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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师过海参新理 愍国回帆想大同
余达父是近现代黔西北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旧体诗诗人——黔西北文学史上的杜甫。他不仅在贵州毕节余氏彝族家族中首屈一指，而且在贵州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上也堪称优秀的彝族作家。尽管自称“平生自写诗成记，衰病经年稿未藏”（《新秋九日得曼杜书和之》），他仍然留下了《
一、余达父的生平及文学创作历程
余达父（1870～1934），名若瑔，号达父（同“甫”），其先世系彝族古代“六祖分支的恒部后裔，彝语称其为‘扯勒’家族”。该家族自滇入蜀，长期统辖赤水河两岸黔蜀边境，被封建王朝册封四川永宁宣抚使。明末天启、崇祯年间（1621～1638），西南地区爆发“奢安之乱”——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和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联合反明。率兵围困成都、攻占重庆、自称“大梁王”的奢崇明，就是余达父的十三世祖。后奢氏败亡，改土归流，奢崇明一子奢震改名余化龙，遁迹隐世，其后裔长住四川叙永水潦；另一子奢辰改名余保寿，其后人承管贵州毕节大屯，而大屯，彝语又称“扯勒业阔”，是扯勒部彝族统治家族宗社所在地。大屯土司庄园的历代统治家族，实为奢辰、奢震后裔余、张、杨三姓的相互继承。（相关表述见《贵州民族调查》1990年刊《彝族扯勒部大屯土司庄园历史调查》一文）
余达父是余化龙、余保寿的第十一世孙，其家世居的四川古蔺县水潦乡（今叙永县水潦彝族乡），位于赤水河源头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与毕节大屯相距近二百公里。“水潦、大屯两处，向系余姓土目之业，向隶川疆叙永厅。自雍正年以赤水河定川黔之界，分大屯十八寨拨归贵州毕节。余姓以一支管理水潦，以一支管理大屯”（《彝族扯勒部大屯土司庄园历史调查·贵西兵备道曾审结判词》）。雍正四年（1726），清政府开始通过军事手段大规模裁革土司，毗邻滇川黔三省的彝族地区普遍改土归流，儒学科举也在这里得到提倡和推广。先进汉文化的熏陶濡染，为彝族上层社会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余氏一门更是独领风骚：“水潦虽居深山崇箐间，而余氏一门，恒殚心典籍，博雅好古，一洗山川之陋。”（《叙永厅县合志》卷二十七）
余达父的叔曾祖父余家驹、叔祖余珍、祖父余昭、祖母安履贞、父亲余一仪都是在叙永、毕节一带有影响的诗人——“余氏为毕节名族，自其先世，皆以能诗襮声黔蜀间……”（万慎子1905年孟夏所作《〈
“行程偶过乱峰巅，春色无人也自妍。踯躅笑开疑抹血，厥（蕨）苔怒挺欲挥拳。山如奇鬼蹲还立，云似飞仙住又迁。到此尘烦都涤尽，沁心侵骨有甘泉。”1894年冬，24岁的余达父由黔入滇，住宿高山铺，见到了这首“先大父”余昭1873年所留“墨痕黯淡”的《暮春题壁诗》（《大山诗草》题作“高山堡”），曾“摩挲手泽，不知涕泗之何从也。敬志数言，谨依元韵”：“崎岖历尽万山巅，重见遗徽幸有缘。拂拭墨痕尘黯黯，摩挲手泽意拳拳。千秋华表魂归去，廿载浮云事变迁。欲效谢生（东晋谢玄）述祖德，自拈斑管涤新泉。”既缅怀祖父余昭，又以发扬光大“祖德”为己任。
从1870年到1934年，余达父的文学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下述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岁（1888）以前，余达父先在水潦后在大屯读家塾，其成长环境颇类杜甫的奉儒守官、诗为家事。
“光绪庚辰岁（1880），若瑔为从伯父雨生公（余象仪）后，大父子懋公携亡兄与若瑔居之，为经理其所后之业，课之诵读艺文，此后亡兄虽与若瑔异居，而席研（砚）不离者将二十年。”（《亡兄伯烿先生行状》）1880年，毕节大屯土司庄园第十世传人、30岁的余象仪不幸去世，由堂兄余一仪次子余若瑔过继为后，承管大屯。年仅10岁、原本生长在四川叙永水潦的余达父，便落籍于贵州毕节龙场营大屯乡，成为土司庄园的少主人。1886年，16岁的余达父娶“威宁州处士讳如椿之女”（《亡妻安孺人墓志铭》）为妻，妻子安氏比丈夫大两岁。
早期家庭教育，特别是来自祖父的“祖训”，来自父亲的“庭训”，决定了余达父的人生价值选择——“瑔自束发受书，饫闻祖训庭训，颇厚望于读书明道，学古通今，卓然上企于古儒者之林”（1901年所作《致李岑秋先生书》）。祖父余昭“独聚书万卷，以诗名于时”（杨绂章《大山诗草序》），“家居课子孙，手一卷终岁不辍”（同上）；祖母安履贞，“常课诸孙最严，家人有事禀白，必待课完。曰：此乐为最。”（余昭《悼亡室安恭人即题其遗稿》第七首“课读曾欢孙绕膝”一句自注）；余昭去世后，余一仪将余达父弟兄俩送往毕节松山书院，让他们“修举业，以慰先大父之望”（《亡兄伯烿先生行状》）。而叔曾祖、祖父、祖母、叔祖、父亲三代诗人“诗是吾家事”的影响，还有“二十年前研杜集，几回清梦到夔州”（1906年东渡日本途中所作《泊夔府》）的学诗经历，奠定了余达父一生诗歌创作的文学根基。
余达父生前自选编审定稿的《
第二阶段，从18岁（1888）到35岁（1905），《
“昔我及师门，绮纨岁戊子（1888）。如今十五年，离合纷不纪”，从《哭葛子惠先生·癸卯（1903）四月廿二日见梦作》起首的这四句诗推断，余达父从大屯来毕节师从葛子惠，应该在18岁左右。1890年，余达父与长兄余若煌同补县学生员，“归而先大父见背（祖父余昭去世）”（《亡兄伯烿先生行状》）。七绝《甘荫棠和壁间韵》应为到毕节求学后游历所作：“新秋雨过已轻寒，历尽崎岖尚畏难。孤负沿途好山水，风尘曾有几人看。”立意不俗：既表达了自己因为历尽崎岖“孤负沿途好山水”的遗憾，也提醒我们这些风尘仆仆的旅人，不要因为赶路而忘记欣赏自然美景。
关于余达父弟兄俩进入毕节松山书院的相关情况，1892年出任书院山长（《毕节县教育志》第十五章《教育人物》）的举人杨绂章，在1895年所作《大山诗草序》中有这样的记述：“（余昭）哲嗣邃初，与余同学，自余主松山讲，命两子从游，好学，为院中诸生冠。”据《毕节县教育志·教育人物》记载，1897年，松山书院主讲杨绂章曾辑成《松山课士录》四卷，共录1892年以来学生优秀作文262篇，其中有“文生”余若瑔的两篇文章：《前题》和《是也》。杨绂章为1873年举人，葛子惠为1875年举人、1898年进士，作为余氏族人的代表，余达父和葛、杨两家之间，既有世交之谊，又有师生之情，在毕节彝、汉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1893年，余达父到省城贵阳应考，登甲秀楼、黔灵山，谒螺蛳山阳明洞，写纪游诗多首，参加乡试却落第而归，心情抑郁。“甲午冬弟续弦，余来平彝贺之”（1929年所作七律《寄怀三弟寿农》颔联自注），1894年，三弟余若琳（字寿农）在平彝（今云南曲靖）续弦，余达父由黔入滇又由滇返黔，写下了20多首纪游诗，毕节、高山铺、七星关、养马川、七家湾、岈巴山、天桥、涌珠寺、威宁海（今草海）、洄水塘、尽头铺、可渡河、来宾铺、炎方驿、西流水海氏故园、竹原岭、曲靖武侯祠、爨宝子碑卅七部会盟碑、傥塘驿、可渡河山腰古寺、平山铺等名物，都出现在诗歌标题中。回到大屯回到毕节后，余达父又开始读书备考，诗作大多写景、拟古。1896年冬，在四川叙永，余达父弟兄四人有过一次团聚，写有《偕家孟伯烿叔季崑圃季培秋郊远眺》《送崑圃弟由蜀之滇》等诗作。
1897年秋，余达父到贵阳乡试再次落第，心情沮丧哀怨，诗多愁苦之词。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六君子”被杀，余达父所作《拟行路难》，以黄雀喻佞臣，以“瑶池阿母”喻慈禧太后，以黄雀得幸、“鹰鹞殪尽”喻政变结局，表达了对朝政的关心，对维新志士的同情，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1900年，余达父“又逐征尘到省垣”，原本踌躇满志，乡试却意外停科。余达父羁留贵阳期间，32岁的原配夫人安氏在大屯去世，他作《悼亡九首》——“鹣鹣比翼，玉折兰摧，落落支身，香消梦断，则有悼亡之作”（《与葛正父比部书》）；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诗人因“感念平生第一知己，惶惶然急欲一闻其平安消息”（同上），作《都门有警怀正父比部》。此阶段所作诗歌如《秋感八首》等，心系国事，体恤民生，愤慨自己的怀才不遇。也就在同一年，余达父在毕节娶16岁的孙氏为妾。
1901年夏天，余达父不畏强暴仗义执言，逐级上告家乡当政者刘某勾结土匪、鱼肉百姓，使事情有了结果——“去夏土匪蜂起，吾乡糜烂，守令均匿不上闻。瑔不得已揭之于令，揭之于观察，使贼情上闻，遂有两省会剿之举”（1902年所作《与葛正父书》）。1901年秋天，余达父在贵州乡试闱中，初识“风姿潇洒，言论谦退”的平刚；因“晋谒之顷，畅聆训词，深迪以经训天人之精，中西政学之闳，始知明体达用，以此为赅”，作《致李岑秋先生书》，李氏欣赏余达父的“词章考据”，推荐余达父在省城读书求学，余达父在信中问及“会垣学堂之设，不识已有定局否？所延中西学教习，不识能有大益于人否？”表示“果其实事求是”，自己“愿居业其间”；“倘其粉饰虚文，并无实效”，自己将“蠖屈穷山，不见知而不悔也”。1902年春，葛子惠卒于江西铅山县知县任上；1903年古历四月二十三日，余达父因“见梦”作30韵五古《哭葛子惠师》。1904年，时在北京任刑部陕西司主事的挚友葛正父“降尊自称诗弟子，百篇投我随讥评”，余达父感念“平生知音能几人”，因而“敢吝所学无言诤”，作33韵七古《再寄正父长言》，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诗艺追求和创作思考。
“棘闱六战北，萤案一经守”（《送杨叔和大令之官鄂中》），六次科考落第，功名无望却又不得不皓首穷经，余达父这一段相当抑郁——“潦倒仍昔，胸中为世界风潮所薄激，不能无郁郁久居之慨”（1905年春所作《题邵镜湖所藏朱西帆画册》）。大概就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余达父编成了自己的《
第三阶段，从36岁（1906）到50岁（1920），存诗290余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内忧外患，国事日非，在1906年以前所作《和刘嘉予感事韵》、《感事次杜工部诸将五首韵》等作品中，余达父表达了对中国社会动荡时局的格外关切。“万里之行自兹始，倚装留别强摛词”，1906年春天所作《和慎斋先生（杨绂章）秋感韵八首（用杜秋兴韵避元韵）》，从“强权政略四维侵，反动生民爱国忱”、“民权今日已根芽，触处风潮不用嗟”的国事，写到“酷吏（赵尔丰）残人甚草菅”、“伯氏（余若煌）飞冤惨见收”的家事，表达了自己“求师过海参新理，愍国回帆想大同”的最终抉择。
“光绪甲辰岁（1904），吾兄伯烿君居蜀中办团防，颇著成效，为忌之者所嫌，嗾观察使某公以殪盗事反坐之讼系旰狱，祸几不测，百计营救，莫能平反”（《余母安太宜人七十寿序》），“若瑔甲（辰）乙（巳）间奔走蜀中，无能营救”（《亡兄伯烿先生行状》）——长兄余若煌被永宁道赵尔丰寻隙陷害，蒙冤入狱，被判处终身监禁，抄没家产，这件事是促成余达父留学日本的直接原因。1906年春，经水潦余氏家族议决（相关表述见《赤水河畔扯勒彝》），余达父率一子二侄东渡日本避祸。经过泸州、合江、渝城、夔府、巴东、黄陵庙、宜昌，余达父都有诗纪行。
15韵七古《断发》，是现存余达父到日本后所写的第一首诗作。1906年秋，比余达父只小一岁的“平生第一知己”葛正父在北京去世，诗人悲痛不已：“丙午秋，余于日本江户，接北京赵晓衡书，则崇纲于七月十三日殁于樱桃斜街贵州老馆矣。余哭之以四律，并汇银百元赙之。”（《葛崇纲墓表》）1906年冬，年仅22岁的湖南革命志士刘道一回国领导起义失败，成为同盟会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人，两年后，其妻曹庄自缢殉夫，余达父作古体诗《衡山哀》《湘娥怨》，赞美烈士，哀悼忠贞。也大约就在同一时期，苏曼殊给余达父寄来《本事诗》第九首“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和曼殊上人有寄韵》保留原作），平刚、张绎琴等友人也给余达父赠诗，余达父都一一酬和。
1907年古历八月间，余达父幼弟余若琪率领家人御盗，“歼其魁，殪其从者一人”，结果所歼殪者竟然隶属于纵贼为盗的巡防军队，余若煌“殪盗者尚冤系于狱”，余若琪“殪乱军者不知如何剿绝”……“于时，吾在倭京江户，接电文不知其事之缓急也，以为吾母频年忧患之余，更遭此祸，不堪设想。即日走广州，溯武昌，旬余间奔跳万余里，呼吁救于大吏之与某公因缘者，而事亦遂寝”（四处引文均见“代撰”《余母安太宜人七十寿叙》），所作37韵五古《岁寒吟》对此有完整记述。也就是在这次归国途中，著名学者罗振玉“丁未冬于汉口寓寮，邂逅余君达父，挹其气盎然儒者”。
1909年以后，在东京，余达父既与同样来自贵州的张绎琴、吴慕姚（锦屏人，比余达父只小1岁，苗族，1906年赴日考察学务，民国元年加入同盟会和南社，曾任《国风时报》主笔，1913年反袁被杀）有诗交，也与留日学生郁曼陀（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哥哥）、刘揆一（刘道一兄长）、盛倚南等的“思古吟社”有交往，还与明治朝全日本最重要的汉诗社团“随鸥吟社”雅集酬唱。“随鸥吟社诸君，多一时耆宿”（以下引文大多出自余达父作品自注）。“倭中文士泰斗”、伊藤博文“秘书”森槐南，“倭中文士泰斗”、“诗最后成，亦最工”、“书法为日本最有名者，画亦佳”、时任“随鸥吟社”社长的永坂石埭，“经理邮船会社”的“侍郎”永井禾原（其子永井荷风堪称日本现代文豪），“自号梦舟居士，能汉诗文有著集，喜与文士讌（宴）游，且雄于赀（资）”的塚原梦舟，“量才诗将”近藤恬斋，“倭名士也”的静罔村松研堂，还有土居通豫、结城蓄堂等，都成了余达父的异国诗友。
余达父“博识能文，好吟咏，与日本诗人森槐南结诗社，辄主其盟，故颇负时望”（《余健光传》，《赤水河畔扯勒彝》第24页），平刚的这些记述，让我们进一步知道了诗人留学期间在日本汉诗界的声望和影响。1909年夏，奉学部令来日本考察农业的罗振玉（事见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第68～69页），在东京金地院僧舍为余达父诗集作序：“今年游东京，君方习政治家言于和佛法律大学。亟来玉馆，出其所为诗曰《
“瑔自庚戌（1910）夏毕业归国，学部试验后，旋即丁艰，匍匐回里，墓庐半载。”1912年，余达父写在《与梁某书》中的这些话，概述了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经历：先到北京，经清廷学部试验——“逐队入都门，考功就评骘”（《南征·百韵次杜甫北征韵，增三十韵》），得中法政科举人。余达父刚于古历七月将长兄余若煌营救出狱，母亲却溘然长逝，他不得不“奉讳归里”。后来他对此不无悔意：“向使辛亥、壬子之间，瑔不苫块乡园，得周旋于京汉宁沪之间，与今日之健者游，安见南越尉陀，遽不若汉。”（《与梁某书》）余达父作于“辛亥夏五月二日”的《南征·百韵次杜甫北征韵，增三十韵》，完整记述了自己留学日本前后五六年间的经历和思想情感，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勾画出他1910年“奉讳归里”的大致情况：古历十月十八日泊夷陵，二十八日夜泊瞿塘峡口，十一月初七夜泊虎须滩，十七日从重庆出发，十二月一日晨渡雪山关，“季冬月二日，脱驾家园辍”，为母亲守墓半年。1911年“夏六月”，余达父游毕节蟠龙岗，为惠泉寺撰写了楼联：“地从别后，十年绿树清泉，忽见昙云飞鹫岭；我自归来，万里瀛洲蓬岛，每因风景忆龙岗。”古历八月二日，大屯土司庄园“余二爷（当地人对余达父的敬称）家”在同一天立碑8块，碑左均书“若瑔刻石”，在当地传为盛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11月4日，贵州宣布独立。“值武汉首戎，黔中应义，盗贼亦乘之蜂起，不得已出而与乡人维持梓里艰局，被举为临时省议员。共和肇造，国民程度本自难言，其时与行政之有方者议订立法行政之权限，一纸草案，本据法理以成，复有力者忌其锋芒，必欲龁而去之，终虽不能去，已成冰炭。故正式选举之日，瑔虽被选，辞不就任，亦知难而退也”（《与梁某书》）。寓居贵阳期间，余达父作《春兴十五首》《病中喜辉侄书至》等，对辛亥革命后贵州及全国的形势多有描述。
1912年春夏之间，余达父从贵阳前往四川，“与蜀中家族聚处数月”。立秋后二日，《
在上海，余达父曾与安舜钦办《斯觉报》，宣传革命，鞭挞军阀；见过“席间话旧，凄楚欲绝”的一代名妓赛金花，作七律《申浦遇傅彩云有感》。在浙江，在江苏，除《西湖孤山公园》《炼丹台望浙江潮》《邵次公招饮席间和张心燕韵》《元夜出游城南次东坡惠定院寓居月夜偶出韵》等诗作外，余达父还留下了《吴门秋咏十五首·用下平韵，癸丑秋八月廿九夜，自苏台还申浦作》《剡溪女子晏宛若广陵题壁诗十首，凄怆飘零，哀感顽艳，依韵和之》《江南柳十五首·用上平韵，为吴姬柳依依作也，并序》等近40首七言绝句，写美景，言绮情。余达父与苏州女子徐立芳，很可能就在此时相识、相交并且相爱。
“宣南传舍竟如何，曾赋南征百韵歌。新国重来趋白望，时装更欲画青蠃。”（1922年所作《漫兴九首》其六前两联）从1913年冬到1917年夏，余达父寓居北京宣武门一带（今“宣南文化”纪念地），任过法政学校教员、律师等，与黄侃、袁嘉谷、郁曼陀、平刚、安舜钦、周素园、柳诒徵、漆铸成等交游。在此期间，余达父曾作七律《季刚以诗贺余纳姬，依韵和之》，他与第四位夫人徐立芳的结合，应该就在此时。余达父虽然“拙将笔砚安耕凿，耻向冠裳走玉珂”（《漫兴九首》其六颈联），但“惟有章台好杨柳，开门一笑生双涡”（《漫兴九首》其六尾联）的旅寓生活，还是让他感到愉悦。1913年古历十一月十二日，余达父在宣武门外廉价购得宣和（宋徽宗年号）玉印两方，“赏鉴者定为前代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内府故物”，喜爱之至，“适家伯烿先生书来，为余修葺雅堂，遂颜其庑曰‘双玉印斋’，曰‘松声竹韵’”（事见《双玉印斋记》），寄回毕节；1914年古历九月，余达父亲书1912年古历三月所作《
1916年5月8日，陈其美——孙中山最为倚重信任的军事助手、蒋介石最敬佩的人生导师，在上海被袁世凯花70万大洋收买的刺客暗杀，余达父代安舜钦作22韵五古《挽陈英士》，借安舜钦之口，表达了自己对陈英士“君独抗其棱，百折气益坚”的革命精神的赞美，对革命领袖“同志若牛毛，山斗推孙公”的崇仰，还有对袁世凯这个“神奸心不死，睥睨汉皇宫”的暗杀主使者的痛恨。1916年古历四月，在北京明德大学堂任教的著名学者柳诒徵（事见《劬学堂记·柳诒徵年谱简编》）为《
1914年春，17岁的余祥桐在日本病殁。1917年古历四月二十三日，余达父从天津大沽口到横滨接取爱子寓榇。在日本20余日，其间曾作《十四日西京道中阅晚报言中国复辟事》七律二首，以“仓猝夺门真有手，昏庸授柄太无常”、“辛苦马融西第颂，朝来应叹雪盈髭”等句，对张勋、康有为拥溥仪复辟一事，进行了愤怒的指斥和辛辣的嘲讽。回国后，余达父曾在北京短期逗留，“代拟”过《黎（元洪）总统二次通电》，随后启程南归，有五古《秣陵（南京）舟中》、七律《八月廿一夜泊龙家铺枕上口占麻阳县境》《九日雨中过龙里》纪行。再以后，“余九月廿六日至家，廿九日葬亡儿归榇，十月朔即往蜀会葬伯兄”（《郁曼杜大理以衙斋望西山怀余诗见寄，依韵和之》自注）。
从1918年年底到1921年，余达父“垂危之际，复中风疾，右手足拘挛不仁，卧蓐三载，始倚杖而行”（1931年所作《豁然篇序》），除却与郁曼陀的近十首唱和之作，作诗甚少。1919年10月15日，余达父接到电报：一直追随陈英士、孙中山转战南北革命健将余祥辉，戎马倥偬积劳成疾，在上海英年早逝。余达父再一次白发人哭黑发人，作38韵五古《哭辉侄》——“我病已经年，策杖行踽踽。转将衰老泪，哭此千万绪。天末赋大招，伤此支撑柱”（结尾）。1920年古历五月二十日，余达父“用先祖（余昭）四十初度韵”作七律《五十初度》：“入梅天气晻如秋，卧病还乡笑邺侯。久苦闾阎兵未解，岂堪割据势常留。阋墙斗鼠穴中困，跋浪横鲸海内愁。半百生涯忧患里，独乘风雨上南楼。”——卧病还乡，读书度日，而军阀割据，内斗不息，感时伤己，诗人忧国忧民却力不从心。
第四阶段，从50岁（1920）到64岁，存诗近百首，“漂泊西南天地间”（杜甫《咏怀古迹》之一）。
1921年古历二月，余达父在贵阳，与王蔬农、柳小汀等交往。九月底，余达父返乡；十月，第二位夫人陇氏去世（事见诗集十二卷《悼亡》序）。同年古历十二月二日拂晓，“仁怀县礼播里之土贼赵清河、潘凉臣等，率其徒六七十人，捕系吾管庄人陈德周，以攻余宅。财物被散，且舆余至礼播里之龙井，展转八十日。”（1930年夏所作《陈德周墓志铭》），“孤身陷贼八十日，转徙颠连百里间”（《壬戌人日口占·时在仁怀小路乡》），余达父苦不堪言。余达父“三月十日，迨孙旅之刘营兵士搜山，始出盗窟”（《陈德周墓志铭》），于古历四至五月抵达赤水县、泸县，作《端午日泸县观龙舟竞渡》《晨登忠山》等诗。1922年闰五月五日所作《漫兴九首》，回顾十几年来自留日到流落申沪到返乡的艰辛历程，再次对军阀割据、兵匪横行的现状表示不满，忧国忧民却无力回天。
1922年秋，因乡间兵匪频仍，余达父携家入居贵阳。得周素园向省长袁树铭力荐，“时以法制委员任大理分院推事，寻刑庭长”（《戊辰人日时园独酌》自注），从“救贫暂出仕，荐作大理迁”（《戊辰人日时园独酌》）到“我无活国术，投效请归田”（同上），前后五六年。在贵阳，余达父与乐凉澄、马道穆、徐露园、张仲民、向义（知方）、牟思敬（惠老）、王蔬农、聂树楷（聱园）、龙幼安、张绎琴、寇子春等有诗交，所作《张仲民以其先德龙门少尉小篆一卷嘱题》《题牟惠老自娱轩诗草》《题向知方贵山六碑龛联语》《丙寅人日徐露园来，得简展示，则马道穆以拜东坡生日书拟，即次道穆韵答之》《丙寅三月十日郑子尹先生生日和聱园韵》等，论书法，谈诗歌，讲对联，追怀苏轼、郑珍，内容丰富充实，有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1924年古历六月二十八日，在嫁给余达父24年后，40岁的孙氏殁于毕节西门本宅，诗人作五律一首《悼亡姬孙氏》。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到贵阳，余达父“代贵州大理分院”作挽联一副：“卌年革命，两次游京，筹画定规模，忽闻霜露凄零，徒令上将挥神笔；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经纶冠中外，正看风云奋斗，长使英雄泪满襟。”1927年10月，余达父辞官归隐——“去年十月余辞官，不待报，即日首途”（《戊辰十月筑大湾山庄》首联自注）。1928年，在大屯故居及大湾山庄（今毕节市普宜乡大湾子），余达父“小筑园林当招隐，时携笔砚校残书（自注：家藏书三万余卷，多被盗兵所残）”（同上），潜心著述。
1928年冬，余达父为避兵祸前往云南——“民国十八年，宇宙纷戈戟。大盗日殃民，水火争溺炙。我从去年冬，避地滇东客。奢望早驱除，或能安衽席。岂知毒更肆，千里皂蜂蜇。”（《松萝行并序》）1929年正月初七，余达父寓居迤东确佐（今镇雄境内），作七律四首，注倍于诗，对刘显世、彭汉章期间的军阀混战表示愤慨，对周西成这个“独夫”、“天厌童昏”治下的“三年苛政猛于虎”更是深恶痛绝，堪称贵州诗史；从正月十一到十六，6天6首五律，所咏对象都是“偏是逢佳节，三年未照临”的“夜月”，写景清雅，抒情清真，情景交融，虽然“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读来常常令人想起杜甫的经典名作《月夜》，却又像苏轼一样豪迈旷达，无一丝一毫怨天尤人。
古历三月十五日，余达父到达昭通。四月十四日，在乱兵攻打昭通城之前，余达父得到龙涌泉及其子孙的帮助，“涉洒雨河，陟凉山，踏海淖，宿山寺，第三日下峻坡曰磕头坡、石岈口，经炎山入松萝村”（《松萝行并序》），得以避开兵祸。古历九月十日（公历10月12日），奢香夫人后人、贵州讨袁护法总司令、早期的同盟会员、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安舜钦殁于昆明，余达父在“乌蒙客邸”得到噩耗，作五律一首，痛悼其“廿载投艰剧，孤心愍乱危。椎秦疑不中，难鲁去仍滋”的壮志未酬。“矢志追随中山孙公，屡次革命健皆能与”（平刚《安健传》）的世交挚友安健，多年致力于反蒋，逝世前曾赠送余达父一副对联：“革命未成功，齐家勿忘治国；讨逆须用武，桴鼓以代弹琴。”（事见安瑞琮《安健传略》）
1929年初冬，余达父到达昆明，云南历史上惟一的状元袁嘉谷为《
从1931年到1933年，在大屯，在毕节，余达父一边养病一边著述。1934年，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聘余达父为省政府名誉顾问，在离开贵阳8年后，余达父又回到了贵阳——“破春只三日，遂作筑城游。自非不得已，忍此风雪愁。戚颜感羁怀，乱世生百忧”（《后豁然篇》开头）。新春十五日，余达父作《葛崇纲墓表》；稍后，又作《葛继升墓表》。古历四月底，余达父作《题大定双烈园石壁》，纪念在1911年牺牲的辛亥革命烈士谭冠英、简忠义。《
1934年6月25日，余达父在贵阳南通街寓所逝世，归葬毕节大屯故里杉木原，后迁葬黄金乡白泥塘高山之巅。1934年10月，知交挚友、前执政府顾问、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周素园为其撰写《贵州大理分院推事余君墓表》，题写“达父先生墓道 雅道沦亡”；1935年4月，毕节著名书法家熊伯瑔为其书碑文，题写“达父老先生墓道 明德远荫”。碑刻对联其一为：“郁郁佳城，喜见山心钟闲气；遥遥华胄，更从作述大家声。”其二为：“节概应登独行传，典型留作后人师。”
二、余达父思想与情感世界
从1870年到1934年，余达父一生经历了从清朝到民国、从近代到现代的沧桑巨变。从大屯土司庄园的少主人到科举秀才到留学日本，从法政科举人到贵州省法院刑庭庭长、省政府名誉顾问，余达父“平生自写诗成记”（《新秋九日得曼杜书和之》），艺术再现风声、雨声、读书声，忠实记录家事、国事、天下事，不仅代表了当时黔西北诗文写作和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且拥有当时贵州最开放的胸襟视野和最先进的思想理念。真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余达父，不仅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更关心时代、社会、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作为诗人、文化人、法学家、优秀知识分子，他留下的诗文著述，不仅有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且有思想研究价值。
余达父早年崇儒、抑道、尚法，事科举，六次乡试落第；中年钻研法政，留日归来却报国无门，流落京沪；晚年由法返儒，辞去贵州省法院刑庭庭长职务，意欲著书立言，却每每因时局动荡兵灾匪祸而事与愿违。中年以后，余达父很可能还读过佛经和基督教传道书——1910年，曾造访日本普济寺和清水寺并留有诗作；“修罗”（佛教六道之一，十界之一，最初为善神，后成恶神）、“大罗天”等类似佛教词语曾在诗句中出现；1916年在北京所作七律《二月晦日大雪叠前韵》首联“枯坐禅心触妙香，拈花微笑悟空王”写得禅味十足；1929年年底曾“代传圣会同人作”《诔陇举卿文》；《蠖庵拾尘录》第一卷第23则讲“博爱平等之说，自耶教东来，世人皆知其为宗教哲学之真理”，论《晋书·艺术列传》之幸灵为何未成为“东方耶苏（稣）”。
终其一生，余达父以儒、法思想为主导，兼容道、佛甚至基督，构建了自己独具魅力的思想价值空间。儒而不迂不腐，法而不泥不滞，与时俱进，开放包容，在余达父这个彝族文化人的身上，体现了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开眼看世界”的许多可谓“超前”的进步理念。
（一）一生崇儒，却每每事与愿违
作于1896年前后的十首五古《咏怀》，集中表达了作者早期的思考和追求，是我们了解、理解余达父的一扇窗口，一面镜子：
其一赞孔子、孟子，对比至圣、亚圣身前的艰辛与身后的荣耀，勉励自己，“尼山叹道非，没为万世模。邹邑讥传食，战国大丈夫。当其生存日，众喙交诋诬。遥遥千载下，大道塞寰区”；其三、其四评述董仲舒（“学为汉儒宗，醇正兼精敷”）、贾谊（“文为西京冠，班马资先辟”）、扬雄（“惜哉扬子云，剧美瑕白璧”）、袁绍（“扰扰袁本初，徒自夸簪缨”）等，赞美“平生好著书”的许慎（叔重）、郑玄（康成）、马融、贾逵等在学术上的薪火相传；其五高度评价东汉末年在党锢之祸中舍生取义的范滂、皇甫规等“千载名贤烈”，对李膺、郭泰等反对宦官的士林领袖表示倾慕，以“吾慕郭林宗，浊世标清洁。吾希李元礼，叔世维风节”表述了自己“激扬丑正别”的人生价值取向；其六、其七、其八，非议黄宪（叔度）、朱买臣（翁子）、袁术（公路）、卫青、霍去病、金日磾、张汤等个人或家族，将这些侥幸得志者与“功名殊寂寥”的名将李广、马援，还有“位不列中朝”的贾谊、董仲舒作了对比，愤懑不平之气跃然纸上，借咏史控诉黑暗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公平——“铜臭百万钱，便食三公禄。比邻有原思（孔子弟子原宪，字思），日午犹枵腹”；其九称颂陶渊明的“高旷近无偶”，“生平畏折腰”，“身是羲皇人，性爱山林叟。东篱种野菊，前门植高柳”；其十叙写杜甫才高志远却仕宦卑微事与愿违，与苏轼的“英声振九围”、“一日遍天下，实至名亦归”形成对比，写作此诗时，余达父明显羡慕苏轼而怜惜杜甫，希望自己既有功名又有文名。
传统儒生注重修身、正己，渴望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余达父通过《咏怀》所表达的是非爱憎，与传统士子大同小异。自己6次科考落第，长兄余若煌遭赵尔丰寻隙陷害蒙冤入狱，鸦片战争后国家内忧外患屡战屡败人民积贫积弱，让余达父深感清朝社会政治的黑暗腐败。“家国多艰虞，岂任终驽劣。意欲与世绝，废食遂咽噎”（《南征·百韵次杜甫北征韵，增三十韵》）。1906年春，濒临绝望的余达父，“手携儿子辈，远游万里越。泛还求大药，或有生民术”（同上），5年学成归国，除了一个所谓“法政科举人”的资格，尚未“分配”一官半职，就因母亲去世而离京南返。
从1918到1921年，余达父卧病居家，读书度日，而川滇黔军阀割据、内斗不息。1921年年底，久病未愈的余达父，在大屯故里落入仁怀“土贼”之手，在龙井、小路乡等地辗转80余日，历尽艰辛。1921年，余达父在贵阳作《王蔬农以照相嘱题》，表达了“我欲病中笺孟子，姓名寥落赵邠卿（赵岐，东汉著名学者）”的强烈愿望。1924年前后，余达父在贵阳曾写《庙食》七绝二首，讽刺“满地叔孙诩圣人”、“而今翻拥烂羊头”的尊孔祭孔，对欺世盗名的假儒深恶痛绝。
“瑔自束发受书，饫闻祖训庭训，颇厚望于读书明道，学古通今，卓然上企于古儒者之林”（《致李岑秋先生书》），读余达父的作品，我们可以感知他对王夷甫的空谈误国、王安石的刚愎自信、赵尔丰的滥杀无辜、叶名琛的纸上谈兵、袁世凯称帝冒天下之大不韪、张勋复辟的不满或愤慨，对尹珍、诸葛亮、谢安、马周、韩愈、白居易、范仲淹、韩琦、苏轼、王阳明、郑珍等古代圣贤的由衷喜爱推重。从1928年到1934年，大半辈子颠沛流离却在仕途上一事无成的余达父，郑重选择了对真“儒”的回归——“须发早星霜，患难尤无妄。故使中年身，忧伤多凄怆。上怀黔文献，唯有柴翁（郑珍晚年自号）亢。下悯斯民伤，饥溺元由障。欲传郑学薪，盱衡经巢（郑珍有《巢经巢诗集》）访”（1923年所作《题牟惠老自娱轩诗草》）；“理我旧事业，训诂词章粕。上窥许郑学，下衍刘玄焯。是磨陶谢真，张皇杜韩弱。盱衡万古心，订定千秋约”（1930年10月所作《豁然篇并序》），希望能安心著述。可是，兵祸匪患又迫使他不得不像杜甫一样“漂泊西南天地间”，只留下相当有限的几本著作。
“嗟乎！自昔地利无常险，坐谈纸上犹空言。安得大手一一区画而整饬，巩固疆域奠乾坤”（《题杨惺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吏疵民瘼未全除，循良抚字艰勤劬。小知大受且无拘，不负所学非滥竽”（1906年所作《送黄仲宣如桂林》）；“匹夫有责与兴亡，吾谋果用当谔谔。但使饥溺登衽席，我辈何妨乐后乐。酬君此语非谩言，深信真理归平博”（1912年和刘贞安兼以赠别）。余达父原本渴望自己既有功名又有文名、既立功又立言，欲救国民于水火之中，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厚望今日吾国之人民能重视医学与伦理、文章、法律、政治、理、工、农、商同为一揆”（1911年所作《葛季皋医案序》），却“纵有文章惊海内，岂知书剑老风尘”（旅居北京所作楹联），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他用自己颠沛流离的大半生经历，见证了从清末到民国的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
杰出史学家陈寅恪在1943年所作《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对中国文化有过这样的论断：“华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宋自艺祖太宗作育人才，真、仁之间，名贤大儒辈出，一时之盛，三代以下不数见。”（早期史论《元佑（祐）君子党论》）余达父像陈寅恪一样推崇宋代学术之复兴，更倾向于以儒报国、以德治国、以文化教育立国。在1911年夏5月所作《葛季皋医案序》中，余达父曾如此表达自己对世界国家民族社会进步的理解和思考：“世界列强，其国势之蒸蒸日上者，皆以医学一科与伦理、法律、理、工、农、商平列而尊重之，其何故哉？盖列国之所谓圣帝明王循吏能致长治久安之业者，其要不过曰排去人民之患难，增进人民之幸福而已。”“去年化去之德意志医学博士可夥（今译“科赫”，1905年发表控制结核病论文，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为发明微生物学之初祖，其盛名震于全球，不减于伦理、哲学之康德，法律学之拉庞得耶凌克（今译鲁道夫·冯·耶林：1818～1892，德国19世纪著名法学家，缔约过失理论创始人，著作有《罗马法的精神》等，哥廷根今有“耶林大道”）辈，则德意志之雄长勃兴，共推为世界学术之中心点，岂幸致耶。”他希望中国像日本那样善于学习“观念一新，国势勃兴”，像德国那样成为“雄长勃兴”的“世界学术之中心点”，可“廿年不见烽烟靖，大盗殃民日渐臻”（1928年所作《十一月廿三日过阳平陇氏蔼吉堂》）的社会现实，一再将他的理想扯成碎片。
“士负才积学，方自任以天下之重；乃仕既见沮，处又弗宁，荒山野屋之中，求为老农老圃而不可得。纲纪堕废，廉耻汩亡，豺狼当道，魑魅瞰室，此何如景象！尚为国有人乎？”（周素园《贵州大理分院推事余君墓表》）余达父的人生悲剧，也是中国历史上诸多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不幸。
（二）抑道尚法，却像庄子一样批判黑暗现实
余达父作于1896年前后的《咏怀》其二，指斥老子、庄子，激赏商鞅、韩非，欲以法家之术救道家之弊：“老庄侈虚无，商韩尚深刻。汪洋信无当，坚深亦难得”，道家“漆园与柱下，耄矣托微职”，“曰道在玄冥，仁义为之贼”，“清谈误人国”，“流毒至今日”；法家“弃魏而囚秦，发愤摅胸臆”，“用术恣横奇，姬孔应难测”，“刑名务遗则”。但余达父并未因此将道家思想完全摈弃，他的一些抨击社会现实的讽刺作品，像《咏蝉》《拟行路难》等，确实可以让我们感受到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子的气息，这正如柳诒徵《
1906年春，余达父怀着“求师过海参新理，愍国回帆想大同”的理想东渡日本，入江户和佛法律大学。“浮海志士五千辈，橐笔僵作秋窗蝇。名法理数文肤浅，诸生苦比太学经”（《送盛倚南归国》）的艰辛苦读，使他学到了新知，开阔了眼界。1907年冬，舒毓熙“以山口氏之口授为根底，旁征博引，淘其冗而撷其精”编成《平时国际公法》，余达父为之作序，在文章中结合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追溯人类、国家、国际和国际法的起源，慨叹“中国自秦统一以来”“不知有国际法久矣”，“强则禽兽夷狄视外国，或卵翼而雏彀之；弱则割地迁都，甚者据而代之，而今日之外交著著失败又何足云，此皆由国人误视一国家为一世界，不知复有国际，则不特不知法，亦并忘其国矣”，日本则知中国所谓“万国公法”之不详而更正之，“观念一变，国势勃兴”，希望国人读了舒毓熙的著作，“憬然悟，幡然改，将有投袂而起之日矣”。
贵州辛亥革命成功，余达父于1912年春当选省立法院议员、临时副议长，“其时与行政之有方者议订立法行政之权限，一纸草案，本据法理以成”（《与梁某书》），云南军阀唐继尧“不意议员有此胆（识才）干，殊惊愕”（见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但“复有力者忌其锋芒，必欲龁而去之，终虽不能去，已成冰炭”（《与梁某书》），诗人在正式选举之日，虽然当选，辞不就任，最终流落京沪，5年志事无成。
逗留上海期间，除创办《斯觉报》宣传革命、抨击军阀外，余达父为旅沪蜀商会“代拟”致内阁总理熊希龄电，“恭请大总统简前清四川总督王人文为宣抚使，解散湟池之盗兵，怵恻入井之赤子”，使四川黎民百姓避免了一场“大总统维持共和，平定内乱，命将出师，声罪致讨”的战祸。在北京，“乞米长安，吹箫吴市，是不特不能致此身救助国家之兴亡，并自身之生活，亦不能自卫”（《与某总长书》）的余达父，曾作《与梁某书》等，毛遂自荐。1917年古历六月二日，余达父曾“代撰”《黎（元洪）总统二次通电》，在文中反复重申：“元洪受国民委任，承乏为副总统、大总统，虽德不称位，才不称职，然皆依法律成立，则元洪之一举一动，自不能不悉依法律”；“盖元洪个人之生死，虽可置之不顾，然不能以四万万同胞所托命之法律供我牺牲也”；“元洪今日不能委职轻去，不敢违法越权，迁就个人生死存亡。”可黎元洪很快被迫下野，余达父侘傺南返。
从1922年到1927年，余达父在贵阳，担任贵州省法院刑庭庭长，“卑官任大理，市狱扰难却。于张无冤民，持正尤嫉恶。但苦民生困，苛政如火灼。道胶止河浊，何如逃冥漠。抽版付长官，永脱湿薪缚”（1931年所作《豁然篇并序》），因理想破灭而像陶渊明一样选择辞官归隐。1925年，黔军将领彭汉章回贵州主政，余达父曾代表法院全体人员作《彭仲文省长就职祝词》，为贵州的未来发展献计献策：民生凋敝，得让百姓休养生息；或诛杀或招安或遣散，消弭匪患；淘汰冗兵，让军队更精锐更有战斗力；整肃吏治，杜绝贪墨；严格执法，昭雪冤狱；对食货盐铁征收重税，储备司农财政以备国用……但彭次年便被“桐梓系”军阀赶出了贵州，周西成主政贵州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任人惟亲——“豺狼当道攫人食，狐鼠纵横昼攫金”（《己巳（1929年）人日春感》），余达父“壮年负笈走倭京，法政钻研想治平。欲向申韩争讲席，更论盐铁著经生”（1922年所作《漫兴九首》其五前两联）的愿望再一次成为泡影。
在毕节，在贵州，余达父大概是最早将“民权”“民主”“共和”“国际”“国际法”之类新词语写进诗文中的作家，然而他对法和法治精神的高度重视，却遭遇了从清末到民国传统人治社会的强势狙击，失望绝望之余，辞官理所当然——“皋陶迈种德，谟训垂典编。岂知城旦书，不逮蹠蹻篇。荏苒五六稘，四民解倒悬。我无活国术，投效请归田”（《戊辰（1928年）人日时园独酌》）。
“惨令天国变修罗，卢梭梦见应惊却。我赋大招招国魂，欲促进化披蝉壳”（1911年《和刘贞安兼以赠别》）。儒家德治理想遥遥无期，法家法治理想最终破灭，自己想像卢梭一样“赋大招招国魂”、“促进化”，而“国民程度本自难言”（1913年所作《与梁某书》），现实社会因军阀混战每况愈下，才过而立之年便“死丧之威我孔怀，难将伤恸遣天涯”（1922年所作《漫兴九首》其八首联），国家不幸法学家不幸诗人也不幸，这其中有多少令人唏嘘涕泣的酸甜苦辣！
“早治经韵，穷研子史。词赋诗歌，乃其余事。
（三）同情改革，倾向革命，思想进步，却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余达父的一生，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庚子事变、日俄战争、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北伐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也见证了水潦、大屯彝族土司庄园改土归流后由盛到衰的分崩离析。清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军事失利、外交挫败、经济凋敝、教育落伍让他悲观绝望，民国建立后二十多年的争权夺利、军阀混战、盗贼横行、民不聊生、“共和肇造，国民程度本自难言”（《与梁某书》）让他失望痛苦，国难与家难的交织、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让他辗转反侧死不瞑目。
余达父渴望革新，同情变法。在早期文章《秦始皇帝论》中，他曾大声疾呼：“法积久而弊生，弊则不能不变，变之诚善，历万世而长治久安可也。”“秦之亡，非亡于变法，特亡于不能行所变之法耳。”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六君子”被杀，余达父所作《拟行路难》和《拟行路难补遗》，以黄雀喻佞臣，以“瑶池阿母”喻慈禧太后，以黄雀得幸“鹰鹞殪尽”喻政变结局，以“君不见贾长沙，才高年少被迁逐。又不见冯敬通，雄文贞义老颠覆”表达科考落第、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痛苦，对维新志士的同情，对统治者的不满跃然纸上。洋务运动初始，朝野曾为能否修建铁路吵得沸沸扬扬，余达父写七古《火车行》，对抱残守缺、阻挠社会进步者的指斥振聋发聩：“铁路焚轮九万里，呼吸瞬息同庭堂。浅陋矜喜迂士沸，蟪蛄朝菌终无长。果使辅轮不自坏，中国交轨仍非妨。倘以朽索驭六马，辇毂猝起皆殊方。”
尽管革命已成为时代风潮，但余达父并未盲目追随。“不谓意见不合，意气乘之，意气用事，意见扰之，荆公遂悍然不恤流为小人，诸君子亦不耻独为君子，干戈起于萧墙，仇衅争于同道，甚而蜀落内讧……”在早期文章《元佑（祐）君子党论》中，余达父这样表达过自己对司马光、王安石两党之争的反感。“东汉刊张，黄巾飞扬；牛（僧孺）、李（德裕）标榜，藩镇强梁；东林复社，马（士英）、阮（大铖）猖狂；舒王（王安石曾封舒国公）秉国，官礼遗殃；余丑（指蔡京、章惇辈）济恶，流毒未央”（同上），对汉、唐、宋、明历朝的党争党祸，余达父可谓了然于胸；虽然“崇天党碑，千载犹芳”，但“虽曰遗芳，何如稷、契。皋、夔之扬，拜于一堂”（同上），余达父最希望的还是稷、契、皋、夔明君贤臣济济一堂，这大概是他不愿加入任何党派的原因所在。“蜗争有限终何极，博得青山号夜郎”（《咏黔中事迹古人分得唐蒙》），“援辽兵变渝城开，十万铁骑横江死”（《梁王台怀古并序》），“旧读山阳史，征东亦壮哉。挈提百万师，丰臣真霸才。箱根頫江户，指点如心裁。割取关八州，付人作二陪。一朝华屋逝，霸业全倾颓”（《己酉冬仲重游箱根仍宿环翠楼四十二韵》）……大概是出于对中外历史的深刻体察，余达父对战争、流血、暴力，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冷淡。
侄儿余祥辉、世交安舜钦、挚友平刚都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余达父却始终与革命组织保持着一段距离。平刚与余达父不仅是故交，而且一同“留学日本东京，朝夕共处四年”（《余健光传》），如果余达父真要投身革命成为同盟会员，不会没有机会，但“余见其义愤刚直之气，百折不回，甚钦其为真性情人”（1917年在北京所作《平少黄感遇集序》）；“闻少黄从事革命，窃喜其进取之勇，然未深窥其奥”（同上），钦佩平刚的“真性情”，欣赏革命者的“进取之勇”，却不愿对革命进行深入研究，这大概就是余达父的政治立场。“余性好词章小学，而少黄喜谈法理，久之，少黄迁其所好，与余同谈艺，益相得。余常以日本语文法，请指于少黄，少黄亦时以词章就正于余。其后，少黄亲从余杭章氏游，肆志于音韵小学古文词矣”（同上），我们可以从余达父与平刚在日本的交往，推知“学人”余达父与革命家平刚的细微区别——前者一心求学，似乎“两耳不闻窗外事”；后者则同老师章太炎一起，一边从事革命，一边研究学问。
余达父真正的兴趣在学问不在革命。被余达父赞誉为“无双经术黄江夏，有托风怀李义山”（《季刚以诗贺余纳姬依韵和之》）的黄侃，曾在1907年第十八号《民报》上发表文章《释侠》鼓吹暗杀，也曾从日本回湖北家乡发动武装起义。辛亥革命成功后，黄侃却“自度不能与世俗谐，不肯求仕宦”，“壹意学术，退然不与世竞”，从革命家“黄十公子”华丽转身，变成了国内多所著名大学的教授，被后人誉为“一代国学宗师”（转述自《漫卷诗书——陈平原书话》中《当年游侠人——关于黄侃》一文）同样治音韵训诂之学，同样擅长吟诗作赋，同样喜欢友朋酬唱、美食冶游，同样性情中人落拓不羁仿佛魏晋名士……余达父能与黄侃成为“蛟蜃楼台不夜城，高轩过我任呼兄”（1916年所作《闰端阳夕，季刚过访，谈前人集中有〈闰端阳节客沪上，听汪翠娘琵琶〉，季刚和之，余亦次韵》）的莫逆之交，学养志趣相投应是主要原因。
“颇闻孤注说，破坏建设继。惜哉闻空谈，著手何时励”（1908年在日本所作《岁寒吟》），对那些夸夸其谈的口头革命者，余达父嗤之以鼻。对那些真正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家，余达父却发自内心地敬佩、讴歌。1906年，年仅22岁的湖南革命志士刘道一回国领导起义失败，成为同盟会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其妻曹庄惊闻噩耗，两年后自缢殉夫，余达父曾分别作古体诗《衡山哀》《湘娥怨》，赞美烈士，哀悼忠贞，悲壮凄婉。1907年4月19日，陈不浮（又名陈天听）乘日本“博爱丸”轮船回国，“恨微躯不能以一木支大厦……希冀振起吾同胞萎疲困惫之呻吟”，像《革命军》的作者陈天华一样蹈海殉国，余达父曾“集同意之诸人，想象烈士之英魂毅魄，唏嘘为文，望海天之洪阔深远处而祭之”。1916年陈英士被暗杀，1919年余祥辉积劳成疾英年早逝，1929年安舜卿殁于昆明，余达父都有诗痛悼。1934年，在去世前两个月，余达父还作诗《题大定双烈园石壁》，纪念在1911年贵州辛亥革命中牺牲的大定烈士谭冠英、简忠义。
贵州辛亥革命成功后，余达父来到省城贵阳，被选为省立法院议员、临时副议长，总算有机会可以在法政领域一试身手，但宪政派、地方官绅、团练势力和贵州自治学社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滇军应请入黔，唐继尧等强行将立法院改为省参议会。“公是公非付公论，谤木高标谏鼓喧。怨毒清流终报复，衣冠今日竟崩奔。无枝乌鹊飞三匝，当道豺狼啄九阍。但使卢梭犹在世，也应徒手拯黎元。”（《春兴十五首·壬子正月寓筑垣作，用上平韵》第十三首）一如诗中描述，周素园、余达父等坚持行使立法院体制权限，不但不承认非法就职的“伪都督”唐继尧，还要指控“以私人名义串借外债、认销滇盐事，将声罪致讨”（周素园《贵州血泪通告书》）的一干权要。唐继尧等组织诬陷反击，结果把周素园、余达父和自治学社的议员一并除名。（事见姜钟彝《贵州少数民族为捍卫辛亥革命成果所作的斗争》）
“胜广发难气易骄，温操窃据辞难托”（《刘问竹书余雅堂诗集后长言四十韵，次韵和之，兼以赠别。时新秋三日，问竹严装归奉节，行有日矣》）——像陈胜、吴广那样的起义者容易骄傲气盛，这会为像桓温、曹操那样的军阀窃据政权掠夺胜利果实提供借口，这是余达父对贵州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理性总结和深刻认识：贵州自治学社轻而易举取得革命成功后，像张百麟那样的决策者骄傲自满，争权夺利排斥异己激化矛盾，致使云南军阀唐继尧应宪政派、地方官绅和团练势力之请入黔。“自治学社不懈努力完成了推翻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建立‘大汉贵州军政府’的历史任务，却又因取得胜利后的一系列失误，断送了新生的革命政权”……范同寿先生在其2008年9月出版的《贵州历史笔记》中曾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来估价自治学社在贵州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他的研究结论，与余达父的见解可谓不谋而合。
对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伟大历史功勋，余达父也有过精辟总结：“天道剥必复，人事变则通。帝制五千年，一荡方成功”（代安舜钦作《挽陈英士》）；“天道穷则变，人心抑更扬。金堤溃蚁穴，火汁裂崑冈”（《题大定双烈园石壁》）。“回忆西风九月吹，竹王城上帜离披。绿营细柳迎黄祖，玉帐高牙拥敬儿。未老赵佗娱自帝，无家杨仆请偏师。劫来一局成嬉戏，走死流亡恨已迟”（《春兴十五首》其四），这是余达父对贵州辛亥革命的完整记述。革命成功并未给中国给贵州带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社会大进步，余达父对此深感失望和不满：“只愁蚩蚩氓，共和尚成假。吏治益恣睢……弱肉恣强食……但闻搜求辈，剔肉骨亦剐”（1912年所作《病中喜辉侄书至》）；“岂知洪宪元，未及十日酺。后来因仍者，陋简无建树。国是竟蜩螗，南北纷解组”（1919年所作《哭辉侄》）；“建元已一纪，新国方俶扰。南北沸干戈，盗贼乘骄骄。民生困憔悴，展转沟壑殍”（1923年所作《送张仲民东游沪渎》）；“廿年未见烽烟靖，大盗殃民日渐臻。去国暮冬风雪里，羊昙痛哭益伤神”（1928年所作《十一月廿三日过阳平陇氏蔼吉堂》）。
1906年秋，余达父刚到日本即断发，尽管有“回首神州黯陆沉，千钧一发情尤迫”（《断发》）的社会背景，也有“今年携稚来扶桑，渡海名士多如鲫。形形竞作圆顶相，赘旒截取心适获”（同上）的“赶时髦”，但诗人的“但恨尘根太种种，伐毛应期无留迹”，更多的是身体审美需要而不是革命需要——“因缘绪缕一扫尽，峥嵘头角方隆赫”、“拔毛能利胡不为，披发入山太可惜。况复损上可益下，鬑鬑已补髯如戟。”
比余达父早三四年，21岁的鲁迅也在日本断发并照相纪念，还在送给好友许寿裳的照片背后题诗一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辫子的有无，成了是不是清朝顺民的一个标志。”（朱正《鲁迅三兄弟》第23页），鲁迅剪掉辫子并题诗明志，其反清、爱国的政治立场显而易见。但鲁迅虽曾秘密加入革命组织光复会，却从未参加过暗杀起义之类的具体革命行动。辛亥革命成功，绍兴光复，鲁迅也曾经欢欣鼓舞，但他很快便发现了革命的另一面，后来他写出了《怀旧》《药》《阿Q正传》《风波》《太炎先生二三事》等作品，对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余达父对革命和革命党的态度，颇类鲁迅先生。
（四）作为被戕害者，曾对八股科举反戈一击
李贽、徐渭、冯梦龙、吴敬梓、蒲松龄、黄仲则……考察明清八股科举，我们会发现，大凡在文艺创作上卓有成就者，在参加科举考试时都并不成功。余达父20岁补毕节县学生员，40岁才成为“法政科举人”，“棘闱六战北，萤案一经守”（《送杨叔和大令之官鄂中》），科举制度曾让他苦不堪言。
“达父少好学，于书无所不读，务记览，工词章，谓青紫可拾芥取，而试辄不售。”（周素园《贵州大理分院余君墓表》）余达父曾有六次科考落第的成长记录，《癸巳下第出省垣》《读阮嗣宗咏怀诗》《拟鲍明远东门行》《道中闻秋闱揭晓名录》《岁暮》《宫怨》《古砖歌》《送崑圃弟由蜀之滇》《汉宫》《九月七日出筑垣》《昭君曲》等作品，写尽了到省城应试屡败屡战却又不得已而为之的矛盾痛苦，散文亦然——“役于世俗科第之文，得丧感其心，毁誉夺其识，跋崽如狼，局促如驹，遂使器识学问，皆飘忽影响无所为，特立不拔者竟此沉迷，则流极不知伊于胡底”（《致李岑秋先生书》）；“垂白慈视，两两在堂，早年厚望儿子之意，百无一遂心咎，更何可言，是以仍循故事，尚恋恋于制科功令所著之业”（《与葛正父书》）；“因变科在即，兼涉猎西学各书，致治经之力不能无多分于此科之第一道，瑔本意早无鸡肋之恋也”（《致李岑秋先生书》）。
“腐儒枉读书，十载寒窗故。际会感风云，文章薄月露。再接且再厉，矻矻犹争务。文字入膏肓，经籍皆沉痼。亦知此计拙，已错何容铸。长此老烟霞，未免生才误。慷慨天人才，沦落子虚赋。”（《岁暮》）这些诗句自我总结自我反省，沉痛悲愤：明知道“腐儒枉读书，十载寒窗故”、“亦知此计拙，已错何容铸”，明知道“际会感风云，文章薄月露”、“长此老烟霞，未免生才误”，明知道要追求富贵利禄，必须“再接且再厉，矻矻犹争务”，却不得不“文字入膏肓，经籍皆沉痼”、“慷慨天人策，沦落子虚赋”……这首《岁暮》诗，可谓封建科举制度的末世之音！
因为深受科举八股之害，所以余达父反戈一击检讨批判科举制度也来得相当深刻：“元明清帖括，八股尤卑卑。英雄入吾毂，消磨骨与皮。纵有腾达者，所学非所为。只是贼人才，培养何所资。”（《寇子春丁卯重赋鹿鸣纪言·二十四韵》）“应制试帖诗，始于唐天宝十三载。玄宗之御勤政楼试四科制，举人于策外加诗赋各一首，相沿千余年。至清之癸卯（1903）乡试，而试帖诗与八股文俱废。此无关人事、政治之文章，其宜废早矣，而偏能沿袭如此之久，可见中国人保守性质之固。”（《蠖庵拾尘录》第一卷第六则）
（五）像杜甫一样“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的诗歌创作追求
1903年，“平生第一知己”、在北京任刑部陕西司主事的葛正父“强起盲生问蹊径”，“降尊自称诗弟子，百篇投我随讥评”，余达父感慨“平生知音能几人，敢吝所学无言诤”，作七古《再寄正父长言》，比较详尽地阐明了自己学习诗歌的路径与艺术追求：从汉魏风骚学精神，向晚唐北宋学格律，以遗山（元好问）、玉溪（李商隐）为梯磴仰望“山斗宗师”杜甫；既要学习古人又要自出机杼——学苏、黄可以，但不能亦步亦趋，只做俯仰随人的优孟；只讲究技巧和辞藻“陈奇斗巧翻新咏”，不是创新而是“旁门斜途”的“伪体”；既要有“悦俗耳”的“筝琶筑缶”（“洪”），又要有“动天听”的“朱弦疏越”（“纤”），雅俗共赏才能“贯彻洪纤出幽夐”。这是作者认可的学诗正途。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未及前贤更无疑，递先祖述更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对比阅读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其五、其六，我们可以发现：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以“攀屈宋”“亲风雅”为目标，无论古人今人，只要有“清词丽句”，他都愿意“转益多师”；即便是对“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李白《古风》）的齐梁宫体诗，诗人也要“别裁伪体”，批判地继承。余达父“生平好奇读楚骚，招魂意营增冰状”（1895年所作《十二月十五日晨起》），“上接风流师屈宋，远增壁垒望曹刘”（1897年前后所作《除日祭诗》颔联），同样“不薄今人爱古人”，否定“陈奇斗巧翻新咏”的“伪体”，既注重思想情感内容，又强调炼字炼意，以杜甫为正宗转益多师，从汉魏风骚学精神，向晚唐北宋学格律，其“筝琶筑缶悦俗耳，朱弦疏越动天听”、“贯彻洪纤出幽夐”的创作理想追求，更明确更具体，不仅继承了杜甫的诗歌精神，而且有自己独到的审美体验和理论拓展。
“文章百世后，光焰烛天辉。唐代设词科，斯人道且非”（1895年所作《咏怀》第十首），“四更吟老杜，千里梦希夷。傥（倘）可斯人作，师乎是我师”（1896年所作《夜起翫月》其三颈联、尾联），“二十年前研杜集，几回清梦到夔州”（1906年所作《过夔府》）……杜甫在余达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诗人可以媲美可以替代。在余达父现存609首诗作中，有至少15首模拟杜甫或用杜甫诗韵；杜甫诗歌“以序为题”的特点，在余达父40多首诗作的标题中得到了反映；由杜甫所开创的“组律”（几首律诗作为一组）在余达父笔下得以继承和发展（如《意园八咏》、《感事次杜工部诸将五首韵》、《和慎斋先生秋感韵用杜秋兴韵避元韵》、《春兴十五首》、《漫兴九首》等，都可谓组律佳作）；对杜甫所开创的“拗律”（把古诗的音调、句式嵌入律诗），余达父也有过创作尝试——诗集十四卷有《庚午（人）日禄介卿招游黑龙潭，同行者李子鬯、王铁珊、徐从先。次壁间揅经老人（阮元）二律韵，余作拗律》（2首）。
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余达父诗歌受李商隐影响极大：1909年古历二月二日，余达父“散步江户川壖，偶忆玉溪生二月二日江上行诗”，曾“即次其韵”作七律一首；在余达父的诗集中，命名“无题”的有22首，其中1909年冬作于日本的二首特地注明“用玉溪生昨夜星辰昨夜风韵”。在余达父的几十首描写爱情“情言绮靡肠百折”七绝中，我们还不时可以感受到晚唐“刻意伤春又伤别”（李商隐语）的杜牧气息。“文字结习度春秋，平生最佩苏眉州”（1926年所作马道穆《拜东坡生日》答诗），“九百年间变今古，文章气息湖山主”（同上），苏轼的诗文风格，对余达父诗文的影响也不可小觑。
对清代诗人，余达父最欣赏王士禛，最佩服郑珍。王士禛是山东新城人，清代中叶的诗坛领袖，他在诗歌创作上标举“神韵说”，要求诗歌应有清亮的音节、高妙的意境和天然的韵致，富于言外之意，曾风靡一时，《带经堂诗集》是其作品集，《秋柳四首》是其成名作。在余达父诗集卷三中，不仅有形神毕肖的《秋柳·次王新城韵》七律四首，而且通过《题带经堂诗集后》里“我读公诗撞玉杯”“我读公诗一太息”“我读公诗和瑶琴”这样的诗句，表达了对王士禛的推崇。余达父晚年，特别服膺“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经训一菑畬，破此南天荒”（钱仲联《近代诗四十家》）的“西南巨儒”郑珍：“上怀黔文献，唯有柴翁亢。下悯斯民伤，饥溺元由障。欲传郑学薪，盱衡经巢访”（《题牟惠老自娱轩诗草》）；“晚年遗稿尤精粹，杜之秦蜀忧虞中”《丙寅三月十日郑子尹先生生日和螯园韵》；“静读公诗数甲子，沧桑往复心神通”（同上）。
“吾人读书贵卓识，古今薄爱失差等”（《怀龙小邨茂才》），“文章坚卓涵唐宋，黄陈韩孟我厥（鞠）躬”（《丙寅（1926）三月十日郑子尹生日和聱园韵》）……余达父喜爱的古代诗人，除上文提到的屈原、宋玉、曹植、刘桢、杜甫、韩愈、孟郊、李商隐、杜牧、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元好问外，还有《读阮嗣宗咏怀诗》里“升沉两无意，无用作诗才。幽玄而沉郁，慷慨含清哀”的阮籍、《咏怀》第九首里“身是羲皇人，性爱山林叟。东篱种野菊，前门植高柳”的陶渊明、《旅夜》第一首尾联“长安多韵士，谁叹子昂琴”的陈子昂，《阅蒋苕生重搜逸卷诗有感》中“藏园才地重词林，尤索潜蛟费苦心”的蒋士铨、《书饴山老人因园集后》“嗟乎先生负盛名，只因歧创功愈进”的赵执信等，对这些诗人的作品、生平经历和创作得失，余达父都如数家珍别有会心。
尽管“词赋诗歌，乃其余事”（平刚所题像赞），但对余达父来说，读诗，学诗，作诗，和诗，博取百家，自出机杼，已经是他生命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拟鲍明远东门行》《四月十五日游陶然亭和香冢诗韵》《登甲秀楼次鄂文端韵》《庚午日禄介卿招游黑龙潭……次壁间揅经老人二律韵，余作拗律》《怀西洞精英砚，用朱竹垞梦砚歌韵》《竹醉日塚原梦舟招饮寒翠庄消夏，和厉樊榭夏至前一日韵二首》《题杨惺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王湘绮法源寺留春宴集诗韵》依次涉及鲍照、白居易、鄂尔泰、阮元、朱彝尊、厉鹗、杨守敬、王闿运等古今诗人、名人。余达父与苏曼殊、黄侃、郁曼陀、平刚、万慎子、刘贞安、袁嘉谷、葛正父、杨绂章、牟思敬、聂树楷、马道穆、周素园、葛天回等人高山流水的诗歌酬唱，允称风雅。余达父与森槐南、永坂石埭、永井禾原、塚原梦舟、土居通豫、静罔村松研堂等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汉学家的诗交，更是堪称盛事。
步武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道路，像杜甫一样转益多师、“不薄今人爱古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让余达父取得了黔西北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卓越成就。
（六）重亲情，重爱情，重友情，重师生之情，重文化交流，像杜甫一样富有人情味
“男儿自欲致公卿，拙计依人无赖情。才地不堪苏轼比，功名当与马周争。三年大鸟冲天翼，一点神龙破壁睛。但使微声留竹帛，买山招汝作躬耕。”（1896年所作《送崑圃弟由蜀之滇》七律三首其三）10岁过继为嗣，成为大屯土司庄园第十一世传人，“拙计依人”寄人篱下坐享富贵荣华，并不是余达父最理想的人生状态。他之所以要“棘闱六战北，萤案一经守”，乃是为了通过科举“男儿自欲致公卿”自立自强——“三年大鸟冲天翼，一点神龙破壁睛”；他最理想的人生道路，乃是像诸多古代圣贤那样，功成身退，隐林泉，躬耕陇亩——“但使微声留竹帛，买山招汝作躬耕”。八股科举的腐败，社会政治的黑暗，很可能还有来自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和不信任，让他的梦想几乎成了泡沫。
1910年余达父母亲逝世，他放弃在北京的工作机会，回家尽孝守丧半年。1917年长兄余若煌逝世，余达父先作《丁巳四月二日哭伯烿先生》，后又作《亡兄伯烿先生行状》。1929年三弟余若琳在云南曲靖去世，余达父作《寄怀三弟寿农》。1900年原配安夫人去世，余达父作《悼亡九首》，后又作《亡妻安孺人墓志铭》。1921年古历十月二十九日，第二位夫人陇氏亡故，余达父作七律《悼亡》一首，感伤愧疚：“百年过半多哀感，又值安仁悼妇余。满地干戈兴盗贼，平生辛苦事拮据。归来久客心方喜，从此相思意更虚。我本黔娄偏后死，累他常念病相如。”1924年古历六月二十八日，第三位夫人孙氏没于毕节西门本宅，留下才6岁的女儿余祥元，余达父作五律《悼亡姬孙氏》，哀痛惨怛：“二十四年间，风花若等闲。当时好儿女，今死历忧患。我是添蛇拙，卿先化鹤还。丁零问元姐，纸湿泪潸潸。”1914年3月，17岁的长子余祥桐病殁于日本东京，余达父作《甲寅三月哭桐儿》，并于1917年古历四五月亲去日本，取回儿子的寓榇，送回故乡安葬。亲生女儿早夭，侄女余祥珠早夭，侄儿余祥辉英年早逝，余达父都有诗痛悼。
恩师葛明远在江西铅山县知县任上去世，余达父于1903年古历四月二十三日因“见梦”而作五古《哭葛子惠师》；1906年古历七月十三日，“平生第一知己”葛亮维在北京去世，余达父在日本得知噩耗后，“哭之以长言四律，并汇银百元赙之”；1911年，余达父与葛亮曾、葛天回往毕节瓦厂塘祭奠葛亮维，作七古《闰六月望日吊葛正父墓》；1934年年初，余达父去世前数月，曾应葛天回之请，为其父葛亮维作《葛崇纲墓表》；1921年古历六月二十九日，同窗好友、“以共事非人”导致余达父3000银圆投资血本无归的葛亮曾“卒于桃源舟中”，余达父“亦以百金奠之”；1934年去世之前，余达父应葛亮曾养子葛天回之请，作《葛继升墓表》，表彰其“于孝友根本甚笃，知从弟子天回聪颖敦厚，抚之如子，教之成材，使有声于社会，其知人之明是有不可及者”；余达父曾作诗《和慎斋先生秋感韵八首用杜秋兴韵避元韵》《题杨叔和孝廉诗集》《送杨叔和大令之官鄂中》《题杨孝女殉亲记·毕节杨锦林女士》，赠送恩师杨绂章及其儿女。在自己的诗集中，余达父还保留了与自己唱和的几个诗人的14首原作：郁曼陀5首，葛正父4首，苏曼殊1首，安舜钦1首，日本人永坂石埭1首，长兄余若煌1首，亡友后人葛天回1首……
余达父与黄侃、郁曼陀、平刚友情深笃。在余达父现存609首诗歌中，给黄侃有10首，给郁曼陀的有8首，给平刚的有5首，给平刚也给黄侃的有2首。余达父与泸州万慎子一见如故，除为其《山憨山房文集》题诗外，后来还有诗作《送万慎子之官豫章》《和万慎子见怀韵却寄》。余达父与云南历史上惟一的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诗交不俗：旅居北京期间，曾作18韵七古《袁树五以乌蒙近出土孟孝琚碑拓片见惠，赋诗记之》；1929年冬，余达父到昆明，作《袁树五题余
留学日本期间，余达父与森槐南、永坂石埭、永井禾原、塚原梦舟、近藤恬斋、土居通豫、结城蓄堂等成为诗友。把《静罔村松研堂倭名士也，不介而寄宣纸索余书近作。并自书旧作三章见赠，倚装和其偶感一首酬之》《研堂和前韵一首见赠叠此却寄》《三十日偕村松研堂游滨松普济寺，访全师上人即留午餐，席间赋此赠之》三首诗歌的标题串联起来，我们还能清晰地描画出“静罔村松研堂”这个余达父“日本追星族”的可爱形象：先是“不介而寄宣纸索余书近作，并自书旧作三章见赠”，肯定特别喜爱余氏的诗歌、书法；得到写有“知音一曲阳春雪，梅雨萧萧冻海楼”尾联的一首和诗后，他又赶紧和诗一首，再得余达父的叠韵和诗一首；得知余达父即将归国，该名士特意陪伴他游滨松普济寺，依依惜别……“古人重闭关，咫尺皆坎坷。今日同文轨，万里非逶迤。我歌送君行，归梦想烟萝。交谊彻金石，千载永不磨。结此文字缘，融和汉与倭。”（《永井禾原将游清韩，招同人留别来青阁，即席赋诗饯之，二十五韵》）余达父在日本留下的几十首诗作，都可谓中日文化交流的美好见证。
重亲情，重爱情，重友情，重师生之情，重文化交流，像杜甫一样富有人情味，让诗人余达父的形象更加真实、亲切、平易近人、胸襟豁达而才华高旷。
（七）关心国家治乱，忧民之忧亦乐民之乐，像杜甫一样富有人道主义精神
“十道传车出上都，似闻闾里困征租。新章纳粟恩仍溥，故事捐金礼不殊。山海久枯盐铁论，殿廷初试织耕图。满城风雨催诗兴，断句何曾阻索租。”作于1895年重阳节的《九日登高漫兴》其五，统治者“十道传车出上都”的“新章纳粟”、“故事捐金”，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得百姓苦不堪言“闾里困征租”，诗人对“山海久枯盐铁论”的黑暗现实强烈不满，却又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满城风雨催诗兴，断句何曾阻索租”一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关心民生疾苦却又回天无力的诗人形象，当时作者25岁。
“仆夫行叹息，穰岁尚艰苦。再值今年凶，何以图生聚。况闻中朝书，筹边征倍取。转愁编氓脂，难濡吏胥簿。未识耿中丞，何似洛阳贾。我闻心骨悲，强言相藉抚”，这首作于1898年前后《得雨》，像杜甫的“三吏”“三别”之类作品一样，把黎民百姓的苦难表达得让人感同身受。己亥（1899年）五月丁巳日，余达父作七古《大雨伤稼》，记述“偃蹇上出木石摧，颠沛下走泥沙疾”、“今年耨获故无事，明年耕播将何术”的惨状，又一次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作者安慰百姓“殃祥不必关一政，辛勤终致盈百室”，更希望统治者“疏凿刊濬（同“浚”）还元气，免使鸿雁哀啾唧”关怀民生疾苦，真正理解自己“下民怨咨赖借慰，潦倒作诗非狂逸”的良苦用心。同年“自五月中迄六月杪久旱不雨，黔地硗瘠，伤于旱者又过半矣”，余达父又作五古一首，呼应《大雨伤稼》：“前作大雨叹，眼见江海翻。今作苦旱辞，身历郊原焚。水旱两月间，怨咨亦纷纭。四十日之旱，书灾古未闻。而我薄恶区，禾黍已僵根。况经伤水后，秀实无几存。并此焦灼之，何以谋饔飧……”诗人代民祈雨，心急如焚。
1914年前后，寓居北京期间，余达父曾代孙少元作七古《题自在香室傭（佣）书图》，表彰一位靠抄书卖集资赈济“寒儒嫠妇”的“书佣”：“眼底君书五千轴，琳琅突兀烟云涨。退笔束筍瘗华山，八百孤嫠泪如浪。弘愿更欲尽卹（恤）天下之孤嫠，换笔再图滇南五金藏。”这样的结句，通过对“天下之孤嫠”的爱心，表达的是如同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结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一样的人道主义精神。
1923年正月初一，天气晴和，余达父欢喜异常，次东坡《烟江叠嶂图》韵，作七古一首贺岁。从“十月望后大雨雪，漏天千里凝寒烟”到“山头冰柱郁嵯峨，耳边檐溜闻清泉”，六句写隆冬奇寒；从“近至除夕潦雾收，长河星斗涵百川”到“柳条含绿竟舒畅，梅花狼藉犹鲜妍”，八句写除夕前后的风和日丽；从“黔山不见千丈峰，黔地从无万顷田”到“百贾逐末更轻剽，老农困顿无晏眠”，八句综述贵州近年来战乱频仍、盗贼横行、商人唯利是图、百姓困顿不堪的历史现状；从“我祝今年民更始，桑麻鸡犬桃源仙”到结尾，直抒胸臆表达诗人余达父对贵州人民的由衷祝福。
1929年“人日”——正月初七，余达父“时寓迤东（镇雄）确佐”，作“春感”七律四首，愤怒控诉军阀混战给贵州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其三：“三年苛政猛于虎，罄竹难书百一辞。勤派烟金承祖制，偏谋薪火入孙枝。一时九款皆追赋，鞭石拔山不用赀。闾左长城无此苦，辍耕人起恐难支。”诗人历数周西成主政贵州三年来“苛政猛于虎”的所作所为：征收禁烟罚金、弃民法中继承法自造绝产法、每年每月摊派苛捐杂税、强征民力修建马路而政府分文不出……诗人愤怒警告当政者，暴政可能激起像陈胜、吴广起义那样的民变——“闾左长城无此苦，辍耕人起恐难支。”此诗有自注近300字，对周西成主政贵州三年的种种倒行逆施描述甚详。第四首诗加三个自注，更进一步描述了贵州“豺狼当道”、“狐鼠纵横”黑暗社会现实：“豺狼当道攫人食，狐鼠纵横昼攫金。小吏斜封三万科，穷山野渡七千任。牛羊受牧羸欲死，龙象虚尊貌不钦。岂是黔中灰劫凿，胡僧冷眼独沉吟。”周西成主政后亲署委任状滥封委员、所员、卡员，其部众不仅鱼肉百姓使百姓“憔悴流离”，也侵暴硕德宿儒使其颜面无存，余达父再一次为贵州人民的无尽劫难痛心疾首。
余达父关心国家治乱，忧民之忧亦乐民之乐，像杜甫一样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余达父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注脚。
（八）不断解剖自我、反省自我、认识自我
虽小小年纪就成为大屯土司庄园（当地人称“官家”）的主人，不是土司却胜过土司——既拥有大屯土司庄园下辖十八寨上万亩田地的地租各项，又先后获得秀才、法政科举人、贵州省法院刑庭庭长这样的功名、职衔，但“余二爷”这一生过得并不如意，也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富足、潇洒、浪漫、美满、幸福。作为文化人，他有出类拔萃的诗、书、文才，有“性情中人”的率真个性，有对社会政治、对婚姻家庭的浪漫追求，有不同流俗的学养和真知灼见，却命途多舛阅尽沧桑。
“余喜继升，遂析余产之半约三千金以营商业，不问其处置如何，赢绌如何，历十二年……继升以共事非人，破其产而累及余”，细读余达父1934年去世前所作《葛继升墓表》中的这些记述，我们可以推知，诗人笃于情谊，有著作之才，却似乎拙于生财之道。尽管大屯土司家族富甲一方，但余达父在流落京沪期间，也曾捉襟见肘。在1911年归国后所作《与田茀侯监督索咨文书》中，余达父如此描述自己怀才不遇且囊中羞涩的尴尬处境：“行年四十，犹是诸生；逐队六千，未见君子。囊空四海，难为天生我材之大言；剌灭三年，岂是锥未处囊之过计。”在1914年所作《送周丰沅南归》中，曾有这样的夫子自道：“我今寄穷朔，辛如虫食蓼。足茧黄尘砾，目哆青云杪。大言生泽民，不救身饿殍。”在1917年所作《与某总长书》中，他还有这样的自述：“瑔既不能栖迟蘅门，逍遥岁月；又不能纡青拖紫，角逐炎隆。京市无一尘之恒产，关析乏升斗之微禄。而徒乞米长安，吹箫吴市，是不特不能致此身救助国家之兴亡，并自身生活，亦不能自卫矣。”
因生计所迫，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许多古代著名文人，都有过“干谒”之举，余达父也不例外。在北京期间，余达父曾作《与梁某书》等，奉承对方也毛遂自荐，欲“领一律师证书，为人包揽词讼，更谋一法政学校教员，以补救无可包揽之穷，或报馆生涯亦将为之”，或者担任秘书冗从，结果都未必如意。在《与某总长书》中，余达父有“瑔人微言轻，交疏地远，悬玉求售，迹近自媒……然律以贾谊、韩愈之例，似尚非唐突”这样的自我宽慰、自我解脱。即便是在贵阳担任贵州大理分院刑庭庭长期间，余达父的经济状况也并不富裕，“新春米价翔不已（自注：十二月初斗米银二元余，昨日已四元三四矣），大理臣朔饥欲死。年来灾殄盗贼深，辟谷拟学赤松子”（1926年冬所作《昨日道穆叠寿苏髯翁酬与余，余亦叠韵酬之》）。生活上饥寒交迫，经济上入不敷出，“法政钻研想治平”的理想又无法实现，致使诗人竟然想逃避这个世界。这大概是余达父要在1927年10月毅然辞职的重要原因。
“自欧洲宗教家以一夫一妇为人道之正，吾国人亦多有主张之者。其实中国习惯有妻有妾，广衍嗣育，为人道之正，甚至有以不置妾媵为非者”（《蠖庵拾尘录》第一卷第41则），余达父本人也是赞成纳妾的。按周素园《贵州大理分院推事余君墓表》的表述，余达父有一妻三妾：“元配安氏，继配陇氏、孙氏、徐氏。”安氏殁于1900年，在余家生活了16年；陇氏亡于1921年，具体情况没有资料可以查考；孙氏卒于1924年，1900年16岁时嫁到余府。18岁后，余达父到毕节、贵阳读书应举奔波劳碌，36岁以后更是漂洋过海走南闯北，在大屯、毕节居住的时间并不长久，安氏、陇氏、孙氏的婚姻生活，很难说得上美满幸福——余达父为她们写的一共11首悼亡诗，都满怀悲痛愧悔。“妙香楼上紫檀槽，一曲清歌月正高。终老温柔何等福，伍胥门外接天涛”（《吴门秋咏十五首》其四），在《江南柳十五首》序文中，余达父曾坦言“仆偶涉欢场”，但除却漫游苏杭、北京纳妾（徐氏）这一段还可以称得上浪漫的旅程外，很少有妻妾儿女欢聚一堂的所谓“齐人之福”、天伦之乐。
很有可能，余达父是当时黔西北这块土地上阅读量最大的知识分子。从《题桃花扇传奇》《题带经巢诗集》《题杨惺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阅蒋苕生重搜逸卷诗有感》《书饴山老人因园集后》《十四日西京道中，阅晚报言中国复辟事》《民欲·闻六月廿日申报所载》《题袁树五卧雪堂集》《书历代史案樊哙请击匈奴》《书史案樊哙为汉初第一诤臣》《平少黄感遇集叙》《周素园文集叙》等诗文标题，我们可以感知余达父读书之勤、阅读面之广。尽管1928年“家藏书三万余卷，多被盗兵所残”，但余达父1934年去世前4个月还能在贵阳“颓然坐萧斋，浩气盘斗牛。借书五千卷，补读逸夺紬”（《后豁然篇》），其读书治学的精神，即使用孔子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来形容，也并不过誉。
为《
余达父一生，从“蹈厉崛强”（“幼年之作”《原气》自记）的青春少年，到渴望“三年大鸟冲天翼，一点神龙破壁睛”（1896年所作《送崑圃弟由蜀之滇》七律三首其三）的科场士子，到“求师过海参新理，愍国回帆想大同”（1906年春所作《和慎斋先生秋感韵八首用杜秋兴韵避元韵》其七）的留日学生，到流落京沪成为“拙将笔砚安耕凿，耻向冠裳走玉珂”（《漫兴九首》其六）的“北漂一族”，到“我病难奋飞，愁心逐云杪”的贵州省高等法院“老愤青”一个，到“漂泊天地间，恐作沟中瘠”（1929年所作《松萝行并序》）的流离失所，到“文章流略趋尤浅，世道奇衰斗更深”（1934年所作《葛希颜钞寄昔年长春怀余之诗，次韵和之》，余达父最后诗作）的风烛残年，一直都在解剖自我、反省自我、认识自我。
余达父是学问上的谦谦君子。“瑔自束发受书，饫闻祖训庭训，颇厚望于读书明道，学古通今，卓然上企于古儒者之林。无如资质绵鲁，心志游移，嗜博而不精，贪多而不化，性复不能强识，旋获旋失，悠悠忽忽，虚掷二十余年岁月”（1901年所作《致李岑秋先生书》）；“古学多奥窈，新理在精神。因循非守粹，破坏想群亲。若夫豪杰士，孤往不求邻。冥心有独诣，歧途无问津”（1905年所作《赠万慎子并速其为余叙诗集·用杜老赠韦左丞韵》）；“丁此天造草昧经纶甲坼之日，养之不深，惧其剥而漓也；积之不窔，惧其挹而竭也，名斯堂曰
“童学为养蒙，正始端趋向。志趣宜恢宏，德行求深盎。处世持和平，勿卑亦勿亢”；“勿染浮嚣习，披昌事佚宕。勿近堕友朋，荒嬉成废放。少年千黄金，蹉跎便消丧”；“我学早不成，岁月虚掷旷。过海求新知，肤浅非高尚。赋性近孤僻，矜躁负时谤。四十犹如斯，精进复何望。德薄不足学，冀汝扩斯量”；“家学逾百年，幽光久沉酿。弓冶嗣辛勤，阊阖恢跌宕。学业天人通，经纶雷雨创。果富醇儒资，何必封侯相”……1910年，余达父离开日本回国前，特意给儿子余祥桐写作“座右铭”《将归书示桐儿》，这样的《诫子书》或《劝学篇》，对儿子的谆谆教诲，也是自己求学做人的人生总结，语重心长，耐人寻味。
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旧唐书》本传曾用“性褊躁”、“无拘检”、“傲诞”来描述其狂放，余达父“赋性近孤僻，矜躁负时谤”、“余以文章交天下士，而性近孤僻”（《葛崇纲墓表》）的自我评价，与老杜竟然也不无相似之处！
三、余达父诗歌的创作成就
余达父是近现代黔西北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诗文大家。他有时以诗为文，有时以文为诗，诗与文相互补充，文与诗相互印证，尽管存世之作远远不是作品的全貌，但我们仍然可以将这些诗文合在一起进行研讨，披沙拣金，充分发掘其意义价值。
根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的《
从余达父的诗歌中，笔者拈出以下四点展开论述：
（一）高度娴熟的近体诗写作技巧，使作品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
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律诗和绝句的通称（区别于“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平仄、押韵、对仗等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在余达父现存的609首诗歌中，近体诗占了几近四分之三：七律275首，七绝157首，五律55首，律诗共有330首，占其全部诗作的54.2%，这一点与“诗圣”杜甫惊人的相似——杜甫现存诗歌1458首，内有律诗916首，约占总数的63%。（见《康震评说诗圣杜甫》第182页）
律诗形成于初唐，格律较严，每首八句，二、四、六、八句要押韵，三四两句、五六两句要对偶，字的平仄也有定规。写作近体诗如同“戴着镣铐跳舞”，要写工整要写好实在不易。余达父是“早治经韵”的语言文字专家，对他来说，押韵、平仄这些所谓技巧只是基本常识。律诗中的对仗联是最难写好的，余达父写起来却得心应手。读《题向知方六碑龛联语》，我们可以感知诗人对对联历史的熟悉。《罂石精舍联语录存》中收录的15副对联，无不平仄和谐对仗工稳，如上文所引《代贵州大理分院挽孙中山联》《毕节惠泉寺楼联》堪称佳构，大屯土司庄园内的“莺花日办三春课，风月天生一稚人”可谓联、书合璧。
仅以诗集第一二卷的七律、五律为例，余达父诗中的对偶句，像“燕市狗屠多感慨，梁园犬子擅文章。怜才爱掘丰城剑，乘兴重游赤石冈”（《漫兴四首》其四）、“人间烟月多情种，江左风流少霸才。紫韵红腔随雨散，青丝白马渡江来”（《题桃花扇传奇》四首其一）、“金鸡望阙思杨慎，铜鼓征蛮忆武侯。鬼国竟开新电驿，延江仍属古梁州”（《七星关》）、“流穿欲断不断路，树挂将飞未飞云。川上已无千里足，道旁空署万人坟”（《养马川》）、“冰皴大岭白，日落远天红。倦客怜征马，哀笳续断鸿”（《高山堡》）、“长空盘一雁，瘠土叱双牛。日落天疑近，风来地欲浮”（《来宾铺望远》）、“角声随地回，酒力借愁侵。万里鲲鹏意，三更蟋蟀鸣”（《旅夜》二首其一）、“杂花红似火，浅草碧于烟。云压孤峰瘦，山衔落日圆”（《平山铺》）这样的佳句之所以联翩成对，内涵隽永，来源于诗人深湛的基本功。
《
1.七律。
余达父的275首七律，组律（近代所谓“组诗”）堪称绝唱，单首律诗佳作不下百首。
15岁时所作《漫兴四首》，像文章《原气》一样保存了作者的“当年蹈厉崛强之面目”；30岁时所作《秋感八首》，与《和刘嘉予感事韵》四首、《感事次杜工部诸将五首韵》合在一起，堪称完璧，表达了一个落第士子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的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欲扶大厦之将倾却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时事认识急切奋薄，有迫我以不能郁郁久居之势，而起行又复无著足处，进退维谷”（《与葛正父书》），沉痛悲哀跃然纸上；1900年所作《悼亡》九首，原配夫人安氏去世，“鹣鹣比翼，玉折兰摧，落落只身，香消梦断，则有悼亡之作”（《与葛正父比部书》），“嗟余总被浮名误，远使红兰萎绛河”（其一尾联），“悲歌当哭浑无绪，罗袂生尘冷玉墀”（其九尾联），诗人悔恨交加，情感深挚沉痛；36岁时所作《和慎斋先生秋感韵八首，用杜秋兴韵，避原韵》，“万里之别自兹始，倚装留别强摛词”，与恩师道别，从国仇、家难写到自身际遇，表达对黑暗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的彻底绝望，决心“求师过海参新理，愍国回帆想大同”；39岁时所作《吊伊藤春亩》五首，其一、其二赞美安重根是“愤椎秦”的“亡韩志士”，将他与荆轲、岑彭相比，其三、其四、其五指斥伊藤博文对韩国的“三年苛政”，嘲讽他为所谓“报国”贪得无厌野心勃勃不自量力，对这位“维新功臣，侵华罪魁”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抨击；42岁时所作《春兴》十四首，叙述贵州辛亥革命前后历史，“怨毒清流终报复，衣冠今日竟崩奔”（其十三），“成功药竟不龟手，假道谋非捋虎须”（其七），革命成果被立宪派和耆老派拱手交付云南军阀唐继尧，余达父义愤填膺却无力回天；1922年闰五月五日所作《漫兴九首》，描述贵州军阀混战盗贼蜂拥鱼肉百姓的惨状，回顾自己留日归来志事无成流落京沪的坎坷历程；1929年正月初七所作“春感”四首，愤怒控诉军阀周西成等给贵州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余达父的组诗，既是自传，又是家史、省史、国史，很有研究价值，值得高度重视。
余达父的275首七律，佳作颇多，像《登黔灵山》《怡园午睡》《武侯祠》《可渡河》《除日祭诗》《三冠山晚眺》《西历七月廿九日新桥登火车，亲故送者十余人，别绪黯然，大矶道中成此诗》《十月廿八日夜泊瞿塘峡口》《和万慎子见怀韵却寄》《闰端阳夕，季刚过访，谈前人集中有〈闰端阳节客沪上，听汪翠娘琵琶〉，季刚和之，余亦次韵》《曼杜得余九月晦日书自京师却寄一律依韵和之》《新秋九日得曼杜书和之》《五十初度·庚申五月廿日用先祖四十初度韵》《戊辰十月筑大湾山庄》《炎山望金沙江》《葛希颜钞寄昔年长春怀余之诗，次韵和之》等，现举其早、中、晚期作品各一例。
例一：《登黔灵山》
此诗对仗工整，抒心中情含蓄委婉，写眼前景景中有情，首联奠定沧桑感情基调，颔联、颈联分别写听觉、视觉，尾联写翘首青冥所见“皂雕振翮快飞扬”的奇景，既有现实感又有历史底蕴，凄清悲凉中不乏豪迈激越，堪称早年佳作。
例二：《西历七月廿九日新桥登火车，亲故送者十余人，别绪黯然，大矶道中成此诗》
1910年7月29日，余达父从新桥登火车踏上归途，写听觉写视觉情景交融，叙事完整历历在目，与子侄亲故道别的“别绪黯然”，还有对东京对日本的深挚眷恋，都可谓跃然纸上。
例三：《炎山望金沙江》
首联写眼前壮景，忆绮岁豪迈。颔联、颈联再写眼前壮景。尾联卒章显志，乐观豁达。像杜甫一样“漂泊西南天地间”的生活阅历，使作者也像杜甫一样的“老节渐于诗律细”。此诗有杜甫《登高》的气韵，却少愁苦之词，当为晚年杰作。
2.五律。
余达父五律数量不多，但精品不少。
《
例一：《茶亭寺望江》
此诗首联奠定感情基调；颔联、颈联对仗工整，状眼前奇景让人如同身临其境；尾联呼应开头，融情于景，言有尽而意无穷。
例二：《清水寺·千二百年前古刹也。山水灵奇幽邃，为余至倭得未有之境》
清水寺建造于公元798年，平安时代与金阁寺、二条城并列为京都三大名胜，1994年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余达父这首五律，四联均为对偶句，写出清水寺这座“千二百年前古刹”的“灵奇幽邃”，“为余至倭得未曾有之境”的叹赏发自内心。
例三：《炼丹台望浙江潮》
叙事写景，如在眼前。后两联用夸张手法写日落时浙江潮奇景，有声有色。
3.绝句。
现存余达父的近体诗，只有七绝没有五绝，这一点也颇类杜甫——杜甫诗歌，五绝寥寥无几。余达父的157首七绝，像《毕节竹枝词》（2首）、《秋柳》（4首）、《宫怨》（3首）、《恼春截句》（8首）、《暮春十九日看樱花，归途经上野，憩不忍池桥，回望林壑，杂花生树，真在绝妙画图中行也》（6首）、《吴门秋韵十五首·用下平韵，癸丑秋八月廿九夜，自苏台还申浦作》、《剡溪女子晏宛若广陵题壁诗十首，凄怆飘零，哀感顽艳，依韵和之》、《江南柳十五首·用上平韵，为吴姬柳依依作也，并序》等，大多为言情之作，有晚唐“小李杜”——杜牧和李商隐的格调气息。略举几例。
例一：《西湖孤山公园》（前清乾隆时行宫也，民国更始，建为公元，御碑亭有壁间题句，同人嘱余和之。）
大约从1913年夏天开始，诗人先到浙江再到江苏后去北京，数载颠沛流离，其间饱经丧乱，悲欢离合不断，理想终成泡影。七绝以汉写清，化用汉武帝金屋藏娇典故，昔日繁华热闹，眼前沧海桑田，咏史诗颇得杜牧《过华清宫》《泊秦淮》一类作品情韵。
例二：《五月十二日仙台道中望山形县之雪山皑皑出没云霄间》
例三：《十三日国府津道中，望富士山残雪甚微，若隐若现，以视山形之雪山逊矣》
1917年在日本所作这两首七绝，描绘富士山与山形山“等是晶莹高万尺”，名声却一显一晦，作者为山形山鸣不平。日本人艳称其美的富士山，在作者眼里竟然比不上山形县的山形山，这其中已经寓含了余达父回国后身为法学家却报国无门的身世之悲。
余达父的很多作品，善于“戴着镣铐跳舞”，转益多师，其高度娴熟的艺术技巧，使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相映生辉，为古典诗歌爱好者提供了诸多成功范例。
（二）古体诗创作尽显名家、大家气象
古体诗也叫古诗或古风，唐代以后指区别于近体诗（律诗、绝句）的一种诗体，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形式，句数没有限制，每句的字数也可以不齐，平仄和用韵都比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把古体诗称作“古代的自由诗”。
在余达父现存的609首诗歌中，古体诗有123首：五古76首，七古47首。余达父早期古体诗有五古《拟鲍明远东门行》《拟美女篇》《拟西北有高楼》、七古《拟燕歌行》《拟行路难》《拟行路难补遗》等，在拟古的同时已经有了自己的面目——用古人创造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1.五古。
在余达父的76首五古中，绝大多数作品都琅琅上口，朴实、流畅、感人。
1894年所作《小河岸阻水向暮迷路投宿》，在“绳床置破荐，僵卧几曾温”的暂住环境中，诗人却不失“鄙怀虽郁郁，浩气长轩轩。莫嫌沟壑转，犹将云梦吞”的豪迈自信；作于1896年前后的十首《咏怀》，集中表达了作者早期的思考和人生价值追求，是我们了解、理解余达父的镜子和窗口；1906年赴日途中所作《夜泊合江城下》：“今夕出大江，洪阔无涘涯。汇此万里流，利济生民恃。上接昆仑高，下入海门迤。合之大瀛寰，蒸汽为蒙汜。霖雨浃苍生，不过竭原委。涓流念乡关，鞭影亦策己。”触景生情，托物言志，慷慨激昂。
在日本，余达父留下了多首五古佳作：如1907年所作《岁寒吟·丁未冬季四日，时阳历已改岁七日也》，以“一朝泊长崎，大雪漫空蔽。绰约姑射仙，雪肤映云髻。次日经山阳，铁道入云细。皑皑富士山，掠我窗前逝。侵晨抵江户，万瓦明霜丽。客中复作客，归来已卒岁”纪行，以“神州已陆沉，何止帝不谛。颇闻孤注说，破坏建设继。惜哉闻空谈，著手何时励。历史活国流，后起扶前毙。又闻疑似说，表里恐相悖。安得伏阙书，便售经纶计。陈东满天下，伊周遍尘世。果无利禄思，贱子亦同诣”述感。诗人心系国家安危，对孤注一掷、前赴后继、先破坏后建设的种种主张不以为然，怀疑它们不过是“表里恐相悖”的空谈而已，作者心目中最理想的救国方式，还是像古代士大夫那样伏阙上书，让开明统治者接受自己经纶天下的治国大计。1909年古历冬月间所作《己酉冬仲重游箱根仍宿环翠楼四十二韵》，既有旧地重游，物是人非，人生苦短的伤感失落，又有对丰臣秀吉霸业雄图衰败的深沉感慨。既有“侧望富士岳，半腹雪皑皑。山巅入白云，回薄无暂开”的富士山奇景描写，又有“触物感岁暮，因念故山梅”、“余黔中故居，山川风景大似箱根”的浓烈思乡之情，让我们不仅了解日本的历史地理和箱根的风土人情，也更全面地了解了真实的诗人自己。同年所作《永井禾原将游清韩，招同人留别于来青阁，即席赋诗饯之二十五韵》，先以“林园新绿净，天气暮春和。严装远行客，招我唱骊歌。斯游亦壮哉，清韩两经过”交代写作背景、缘由，再铺叙禾原出马关，经“箕子国”（今朝鲜），逾越铁岭雄关，到天津、北京，再到洛阳渡黄河，过江夏（今武汉），再到金陵秦淮春申江的辗转历程，明白晓畅的诗句中洋溢着对祖国名山大川、文物古迹、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热烈赞美。接下来，作者以“古人重闭关，咫尺皆坎坷。今日同文轨，万里非逶迤。我歌送君行，归梦想烟萝。交谊彻金石，千载永不磨。结此文字缘，融和汉与倭”表达对日本友人的深情厚谊，以“醉墨泼淋漓，退管飞龙梭。他年寻胜迹，留此堪摩挲”表述自己一气呵成写完此诗的踌躇满志，顾盼自雄，痛快淋漓。而1917年在日本所作的两首诗《五月十日晨起由盐釜泛小舟入松岛》、《雨后挂帆游鹰森归途并海外寻西南诸岛之胜》，则是中国诗人描写海景不可多得的佳作。
1912年所作《病中喜辉侄书至》，与1919所作《哭辉侄》前后呼应，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余达父自辛亥革命以来对社会政治的认识，以及拥有一个革命家侄儿的欣慰和自豪，更是从心底迸发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凉和痛苦。1916年“代安舜钦作”《挽陈英士》，由衷赞美像孙中山、陈英士这样的革命家，同情革命并且希望革命真能够救民于水火，对革命后内讧不断的社会现实极度失望和不满，作者对陈英士、安舜钦两人身世经历的表述，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体认，都可以当历史来读。“天道穷则变，人心抑更扬。金堤溃蚁穴，火汁裂崑冈。嗟彼辛壬际，先烈何辉煌。吾乡双烈园，创义尤坚强。方见先复光，旋遭喋血僵。且使廿年余，精灵委凄怆。今以园表烈，千秋有声光。但欲望天国，后顾殊茫茫。民生竟憔悴，奠安勿彷徨。”这首作于1934年旧历四月二十八日（晦日）的《题大定双烈园石壁》，是诗人余达父的最后一首五古。在诗中，余达父讴歌烈士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精神，称赞大方修建双烈园表彰革命烈士的创举，既为烈士在20多年后终于“千秋有声光”而欣慰，又为“民生竟憔悴”的社会现实而抑郁。
辛亥（1911）夏五月二日所作《南征·百韵次杜甫北征韵，增三十韵》，是余达父五古中最为经典的代表作品。
“履道不避险，任天不卜吉。衰病丁艰难，涕泣望庐室。遥指云南云，遂别日下日。”作者离京返蜀为丁母忧，在“悲风动草木，惊沙振筊筚”惨淡凄凉的气氛中，“车发正阳门”，“倏忽过丰台”，“析津驻火车”，“顷时出大沽”，“换御新铭舶”，从北京到天津，从乘火车到坐轮船，从陆路到海路。“疮痍被原野”的丰台，让诗人想起了十年前八国联军的“屠切”；“番楼白如云”、“租界日骈阗，幕府久寂灭”的天津，让诗人感受到了列强之强与中国之弱；“炮台三崩裂”的大沽口，让诗人感慨自己“大言参军国，白望少事实。落落到鲰生，老大固成拙”。“行行出海湾”，“侵晨入芝罘”，从成山经黑水洋到上海到南京到武昌到夷陵，诗人将自己的行程记录得非常详细。在芝罘，作者感慨昔盛今衰“秦汉事东封，此间最风物。今日辟商埠，系亡仅一发”，因而“回轮下成山，心绪犹郁结”；在武汉，作者感慨湖北洋务虽兴实绩却并不让人满意，在“瓜分豆剖祸，蜩螗况纷聒”的严峻形势下，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是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旧说”——“江汉古汤汤，经营今疏阔。虽颇负时名，甘饮原为渴”，“嗟嗟南皮公，安能持旧说”。接下来，作者“移装买蜀船”，过黄陵，次泄滩，溯三峡，泊夔门，上涪陵，惊心动魄，历尽艰辛。在重庆小住时，诗人可能遇到了一位超尘脱俗壮怀激烈的革命斗士——“道逢王子乔，论史伤妺（喜）妲（己）。冀展扶轮手，极溺从英哲。弘愿不可知，浩气长凛烈。果使斯民康，何独邦国活”，这个人不满慈禧太后像妺（喜）妲（己）那样专权误国，希望能够“展扶轮手”救民于水火，愿意追随“浩气长凛烈”的“英哲”为国家民族舍生取义，诗人对他充满敬意。
再“上浮图关”，转永宁路，宿雪山关，作者终于在“季冬月二日，脱驾家园辍。倚庐一呼天，哀伤动忉怛”。终于被清廷授予法政科举人功名的诗人，放弃在北京“等分配”的大好机会，不远万里，跋山涉水，不辞辛劳，为母送终，余达父作为人子的孝，让人感动。在这首长诗的后半部分，作者先追述往事：“回忆五年前，飞光何飘忽。尔时撄家难，手足遭羁绁。东海正扬波，国事亦兀危。家国多艰虞，岂任终愚劣。意欲与世绝，废食遂咽噎。手携儿子辈，远游万里越。泛海求大药，或有生民术。风雪辞膝下，涕泪殊涌溢。挥泪出里门，酸楚犹蹙额。”再现五年前离别的背景、经过，真切感人。“七日至江户，委顿随提挈。就学法家言，中西欲贯彻。一住逾五稘，沧桑几更迭。逐队入都门，考功就评骘。回翔中书堂，鹓鹭同虮虱。”从日本学成归来，到北京接受考核，“逐队入都门，考功就评骘。回翔中书堂，鹓鹭同虮虱”，作者自视“鹓鹭”却被当作“虮虱”对待，内心愤懑抑郁，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母亲的讣闻：“偶作海淀游，归来赴（讣）书悉。岂知一绝裙，终天成永诀。百悔已无及，万死何足恤。赋此南征篇，哀恨犹可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作者的哀痛让人感同身受。
这首长诗共260句，1300字，国史、家史、作者个人的历史在诗中浑然一体，堪称“诗史”。全诗记旅程述往事历历在目，写景状物惊心动魄，理性思考深邃且耐人寻味，情感抒发凄恻深挚。所谓“百韵次杜甫北征韵，增三十韵”，我们认为，这既是继承杜甫《北征》的诗史传统而又增加容量，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力求超越杜甫，更是余达父继承与创新精神的明证。
2.七古。
余达父的47首七古，大多写得自然流畅，大气磅礴，不仅有充沛的感情，而且知人论世，有见识有学问。《螺蛳山谒阳明洞》、《梁王台怀古并叙》、《喜雨行》、《碧鸡梦·效玉溪生河阳诗体》、《题带经堂诗集后》、《踏青晚归中途遇大雨》、《咏蝉》、《十七日大雪长言十四韵》、《和东坡松风阁下梅花盛开之韵》、《题杨惺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书饴山老人因园集后》、《拟行路难》、《大雨伤稼》、《火车行》、《拟行路难补遗》、《再寄正父长言》、《衡山哀·为刘道一作也》、《江户川夜樱》、《鹦鹉洲吊祢正平·思古吟社分题》、《刘问竹书余雅堂诗集后长言四十韵，次韵和之，兼以赠别。时新秋三日，问竹严装归奉节，行有日矣》、《袁树五以乌蒙近出土孟孝琚碑拓片见惠，赋诗纪之》、《丁巳二月晦日雪》、《癸亥元日喜晴·次东坡烟江叠嶂图韵》、《丙寅人日徐露苹来，得简展视，则马道穆以拜东坡生日诗书拟，即次道穆韵答之》、《丙寅三月十日郑子尹生日和聱园韵》等，均为佳作。略举数例：
《咏蝉》：“蝉兮蝉兮尔何物，藏枝翳叶趋炎郁。一生肆口无所诎，暂时迁地倚高楼。更矜繁响绝伦俦，从来咏赋皆名流……春秋未识焉足齿，凉飙一过枯寂矣。”托物言志，借咏蝉讽刺那些趋炎附势阿谀谄媚却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的“短命”小人。
《喜雨行》写久旱不雨，百姓祈雨“村社椎牛迎田祖，割鲜饮血叩铜鼓”，旱情旱灾反而更加严重，让人喜出望外的是，“阼（昨）宵黑雨垂天低，芭蕉敲梦醒迷离。重泉树杪意中见，竹鸡杜鹃相应啼”，诗人“始知造物有主张，人力那（哪）可与天齐。志士未遇感遭逢，不殊大旱望云霓。风雷未起蛰龙坏，蟠屈偃蹇皆沙泥。一朝遭际作霖雨，苍生涵濡应无睽”，这是科举落第后的自我安慰与解脱。
《螺蛳山谒阳明洞》表达对伟人的景仰之情。作者在铺叙螺蛳山奇丽风景之后，在“森然动魄步前阶，摩挲灵壁抚楹柱”之前，用“当年迁谪一驿丞，罗甸夜郎偁召父。远拜道真作后尘，不与诸葛争铜鼓”这样的诗句，将王阳明被贬为龙场驿丞与“贵州人文初祖”尹珍、古人召父相媲美，说他与诸葛亮各有千秋，高度评价王阳明在罗甸、在贵阳设帐讲学的巨大贡献。“庙食揭阳韩昌黎，建祠浣花杜工部。三人忠义足千秋，功名谁与公为伍”更是将王阳明与韩愈、杜甫相提并论高度赞美。这首诗的结句：“安得笔力如牛弩，濡染淋漓作风雨。也学苏子韩庙碑，日月千秋不堕窳。”作者希望自己能有“濡染淋漓作风雨”的如椽大笔，像苏轼为潮州韩愈庙写碑文那样，使王阳明永垂不朽千秋万代与日月争辉。
《丙寅三月十日郑子尹生日和聱园韵》。1926年古历三月十日是郑珍生日，曾任毕节县知事的仡佬族诗人聂树楷（晚号“聱园居士”）写有诗作，余达父依韵和之。“经术文章两无就，残编坐守真愚公”，在这首诗的开头，56岁的余达父先哀叹自己四十年来事与愿违的沧桑人生。接下来回顾贵州经学历史，高度评价大学问家、大诗人郑珍：“吾黔经术启毋敛，汉二千石仍发轓。后来经师寂千载，巢经巢起穿樊笼。黔学绍尹更追许，先郑后郑源宗风。文章坚卓涵唐宋，黄陈韩孟我厥（鞠）躬……遂使西南衍郑学，发聋振聩开颛蒙。手述五种编播志，补漏天缺天无功。晚年遗稿犹精粹，杜之秦蜀忧虞中。”在这首诗的结尾，“我今厌见旌旗影”的诗人余达父，用“静读公诗数甲子，沧桑往复心神通”表达了对郑珍诗歌的由衷热爱。
在《罂石精舍文集》中，我们还可以读到像《许少卿像赞》、《彭仲文省长就职祝词》、《诔陇举卿文》等四言铭语，还有《亡妻安孺人墓志铭》、《陇氏妹墓志铭》、《陇母安太宜人墓志铭》、《余仲穆墓志铭》、《平少黄感遇集叙》等文章结尾的四言诗，都写得简练、流畅，从中可以感受到屈原、宋玉的辞赋乃至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类作品的影响。
余达父充分发挥古体诗的功能，用它来写评传、游记、自述、自荐信、寓言、诗文评论、墓志铭。其现存的130来首古体诗，尽显大家气象。如果不是晚年的“衰病经年稿未藏”，像杜甫一样“晚节渐于诗律细”（杜甫《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的余达父，留给黔西北文学史的精品会更多更有价值。
（三）风人（诗人）之诗与文人（学人）之诗的完美融合
南宋诗人兼诗论家刘克庄认为：“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风人之诗讲求的是即景抒情，语句流美，容易上口，因此对诗人的天赋要求较高；文人之诗则内敛收藏，语句显得不那么漂亮，但意思九曲八转，极尽迂回之能事，这就要求作者多读书，胸中包罗各种典故制度，方可下笔。（参见《宋诗会意》）
余达父的作品既是诗人之诗，又是学人之诗。一方面，他足迹不仅踏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三次东渡日本，其咏物诗、即景诗、纪游诗，不仅写眼前景细腻生动，而且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做到了上文所说的“即景抒情，语句流美，容易上口”；另一方面，他“早治经韵，穷研子史”（平刚所题像赞），“读书万卷，用宏取精”（讣文），有意识地“以书为本，以事为料”，化用“各种典故制度”，使自己的作品“内敛收藏”，含蓄隽永。试举其七律、五律、七绝、七古、五古各一例。
1.七律。
如《可渡河》（二首其二）：
这首七律想象丰富奇特，夸张、对偶、比喻、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得心应手，豪迈奔放，气势雄浑，撼人心魄。
2.五律。
如《涌珠寺观井》：
涌珠井又名“葡萄井”，修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在威宁城东，今已无存。此诗首联点题，以比喻手法写井写水珠；颔联虚实结合，写眼前奇景细腻生动；颈联以“无心问老禅”的侧面烘托，突出了“幽境”之让人陶醉；尾联写归来已晚，再次突出“幽境”之魅力，意境优美而有余韵。
3.七绝。
如《题葛崇纲四时景屏》（其四）：
余达父按春、夏、秋、冬四季顺序题写挚友所赠山水画，以所画冬天“黔南好风景”入诗，诗情画意珠联璧合。像这样读画怀人，情景交融的题画诗作，堪称画家与诗人心有灵犀的完美合作。
4.七古。
如《梁王台怀古并叙》：
作者在序中首先引用相关历史资料证实自己眼前所见的“梁王台”并非真正的梁王台：“毕节志以台属之元梁王，殊无确据。惟明天启间奢安之变，奢崇明建号大梁，时毕节虽置卫而在其幅员之中，或当时游宴所集，土人遂有此称。”继而以古风描述真正的梁王台面貌：
这首七言古风具有韩愈诗歌好奇尚险的风格，大气磅礴，余音袅袅。
5.五古。
如《题向知方六碑龛联语》：
“知方”是向义的表字。向义生于1892年，比余达父小22岁，是贵阳人，曾参与编修《贵州通志》。向义对文字学有很深的造诣，著有《贵山联语》、《石鼓从考》、《贵州方言》等，曾任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六碑龛联语》论证了楹联产生的根由和时代，并条分缕析指出其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提出了“神、逸、妙、能”四品的鉴赏标准。
余达父首先回顾了骈俪文与对联的历史渊源，然后称赞向义《六碑龛联语》的首创之功，还有他为搜求联语跋山涉水不辞辛劳的可贵精神：
一些著名学者、诗论家曾指出余达父诗歌兼得风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艺术特色。如万慎子谓余达父“其诗沉郁劲健，取法少陵，而声调之高朗，景光之绚烂，笔力之兀傲，有出入义山、东坡、山谷者”，罗振玉谓余达父的作品“原本风雅，词旨温厚，非学养兼到不能道只字也”，刘贞安谓余达父“尤耽诗句揽时弊，务探六艺弃糟粕。唐音不减陈正字（陈子昂），谊义端裁许南阁（许慎），柳诒徵谓余达父“毕节余子，磊落英多。纷纶五经，皋牢百氏。胜鹰洨长（许慎），上溯结绳……声韵之作，篇什尤富。玉积玄圃，珊交邓林……综厥诗景，跨越乡贤……”的确，余达父以其在文学、史学、经学、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的素养，丰富了诗歌内涵，提高了作品的艺术品位，但也大大增加了作品的阅读难度——他爱用古典、僻典，也爱用古字、僻字，读懂他的作品是不容易的，也给后人编校、注释、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
（四）旧瓶装新酒，久而弥醇
1899年前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颇喜寻新名词以自表异”（《饮冰室诗话》），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余达父也以自己的诗文创作，用新名词新语句表达新思想，汇入了这一历史进步潮流。
1.新名词，新语句
1906年春赴日留学前，余达父所作《和慎斋先生秋感八首，用杜秋兴韵，避元韵》，第一首、第二首已有新名词“强权”、“民权”——“强权政略四维侵，反动生民爱国忱”，“民权今日已根芽，触处风潮不用嗟”。1909年留日期间，余达父的《近藤恬斋招宴即席赋赠次恬斋天心阁原韵》诗中出现了“电影”这个新名词——“珠光电影春如海，可少元龙座上来”。1911年所作《刘问竹书余邃雅堂诗集后长言四十韵，次韵和之，兼以赠别。时新秋三日，问竹严装归奉节，行有日矣》，有新名词“卢梭”、“进化”——“惨令天国变修罗，卢梭梦见应惊却。我赋大招招国魂，欲促进化披蝉壳”。1919年所作《哭辉侄》，出现了“共和”，“民主”——“壮志造共和，生民无忝祖……一旦清社屋，更始新民主”。
《蠖庵拾尘录》第二卷第一则，余达父这样解释“目的”一词：“目的二字，近世沿用日本人所创定的法律名词。皆知所谓目的者，如悬射的于前，其目存之者，有希望至的中的之意，故谓之目的。其词意既明确，中国虽沿用之无碍也。”其开阔的胸襟和包容的精神可见一斑。
大量事实证明，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鲁迅、陈寅恪、钱钟书等旧学功底深厚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特别能够吸纳外来优秀文化，余达父也是其中的一员。
2.新情感，新思想
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六君子”被杀，余达父所作《拟行路难》和《拟行路难补遗》，对维新志士的同情，对统治者的不满跃然纸上。1900年前后，满清朝野曾为能否在中国修建铁路吵得沸沸扬扬，余达父写出了七古《火车行》，对抱残守缺、阻挠社会进步者的指斥振聋发聩。1907年冬，余达父在日本写作《舒毓熙所编国际公法叙》，探讨了国家、国际和国际法的起源，慨叹“中国自秦统一以来”“不知有国际法久矣”，日本则知中国所谓“万国公法”之不详而更正之，“观念一变，国势勃兴”，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批判，对日本国善于学习，通过明治维新取得巨大社会进步的激赏，发人深省。
余达父力主效法古贤，仿佛欧美，通过自下而上平等对话实现议事民主、议院自治，实现国家的长久强盛，这是他在中国现代初期就萌发的“超前”意识：“唐高宗咸通三年，吐蕃大臣仲琮入朝，对语中有吐蕃富庶不当中国万分（之）一，但上下一力，议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强也。此可为欧美议院自治之先声。且知自古逮今，国之能强者皆由此道。”（《蠖庵拾尘录》第一卷第36则）在1911年夏5月所作《葛季皋医案序》中，余达父由衷希望当政者像“世界学术之中心点”德国那样，“以排去人民之苦难，增进人民之幸福为不二之政策”，“且厚望今日吾国人民之能重视医学与伦理、文章、法律、政治、理、工、农、商同为一揆”，其“开眼看世界”以发展文化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想，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高屋建瓴，高瞻远瞩！
余达父的作品中，有许多富于个性，思考深刻，穿透时空的警句。例如：
“蜗争有限终何极，博得青山号夜郎”（《咏黔中事迹古人分得唐蒙》），“倘以朽索驭六马，辇毂猝起皆殊方”（《火车行》）、“棋局会看看莫近，中心方格不能平”（《答客问》）、“金堤溃蚁非朝夕，不塞涓涓到横流”（《和刘嘉予感事韵》四首其三）、“岂甘东晋持王谢，尚忆西陲用范韩”（同上其四）、“后人论古泥成败，颇以爱憎任臧否”（《鹦鹉洲吊祢正平·思古吟社分题》）、“帝王情种寻常事，索引红楼枉费词”（《题陈孟韩绘红楼梦大观园图》）、“男儿事业有成毁，圣仁蝼蚁将无同”（《戊辰人日时园独酌》）、“不愿折腰彭泽令，岂无宁静卧龙居”（《戊辰十月筑大湾山庄》）、“从古殃民皆履（覆）辙，恣睢几日竟飘蓬”（《贼退口号·己巳五月九日闻昭黔贼败》）。
即便是在一些看似彰显封建伦理道德的诗文中，余达父也有自己的聚焦点——以表彰“巾帼不让须眉”、“从容申大义”的气节，表达自己对苟且偷安的“贤士大夫”们的鄙夷和不屑，这有点类似陈寅恪晚年的“著书只剩颂红妆”，借表彰陈端生、柳如是以弘扬中华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例如：
“烈妇之见理明而立志决，其毅力又足以持其终，此不易得之于时贤士大夫者，竟于妇人女子得之……烈妇固今日人道之所赖以寄者哉”（《书薛烈妇赵事》），“而惟奇女子，赴死谊无疑。士夫亦何限，颜汗不可摩。持此巾帼姿，衰敝扶纲纪”（《书薛烈妇赵事复纪以诗》）；“大孝不殉身，古训良可倡。而今耻孝行，得此真可亮。著为孝女行，以待史志访”（《题杨孝女殉亲记》）；“千秋彤管彰奇女，忧患艰虞始见之。往事辛壬更水火，只增残杀济颠危。西南自是成封豕，巾帼何人独委蛇。如此从容申大义，故将一死愧须眉”（《题张石其（贵州辛亥革命领导人张百麟）妾刘萝诗事》）。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伟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传世名言，余达父也与时俱进地汇入了民主进步的历史潮流。在余达父的诗文中，已经很少有屈原、杜甫作品中那种“一饭不忘君恩”的忠君思想。对“帝制五千年，一当方成功”（代安舜钦作《挽陈英士》）的辛亥革命，他发自内心地歌颂赞美，同时也因为对革命后的社会越来越多的失望不满而惋惜。因为他的理性和清醒，我们今天才得以更真切感受余达父作品中历史的脉搏和心跳。
3.新题材，新视野
余达父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他的诗歌题材新颖，视野广阔，不仅写本土，也写外地，其诗中所写的大屯、毕节、赫章、威宁、贵阳、水潦、叙永、曲靖、昭通、昆明等地风物，具有浓烈的云、贵、川地域特色，读来让人耳目一新。
余达父三次东渡日本，12年间6次经过神户。在日本，他作诗近80首，以其独具艺术个性的诗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受到日本文化界的推崇。樱花、富士山、山形山、江户川，横滨万珍楼、箱根环翠楼、松岛白鸥楼之涛声帆影阁、鹰森外海西南诸岛、向岛八百松楼，随鸥吟社、思古吟社、寒翠山庄、天心阁、来青阁、普济寺，清水寺……诸多日本名胜、异域风情，都在余达父的诗集里留下了文情并茂的生动记录。而类似的作家作品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
余达父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与时俱进，既艺术再现那个时代风起云涌的生活，又忠实记录家事、国事、天下事，诗文创作既有个性魅力，又有艺术魅力和思想张力，因此，我们将余达父称作“黔西北文学史上的杜甫”，洵非过誉，更非哗众取宠之论。
四、寂寞身后事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诗圣”杜甫的这首《梦李白》，既是为晚年的“诗仙”李白写的，也像是为他自己写的，更像是为1200多年后的余达父写的。
杜甫生前的名气远远不及李白、王维等大诗人——从现在所知道的盛唐、中唐文人所编选的诗歌集中，极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杜甫的作品。中唐才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的赞誉，晚唐才有人将其作品称为“诗史”，北宋秦观最早将杜甫其人其作与孔子这样的圣人联系起来，明朝王稚登第一个将杜甫称为“诗圣”（参见《康震评说诗圣杜甫》第170～172页）。
诗人余达父的身后事，也像李白、杜甫一样萧条冷落。余达父去世时，他的小儿子、大屯土司庄园的第十二代传人余祥河当时年仅4岁，后进入毕节县立中学读书，在1949年前成家并生有一女淑英，但余祥河解放后不久即病殁。余达父的长女余梦环嫁给安少梅，夫亡守节；次女余祥元在解放后成了人民教师，织金县人民代表，晚年有诗集流传。
周素园1941年所作《〈且兰考〉序》说道：“余君达父之卒，其夫人徐立芳，裒次生平著作，曰：《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是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其二），杜甫和余达父真可谓“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留下了作品也留下了草堂，余达父留下了诗文也留下了“大屯土司庄园”，他们的身世经历，性格际遇，作品风貌，艺术追求，思想情趣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古石生灵草，长松栖异禽”（于右任书赠“达甫先生”对联），认真解读余达父好不容易才保留至今的全部作品，还“黔西北文学史上的杜甫”以本来面貌，正确评价大屯彝族文学家族在毕节、在叙永、在水潦、在贵州乃至中国的地位和影响，是当务之急。
余达父既是大屯土司庄园的骄傲，也是毕节的骄傲、贵州的骄傲甚至是中国彝族和少数民族的骄傲，让余达父的“雅道”不致“沦亡”，让余氏彝族文学家族“明德荫远”，让大屯土司庄园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余达父和其家族的存在而更有文学、艺术、文化、思想和精神的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