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上编 文化名人看贵阳 [收起]
-
下编 文化名人与贵阳 [收起]
闲话吴前溪
日前友人周之江兄来电话，说他所在的新华社贵州分社拟影印吴鼎昌《花溪闲笔》及其续编，嘱刘学洙先生与我各作一文冠简端，这两部六十年前的重要文献将重印。我一时高兴昏了头，率尔应之，事后后悔不迭。因为我并不了解吴鼎昌，也不熟悉民国史。但后悔已来不及了，姑就所知所想随便说说吧。
我知道吴鼎昌其人不晚，大学时乱翻杂志，知道是他向蒋介石建议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但也仅知道这个名字而已。几年后才知道抗战期间他在贵州做了七年省主席，胜利前夕才调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一九九三年的一个清晨，我在贵州师大对面的地摊上见到一部《花溪闲笔》，署“前溪吴鼎昌撰”，民国廿九年贵州日报社铅印，三十二开，线装两册，要价三十元。我大喜，但取来翻了一下，并非什么“闲笔”，而是政书之类，就没了兴趣。后来兴趣转到贵州地方史、地方文献方面，文章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再去寻找这部书时，已无缘再见。去年才辗转从贵阳市档案馆复印了一部，是第二年的再版本。《续笔》则始终未寓目。
评价吴氏主黔的政绩，是历史学家、经济史家的事，我没有能力做。我只想就《花溪闲笔》及其它的资料，谈谈吴氏的为人为政，算是闲话吧。
《闲笔》录其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一日在省议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演说，阐述治黔方略，方面甚多，但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将人力开发放在首位。他说，来黔之前他认为贵州最迫切紧要的，是发展经济，增加财力、物力，但来黔后，先后到各地视察，与地方人士接谈，觉得贵州的经济固然要发展，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人力的发展。至少人力的开发应与物力的开发同时并进，平衡发展，否则物力开发只是一句空话。开发人力，他提出了卫生、禁烟、军训与体育、正风俗、文化教育、职业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等方面的措施。吴氏此举，可说是远见卓识。他提的是“人力开发”，而非“人才开发”，着眼于全民，非仅精英也；他开发人力的措施也包含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各个方面。五六十年后，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人力资源开发”，还以为是新观念哩。又有“人才强省”、“科教兴黔”之说，较之吴氏全民、全面的眼光，又等而下之矣。
在官员的选用上，他也是值得称道的。他在《闲笔》中说，他用人“避用亲戚”、“不分新旧”、“不论学籍”、“不重乡籍”，“唯能是视”。他是做到的。李大光回忆说：“吴鼎昌甄用县长的途径有三：一部分是从旧县长中考察留用，一部分是从中央行政院和政校毕业生中调用，一部分是从省府、各厅处、专署、各县政府的秘书、科长、科员中考察擢用，后期还遴选了少数省党部委员。考查的办法，主要为平时的表现，次是接见时的谈话，再次为被甄者的仪表与态度。不用介绍人，没有同乡、亲戚等私人关系。”李大光先生是广东人，当时任贵阳县长。周诒春先生曾任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的校长，受吴氏之邀，出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并相伴始终。这位清望甚高的学者能追随他来黔，也说明他能做到礼贤下士。
吴鼎昌是银行家，办过《大公报》，创建上海国际饭店，都很成功。他还是政治家，担任过北洋政府的财政次长、国民政府实业总长，老于官场，知道应付各种事情，处世精巧圆滑，对属员也不苛求。贵州处西南中心，来黔视察或过境的中央大员络绎于途，吴鼎昌一向不怎样注意，但一次冯玉祥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来黔视察，吴鼎昌感到紧张。因为冯玉祥地位、威望高，蒋介石表面上也要和他敷衍，他的一言一行都重视。而冯平生对看不起的人、看不惯的事，喜欢用一种非常“幽默”的手法去对付，官越大、地位越高的人，他对付得越是促狭。吴氏在贵州，常以政绩优越自负，他怕冯玉祥对其行政有所指责，损坏其声誉，遂暗示各级军政机关作适当的接待。冯玉祥入黔后，一路下车访问很多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学生、家庭妇女，谈话的内容除生产生活外，还要问到一般的政治常识和抗战问题，结果所有他问到的人都对答如流，他大吃一惊，想不到贵州的落后乡镇会有这样的进步。
从松坎到贵阳，他都很满意，得到的结果是：吴鼎昌治理贵州不错。
当时各县政府都没有汽车，下乡靠步行，很不方便。李大光通过财务委员会以地方款购置了一辆马车，作为出巡及督学、技士、指导员们下乡督导工作之用。他自己用私款买了一部漂亮的人力车，叮叮当当招摇过市。省政府只有主席、建设厅长、保安处长各有一辆轿车，其馀各委员、厅长、处长、警备司令等都没有车辆，而小小贵阳县长居然有一部人力车，便有人告到省府，吴鼎昌看了报告，就批了一个“阅”字。又一次李大光动用地方款设宴招待本县进城接受检阅的壮丁，又有人报到省府，说李大光好大喜功，摆阔筵，浪费地方经费。吴鼎昌听后，最初沉默不语，后来说：“聚餐是请壮丁，又不是请高官贵客，何必深责。”
我在衙门里待了十多年，虽然不曾进入官场，但对官场作风也颇多耳闻目睹。一个地方长官，如果不懂得应付各方，那是什么事都做不成的，而且也不能久安于位。关键看他能否做事，而不是看他是否圆滑。吴鼎昌在黔，创办大型官商合办的贵州企业公司，对贵州、对支援全国抗战，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打击帮会，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的；禁绝鸦片，是有利于人民身体健康的。但他的治黔设想并未完全实现，那毕竟是在战时，一切都要服从大局，为抗战服务，一些想做的事不能做，而一些不想做的事却不能不做。评价他的治黔功过，应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论，才不失偏颇。
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贵阳成立，省主席吴鼎昌（前排正中）与董事长何辑五（后排右起第三人）、总经理彭湖（后排左二）任、省财政厅长周诒春（前排左四）合影
我见到几篇介绍吴鼎昌的文章，都说他号“前溪”，不对。《花溪闲笔》此书开篇录其《题壁》诗的两首，夹注云：“余家世居吴兴前溪”，可知“前溪”乃是其原籍浙江吴兴的一个地方，属郡望一类，并非别号。又，其名鼎昌，字达诠，又有人误作“达铨”，他讥讽这些人是“拜金主义者”。其父作幕蜀中十七年，辛亥后寓居成都，鼎昌出生于四川，落籍成都府属县华阳，以华阳秀才考取官费赴日留学。所以他终身操川话，亦如张之洞之终身操黔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