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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边地客，一幅山水图
一
贵州省博物馆藏有清代名画家邹一桂的一本画册，题为“山水观我”，计有画二十二帧，描绘湖南、贵州的山水，按顺序是穿石、清浪滩、辰溪、马嘴岩、黄绕山、天柱县、相见坡、玉屏山、石阡、关索岭、飞云岩、鸡公岭、帮洞、铁索桥、白水河、九里箐、葛镜桥、东山、黔灵山、云崖洞、照壁山、涵碧潭。除了前五处在湖南，其他都在贵州。用系列图画展现黔中山水，是很少的。在邹之前只有清初的黄向坚，他于顺治初年由家乡苏州赴滇寻父，创作了据说“几近百叶”的《寻亲图》，往返经黔，其中写黔中山水的自不会很少，但流传至今的也就寥寥几幅。邹一桂所画数量未必赶上黄氏，但流传下来的比黄氏还多，而且出自名家之手，就更值得珍视了。不知道这本画册的传承经过了哪些曲折，但最后落户贵州，无疑是贵州的幸运。这也是它最佳的归宿地，所谓楚弓楚得是也。
贵州素称山国，在交通闭塞的年代，行旅视为畏途。到贵州来的人，不是官吏，就是商人，文人雅士大抵是不愿吃这番苦的。邹一桂属于前者，他于雍正十三年奉简为贵州提督学政，乾隆三年任满，又留一任，乾隆七年离黔回京，在黔整整六年。他于乾隆元年春抵筑，途经湖南、黔东各地，深为沿途奇山异水所吸引，作了一些写生画稿。后来到各府州巡回校士，饱览黔中山水，公馀写生备忘。直到头任期将满，才画成《楚黔十二景》一册，一时名流争相题咏，后为贵州布政使冯光裕据为己有，一桂想再看看都不可得。二任重游所过之地，如遇故知，但没有闲暇作画。任满回京，任礼部侍郎。在京师，他时时不能忘记贵州，“静忆在黔六载，披荆涉险，如在梦中，而林壑在胸不能去”，于是追忆而绘成十二幅山水画，题曰《山水观我》。他在序中说，这些画就像梦醒说梦，虽然奇幻怪诞，但不妨听之。以山水而论，图中所列的，旁人不谙熟，奇特如图中的岂在少数？只是不遇知己，过后即忘。在山水而言，本来没有什么求于人的，也就没有什么遗憾。然而人不观山水，山水却每天都在看人，往来于贵州的人还少吗？这本画册，我将它看作伯牙的知音，所以题名为《山水观我》。《山水观我》道光三年为卓海帆所得，后见嘉庆十七年任贵州学政的李宗昉所著《黔记》，遂将画册赠李，李将画册中的题诗与自序录入《黔记》卷末。
雪涯洞
照壁山
《山水观我》传世的有十二幅、二十二幅两种本子，后一种还不止一个，说明画册传开后，又有人索要，邹氏只好重画，并有续作。各传本的名称也不尽相同，有称《楚黔十二景》者，有称《楚黔山水册》者，有称《山水观我》者，有称《黔省游纪图》者，甚至有一种竟称《滇南写生真迹》。诸名称中，只有《楚黔十二景》与《山水观我》是作者自命，前者是初名，后者是定名，作者于自序中说得很明白。其他都是藏者根据画册内容代命或妄命的。“滇南写生真迹”一名尤为荒唐，邹氏一生未涉滇境，如何作“滇南写生画”？盖因其曾任云南道监察御史，而藏者不谙清代官制，又不了解云贵地理，故望文生义，妄加此名。云南道监察御史并非地方官，而是都察院的职官。都察院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分别以各行省的名称冠前，以明确该御史监察的范围是某省、某部院，并非驻某行省。省博物馆编辑的《贵州文物精华》，此书收入《山水观我》中的九幅画，但仍题“楚黔山水册”。窃以为还是称“山水观我”为好，因为此名含作者对贵州的感情，应该尊重他。
近日从家藏旧杂志中翻到省博物馆朱良津先生一篇谈《山水观我》的文章，得知了一些该传本的情况。此本咸丰年间为遵义蹇诜所得，前有邹氏篆额“山水观我”与自序，后有张鹏翀、郑珍、窦奉家三人题跋。郑跋是诗二首，云：“绿萝西上接南盘，卅载吟鞭遍谢蛮。满地干戈人就老，奇山只向画中看。”“小山秀笔百年存，衣白风流可共论。此迹他时恐难得，喜归巴县相公孙。”款曰：“子振（蹇诜字）世兄新得此邹学使所图，自穿石以至关岭，使节经游奇山水，凡廿二夹，适余过郡观之，系两绝句。咸丰己未仲冬郑珍”钤“子尹”朱文印。此二诗《巢经巢诗集》失收，算是佚诗。己未是咸丰九年，公元一八五九年，贵州正处在“咸同之乱”，烽烟四起、遍地干戈，全省城池只有贵阳、遵义、安顺未失陷，蹇诜之兄蹇谔即死于乱中。《山水观我》能在此时流入蹇诜之手，又逃过了兵燹，真是万幸。此册后流入北京，到了荣宝斋。蹇诜之子蹇念益，民国初年任国会议员，参加过策动讨袁护国运动，后以绝望自杀。画册可能是他携去的，因贫困而售出。一九六〇年贵州省博物馆从荣宝斋购归。一九八九年列入国家级文物，品级是“乙级上”。故宫博物院徐邦达先生写下如下鉴定语：“邹山水不多，花卉多，八十四岁难得，也是地方文献，可出单行本。”其实邹画山水也不少，据李烈初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邹一桂画达五十五轴、一手卷、六册页，所画花卉、山水约各半。两岸分治，连第一流的书画鉴定家也所见有限。“八十四岁难得”作何解？徐先生认定此册是邹氏八十四岁时所作吗？证据是什么呢？如果是八十四岁时作，即是去世前两年的事情，那邹氏一生都没有忘记贵州。
郑珍跋
山水观我自序
二
这本画册每幅作品都以实名题之，使得这本画册有了超出画本身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不同于“秋山行旅图”“清溪渔隐图”“风雨归舟图”之类的作品。不知别人怎么看，我首先是将它当作地方文献来看的，然后才顾及其艺术。邹一桂是重写实的画家，他首先强调“形似”，在做到“形似”的基础上才能谈“神似”。宋代苏东坡倡导写意，并作诗讥讽重写实的人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邹一桂颇不以为然，在其《小山画谱》中反讥道：“此论诗则可，论画则不可，未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者，此老不能工画，故以此自文。”从《山水观我》中可以看出，他的确是这样做的。如《涵碧潭》一帧，画的是贵阳城南甲秀楼一带的风光，潭水如镜，柳色如烟，春日迟迟。东岸的观风台楼阁嵯峨，再远的图云关方向，只见一个青隐的轮廓。浮玉桥是九孔，与地方志所载及民谚“九眼照沙洲”之语相符。北桥头有牌坊，中间并无亭子。甲秀楼是三檐四角歇山顶，骑在桥上，人们由此岸往彼岸，需要穿过甲秀楼，楼基前部是平的。一百年以后，麟庆所作的《鸿雪因缘图记》中，甲秀楼已变成三檐四角攒尖顶，楼基前部由平变尖，浮玉桥之中建起了一座方亭。据文献记载，这百年间甲秀楼经过了一次重修，这次重修，改变了原楼的面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甲秀楼形貌，就是这次重修留下的。我所熟悉的几处名胜，黔灵山、白水河、飞云岩、照壁山也大致得其形神。其实我也知道绘画不是照像，哪里会完全相似，何况是过了许多年、隔了几千里画的，但就是要当真，没法子。在写意盛行的清代画坛，邹一桂不怎么受重视。幸好他不是写意派，今天我们才可通过他的画来认识贵州名胜当年的面貌。我这样说来，恐怕又要被坡公讥为“孩童之见”了。
三
邹一桂是江苏无锡人，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进士，入翰林。十三年以云南道监察御史出督贵州学政，差满还京，任礼部侍郎。他出生在一个富于艺术气氛的世家，其祖父邹忠倚，是顺治九年的状元，其父、叔伯、兄弟、子侄及其妻恽兰溪，都是画家。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不想成为画家都难。难的是他在锦衣玉食中，还葆有一颗善良、正直的心。《清史稿》本传记载他“疏禁官媒蓄妇女为奸利”，疏请严禁狱官在朝廷颁布的《狱具全图》外另创刑具，已足见其仁者之心。还有一件为本传所不载，是向皇帝奏陈苗民受欺压的情形。
他来到贵州时，正是改土归流结束不久、武力开辟苗疆激起的第一次苗民暴动刚刚平息之时。这一年的十二月，他上了一道折子，说：“窃惟苗民逆命，自古有之，虽犷悍之性难驯，而所以致此之由，亦因内地人民待之不得其道也。……但臣向闻黔省积习，无论军民人等，素以欺压苗民为事，平时待之不堪，欺之太甚，积怨蓄怒，发于一朝。故有明三百年来以迄于今，时叛时服，而不能永靖者，皆由于此。臣抵任以来，所过地方留心访察，知其实有其事，此不可不严为禁止，今胪列其弊，为我皇上陈之。”以下列举种种官差及普通汉民欺压苗民的事实。最后说：“窃思苗性虽玩，亦属人类，其感恩蓄怨之心，岂必尽无？方其受欺之时，则隐忍而不言，或言之莫理，积之日久，乃一发其胸中之毒，此亦事实之必然者。夫一方忿戾，足以上干天和。今贵州之人以犬马待苗，又从而鱼肉之，窃以为理之当然，群不为怪，揆之天道，亦有不得其平者矣。伏乞皇上特颁谕旨，训示黔民，并请敕下督臣，严饬文武员弁，谆切晓谕，俾军民人等一洗从前积习，如此则熟苗皆知感激，永无叛志，而生苗亦慕义来归，即偶有蠢动，亦不得乘衅而勾结之，以为患矣。此实治苗之根本，而善后之道，莫先于此者。臣系言官出差，苟有见闻，不敢缄默，况关系地方风俗，敢不详悉敷陈，为此缮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施行。”
读了这个奏折，我感动良久。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少数民族一向受歧视，苗民更是如此，官私文书、撰著上充满着污蔑、丑化之词，如改土归流前夕的贵州巡抚祖秉珪所言：“苗本豺狼，难责以人道。”一本地方官吏的著述云：“贵州僻在偏隅，而苗疆尤为阻绝，其地则屹崖毒箐，瘴疠丛生，其人则舐爪厉牙，叛服靡常，豕突狼奔，仍与禽兽无以异。”因此，对付贵州少数民族不外剿抚两途，具体执行的地方各级官吏，没有耐心做深入细致的化导工作，大抵以杀伐为能事，“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完全是倚仗武力完成。而每一次屠杀，都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毫不愧疚：苗既非我族类，且非人类，杀之何妨？千百年来，很少有人同情苗族，为苗人说一句公道话。邹一桂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苗民，认为他们与汉族一样是人，一样的会“感恩”和“蓄怨”，应以人道待之；他们长期受了欺压而爆发反抗，“此亦事实之必然者”，这是对苗民暴动一定程度的理解。他还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高度看待对苗民的欺凌，认为会“上干天和”，请求皇帝下令禁止。他这个折子是够大胆的，可能担心会干高宗之怒，末了还特别说明自己是以监察官员的身份出差，不敢忘了本职，访查所得如此，不敢不据实奏陈。乾隆看了邹一桂的奏折后，朱批“总理王大臣议奏。钦此”一句，以后再无下文。邹一桂对苗民有这样的认识，他以苗语词汇入诗题画，也就不奇怪了。他是一位负责任的官员、有良知的艺术家。
在黔六年，邹一桂的足迹遍及全省各府州，饱览了贵州的奇山异水、奇风异俗，对贵州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回到京师，秋天的凉夜，在礼部衙门值班，夜漏已深，他还不能入眠，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想起在贵州：高山绝壑，怪石幽穴，悬瀑飞泉，还有少数民族五彩斑斓的服饰、纷繁而难懂的语言；他跋涉在万山丛中，披荆历险，惊心动魄。这些只应在梦中才会有，他都一一亲身经历了。越想越思念那片遥远的土地，感到有林壑横在胸中，不发不快，于是起床作画，将胸中的林壑移到宣纸上。如此若干次，就有了这本画册。他觉得很满意，认为自己是贵州山水的知音，而贵州山水也一定认可，故题曰《山水观我》。语似出辛稼轩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殆其搁笔后，还长吟一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