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真理 献身民族

（一）

陈永康，清镇市城北下坞寨人，1915年6月29日出生于一个布依族农民家庭。他在清镇县立小学毕业后，1934年，考入贵阳县立初级中学（今贵阳五中前身），1937年，考入贵州省立高中（今贵阳一中）就读，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39年7月，任教于清镇县巢凤小学。1946年，带领一批进步学生北上延安，到重庆后，被吴玉章同志劝回贵阳。1947年夏被捕，次年8月出狱。

1949年，参加清镇县支前委员会工作，次年任贵阳市税务局行政科科长。1951年12月，任贵州省人民政府贵阳专区副专员。1953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1955年6月，任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副主任。1962年3月，任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任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

1958～1988年，分别当选为贵州省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

少年时期，陈永康家庭贫困。祖父年仅33岁早逝。祖母在龙氏家族的帮助下，带着年仅两岁的父亲陈翥和不到一岁的叔父陈瑛，回到家乡下坞。龙氏家族将一间牛圈让给孤儿寡母居住。勤劳的祖母白天到清镇城内帮工，晚上在寨内为寨邻做针线活、磨豆腐，日夜操劳，茹苦含辛，省吃俭用，维持生计，抚育陈翥和陈瑛。

陈永康的父亲，按照布依族祖训，坚持抚育儿子入学读书。困境中陈永康孜孜不倦、勤奋好学，他鄙视“生来不读半行书，只把黄金卖身贵”的世俗观点，在“风头如刀面如割”的冬夜，依然“书册埋头无了日”，手不释卷，汲取古今中外的知识。

1934年，陈永康在贵阳县中学读书时，认识了房东谢名荣（1938年谢名荣任中共贵阳县委书记）。多次接触后，谢名荣不时询问学校的情况和他对现实的看法。谢名荣以渊博的知识、诚恳的态度感染陈永康，使他毫无顾忌地谈出自己的思想，流露出对现实社会和民族歧视压迫的不满情绪。谢名荣也越来越关心这个出身贫苦的农民家庭的学生，向他宣传进步思想，指导他读书、看报，阅读《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鲁迅作品《彷徨》《呐喊》等革命进步书籍，陈永康思想受到极大影响。他考入省立高中后，和谢名荣的接触更加频繁，关系也更加密切。在长期的交往中，陈永康了解谢名荣曾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曾因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活动被捕入狱，在狱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释放后，返回贵阳，以他母亲开的“协济药店”为联络点，开展革命活动。在谢名荣的引导下，陈永康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把单纯勤奋学习，局限于小环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思想，逐渐扩展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初步认识，同时，通过谢名荣的指点，结识了唐植民、伍光勋、王兴益等少数民族进步学生，一起开展革命活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为了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贵阳县工委负责人谢名荣带领陈永康等团结进步青年，组织成立“筑光音乐会”“沙陀话剧社”等文艺团体，在多种场合教唱和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打倒东洋》等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激发了各民族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陈永康依靠进步的“边胞”，在“边胞”青年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公开的方式是利用合法集会开展宣传，秘密方式就是隐蔽发动地方上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青年，争取他们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扩大抗日救国的力量。

1937年秋，陈永康与中共党员唐植民合作，在贵阳建立“民族抗日宣传队”，亦称“边胞抗日宣传队”，组织多次的抗日宣传集会。其中一次集会由于周密筹划，得到苗胞长者的支持，就在国民党省党部的大礼堂（今贵阳市小十字附近），到会的“边胞”、汉族青年、社会知名人士近千人，个个情绪高昂，踊跃登台讲演，公开宣传抗日主张。陈永康在会上义正词严，谴责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政治、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罪行，指明中华民族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以赤忱的爱国热情，唤起各民族反对妥协、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团结合作，共同抗日。他的慷慨陈词，使到会各界人士万分感慨。这次成功的抗日宣传集会，推动了抗日活动向前发展。

1938年5月7日，贵阳地区苗族人民在铜像台举行一年一度的“四月八”节日聚会。国民党省党部派出“巡回施教队”，打着抗日的幌子，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企图转移抗日的大方向。为了揭穿国民党当局的这一阴谋，陈永康等人，带领“边胞抗日宣传队”赶到现场，与“巡回施教队”针锋相对，用苗语、夷语（布依族语）、汉语交替宣传讲解，吸引越来越多的听众，场面异常热烈。“边胞抗日宣传队”用朴实的语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蚕食华北地区实施惨绝人寰的“三光”暴行；用民族亲情告诉同胞：“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敌人已经打进家了，国内的问题是家里的事，难道还能再无休止地扯皮吗？”人们拥向“边胞抗日宣传队”的讲台，而丢下施教队寥寥几人，冷冷清清。陈永康等人的宣传，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舆论骗局，暴露国民党当局假抗战，真内战的面目，贵州人民从中看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是抗战的保证，也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

贵阳人民难以忘怀的1939年2月4日，贵阳遭到日机狂轰滥炸。从二浪坡、小十字、大十字到贯珠桥，从市府路到省府路，浓雾滚滚，硝烟弥漫。日军罪恶的炸弹，使不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日机轰炸贵阳的罪行，激起各族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陈永康等边胞热血青年，到修文县农村高脚仓、王美、许家庄等少数民族村寨宣传抗日。面对血淋淋的现实，群众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认识到抗日救亡迫在眉睫，不愿做亡国奴，就只有坚决抗战到底，才是唯一的出路。

“边胞抗日宣传队”还利用民族节日、村民婚丧嫁娶和赶场天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入少数民族村寨，陈永康与村民一边劳动，一边宣传，吃在农村，住在农村。群众把“边胞抗日宣传队”的青年学生当作“自家人”，无话不谈，关系融洽，受到热情接待。边胞抗日宣传队的宣传效果十分明显，中共贵州省工委、贵阳县工委和县委书记谢凡生对陈永康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39年7月，陈永康回到家乡巢凤乡小学任教，同时在校内、校外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革命圣地延安，培养革命者的摇篮。大批热血青年在巍巍宝塔山的熏陶下，在荡荡延水河的洗礼中，逐渐成长为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战士和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延安是革命青年梦寐以求无限向往的地方。1946年，陈永康告别家乡，带领贵阳10名进步学生北上延安，途经花溪、平坝、黔西、大方、毕节到达重庆。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亲切接见陈永康一行，对陈永康积极推进的民族团结工作，寄予很大希望。吴玉章对永康说：“贵州是多民族的省份，那里更需要你。”遵照吴老的吩咐，其他青年奔赴延安、陈永康服从上级党组织的安排，返回贵阳，继续组织抗日革命活动。1947年夏，陈永康因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同化政策被捕入狱，次年8月，释放出狱，转回乡间，组织各民族开展轰轰烈烈的“反饥饿，求生存”的斗争。

陈永康曾有一段回忆录反映这一时期的思想动态：“回顾这一时期，我在贵阳地下党谢名荣的帮助下，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而使我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念。在当时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白色恐怖下，我在党的领导下不顾个人得失安危，做了一些民族抗日宣传工作，感到无比光荣。通过宣传，把党的政策传达到各民族广大群众中去，同时也增强了我们少数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至今我犹十分欣慰。”

（二）

1949年，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成立，陈永康为新政权努力工作。11月15日，贵阳解放，陈永康投入支前和参与组建地方政府的工作，被任命为清镇县支前委员会委员；1950的2月任贵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参加了贵阳市民委筹建工作；1950年7月兼任贵阳市税务局行政科长。1950年9月，他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赴北京参加建国一周年庆祝大典，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51年12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14次会议通过，任命陈永康为贵州省人民政府贵阳专区副专员，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任命书。

1953年10月21日，陈永康作为贵州省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了以贺龙为团长的第三届中央慰问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组织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研究识别各族族称、族源、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社会历史等问题，依靠民族干部进行综合调查和分析研究，并在充分尊重各族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民族成分和族称。永康在北京参加国庆庆典和人代会期间，向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汇报贵州省少数民族“仲家”人的意愿，建议更名为“布依”，使之符合“布越”之意。李维汉认为，这符合“名从主人”的原则，更符合布依族人民的意愿和要求。

1951年7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在贵阳召开贵州省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布依族代表向大会提出提案，认为原“仲家”“夷人”“水边”“土边”“本地”的族称，对本民族带有歧视和侮辱的含义，建议用本民族自称的译音为族称比较恰当。贵州省人民政府经过研究，决定将提案交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53年8月24日，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在贵阳召开贵州省“仲家”（布依族）更正族称代表会议。一致认为原名称带有歧视性和侮辱性，有的容易引起误解，不利于民族团结。会议商定，凡是用布依族语言称为“Bu⁴Qyai⁴”属于同一民族，是本民族固有的名称，鉴于全国通用汉字需要汉文名称，按照音译法选用“布依”两字作为族称。8月31日，省民委将会议总结上报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10月10日，中央民委以民（53）字第77号文件复函赞同。相隔两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又以民（53）字第78号通报全国有关单位。新华社即将总结送交《新华日报》发表。从此，正本清源，布依族人民有了自己的统一族称。

1953年，陈永康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参加次年9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员。这次会议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

1955年6月，经省人民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报请国务院任命陈永康为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次年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了任命书。陈永康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多次深入少数民族村寨，奔走于少数民族群众之中，与少数民族群众座谈，广泛听取意见，开展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素材、考察、分析多种的印证材料，完成了全省少数民族识别工作，使全省难以确定的80多种民族归类为15种少数民族。陈永康认识到民族语言工作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进步，关系到少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利和切身利益。早在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期，与贵州省其他少数民族代表联名提出“为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的建议。1956年，提出以拉丁字母拼音文字为布依族文字的方案。他在丰富和弘扬贵州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方面做出了贡献。

1962年3月2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任命书同，任命陈永康为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63年1月23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贵州省选举委员会成立，陈永康是18个选举委员会成员之一。

1958年至1988年，陈永康分别当选贵州省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

1984年，年已70岁的陈永康退居二线，省长王朝文任命他为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

陈永康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熟悉民族工作业务，了解少数民族心声，懂得少数民族感情，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贵州的民族事业。

陈永康退休后，在顾问工作中仍然精力充沛，积极发挥余热，对民族工作提出不少有益的工作建议，留给后人许多宝贵财富。他爱祖国、爱家乡和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立场，他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认认真真的态度和踏踏实实的工作方法，都值得学习。他千辛万苦留下许多的文字著作，在担任《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主编时期，仅用3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布依、苗、侗、水、仡佬等5个少数民族《简史》《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概况》的编修任务。这笔宝贵的财富为贵州民族工作的开展、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开发，为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和开创新局面，提供了详实可信的史料。

（三）

陈永康的家乡曾经很贫困，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但他热爱家乡的感情从未淡漠。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总魂牵梦萦着他的心，他的脉搏总伴随家乡的发展变化而跳动。因此，家乡每一个发展他总由衷欣喜。

20世纪60年代初期，猫跳河一级电站——红枫发电站竣工投产。以后，六级电站流金溢彩，造福乡梓。面对岿然屹立的拦水大坝，听着泄洪之声在空旷的峡谷传响，陈永康难抑内心兴奋，吟诗寄托感慨：

陈永康返回家乡，乘船畅游红枫湖，观光到“小三峡”时，联想到银河天降，明珠倒影，灵感迸发，赋诗一首铭志：

当看到红枫湖风景的四绝之一“湖中之湖”，写诗抒发红枫湖“大湖孕小湖”的神奇：

陈永康熟知家乡的地域。在滴澄关，联想历史中的依稀记忆，面对银波抚岸，涟漪荡开，他惊叹日新月异，沧海桑田，顿时心情开朗，在《水下桃园》一诗中，表达了他的真情实感：

红枫湖，以仪态万方的魅力，吸引中外游客慕名而来观光旅游，面对国内外络绎不绝的嘉宾，看到旅游业为发展家乡经济所起的“龙头”作用，憧憬美好前景，激情难已，诗作《红枫湖大观》，赞誉之情，溢于言表：

一市四湖的家乡，有红枫湖的天章云锦，有百花湖的娟秀艳丽，荡舟百花湖的陈永康，任思绪飞扬，情不自禁提笔放歌《赞百花湖》：

热爱家乡情真意切，家乡的发展变化，联系到国家的强盛，升华到一定高度思想境界，凝结成盛赞家乡的诗句，把一腔对家乡的浓情蜜意，表达得生动自然、淋漓尽致。可以说字有字的诗情，句有句的画意，他的诗作为家乡增添绚丽的文化色彩。

（四）

只有热爱家乡，才懂得怎样热爱祖国。

毕生热爱家乡、热爱中华民族的陈永康，对自己的祖国，人民当家作主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全身心地倾注赤诚的爱。他常常为日益强大的祖国欢欣鼓舞，为祖国雪洗国耻而扬眉吐气。

岁月流逝，时光如斯。

1997年，陈永康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他熟知中国历史还记载着一段百年耻辱，萦绕心际，挥之不去。老人计算着时间，殷切希望，祖国金瓯不可缺，香港百年应回归。他常引用“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抒发感慨，勉励自己。1997年6月30日23时18分，陈永康老人毫无倦意，深情凝视电视播放的香港回归祖国的交接仪式。从维多利亚海湾展翅待飞的香港会展中心，到五楼大会堂华灯齐放；从4000余名观众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等5位领导人入座主席台；从查尔斯王子致词“根据1984年签署的联合声明而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到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从降下蓝底米字旗，到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和特别行政区区旗同时徐徐升起；从查尔斯王子和香港最后一任去职总督彭定康，乘“不列颠尼亚”号王家游轮在茫茫夜色中离港，到3000多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进入香港；从会场内暴风雨般的掌声，到与之呼应的南京静海寺雄浑钟声，和北京天安门广场10余万群众的欢呼声，一幕幕、一幅幅画面，表达了一个共同主题：香港经历156年漫漫长路，终于重新跨进祖国温暖的家门，祖国的孩子，又回到母亲的怀抱。九七回归标志着香港的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纪元。庆祝香港回归的焰火绚丽多彩，似紫荆怒放，似百花盛开，陈永康激情澎湃，血浓于水的深情，尽在《交接香港有感》诗中：

陈永康老人爱国的拳拳之心，永远年青，迎香港回归的眷眷之情，永葆青春。爱国之心不会因为年华逝水而憔悴，也不会因为高龄而衰老。

中国正式收回香港，这无疑成为震动世界的最强音。7月1日，香港回归，华夏增辉。陈永康老人万分欣喜，百感交集，大有“百年沧桑终回归，幸睹盛事慰平身”之感。老人激情迸发，热血沸腾，万千思绪，浮想联翩。不禁欣然寄情于笔端，题诗一首《迎香港回归》：

字里行间洋溢着多么浓烈的喜悦，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称颂叫好，为改革开放使祖国强大而高歌吟咏，为雪洗国耻和民族屈辱而自豪骄傲。

陈永康于2003年8月7日在贵阳医学院附院，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9岁。优秀的民族工作者陈永康的逝世，是贵州省民族工作的巨大损失，贵州各民族人民永远缅怀布依族的好儿子陈永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