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就奇才为世用 莫徒纸上好谈兵

一

余珍，字子儒，号宝斋，又号坡生，彝名龙灼，毕节大屯人。生于1825年，殁于1865年，享年40岁，其父余家驹是毕节当时著名诗人，有三首诗入选《大定府志》 ^[1] 。余珍从小受父亲的教诲，研习诗书，据《通雍余氏宗谱》所载：“其书法楷同颜柳，草类怀素，尤工擘窠，字具龙跳之势；画拟云林（元四大家之一倪瓒），萧疏淡远，旁及花卉、虫鸟、人物，皆极超妙，秦蜀滇黔求书画者，日踵其门。” ^[2] 另据他的族弟余昭为其诗集所作的跋：（余珍）尝谓余（余昭）曰：“大丈夫当跨海出塞，以立功名，如汉之张博望（骞）、班定远（超），方不虚此生。何肯埋头故纸以求生活耶！长而觏遇时艰，一试不中遂弃文就武，以功保至兰翎游击。交友名下士，座客常满。兴至挥毫立就，字势龙跳，求书者踵门络绎，远至秦蜀。又复风流自赏，每于春秋佳日，鸟语花香，虫鸣叶落，辄高歌低唱，欷歔悲慨，若不容己，迨古之伤心人欤！以其余技，旁及山水人物，翎毛花卉，写生雕镂，无不神妙。” ^[3] 由此我们大体可以了解余珍的性格。

余珍的遗著《四余诗草》，辗转流传，流落民间，倚仗后裔余宏模先生多方搜求，终于面世。现在通行本是由贵州民族出版社于1993年10月出版发行的，与其父余家驹的《时园诗草》合为一本。根据余珍父亲余家驹的好友李少青为《四余诗草》所作的序来看，《四余诗草》乃取“居家处事之余，读书作画之余，栽花养鱼之余，纵谈游览之余” ^[4] 而成。但是由于作者竟于年富力强时溘然辞世，《四余诗草》由族弟余昭刊刻付印而成，故流传不广，所收诗歌刚好百首。不过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余珍诗歌的思想及风格。

二

余珍从小就有“跨海出塞，以立功名” ^[5] 的远大志向，一试不中后就投笔从戎，《四余诗草》中的一些诗歌表现了这种寻求机会建功立业的抱负。《水西道中》讴歌了“朝天双节妇”（奢香与刘赎珠），“助汉一将军”济火（彝名妥阿哲），进而表达了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愿望。另如《自用笔》：

此诗写出了他早期思想情感的变化历程。笔是文人雅士的象征，特别是中国古代文人，如果有一支生花的妙笔，就能青云直上。不过，余珍却将自己用的笔烧掉，表明了他弃文从武的决心，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寻求建功立业的抱负。

余珍三十岁以后弃文从武，曾协助清政府镇压陶三春、陶新春领导的苗民起义， ^[6] 身经战阵，他留下的诗歌中有一首反映投笔从戎后的感想，即《雪山关见羽递有感》：

羽檄指古代军事文书，插鸟羽以示紧急，必须迅速传递。作者以羽檄在传递过程中的所见为载体，写出了作者欲以立功显世的心理。

余珍是一位极其重视友情的人，其族弟余昭说他“交友名下士，座客常满” ^[7] 。《四余诗草》中写自己怀念友朋的诗特别多，例如族弟余昭年少失怙，余家驹带到大屯读书，早晚与余珍同研同习，后来余昭也成了著名诗人，当时兄弟俩就有“机云”（晋陆机﹑陆云两兄弟的并称，两人在当时均有文名）之称。余珍年四十而殁，余昭出资刊刻了他的诗集，抚养余珍的两个儿子（象仪、振仪）长大、婚配，所以两人感情甚笃。《四余诗草》里有《寄子懋弟》、《同子懋登奎文楼》、《藉怀炳堂、荷生兼寄子懋》、《得子懋遣怀诗就韵和之》，这些诗可见兄弟感情之深。如《寄子懋弟》：

余昭成年后，回到叙永水潦，余珍留守大屯，这首诗应该是余珍看了余昭寄来的信后所写，最后两句尤为动人。

余珍珍视弟兄之情，对其他朋友也非常真诚，不仅为他们题扇，题画，而且还寄诗唱和，写诗怀念。在《四余诗草》不足百首的诗歌中，就有二十多首是写怀念朋友、题画题诗赠送友朋的，占的比重相当大，表达了对朋友的真挚感情，写得十分动人。如《送友人杜雨三汝霖归秦》：

此诗开头就渲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五六两句以夕阳、寒风铺垫，可谓“物皆着我之色彩” ^[8] ，最后两句将感情升华，担心朋友路途平安的心理顿时凸现。

《寄攫云君》：

诗中的攫云君即指谭荷生，从《四余诗草》里看，此人与余珍最为要好。此诗感情真挚，写法独特，是《四余诗草》里的佳作之一。

余珍是当时余氏家族中书法、绘画成就最高的，因此其题画诗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些题画诗所描写的画面优美，充满闲情逸致。如《为张亮辅画扇并题》：

此诗写得极具情调，夕阳西下的美景跃然纸上，极尽悠闲之状。

《为秦伯川画扇并题》：

此诗名为题画，但诗中所描写的意境恰如江南水乡，美不胜收，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

由于在绘画方面的精深造诣，他的笔下出现了许多描摹自然风光、写景状物的诗，这些诗读起来往往能够唤起读者对自然美的联想。如《水西道中》（其二）：

此诗写几户临水而居、短竹编篱、茅草结庐的人家，一二句写静景，三四句写动景，情趣悠然。三四句里，作者置身其中，顶着淡云微雨独自骑着毛驴前行，为诗歌增添了独特美感。作者不愧为绘画高手，此诗俨然一幅水墨山水画。

其余佳作佳句如：

余珍的部分闲适诗流露出真性情，表达了悠闲自在之意，如《闲适吟》其二：“银床静对小窗幽，四壁云山足梦游。团绕膝前教认字，一儿高过一儿头。”写教儿课读的温馨场景，表现作者享受的天伦之乐。又如《花朝游小河》：

此诗写作者在细雨如烟的春天里乘船出行，从偏僻小路上听说村里酒已熟，便把自己的好衣服都拿去当酒喝的事。简直就是李白以五花马、千金裘换美酒的再现，由此可以想象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其豪爽与悠闲之态跃然纸上。

此外，余珍还写了一些讽喻诗，如《禽言诗》六首。其一以鸟语讽刺终日沉醉酒坛的醉鬼；其二告诫人们要惜时如金；其四告诫人们人生道路漫长，一步走错终身错，面对人生的岔道要谨慎选择；其六告诫人们要知足常乐。其余如《指路碑》：“南来北往欲如何，名利关头错路多。指破迷途归去好，人间无地不风波。”指出在面对名利诱惑的关头，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些诗，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积极意义。

余珍的试帖诗仅三首：《赋得因过竹院逢僧话，得“过”字》、《赋得闻道新斋与竹斋，得“新”字》、《赋得登山临水送将归，得“归”字》。试帖诗又称“赋得体”，起源于唐代，多为五言六韵或八韵排律，题目范围与用韵原来较宽，唐玄宗开元时始规定韵脚，宋仁宗时始规定题目必于经史有据。乾隆二十二年（1757）规定，乡、会试加试五言八韵诗，格式限制比前代更严：出题需用经、史、子、集语，或用前人诗句或成语；韵脚在平声各韵中出一字，诗内不许有重字，所得之字，必须在首二联点出；语气必须庄重。由此可见，试帖诗的写作有许多严格的限制，余珍却运用自如，三首试帖诗都切合所得之字，用五言八韵排律，无一重字，且紧扣题目内涵，体现了诗人娴熟的诗法技巧。

总的看来，由于《四余诗草》存诗仅百首，所以在取材、反映面上较为狭隘，且有些诗思想比较消极，如《饮酒》。不过这是因为作者所处的时代与境遇不同，而认识上有所局限。

三

余珍《四余诗草》所收的诗歌虽仅百首，却形式多样，五言、七言、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五古、七古皆有。他的诗歌成就虽不及其父余家驹和族弟余昭以及后辈余达父，但是却有一些让人称道之处。

余珍诗歌最明显的艺术特征是诗画互融，语言明白晓畅。

首先，余珍的诗歌在艺术形象上呈现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互渗的艺术特色。余珍自己绘画成就较高，所以他的许多诗句都充满诗情画意。我们知道，诗与画都要通过塑造艺术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诗中无画就会缺乏意境，流于为诗而诗的弊端，从而削弱其艺术感染力。画中无诗，虽描绘精工，却不能让人理解到画外之音，其画不过是颜料堆砌而已。由于余珍对诗画互渗原理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所以他的许多题画诗写得有声有色，充满情趣。许多描摹自然山水的诗则又如一幅幅优美的中国山水画。例如：

画通过视觉形成形象，诗歌必须以语言为中介，通过想象形成形象。作者的题画诗，与画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作者描摹自然山水、写景状物的诗，俨然一幅幅绚丽多姿、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国画。这类诗在《四余诗草》中处处可见。

另外，余珍的诗歌语言明白隽永，通俗畅达。略举数例：

此诗写在皓月当空的夜晚出游时的快乐情景，用了一组巧妙的比喻，先以水喻月，以鱼喻人，后在一个整体中又蕴含了另一个比喻，以鱼得水之乐写游人月下出游之乐。此诗语言通畅，写法新颖，构思独特，是余珍的佳作。

此诗明白如话，但却展示了独特的艺术技巧：全诗字面上看不出作者诉说对朋友的怀念，却体现了朋友间的真挚友谊。诗人把自己对朋友的怀念，寄托于天空中漂浮的白云，希望白云带着自己的思念落到朋友的住处。读起来，大有李白“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之感。

此诗语言也很通俗，通过几种典型的农村风物，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农村风味，恰如一幅中国农村风俗画。

余珍诗歌虽少，但是表现的艺术形象却很生动，语言通晓畅达，表现手法洗练，表达的思想感情朴素、真挚，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

四

余珍的诗歌，数量少，题材较为狭窄，加之作者壮年辞世，故流传不广，影响力不如父亲余家驹和族弟余昭。后人对他诗歌的研究也几乎是空白，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还没有专文专著论述，自从余珍后裔余宏模先生整理出版《四余诗草》后，才逐渐引起地方学者的注意。目前对余珍诗歌研究的情况大致如下：

贵州民族学院已故教授安尚育认为，余珍的诗歌淡雅、恬静、闲适、飘逸，有一种自然婉转、多情柔美的艺术韵味，追求淡泊清新的意境美。 ^[9]

黄万机著《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评价余珍诗歌语言朗畅，善于白描，略近“诚斋体”。 ^[10]

《贵州通史》、《彝族当代文学》对他略有提及。

余珍作为大屯余氏家族诗人中重要的一员，他的诗歌上承其父余家驹，下启余氏家族诗人中的集大成者余达父。余珍在彝族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应该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