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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棻墓
在贵阳东郊大关口（今永乐乡大关村）的山冈上，安葬着一个对中国近代历史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就是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端棻。李端棻，字苾园，贵筑人，生于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进士，入翰林院，曾出任山西、顺天、广东、四川、山东乡试主考官及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工部侍郎，官至礼部尚书。他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李端棻去世后，梁启超为他撰写了《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以崇敬的心情、深厚的情感诉说了他光辉的—生，评述了他在戊戌变法中的重大贡献。墓志铭最后写道：“其言将行其人萎，功耶罪耶良史知。”
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一片哗然，群情激愤，千名举人在京集会，上书要求变法。变法的中坚人物康有为几次上书，终因人微言轻，“大臣阻格，不为上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皆是布衣，按当时的制度，四品以下官员不能面见皇帝，若不是李端棻密为引荐，极力保举，维新派人士是不可能进入政府决策层的。康有为在他自撰《年谱》中写道：“上之用谭嗣同及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徐致清）及李苾园尚书所荐”，“时李端棻尚书荐奏甚力”。李端棻虽然位居高官，却是变法的支持者，故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朝中言新政者，二品以上，唯端棻一人而已。”正是因为他密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重要人物，所以在变法失败以后，慈禧太后以其“滥保匪人”之罪，将他“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李端棻画像
早在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李端棻见于“实事多艰，需才孔亟”，于五月初二上了一道《请推广学校摺》，强调“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必须引进“西学”，推广学校。变法之前，他便保举了严修、熊希龄、唐才常、夏曾佑等十六人，严修即因他的保举出任贵州学政。当时国内变法之声日益高涨，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却坚决反对，态度十分强硬，变法面临着夭折的危险。在此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李端棻挺身而出，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一摺，敦促变法，提出要旨，不失时机地推动了维新变法。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提拔李端棻为礼部尚书，直接参与新政。大祸终于来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公开“训政”，下令缉拿康、梁，令将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等六人“立即正法”，将支持变法的官员“永远监禁”或“革职永不叙用”，“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李端棻愤愤不平，他在《党祸》诗中写道：“几见清流误国家？权奸颠倒是非差。狭心但解酬恩怨，盲眼何曾识正邪。戮辱捕囚无漏网，晋唐明宋有前车。濮阳渡口京都市，云散风凄日又斜。”八月下旬，李端棻被发配新疆。李端棻临行之际，悲愤已极，赋诗一首以抒情怀，诗云：“怕听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幸予被遣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城。”
变法虽然失败了，而维新派倡导的“废科举，兴学堂”却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前发展，成为历史的潮流。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摺》，在变法前就已被光绪皇帝采纳，进入了政府决策。它是时代的呼声，是“救国图存”的良策，中国近代科学、文化、教育由此发端，并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里程碑。从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建立起来，各省的新式学堂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开创了近代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学堂，宣告了旧式教育的终结。它开启了近代文化新风，设藏书楼（图书馆）以传播知识，设仪器馆（科学实验）推广科技，设译书局引进新知，设报馆以开放舆论，还派员出国考察和留学，新思想、新文化像春风一样吹遍中华大地，冲击着古老的封建帝国。李端棻虽因变法而被流放新疆，但他的主张却在中国继续实行，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其言将行其人萎，功耶罪耶良史知。”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零一年），李端棻遇赦回到贵阳，古稀之年，仍不忘“新政”。他受聘主讲经世学堂，月课讲授“卢梭论”和“培根论”，让学生阅读梁启超所编的《新民丛报》。守旧分子对此大加攻击，作打油诗以相诽谤，说他“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李端棻对这些流言蜚语毫不在意，自撰一联刻于学堂，上联是“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谓藐躬堪表示”，下联是“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他发起组织“贵州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拟用集资方式修建铁路、开发矿产。他与乡绅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将贵阳府学堂改为贵阳中学堂，以后改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即今贵阳一中的前身。光绪三十三年（一九零七年）十月十二日，李端棻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葬于城东大关口。
李端棻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