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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看柳霁县的书院教育
所属图书：《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研究》 出版日期：2016-12-01

第三节 从《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看柳霁县的书院教育

明清以来的清水江两岸，碑刻林立，民众但凡善举，均需刊刻一方碑铭，立于村头寨尾，以示褒奖。而由官方创导的善举及刊刻的判例，更是成为规范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2012年3月，笔者在剑河县南加镇柳基村柳基小学操场内墙处发现立有一组碑铭，由《创建蔚文》（左）、《书院官绅士》（中）、《民捐输碑》（右）三通组成，因后人重立时错放，导致排列顺序有误，细辨其内容，实为《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三通碑额共十三个篆字，每字长15厘米，宽10厘米，碑文竖排，由右至左楷书阴刻。《创建蔚文》，其右上角切顶斜角半方形或半菱首形，其高、宽、厚分别为186厘米、86厘米、9厘米，碑文39行；《书院官绅士》呈方形，其高、宽、厚分别为186厘米、91厘米、10厘米，碑文44行；《民捐输碑》呈菱首形，其高、宽、厚分别为185厘米、81厘米、8厘米，碑文内容因是人名，排列顺序不同于先前的碑文，是按先由右往左、再由上往下原则排定的，因此，具体行数难以确定。碑的结尾处为刊碑时间，刻有“大清道光十八年岁次戊戌小阳月谷旦”字样。《创建蔚文》刊刻了“创建蔚文书院义学序”“春谷父师具禀各宪文”“工竣遵批造册详立案文”及“议定延师考课一切章程”20条中的前17条，《书院官绅士》刊刻了“议定延师考课一切章程”中的后3条以及“官绅民苗捐田捐银姓名数目”等信息，《民捐输碑》记录着捐银、捐田者的姓名、数目，以及前任“劝捐修补义学银两、姓名、数目”。 [1] 这三通碑内容极为丰富，对研究清代清水江地区的书院办学情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众所周知，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由唐代创办迄清末，历经千余年，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水江地区的书院教育，清代极为繁盛。本节即以蔚文书院为个案，着重就书院的兴办原因、人事管理、教学运行、经费筹措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能进一步细化和丰富清水江流域的教育研究，弥补此前研究的不足之处。 [2]

一、蔚文书院之创办

蔚文书院之创办，与清雍正朝之改土归流密切相关，可以说是雍正皇帝与乾隆皇帝经营苗疆腹地的重要策略之一。正是在中央王朝极力推行“教化”的背景下，地方各级官员亦不遗余力，努力在苗疆腹地推行“王化”教育。在此过程中，剑河地方士绅民苗，也开始积极参与，捐资出力，创办了蔚文书院。

1.“改土归流”是书院创办的前提条件

剑河地处苗疆腹地，历来被视为“化外之区”“蛮荒之地”，直到清雍正年间才以武力实行“改土归流”。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巡抚张广泗“讨清江叛苗，平之”。十一月，清江苗“复叛，官军讨之”，再克公鹅寨，“清江诸苗寨悉平”。雍正八年（1830年），设清江厅 [3] ，隶镇远府，剑河正式被纳入清王朝直接控制之范围。 [4] 柳霁地处清水江边，距清江厅“九十里，水陆一百五十里，半日可到”。 [5] 《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也刊载着相关信息，“柳霁辟自雍正间，迄今百有余年。”相关文献详细记载了柳霁分县设置情况。据（民国）《贵州通志》载，清乾隆元年（1736年），贵州镇远府天柱县设县丞，驻柳霁。 [6] 《黔南识略》记载，天柱县丞分驻柳霁，系厅地。 [7] 《黔南职方纪略》记载：“其柳霁县丞虽归清江厅管辖，实为天柱县地也。” [8] 《清江志》记载：“柳霁地系新辟，民苗杂处，一切口角细故营员例不管理，乃拨天柱县丞分驻。” [9] 清王朝在武力开辟苗疆后，及时调整统治策略，认为“书院之设”，可“以广教化而美风俗”。 [10] 故采取创办书院、设立义学等方式，通过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方式以达到王化与教化之目的，从而维护和巩固其“长治久安”。

2.各级政府的大力倡导是书院创建的根本保证

清代在对待书院的政策上是有变化的，清初立国未稳，为防止士民聚众结社，讽议朝政，“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 [11] 同时颁布《训士卧碑文》予以钳制。康熙朝之后，清朝在全国统治地位逐渐巩固，社会秩序渐次稳定，书院也渐次复兴。雍正朝认识到“读书应举之人，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又“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遂大力发展书院，因“书院之制，所以导进士子，广学校所不及”。 [12] 故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谕令各省督抚在省会设立书院，并拨给帑金，以资膏火。当时礼部议奏，省会书院“皆遵旨赐帑银一千两，岁取租息，赡给师生膏火”，“其余各省府州县书院，或绅士出资创立，或地方官拨公帑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核”。 [13]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方官员承担有教化的责任，创办书院、教化民众也就成为地方官员履职的一项重要任务。地方官员“为垂久之计”，直接参与书院的创办，“倡捐廉银，传集地方绅士，劝令捐输，各绅士俱能踊跃急公”，把创办书院看作是“非常之事”。具体到柳霁，地方官员亲自参与、过问蔚文书院的日常管理和教学活动，从“延请山长”到“甄别生童”，从生童官课的“点名给卷”到查阅“课堂文卷”，从选择义学蒙师到“查核抽背”，均一一过问，甚至过目“蒙童所读之书、所习之字”。碑文详细记载这一情况，具体而言有如下几条：一是“延请山长由县主选择，商同首士聘请，以免徇私”。二是“每年二月由县主择吉甄别生童，送入书院肄业，以昭慎重”。三是“官课，每月初八日生童自备食物，于黎明时听候县主亲赴书院点名给卷，封门发题，二更前交卷，违者不录，以昭程序”。四是“课堂文卷，经山长改正，交首士呈送县主查阅，具（再）给诸生，以效（较）优劣”。五是“义学蒙师由县主选择，非在庠及素行持重者不请，以杜冒滥”。六是“蒙童每月朔望将逐日所读之书、所习之字，亲赍县主衙门听候查核抽背，以警勤惰”。另外，“书院义学恐有漏坏必需修理”，亦需要“禀明县主筹款办理”。于此情形，《清江志》也这样写道：（县主）“政事稍瑕，即时临其处，招诸生面命耳提，会课文必亲为校阅”。 [14] 可以说，正是地方官员的积极参与和亲自督学，是蔚文书院得以创办与发展的重要原因。

3.士绅民苗广泛参与是书院创办的促进因素

为教育族属子弟，扩大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清水江流域许多家族对教育相当重视。 [15] 据碑文统计，捐款的村寨除柳霁外，尚有附近的柳旁司、汪台众寨等也纷纷捐款，汪台寨有王、杨、潘十余姓氏共24人捐银48.1两，人均2两，最少的是1两4钱。另有福建天后宫捐石碑、义仓捐谷。一些商铺也加入了捐银的行列，如庆顺店、兴顺店等。据碑文记载，在倡捐的化首中，绝大多数是有功名的知识分子：有贡生2人、监生4人、廪生3人、生员5人、武生1人、耆民1人等，共计16人。三块碑文中，在创建蔚文书院的过程中，除部分碑文残缺无法辨认外，尚有能辨识的捐银捐田者共计280人，有功名的地方知识分子32人，其中贡生6人，监生8人，廪生4人，生员11人，武生3人。柳霁书院的筹建也得益于清水江流域的世家大族。如吴氏是柳霁的世家大族，在捐资助学中有功名的就有12人，其中贡生有吴化鹏、吴昌言、吴昌文、吴昌荣4人，监生有吴昌璧、吴昌宗、吴昌耀3人，廪生有吴昌珏、吴囗兴2人，生员吴昌基、吴东山、吴集醇3人。 [16] 另外，碑刻还记载了“前署唐父劝捐修补义学银两姓名数目”，共计104人，其中生员4人，监生2人，国学1人，武庠1人，其他民众98人。在所有捐资人中，监生吴昌璧最多，其中捐银266两，田39丘，计谷一百二十七石六斗，价银561两，两者合计827两，这在“山多田少、地狭民贫”的柳霁地区尤为可贵。正是由于官府的倡导、民众的支持，所以蔚文书院在创建之初，才会“获银一千八百三十八两四钱，田九十三丘，每岁计可出谷三百三十二石八斗，照原契算，共合价银一千五百二十六两”，两项折合白银3364两4钱，这在经济落后的“生苗地区”极为罕见。

二、书院的教学与管理

1.书院的创建与规制

蔚文书院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鸠匠兴工”到“工竣”，历时半年。据碑文记载，“建造书院义学以及文昌阁，于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兴工，兹于九月二十六日工竣，共享遏工料及买田改基银一千八百三十八两四钱”。在修建过程中，为确保工程质量，“选公正勤慎之贡生吴化鹏、吴昌言，禀生罗瀛、吴昌珏、鲍世昌，生员甘仕清、吴东山、李暄、杨厚培、许廷相，监生鲍有科、杨政新、吴昌壁、姚锺湘，武生李先培，耆民欧阳仁修随同卑职监工办理。”正是这些知识精英的尽心尽力，才建造出了规模宏广的书院。蔚文书院建成后，有二十九间，“基局宏厂，栋宇辉煌，台榭池阁尤为布置”，成为“邑中一大观，有令人徘徊留之不忍去也”。书院之内还有文昌阁一所，义学五间。蔚文书院也经历了被毁与重建的过程，在咸丰十年（1860年）因战乱被毁。同治年间，县丞杜嘉荣、萧辅臣率同汪泽堡的廪生鲍汝滨、监生吴必诚、绅耆李航海先后修葺，规复书院五间，厢房、过厅共九间、头门三间。经营数年，始复旧观。 [17]

2.蔚文书院的教学与管理

教学与管理是书院的职责所在，能否正常有序运转事关书院的存废，制定并遵循一套严格的管理规章制度是不可或缺的，章程也就是书院教学与管理的根本保障。蔚文书院如何运行呢？蔚文书院制定了“延师考课章程”，共二十条，涉及教学管理、人员聘用、经费开支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为示说明，兹摘抄如下：

通过“延师考课章程”可知，蔚文书院的管理队伍包括山长、工勤人员以及首士。山长是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最早源于唐和五代，清乾隆时曾一度改称院长，清末仍叫山长。山长是书院的核心人物，既要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工作，又要教书育人，故山长的选择至关重要。为惩其弊端，蔚文书院山长的选聘由官方决定，并同首士协商。山长的待遇：“每年束修净谷六十京石，薪水净谷二十五京石。”山长的职责主要有：生员的“课堂文卷，经山长改正，交首士呈送县主查阅，具（再）给诸生，以较优劣”；“山长每月逢一日课文，逢三日讲书，逢五日掣笺背书，逢七日课诗，逢十日课字，以杜因循”。工勤人员也是书院管理中的重要一环，管役“住居头门”，其职责是“登记出入门簿，管理一切仓廒墙垣及什物”等。首士一般由士绅经理或由诸生中公举殷实公正生童轮流充当，蔚文书院设首士六名，并且规定了首士的职责权利，首士负责书院中“延师考课”等一切事务。同时，建立了首士退出机制，“如至年老，或因发达辞退者，众绅耆再公举诚实之士接充。”首士对书院的田产、房屋有无被侵占或损坏，有义务随时禀报，以备查考。

教师的选聘。蔚文书院对义学蒙师的选聘方式、选聘标准以及蒙师待遇等均有严格规定，首先，“义学蒙师由县主选择，非在庠及素行持重者不请，以杜冒滥”；而蒙师的待遇：“每年束修净谷二十五京石，聘请，贽敬、节敬以净谷五京石变价分用。”此外，还规定了义学蒙师每年在校的上班时间，“务于正月中旬开学，十二月中旬解馆，如有旷废及旬日不归馆者，照扣馆谷，即辞退，另行择请。”

书院的考核有岁试和科试。岁试为学政考校生员的主要考试，凡府州县学的廪、增、附生皆须应考，并且规定：“各别其文之等第，以赏罚而劝惩之。” [18] 岁试三年一次，因全学生员皆须应试，所以定例甚严。有无故临场不到，即行黜革的处分。如因游学、患病，告假未归者，也须限期补考。科试为录送乡试的资格，其目的主要是为乡试选取成绩优秀的生员，凡生员之将应乡试者与考。凡生员科试列一、二等与三等前五名或十名者，准送乡试。清制学校的月课、季考规定很严，以督促检查学生的学业。顺治年间，上谕要求“各学教官，月加课程，不得旷废。亦不得假借督课凌虐诸生”。雍正五年规定（1727年）：“嗣后令教官按月月课，四季季考生员。除丁忧、患病、游学、有事故外，照定例严加考试。如有托故不到者，即严加惩治。三次不到者，详革。”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王朝颁布《讲习律例》，定为考核之法，“对各学教官，于详报月课、季考文内，将所讲律例何条、其听受者何人，逐一声明。” [19] 乾隆元年（1736年）进一步规定，凡月课、季考，生员有托故三次不到者，严传戒饬，“其有并无事故终年不到者，详请斥革”，自此遂成定制。 [20] 书院考课的方式分为官课与师课两种，府州县学的官课由地方官命题并主持，一般每月一次；师课由院长（山长）命题并主持，每月两次。所以，师生的教学情况要受地方官府的查核。蔚文书院对官课的时间有严格规定，而且是县主亲自到场，官课具体为：“每月初八日生童自备食物，于黎明时听候县主亲赴书院点名给卷，封门发题，二更前交卷，违者不录，以昭程序。”

生童的选拔与管理。清代书院的肄业生分生、童二等，已入学为生员，未入学者为童生。生员皆有月廪，其后增广名额，食廪者为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增广者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廪、增各有定额，凡新取进的童生只能为附学生员，简称附生。生员素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因此需要对生童的选拔和数量有严格控制。蔚文书院共选拔15名生童并提供津贴，以维持生计，使其潜心学业，具体而言：“生员正课三名，每名给膏火净谷八斗，副课六名，每名给膏火净谷四斗，以示鼓励。”“童生正课二名，每名给膏火净谷四斗，副课四名，每名给膏火净谷二斗，以示鼓励。”书院规定学生的假期，即“生童准十日给假一次，不得擅自出入，亦不许招留闲杂人等歇宿滋事，违者逐出”。另外，书院对生童参加科场考试期间的补助进行了细致的规定，每“逢科场年分，停七八九三个月膏火谷石以作宾兴，按应试名数派给各士子，务于六月二十五日集齐书院，报名承领，不得请人代替。至远出肄业者，着首士查实列名具报。如有领而不去，查出追缴，以端士习”。

蔚文书院的兴办，并对教学、管理、考试、人员选聘、经费开支等加强管理，促进了清水江流域民族教育的发展和民族间的融合。正是蔚文书院创建后，“从此延师考课，陶铸群英，掇巍科连甲第，可为地方竚望”，造就了大批可用之才，使得清水江流域柳霁一带，“庶几自孩提以至成材，均各有所造”，“近来文教日兴，应试游庠者颇多，蒙童姿质可造，及苗民向学者亦复不少”。 [21] 可以说，柳霁书院就是清代清水江流域书院教育的一个缩影，从书院这些细致的规定中，我们不难想见，为了在中国西南边疆的苗疆腹地推行“王化”策略，到处都留下了他们办学的忙碌身影，正是教育事业的不断推进与普及，使清水江流域的少数民族人群，逐渐地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来，以致到了清代末年，清水江流域开始出现了科考状元，一大批受教育的少数民族子弟，肩负起了争取国家民主、独立、自由责任，走向全国，展现他们的才华。这些现象的出现，与清水江流域书院教育的兴起及其后形成的教育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1] 《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由三通碑组成，碑刻文字近6000字，限于篇幅，本书除注明引文外，其余均引自该文，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标明，特此说明。

[2] 与清水江流域相关的教育研究，可参见姚炽昌：《明清时期锦屏的办学情况》，载《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第67～70页；贾永坤：《论清代黔东南地区私学教育发展的特点及其影响》，载《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104～105页；李斌、吴才茂、龙泽江：《明清时期清水江天柱下游地区教育变迁——以碑刻史料为中心》，载《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第100～106页；周冬梅、石开忠：《清水江流域教育发展述论》，载《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第107～111页；覃娜娜、李伟：《略论清代清水江流域的义学教育》，载《教育文化论坛》2012年第2期，第33～38页；范连生：《清代黔东南民族地区的苗疆义学》，载《教育评论》2013年第3期，第141～143页；姜明：《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官学教育》，载《教育文化论坛》2013年第3期，第103～109页；王雨容：《论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黎平地区的书院教育》，载《教育文化论坛》2013年第3期，第97～102页；蔡敏、李斌：《清代清水江流域村落的兴学活动——以天柱地坌为中心》，载《贵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78～82页；李红香、王凤梅：《清代黔东南苗疆学校教育类型及其影响研究》，载《教育文化论坛》2015年第2期，第119～124页。

[3] 治今剑河县柳川镇，柳川原为剑河县政府所在地，2003年因三板溪水电站建设县政府搬至革东镇。

[4] 雍正年间，清王朝在“苗疆腹地”进行改土归流，设置“新疆六厅”，除清江厅外，还有八寨厅（今丹寨县）、丹江厅（今雷山县）、都江厅（今三都水族自治县）、古州厅（今榕江县）、台拱厅（今台江县）。详见刘显世、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十九》，第27～30页。

[5] （清）胡章纂修：（乾隆）《清江志》卷二《舆图》之《柳霁汛城图说》。

[6] 详见刘显世，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民国）《贵州通志·职官表八》，第9页。

[7] （清）爱必达修：《黔南识略》卷十三《清江通判》，第11页。

[8] （清）罗绕典辑：《黔南职方纪略》卷六《镇远府》。

[9] （清）胡章纂修：（乾隆）《清江志》卷二《舆图》之《柳霁县丞署图说》。

[10] （清）胡章纂修：（乾隆）《清江志》卷八《序·柳川书院落成序》。《柳川书院落成序》由胡兴邦所作，清江厅人，乾隆庚子科举人，曾任山东临邑县。

[11] 详见《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志》卷十七《学校部》。

[12] 《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七十二《书院事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礼部·学校·各省书院》，乾隆元年谕。

[13]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礼部·学校·各省书院》，雍正十一年谕。

[14] 胡兴邦：《柳川书院落成序》，载《清江志》卷八《序》，第4页。

[15] 有关清代清水江流域村落的兴学活动，可参见蔡敏、李斌：《清代清水江流域村落的兴学活动——以天柱地坌为中心》，载《贵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78～82页。

[16] 据（清）胡章纂修：《清江志》（乾隆五十五年）卷七《选举志》只记载了剑河县的举人，清朝共有举人5名，其中文举1名，武举4名。《剑河县志》（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也记载清代有功名的人数，清乾隆年间中举人1名，生员2名，贡生1名；道光年间，贡生3名，廪生3名，监生2名，生员5名，武秀才1名；同治年间，廪生1名，监生1名；光绪年间，生员4名，武秀才2名。

[17] 《新编镇远府志》卷十二《学校》，详见贵州省镇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镇远府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89页。

[18] 《清会典》卷三二《礼部·仪制清吏司六》：顺治九年，定岁试有六等黜陟法，考优者补廪、补增，考劣者停廪、降等，附降青衣，青衣发社学，乃至黜退为民。《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二《礼部·学校·衡文黜陟》条下，顺治九年题准。又见《清会典》卷三二《礼部·仪制清吏司六》。

[19] 《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二十八《季考月课》，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20]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三《礼部·学校·诸生考课》，雍正五年礼部复准。又见《清通考》于雍正十二年有“严定月课季考不到之例”条。

[21] 《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碑现立于剑河县南加镇柳基小学院内。

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