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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钤先生的乡情
我工作的单位，有二十来种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贵州省图书馆刻写油印的乡邦文献，大多数都在书前的复制说明中说是根据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提供的稿本、抄本或刻本胶片复制，心想北图是谁这么熟悉贵州文献？此人即使不是贵州人，也必与贵州有特殊关系。一天无事，从一册《贵州文史资料选辑》上面有一篇牟应杭先生所作《朱启钤先生向贵州赠书的经过》，说他一九六〇年夏天在中央文化学院学习时，由本省也京学习的谌志笃先生介绍拜识朱启钤先生。一天，谌志笃先生通知他说：“朱桂老（朱字桂莘）找你有事相托。”他按约定的时间到了朱老北京东四的寓所。朱老对他说：朱先生了解到在中央文化学院上课的老师不少是文化部领导，希望通过牟应杭向学院领导反映他的要求——将他捐赠给北京图书馆的图书中的黔人黔宦著作转交贵州。返回后，牟应杭将朱老的意见面陈院长黄洛锋，不到一个星期，文化部图书管理处的人就回复：他们已与北京图书馆联系好，朱启钤先生的黔人黔宦著作可以转交贵州，但没有两种以上复本的仍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其中珍善孤本给贵州胶卷复制品。后由当时的贵州省图书馆馆长李景仑去北京接收，省文化局领导让他带去大方漆器及茅台酒、刺藜酒等礼品去看望并答谢朱老。朱老这批黔人黔宦著作三百余部，全保存在贵州省图书馆的文献部。
我疑心这些省图书馆的油印本是根据北图依朱先生心愿提供的胶卷刻写的，问省图古籍文献部的陈琳主任，果然如此。
牟应杭先生说朱先生字桂莘，是不对的，应该是桂辛，很多人都搞错了。“桂辛”二字典出《宋史·晏敦复传》，敦复为谏官，鲠直敢言，遇秦桧主持和议，敦复廷争甚力，秦桧使人劝其曲从，敦复说：“吾终不为身计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复言。”朱启钤请人刻过一小长印，文曰“老辣三十以后作”，也是其字出处的一证。
又说朱先生告诉他：“我和我的父亲，虽然都没到过贵州，但始终难忘乡土故情。很想在这即将辞世之年，对贵州略尽桑梓之情。”这也不全对，朱启钤未到过贵州，但他父亲到过，在贵阳住了几年，他不会不知道，当是牟先生因年代久远而误记。根据朱启钤编印《紫江朱氏家乘》载，朱启钤之父朱庆墉，字梓皋，贵阳府开州永兴场人，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生于其父朱昕在湖南长沙东兴街客寓。道光二十九年，朱昕之父朱世熙卒于湖南桑植知县任上，朱昕举家扶柩归葬贵阳城北二十五里的都溪（今都溪林场处），不复回开州旧宅，而定居贵阳。初居县学街（今文笔街一带），继迁独狮子（今醒狮路）。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朱昕病故，朱庆墉的岳父傅寿彤时官河南南阳知府，驰书招庆墉就读，并与寿彤长女傅梦琼成婚。道光二十九年至咸丰七年的八年间，朱庆墉在贵阳，从七岁到十五岁。其后朱庆墉三次从河南回贵阳参加乡试，最后一次是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这一次也如前两次，名落孙山。在贵阳回河南的路上，他郁郁寡欢。舟行至玉屏县，风雨骤至，舟沉人没，同行三人仅一人生还。朱庆墉遗骸暂厝潕水岸边，后朱家遣人迁葬湖南长沙浏阳门外。牟文还引朱启钤语，说他父亲是过跳磴时落水死的。也不确，《紫江朱氏家乘》中朱庆墉墓志铭、圹志都说是舟覆落水而亡。
朱启钤之父朱庆墉画像
朱启钤之母傅梦琼画像
朱启钤虽未到过故乡，但他自幼生活在贵阳人的圈子里。他家籍隶贵阳府开州，民国初年废州设县，因直隶省也有个开州，所以改称紫江县，朱启钤撰文都署“紫江朱启钤”。他外祖父傅寿彤，是贵阳名士，进士出身，历任河南南阳知府、汝南道员、河南按察使，外祖母与其祖母是亲姊妹，同出贵阳刘氏，他的两个姑母嫁给他的两个舅父。咸丰、同治间贵州战乱，朱、傅两家人都逃往河南依傅家住，一家上下数十口都操贵阳话。他三岁时父亲溺水死，他随母亲傅梦琼在外家长大，他的第二位夫人是贵阳于氏，从小到老，耳边都缠绕着乡音。她母亲做得地道的贵阳菜，而做得最多的是豆腐、豆豉，因为他外祖父母喜欢故乡的家常菜。晚年编家乘回忆母亲，用两千五百字专门写豆腐、豆豉的做法、种类，津津有味，细致入微。兹摘两节，可见一斑：
山家供馔，惟在豆花，尤以酸汤点者为清美。盖滷汁苦涩，而石膏太腻，肆中操豆腐业，制腐皮、腐干、腐乳者始用之，家庭为八口之供者，恒以瓦瓮自泡酸汤，临时取一二勺点之，炊熟余薪，即可供用。顷刻入馔，或杂以青菜嫩叶，谓之菜豆花，或更杂以鸡肉，谓之鸡绒豆花，则其味漓而不真矣。
灰豆腐，用荞麦梗烧灰，和微盐擦之，越宿洗去灰，入油锅中煎之，外焦而内嫩，别有风味。又有一种曰锅烙豆腐，罨时不用荞灰，切成片条，贴锅中烙干，可以寄远，食时再过油煎，松脆可嚼，亦下酒物。
对母亲、对故园的深厚感情，都灌注在这些朴实简净的文字里。
他说：“吾家自去黔以来，吾父母以洎吾身，皆未忘故乡习俗。古人事亲必思其所嗜，吾亲既安之，则吾子孙当敬念不忘，而况吾母身体力行，亲传口诀者乎。去乡日远，恐来者不能尽识，故缕述之如此。”他不厌其烦的写这些，是希望子孙能“敬念不忘”，但这是不可能传之久远的。其继配夫人于氏从黔中来，在婆婆指教下“颇能操作”，长女、长媳“尚能受此馀绪”，到孙辈，他们已经是地道的北京人了，不会再看中乡音乡味。
他虽在北京，但对故乡一直挂怀。北京贵州会馆年久失修，由他出资修缮；他尤其关心乡邦文献，省内在编纂《黔南丛书》，他在北京也组织编纂出版了一部分，自己纂辑《贵州碑传集》，抗战期间北京沦陷，日本人逼他出山，他以纂辑此书为辞拒绝。这部书他编了几十年，九十岁以后都还在增补。这部书好像一直未出版，不知道是否还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