疑，还可以从其他许多实例中得到证明。例如广西南丹一带的莫姓壮族，在清代修纂的家谱中，编造了一套来自“山东青州府益都县”的说法，说其始祖莫伟勋系狄青的部将，皇祐四年（1052年）随征至广西，受封为南丹州节度使，世袭其地，子孙繁衍，今广西莫姓壮族皆其后，等等。直至解放前不久，融安县泗顶公社的莫姓壮族，还在编造祖籍“湖南长沙府黄泥塘人氏”的说法，刻于墓碑上，并不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然考之史籍，融安县泗顶公社之莫姓壮族实明代来自河池南丹一带的“侵兵”，而南丹莫氏壮族则早于1052年之前的八十多年，即宋开宝七年（974年），就已经出现在南丹州：莫洪鷰“自称南丹州节度使”，“牙校陈绍规奉表修贡求内属”，宋帝许其世袭（《宋史》卷494）。可见，广西壮族莫姓祖籍山东、祖籍湖南云云，实属后人伪造。又如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潘、昊、蒙、杨等大姓水族几乎都说其祖先系明洪武年问“调北征南”，而从江西来黔，但考之史实，早在北宋时代这一带即为蒙、潘、吴等姓水族居住活动之地盘（见《宋史》抚水州、环州传）。

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对中国移民史、家谱等有很深的研究，对编造家族来源现象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这里也摘录两段，相信有助于对莫友芝族属的认识。

莫俊卿等人的考证、葛剑雄的分析有理、有据，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布依族中，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起码80%以上的人家都说是调北征南、调北填南或“征苗”而从江西、湖广、江南等地迁入贵州的。笔者住在布依族聚居的贞丰县，但笔者家族，包括其他家族都传说是从江西或湖广或别的什么地方来的，几乎是一个个传说的不同版本。据我们这支周氏家谱说，先祖是洪武年间从江西吉安府朱氏巷（或“珠市巷”“猪市巷”）迁来。据说，来时有八兄弟，在迁徙途中抱养了一个走散了的别家男孩，该男孩认祖归宗改姓周，因是抱养儿，故取包耳旁的“邹”，喻“抱儿周”，因此一共九兄弟。九兄弟各自分布在什么地方，都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各地布依族都视汉族为“客边”，认为自己“土边”“土家”，意思是土著。无论从汉文献还是考古发掘，布依族都是贵州地地道道的土著居民。而居然有那么高比例的人家说自己从江西、湖广、江南迁来，其可信度能有多大。

莫友芝家有祖坟在都匀，这与其族谱所谓“从江南到都匀征苗”的说法吻合，但并不能证明他家就是汉族。布依族历史上没有大规模迁徙的情况，但某个家族在近距离迁徙的情况却比较普遍。布依族丧葬中有一个仪式叫“热纳”或“热傍”，就是喊地名，这些地名都是祖先迁徙的路线。喊迁徙路线地名的目的是让亡灵顺着祖先迁徙路线回到祖先居住地，与祖灵共同生活。这些迁徙地名，大多在今贵州境内。再从莫友芝族谱看，黄氏之前的祖妣连个姓氏都没有，如果莫友芝家真是汉族，这似乎也太不符合常理。

明清时期，或者至少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整个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受到的歧视是十分严重的。儒家讲华夷之辨，是一种文化上的华夏中心论，这种文化观把儒家文化作为唯一的文化标准，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视为不开化的蛮族。只有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教化，思想观念、语言、风俗习尚全部“儒化”，才成了“华”（而非“夷”），才算是开化成了人。汉文献中为什么把少数民族名称都加上反犬旁？就是儒家这种观念的突出表现。朱元璋之所以要用儒家文化“教化”少数民族，就是践行儒家文化观的突出表现。莫友芝与郑珍合写《遵义府志》，就因为书中把“蛮夷”写进去了，引起了很多人的非议，认为是对乡邦的“大辱”。可以想见民族歧视的严重程度以及莫氏父子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会有多大！莫友芝和郑珍能如实把“蛮夷”写进志书，反映了他们作为正直学者的良心，也不排除莫友芝自己作为“蛮夷”一分子，想通过这种方式为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尽量挣回一点尊严和平等的想法。

总的来看，无论莫与俦还是莫友芝兄弟几位的著述中没有发现一点自认为是“蛮夷”的文字。这既是那个时代民族歧视严酷的社会现实使然，也是明代以来在少数民族中施行儒学“教化”的结果。莫友芝祖上自其祖父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到了莫与俦这辈和莫友芝兄弟及其子，已经完全被儒化，儒家那套文化价值观成为了他们认识社会人生、观察人情世故和处世为人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在社会压力、被儒家思想洗脑后价值观改变的双重作用下，必然导致他们不愿，也不敢亮出自己的民族身份，也不屑于认同于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如果莫友芝像方国瑜教授、向达教授那样生活在民族平等观念已深入人心，并且自己从事历史人文和民族学研究的现代社会，也许敢于并自觉承认自己是布依族。但在那样的时代，这点可能性微乎其微。

写这些，无非是揭示一些历史事实，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莫友芝生平事迹

莫友芝，字子偲，号郘亭，晚号眲叟，于清嘉庆十六年五月三日生于贵州独山州北兔场街上。是莫与俦第五子，在莫家父子中成就最高。

1.在良好的文化环境中成长

莫友芝的祖父虽然识字不多，但很重视孩子教育。在这种家风影响下，莫友芝的父亲率先成了莫家历史上文化最高的人，莫家书香门第开始形成。

莫友芝就是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加上天资聪颖，勤奋努力，终于成为“西南巨儒”之一。

资料记载，莫友芝自幼聪明，3岁发蒙，开始识字。4岁时，在父亲的教育和三哥方芝的辅导下，开始读《毛诗》。5岁时，巳能背诵不少的诗篇。6岁，即开始兼读，《仪礼》《礼记》等书。除背诵外，已初步理解书中含义。

莫友芝家房屋背后建有一草堂，草堂周围是竹林、水池和田畴。平日里，莫友芝弟兄读书都在草堂里。7岁时，有一天，莫友芝置身于草堂，浮想联翩，忽然想起晋代诗人谢脁“竹外山犹影”的诗句，于是触发灵感，决定将草堂命名为“影山草堂”。此举深得父亲的嘉许，并亲书榜额，从此，“影山草堂”诞生了。

8岁时，莫友芝巳能作韵语，还有些文采，可以朗诵。10岁，巳熟读四书、五经，并开始学作八股文、吟诗作对。

1821年，莫友芝11岁。这年3月，莫友芝的三哥方芝去世。父亲的同年（即同时考中举人）友好、麻哈州人夏鸿时前来慰问。夏鸿时见莫友芝正读《尚书》，于是举《尚书》中成语命对。友芝对答让夏鸿时很满意。说：“此子他日必以文章名世。”当即承诺将他的第三女儿许配给友芝为妻。

道光二年（1822年），莫友芝12岁。

莫友芝父亲莫与俦服母丧满，奉礼部召进京任职。当行抵襄阳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放弃当官念头，转回贵州，请改求改任教职。结果被选为贵州遵义府学教授。

莫友芝13岁那年，跟随父亲到遵义，在那里继续读书。从此，莫友芝便进一步地受到严格的教育。父亲教育弟子“应以雅故为本，从经学入手，注重考据”。莫与俦大量增购经籍（汉、宋经学及清代名家著作）以供学子研读。友芝因而得以饱览群书，打下了做学问的基础。

莫友芝的同学中，有一个遵义本地人郑珍（字子尹），年纪比莫友芝大五岁。但莫友芝对经学的独到见解让郑珍印象深刻。

道光八年（1828年），郑珍进京赴会试，未得志。回家后，闭门读书。将其藏书室取名“巢经巢”。与友芝共同钻研文字学、经学，各重一方，人称郑、莫，尊为“西南两巨儒”。

2.坎坷功名路

清代以科举取士，读书人力争通过科举考试而取得功名，进入仕途。莫友芝一生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上硕果累累，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因此才有了“西南巨儒”的美誉。但莫友芝一生在求取功名和仕途的过程和结果可说是很不顺利。

按照清代的科举制度，读书人的仕进之路都需要考试。考试分三个级别：童生参加院试，由各府州县学政（或称提学使）主持，取中者为“秀才”（即生员）；其次是全省生员参加的“乡试”，由朝廷派考官主持在省城的考试，考取者称“举人”；第三是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会试”、殿试。会试与殿试是中央考试。乡试第二年起，逢丑、辰、未、戌年春季，举人汇集京城，先由礼部举行会试，又称“礼闱”“春闱”，考三场，每场三日。取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会试后贡士再由皇帝亲自主持决定取舍、分别等第的殿试。殿试第一甲第一名，初称“榜首”，亦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一名称“金殿传胪”，三甲一名称“玉殿传胪”。再经过朝考，授予官职，上等的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其次者分别任主事、中书或知县。庶吉士在翰林院三年肄业，通过散馆考试，甲等者留院任编修、修撰，其余分发科道知县。

只有取得进士资格，才能授官，秀才、举人是不能一取就当官的。举人三次会试（或贡生的廷试）未中，可通过“拣选”或“截取”而授知县或教官。各级考试，每三年一届，每届所取举人分省定额，不过几十到百余人，进士每届百余人或数百人。所以，读书人要步入仕途，是很不容易的。即便不能得官做，只要能考取秀才或举人，也是读书人的荣耀。因而读书人对每届科举考试都力争参加，有的考到六七十岁还是个“童生”，甚至有袓孙同堂考试的。

院试与乡试都得在户籍所在的府、州与省城。莫友芝16岁时回独山，去都匀参加院试，一举取得生员资格（即“秀才”），算是“入学”了。21岁时，莫友芝参加在省城举行的乡试，考取第十一名举人。当时，贵州乡试解额只有48名（包括6名副榜），而参加考试的生员达3000余人，竞争相当激烈。这届乡试主考官是贾筠堂，同考官多名，由本省州县官中出身进士者充任。同考官初审试卷后，择优向主考官“荐卷”。莫友芝的荐卷房师是胡达源，他对莫友芝这份试卷（弥封）的文章（八股文）、策论和试帖诗都觉得满意，便极力向主考推荐，主考也认为文章有奇气。取中后拆开弥封，原来是21岁的年轻学子莫友芝，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的五公子。胡达源非常兴奋地对贾筠堂说：“此吾暗中摸索所先得也。”

但是，之后五次进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

莫友芝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试是他25岁时的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这次考试，莫友芝落榜而归。父亲莫与俦并不在意，只希望儿子趁此机会多游览名山大川，遍访结交海内“英儒硕彥”，开阔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见识。

道光十七年（1837年），莫友芝再度赴京参加会试。这次，他与郑珍一起赴京赶考。两人经过80多天的长途跋涉，递转驿站80多个，行程4800余里，终于在二月十八日抵京。稍事休息后，于三月初迁入北京内城旅店，做好考试准备。

可能由于长途跋涉，由于天冷，郑珍病倒了。莫友芝既要照顾郑珍，喜欢藏书的他又要天天往琉璃厂跑，郑珍和莫友芝又不屑于也不善于去拜谒那些“要人”，被骂为“厌物”。发榜时，两人均未考中。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莫友芝准备再次赴京赶考。但朋友们对是否再次参加考试意见不一，莫友芝回家问妻子，妻子也拿不出个主意。他自己思想斗争也很激烈。想到双亲都去世了，纵然得了功名禄位，又有什么意思？何况眼下有待哺的孩子处境窘迫，自己已有迟暮之感，有什么必要再去劳神费力奔走春官呢？但是，考功名，是读书人一生的梦想。考试有偶然性，成功失败，不一定取决于学识，如果完全放弃了，就可能把偶然的机会也丢失了。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再去搏一场。

这一次，他再次落榜了。

清咸丰九年（1859年），莫友芝决定再次赴京。

莫友芝自21岁中举之后，虽然三次参加会试，但都名落孙山，至今没有谋得一官半职。按照清代科举制度，举人如果参加了三次会试都没有中进士的，准其“拣选”知县。乾隆年间又规定“大挑”之法，凡三科未中的举人，由王公大臣在各省举人中共同挑选，重在形貌与应对。一等者用做知县，二等者任教职。莫友芝已三次会试，但未参加“大挑”。此外，有“截取”之例，由本省督抚发给咨文，举人凭此进京交吏部，凡年力精壮、克胜吏职者，可以铨选知县；得到截取知县的举人，准其随时分发，毋须扣限。

凭资历，莫友芝已够截取了。他办好咨文，准备进京候选，同时，参加次年己未科的会试。

这届会试，同考官王拯（一名锡振，字定甫，号少鹤，广西马平人，著有《龙壁山房文集》），分校得莫友芝卷，惊为“宿儒”，向主考官荐卷，但终未获选。后启开弥封后，知是贵州莫友芝，王拯向大学士祁隽藻盛赞友芝学识。祁氏字叔颖，号春圃，官体仁阁大学士，是位汉学家，在学界有很高声望。喜欢推荐人才。尽管有同考官举荐和主考官欣赏，莫友芝最后还是落榜了。

当年莫友芝在京广泛交游。长期住旅店，又带着儿子，花销不小，生活越来越窘迫。严冬来临，新春将到，开支将会增多。于是决定，到赵州投奔老友陈忠祥。

在赵州过完新年，一直待到二月中旬。因当年正值咸丰皇帝三十寿辰，为庆贺他“万寿无疆”，特举办了一场恩科会试。二月十六日，莫友芝带上儿子，启程返京，准备参加恩科会试。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乡试、会试并非每年都举行。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城（包括京城）举行一次乡试，每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在每正科三年中如遇有朝廷庆典则加试一科，称为恩科。会试也是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每逢辰、戌、丑、未年为正科。如遇乡试有恩科，则次年举行会试，叫作会试恩科。乡试的考试时间，在八月举行，称为秋闱；会试的考试时间，在二三月间，称为春闱。

莫友芝于二月底赶回北京，休息了几天，三月初八日就随同全国应试举子公车进入考场。首场连考三天。这些天北京的天气十分寒冷，考棚内又没有取暖设备，那种滋味，对南方人来说，是够难受的。初十那天，气温更低，以致墨汁冻成冰珠。莫友芝在诗注中说：“初十日，北风凝寒，呵笔录真，三四字辄结冻珠，杂沙而黄。”用热气呵融笔头的墨汁写字，三四个字便又冻住了。可见气温之低。

在他考完后作的《试春官毕有作寄郑子尹、黎筱庭》诗中，把这次考试的苦情告知了故乡的老友。第一首写道：

“归雁离徒”写抗寒情状，“野鸦浓淡”写字迹歪斜不匀，极为生动贴切。在第二首诗中，莫友芝对自己远离故乡来讨这样的苦吃，表现出了些许的怨悔：

“戎马剧”是指黄号军与苗、布依族农民起义军一度进逼贵阳，石达开的太平军由桂人黔，使清朝官员感到极大威胁。虽远在京师，莫友芝仍时刻关注着故乡时局。

这次恩科会试，莫友芝仍未中榜，留在京中听候截取消息。所谓截取，是清代对举人的任用办法。即截满一定期限，凡举人于中举后经过三科，由本省督抚发给公文赴吏部听候铨选。转眼到了五月初三，莫友芝在北京迎来了他“知天命”五十岁生日，懂事的儿子绳孙备办了糖果酒醴香烛等物，在北京为父亲举行了五十寿辰庆祝仪式，给父亲磕头拜寿。

又过了两个月，莫友芝“截取”的批文已下达，准以知县用，等候有缺即补，离正式任命已为期不远。但莫友芝见天下大乱，毅然放弃做官的打算。

因旅费告乏，莫友芝决定南下安徽，投奔九弟莫祥芝。七月二十一日，莫友芝带着绳孙离京南行。此后一直客居他乡，一直到死后，才由其弟莫祥芝和儿子莫绳孙扶柩归黔，葬于遵义青田山。

3.遍游山川，广交朋友

其实，莫友芝的父亲莫与俦对官场中的阿谀逢迎、尔虞我诈十分反感，因此对科考仕进并不热衷。

莫友芝在其《行述》中曾对此有过记述：“屡试春官，每报罢归，教授府君必扣其所得，绝不以得失为意。谓之曰：‘若辈寂寂牖下，不以此时纵游名山大川，遍交海内英儒硕彥以自广，终成固陋耳。’”

这样的人生态度对莫友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莫友芝自己对科举制度十分不满，但又不甘心。这种矛盾心态使他多次参加考试，直到年届五十，仍赴京参加考试。五次赴京赶考，均以落榜告终。虽然科场失意，但借此机会，莫友芝游历了名山大川，广交朋友，创作了不少诗歌作品，也对学术的精进打下更为坚实基础。

莫友芝性格外向，待人真诚和蔼，又健谈，善于结交。在他的诗文中，提及姓名、互赠诗文的人就有一百几十个。张裕钊在《莫子偲墓志铭》中是这样描述莫友芝的：

清代交通极其不方便，从贵州到北京，要历时数月。这种交通条件，虽然耗时费力，但对于有志于游历的人来说，反倒是个极好的机会。

贵州到北京有南、北两条路线可走：南边，经龙里、贵定南行，到镇远乘船，沿氵舞阳河东下沅江，北上洞庭，过湖北汉水，经襄阳、河南直隶（河北），进入北京；北边，从遵义到重庆，乘船沿长江直抵湖北，再经襄阳北上。

五次进京赶考，莫友芝两条线路都走过。贵州、湖南、湖北、河南直隶（河北）沿途山川江河风光，以及他最后一次落第后定居南京，在江南各地的游历，使他的视野更为宽广。他留下的记游诗和山水诗，都是他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留下的精神财富。

莫友芝善结交。在遵义，除了郑珍这位老朋友外，还有诸多唱和赠答的诗友，如赵芝园、平翰、赵旭、李蹇臣等。每次赴京，在途中，或抵京后，都利用闲暇时间，遍访老朋友，认识新朋友。特别是咸丰九年（1895年），莫友芝赴京参加己未科春闱，会试过后，与儿子绳孙在京待了八九个月之久。这期间，莫友芝与文人墨客广泛交游，其中，既有达官贵人，也有应试举人；一些是往昔师友，多数是诗文唱酬或探讨学问的新朋友。仅仅在《郘亭遗诗》中提及姓名的，就有44人。

莫友芝一生喜欢结交朋友，但也不是不择良莠滥交。张裕钊《莫子偲墓志铭》中对此曾有这样的记述。

莫友芝的交往圈可分几个层次。一是师长，如许滇生、王定甫、祈春圃、黎雪楼等，莫友芝曾得到过他们的激赏和荐拔，从而提高了社会知名度。另一个层次是平辈朋友。这类朋友占多数。省内的郑珍、黎伯庸、赵晓峰、张子佩、萧光远、李仪轩，湖南的黄虎痴，邹汉勋、杨性农，北京和江南的高兴夔、何愿船、刘毓崧、张文虎、方宗诚、郭嵩焘、丁日昌、汪士铎、张裕钊、张之洞、翁同龢、曾国藩等。再一个层次是门生和晚辈，他们是胡子和、黎筱庭、椒园及莼斋昆仲、郑伯更、赵二珊（廷璜）、唐鄂生、黄子寿（彭年）等。另外，还有一个层次就是一般民众，即所谓“武夫小吏、闾巷学徒”。莫友芝不因为他们社会地位低下而看不起他们，因此，人们都愿意接近他，“语君名字无不知”。

莫友芝的诗文与书法

1.诗文

莫友芝学力深厚，多才多艺，精通“苍雅故训，六艺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录家言，治诗尤精，又工真行篆隶书”（《中国人名大辞典》），是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与著名学者、诗人郑珍（子尹）齐名，名重西南，世称郑、莫。在文学方面，他的作品不少，现存诗近千首，文数十篇，词一百余阙。他的诗文自成风格，与当时的贵州著名学者郑珍并驾齐驱。除了创作而外，他还将明代贵州诗人的作品编辑了《黔诗纪略》，全书共三十三卷，采集了二百六十余人的诗作二千三百多首。这本诗歌汇编，因诗存人，因人考事，使不少明代黔人濒于湮没的诗作得以辑录，免致散亡。更难得的是，该书对每位诗人都附有“传证”，不但扼要叙述诗人生平，而且对其作品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论，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贵州文学和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他的文学作品产量多，格调高，反映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现实生活。他的《郘亭诗抄》六卷，收401首，《郘亭遗诗》八卷，收集诗作546首，《影山词》二卷，外集一卷，收集词作百余阕，莫友芝撰书《郘亭日记》。

莫友芝是清代宋诗派重要诗人，他一生写了很多诗，遗留下来的有近千首。

莫友芝生活的晚清，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正一步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年代。鸦片战争前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破产，同时，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生长。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形势下，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封建士大夫，厌弃程朱理学和经史小学考据的空谈无用，转而研究“经济”之学。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一些诗人，从繁琐的考据和山川风月的摹写中转向社会的现实问题，一股进步的诗文潮流逐渐兴起。而当时宋诗派的诗人仍坚持走拟古主义的道路，使他们的诗歌脱离了现实。宋诗运动的关键人物翁方纲主张“肌理”说，认为“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这就为宋诗派诗人以故纸材料入诗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都极力反对严羽的“别材别趣”说。

莫友芝在诗歌理论及创作实践中，恪守宋诗派法旨。他认为“别材别趣”之说导致了“浮薄不根”的“流僻邪散之音”竞出，以致荒了“圣门以诗教”之道。他主张“破万卷，理万物”，“才力赡裕而为诗”。他以杜、韩、苏、黄为师法，十分推崇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他的不少诗作体现了宋诗派诗歌的共同倾向：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莫友芝的诗歌从内容上看，主要有朋友间唱和酬答的诗，描摹山水和生活小景的诗；叙事诗和部分关于考据的诗。

考据入诗，这是莫友芝诗歌的一个诗点。如《芦酒三首》《甘薯歌》等就是代表。《芦酒三首》是对杜甫《送弟亚赴河西判官》中“芦酒多还醉，宋庄绰鸡肋”的“芦酒”一词的考证。诗后还有一两千言的长注，不厌其烦地考证了芦酒的名称由来、变化及酿造方法，叙述了各地怪异的风俗。如果离开了注释，诗意就十分晦涩，如其二曰：

这首诗中，“烧瓮”是酿造之法；“滴淋”谓饮酒方式；“钓藤”乃芦酒别称……这种考据文字古奥，用典很多，枯燥乏味，是宋诗派诗人炫博逞学的表现。

朋友间唱和酬答是莫诗的重要部分，这类诗包含的内容较杂，莫友芝的性格为人，处世态度以及他对官场的不满与揭露，都在其中表现出来。莫友芝一生坎坷，“学富而身益贫，艺工而遇益拙”，使他强烈地感受到现实的不平。他徘徊于官场之外。冷眼旁观，对官场的腐败、倾轧和社会现实的黑暗看得更加清楚。如《赠孟柳桥（传铸）州判》，就对官场黑暗的内幕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莫友芝为人正直，洁身自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使他厌恶。虽然他知道只要自己“稍改凿为圆，青云在跟肘”（《送舍弟祥芝之湖南需次县丞》）。然而，“我生即疏节，学媚终有痕”（《送芷升弟选贡北上》）。他宁愿守贫终生，也“不肯随时俗俯仰”。这种耿介的性格和正直的为人，在应酬答唱之中表现得很清楚。

莫友芝的酬唱诗总的来看篇幅冗长，文字艰深，诗味不多，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宋诗派诗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

在莫诗中，最受人关注的是他众多的山水诗及生活小诗。莫友芝热爱大自然，常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和安慰，以此冲淡仕途失意的愁绪：“试问鸡鸣踏漏候三殿，何如破衾里裂任娇儿……何如桃花流水放船去，鳜鱼入手青蓑披”（《陈相廷际同赵晓峰并见》）。他曾结庐乡里，远绝尘俗，尽情享受大自然美景。几度进京会试又使他有机会观赏沿途河山的风光。晚年他更遍游吴越之间，广交名士文人，探幽访胜，纵情山水。他写的山川风月、生活小景的诗歌，语言清新，形象生动，比喻新奇，构思灵巧，与散文化的酬唱诗风格迥异，突破了炫耀才学的形式主义藩篱，具有鲜明的特色，是他诗歌中的佳品。

他的山水诗能抓住自然景物的特色，赋予大自然鲜明的个性。例如，他写晨雾：“倚天一杖拄龙尾，咫尺不辨黄茅冈。朦胧野径无来往，隔竹幽泉佩环响”（《晓过望江堂》）。把晨雾朦胧弥漫的形态表现得十分逼真；他写雷雨：“万瓦刮风鸣，南来雨势横，云垂千幛夕，雷掣半川明”（《冒雷雨夜归》）。寥寥数旬，我们仿佛看到暴雨骤至，天昏地暗。猛然间，电闪雷鸣，半川都照得通明……“电光水影恣吞吐，千门万户江河声”（《喜雨》），阵阵电光之中，倾盆而下的大雨，就像江河咆哮奔腾。雷雨的声音气势，写得准确而生动，使人恍若置身暴雨狂风之中。

莫诗常用拟人法写景，以动显静，有声有色。如他用“前山戢首揖，后岭折腰送”写船行时两岸山岭仿佛在迎送客人的形态，增加了诗的形象性。又如：“百棰驱不前，欲尽牢溪水”，把石牛山写成低头痛饮的大水牛，也十分生动有趣。

莫友芝大量的山水诗及生活小诗声情并茂，意境深远，读来琅琅上口。如：

由湖水到桨声、舟行、近山、远树，直至天边明月，环环紧扣，绘声绘色，有静有动，像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酣畅淋漓地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

莫友芝很多生活小诗语言自然流畅，平自如话而富有情趣，仿佛小溪流水，缓缓而来：“朝从坪上来，众色净如沐。时有早耕人，林阴饭牛犊。”（《坪上》）“五色斑斓小沐猴，翠髻花褓佩嬉游。无端走上邻翁背，到处逢人笑不休”（《佩猢狲》）。“茅屋四周桑竹，疏篱一带鸡豚。客来不用几席，共坐千年树根。”朴素简洁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图，使人感到亲切恬淡。

莫友芝的山水诗也不时流露出仕途失意的愤懑幽怨之情，明显留下了生活道路曲折坎坷的痕迹。总的看来，他早期山水诗比较清新自然，具有较浓的诗情画意，表现出一种比较轻松的情调。前人评莫友芝的诗，说他“早岁刻意二谢，中间希踪韦柳，晚乃苍劲古秀”（《贵州通志》），此言颇中肯綮。从莫友芝诗摹山范水的风格中，可以看到谢灵运诗歌富丽精工、精雕细镂的风韵，也可以看到谢眺清新流丽、淡雅自然的情趣。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的道路使诗人的风格有所变化。他从韦应物，柳宗元等人诗中汲取了许多养料，风格渐趋稳重闲淡。

1854年杨凤领导的农民起义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起义军曾猛烈围攻遵义城，声势十分浩大，莫友芝有一些诗记述了这些历史事件。由于诗人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因而诗中有不少诅咒农民起义的内容。但由于农民起义的风暴掀开了统治阶级伪善的画皮，使官场黑暗更加暴露无遗。因此，莫诗中，在指责农民起义的同时更多地却是对官府腐败无能的辛辣嘲讽和揭露。其深刻尖锐，可谓入木三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莫友芝的词多是在宦途不得意的情况下写的，内容多脱离现实，绝少可取之处。在形式上，他虽然在文字、音韵上十分考究，但仍未脱离“词为艳科”的藩篱，主要以摹拟为能事。特别是词体不纯，往往夹杂些曲语曲腔，便影响了艺术感染力。但他的词很少议论倾向，能诉诸形象。例如《采桑子》九首，就比较清新有趣，试举一阙：

此外，如《满江红·乌江渡》感情激昂，气势宏伟，又是另一种风格的代表：

除了诗词之外，莫友芝还写了不少散文。除部分考据文字以及为解经训诂著作写的序跋外，其余大多言之有物，言简意赅，议论活泼，描绘生动。不仅有助于了解他的思想，而且在艺术上也很有借鉴价值。

诗文序跋在莫友芝散文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些序跋多能由人论诗，由诗及人，抓住作品特点，要言不烦，而不是面面俱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莫友芝的一些文学主张和见解，这对研究莫友芝乃至晚清宋诗运动，都是有价值的。

人物传记事略比较直接地表现了莫友芝的世界观。其中部分赞扬贤官能吏的文章实际上是对官场腐败的一种披露和嘲讽，有一定意义。从艺术性上说，他写的这类散文特别是墓表，能摒弃陈言，无空泛虚假之弊，颇能感人，并勾画出有一定个性的形象。如《祭子厚八弟文》大量使用反问、设问，一唱三叹，长歌当哭，把悲怆和自责之情写得十分缠绵动人。在描写人物时，他善于选择有代表性的事迹细节，因而有血有肉，不觉得枯燥乏味。

此外，他还有很多杂记、游记及信札等方面的文章。这类文章内容较杂，多为有所感而发，很少单纯叙事写景之作。思想内容上是瑕瑜互见，艺术上则较为突出。例如《白氏长庆集残本跋》全文用对话形式，议论新颖，善于设喻，铺排有序，开合自如，灵活自然。如谈到书不必待善本而读时说：“必得完本而始读书，则抑将枵腹裸体而野处，以翼膏粱、夏屋、狐貉于不可知之数乎？”以比喻和设问，加深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送潘稚青明府归桐城序》揭露狡役滑吏互相勾结，横行乡里，可谓淋漓尽致，其中描写他们软硬兼施，投其所好地对付上司的种种手段更是入木三分。这些“得鸡索豚，毕茶督酒”的恶棍包揽词讼，巧取豪夺，“故一讼起，常二三家破。一岁之讼以数千计，破家饱斯役者，可胜计哉！”这些触目惊心的官场黑幕，在莫友芝笔下被披露无遗。

莫友芝的信札中表现了他的政治态度、学术见解和处世精神。《答万锦之（全心）书》，滔滔雄辩之笔，写愤世嫉俗之情，表明自己不畏人言，不惧众谤，光明磊落的心迹和不能违心随俗的态度。文中写到自己因撰《遵义府志》而遭非议和攻击，朋好旧友避若瘟疫的情景，传神而逼真：“无何，而平昔之好隐相指目；门墙之徒，畔而他去。朋簪广坐，方洽纵谈，友芝所至，寂焉星散，行道相遭，頫首如浼；猝不及避，强为寒暄，多方抽身，如不得已……”那种虚与委婉之神态，世态人情之炎凉，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大致相同的句式，骈散间作的结构，读起来琅琅上口。

总的说来，莫友芝的散文反映的生活比较狭窄，而艺术上却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形成了自己夹叙夹议，挥洒自如的风格。文章中心突出，结构严谨，叙事不繁，议论中肯，语言朴素，有着诗歌缺少的一些优点。这些在今天仍有借鉴的作用。

2.书法

莫友芝精于书法，为有清一代十大书法家之一。黎庶昌评其书“分篆高骞，冰斯雄睨”。当代书坛、莫友芝篆书轴泰斗沙孟海先生在其《近三百年书学》一文中评道：“学邓石如篆书的莫友芝最好，赵之谦、吴熙载其次”。浙江美术学院教授陈振濂先生对其书评道：“贵州曾出了一个莫友芝，其作品精到之处，不在赵之谦，杨守敬、张裕钊之下而或有胜之。”

不同时代的学者、这样高规格的书家，如此异口同声的盛赞，可见莫友芝的书法成就绝非浪得虚名。八年上海有正书局曾有《莫友芝真草隶篆墨迹》出版发行，并多次再版。在国家文物局出境的书画家作品中，莫友芝名列其中。在现当代书法和篆刻名家中，姚华、陈子奋、王朝瑞均受过其书风影响。

莫友芝书法四体皆精，而最为人称道者是他的篆书。他的篆书，取法颇丰。杨守敬评：“子偲书 学《少室碑》取法甚高”。他也“……尝集汉碑头篆刻百余通，所作篆书 多从此出。”

在清代以篆书名世者，如钱坫、王澍、孙星衍、洪亮吉等人皆以硬笔、短毫、枯墨作篆，用笔结体专以工稳、匀称为能事。而莫友芝继承了邓石如以长锋羊毫，浓墨悬腕作书的方法。用笔舒徐流走，一波三折，遒丽厚重甚为精到；结体上紧下松；章法、行列有致，风格平和简静，气宇轩然，遒丽天成。于名家林立的清代书坛中独树一帜。在隶书方面，莫友芝也是颇有成就的。其风格高古，喻巧于拙，笔势方圆互用，结体因字立形，一扫长期以来隶必扁长的积习。其章法，多以纵向取势而气韵生动，显得格调高古，气象浑穆。由于莫友芝喜收藏，眼界所及异乎常人，故从其书中无不打下许多名碑的印记，如《礼器碑》的飘逸、《张迁碑》的古拙、《衡方碑》的浑穆、《夏承碑》的使转以及《天发神谶碑》的用笔、《白石神君碑》的结体。其成就当颉颃于汀州和子贞。在行、楷方面，虽然他的影响远不及其篆、隶书那样巨大。但他在以魏入行的探索上似有筚路蓝缕之功。由于其作品遗留较少，我们只能从他的一些书信，题跋等手扎中去管窥其成就。其苍率用笔似漫不经心，却有自然飞动之妙。章法行气一气呵成，大小相间参差错落。既有山重水复之跌宕，复具柳暗花明之开朗。得鱼忘筌，神完气足，韵味幽长。其楷书以鲁公为根底，融会汉、魏显得气象浑朴，自出机杼，书卷气实足。莫友芝虽然出生僻壤，但他勤于学术、长于诗词、精于收藏，朋辈中又多社会贤达、学界泰斗，故而能够“学”“识”相长，使其得以雄视阔步，特立独行书坛。他也曾云：“书本心画，可以观人；书家但笔墨专精取胜，而昔人道德文章政事风节著者，虽书不名家，而一种真气流溢，每每在书家之上”。莫友芝一生甘于淡泊，专于学问。书法上无意名家，却备受后世推崇。有清一代论书者多以邓石如为书坛冠冕，却又不约而同把莫友芝与其相提并论，使莫友芝成为一面旗帜，在书坛的制高点上高高的飘扬，让后人有高山仰止之叹！

莫友芝的学术成就

莫友芝治学严谨，“恒彻旦暮不息，寝食并废”。他嗜书如命，藏书极丰，“故入其室，陈编蠹简，鳞鳞丛丛，几无隙地。秘册之寓，南中罕有其匹。”因此，他学识精深，著作甚多。1838年，他与郑珍入京会试落榜后，返回遵义合修《遵义府志》。二人通力合作，三年乃成其书。他的主要著作除了文学类的《郘亭诗钞》《吕郘遗诗》《影山词》等而外，还有《黔诗纪略》《唐本说文木部笺异》《梁石记》《声韵考略》《过庭碎录》《樗茧谱注》《宋元旧本经眼录》等。

大致说来，莫友芝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史学、版本目录学、文字声韵学、诗论与词论等方面。

1.史学方面

莫友芝一生，史学著作不多，但他与郑珍合著的《遵义府志》却赢得了极高的评价。张之洞在其列出的清代二十五部省志、府州县志善本名录中，《遵义府志》与《汾州府志》《嘉兴府志》并称三部优秀府志。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中认为，在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的若干部志书中，“郑子尹、莫子偲之《遵义府志》或谓为府志中第一”。张氏、梁氏的评价，足以表明《遵义府志》是一部被公认为全国第一流的地方志乘。

在《遵义府志》问世之前的六七百年间，资料显示，遵义曾先后有宋代的《遵义军图经》，明代的《播州宣慰使司志》《播州宣慰司志》《播州志》《遵义郡志》《遵义军民府志》等志书，但已佚失。道光年间，山阴平翰来任知府，见遵义“周千里之地，物力殷赈户口繁孴。非大歉，岁无不完之征；非死病，腊无不归之子。径行虽僻，无一二里无塾童声；省试举四十八人，郡获者常逾四之一”，大呼“今视中州何异也？”认为“有今日之遵义，即宜有今日之《府志》”，于是礼聘郑珍、莫友芝，委以纂辑之任。不久，平翰因故离任，继任者张锳（张之洞之父）、黄乐之“精心致志，三年不倦，遂底于成。”（引文皆见平翰《遵义府志序》）。

郑珍、莫友芝着手修志，始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此时上距万历年间遵义知府孙敏政修纂《遵义军民府志》（简称《孙志》已逾二百多年。《孙志》二十二卷，刻本已佚，仅留前半部抄本藏民间，咸、同间毁于战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诏令修志，遵义知县陈瑄代替因公赴省的知府督修《遵义军民府志》（简称《陈志》），迫于时限，《陈志》三十二卷，仓促成书（只三个月），几乎尽抄《孙志》，实为搪塞之作。其后一百五十多年毫无记载。修志之难，于此可见。据郑珍回忆：“议之始，盖茫然无刺手处。留心一年，始知有《孙志》《陈志》及各州、县《草志》而汇得之。又一年，乃悉发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遗旧记、事状。知不可復得，乃始具稿。稿盖数月间事耳（贺长龄《遵义府志序》）。为使资料准确可信，莫友芝和郑珍在“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遗旧记、事状”基础上，征引近四百种图籍进行考订，耗去两年多时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八十万言的《遵义府志》成书，全书四十八卷，涉及二千余年历史。

莫友芝和郑珍学识渊深、学风严谨，使《遵义府志》卓出众家，独具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资料翔实，考证精审。黄乐之在序中说：“所征引前籍至四百余种，并导源究委，实事求是。然苟旧说不安，虽在《班志》、《桑经》，亦力正传之误，纠作者之失。人以为妄，意若有不屑计者。”周廷授的序中也说：“按之史册以穷其源，参之群籍以著其辩，验之睹记以求其真。繁不伤冗，简不涉遗，以笔以削，有典有则。”这些记述和评价是准确和中肯的。《遵义府志》不仅纠正了某些古代文献及《贵州通志》中的不少舛误，而且使以往省志所缺的历史资料得以充实。正如李钧（按察使）所说：“使贵州之郡县山川，自汉魏来皆有绪端；溯古到今，复为年纪，使贵州之唐以前事，大半可以参考，则隐隐乎非仅一府书矣！”

（2）不袭故习，体例新颖。《遵义府志》的体例不专仿一家，篇目据实设置，以总括一府之历史与现状而定，志前不载诏书、圣喻之类的“宸章”，志中特立“土官”“木政”“坑冶”等目，志后存有“杂记”“旧志叙录”等重要资料。全书条目精当、特色鲜明，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另外，全志三十三目正文之前，均有一段文字撮记要旨，后人称为小序。这些小序言简意赅，精彩透辟，是郑、莫方志理论的缩微表现。

（3）秉笔直书，不畏非议。《遵义府志》根据遵义的历史实际，确认古代遵义地域并无“盛世”痕迹，而是地道的“蛮貊之帮”，一切都处于落后状态。杨氏统治期间，如杨粲等几代土司推进社会进步，但仍未脱尽“蛮风”。莫友芝和郑珍作为“儒”，其历史观和文化观具有浓重儒家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烙印，但他们能正视遵义地方有着文化特征与华夏不同的“蛮夷”群体，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由于志中所记人事虽已过去，但其子孙、亲友多在本地。因而对入书人物叙述的详略、评价高低，都难尽如人意。书未写成，社会上就传出一些非议的声音了。莫友芝《给万心全书》谈及此事：“遵乘非议，始事时即意其难免，特不意其出于此耳……一则曰，地方有蛮夷，最为大辱，书之者最为鄙视。一则曰，祭祀婚丧之不中礼，何在篦有？何不独为讳而著之也！否则曰，某传或遗子孙，某传至评其姻娅，轩轾非允。如是而已矣。”少数人借上述枝节大做文章，先是窃窃私议，继而四处哄传、煽动，“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以耳为目，举国若狂。不云和围而劫之家，即拟群聚而殴之市。两书生之鸡肋，亦安当众拳！而客之所为，勿乃近于无赖。”郑珍在《有感二首》中说，“服渐为人指，万应善自全”，“海澄何日见，世议皱眉听”，表现了他们坚持实事求是，不向邪恶低头的可贵精神。

（4）重视经济，关怀民生。以往的方志，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农、工、商业记之甚略，往往以“食货”统而记之，语之不详，有的甚至失记，而于田赋则唯恐有所漏落。这是为官府的征敛服务的。《遵义府志》与传统写法不同，农桑、物产、木政（为皇室采木）、坑冶（矿业）各占一卷，农桑、物产篇幅尤多，对生产技术的介绍尤为详细，如土壤分类、品级，宜种何物；耕牛的识别、饲养以及农具的制作、使用；作物的栽培、收藏，无不细述；对山蚕与家蚕的放养、缫丝、织绸的全套操作规程，介绍得颇为精细。此外，《遵义府志》还记述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盛景况：“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荫迷道路。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蚕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植之善否。”丝织业的兴起发展，引来“秦晋之商”“楚粤巨贾”，大批蚕丝和织品销往全国各地，以致“遵绸之名，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见《遵义府志》卷十六），反映了遵义资本主义萌芽的实况，十分可贵。《木政》一卷，郑、莫以巧妙运笔揭露苛政，关注民生之情，不言而明。所谓“木政”，实系专为皇室采办珍贵巨木的苛政。小序首先指斥明清木政是“劳民伤财”之举，随即抄录前志所载，略加按语，依时排列采木实录，木政苛酷之状不揭自显，而编者却未褒贬。史家之笔，令人称绝。

（5）收录和评价人物，以品德和业绩为标准。在《遵义府志》中，只要对百姓做过好事的，不论官职高低，一概录载其人其事。如乾隆年间从山东引进山蚕而使遵义致富的知府陈玉壂，创建湘川书院的知府刘诏升，教民种桑养蚕的真安州吏目徐阶平，都列入“宦绩”卷，加以褒扬；而扬氏土司中重视经济开发和文教发展的杨粲、杨价、杨文、杨原宪和杨汉英，不仅在“土官”中专门立传，还在“宦绩”卷中列名。省志和《孙志》《陈志》把杨延礼（嘉贞，汉英之子）和向朱元璋“献地”的杨铿列入“宦绩”中。杨延礼曾投降元朝叛将囊加台。郑、莫认为他“腼颜自全，大丧前烈”，而杨铿“本无可称，徒以率先归附，遂尔滥厕”。两人列入“宦绩”均不够格，因而在《遵义府志》中“今并削之”。至于杨应龙这种残害百姓、举兵反叛的败类，则历数罪行，大加挞伐。又如，乾隆三十五年，桐梓知县胡某于大旱之年苛敛百姓，生员李苑凤等二十四人联名上告。结果，知县和二十三名生员都被处死。郑、莫记述了这件事，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生员的同情和对贪官的憎恨，客观上也揭露了封建刑法的残酷。

（6）文笔典雅，叙事生动。《遵义府志》虽是志书，但文笔典雅，叙事生动，阅读过程中总能获得美的享受。《杂记》中对刺梨的介绍：“名者为送春归。春深吐艳，大如菊，密萼繁英，红紫相间而成，色实尤美。黔之四封出产，移之他境则不生。”山野间默默无闻的刺梨花，在著者笔下，被描绘得十分艳丽可爱。对苗族跳芦笙的描写：“……每当孟春，苗之男女相率跳月。男吹笙于前为导，女振铃以应之；联袂把臂，盘旋婉转，各有行列。”把苗家跳芦笙场面写得生动逼真。书中类似描写很多。

由于时代的局限，《遵义府志》也难免错讹之处。但瑕不掩瑜，《遵义府志》仍然是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史学著作，在全国8200余种地方志乘中，堪属上乘佳构。

2.版本目录学方面

莫友芝是清代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

黄万机先生的《莫友芝评传》说：“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等著作，是清代考订异本的目录学专著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他和邵位西（懿辰）先生是清代版本目录学的代表人物，不愧为清代最有成就的目录学家之一”。黎铎教授在《贵州文化发展概观》（1993年）中称：“莫（友芝）丶邵（懿辰）二人为我国古籍版本目录学的奠基人”。

我国目录学源远流长，公元前1世纪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是目录学滥觞，北宋苏向先在《苏魏公谭训》中正式提出“目录学”概念。清代，目录学一度成为显学，出现了一批著名目录学家。

莫友芝开展目录学研究主要是在后半生在江南期间。在胡林翼、曾国藩幕府、金陵书局、丁日昌持静斋及丁氏开办的江南书局，莫友芝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和收集丶校勘丶评点古籍的工作。主要著作有经莫绳孙整理刊行的《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书衣笔识》一卷，《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此外，已刊《持静斋藏书纪要》二卷，由莫友芝整理、以丁日昌名义刊行的《持静斋书目》四卷，附二卷。未刊行的有《郘亭书画经眼录》《旧本未见书经眼录》《资治通鉴索引》等。

莫友芝的目录学著作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尤其是《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一版再版，流传很广，成了目录工作者、藏书家和中国汉文古籍文献爱好者案头必备书。民国藏书家傅增湘撰《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就得益于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傅增湘的孙子傅熹年在《藏园群书经眼录·跋》中对此有过记述：“先祖毕生致力于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先祖逐年南北访书时，必携带笔记和莫友芝撰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所见善本，详记在笔记上，名为《藏园瞥录》或《藏园经眼录》，又把各书行款、碑记、序跋摘要记在《书目》上，以便检查核对。”

《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和《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目前还是我国很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必读著作。

3.文字声韵学方面

莫友芝在文字学方面的著作有《唐写本说文本部签异》，声韵学著作有《声韵考略》四卷，《韵学源流》一卷。但仅刊行了《韵学源流》，《声韵考略》已佚。也有人认为《韵学源流》即是《声韵考略》的一部。

莫友芝的文字学有家学渊源。小时候，他就在父亲指导下，研习许慎的《说文解字》，在文字学上下过很多功夫。晚年离家出游，随身带着《说文》读本。《唐写本说文本部签异》显示了他身后的功底。

《说文解字》是我国古代集大成的文字语言学专著，是历代学者研究和阅读经籍的重要工具书。由于传抄过程中出现很多错讹，唐代李阳冰按自己的理解加以审定，已经使原书失去本来面貌。北宋徐铉、徐锴加以整理时，已有不少文字遗失，又把新增的世俗用字400余作为“新附字”附于书后。二徐本成了后世学者评骘的对象，摘疵者不少。

请代研究《说文》的学者不少，最出名的有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称“四大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被公认为研究《说文》的权威性著作。该书对“二徐”整理的《说文》有所纠谬，但由于没有版本依据，只能根据自家见解加以推理。《唐写本说文本部》残卷的发现，为校正二徐《说文》提供了可靠的版本依据。

莫友芝的《唐写本说文本部签异》就是以写本残卷为依据，并参照段玉裁、王筠等多家的专著撰成的。这部著作，举二徐本的错谬数十处，解开了千古聚讼不休的疑案，这是学术上的巨大成果与贡献。

声韵学著作《韵学源流》刊行于民国7年（1918年），民国12年（1923年）贵阳文通书局重印。该书刊行以来，流布很广，特别是王力、张世禄等先生在《音韵学》著作中加以引用，更扩大了其影响。

但此书是否莫友芝撰写，学术界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有人质疑。直到20多年后，才有人出来说话，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好说这部著作不是莫友芝的，也可能是莫与俦先生写的。但目前都只是推测。

《韵学源流》一书分三大部分。概述开宗明义，认为“音韵之道有三：曰古韵，曰今韵，曰反切。”这是书的总纲。全书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总的看，这是一部简明音韵学史著作。书中存在一些弱点、缺点和谬误，但也有很多亮点，比如，本书不是孤立地去评述某一专著或学者，而是从音韵学发展史的角度去品评这些专著和学者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显得评价切实可信，见解卓异。其次，从音韵学史角度，最先明确地分古韵、今韵、反切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对后世音韵学和音韵学史的编写，产生了一定影响。再次，书中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如关于“韵”的形成，莫氏认为“六书之谐声即韵也”。虽然段玉裁提出过类似观点，但莫氏没有读到段氏著作，是自己研读古书的体会，难能可贵。

莫友芝家族多出文化名人，这里略作介绍。

莫与俦，莫友芝的父亲。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举人，次年进士。嘉庆六年（1801），由庶吉士出任四川盐源县知县，多有政绩。莫与俦在遵义教授19年，以许慎、郑玄为宗、兼及南宋理学，莫友芝、郑珍等“西南巨儒”都是他的学生。他擅长考据学，对贵州历史地理很有研究，著有《都匀南齐以上地理考》《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诗文杂稿》等。他去世后，曾国藩亲自为他作《莫与俦墓表》，“曾门四弟子”之一的著名外交家、散文家贵州人黎庶昌也为他作墓志铭，称他“以朴学倡导士林，洗南中之陋”。

莫庭芝，莫友芝之弟。从小受父兄和郑珍之教，擅长诗词古文，以教育文学名世。道光廿九年（公元1849年）拔贡生，次年参加京城应礼部试落第。便绝意仕途，专心研究学问。他和黎汝谦编辑了《黔诗纪略后编》33卷，为贵州清代诗歌总集，与莫友芝所辑的《黔诗纪略》有双璧之誉。著有《青田山庐诗钞》《青田山庐词钞》，黎莼斋在日本为他刻印，风致真朴。工小篆及八分书，自得天趣。

莫祥芝，莫友芝之弟。在江浙为官20年，有政绩，曾任上海知县。沈宝桢以“风骨遒劲”向朝廷举荐他。后主修《上元县志》和《江宁县志》。

莫绳孙，莫友芝次子。知府衔。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随刘瑞芬出使与法国，任参赞。因刚直不阿受责去职，长期独居扬州，整理和刻印祖父与父亲遗著，集成《独山莫氏遗书》66卷。自编有《影山草堂书目》。

莫棠，莫祥芝之子。早年游宦两广十余年，与我国最早介绍“民有、民治、民享”思想的人黎汝谦情谊深笃。莫棠晚年住家苏州，娴于目录版本之学，喜好收录刊刻家乡人的著述，收集郑子尹《巢经巢遗诗》，编辑《巢经巢遗集》24卷，勘定遵义赵嵩《含光石室诗草》等，自编有《文渊楼藏书目》，著有《铜井文房书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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