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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所属图书：《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研究》 出版日期：2016-12-01

第三节 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一、基本资料

本书的资料分为主体资料和辅助资料两大部分。主体资料包括笔者近几年在田野调查中所搜集到的碑刻、族谱、清水江契约文书、档案、口述史料等第一手的民间文献资料；辅助资料主要指公开出版和内部印刷的地方史志等地方文献资料。此外，还有前人的相关著述以及公开出版的清水江文书等。一般说来，碑刻、族谱、清水江契约文书、档案等资料是对历史的原始记录，阅读这些资料可以使我们“走向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田野”，诚如陈春声在《历史·田野丛书总序》中所指出的那样：“正是这种把文献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证史，以民间文献证史’，努力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方法”， [1] 从而获得对于历史场景的真切感受。地方史志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地方在某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和史实，为我们纵向了解一个地方的全貌提供了多方面的资料。前人的相关著述使我们不仅能够了解某个问题的研究现状，还能够给我们提供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

目前已收集的有公开出版的黔东南16个县（市）志、非公开出版的乡镇志以及村寨志200余种，还收集有众多的清至民国时期的各式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民间文献资料。自2000年以来，清水江契约文书的不断出版也为研究准备了条件，如《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东京外国语大学2001～2003年版）、《清水江文书》（张应强、王宗勋主编：3辑3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09、2011年版）、《贵州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张新民主编：第1辑2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九南篇》《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亮寨篇》（高聪、谭洪沛主编，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2014年版），等等。

二、基本思路

正如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所说：“从理论上说，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都是社会，但是这两门学科的历史发展导致两者的差异。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 [2] 年鉴学派正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相互交流的榜样，因此本课题采用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和以德国社会学家R.达伦多夫和美国社会学家L.A.科瑟尔为代表的社会变迁理论中的冲突论为本课题的研究理论。

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以文献研究为主、采用和吸纳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以清代清水江地区社会变迁为主线，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映衬，通过“眼光向下”这一学术视野的转换，关注下层、特定区域的历史，特别注重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的有机结合，运用“华南研究”的方法，也就是致力于“打破传统学科框架，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方法，从具体入微的地域研究入手，探讨宏观的文化中国的创造过程”。 [3] 以清水江区域社会的整体历史为研究内容，运用系统分析、比较研究、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等方法，从中发现清水江流域历史演进的独特性，从而建构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深化对历史整体性或“总体历史”的认识，从而勾勒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轮廓。

在研究思路上，以时间为序，将区域社会置于历史的脉络之中，兼顾历时性与共时性，论述清代以来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地区的社会变迁。具体在以下几个方面依次展开：

首先，从区位、生态等角度，对清水江流域的生态环境资源作一一概述。同时，随着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的渐次开发，军事移民和民间移民等不同形式导致移民数量不断增加，促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其次，在明代以前，清水江流域尚属“化外”之地，作为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议榔”和“款组织”发挥着巨大作用。到明清时期尤其是直到清雍正年间后，王朝通过开辟“新疆”才把清水江流域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控制之下，从而实现了从“化外”向“王化”政治结构的转型。

其三，在交通不断拓展、河道得到疏浚的情况下，以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为切入点，对清水江流域经济结构变迁展开论述，不同区域、不同族群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展开的大博弈，试图探讨清水江流域的区域社会经济活动，如何因木材的流通，从而使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迁。

（注： 2015年8月8日，课题组与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一行在锦屏县平略镇平鳌村解读碑）

（注： 2015年10月5日，课题组与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起世瑜、刘永华等一起考察施秉石刻）

其四，随着“木材之流动”，在中央王朝大力倡导“立家庙以荐烝尝”“修族谱以联疏远”的前提下，宗族制度遂成为整合苗疆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以宗族的两大物化标志物——宗祠和族谱为核心，通过对清水江中下游苗族侗族地区宗族社会的建构进行分析，并以土司宗族、士绅宗族为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对不同宗族类型的建构进行梳理，以期呈现其不同的特点，展示宗族组织在清水江中下游苗侗地区社会组织的变迁过程。

其五，中央王朝、地方精英、宗族组织以及民众通过修建各种公共生活设施、修庙建祠、纂修族谱等活动，建构起社会秩序体系，在社会正常运行的时候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当“教化”手段失效的时候，面对扰乱和破坏社会秩序的越轨行为，往往通过进行强制管理，最终达成维护社会秩序之目的。

其六，清水江流域自明初逐渐步入王朝国家系统而“易刀剑而牛犊，易左衽而冠裳”之后，教育作为“王化”统治策略之一，备受中央王朝的重视，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官学体系日臻完善。通过对清水江流域地方官学、黎平府的书院教育、柳霁县的书院教育、土司宗族以及村落兴学活动的阐述，从不同侧面反映清水江流域地方官府、土司、村落等不同主体通过儒学手段以期达到“教化”之目的。

其七，通过截取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不同画面，分别阐述在“内地化进程”背景下，从“转娘头”到“庚帖为凭”的婚俗变迁历程，讨论内地民间信仰、汉神信仰在“苗疆”社会原有宗教信仰等的世俗化影响下，如何在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作用及影响等问题，试图呈现一幅清代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的社会生活变迁的画面。

总之，本课题试图以环境、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秩序与社会管理、教育以及民众日常生活为切入点，对清代以来清水江流域进行整体阐释，力图展现“苗疆”地区社会变迁的概貌。

[1] 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历史·田野”丛书总序》，载《读书》2006年第9期。

[2] 范达人：《当代比较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3] 程美宝、蔡志祥：《华南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实践》，载《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22期，2001年1月。

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