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船载酒忆当年-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我们初到贵阳时，贵阳给我们留下很好的印象。当时的贵阳还是一个落后的外省城镇，但是起码的现代设施，例如电力供应和自来水，算是已经有了。上一年贵阳也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但破坏较小。一些房屋被轰炸造成的火灾烧毁，但新学院的校园未遭破坏。我们刚离开的中央大学分校坐落在一个名叫柏溪的小村庄，我们被安排住在一座由土墙筑成的房子里。靠近我们眠床那一边的墙被晚间一场暴风雨冲垮了，我们就这样凑合了一段时间。在那里，我们每天仍不得不踩着泥泞的稻田走去上课。我们在这种条件下教了一年书，如今可以不住农村、转而在城里居住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如今我们有了更加志趣相投、更加有教养的同事。柏溪有一些好教师，但没有优秀的学者。但是，贵阳师范学院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学者尹石公教授，他学识渊博，富于幽默感。他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他手下有一位姓李的助教，虽然很年轻，但很有教养。他是晚清时代一位著名学者的儿子。数学系系主任也姓李。他曾在国外留过学，知识相当丰富。我们新建的校园附近还有一所从上海迁来的教会学校大夏大学。那所大学里也有一些很好的教授，其中有一位李青崖教授是教法国文学的，他翻译过许多莫泊桑的作品。与这些教授做伴，我们感到当地的学术空气很浓。然而，我们学院的院长王某却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国民党官僚。每天上午十时，他总要把全体教师和学生统统召集到学院的操场上去，他领着大家先唱国歌，后大声宣读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整个仪式约历时十五分钟，十分荒唐可笑。他准是根据基督教礼拜的仪式如法炮制的。幸亏他在日常生活中不和教师、学生们掺和在一起，我们也从不和他有什么瓜葛。他和教授们实在无话可说，只是在每个学期结束时请教授们吃顿饭。

我们到校的第一天就发生一件令人不愉快的小小的意外事件。我们刚把行李放在我们的房间里，打开几只箱子，把里面的一些东西扔在床上，就决定先去食堂吃饭。吃完饭，会见了一些新同事，就回到我们的房间里。我们的住处就在校园内，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锁门。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许多东西都被偷了。偷掉的东西中包括一台打字机、两条羊毛毯、我的几套在伦敦做的好衣服，还有一些钱。那名小偷显然就是校园内部的人，他知道我俩离开房间出去了。我们向学院当局报告了这件事，他们表示遗憾，但却无能为力。他们说，这可能是一名或几名学生干的，但是实在无法查出谁是小偷来。当时，大多数教师和学生都是从日本侵略下的沿海城市逃难来内地的，年轻学生中的大多数人都一贫如洗，他们交不起学费，吃、住全依靠学校。我俩从国外带回来的物品准是给他们留下我们非常富有的印象。我们怎么能责怪他们呢？好在小偷对我们的书籍和手稿不感兴趣，因此给我们造成的损害还不太严重。自从来到内地，我从来不穿西装，我觉得穿着它显得特别，而且有向人炫耀的意味。我宁愿穿一袭蓝布长袍，乃迭也从不讲究穿戴，喜欢穿一件长长的布外衣和裤子，所以很多人准觉得我俩是一对怪人。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来不喜欢穿西服，因为这会使我感到太像殖民主义者。但我同时也不穿中山服，因为我不想打扮成官僚的样子。于是我只好穿我那件破长袍。

我们很快就和我们的同事们成为朋友。中文系的尹石公老教授特别喜欢我。我俩初次见面时，他想，我既然刚从国外归来，一定很喜爱莎士比亚。于是他给我讲了有关他的朋友梁实秋教授的一件事。他说，他很喜欢梁教授，梁教授把莎士比亚的一些剧本翻译成中文。有一次他问梁教授：

“我听你时常提起英国诗人莎士比亚，你非常喜爱莎士比亚的诗，那么我问你莎士比亚是哪年生哪年死的？”

梁实秋回答：“他生于一五六四年，死于一六一六年。”

“那他只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人。他怎么能与我国唐代诗人们相比呢？”

尹老教授为自己讲的笑话开心地笑起来。他不懂英文，但中国古典文学的造诣很深。我早就听说过梁实秋教授，他是著名的文学家，曾留学美国，是当年著名文学团体“新月社”的创始人之一。万历是明朝的一个年号，大约与莎士比亚的年代相当。后来我在重庆见到了梁实秋教授，还和他一起工作过几年。我对他提起尹教授对我说的话，梁实秋还记得那位老人说的笑话。我知道尹教授酷爱中国古典诗歌，就模仿《离骚》写了一首赋体叙事诗，讲述我在国外漂泊的经历。我把这首诗拿给他看，我的诗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尹教授定期与几位贵阳当地的学者见面，他们不时地举行诗歌集会，由一个人做东，大家一边饮酒一边创作古体诗歌。尹老教授把我介绍给他的诗友们，于是我也常在他们举行的诗歌集会上做一两首诗。从重庆来到贵阳，我似乎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政治阴谋，没有流言蜚语，只有中国古典文学和诗歌创作。我觉得这里的气氛很宽松。参加了几次当地年长学者们的诗歌集会，我还偶然结识了一位有趣的人物。他叫卢前，或卢冀野。他是国民党参政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是个没有实权的顾问团体，其中颇有几位社会贤达。当时他年龄并不很大，才四十多岁，但已在文学界很有声望，是位学者兼诗人。他对我评价很高，因为我做起诗来常比老诗人们更加才思敏捷。过了一两年，他在重庆找到了我，介绍我进了国立编译馆。这件事我在下文中还要谈到。

当地的《贵阳日报》请尹老教授编辑副刊，于是他办起了一份每半月出一期的文学副刊。副刊名称叫《小雅》，意思是：保持一点点文化、一点点雅致。这是儒家经典《诗经》中一部分诗歌的名称。他让我和他的助教李先生帮他一起编辑这份副刊。副刊只出了不多几期，我拿出几首自己的劣诗供他发表。我记得在贵阳的那一年里，我还写过一篇短短的散文，谴责某些当权者仿效西方独裁者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之流的榜样。我在文章中说，这些人决不会有好下场。我攻击的矛头是针对蒋介石的，但我没有指名。这篇文章刊登出来了，发表时用的是笔名。记得我还发表了一些西方诗歌的翻译，例如英国十七世纪诗人赫里克的《致羞涩的情人》。这首译诗用笔名发表在重庆一张报纸的副刊上。那段时间里我还写过些什么、发表过些什么，现在已记不起来了，因为我从不保存自己的早年作品。

我还记得在那一年里，我常和其他教师一起每月到一家饭店聚餐一两次，因为我们都觉得本校食堂的饭菜太单调了。当时通货膨胀还不严重。我俩有两份正教授薪水，又没有孩子，乃迭和我完全有能力下馆子吃饭。今天的大学教授想下馆子吃饭就难了，尤其是那些有孩子要供养的教授，除非是吃请，或是在北京有官方关系。在贵阳时我们经常光顾的一家小饭店的名字很奇特，它叫“培养正气”，它以善于烹调童子鸡著称，鸡汤的味道尤其鲜美。另一样当地特产是闻名遐迩的贵州茅台酒。酒用城郊不远处的清泉酿成，度数很高。有一次，我和乃迭以及尹老先生、小李先生一起到城郊花溪一位朋友家去，那位朋友端出一大坛子这种陈年佳酿，这坛好酒他已贮藏了好几十年。我们几个竟把整坛酒都喝个精光，至少有六七品脱之多。小李先生喝得烂醉，只能在主人家里睡上一夜，等第二天早晨才返回城里。

在贵阳期间，乃迭找医生就诊，发现她怀孕了。她写信告诉了在成都的母亲，她母亲在回信中建议她到成都去分娩，因为那里的医疗条件较好。当时贵阳没有一家好医院，而成都住着许多外国人，尤其是搬迁来内地的教会大学里有许多传教士老师。她还建议我俩上完了这学年的课，就一起搬到成都去。她认识从山东海滨迁来的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的校长，准能让我俩到该校去当教授。于是事情就定了，乃迭要在一九四二年元月前往成都。我要在这里待到暑假，因为我们早已和学校签了一年合同。乃迭留下的课由我兼起来，也就是说，我每天得上四至五小时的课。尽管教这么多堂课十分累人，但我发现其实一点都不难，因为贵阳师范学院是一所新建校，我们只教一年级的基础英语就行了。根本不要备什么课，只是耗时间而已。我们期待着在成都能生活得舒适一些，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仅仅过了半年，我俩又离开了成都。

（选自《漏船载酒忆当年》，杨宪益著、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四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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