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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巡抚一部书
朋友约写田雯，想找一些他的传记看看，但《清史列传》没有，《清代七百名人传》也没有，只《清史稿》在文苑传中有两百馀字，而且是附于王士禄传之后。其实田雯是清初著名文学家，其诗与王士禛并称“山左大家”，担任过江苏、贵州两省巡抚，刑、户两部侍郎，在当时名声是很不小的。与他遭遇相似的还有明代的郭子章，巡抚贵州十年，参加指挥平播之役，著述宏富，但《明史》却不为他立传。这两个人对贵州都有很大的影响。此处只说田雯，郭子章留待以后再说。
田雯，字纶霞，自号山薑子，山东德州人，进士出身。进入仕途后，他做了十馀年低级京官，到四十岁时才渐交好运，渐次超擢，升户部员外郎、郎中，湖广督粮道，光禄寺少卿，鸿胪寺卿。康熙二十六年（公元一六八七年）出任江苏巡抚，成为封疆大吏，一年后（康熙二十七年八月）调任贵州。康熙三十年八月，他丁母忧离任，在黔时间三年整。他在贵州所做的事，民国《贵州通志》上说：
第一件，他发现了贵州驻军粮食供应极不合理。驻黔清军大多在驻扎在威宁、大定（今大方县）、黎平、思南、铜仁等地，距离省城贵阳近者五六百里，远则上千里，那些地方兵多米少，驻军的粮食供应却要从贵阳周边的开州（今开阳县）、修文等县拨支，而路途遥远，又崎岖险峻，运费是米价的两倍，輓运的民夫也深以为苦。田雯以为这不仅劳民伤财，也不利于军队的防务。为此，他疏请清廷，改给米为给银，听任军兵就地自行购买，兵民两便。这本来是个显而易见的合理建议，然而在那些不知民间疾苦的朝廷权贵看来，简直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于是视而不见，束之高阁。后经云贵总督范承勋和提督马三奇再次疏请，清廷才批准了这项请求。
田雯画像（选自叶恭绰《清代学者像传》）
第二件，奏准平溪、清浪两卫生童仍赴黔就试。平溪卫（治今贵州玉屏县城）、清浪卫（治今贵州镇远县清溪区）在明代及清初都隶属湖广省，理应赴湖广就试，但为了便利，朝廷允许两卫生童“寄试”贵州。“三藩之乱”起，命两卫生童岁科两试赴靖州，乡试赴武昌，战后仍然如此。两卫距靖州、武昌均遥远，长途跋涉，劳顿不堪，参加乡试的还要过洞庭湖，洞庭风涛之险令他们畏惧；再是两卫“能文之士不及楚省，鲜中试者”。对此，平溪、清浪士子予以抵制，致使两科乡试无人应试。田雯赴任时，途经平溪、清浪二卫，士子结队出郊迎接，向他倾诉赴湖广应试之苦，请求他奏报朝廷，恢复就近在黔寄试。（后来平溪、清浪二位都撤卫改县，划归贵州。）
与此同时，贵筑（治今贵阳市）、普安（治今盘县）、平越（治今福泉市）、都匀、镇远、安化（治今思南县）、龙泉（治今凤冈县龙坪）、铜仁、永从（治今黎平县永从）九县，以及永宁（治今关岭县境打罕坡）、麻哈（治今麻江县城）、独山三州均未设立官学，士子就学往往受到所依附的州、县抑制，于是赴省城诉求。新添（治今贵定县城）、镇西（治今清镇市卫城）、兴隆（治今黄平县城）、乌撒（治今威宁县城）、赤水（治今毕节市赤水河）因裁卫并县，生员与童生的录取的名额亦被裁削，而将其与贵定、清镇、黄平、威宁、毕节五地的学子共其名额，加之路途险阻，才德之士困于行途中大有人在，因此这几个地方的士子也纷纷到省城上访。
田雯据此上了一道《请建学疏》，力陈“贵筑为省会大县，请设训导一员，岁、科试取附学生十五名，普定、平越、都匀、镇远、安化、龙泉、铜仁、永从、永宁、独山、麻哈俱取附学生八名，暂以附近教职兼摄，俟人文日盛，再立学官。另外，新添、镇西、兴隆、乌撒和赤水仍复原额，由五县学官兼管；平溪、清浪乡试赴贵阳，岁、科两试赴思州”。田雯的疏请得到清廷的批准，不仅按其所议，还在上述州、县增设儒学，定出学额。之后，田雯又与云贵总督范承勋合疏，获准设立了兴隆卫学与瓮安县学。
第三件，请弛贵州蓄鸟枪禁。这是第二年二月的事。先是湖广巡抚丁思孔疏请民间禁用鸟枪，皇帝命各省总督、巡抚各抒所见。田雯疏言：“黔省山深地僻，村寨隔远，居民商贾间蓄鸟枪以防不测。至苗蛮巢栖洞处，驱狼捕兽，多用鸟枪，俱勿庸查诘，以致惊疑。”此言为皇帝采纳。
《清史稿》载一事，为他处所不见：调贵州时，苗、仲（今布依族）不驯服，两广总督建议会剿，田雯却说：“制苗之法，犯则治之，否则防之而已，无庸动众劳民也。”此议遂止。
综合以上数事，可见田雯为官之道：体恤民情，关心民瘼，注意倾听民间的呼声；注意民族政策，以温和方式处理民族问题；重视文化教育，以育才为要务。
当时贵州最难的问题，一是经济问题，因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交通阻隔，但这不是短时间能够改变的；二是社会稳定问题，当时贵州还是“苗多汉少”，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有隔阂、矛盾，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大祸。所以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他很谨慎，他在任三年间，没有出现社会动乱，社会比较安定。其实在他的治黔方略中，他最注重的是文教。他在，《疏请建学疏》中说：“臣忝任抚黔，以敦崇学校为先。盖学校之关系，乃风俗人心之根本。”又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他是站在政治的高度来办文教的，并将之作为治黔的根本。广泛设立官学，培养士绅阶层，通过士绅阶层影响全民，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如果能吸引少数民族子弟进学，逐渐认同主流文化，就增加了对朝廷的向心力，民族矛盾就减少了。现在看来，是不乏远见的。
田雯重修的甲秀楼（清邹一桂绘）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二月，他重修贵阳阳明书院，增其旧制，“别建合一亭，传习轩五楹，集孝廉诸生读书其中”。在田雯的心中，贵州士人“多磊落通脱，其文亦蕴藉深沉，如玉在璞，如珠在渊，如马之伏枥”。作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他有伯乐之慧眼，能识拔人才。当他发现青年才俊周起渭、刘子章、周钟瑄时，欣喜之馀，不惜折节下交，与其谈文论艺。之后，周起渭举进士第，入翰林，所作《稼雨轩诗集》完稿时，田雯为其作序，并使之享誉京华。
他见到甲秀楼已经朽坏不堪，担心贵州将不会再有这座楼了，于是鸠工重建。他作了一篇《甲秀楼重修碑记》，借机发了一番感慨：
“甲秀楼建於贵阳城南，江公东之之所从事也，越今百馀年矣，波涛汹涌之冲激，风雨雷霆之动摇，焉得有完楼哉？盖江公而后，无复喜从事者，何今人不逮前人也？江公当日，知楼之有关于黔而皇皇为之，且有关于黔之人才风气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后，或数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十年而又一人焉，而不听乎波涛汹涌、风雨雷之交于楼也，楼虽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无如江公而后，遂成绝响，落落百馀年间，无复喜从事者，斯亦楼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不独一楼然矣。”
他说江东之以后，没有“喜从事者”再修甲秀楼，才毁坏若此，以至他的重修事倍功半。实际上明天启年间朱燮元修过，永历年间孙可望修过。他不提这两次重修，或因缺少文献记载，或因有所忌讳。但他的感慨并不使人感到空洞，因他毕竟踵武前贤重修了一次，而且他的话中包含了自己对为官一任的责任的认识，即是要做“喜从事者”，他的确是这样做的。
田雯抚黔，已经过去将近四百年了，他留下的痕迹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所覆盖。今天我们不时还会提起他，不是因为他的政绩，而是他留下的一部治黔名著——《黔书》。
《黔书》分两卷，凡举贵州的地理、历史、疆域沿革、民族、风俗、方言、古迹、名胜、文教、人物、财赋等等，无不涉及。范围之广，资料之丰富，见解之深刻，非对贵州有透彻了解者不能为。这部书在康熙二十九年，即他离开贵州的前一年就完稿了，可见他两年间一直在忙碌着。同时代的人、著名学者徐嘉炎为之序，说：历代词人才子赋名都、言乡井，都是采撷虫鱼草木之华，奢夸宫阙城郭之盛，或是哀感时序，抒发一些轻飘的情绪而已，鲜有涉及治政之得失、人民之休戚，只有《黔书》二者兼具。如田雯说：“无黔，则粤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一语道破了贵州西南中枢的战略地位。徐嘉炎引申说：“然则黔治则与之俱治，黔乱有与俱乱者。”前后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南明失贵州而云南不保，清代咸同年间贵州先乱，云南、四川跟着乱，抗战期间日寇侵入黔南而陪都重庆震动。虽然不是他一个人有这个眼光，明代太祖、成祖早就看到了，但后代帝王、封疆大吏有这个认识的并不多。基于这个认识，他将贵州的稳定看作头等大事，反对动辄大兴干戈。对前人定乱服叛之举，其不事张皇、不烦兵革者，详细书写，以作后事之师。如《土官》《治苗》两篇。其他对山水、人物、民生、物产的记述，详尽而往往携带感情。如《盐价》一篇，说黔无盐，仰给于四川，“又不以舟车通，肩疮蹄血而后至，其来也不易，则值不得不昂。值昂二民之艰食者比比矣，黔民洵苦矣哉。”可见，他已经爱上了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五十六岁时，他得了一个儿子，因为生于贵州，故取名“夜郎”。
他巡行黔中各地，山川河流，名胜古迹，风俗民情，多有描写、题咏，对日常居住的省城贵阳，着墨更多。公务之暇，他游览了贵阳四近的山山水水，用诗、文、赋记下了他的见闻感受。他总括贵阳山水说：“贵阳，都会之区，风景自别，左栖霞，右相宝，夹岸连壤，负险相望；龙井涌于北，富水汇其南；杜若洲边，漏趵泉上，偶一登临，为之彷徨追赏。”写城南涵碧潭：“烟云演漾，风日迟回，縠软鸥眠，沙明蚌雨，令人悠然作濠濮间想。……阑光瓦影，上下参差；梵响磬吟，远近互答。每春波摇绿，秋沚澄清，岸柳乍垂，芹芽正弩，览渔舠之泛泛，洗杯斝以临流，谁谓黔中无佳山水哉。”写东山远眺：“山城周遭，吞吐上下，千峰霞举，万岭云回，一郡烟火人家，历历在目。”观罢圣泉奇迹，他叹惜其“寂处山阿，烟凉草塞”，不能像他家乡山东济南的趵突泉那样游人如织，天下闻名。作为封疆大吏，他更关心的是社会稳定、民生疾苦、民族风俗等。他留下了一组八首《春灯词》，描写了贵阳元宵节的盛况：年夜一到，焰火弥天，寒冷中花也来凑热闹，提前开放了。乡间少数民族将味酸的黄柑送进省城来贱价出售。各族民人共度新年，驿道山径都是人，以青年男女为多，他们唱歌，跳舞，吹笙。贵阳城北、城南，社鼓咚咚，城中的济火祠前，人们穿上漂亮的新装，互相媲美，村里则做种种游戏，对歌、牴角等等。家家户户贴着以红白二色书写的春联，门首悬挂灯笼。闹市中表演杂耍，鹦鹉学舌，猕猴爬竿。雪后梅花开得更加繁盛，街上泥泞的雪融，也挡不住人们看热闹的兴致。灯笼上的画图非常精致，比得上宋代画家米氏父子、郭熙、徐筌，红烛高烧，真是“火树银花不夜天”。他到任时，“三藩之乱”已平息七八年，社会渐趋稳定，流亡渐复，经济在恢复，元宵灯景正是安定和平景象的一个特写。面对此情此景，他感到欢悦、欣慰。
田雯《黔书》刻本
他在贵州仅三年，当时他五十出头正是思想最成熟、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所以为时虽短，却政绩斐然。以后他到北京，历任刑、户两部的侍郎，长才得不到发挥，几年后告老还乡，再过三年就去世了。贵州三年，是他仕途中最畅快的三年。
明清两代七百馀年，贵州最行政高长官留下治黔名著的，前有明代撰《黔记》的郭子章，后有田雯，两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