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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茗词人陈恒安
一九五六年，我初入社会，被安排在贵州省中苏友好协会，参加编辑一份叫《友好》的内刊和编写一些宣传小册子。这是个职工不超过三十人的小单位。那时候机关强调同志关系，不兴论资排辈，相互称呼，一律“老王”、“小张”。年轻人之间好办，对几位上年纪的，我怎么也叫不出口。同办公室的一位中年妇女，每天见面说话，我叫她刘大姐。她找了个机会小声打招呼：切不可这么称呼，对德高望重的老革命才能这么叫。当时正值“胡风事件”引出的“机关肃反运动”期间，那天我上午报到，下午就参加全体职工大会，听几位年纪大的“旧职员”反复交代历史。听了几天，听出这个陈先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曾任职于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又在贵州省政府任过秘书，此时特别的谨言慎行。我虽听说他学问很大，精通诗词书法，却没有个人之间的交往。这是我头一次参加政治运动。但这次运动范围不宽，时间也不长，对象又是那些“旧社会过来的人”，我们像看热闹似的。不久宣布结束，对象们都有惊无险地过了关。陈先生还被定为高级知识分子，调省博物馆任鉴定研究工作。那几位也分别调动了工作。但一年以后，一律当上了右派分子。又过了两三年，我奉调省广播电台当文字编辑，不久分得宿舍，就与妻子到省博向陈先生求字。他调省博后，观字看画鉴定古董成为正业，理直气壮，当然如魚得水。那时他在写孙过庭《书谱》，就用这种书体写了毛泽东的“才饮长沙水”给我，连同吴晓耕先生写的鲁迅“运交华盖”，两帧小横幅裱了挂在墙上。“文革”期间，我已到乌蒙大山里当中学教师去了，城市发生的种种“红色恐怖”事件，都是从红卫兵小报和家书里间接听闻。舍妹明缘喜欢写连篇累牍的长信，有一封说，陈恒安先生在省文化系统一次批斗大会后自杀了。我很震惊痛惜，却深信其必有。他是词人，多愁善感，与其忍受这种折辱，不如自行了断，是可以想象的。谁知七三年春节期间，几位友执辈来舍间探视卧病的先父，其中初次见面的涂月僧先生，忽然向我说起恒安先生，我才知道传闻不实，斯人无恙。于是非常欣喜，第二天就与妻子带着五岁的儿子去看望，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系。由于过去那段同事关系，陈先生非但不让我儿子叫他爷爷，反而让小外孙女叫我爷爷。争执多次，才算是“把关系理顺”。我儿子一直称陈先生为“叫我小哥的那个陈公公”。不久我也调回贵阳，就常去拜访，请教书法诗词，渐渐形成一种松散的师生关系。这枚大印，就是这段时间里送给我的。另外还赠有两枚他自己刻过的对石，也一直原样收藏着。
晚年陈恒安
这是一方老坑寿山石大印，通体浅黄绿色，顶端随石皮自然形状。算不得上品，但石质很纯。一九七四年，印主人陈恒安先生持赠，让我重刻自用。当时我正着迷于篆刻，历市上买得到的印材，只有外观粗糙的新坑青田石。但质地还不坏，价又低廉，径寸者几角钱一枚，很大的对石，也超不过五六元。现在连这样的石材也买不到了，一枚动辄几百上千元，装在豪华印盒里，那石头晶莹透亮，似乎已达魚脑冻的档次。及至开刻，才知驳杂粗砺，全不受刀，竟是劣石精磨，靠科技工艺骗人。当时能得到这样一方老石，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但我不忍磨刓，珍藏至今。因为它身上载负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前面所说的动人故事，就刻在这枚大印的边款里：“戊寅之杪，余将离筑入滇，始识恒厂词人于桂氏百蕙堂。诗酒高会，相见恨晚。出石嘱刻，并将其家藏巨印赠别。是年春暮，余来此间，检笈得石，镌以返璧，为留纪念。己卯孟夏下澣，瘦竹流亡西南之第三年，时在楚雄。”
陈先生告诉我，这位篆刻家姓钱，江南人。百蕙堂，我知道是桂百铸先生的斋名，但不明典出何处。陈先生告诉我：取自桂百铸、王蕙芳两人姓名。王是桂老赏识的川剧男旦。名士捧角，是当时一种社会风气。桂老在民国初期曾任职教育部，与鲁迅共过事，不久回贵阳定居，建国后担任过文史研究馆馆长、省美协主席等职务。百蕙堂可称贵阳山城的首席文艺沙龙，每日高朋满座，上午是雅集，谈诗论文；下午是曲会，唱京戏川戏贵州梆子。五十年代后期，把贵州梆子和文琴坐唱两种传统艺术形式合起来，创建“黔剧”，桂老就是权威顾问。他谢世多年后，一九七三年秋，八十多岁的志斋吴晓耕先生，专程从安顺来筑探望卧病的先父，在舍间住了几天，他此行实际是与老友诀别，与故地诀别。一天我陪他去省博看陈恒安先生，路过王家巷口，他指点说：左手是志书局，当年追随老师任可澄在这里修志；右手是百蕙堂，当年经常来参加桂家的聚会。老人双手拄杖，站了很久很久才离开。当时志书局大体还存旧貌；小坡石阶上的桂家老宅原封未动。现在可是丝毫痕迹也没有了。
抗战时期，陈恒安先生是省主席吴鼎昌的秘书之一，兼任新建的省艺术馆馆长。他以这个身份，做成了一件空前绝后的大事：说动吴鼎昌出面与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磋商，从内迁秘藏于安顺华严洞内的历代书画中，精选出近二百件顶级剧迹，在贵阳办了个展览会。贵阳人居然不须跋山涉水晋京华，就能亲眼见到成批的国宝，是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具体操办这次展览的，贵阳方面是陈先生，故宫博物院方面是负责保管这批文物的庄严（慕陵）先生，两位都是诗酒风流的雅人，倾盖如故，自兹订交。筹展期间两位先生往来的信函，以及相关资料原件，陈先生都珍藏着，曾十分郑重地取出来让我看过。庄先生后来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退休去世。前不久，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联合组队，重走当年文物南迁路，庄慕老的哲嗣庄灵先生也参加了。他在母腹中就随着这批文物长途跋涉，生于贵阳，长在安顺，又随着这批文物走重庆、回北京、去台湾。他曾以庄慕老纪念文集见赐，里面的庄老戴笠造像边上，就有恒安先生的自书词。在与贵阳有关人员座谈时，台北院的女处长看了当年展出的目录复印件，第一句话：全是顶级文物，现在台北；第二句话：这样的一次集中展出，是绝无仅有的，本院职工都没这种机会。大家感叹：不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能想象把国宝集中到西南小城；没有陈先生这样的有心人，也不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
抗战期间陈先生做的另一件大事，是以东道主的身份，热情接待了大批流亡过黔的艺术家，让他们在颠沛流离之中，在举目无亲的异乡，感受到同胞的情谊、人间的温暖。这份名单会相当大，而且不可能全知了。并无大名的篆刻家钱瘦竹就是一例。我只知道他与徐悲鸿、商承祚、庄慕陵、熊佛西、李芋龛等先生尤为投契。现在还能在陈先生的《春茗词》、《邻树簃诗》里读到赠他们的篇什；陈家还保存着他们赠给陈先生的书画。音乐家马思聪先生到贵阳，陈先生不仅帮助安排演奏会，并且向省主席荐贤，任命马先生取代了他的省艺术馆馆长一职。
钱瘦竹先生的边款，只说当时在楚雄，未及其他。但我总是想象，他是在一家小旅店的油灯下坐着。“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他开始怀念已成鬼蜮世界的家乡；随即回顾备尝艰辛的流亡苦旅。愁云惨雾中，忽然透出百蕙堂的茅台酒香、吟哦声调，“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素昧平生的“山里人”是这么好客，这么质朴无华……，他于是想起来这枚赠石，于是从行囊中找出来，用秦玺风格刻上“贵阳陈氏考藏”六个金文。最后，把一切种种，浓缩成八十二个字刻成边款。这方印后来是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办法送回到陈先生手中的，可惜忘了向陈老询问了。抗战时期，我是小学生，饱听流亡者怀念家乡的歌曲。其中大多数是江南人的歌，有一首干脆就叫《夜夜梦江南》。我觉得下江人特别想家，特别悲哀。
陈恒安先生聪颖好学，青年时代就参加师长辈的“诗钟”社，被目为才子。尤擅词道，号“春茗词人”，喜周邦彦、吴文英这一派细究音律、锤炼字句、意密象复的风格。建国后基本搁笔废咏。直至“文革”结束后，重又着笔，词风已从前期的“重、拙、大”变为平易流丽、常人能晓了。如这阕写于医院病房的《相见欢.喜雨》：“幽斋移卧高楼，看云流，最爱微凉一枕晚灯收。风霆走，蛟龙吼，梦魂浮。但祝春宵春雨满春畴。”明白如话，却自是吐属高华。然而，晚年的陈先生，却是以书法家广为人知。毕竟书法比诗词要大众化些。陈先生青年时代就勤于临池，对碑、帖都下过工夫，行书“碑底帖面”的特点很鲜明。晚年求书者众多，他也就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而且创出最具个人风格的大篆书，兼有学者的严谨、书家的功力、诗人的韵致，做到了雅俗共赏、曲高和众。我三次见到商承祚先生，他都不忘赞美陈先生的大篆书。词名被书名掩盖，使深知陈先生者无不嗟叹。涂月僧先生的悼诗：“绝学终当为世重，晚途聊复以书名。”王萼华先生的寿诗：“求书座上客常满，一艺焉知掩众长。书似二王欣过海，词高片玉却藏筐。”都是老友的心声。在这一点上，陈先生与沈尹默先生很为相似。二〇〇一年，陈先生手编的《春茗词》、《春茗词乙稿》、《邻树簃诗存》、《半青池馆诗存》合为一巨帙，由贵州出版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前半为手迹本；后半为排印本，乡后学杨霜点校。但建国后的作品未在其中。这部分作品，正由他的学生马宏明蒐求整理。
陈恒安词笺
陈恒安诗词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