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锋气贯三千弩 韬略胸藏十万兵

一、余昭的生平与诗论

（一）余昭的生平

余昭（1827～1890），字子懋，号德斋，一号大山，生于四川水潦（今四川省叙永县水潦彝族乡，古属黔西北），十六岁失怙后，一直跟随伯父余家驹读书。因赋性英敏，颖异轶伦，深得伯父的喜爱，传授其家学。曾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道光庚戌年间，余昭祖母、伯父先后辞世，余昭遂废学持家。咸丰、同治年间，余昭受赐花翎直隶州知州，后来补知府。光绪十六年（1890）卒于贵州毕节县大屯，享年64岁。

余氏一门，“恒殚心典籍，博雅好古”，“一洗山川之陋”，家学渊源，根基深厚，文学风气浓郁。余昭得伯父亲授家学，被伯父目为“传衣钵者”。余昭一生，尽阅家中典藏书籍，勤于著述，《通雍余氏宗谱》载：“而笔砚书史，习与性成，一日不对，则忽忽不怡，其天性也。”著有《叙永厅志稿》4卷（未竟），《土司源流考》1卷（未刊），《有我轩赋稿》2卷，《德斋杂著》1卷，《大山诗草》3卷。

（二）余昭的诗论

余昭的诗主要录于《大山诗草》中，共收录古诗350余首。他的诗论主张，散见于其《无题》（“骚坛树帜成奇功”）、《题康炳堂〈四石山房诗集〉即用谭荷生所题韵》、《偶作》（“灵光落纸起陆离”）等诗中。如：

从上面所引的诗句来看，余昭的诗论主张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点：

1.关于作诗的目的，余昭认为，功利性不可太强，不可为作诗而作诗，诗要偶然作，要出于无心，在妙悟的瞬间作出的诗亦可巧夺天工，达到“浑疑天上语”的效果。

2.作诗言志，言必真情，不可虚情假意，不可矫揉造作。

3.主张写诗要继承前人成就，能“点铁成金”，做“点金手”，诗作成以后要勤于修改，要舍得删削，方能成为好诗。

4.诗歌创作要言近旨远，言有尽而意无穷，要“圆融”。

5.诗歌语言要富有音乐美，要铿锵朗练。

二、余昭诗歌的内容

余昭的诗歌创作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诗歌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爱国诗

余昭的先世系彝族古代“六祖”分支的恒部后裔，彝语称之为“扯勒”家族。自滇入蜀，长期统辖赤水河两岸黔蜀边境，被封建中央王朝册封为四川永宁宣抚使。至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奢崇明起兵反明失败，崇明之子奢震，改姓为余，隐迹遁世，潜居水潦，余昭即其后八世孙。在历史上，为了西南的稳定、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有不少杰出的彝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耳濡目染家族的历史及杰出彝人的事迹，余昭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团结。在诗作中，诗人一再强调和平的珍贵。在《送侠者》一诗中，诗人告诫侠者：“时清刀可弃，莫作不平声。”在《观安会亭舞槊》中，诗人强调：“当今车书同文轨，清平宇内无泥滓。相逢饮射乐君恩，英雄老去亦何悔。”只要国家太平，即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一身好武艺只能用来射壶，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于今不复为用武，园中且作催花鼓”（《时园中诸葛铜鼓歌》），原来用作打仗的铜鼓，现在没有了用武之地，只能在游戏时用来做“催花”的工具了。诗人反对用战争来解决民族矛盾与问题。《七星关》中云：“德原能远服，功不在多擒。”主张在民族矛盾与民族问题上，“多擒”非根本之道，“德”才能使人“远服”。

对历史上为促进彝汉交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士，诗人大加礼赞。《无题》（忠贞两道不殊途）集中赞扬了历史上为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发展做出贡献的杰出彝族女子奢香、陇应祥、奢苏、禄安人等：“忠贞两道不殊途，公事何须妇职无。坐靖兵戎嫠号佛，先开文教女为儒。山河凿险奢香老，世业拼消禄氏孤。同是西南坤柱在，谁云巾帼少雄图。”《至镇雄州谒铜铸圣像》赞扬彝族女杰陇应祥对国家统一、沟通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交流作出的贡献：“子面岂如阳虎面，此城何异宰鸡城。尊崇自昔通夷夏，金帅何须更问名。”《谒镇雄圣像》则赞扬陇应祥在云南初开文教，传播中原文化，增进民族情感的伟大功绩：“尼山道貌尊师范，边檄蛮荒作步趋。此地仍居夷不陋，当年曾叹夏之亡。”对关羽、张飞两人，诗人赞扬他们对汉室的忠心不二，“威名盖代镇荆襄，扶汉心坚性太刚”（《题关壮缪庙》），“当世纵无昭烈帝，屈身岂肯事孙曹”（《张桓侯像》）。

由于时代的局限，余昭对清末的政治形势判断有误，但他的爱国热情，拥护祖国统一，积极促进西南地区的稳定与民族团结，反对战争的态度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这类题材的作品在《大山诗集》中闪烁着熠熠光辉。

（二）述志、赠别、咏怀、咏史诗

余昭一生虽然偏居于黔西北一隅，“生长夜郎天，自觉夜郎隘。每笑夜郎王，汉孰与我大？”但诗人“常欲鹏搏飞，万里远行迈”。诗人常自谦“眼界苦不宽”，但其接受的先进文化的熏陶，兼之具有的深厚的学识造诣，使他的眼界、思想不为黔西北山川束缚，表现出非凡的壮志理想与远见卓识。余昭非凡的壮志理想来自于他对统一的祖国的强烈认同与自豪，在《大清一统图》中，诗人写道：“见我皇舆图，溯我皇所隶。幅员古所希，辽阔高百世。西极东瀛通，莫（漠）南莫（漠）北至。帝德弥地天，覆载皆内治。我乡在图中，弹丸如黑痣。图中多苍生，苍生属我意。他日展经纶，按图舒壮志。”诗人对于清朝宽广的疆域倍感自豪，希望有朝一日能为这伟大的帝国作出贡献。这种理想一直洋溢在诗人的心头，虽然在四十岁以前，诗人一直襟怀未开，但这种理想从来没有减弱过。《渔翁行》一诗，作者刻画了一个以坚强意志与高超驾船技术与风浪进行艰苦搏斗的东海渔翁的形象，诗人称赞渔翁：“此翁奇气薄沧海，心与古人将无同。不慕高人元真子，不学隐士杨裘翁。愿回天地扁舟里，万里破浪乘长风。”这其实也是诗人自身胸怀和壮志的写照。余昭的人生理想，是做一个文武双全的治世能臣。诗人对自己的文韬武略是极为自信的，如《遣怀》（其二）：“磨剑适当为用武，抛书心尚未忘名。词锋气贯三千弩，韬略胸藏十万兵。”《再酬雨生》：“欲学请缨终军童，一洒诗人少见功。特助圣朝舞黄钺，汪洋海表来归风。至今未试屠龙技，蠖屈如龙我与尔。”诗人想要投笔从戎，打破文人很少沙场建功的局面，所以当其好友刘雨生秀才从军时，他鼓励友人：“干济有才怜国士，英雄无用是诗人”，“如君犹是困风尘，谁道儒冠不误身”，“典尽奇书胸里有，枕戈草莽早称臣”（《赠刘雨生茂才嘉藻从军并慰其贫》），希望友人在沙场上发挥文人心思缜密、熟知兵法的优势，早日建功立业。余昭对于建功立业有着强烈的向往，但他并不迷恋功名利禄。在《黄石公》一诗中，诗人对张良功成身退，不留恋功名利禄的高风亮节大加赞赏：“帝佐偶收为弟子，丈夫不幸作神仙。封留定汉完无事，退学赤松有授传。”对于那些留恋功名利禄的人，余昭毫不留情地加以讽刺。如《曹操疑冢》：“空留七十二疑坟，铜雀歌吹渺不闻。一将有余难万乘，兼吞未已只三分。冢中枯骨同公路，天下英雄让使君。称帝称王谁竟是，那（哪）题墓道汉将军。”曹操一生机关算尽，但无论生前有多威风，死后亦是一抔黄土，和当初被他打败的袁术并没有什么区别。

余昭的咏史诗，或写对历史事件的认识，或写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皆眼光独到，发前人之所未发。有时他一针见血揭露封建统治者的残暴或封建制度的弊端，表现出作者大无畏的精神气概。封建统治者历来都是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每到功成业就，就要大杀功臣，清除威胁自己王权、皇权的隐患，上演一幕幕“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剧。历代文人对此认识不可谓不深，但直言不讳指出的却少之又少。余昭却毫不隐晦地指出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这一血腥手段。如《读史》：“燕翼贻谋慎所思，祖宗立法子孙思。始知秦氏坑儒兆，早在三良入殉时。”诗人尖锐地指出，屠杀功臣，解除对自己江山社稷的威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计谋，是历代统治者的一种“传统”，这从封建制度萌芽时就已经开始了。在《汉高帝》一诗中，诗人对汉高祖刘邦残杀开国功臣，不重视人才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功成马上专烹狗，转据关中玩母猴。驭将有才箕踞骂，鄙儒无用脱冠溲。”《读史》其二更对刘邦的血腥行径进行了揭露：“非关敌破烹功狗，善战原当服上刑”，指出刘邦诛杀功臣的根本原因是善战之人威胁到了他的统治。对于君臣遇合的历史美谈，诗人亦是津津乐道，包含无限羡慕之情。《登泸州宝山武侯祠》赞扬了刘备、诸葛亮的遇合：“君臣契合思前哲，感慨当年瘁鞠躬。”《姊妹花》则赞扬孙策、周瑜的遇合：“骨肉君臣是一家，风流年少世争夸。”

对项羽的失败，诗人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学书学剑总无成，鲁莽称王气概横。盖世英雄能好色，同盟昆仲不分羹。舆图失尽骓何逝，血战归来狗亦烹。子弟八千同日殉，死头犹赠故人荣。”诗人认为，项羽的失败，和他不学无术、有勇无谋、不善于团结部下、不能与人分享胜利成果以及贪名好色、自私自利分不开，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余昭从人的本性出发对项羽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与历代文人不同的结论，显示了诗人与众不同的深邃思想。对于历史现象的分析，余昭同样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如《读史》其一云：“销铸金人白帝终，弃灰立法为驱从。阿房火种焚坑里，炎汉兴从楚炬中。”诗意谓严刑峻法并不能真正臣服百姓，以暴制暴亦不得人心，只有施行仁政，才能成就帝业。对于三国鼎立，余昭也提出了不同常人的看法：“说士祗知开战国，三分已兆后三分。”认为三国鼎立的局面在汉初已有预兆，可谓见微知著。

（三）山水田园诗

余昭一生足迹遍及蜀、黔、滇三省毗邻的乌蒙山区，举凡名山大川、雄关险隘、危崖幽洞、寺观禅林、名胜风景、楼台古迹，诗人均以景寓情、发之于诗。但他描写得最多的还是黔西北的风景名胜，如镰刀隘、归化桥、双井寺、北镇关、七星关、落折河、法硌古（彝语石鼻岩，在今赫章县六曲区境内）、威宁观海楼、灵峰寺、大定玉皇阁、斗姆阁、德胯囤等，皆位于黔西北境内。其次是四川叙永县水潦乡境内的景物名胜，如《登雪山关》中的雪山关在今四川古蔺县境内，濒临川黔赤水河畔，《天台囤》之天台囤在四川叙永县境内，《江门峡》之江门峡在四川纳溪县南，其他地方的景物仅十余处，而且不出贵阳及川、滇。余昭所写之山水诗主要集中于毕节，主要是因为余昭在十六岁后一面跟随白庵公（余家驹）学习，一面照顾年迈的祖母及守寡的母亲，长期往返于毕节大屯与四川叙永水潦之间，对道旁的一草一木，俱可辨识，有着深厚的感情。

余昭所写的山水诗，主要描写黔山蜀水高、奇、险、峻的特点及多雨、多雾、寒湿等天气特点，表现作者对黔山蜀水的热爱。如天台囤周围的峭崖下临深溪，无路可通，诗人写道：“排空峭壁立围垣，划地深溪水气吞。怪石凶顽如鬼瞰，荒藤枯瘦学龙蹲。天梯雪栈人踪渺，云阵花幢佛殿存。铁笛横吹高处坐，夜来星斗定堪扪。”不仅写出了天台囤高、险的地理特点，也写出了天台囤略带恐怖的奇异景色。同样是山高水险的七星关，作者写道：“水势盘弓劲，山形插剑深。去天才一尺，入地已千寻。险落征夫胆，奇穷造化心。”七星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诗人在突出其高、险之外，主要突出其战争的色彩。黔山蜀水在诗人看来均是“十里难行令人厌，一程未到非我猜”（《芒部途次》），“牂牁夜郎之间，万峰突兀，阴雨连绵。上有娲皇未补之天长漏，下有共工触破之山未周全，吁嗟乎！行路之难，难于蜀道上青天”（《行夜郎道中》），不仅道路曲折蜿蜒难行，少晴多雨更增添了行路之难。即使如此，余昭仍然难以割舍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乡土觉近亲鸟语，家山肯远迓人回。”外出归来，临近家乡觉得鸟叫都是亲切的，一山一水仿佛也在欢迎自己归来，居住于这崇山峻岭之中，“我宅鳛部万山中，高压群峦拔地摩苍穹。黔山滇云为障牗，呼吸謦欬直与天庭通。苍崖壁立连城削，赤水围绕如蝀虹。一片顽石嶙峋傲骨铺牙版，千年枯松偃蹇苍颜秃毛翁”，每天可以“起视秀螺妙髻笑颜待，仍然还我无数好青峰。天为安排看山处，何暇南面百城夸恩隆”（《水潦住宅》），诗人称赞黔山蜀水“可比嫏嬛真福地，全黔此处最钟灵”。（《夜宿毕节龙蟠岗之东壁轩》）

余昭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毕节大屯度过的，他写下了许多田园诗来歌颂自己家乡的美景，描写自己或者朋友的田园生活，表达自己悠闲恬静的生活态度，有时也在其中寓含自己不甘于淡泊，想要建功立业的思想。如《踏青即事》：“踏青闻过路三叉，春到人家几处花。信步偶然随蝶去，隔墙飞入野人家。”写出了清明时节农村宁静优美的景色，表达了作者闲适的心境。如《晚眺》：“瓦雀争栖急，烟暝半落辉。牧童牛背卧，横笛入柴扉。”归鸟、夕阳、牧童、黄牛、牧笛融合成一幅田园牧歌的农村晚景。《坐莲塘小亭》则描写了莲塘幽静的环境：“水边亭子坐中央，消受碧莲万顷香。”有的田园诗则表现作者的隐士情怀，如《白沙翠崖山庄》：“万壑千峰绕敝庐，烟霞自足称幽居。山归簷下收三省，水折门前灌一渠。田种天梯云拥耒，窗开月洞昼摊书。豳诗绘壁勤耕读，处士家风乐有余。”此诗描写了作者居住之地的幽美，表现了作者乐当一个自给自足、昼耕夜读的处士的情怀。对于有处士风范的人，诗人亦赞赏有加，如《吊陇芸庄宗叔》中称赞其宗叔：“万山深处欲骑牛，鬣剪龙媒自结裘。戕贼梅花随手活，安排泉石称心幽。诗人面目方三拜，处士襟怀谢一邱。知己于今哭大阮，竹林犹相晋风流。”其人行为风范不仅与古人有相似之处，甚至超出竹林七贤。有的田园诗亦表现出诗人心怀天下的理想，如《贺海山兄凿田得泉》中云：“物亦喜人用，凿石出新泉。潜泉久勿用，今忽见于田。习坎而出坎，利泽到人间。孔子有明训，为政足食先。努力从此始，乘时济巨川。”诗人由凿泉联想到物当尽其用、为政需知“民以食为天”，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宏图。

（四）咏物、纪游、哲理、讽刺、悼亡诗及其他诗作

余昭诗作内容丰富，咏物、纪游、哲理、讽刺、悼亡等内容亦见于其《大山诗草》中。其咏物诗，多写奇石花卉、风霜雨雪、阴晴圆缺等，或表现自己志趣高洁、或表现自己的思乡之情，如《照水梅》写生长于水边的梅花的妖娆风姿，《绉石皴云》、《小蓬壶》描写一块石头奇特的纹理，表现诗人隐居世外的悠游旷达、不慕名利的高洁情怀。其纪游诗，多描写其奔波在外时对家乡、对妻子的思念，如《途次夜景》描写夜中赶路时荒凉的情景，《芒部途次》描写归家途中的艰难，表达对家乡、亲人的热切思念。哲理诗，是作者对历史、人生、宇宙的思索，如《观书偶作》记述了诗人对人类起源、宇宙起源的思索。讽刺诗是作者对世事人情的劝讽，如《虱》、《发虱》、《蚤》、《蚊》分别讽刺了人世间投身富豪的寄生者，以及贪赃枉法、刻虐不仁的富豪，或一时得志、趋炎附势的小人，《无题》（“三寸弓鞋费剪裁”）则讽刺了世人用绣鞋赂神的可笑行为。哀悼诗则对其亲人、朋友、仆人的逝去表示深切的哀悼之情，其中《吊安阶平》表达了诗人对安阶平遭人陷害死于狱中的愤懑之情。除此而外，《大山诗草》中还有一些诗表现诗人对妇女建功立业的敬佩之情，还有一些描写作者军旅生活的诗作。

总之，余昭的诗作，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但由于作者生活的局限，诗作中对社会民生的描写极少，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歌的思想性。

三、余昭诗歌的艺术成就

余昭的诗歌，在当时就有很大影响，得到士林之中较高的评价，更有盛誉者将其诗与唐、宋及明代前“七子”诸大家相媲美：“至君之诗，其品格为盛唐诸老耶？为元祐诸公耶？抑为前明七子耶？”这些评价虽有过誉之处，但总的来说是比较中肯的。余昭诗歌的艺术成就总的来说有如下几点：

（一）鲜明的地域性

首先，他的诗歌中所描写的人、物、景多是毗邻蜀、黔、滇三省的乌蒙山区所特有的，刻画了乌蒙山区的人、物、景独有的特点。如前所述，其所描写的名胜山川、气候特点，都是乌蒙山区所特有的。其次，作者是黔西北彝族，其所写之诗，带有鲜明的彝族色彩，有的诗题就直接用彝语，如《落折河》、《法硌古》等，诗句中也经常使用彝族的口语，如发戛、团栾、阿侬、法硌古、廊敞等，另外有些名词也是黔西北所独有，如乌撒、盐仓、改土等。

（二）善用各种诗体

律诗、绝句、古体、歌行等皆能驾轻就熟，根据所写内容或抒情的需要灵活选用诗体。如纪事、抒情、咏史等内容的，诗人大多选用律诗或者绝句，述志、赠别、悼亡的则大多选用古体等。

（三）精熟运用典故

如《自慰落第》：“富贵在天非战罪，莫将成败论吾曹。”用项羽战败乌江时的话语来消解自己落第的郁闷心情。如《吊陇芸庄宗叔》：“知己于今哭大阮，竹林犹相晋风流。”用竹林七贤的典故来比拟其宗叔的隐士风范。

（四）风格雄浑豪放，想象奇特

余昭诗歌风格雄浑豪放，时人早就有所认识。如杨绂章就认为其诗“气则雄浑，笔则刚健，确有其为人”。《遣怀》（其二）是这种诗风的典型：“磨剑适当为用武，抛书心尚未忘名。词锋气贯三千弩，韬略胸藏十万兵。”他的诗歌想象奇特，如写墙上之藤的非凡形态：“常疑破壁飞腾去，屡欲凌空戏舞来。”把墙上之藤比作一条飞舞的蛟龙，非常生动。又如写道旁之怪石与枯藤：“怪石凶顽如鬼瞰，荒藤枯瘦学龙蹲。”写七星关的高、险：“水势盘弓劲，山形插剑深。去天才一尺，入地已千寻。险落征夫胆，奇穷造化心。”写登高时的感受：“直疑人是天上过，不信身犹在地行。星斗当头璎珞灿，烟霞着体绮罗轻。”

（五）浓郁的民歌色彩

余昭的诗歌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这得益于余昭渊源的家学及其刻苦攻读、博览群书，有些地方明显地受孟浩然、李白等诗人的影响。如《海山兄新落成眉峰沁绿亭同游和作》有孟浩然《过故人庄》的影子，《登雪山关》有李白《蜀道难》的风味，《品园四言》亦如刘禹锡的《陋室铭》。

四、余昭诗歌的地位和影响

从家族文学层面来讲，余昭的诗歌是该家族中成就较高的。《通雍余氏宗谱》载其“常侍白庵公之侧，跬步不离白庵公。每于夜深酒酣，论及古今时势，臧否人物，公对则中寲要，白庵公辄首肯呼可儿者再。又每见公诗文下笔如宿构，组织无痕迹，呼公名曰：‘将来传吾衣钵者，其在阿昭乎？’”余昭后人余宏模先生评价说：“读其诗亦可知作者接受先进文化之熏陶，学识造诣之根基，在我国彝族文学史上，是应占有一席之地的。”

从社会影响角度看，余昭诗歌早就被著录于史志。《叙永厅县合志》中说：“昭著有《大山诗集》，履贞著《园灵阁诗集》，白庵亦著有诗集，皆卓然可观。而大山诗尤为音节响亮，有明七子之风。”余昭的《大山诗草》清末即已享誉士林，受到时人的评论和研究。例如与余昭同时代的松山书院主讲杨绂章就认为其诗“大气磅礴，健笔劲拔，超出横流，非可以章句绳者”，当代学人研究评论余家驹诗歌的就更多了，如安尚育、罗曲、曲比阿果、苏连科、陈世鹏、陶学良、左玉堂等。余昭的事迹被载入芮增瑞主编的《彝族当代文学》，左玉堂主编《彝族文学史》列余昭专节（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余昭诗歌理论也是有明显继承性和创造性的。他主要继承宋人严羽妙悟说。“妙悟”一词最初见于东汉曾肇的《长阿含经序》：“晋公姚爽质直清柔，玄心超诣，尊尚大法，妙悟自然。”此语一出，就在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中得到普遍使用。不过真正将妙悟说作为诗歌审美特质、思维方式和理论范畴，并推广为诗歌创作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是严羽，他在其《沧浪诗话·诗辨》中，将汉魏至晚唐诗与佛教大小乘教义相比后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这种主张与当时诗坛上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主流诗风相比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实际上余昭已经在创作中自觉实践他的主张。其次，余昭还继承了黄庭坚诗论中的点铁成金说。黄庭坚在其《答洪驹父书》中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点铁成金说强调的是诗歌的继承与创新，通过“点铁”（继承与积累）手段，达到“成金”（创新与超越）目的，即黄庭坚所说的“化腐朽为神奇”。余昭在其诗歌中大量化用前人典故，妥帖自然，新意迭出，堪为后人典范，是对点铁成金理论的成功实践。余昭诗论的创造性主要体现于：不囿于一家之说，取诸家精华为我所用。例如妙悟说导源于庄子和禅宗，点铁成金说来自于江西诗派，言意之说出自于《易传》（《易传·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以上事实说明，余昭是余氏彝族诗人家族中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较高造诣的诗人，他对余氏家族当世和后世诗人起到了示范作用。例如他对妻子安履贞，后辈余达父、余祥元和余宏模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也对当地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