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统教育与私塾教育

一、传统教育

（一）口头传承的教育

布依族口头传承教育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其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口头传承教育长期地、广泛地、反复地围绕布依族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等实践活动，一代又一代地传承。具体来说通过以下六个方面进行。

一是“耕读为本”。布依族自古以种植水稻为生，男耕女织。每年农历六月六，备以“三牲酒礼”，虔诚庄重地拜祭先祖盘古，祈求社稷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经常以古诗或俗语教育子弟，如“半耕半读振家声”“一年之计在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人勤地不懒”“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等。并口传一些简单的农业气象知识，如“云走东，雨落空”“云走南，雨成团”“云走西，背蓑衣”“云向北，好晒麦”“早虹雨，晚虹晴”，等等。

二是告诫子弟要读书。强调“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家无读书子，时运何处来”“有书大富贵，无事不神仙”，强调书要多读，多实践，不要“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故要“积多以积宝，识礼以富才”“再穷不穷教育，再苦不苦孩子”，并且不误子弟韶华光阴，“训子要从胎教起，端蒙必自小学初”，教育子弟“少时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强调“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弟的成才必须靠家庭、学校、社会三方有机结合。

三是勤劳俭朴。教育子弟“勤俭乃持家之本”，指出“一勤天下无难事”“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奢侈浪费一旦形成恶习，是很难改变的。强调“家有粮万担不丢剩饭，岁有余粮省在舌尖”，“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一粒粮食一滴汗”“一米一粥当思来之不易”，教育子弟要尊重劳动，要珍惜劳动果实。

《三字经》书影

四是尊老爱幼，尊重婚姻，孝悌齐家。教育子弟要深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弟兄姐妹，手足骨肉”“忠孝以传家，谦恭以待人”。强调“爱人者，人敬人，敬人者，人恒敬”“正人先正己，敬人先敬己”“兄弟皆手足，亲朋友邻如衣服，衣服破了换新易，手足断了难再续”“男以女为宝，女以男为家”“三拜结发，休戚与共”“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夫有贤妻家和睦，父有孝子德望高”“少时夫妻老来伴，一日不见问三遍”“什么好？还是结发夫妻好”。

五是做人之道。首先教育子女不要忘本。“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乡中水”，不要忘却家乡和家乡人，要牢记“在家不迎宾待客，出门方知少主人”，要弘扬布依族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要对事不对人，诚信以待，做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持之以恒，“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要经得起检验，不要“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强调“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但求心中无愧，何须门上有神”。交朋友要心明眼亮，做到“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吃一堑，长一智”，要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三思而行，再思可矣”。办事要认真果断，要“先说断，后不乱”，不能优柔寡断，导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并教育子弟要善于向他人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六是教育子弟从小树立理想，珍惜光阴。要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古诗曰：“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失掉容易买，光阴一去不返回”，“记得当年骑竹马，转眼又是白头翁”。树立理想很重要，“理想是宝石，理想是火焰，理想是灯塔，理想是路标”，“人生境界孰为高，理想境界第一条”。要知道“清早不起误一日，少年不学误一生”，须知“吃了卯时酒，昏昏睡到西”，“有志不在年高，无志枉长百岁”，“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知读书迟”，“莫道行无路，行行出状元”，“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路是人走出，船是人造成”，“水滴石能穿，铁棒磨成针”。此外，还要教育子弟讲仁义，讲道德，讲团结，多做好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响应植树造林的相关口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切莫砍树坏风水，富多造林好遮阴”。教育子弟“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玩钱家败，玩火自焚”，要警惕“万恶淫为首，百毒赌在前”，“人要自尊，自尊不自大，自爱不自傲，自信不自满，自立不自足”，要牢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挫败不能折”，“少年要戒色，壮年要戒斗，老年要戒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富裕要靠勤奋来实现。家有老是个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子弟既要赡养父母，还要祝福老年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老年人当知“仁者寿”“知足常乐”，“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知足胜过长生药，应当发挥余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顺其自然，“豁达人增寿，多疑始伤神”。

（二）楷模式教育

布依族的楷模式教育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学习历史上较有名望、于社会有显著贡献的民族人物；二是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革命志士，以他们为楷模，教育后代学习他们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铭记他们的英雄事迹。

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英勇的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可歌可泣，永垂青史。

1936年1月30日，左路红二军团从龙里洗马河出发，辗转通过偏坡布依族乡的青杠林、下院、苗寨、偏坡寨、沙坝、中厂，然后又转回谷龙境内的苦竹塘，搭浮桥过南明河下游的河尾巴渡口，进入乌当区境内的喇平，至鹅老山后直接经龙井团、白水河、香纸沟、下陇脚、上陇脚、下王岗到杨樱山。并分出一支队伍从谷耳经红岩到上卡堡、下卡堡，乘船过南明河，经下坝街上、谷汪、宋二寨、川祖庙，爬长岗寨岭、高坡梁子、过冷水井、河弯，到马头新寨与主力会合。当晚驻军在下王岗到杨樱山、马头、团坡、新寨，由杜寨调一支队伍分驻大坝、董农街上、新寨、高家寨、湾子头、台子寨，其余驻新堡、陇上、庄坡、马科岩大寨、龙井、榜上、岩脚夫、沟坝上、湾子寨、麻窝寨及新场乡的塘口、小珠、大珠等村寨。红军战士们与布依村民们关系很好，深受百姓欢迎。

1950年5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十六军一营二连，到乌当区永乐、龙里猫场一带剿匪，高连长率先头部队先到猫场镇大岩头，其后续部队李守贞等六位战士与连部失去联系，经过五里碑关口（去猫场必经之路），遭刘永汉众匪伏击，由于寡不敌众，二排长李守贞壮烈牺牲（安葬在五里碑），其余五名战士不幸被俘。当日五名战士被土匪经猫场，经小河口，押到偏坡寨。在陈朝兰家院子里，五名战士被土匪拷打审讯，始终坚贞不屈，土匪无奈只好罢休，便把五名战士关押在陈朝兰家旧房内。匪徒谭光明（猫场人，外号谭司令）威胁战士说：“没有我的许可一律不准乱说乱动，谁乱动打死谁。”随即土匪假装放这五名战士回家，战士们走到寨背后山接近山顶处，惨遭杀害，壮烈牺牲。偏坡寨的群众含着眼泪就地将这五名战士掩埋在松木林处。

1950年5月27日，二连全体战士到偏坡筹集五具棺材安葬五烈士。烈士的遗体用清水洗干净，用白布包裹入棺，埋在偏坡寨后山上，用木板写上五位烈士的英名，插在坟前。1955年4月15日，偏坡乡人民政府为五位烈士立了石碑，在墓周围种上常青树，象征着五位烈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为了扫墓方便，偏坡布依族乡人民政府将五位烈士坟墓搬迁到偏坡村公墓内，重立较大的石碑，并新增一块纪念碑。同时百宜、新场为与敌人作战牺牲的战士立碑，以英雄事迹教育下一代。

这些烈士陵墓是极好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偏坡布依族乡以及周边布依族村寨的干部群众及学校师生，都要到墓前献花悼念，开展各种活动，缅怀革命烈士，学习和继承革命烈士坚贞不屈、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三）布摩的传承教育

布依族自古信神、信卜卦卜（算命），对“摩”十分崇信。布依族祭司被称为“布摩”。布摩的传承教育是多方面的。一是在入住新居之前首先要安“神龛”（香火），请祖宗上座安家。摆“神龛”的堂屋里禁止放杂物，是最神圣的地方。二是信“卜卦”算命。卜算一个人的运气及寿诞，卜算生男育女，卜算商机贸易。三是布依族认为人有“三魂七魄”，一旦出现伤风感冒等症状，便认为是由“魂不附体”所致，就要请布摩“叫魂”。四是生了孩子要做“三朝”，请摩公写“八字”改乳名。五是人死了之后要举行“开路”、“砍牛”等仪式，为亡灵超度。

布摩举行仪式要诵读摩经。摩经内容丰富，其中有很多教育人尊老爱幼、团结和睦、勤俭持家的内容。

陈廷超 罗英

二、私塾教育

（一）村寨私塾教育的出现

布依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通用的文字，而古文字一般用于记录摩经，可以说古文字只在小范围内使用，所以就得学汉语、学汉文。朱元璋用兵慑服土司，任用归顺的大土司为土官，但同时又要安屯设堡，用以弹压。于是成批的屯堡官兵，陆续进驻布依族地区。土司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当时已感到识字的重要性。而朱元璋对少数民族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儒学为本”的原则，在土司和朝廷各自需要的情况下，一些土司土官送子弟去读书了。所以明初开始有“男知读书”“通汉人文字”的情况。但入学读书者在布依族中还是极少数，广大群众仍难以入学。到清初顺治年间（1650），清王朝题准贵州“仲家苗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布依族称为仲家，其他少数民族统称为苗）子弟一体入学肄业”。康熙十五年（1676）议准黔府、州、县俱立义学，准土司生童肄业。于是较多的布依族土司和大户之家送子弟读书。

《增广贤文》书影

雍正年间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朝廷派流官到布依族地区，他们看到布依族风俗特殊，但广大人民不识字，便肆意敲诈勒索，欺负凌辱。于是土司以外的富裕人家都感到不识字无文化的痛苦，千方百计送子弟读义学，或自设私塾延师教授。但官方很少在布依族村寨设学校。广大布依族人民群众为了不再受流官的欺负凌辱，让自己的子弟有更多读书的机会，于是布依族村寨的塾学便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了。

（二）布依族私塾启蒙教育

布依族一向重视文化教育，积极培养乡土人才。从清朝到民国年间，布依族聚居的村寨都办有私塾，对布依族子弟进行启蒙教育，传授文化知识。私塾教育对提高布依族青少年的文化素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布依族私塾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富有的人家或仕官人家聘请学识较高的名士到家中执教，给塾师的衣、食、住等待遇很丰厚；二是当地有识之士，在家中设书馆，收授弟子，由学子交付酬金，大多数是以大米分期付给；三是邻近几个村寨的富户联合办学，塾师待遇由双方共同面议；四是集镇附近较大的村寨，由寨中长老或士绅出面，利用本族中的宗祠资金作为办学资金，学生也交纳少量学费，本族中低等收入家庭或家境贫困但聪明好学的子弟也能入学。家长、学生对教书人都尊称为先生。

读私塾的修业年限无统一要求，学生就读时间的长短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入学年龄从六七岁到十几岁不等，基础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每年上学时间从农历正月下旬至腊月，没有星期日，每逢清明节、四月八、端午节、六月六、重阳节、冬至等节日则休学一天，节日期间，学生家长都要轮流请先生到家做客。学生家办红白喜事，先生是必请的座上宾。

《增广贤文》书影

《古文观止》书影

启蒙教育用书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声律启蒙》等。启蒙教育结束后，还要学习《大学》《中庸》《学而》《述而》《先进》《见梁》《卫灵》《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大约要花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学完。较高层次的教材有《千家诗》《幼学琼林》《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古文观止》等。当时印刷技术比较落后，所用书本，都是用白皮纸雕版手工印刷版本，由塾师在封面用毛笔书写书名及学生姓名。没有标点符号，在讲授时由塾师用红笔圈点，对多音字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别圈在汉字的四角。

教学方法是按文化程度因人而异，多数是一人一个进度，或二三人同一进度，采用先领读、后讲解，先生讲、学生听的注入式教学方式。

早晨学生到课堂后自行朗读，依次到塾师的讲桌前站立背诵。背诵的要求很严，首先要背诵昨日所教的新内容，名曰背生书。然后对原先学过的旧书，每本每次依序背上一段，名曰背熟书。背到哪段就用红纸条作记号。背诵完毕后先生才讲授新课，按不同程度进行领读、范读、讲解，对字、词、句认真讲授。中午饭后是习字时间，由塾师用白皮纸装订成习字本，先填红，每天由塾师用红土写半页范字，指导填写、练习执笔、运笔、笔顺。然后仿影（俗称写蒙格），由塾师用甲纸打上米字格写一页范字，套在白皮纸本底下，按笔顺、间架仿写。在填红、仿影的基础上再描红，待掌握运笔、字形结构的基本功后就教临帖，颜体、柳体、赵体任意选学一种。塾师每天逐一进行批改，字形有误的，用红笔改写，写得好的则画红圈，签上圈阅日期。经过严格的训练，大多数学生都能写出一手好毛笔字，成为农村写春联、写红白喜事对联、写契约、祭文的能手。

具备了一定读写能力的学生，则教授对对联、写作文或应用文，一月两三次作文，以景物命题。塾师逐一进行批改及讲评。

教学方法是紧紧围绕朗读、背诵、书写、习作这四个方面来进行的，倡导“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温故而知新”的教学方法。

塾师执教，纪律甚严，对吵闹、戏嬉、不能按时背诵或背诵不流畅，或完不成习作的学生进行惩罚，有罚站、罚跪、用“戒尺”打手心等。

《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千家诗》已成为布依族家喻户晓的启蒙读本，人们常说：“读了《增广》会讲话，读了《幼学》走天下。”在布依族村寨，常见一些读书不多的人，却懂得不少成语典故，甚至背诵如流，均得益于读了《幼学》。《幼学》涉及的范围很广，天文地理、古往今来、嫁娶丧葬、风俗礼仪、家庭婚姻、生老病死、宗教信仰、节令时尚、衣食住行、神话传说等，无所不包。既是各种知识读物，又是历史文化常识读物。用一句或几句话来介绍一位历史人物或一个历史典故，读起来朗朗上口，饶有兴味。易读易记，既能识字，又能增长知识，一经成诵，往往终生难忘。

《千家诗》被作为蒙学读物，全书224首诗，不少是唐宋两代著名诗人的名作，寓意深远，意味无穷，脍炙人口，传诵不衰，不少诗仍选编在当今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课本里。现今六十岁以上读过私塾的老人，重温此书，大有返老还童、如见故人之感。这些读物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当时的封建思想意识，但需要以正确的人生观去理解和对待，必须鉴别其精华和糟粕，取其有益，避其有害。

王德修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乌当区布依族教育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乌当区布依族教育简况

《百家姓》书影

根据对乌当区境内布依族聚居村寨老人的调查走访，以及收集到的布依族村寨保存下来的历史教材可知，从清代至民国，乌当区境内绝大部分布依族聚居的村寨，都开办了汉文教学的私塾。如羊昌镇的黄连村，新场乡的可龙村、保寨村，下坝乡的峨坡村、红岩村，新堡乡的王岗村、渡寨村、马头新寨村，偏坡乡的偏坡村、下院村，水田镇的懂农村等布依族村寨都办有私塾。就连地处边远、交通极不方便的乌当区百宜乡拐吉、罗广布依族村的拐吉、麻窝、大洼、甲子山、朗道等布依族村寨里都办有私塾学堂。凡是比较富裕的布依族人家，都将家里的男孩子送进私塾学堂读书。保存下来的历史教材有《三字经》（王汉国藏）《百家姓》《大学》（《大盛堂精校音韵旁训七行正字四书大学》王伦祥藏）《诗经》（又叫《凤仪诗经》（熊文光堂诗经正韵卷之三）《诗经》（《聚善堂大字诗经大雅卷六》王明学藏）《诗经旁训句解》（《文光堂增订诗经旁训卷之一》）《诗经》（《鸿林堂大字诗经国风卷三》王明学藏）《诗学含英卷之七》（山阴刘文蔚豹君辑，王明学验识）《韵法直图》和《韵法横图》（宣城梅膺祚诞生撰）等。民国14年（1925）在罗广村朗道寨任教的私塾先生王敦儒为了帮助学生识字，自己编写了一本识字教材《杂字永垂》。书后还有王先生《咏读书凄凉自作鄙韵》七律二首，其一：少小攻书早离家，倚门傍户怨日斜。梦中蝴蝶吹愁散，枝上杜鹃对我鸣。稽首吾看父母面，回头不见荆梅花。窗前榻上孤身住，阁外池边万籁嘉。其二：幼习诗书论文章，登山涉汜看故乡。丢兄别弟谁无惨，守己持艰傍笔光。可恨亲人未相见，惟怜父母长思量。不知那日忧愁散，好比钢刀朝太阳。据《乌当区地方志》载，民国16年（1927），在乌当区境内布依族聚居的地方，已创办了甲定小学、罗吏保国民学校、新堡保国民学校、王岗保国民学校、陇上保国民学校、偏坡保国民学校，在这些保国民学校读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布依族的子女。一些家庭经济比较富裕的布依族人家，不但送子弟进私塾，还送他们进城里的府学、卫学及后来的官办学校读书。

（二）乌当区布依族的私塾教育

布依族古代教育机构主要是“私塾”，私塾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以儒家思想为教学的中心内容。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作为私塾的一种，明朝宣德年间（1426—1435）贵州宣慰使同知宋斌在洪边（现新添寨镇北衙村境内）私宅设馆，“资请老师廖驹课其子读书”，“子侄所学多有成就”。这是乌当区境内有籍可查的最早的私塾教育。宋斌的两个儿子宋昂和宋昱，皆是一代诗人，闻名于当世。清朝道光二年（1822），广州知府高适瑶回家乡北衙寨（今新添寨镇北衙村境内）借办义塾。“同寨诸公醵金选地，于寨门外创建书房五间”，“又自捐银四百余两”，购置田产作办学费用。公议办学条规，撰写了《北衙修学房记》，刻石立碑，昭示后人（此碑现仍在北衙大寨）。此后，各地兴办学之风，逐渐盛行，在乌当区境内大一点的村寨，如乌当区的水田、董农，新场的大岗、王坝，羊昌的黄连等地都先后办过私塾。民国年间，推行国民教育，将一些私塾合并，过渡为国民学校。政府对私塾采取改良政策，公学与私塾并存。之后由于战乱，公学停办，私塾兴盛。据贵州《民族志汇编》第六集载，1935年仅羊昌镇的黄连布依族地区就有三四个私塾。永乐乡境内的羊角、罗吏目，水田的董农、董家寨，新场的大岗、王坝及新堡等布依村寨都未停办私塾。直到1956年私塾才告结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私塾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两千余年来延绵不衰，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它与官学相辅相成，并驾齐驱，共同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布依族古代私塾的办学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官吏或富有人家延师在家庭设馆，专教本家子弟，称作“家塾”；二是一村一族或数家联合出资，聘请塾师教授一个地方子弟，称作“义塾”；三是塾师自行出资自行开馆办学，称作“私馆”。“家塾”、“义塾”和“私馆”统称“私塾”。布依族地区的私塾以一、二类最多，三类较少。

布依族私塾的规模都较小，通常是几家合办，请一位先生设馆，称做“团堂”，学生十多人，人口较集中的街道或大寨子，学生最多也不过二十余人。在旧社会里，由于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影响和经济条件的限制，私塾中除有少数富家女孩入学外，平民一般不让女孩入学，故私塾中女孩极少。私塾的教学设备简单，桌凳都由学生自带。私塾只要有一间房子就可以进行教学。学堂一般设在庙宇、祠堂，多数设在民房，一般都不收房租。

私塾对入学年龄、学习年限都没有统一规定，学生年龄悬殊很大，年龄大的有二十多岁，小的只有六七岁。学生在私塾学习多少年，主要取决于家庭的经济条件，一般人家只要求子弟通过三年的学习，能识字，会写书信、契约、对联，能记账，以适应农村生活和交往的一般要求即可。

私塾的师塾要选择有文化、德望较高的人担任。古时布依族地区的师资十分缺乏，首先要到外地聘请，多少年之后本地有了自己的“秀才”，方才就地取材。塾师的报酬要在开学前议定，多用实物（主要是大米、油类）支付塾师报酬。古时布依族地区经济不发达，一般人家没有经济能力支付给塾师过高的报酬，而且生源少的塾师报酬相对少，塾师一年收的大米最多不超过三石，有些地区还根据先生的要求，支付几斤茶叶，几斤土叶烟，逢年过节送一些粽子、腊肉等，故大多数塾师生活很清苦。

学生入塾时，第一件事是拜祭孔子，拜祭孔子是尊孔的重要礼仪。要在孔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点上香烛，下跪祭拜，作几个揖，并向先生作几个揖，即可以取得入学的资格。学生入塾后由塾师个别教授。年幼儿童先识方块字，并在一寸多见方的纸上书写楷书字。识上千字左右后，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也有直接教读“四书”的，即《大学》《中庸》《孟子》《论语》等。大多数先教学生熟读背诵，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由先生逐句讲解。除读书背诵外，有写字课，统一用毛笔写字。写字课是塾师教学的重要科目。学童每天下午一到馆，就得靠在桌上写字。写字分四个阶段。一是填朱（描红），二是誊格，即仿照范字自己写，三是白手写，即学童自己选择要写的字，四是临帖，即选择名家字帖摹写。学童每写好一张字，就放在教桌上，写得好的字先生用红笔加圈，最好的打三个圈。对写字进步快的学童，先生就在习字本上写“记赏三文”，意思是要家长奖赏学童三个铜钱。此外，还要练习对偶句。先生首先教两个字的，如“竹叶”对“梅花”，三个字的如“人独立”对“燕双飞”，四个字的如“山间明月”对“江上春风”，再教五言、六言、七言，逐步加深。

私塾对学童的管束十分严格，“整容端坐，整日书声琅琅”是学童的守则。先生管教学童，“惩罚”是唯一法宝。学童十分畏惧先生，先生一声令下，学生满堂寂静，鸦雀无声。先生的“惩罚”分为三类，第一种，是用“戒尺”打手心。先生的教桌上放有一块“戒鞭”，专打学童手心，每次至少三板。第二次是先生用中指中间的一节骨头敲击学童的额头，然后罚跪。第三种是“关堂”，关堂即放学之后不让学童回家，因为一关堂家长就知道了，回家又要受惩罚。

私塾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其教学方法注重因材施教，一步步由浅入深。凡读过二三年私塾者，古文基础都比较扎实，书法也很好，因此我们应当借鉴这种私塾教学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陈廷超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清镇市布依族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清镇布依族人民享受文化教育的广度和层次均受到诸多限制。尤其是当政者推行民族歧视，导致社会不公，民怨日积。尽管布依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许多不菲业绩，但由于长期居处于穷乡僻壤，生活贫困，文化教育长期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为了改变长期文化贫乏的状况，布依族人民通过长期抗争，迫使当时的统治者逐步放宽限制，少数民族子弟渐渐取得了一定的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

（一）义学

清雍政八年（1730）县城东门内设义学1所。道光十六年（1836年）县城内又增设义学2所，城外增设1所。义学，是清廷特为少数民族办的学校，属官办性质。义学塾师由地方官选任，少数民族子弟免费入学，成绩优秀、品德端正者，送学政衙门考试，成绩优秀者可入县学。后来，地方人士也捐资和置田收租办义学，或利用寺庙田产办义学。道光十八年（1838），县属与贵筑县属五堡人士，就利用茅坡天云寺田产（年收租谷90担）办蒙泉、养正、育英3所义学，以教训贫寒子弟。镇西卫、甘沟、石关等地，也相继开办义学。

1.义务教育

清镇义务教育，自民国24年（1935）开始举办。先设义务教育委员会，随后开办条子场、后五、席关、蔡家水、孙家坳、左八、马场、归宗、韩家坝、新寨等短期小学10所。之后又增办中八、鸭甸河、关庄、毛家寨、铁厂等5所。每所经费390元（旧币），并设置巡回教师1人，领薪金354元，学制与各短期小学同。民国25年（1936）健全充实义务教育委员会组织。当局规定慎选各短期小学校长及巡回教师。有的施行考试制度，旨在提高学生的成绩。上述学校附近及周边布依村寨子女可选择就近入学。

韦忠琪书法作品

2.学校教育

学校为育才之地。随着历史的发展，当政者逐渐重视学校教育。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初二，皇上诏谕称：“人才乃庶政之本，教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学校之隆，皆以德行道艺为重。”并指出：“人才众多，近日士子，或空疏无用，或浮荡无实，要欲扫除此弊，必设教劝学。”当时规定，京师设大学堂，各省所有书院改设大学堂，府厅直隶州设中学堂，州县设小学堂。并强调多设蒙学堂。其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历代史鉴、中外政治为辅。务必使学生心术端正，文行交修，贯通时务，讲求实用。民国元年（1912）傅为霖（雨农）在县城丁字口创办女子初等小学堂；龙赐封将镇西卫义学改为初等小学堂；谭清在高山堡创办初等小学堂；琊陇坝、石关地方人士也集资创办私立小学堂。至民国7年（1918）先后创办小学12所。学堂附近布依村寨部分子女亦有入学机会。民国30年（1941），推行国民教育，将乡（镇）公所所在地的小学改为中心国民学校。民国34年（1945），全县有中心国民学校19所，保国民学校143所，初级204班，高级26班，学生10609人，教职工276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清镇县小学教育发展最好的年份。

3.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自清顺治、康熙以来，逐渐推行。各府州县设计约所，每月初，由约正召集乡民于约所，由约正宣讲圣谕广训十六条，使人民知晓敦孝悌、笃宗族、和乡党、重农桑、尚节俭、讲法律、明礼让等各条。民国21年（1932），教育局长龙在深在县城丁字口创办讲演所，设置有黑板、讲台、桌凳、洋油灯等，设所长1人，工友1人。讲演员由当时的男女两校职教员义务轮流担任。民国24年（1935）夏，国军五九师师长韩汉英创办五九师中山民众学校，设于城东平远哨，由师长韩汉英任校长，前任县长杨化育任副校长，教务主任由邱岳担任。此校原名夷族（布依）学校，专为教育夷族子弟而设，后因唯恐汉夷之间无界限，更名为“中山民众学校”。当时五九师筹有基金1400元，以700元购置田土一幅，以700元交商生息作开支，其余由县按照每年每班120元给予补助。时有学生两个班，共60人，学生衣履、书籍、笔墨等，均归该校置给。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清镇县第一所专为布依族子女开设的村寨小学。

陈永康任命书

（二）私塾教育

1.清镇市布依族的私塾教育

布依族人民历来好学上进，崇尚文明。但大部分布依族人民居住在边远偏僻山区，离县乡中心小学较远，加上生活贫困，其子女无力到官办学校求学。除县城周边布依族村寨少数人家子女有机会接受官学文化教育外，大部分布依族子女受的是有千年传统的私塾教育。因此，私塾教育成了大多数布依族传播汉文化教育的主要途径。古人云：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私塾教育是民间文化基础教育不可替代的教育补充方式。

明洪武十七年（1384）明王调北征南，当明军征讨梁王班师后，为防水西作乱，令部分征南军队驻守在清镇，时有6000军户。明初设置卫、所后，有定居屯田的士兵开设家塾，对子弟进行启蒙教育。这种由私人开馆教书的办学形式，清镇各地仿效，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通称私塾。民国24年（1935），清镇有改良私塾61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1960年，边远地区仍有少数几所私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据不完全统计，曾办过私塾的布依寨有鸭池河韦家寨，鸭甸河河头寨、高寨，马尾寨，洛阳新街、上寨，王庄乡上簸箩、下簸箩、马鞍山（小坡），卫城镇甘河平寨、枫香坝，站街镇煤炭寨、竹林寨、哈寨、野鸡寨，流长高寨、犁倭乡上寨，清镇东门桥窑厂、蔡家坟、上坞、下坞、王二寨、平寨、杨家庄、平远哨、五里的麦格寨、下麦城等。布依族塾师有20余人。有韦朝鼎、韦朝清（韦家寨）、黄晏林、黄晏杰（蜂糖寨）、姚奎轩（新店镇龙滩坝）、陈永康、陈德沛（清镇下坞）、金云鹗（下麦城）、陈文伟（中八平寨）、林志祯（流长乡马场新寨）、韦朝阳（蔡家坟）、韦春恩（蔡家坟）、韦永贵（甘坝）、王世贤（卫城镇竹林寨）、林国俊（簸勇）、蒙世俊、蒙世奇（蒙家寨）、郭隆昌（鸭甸河中坝）。

清镇县境内的私塾，有富户一家独办、聘请塾师到家中专教其子女的；有几家富户联合举办的；有塾师在家开馆，村寨或街道居民送子弟入学，按期交纳学金或学米的；有地方人士或村中族长出面延师，利用祠堂庙房开馆办学的。

一所私塾，学生少的三五人，多的二三十人。学生年龄小的五六岁，大的十几岁。学习内容因人而异，进度不一。有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有读“四书五经”的。学生同馆学习，塾师分别授课，断句教读后，学生反复诵读直至背诵。塾师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当天教的新课称“生书”，学生经过数次朗读，次日上午必须在公桌前关书背诵给塾师听，要求做到口齿清楚，一字不漏。加上昔日教授的各本书，每天每本要求背诵一篇，称背“熟书”，“生书”“熟书”背诵流畅，方能过关。否则惹塾师发怒，学生要受惩罚，一般用竹板或木板作戒具，有的打屁股，有的打手心。以此教训学生不能虚度年华，要专心致志读书。塾师为防学生在中午放学路上“违规”，就用红笔在每个学生手心写“超”字，中午饭后回学堂，要经塾师检查，若学生手心字迹模糊，塾师便认为学生在路上摸鱼爬树，学生就要挨处罚。下午回学堂第一件事就写一篇毛笔字。启蒙学生，先由塾师手把手教“填红”，然后按照蒙格、跳格、脱格、临摹等程序练字。塾师强调写好字为“挡门锤”，必须花上千日之功。学生写得好的字，塾师用红笔加圈，获得圈越多，背书背得好的学生为优等生。写字课后，接着塾师向学生考字，所考的字，都是昔日教授过的，被考学生一旦不认得那些字，或者解释不了，塾师要按该字的笔画或字数多少，对学生进行惩罚——打手心。考字后，塾师在一旁饮茶，监督学生反复高声朗读，直至下午放学。乡间设的私塾学堂，与“官学”有许多不同之处：一是学生人数不多，且按单人开课；二是教学内容单一，没有课外活动，只读书，读死书，一般不讲解，只要求死记硬背，除读书外，每天把字写好就结束一日的学习任务；三是对学生只考字，不考试。考核成绩，只凭所读课文的多少和所写之字的好坏，不像官学例行考试，评定成绩。也有个别塾师对程度高一点的学生开讲或指导作文。作文的内容、形式，按民间实用程度而定，比如教学生编写民间常用对联、神榜、契约等。还有的塾师仿科举考试，写出某一对联的上联或诗词中的上阕，指定学生出对，若能准确对上，受塾师奖励，对不上，不处罚，由塾师教其破解，要求学生事后牢记。这就是诗词歌赋启蒙教育。私塾馆内仍有许多沿袭的学规：学堂正中右上角供有孔子牌位，学生入馆要向孔圣人磕头、作揖；路上遇见塾师要恭敬地向他作揖，表示尊师重道；每年从农历三月初一至十月初一为学年，冬天不开课，盛夏不停课；每逢三月开学要进行“仪学”，塾师、学生在孔圣人牌位前杀鸡敬酒，要求学生一齐喝点生鸡血酒，表示同堂弟子“和睦相处、入学中举”。随后，塾师、学生、家长、东家（私塾开馆主办人）入餐共饮，表示开学吉利。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每逢端午节，学生要提礼物给塾师“送节”，乡间一般送二斤土酒、面条、粽子等食品，塾师同时也要还礼，一般给每个学生送纸扇一把，表示关爱弟子。

明清时期，学生通过义学或私塾学习后，少数人进入卫学或县学，而后参加科举考试。布依族子弟中也有不少通过私塾学习而入学中举的；有的通过私塾学习，继承乡间传统，成为新一代的塾师，继而又呕心沥血地培育人才。还有些布依族子弟通过私塾勤学苦读，后来成为横梁之材。新店蜂糖寨黄晏林，在本寨读私塾后，先在乡间任塾师，后在贵阳、昆明等地求学，曾考入黄埔军校。下麦城金云聚，亦先在乡间私塾就读，后考入黄埔军校。他们是贵州布依族中屈指可数的黄埔学员。王庄洛阳上寨赵沛霖，在乡间读私塾后，考入省城法政学校，毕业后，回乡任乡长、县参议员等职（见民国《清镇县志稿》）。鸭池河韦家寨的韦朝滨，民国初年在新店老班寨郭姓创办的私塾就读，后入省城读达德中学，继而考上四川大学，成为新中国成立前鸭池河韦姓史上第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回筑受省主席周西成委任，设计和主持修建清毕公路，为贵州公路建设作出不凡的业绩。卫城竹林寨王登谷，在乡间读私塾后，考入清镇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乌当区委书记、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清镇下坞的陈永康亦是远近闻名的布依族私塾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从事私塾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人民政府重用，历任贵定专署副专员、省民委副主任等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布依族高级干部。

总之，新中国成立前布依族文化教育历经艰难曲折才逐步走上正轨。尤其是乡间私塾教育业绩非凡，城乡塾师志士仁人对孔孟之道乃至中国五千年的汉文化传播，长期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今天中华文化更加绚丽多彩、博大精深，甚至已进入电子、数字高科技时代。但其间也包含着这些文化传播先驱的卓著功勋，值得后人追忆，更值得永远铭记。

韦忠琪

2.清镇市下坞龙氏私塾教育

私塾是科举时代进行启蒙教育的一种初级办学形式。

清光绪初年，清镇市下坞寨龙氏布依族从贵阳市花溪区寅贡寨请秀才陈德沛到本寨办私塾，教授龙氏子弟习文。

教室设在堂屋中，入学子弟自带桌凳，即高板凳当桌子，矮板凳作凳子，教学环境及条件都很差。常年学生30余名，除本寨子弟外，也有来自外寨的一些农家子弟。

私塾的教学是以《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为教材。在此基础上，再教读“四书”“五经”等。

教学方法一是读，即先生（在私塾任教的老师称先生）念一句，学生读一句，直至会读为止。二是背，先生教一段，学生要熟读一段，教完一篇，要背熟一篇。三是写，写字一律用毛笔，新入学者，首先要学握笔的方法，遵循坐姿要端正、笔头要对鼻梁等基本规则。新生先从填红本开始练习写字，老生则用米字格的本子写生字。学生写字要一笔一画，横平竖直，笔画不出格，字体端正要清洁。四是讲，先生根据学生入学的先后和授课的进度区别对待分别讲解，如文中典故、作对吟诗等。为鼓励学生学习上进，先生还讲一些故事，如抗金名将岳飞、花木兰从军、甘罗十二岁为丞相等。五是批，即批改学生作业。先生用红土磨成红色的水，然后用笔蘸红土水来改学生的本子。用“○”“√”“×”等符号来区别作业的优劣，如某一字写得好，就用“○”把字圈起来，写不好的则不圈。

私塾先生都备有一块竹板子，叫戒尺。戒尺长短不统一，一般长60厘米，宽4厘米，厚1厘米左右。对没有完成学业或违犯塾规的学生，塾师要进行体罚。凡完不成作业（如字未写，不能熟背课文，回答不了提问）和违犯纪律（如逃学、下河洗澡）的都要被先生打手心或打屁股，少则三五下，多则十二下。被打学生须端正站立，手往前伸直、手心向上，被打时不能动，动则加罚，左手受不了可以换右手挨打。夏天炎热，为了学生安全，先生规定不准下河洗澡。违者要趴在长凳上，由两名学生压手，两名压脚，由先生打十二下屁股，此为重罚。若违者多，先生就安排学生互相打屁股。

凡入学者，每个学生一年交一担二斗干谷子，一斤叶子烟，一斤干辣椒。平时，有的学生家长还经常给先生送些蔬菜、瓜果等食物。每逢农历五月端阳、中秋和十月初一等节日，家长则给先生送粽子、糯米粑，春节时间则请先生吃饭。

下坞龙氏布依族私塾始于1875年，停办于1948年，历时73年。第一任先生陈德沛，第二任先生陈翥，第三任先生陈永康和龙步文。他们为下坞布依寨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文化人，为推动地方文化教育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龙云基

金学久书法作品

3.下麦城私塾教育

在百花湖北面三公里处有一个布依族小山村，名叫下麦城。它是清镇市百花湖文化教育发展的主要文明传承地之一。

下麦城坐落在一个群山怀抱、良田千顷的小盆地里。整个村寨坐北向南。房舍错落有致地排列于盆地中的一条山腰上。山腰高100米，宽500米，左面是四季葱绿的青龙山，右面是雄伟的白虎岩。村前村后分别有一条小溪蜿蜒绕村缓流，在青龙山下交汇成一条河，流入乌江水系。

这个布依小山村，20世纪20年代还不足50户人家，他们仰仗着肥美的良田，过着水旱无忧，鱼米充足的田园生活。物质生活的富裕，必然促进文化生活的需求。金氏第11世传人金逢章、金逢富、金逢春、金逢盛和金逢贵等人深感培养后代读书的重要，就怀着寻师办学培育后代的心情，到十里以外的瓦厂村拜请周福斋先生到下麦城任教。周先生是金氏兄弟用八抬大轿抬着进寨的。由此不难看出当时金氏家族对文化知识的重视和渴求。

下麦城私塾于1922年3月开馆，经历了28个春秋，是一所历史较长，影响面较宽的私塾。它不但为下麦城这个布依村和周边山寨培养了人才，而且金氏几代人从教，其弟子遍及百花、麦格、红枫、贵阳等地。它为百花湖的文明添了浓重的一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贵阳周边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此地许多有文化的人参加了当时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战争和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它是清镇市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繁衍地之一。其产生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影响值得后人永记，世代流传。

下麦城私塾是以宗族、家长与塾师洽商的方式办学馆的。初期是金逢章、金逢富、金逢春、金逢盛等人主持办馆，后期是金云鹗、金云贞、金云鸿、金云科、金云亮和金云集等人主持。

私塾的薪金以一学年计算。每个学生一斗大米（15公斤），食油一市斤，土烟叶一市斤，干辣椒一市斤，茶叶一市斤，烧火煤一驮（100公斤）。每逢节日，红白喜事，均请先生上座，弟子为其服务。每年的端午节，全体学生都去给先生拜节，送粽子或糯米粑给先生，感谢他的教诲，先生答谢晚餐后便馈赠扇子、毛笔、墨、习字本等给学生，激励其勤奋求学。外地的学子也可按此规定来学馆就读。

私塾的学制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启蒙生为第一阶段，学生的课本以《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为主，严格要求背诵。同时注重习字，先是“描红”，由描红过渡到“摹写”。第二阶段为讲解，学写作文阶段。学生的课本以四书、五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为主，仍然注重习字，从“摹写”过渡到“临帖”。蒙学阶段只是读、背、写，不讲解。待到第二阶段重读“四书”时，才在背书的基础上进行讲解作文。

学馆的授课形式和作息时间比较具体。每周授课6天（除赶集天）。每天上午教读“生书”（9～11时）。学生到校后，先将昨日所教的章节放在讲桌上，背向讲桌背一遍，转过身来面对先生，聆听先生教读新的章节。先生边教读边用红毛笔在学生的书上断句、圈点此节的多音字。教读三遍后，学生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反复诵读，直至能背为止，又到讲桌前背诵，背完后，先生又教读新的章节。如此背诵、教读三次后，才能放学回家吃午饭。下午习字、背熟书、认字、连句、写应用文或作文（2～5时）。学生到校后，先按先生的安排写两页大字，一页小字，写完后放到讲桌上等先生阅改，写完字后就读“熟书”。学生在这时按先生“学而时习之”的要求，按顺序将所读过的每本书的章节翻开放到讲桌前背诵。背完几本“熟书”的章节后，转过身来认先生写在大字空格处的字。如果认错一个字，就罚打三下手掌心。最后是按先生的要求连句，写应用文或作文。连句的方式较灵活，如先生写在小字本空格处的字是“农、苦、谢”三字，学生就在下页写上“农夫种田，十分辛苦，我们谢谢农夫”。应用文主要是学写信、请帖、收据等。作文主要是“八股”，有时也写白话文。连句是初等水平学生的作业，应用文是中等水平学生的作业，作文是水平最高的学生才做。以上内容按时完成后，学生就向先生鞠躬致谢，放学回家。此学馆的学生每天几乎都是如此读、背、写，较为死板。但多背也有一定的好处，如金云鹗可将孙中山的开国演说词全背下来，有时他还对四大名著中的名句背上几句再进行评说，让听者如醉如痴。

周福斋先生在下麦城私塾任教共计13年（1922-1935）。学馆先设在金逢章厢房里，5年后移至金云品的厢房。其间求学的弟子主要是下麦城的，也招收附近村寨的青少年。本寨的学生有金云鹗、金云亮、金云集、金云聚、金云台、金云鸿、金云鹄、金云峰、金学文、金学枢、金学富、金学胜、班建辉等20多人。附近村寨的有罗家寨的罗宪章和罗余福，毛栗寨的有杨兴成和韦泽普，麦格寨的有王春贤和王洪章，瓦厂村的有周承经和周克勤。周福斋任教期间学生最多时达35人。

周先生之后，在下麦城私塾任教的还有谢家南先生（1932-1936），李裕森先生（1936-1938），金云鹗先生（1938-1941），喻洪安先生（1941-1943），杨燕坤先生（1943-1948），此学馆在金云鹗先生任教之后先后迁到金云鹄、金云亮和金云鸿的厢房里，这时的学子大都是“学”字辈的青少年，约40人。

这6位先生既为下麦城金氏“云”“学”两代人“传道、授业、解惑”辛勤耕耘，同时又将文化的种子撒播于四邻八乡。其影响和意义已经超出了其办学初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氏“云”“学”两代人为百花湖地区的教育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们的文化素养和为人之道，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这6位先生很有学问，知识比较渊博，教书育人讲究方法。其中周福斋和金云鹗两位先生，对学生既严格管教，又重视教育方法。他们所用的教材虽然与其他先生一样，但是他们在严格要求学生熟背的同时，还讲究因材施教。特别是周先生的教学方式更为灵活多样。记忆力差的学生可减免背书的分量，偏重于理解和运用。金云亮说：“我读完《大学》《中庸》不能‘包本’背诵，周先生就指导我用书中的名言连句、作文。我就这样读完了四书、五经。”老中医金云集说：“我读完一本书，不能包本背下来，周先生就叫我读其中的名言警句，加深理解。这对我后来行医、配汤头治病很有启迪。”

因为先生注重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所以当时下麦城的文人较多，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和重用。

1942年金云鹗任麦西乡乡长，金云亮随其任师爷，金云峰任警卫干事，金云鹄任经济干事兼调解员。金云聚、金云台、罗余福和周承经等人，1928年分别考入贵阳达德中学和导文中学。1938年金云聚考入国民中央军校（黄埔军校）成为该校第十二期学员，毕业后任连长、营长等职。金云亮1946年任五里乡第八保保长，此间曾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肖良培秘密交往，为其筹集革命活动经费，1950年参加本村的土改工作，1958～1963年先后在坪山、麦格和温水小学任教师。金云台从达德中学毕业后先后在麦城、麦西从事教育工作，1964至1966年任龙窝小学校长。金学文从卫城师范毕业后，1942年任五里桥中心小学教导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麦城、龙窝、小坝等地任小学教师。周承经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周克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任排长、连长等职。王春贤、韦泽普、王洪章等人也分别任过本地的保长。罗余福是清镇市有名的花木培植文明户，他的花苗广销贵阳城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云亮、金云龙、金云台、金学文、金学德、金学祥、金学品、金学久、金学礼、金学厚、金学明、金德俊、金德书、金德文、王贵元等20多人先后投身教育工作。1970至1990年，在百花湖中学任教的下麦城教师就有8人。金学德、金学品、金学久、金学祥、金德书、金德文等先后在中学任过校长、党支部书记、顾问、教研组长等职，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

还有在党政部门担任要职的。金云书先后在桂花、麦格、麦西、云贵、青龙等乡任党委书记。金学胜任过区委副书记。金学久任过中学校长、乡教育站长、乡党委副书记。金学书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营长，转业后任贵阳柴油机总厂子校校长、总厂纪委书记。王贵昌任过工商银行党支部副书记。

下麦城私塾教育曾在相当长时期里服务于这块土地的人民大众，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金氏风格的书法、碑文、匾、牌、标语和条幅在百花、麦格两乡也大量存在。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人才的流动也遍及清镇各地。金氏、汤氏、杨氏等的书法在清镇随处可见。追溯其源，也得益于下麦城私塾文化的不断传承、更新与发展。

金学祥

4.民国时期犁倭下寨的保国民小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清镇犁倭乡下寨有一所公立的保国民全日制小学，即今天下寨小学的前身。它是以上寨私塾和下寨私塾为基础创办起来的。

学校位于寨子中心处。校长、教师等师资人员由当时的政府选派，教学经费、教师工资等由国家统一安排支付。教学时间，每年分上学期、下学期，每天分上午、下午进行授课。授课内容以国民政府编印的课本为主要教材，有语文、算术、音乐、体育等。由于是“公立”学校，加之老师认真负责，因而教学质量较高，所以，来这里就读的学生较多。除上、下两寨的学生外，还有来自黄泥田、偏坡、小寨、蔡家路、石牛坝、小河坝、柿花园等周边村寨的学生，其中有不少是布依族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规模越办越大，到1949年初，学校开办一至四年级4个班，学生人数近200名。学生大多是农家子弟，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的走上了工作岗位，有的还成了优秀人物。如20世纪50年代在贵州师范学院本科毕业、后在安顺市工作的曹永秀，原清镇县食品公司主要负责人陈光武，原清镇县卫生防疫站站长黄文才，原城关区医生王奎，在流长供销社工作过的曹永祝，犁倭小学退休教师曹华武、曹德培等，均是从这所小学走出来的学生。他们当中，除王奎是汉族外，其余均是布依族。为了培养当地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先后在学校担任校长和教师职务的朱云、朱方（清镇人）、胡正荣（犁倭人）、邓玉光（四川人）、曹致宏（上寨人、布依族）和先是学生后任教师的曹德培（本寨人，布依族）等，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现在除83岁高龄的曹德培老师健在外，其余的已先后故去。然而，当地人民群众只要提到他们，就会肃然起敬，并表示要学习他们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的精神。

1949年11月清镇解放后，这所小学依然开办，但其名称不叫保国民小学，而叫下寨小学了。

陈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