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宗祠的修建与发展

清水江中下游地区随着移民的增多，聚族而居，日渐形成大的宗族，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在清代中期兴起了宗族化热潮，突出表现就是建祠修谱活动的大量出现。宗族化的核心之一就是祠堂的修建日益摆上议事日程。

一、宗祠祭祖兴起的时代背景

1.引言

人类学家林耀华曾指出，研究家族应首先从祠堂入手，这是因为“家族的祠堂，原为家族的宗教机关，家族渐渐发展到宗族，祠堂也渐渐的扩张，为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机关了”。 ^[1] 近人论及宋以后的宗族组织，也主要强调祠堂、族谱及族田这三大要素，甚至以此作为宋以后宗族组织的普遍模式。 ^[2]

以研究中国宗教而富盛名的杨庆堃敏锐地观察到一种现象：中国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宗教内容是祭祖，一种有助于中国社会基本单位——家庭整合和延续的仪式。……继承传统思想的中国人认同祖先崇拜的价值，他们特别担心，如果年轻一代拒绝延续祖先崇拜，就很难避免有某些无法预料的灾难降临。 ^[3] 而作为祭祖的重要场所——祠堂，显然备受大众的关注。它一般是乡村社会中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建筑。重楼深院中供奉一排排祖宗牌位，宏伟的柱子和建筑装饰等，神圣地标志着宗族虔诚地敬奉逝去祖先的精神价值。于是，“在宗族最为发达的中国南方，宗祠的规模、精致程度代表着宗族的财富、影响力和在当地的声誉。祠堂的核心部分是正厅的祖先祭台……祭台上成百上千的神主牌位是宗族长久与延续的标志，明确的提醒族人，不单是活着的人，而是活着的和死去的人共同构成了宗族的血脉。” ^[4]

同样，我们不能忽视，摆放在祠堂里的先祖牌位不仅仅是几块沉默不语的木头和石头，因为祖先的丰功伟绩也被刻在木头和石头上，以再现他们辉煌的过去。墙上、屋檐上、柱子上都有木刻牌匾，来展示曾经被朝廷封赏的官阶，科举的品级，公认的荣誉，以及朝廷、地方官员、公共组织授予有成就的宗族成员的嘉奖颂辞等。其他的一些牌匾刻有祖先留下的家训和箴言，以勉励后代子孙，让他们富有上进心和道德修养。看看这些神主牌位，再看看这些令人敬畏的官衔和道德训诫，人们几乎能听见先人从神坛上发出的声音，反复讲述他们的功绩，敦促活着的人珍惜先人创下的家业，并去获得更大成就，以便光宗耀祖。由于祖先灵魂的神圣性，祠堂成了家族传统道德氛围的象征。另外，祠堂的祭奠仪式有助于保持群体对宗族传统和历史的记忆，维持道德信仰，群体的凝聚力借此油然而生。通过所有家族成员参与的仪式，家族不断地强化自豪、忠诚和团结的情感。

而作为一种在中国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活动方式，宗祠或者祠庙祭祖礼制显然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2.祠庙祭祖礼制兴起与历史演变：关于宗祠修建的时代背景的讨论

通过对天柱域内宗祠进行田野作业以及相关族谱的解读。资料显示，天柱域内最早建立的祠堂在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 ^[5] 显然这与当时的时代特征抑或历史场景有关，而关于这些历史场景，我们不可避免的需要进行一些回顾。

（注： 天柱县坌处镇三门塘村刘氏宗祠）

（注： 锦屏县敦寨镇雷屯朱氏宗祠）

宗族（或称“家族 ^[6] ），其形成及历史过程，据有关研究显示，宗族社会肇始于夏商周，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而鼎盛于宋元明清。 ^[7] 显然这是一种轮廓性的概括。事实上，在西周，就已经有了王族宗族、贵族宗族、平民宗族。换而言之，就是平民以上的人群中有着宗族组织。 ^[8] 秦汉以降至唐末，宗族的范围已向下层民众延伸，由皇族、士族、豪族、小族、义门等类型构成。前三种宗族成员众多，如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等，达到“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之景象 ^[9] 。而南北朝时河东汾阴薛氏，同姓就有三千家。 ^[10] 一个宗族有上万户，几千户的属民，已是相当巨大的社会群体。在宗族内部，又以血缘疏密关系分出房派，以闻喜裴氏来说，就有西眷裴、洗马裴、南来吴裴、中眷裴、东眷裴。 ^[11] 而自北魏中叶以后，时人虽然泛指郡望，实际上所指渐以房支为单位，至唐而更为明显。 ^[12] 换言之，即是在隋唐以降的历史长河中，宗族逐渐以支房为单位。

对先祖的拜祭，《礼记》有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13] 《史记》里也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14] 而“报本之礼，祠祀为大”。祭祀对古人来说是国之大事，列为古代五礼之首。因此，无疑也是宗族的头等大事，它是组成祠堂文化的重要部分。事实上，祀作为人类对上天和神灵仪式行为的一种形式，其目的在于获得他们的保护和祝福，这正是孔子之前的早期史料，如《书经》和《诗经》所载明的含义。随着春秋战国时期世俗化的趋势，祭祀的道德和社会意义更得以强调。作为这种趋势的一部分，孔子把祭祀作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控制和规范社会行为。早期书籍如《礼记》和《国语》中含有许多讨论祭祀世俗作用的段落，如培养孝顺，鼓励忠实以及“崇德报功”。

但是，在中古以前，为祭祀祖先，贵族、官僚可以依爵位品级设立家庙，最多可以祭祀高、曾、祖、祢四代。士人、庶人不能设家庙，在寝堂内供奉祖先牌位，只能祭一代。无论官民都不能祭祀始祖，这是按照周朝大宗法的内容设计的制度。但到宋朝早已过时，政府虽然还有这种规定，人们已难于遵守。而且它和宗法的五服制度不相合，法律关于人们宗族关系的条文是以五服为范围，族人之间遇有丧葬，也依五服关系服丧，可是庶人祭祀只到父亲一代，高、曾、祖不在祭祀范围之内，就不能尽思孝之道。这是宗法制度内部的矛盾。人们就想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加以突破。程颐说：“凡人服既至高祖，祭亦应至高祖，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这里说的是，祭祖先应该与五服制度相一致，无论官民，皆可以祭高祖以下四代，而且他家就是这样实践的，朱熹赞同程颐的主张，认为它符合祭祀的本意。 ^[15] 元、明时期不少人实行朱熹的祠堂规范，明初已经允许老百姓祭祀祖父母、父母两代。 ^[16]

明代嘉靖时期，朝廷发生了一次“大礼议”的讨论，带来了皇室宗庙制度的改革，并放宽官民祭祖的规定。明世宗坚持己意，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将孝宗尊为皇伯考。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月戊子“更世庙为献皇帝庙” ^[17] ，至十一月乙亥“增饰太庙，营建太宗庙，昭穆群庙，献皇帝庙成”。 ^[18] 在宗庙告成之时，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建议皇帝在官民祭祖方面也加以“推恩”。夏言的上疏为《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该疏开宗明义：

从这份奏疏来看，夏言在皇室“九庙告成”的形势下，为了使宗庙祭祖礼制“著为一代全经”，审时度势，请求补上仁宗以下没有功臣配享的缺典，允许臣民祭其始祖、先祖，确立庙制的定则。在夏言看来，这是将皇帝尊祖敬宗之心、奉先思孝之实推及臣民，以显示皇恩浩荡，从而革新礼制，以告万世，使君臣青史留名。皇帝接受了这一建议。 ^[20] 自此之后，民人可以合法地祭祀四代先祖。所以到了清代，政府规定：“庶人家祭，设龛正寝北，奉高、曾、祖、祢位。” ^[21] 显然，到了清代，家庙祭祖制度详备并有新变化，表现在祭祖权的下移、官民皆可祭祀始祖、官民可以祭祀四代祖先、部分人士可以建家庙等方面。这对于民间兴起“寻根热”和兴建“祠堂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清代官品所立之“庙”，实际上就是祠堂。至于士庶之家，则可另立宗祠。宗祠亦即祖祠，民间多泛称祠堂。清代民间修宗祠祭始祖，是明嘉靖以来宗祠普遍化的延续。

不仅民间，官员也在家庙祭祀始祖，且为官场认可。史学家赵翼曾说：“今士大夫家庙皆曰祠堂。” ^[22] 宗祠的祭祖，是祭祀始祖和先祖。始祖是专祀，各宗族所祭祀的标准不太一样。尤以祭始祖为多，而始祖往往是最早做官迁往外地者。先祖是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祭先祖是从祀。对享受祭祀的先祖有一定的选择条件，一般是强调辈分或德、爵、功。清朝规定的品官家庙是建于居室之东，这既是古制，也是《家礼》提出的主张。不过清代的宗祠普遍是另择地而建，清人陆耀说：“今世俗之祠堂，既不与寝相连，神不依人，而又祀至数十世之远。” ^[23] 这显然有别于古制和《家礼》的限制，这也是清代宗庙礼制全面平民化的表现。

而天柱域内兴起建立祠堂的风潮，正是处于清代乾隆时期。在我们统计的百余座宗祠中，始建于乾隆时期的就有27座，这在后面我们会详表描述。显然，天柱域内宗祠的兴建，符合当时历史时代的要求和特征。

二、天柱宗祠的修建与发展

1.天柱宗祠的修建

天柱域内宗祠始建年代，在我们检视（康熙）《天柱县志》和（光绪）《续修天柱县志》两种官方文献中，并未见到有关宗祠的叙述，亦无从了解宗祠的始建年代。直到从最近修的《天柱县志》中，才看到了对三门塘刘氏宗祠的简介。 ^[24] 显然，对天柱域内的宗祠记录，多是民间行为，即多数关于宗祠的资料都存在于民间的族谱或宗祠修建祠堂的碑记之中。因而，在讨论天柱宗祠之形成时，我们主要的依据是这些民间碑刻、族谱、口述等方面的资料。宗族能够建立或者形成，除了前面关于历史场景的讨论外。要在一个中古之前还处在王化之外，直到明代才纳入国家秩序中的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显然要具备一些更具体的条件方能使宗祠文化兴盛起来。

首先，大量汉民的迁入而形成移民聚居群落尤其是聚族而居的社会群落，是宗祠能够建立的首要条件。天柱，这个清水江下游的区域，直到明初，才引起官方注意，即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才建立天柱守御千户所，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方置县，隶属湖广靖州。 ^[25] 清雍正五年（1727年）改隶贵州黎平府，雍正十一年（1733年）改隶贵州镇远府。 ^[26] 在隶属的不断变动中，处于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天柱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清初开辟贵州“新疆”之后，作为经营贵州苗疆的主要通道，清水江作为交通运输要道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显现出来，由此引来了地方官先后数次组织对清水江干流及主要支流进行疏浚，使其成为贵州省东南部地区通过沅江与长江下游地区乃至与全国联系起来的最为便捷的通道。 ^[27] 此后以“木材”为中心的大规模的商品贸易时代渐次到来。伴随着贸易往来，人口流动逐渐加剧，许多外来人口来到清水江流域，定居天柱，甚至有交银而“附籍”天柱的汉族民众。 ^[28] 截至2005年，在天柱人口普查的207个姓氏中（实为206，荀姓重复，另有13个姓没有人口数记录）， ^[29] 北宋迁入天柱域内有陈姓，南宋迁入者有吴、蒋、杨、龙四姓。元代迁入者有杨（与宋代迁入不同支）、龙（与宋代迁入不同支）、潘、刘，袁、彭、罗等七姓。明代迁入者有周、欧阳、胡、龚、张、肖、尹、鲍、梁、欧、姚、乐、郑、舒、谢、姜、谭、游、陶、伍、宋、全、秦、孙、唐、王、明、粟、陆、徐、黄、曾、姓、朱等三十四姓。清代迁入者有何、姚、石、林、苏、丁、蒲、万等八姓。 ^[30] 这里，我们似乎见到了历史上各种姓氏大规模迁入天柱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迁移过程，大体分为两种，即民众自然移民和军事移民。在前一种移民中，以远口吴氏为代表，据该族多次的撰修之族谱称，远口吴氏开基祖原为南宋大理寺丞吴盛，因刚直而得罪权贵贾似道，为避迫害，携其子吴八郎远迁湖广靖州远口。 ^[31] 军事移民在天柱域内家族的家谱中，反映的更多，尤以龙氏和杨氏最为显赫。 ^[32] 尽管族谱或有不实之嫌，但宋代以降伴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开发的同时，移民不断到来，是不争的事实。《贵州通志》即有记载，清代民众由“湖南至贵州，一路扶老携幼，肩挑背负者，不绝于道” ^[33] 。通过宋代以降汉族各大姓氏不断迁入天柱域内，天柱域内逐渐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社会组织——宗族社会。同时，他们的到来，对开发边疆具有不可估量的功绩。同样，他们也带来了一套儒家伦理纲常，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宗族思想或者文化，随着他们的到来，慢慢地在天柱域内铺展开来。只要适当的条件具备，宗祠便可破土而建。

其二，清水江下游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宗祠在清水江下游两岸建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因为精美的宗祠兴建，其费用颇为庞大，祠堂屋基都是一笔不菲的费用。试看下列两则祠堂屋基买卖契约：

一座约600平方米的地基，在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需银九五色八十五两八钱，显然不便宜，加上建宗祠所需要的木材、石料、务工、工匠等费用，可以想见，没有雄厚的财力，是断然不会倡议建立宗祠。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宗祠地基买卖亦是价格不菲。

尽管契2中并未注明地基长、宽。但据田野资料显示，这座立于天柱县城中的袁氏宗祠，2005年进行过一次维修，有碑记载该祠堂占地面积624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29平方米。值得一提的是，据立于该祠祠内《维修袁氏宗祠碑记》统计，此次维修共集资近9万元，捐资近12万元，合计21万元。可以想见，祠堂的建立耗费繁多。

尽管如此，但自明代以降，处于清水江下游两岸的天柱域内，社会经济发展逐渐加快，尤其是域内之木材、桐油、茶油等经济林的大面积种植，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清代天柱域内，“遍地杉木，土产以木植为大宗” ^[36] 。明清从皇木征伐到其他木商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引发的清水江下游的百年争江，木材贸易在清水江下游包括天柱在内的地区何其兴盛，木材随清水江而流动，浩浩荡荡直下，流入长江中下游沿岸城市，最远沿运河运到北京，乃至全国各地。这种靠木材建立的市场贸易网，把清水江下游地区导入了全国的市场网中来。 ^[37] 同样，天柱域内自远口下远洞到地湖一代，“多产茶油”。 ^[38] 桐油、茶油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天柱来说，绝不在木材之下。民谚所谓：“头年一杆杆，二年一把伞，三年大老板”，“家有千株桐，一世不会穷”，道出了民众种植桐油的切身感受。这主要得益于桐油之功能，因其渗透力强又防潮防腐，是油漆房屋、船只、亭阁、农具、家具的主要油料，故而在工业时代来临之前，颇为畅销。由种植桐油、茶油而致富的民众亦不在少数。 ^[39] 诚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效益为建立宗祠所需物质基础提供了保障。

其三，宗族势力逐渐强大，是宗祠能建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宗族势力主要包括族众的增多、科举功名的获取、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尤其是族众齐心协力显得极为重要。罗氏的建祠过程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情况，其《倡修罗氏宗祠记》曰：

诚然，建祠需要有人号召，号召之后需要有人响应。而建祠的过程则更需要族众之力方可成事。

同样，若借科举功名之人号召，则更加容易。如白市新舟宋氏先祠，就是由白市新舟宋氏族众为纪念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家族进士宋仁溥，并弘扬家声所建。扬我族名，显然也是促进建祠的主要动力。从诸多天柱域内家祠的门联上，我们能见到这种诉求的强烈表达。

其四，显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即天柱自明清以降的教育在黔省尤其在黔东南来说，还是较为发达的。

从官方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知道，在科举竞争激烈的中国古代，天柱域内出了进士4人，举人20人。这在一个科举滞后的边疆之地，显然是了不起的成就。由于诸多域内人士都接受了教育，因而文化程度较高，也由此接受儒家文化较多。其中，儒家文化中强调宗法观念的思想也一并在天柱域内兴起。更为关键者，作为移民之地，聚族而居，强调宗族团结的文化氛围，迫使这些民众要有表达这一诉求的公共空间，祠堂显然是他们最佳的选择。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天柱域内宗祠多兴建于清水江两岸，这关乎建材问题，宗祠建立的主要材料除木材之外，更为主要的是石料。清水江边的泥沙、青石是主要的建筑材料，因而，清水江沿岸宗祠林立，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主要因素。另外，清水江两岸赖于水路交通的便利，为宗祠的修建亦提供了便利。

总之，自明代后期以降，随着宗祠祭祀始祖的普遍化，宗族由出了服的同宗族人构成已是普遍现象，拥有上千丁的宗族不在少数。众多的族人被纳入多种层次的房支结构中，由于宗祠的普及而被组织化。清代南方闽粤等地区械斗的原因之一就是宗族的这种结构性膨胀组织化的结果。同时，宗族的政治化及政权的互动在加强。宗族的普遍化以及结构性膨胀和组织化成为基层社会最重要的民间乡里组织，这自然引起当时政权的高度重视。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势必同宗族组织发生相互作用。清政府希望宗族用传统的儒家伦理来“齐家”，成为政府的基层组织，以维持地方秩序。基于这种想法，清廷坐视民间宗族违反礼制建立宗族祠庙，批准族规，支持族长依据家法对宗族进行管理；清王朝通过旌表提倡宗族设置族田，为租田立册存案，载于志书，给予执贴，勒石保护，禁止盗买盗卖义田；提倡修撰族谱等。因此，清朝民间建家祠的风潮遍及全国各地，尤其是中国的南方为最。

而清代天柱，尽管地处边圉，但随着汉族移民自宋代以降不断的迁入，渐渐形成了宗族组织聚居群落，为了表达自己祭祖的诉求，尤其是迁移始祖的祭拜，在具备了族众增多、经济实力增强之后，便开始了建宗立祠的宗族活动。于是从清代前期开始，逐渐出现了以杨氏、吴氏为主的宗祠建立过程，其他宗族亦不甘落后，在清水江两岸逐渐形成了宗祠群。

2.天柱宗祠的发展

在田野资料中，我们发现，清代以降天柱建立宗祠的大体趋势，起于清水江沿岸，主要集中于现在的白市、远口、坌处三镇所辖的村落。 ^[41] 然后向清水江支流及其他村落延伸。为了更好地说明清代以降天柱宗祠的发展过程，包括重建、修葺在内。我们把天柱域内宗祠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大规模修建时期，大规模重建修葺时期和第二次整修时期。

首先，大规模修建时期，是指天柱域内各宗族修建宗祠阶段，主要在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共建宗祠48座。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能在一百多年建立如此众多的宗祠，举国少见，因而我们也有必要把这些宗祠的兴建情况做一番描述，具体参见下表。

表4-1：天柱宗祠统计表一

（注： 姓氏 祠堂名称 祠堂地址（乡镇、村）建造年代吴氏 吴氏宗祠 远口镇街上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杨氏 杨氏家祠 远口镇云潭湾（上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吴氏 吴氏宗祠 远口镇中团村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吴氏 吴氏先祠 白市镇新舟村 乾隆十年（1745年）乐氏 乐氏宗祠 白市镇北岭村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杨氏 杨氏宗祠 白市镇岩坳村 嘉庆七年（1802年）袁氏 袁氏宗祠 白市镇地祥村 道光三年（1823年）杨氏 杨氏先祠 白市镇白市村 嘉庆二年（1797年）姚氏 姚氏宗祠 白市镇北岭村 嘉庆年间（？）胡氏 胡氏宗祠 瓮洞镇街上 道光七年（1827年）杨氏 杨家宗祠 江东乡江东村 嘉庆十七年（1812年）刘氏 刘氏宗祠 坌处镇三门塘 乾隆初年（？）王氏 王氏宗祠 坌处镇三门塘 乾隆年间（？）吴氏 吴氏宗祠 坌处镇抱塘村 乾隆二年（1737年）粟氏 粟氏宗祠 坌处镇抱塘村 乾隆十年（1745年）吴氏 吴氏宗祠 坌处镇地冲村 乾隆二年（1737年）潘氏 潘氏家祠 竹林乡高坡村 乾隆元年（1736年）彭氏 彭氏家祠 竹林乡地坌村 乾隆五年（1740年）潘氏 潘氏宗祠 竹林乡湳头村 嘉庆二年（1797年）吴氏 吴氏宗祠 地湖乡罗家湾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杨氏 杨氏宗祠 凤城镇乐寨村八甲杨 道光九年（1829年）欧阳氏 欧阳氏总祠 凤城镇雷寨村东边迎春坪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欧阳氏 兴元公宗祠 凤城镇雷寨村塘沃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欧阳氏 兴旺公宗祠 凤城镇雷寨村东边迎春坪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欧阳氏 兴忠公宗祠 凤城镇雷寨村永新街高场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杨氏 杨氏宗祠 凤城镇雷寨村东边迎春坪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周氏 周氏宗祠 凤城镇雷寨村塘沃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杨氏 杨氏宗祠 凤城镇乐寨村四甲杨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杨氏 杨氏宗祠 凤城镇老寨村五甲杨 道光十七年（1837年）陆氏 陆氏宗祠 凤城镇润松村巴州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蒋氏 蒋氏宗祠 凤城镇西门北门之间 嘉庆二十年（1815年））

续表4-1：天柱宗祠统计表一

（注： 姓氏 祠堂名称 祠堂地址（乡镇、村）建造年代肖氏 肖氏宗祠 凤城镇东门 嘉庆元年（1796年）杨氏 杨氏宗祠 邦洞镇街头馆塘四甲杨 道光三年（1823年）杨氏 杨氏宗祠 邦洞镇街上（今供销社）道光三年（1823年）谌氏 谌氏宗祠 邦洞镇谌家湾 道光五年（1825年）杨氏 杨氏宗祠 邦洞镇观周披头寨五甲杨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杨氏 杨氏宗祠 蓝田镇杞寨村八甲杨 嘉庆二年（1797年）杨氏 杨氏宗祠 蓝田镇杞寨村五甲杨 嘉庆二年（1797年）伍氏 伍氏宗祠 社学乡桥联村 乾隆年间（？）王氏 王氏宗祠 社学乡田心寨 道光五年（1825年）吴氏 吴氏宗祠 社学乡平衙寨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吴氏 吴氏先祠 社学乡白旄寨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杨氏 杨氏宗祠 渡马乡老街 乾隆十二年（1747年）陈氏 陈氏宗祠 渡马乡龙盘村度暮寨 乾隆五年（1740年）周氏 周氏宗祠 渡马乡龙盘村度暮寨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陈氏 陈氏宗祠 渡马乡龙盘村冲头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杨氏 杨家宗祠 渡马乡岩门村内寨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谭氏 谭氏宗祠 渡马乡共和村 道光八年（1828年）陶氏 陶氏宗祠 渡马乡新坪村 道光九年（1829年）注：大量的田野资料（包括天柱各姓氏族谱关于宗族祠堂的记录、立于祠堂里的修祠碑记等）是本表制作的资料来源之一，同时本表的制作还参考了杨德润编《天柱县民族·姓氏·村镇·文物集成》（天柱县文体广播电视局2007年）、袁显荣《清江祠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中关于天柱域内宗祠兴建的年代记录。另需说明的是，表中地名为今天行政区域名称。）

从表一我们不难看到，48座宗祠中，建于康熙年间的祠堂有2座、乾隆年间27座、嘉庆年间10座、道光年间9座。显然，这一百多年是宗祠建立的高峰期。这48座宗祠，主要集中在天柱域内经济较为发达、交通较为便利之地，即清水江沿岸20座，县城周围16座，另有渡马6座。而高酿、石洞等偏远乡镇，在这一时期并未有宗祠出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天柱域内由外迁来的大姓，建立宗祠的最多，尤其是杨氏，有16座，而吴氏亦有8座。这与此两姓氏迁入天柱时间早、居住之地地理环境优良及人口快速增长有关。

其次，大规模修建、重建时期，主要集中在咸同（1854～1868年）兵燹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究其原因，乃咸同兵燹时，张秀眉、姜应芳义军在黔东南一带与清军作战。而作为王化较早的天柱域内，科举使得天柱士绅稍多，乡绅组建民团与义军抗衡，兵燹甚重。义军过清水江境，诸多宗祠毁于一旦。在后来修建宗祠的碑记或家谱中关于祠堂的记录，都言及了咸同兵燹对祠堂所带来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天柱域内毁于咸同兵燹的宗祠多达27座。因而咸同兵燹后，天柱域内再次兴起建立和修葺祠堂的高潮，这一波祠堂修建和修葺之风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建立祠堂，修撰家谱，来唤起共同的祖先记忆以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这也促使了祠堂建立的风潮，下面就是这一时期天柱域内祠堂建立的情况细表。

表4-2：天柱宗祠统计表二

（注： 姓氏 祠堂名称 祠堂地址（乡镇、村）建造年代 备注袁氏 袁氏宗祠 凤城镇东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重建周氏 周氏宗祠 凤城镇润松村坝寨 民国12年（1923年）建立蒋氏 蒋氏宗祠 凤城镇西门 光绪十九年（1893年）建立郑氏 郑氏宗祠 邦洞镇上高野村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建立姜氏 姜氏家祠 邦洞镇坌溪寨 民国时期（？）建立舒氏 舒氏宗祠 白市镇新舟村 光绪二年（1876年）建立宋氏 宋氏先祠 白市镇新舟村 民国27年（1938年）建立姚氏 姚氏宗祠 白市镇汶溪村 光绪十七年（1891年）建立梁氏 梁氏宗祠 蓝田镇都甫村 1949年 建立杨氏 杨氏宗祠 蓝田镇都甫村 1949年 建立罗氏 罗氏宗祠 蓝田镇都甫村 1949年 建立刘氏 刘氏宗祠 高酿镇章寨村 宣统元年（1909年）建立龙氏 龙氏宗祠 高酿镇地良村浩寨 民国22年（1933年）建立吴氏 吴氏总祠 远口镇街上 光绪十六年（1890年）重建罗氏 罗氏宗祠 远口镇潘寨村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建立吴氏 吴氏分祠 远口镇黄田村 民国16年（1927年）建立杨氏 杨氏家祠 远口镇青云村（上）光绪三年（1877年）建立杨氏 杨氏家祠 远口镇青云村（下）光绪三年（1877年）建立罗氏 罗氏先祠 远口镇夏寨村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建立胡氏 胡氏宗祠 瓮洞镇街上 道光七年（1827年）重建伍氏 伍氏宗祠 社学乡桥联村 宣统元年（1909年）重建）

续表4-2：天柱宗祠统计表二

（注： 姓氏 祠堂名称 祠堂地址（乡镇、村）建造年代 备注何氏 何氏宗祠 社学乡桥联村 宣统元年（1909年）建立王氏 王氏宗祠 社学乡田心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重建吴氏 吴氏先祠 社学乡白旄寨 民国33年（1944年）重建杨氏 杨氏宗祠 渡马乡老街 光绪三年（1877年）重建陈氏 陈氏宗祠 渡马乡龙盘村度暮 光绪六年（1880年）重建杨氏 杨氏宗祠 渡马乡岩门村外寨 民国4年（1915年）建立杨氏 杨家宗祠 渡马乡岩门村内寨 民国6年（1917年）重建罗氏 罗氏宗祠 渡马乡岩门赤暮罗 民国13年（1924年）建立王氏 王氏宗祠 坌处镇街头 民国5年（1916年）建立刘氏 刘氏宗祠 坌处镇三门塘 民国22年（1933年）重修王氏 王氏宗祠 坌处镇三门塘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重建粟氏 粟氏宗祠 坌处镇抱塘村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建唐氏 唐氏宗祠 竹林乡杨家村 光绪八年（1882年）建立潘氏 潘氏家祠 竹林乡高坡村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重建秦氏 秦氏宗祠 注溪乡新址左侧坎下 民国9年（1920年）建立 注：大量的田野资料（包括天柱各姓氏族谱关于宗族祠堂的记录、立于祠堂里的修祠碑记等）是本表制作的资料来源之一，同时本表的制作还参考了杨德润编《天柱县民族·姓氏·村镇·文物集成》（天柱县文体广播电视局2007年内部刊印）、袁显荣《清江祠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中关于天柱域内宗祠兴建的年代记录，另需说明的是，表中地名为今天行政区域名称。）

尽管表二的统计未能全面反映该时期天柱域内宗祠的发展情况。但自咸同兵燹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近八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确实发现了天柱域内宗祠有进一步发展的图景，新建宗祠22座，重建宗祠13座，使得天柱域内宗祠总数量进一步上升，现今能见到天柱域内之宗祠近百座，除极少数外，布局到该时期已基本定格。因而我们说，咸同兵燹之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段时间里，是天柱宗祠修建、重修的高潮。

其三，修葺时期，主要发生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三十年里。“文革”十年，祠堂作为“四旧”，是破除的对象。因而，在“文革”时期，宗祠作为村中醒目的建筑，常常为诸多宣传口号贴身，亦作为公共空间（小学、夜校、公社）为民众所使用，再无“宗祠乃禁地”之说，更有甚者，诸多祠堂被砸烂（存残垣）。自“文革”后，多数宗祠再无人经管而破败。令人欣慰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天柱域内逐渐兴起的修族谱热，引发了族众对公共祭祀空间的诉求。因而，在旧有宗祠地基或者残垣的基础上，又兴起了对宗祠的修葺甚至重建浪潮。据我们田野调查资料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天柱域内已经有近20座宗祠进行了修葺，并有族人管理。从调查之地民众的谈话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宗祠修葺、重建之风将会持续下去。

三、天柱宗祠的分布

现在，走进天柱，无论是县城还是乡镇，都能见到风火白墙围绕的宗祠（俗称窨子屋），成为天柱宗族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天柱文化“名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以坌处镇三门塘刘氏宗祠为主的宗祠文化，亦引起了海内外观光者、学者的浓厚兴趣。显然，作为研究清水江下游地区宗族或者文化一个视角，宗祠无疑备受世人瞩目。这里，我们首先对天柱域内的宗祠分布进行梳理。

在我们统计的100座宗祠中，遍及目前天柱行政区划的10镇6乡。其中凤城镇14座、邦洞镇8座、白市镇9座、蓝田镇6座、石洞镇3座、高酿镇7座、远口镇8座、瓮洞镇4座、社学乡7座、坪地镇4座、渡马乡9座、江东乡1座、坌处镇11座、竹林乡5座、注溪乡1座、地湖乡2座。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宗祠群，我们把今天所能见者，分为清水江下游沿岸和润松—凤城—社学—渡马一线两大宗祠群。

清水江下游沿岸宗祠群，集中了现存天柱域内的宗祠精华，有以杨氏先祠、新舟舒氏宗祠、吴氏先祠、宋氏先祠为精粹的白市宗祠群，有以远口吴氏宗祠为主体的远口宗祠群，有最负盛名的三门塘刘氏宗祠为主的坌处宗祠群。这些宗祠不但建筑年代久远且保存完整，极富观光、研究价值。海内外游人、学者观摩天柱域内宗祠，也以这一线为主。

润松—凤城—社学—渡马宗祠群，就统计数量而言，这一线最为繁多，也是天柱域内宗祠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现以凤城袁氏宗祠，社学何氏宗祠、伍氏宗祠，渡马杨氏宗祠、陈氏宗祠最为完整。这些构造完整的宗祠，得益于近年来的修葺。不过相对而言，清水江下游沿岸宗祠群显然比这里宗祠群更具魅力。

其余各乡镇虽有分布，颇有名声或者说构造完整者已寥寥无几，只有邦洞上高野郑氏宗祠、竹林高坡潘氏家祠、竹林地坌彭氏家祠可观。

四、天柱宗祠的人文类型

由于天柱地区各个宗族迁徙、繁衍的时间和生活居住的范围有很大差异，他们所建造的宗祠不仅在规模、形制、大小等方面有显著不同，而且宗祠类型也有所不同。天柱宗祠可分为总祠、宗祠、支祠等。

总祠是指由一定区域内相互之间有共同始祖的宗族联合建成的宗祠，一般建在始迁地。有些宗族如果发展得很大，还建立同姓的宗祠或支祠。这种情况在天柱域内较常见。如远口吴氏总祠；社学乡田心寨王氏宗祠，又称王氏龙塘总祠；凤城镇雷寨欧阳氏总祠；渡马乡桥坪村罗氏总祠，是湘黔川罗氏宗族的总祠，也是天柱域内现存涉及族众跨省份最多的祠堂之一；蓝田镇杞寨村八甲杨氏总祠；渡马龙盘周氏宗祠。

宗祠是指某一姓氏宗族在某一村落定居繁衍发展到一定规模，成为单姓或主姓村落后，由族众共同建立的祠堂。这类宗祠在天柱域内数量较多。

支祠是指由一定区域内相互之间有共同始祖的宗族分别建立的宗祠，有些是兄弟从祖籍地迁来后又分居在邻近的地方，有些是迁居天柱后经过一段时间，其中一支迁居到另一地方。这类宗祠在天柱域内也有一定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