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自有面目存 效颦何苦傍人门
一
余家驹(1801~1850)字白庵,小字石哥,贵州毕节大屯人。其先祖世居四川叙永水潦、贵州毕节大屯。明天启年间,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与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因征辽事而起兵反明,兵败后奢崇明幼子奢震为避祸化名为余化龙,隐于川黔交界,即今古蔺、叙永(赤水河边境)一带。余家驹系余化龙七世孙。据其后裔余宏模先生提供的《通雍余氏宗谱》 [1] 所载,其父名杨人瑞,字五玉,号蓝田,小字二相,敕授儒林郎,为人恬静,寡言笑,不轻取与,行事务存忠厚,居恒手书一编,以莳花玩鱼为乐。可见,余家驹从小就受家庭影响,有很深的家学渊源。
余家驹的一生也可由《通雍余氏宗谱》和其侄余昭所撰写的《时园诗草·跋》知其大概。《通雍余氏宗谱》:“公(余家驹)幼而颖异,为祖父君聘公所钟爱,年十二失怙,母安太安人,矢志冰霜。公纳贡成,均奉养林下,不事进取,遂隐于诗酒,于学无所不窥。论古尤擅三长,著有《时园诗草》二卷。论者谓似太白、东坡,无事饮酒看花,天机活泼。……善画,尤工泼墨山水,亦奔放如诗。叙永孝廉李少青先生(怀莲),与公交最深,曾志行略云:‘公为人风流潇洒,而皆秉乎天真。少喜读书,而非以求名,故能不汩于俗学而淹贯乎古今。兼善为诗,常不雕琢而成,故其词亦豪亦仙,而翛然畅其胸襟。尤喜饮酒,凡杯与勺,无时不擎,虽乐在醉乡,而神明皎然独醒。盖酒中之圣贤……家有时园,佳荟敷荣,常日涉乎其中而书……’”其侄余昭十六岁时父亲(余家骐)去世,由他抚养成人,在《时园诗草·跋》中,余昭对余家驹的行状作了大略描述:“伯父白庵公,以贡生不出应试,奉我祖母,孝善终身。居家勉励儿辈,大率以为朝廷广醇风,为祖宗绵世德,为末俗挽衰敝经济,皆当于读书中求之。至于功名富贵,听其自然,莫皆奔兢,至今言犹在耳也。公性情旷逸,与人和平。识与不识,皆称之曰白庵先生,不立崖岸而见者肃然自起。爱敬生平,不干外事。常手一编,长吟短咏。随絜一壶,自斟自饮。机趣横生,终生陶然。工画山水,奔放如诗。尤喜种花,时园中一草一木,皆手泽所植。” [2]
《时园诗草》以作者所居时园为名,作者曾写《时园》一诗:“青山一角抱亭轩,不放春光出小园。介石傲于高士骨,幽花瘦似美人魂。孤云有意闲归岫,明月多情自入门。坐享太平清静福,书成万卷拥金樽。”据余昭《时园诗草·跋》所载,《时园诗草》系余家驹之子余珍抄集存录。另据叙永李少青《时园诗草·序》,该诗集是经李整理分类、编次、作序、定稿的。现通行本是由其后裔余宏模先生收集整理,1993年10月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基本保存了余家驹诗歌原貌。
《时园诗草》有两卷,上卷录五言古体26首,七言古体36首,五律36首,七律26首,五绝16首,七绝76首,六言诗2首,杂体20首,共有238首。下卷录五古29首,七古34首,五律14首,五言排律6首,五绝14首,七律20首,七绝21首,杂体15首,共有153首,两卷合计391首。
二
余家驹生活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这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都处于急剧上升状态。1840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与帝国主义者签订了《南京条约》,后来又签订了《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遂使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因此,政府只好对老百姓增加苛捐杂税。贵州虽处于西南边陲,但老百姓却没有逃过此劫,生活极端贫困。余家驹出身于地方上层阶级,用诗歌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道傍翁》:
作者在此诗中,以锐利的笔锋刻画了一位因邻居官司而受株连的老翁,受到官吏百般勒索,只好典卖房屋,最后仍然无法满足官吏的贪欲,只好将相依为命的独子卖掉的悲惨遭遇。此类作品还有《荒山投宿》:
此诗描写了作者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投宿到一户穷人家的经历。走进田间农家茅屋,诗人看到的是无火、无食、无床的悲惨景象。不仅人,连猪、狗都饿得嗷嗷直叫,面对这种惨状,作者连向主人乞食的勇气都没有。诗人还有一些咏史诗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面对清朝统治者卖国求荣的无耻行径,作者愤然写下了《读宋史》:
作者借古讽今,影射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指出只有奋发图强,抵御外侮,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道路,加重百姓负担只会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作者以犀利的笔锋揭示了当时老百姓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揭示了当时人民揭竿而起的深刻原因。其余如《硝匠》:
全诗着力刻画硝匠舍生忘死进入深洞采硝石的场面,为我们展示了当时贵州底层人民艰辛的生活状况。《有人》讽刺了平时吃朝廷俸禄,而听说边境有战争就称病的贪生怕死的官吏。《苗人》反映了当时贵州苗族同胞茹毛饮血的生活,也揭示了少数民族起义的深刻原因在于人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他的另一首《掠官崖》“剑芒山屴阵云排,道此曾抛酷吏骸。寄语宦途休仗势,民间尽有掠官崖”,反映了人们对官吏残暴统治的反抗。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余家驹的诗歌,反映了嘉庆、道光年间贵州人民的疾苦,揭露了清统治者的残暴,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不失为贵州历史的真实写照。
此外,余家驹的诗歌还着力表现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时园诗草》里的诗,虽然未作编年,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余氏早年是怀有一腔匡世济民之志的,并且也不难看出,余家驹是想得到清统治者的重用的,这部分诗当为余氏早年之作。如《登鹰坐山》,此诗表明自己希望遇明主而报国的心迹。《登最高山》虽表面状山之巍然独立于群山,实则借山比喻自己。《以小龛供屈平刘伶像曰醉醒龛》,写屈原、刘伶二人皆为时所不容,屈原以醒而流芳百世,而刘伶则以酒来麻痹自己,以逃避尘世。而这两种特点却集于余家驹一人身上。此诗是有所寄托的,也不难看出,余氏终身爱喝酒也是有原因的。《登公鸡峰》以作者步入公鸡峰顶的感受为基调,写出了“坐受万山降,层层来罗拜”的豪迈气概,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在年少时追求功名的理想。《出塞》中作者“不惜肝脑碎,但愿青海克”的济世之志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纳羊箐神驴》中作者以无人驾驭而未得晋谒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神驴自喻,表现了自己虽是千里马,却无伯乐赏识的情怀。《答友人》中也叹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挞龙洞》中那一向睡眠的神龙,不正是作者自己的真实写照吗?在《月蚀》一诗中,月光虽然暂时被淹没,但不久后却倍增光辉,也隐隐感受到诗人在梦想破灭之后的自我安慰。《行黔蜀间见山甚奇询之无名》以名不见经传的山自喻,写出自己不得意于当时。《探乳洞》中“如此精奇世不识,有同贤士隐荒幽”的乳洞,不正是作者的自我感叹吗?其余如《八骏图》、《画马》、《画虎》、《画松》、《傜犬》等诗都是托物言志,间接表达了自己愿献身社会,匡世济民之志。不过,观其一生,虽有挽狂澜于既倒之志,却不为明君所用。
素有远大抱负的余家驹,不愿做一个“时刻撄其心,戚戚复碌碌。喜怒不自由,行止受人束”(《甘隐篇》)的小官又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做贡生后,余氏看透官场的黑暗与腐败而无心再涉科举。在余氏的诗歌中,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表现十分突出。因此,诗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只有把这腔热血寄托于自然山水之间。余家驹吟咏乌蒙山水的诗篇,意境开阔,瑰丽神奇,如《青浓山》、《早行山中》、《毕城东岗》、《夜临皮匠沱》、《行水城山中宿张处土家》、《瀑布》、《仙人岩》等。
此外,余家驹还有一些诗歌表现人世炎凉、人情世故变幻莫测。如《乱峰中生云数点,俄而四合,沛然为雨,记之以诗》,虽写天气反复无常,实则写人心变换犹如云雨,作者感叹道:“天心尚反覆,晴雨难权衡,何况世人心,月旦讵可评。”其余的如《傀儡》、《假面》、《爆竹》却是讽刺那些反复无常的小人。面对这些小人,作者作《滩心石》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此诗中,作者以一块在滩心之中任凭波浪所攻击的石头自喻,表明自己的立场,不畏强暴而泰然处之。
余家驹的一些诗歌,还表现了人生不复,人事沧桑之感。余氏早期,空怀一腔匡世济民之志,可惜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无法实现,故其诗歌感叹人生短暂,往而不复。如《登毕节龙蟠山阁》,作者叹道:“人事古今频更改,惟有关山依旧雄。”《泛月》:“世上何人能百年,世上何事足千载……君不见秦皇汉武辟江山,江山依旧人事改。”《登虎厂坪高峰》:“终古青色常不改,阅历人事几兴亡。”《入芒部山中》展示了一幅苍凉凄迷的画图:“陇佛遗碑今尚在,字残文阙草烟荒。”《六龙安宣慰墓》:“千年爵土五朝功,剩有残碑蔓草中。百廿裔孙多富贵,无人点酒洒西风。”作者感叹人生犹如过雨云烟,未免有点消极。
余家驹处于地方上层阶级,可以说他与清朝统治者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他写过一些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诗,如《宝刀弃掷多年家人改造农具戏作》、《深山绝顶泉》、《西梁烟瘴二首》、《画牛》等,这些自是诗人因所处阶级地位不同而思想认识有所局限之处。
三
综观余家驹诗歌,五古、七古、五律、七律、排律、五绝、七绝、六言、杂体,众体皆备。无论写景、叙事、抒情、评论、咏物等均有力作,特别是描摹贵州当时社会现实和展现川、滇、黔雄伟壮丽的自然风光,更是自成一家风格,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余家驹的诗歌风格,豪放与婉约兼而有之。诸如,从《登最高山》、《发戛大湾涨瀑》、《登高望云海》、《仙人岩》等到《听吹木叶》、《毕城东岗》、《夜游山寺》等,可谓刚柔并济,豪放、雄浑、壮美与飘逸、淡雅、隽永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又如《登公鸡峰》:“步上公鸡峰,愈觉夜郎隘。顿豁尘蒙胸,披襟一何快。如登大将坛,指挥气豪迈。坐受万山降,层层来罗拜。蔚蓝宗动天,浮云扫千芥。我欲乘长风,遨游三千界。”《登高望云海》:“我向山中来,手持绿玉杖。挥袖拂开千重云,飘然独立群山上。山下云气化为水,白浪茫茫铺万里。一粟身浮大海中,伟哉造化殊奇矣。天风鼓荡涌云潮,天与海水为动摇。九州万国落何处,世人皆没我独超。掷将玉杖云海中,化作垂天万丈虹。便驾长虹饮沧海,吸干海水见底空。”《瀑布》:“辟开绝壁青天见,长空飞下一匹练。天光云彩随水来,化作梅花满江面。轰若迅雷疾若电,耳为震聋目为眩。狂澜奔湃怒不平,蛟龙在此来酣战。我欲乘槎斗牛宫,高原应与天河通。我欲探珠出海底,骊龙应在波心里。烟消山外暮云开,山岚水气共徘徊。瀑布奔流山下去,不辨源头何处来。”这些诗,读起来铿锵有力,刚健豪放,意境辽阔,感情充沛,呈现了豪迈飘逸的诗歌风格。作者把自己的个性气质融入诗中,便形成了一种奔腾回旋,行云流水般的美感。特别是他的七古,不仅感情跌宕起伏,而且还以句式的长短变化和音节的错落来显示回旋往复的节奏跳跃,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个性。
余家驹的另一些诗歌,诸如《发戛宅》、《竹石》、《甘隐篇》、《小河别墅》、《早行》、《闺怨》、《玉人曲》、《耕》、《牧》、《渔》、《樵》等,给我们展示的又是另一种境界。诗人从住所、农事、茶饮等生活琐事着手,处处流露出一种静谧、柔和的意境。这种诗虽“小”,但却处处流露出温情,类似于宋词中的婉约,如《听吹木叶》:
这首诗押入声韵,有白居易《琵琶行》的意味,不仅具有独特的生活气息,而且颇具艺术技巧。在修辞手法上,运用一串比喻(博喻)来描写吹奏的曲子,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又如《乡村》:
此诗描绘了一幅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热情好客的田园风光图,浸透了浓浓的乡土气息。
余家驹善于把自己的感情寄托于诗歌之中。他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自小有远大抱负,做贡生后,看透社会黑暗,不再沉溺于举子业,他满怀积怨,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怀才不遇之气。作者把这种情志寄托在诗歌之中,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在作者笔下,山、洞、岩、峰、石等都是用情感去灌溉过的,都含有作者的主观意志,因而,余家驹的诗是情与景的结合体,艺术上达到了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如《登鹰坐山》、《滩心石》、《纳羊菁神驴》、《挞龙洞》、《发戛大湾涨瀑》、《古树歌》、《蟠李》、《八骏图》、《画虎》、《画松》、《月蚀》等。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诗在《时园诗草》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诗人笔下,众生顶礼膜拜的大山,从未开发的乳洞,潭中隐藏的蛟龙等都被绣上了一层主观色彩,寄托了他丰富的情感。
此外,余家驹的诗歌还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濛濛满天雨,云暗隔江树。春水涨半篙,没却渔矶路。渔翁掉孤舟,渡入烟深处”(《江天霖雨》),此诗可谓一幅优美的中国山水画,其意境之美确实能给人一种心灵上的震撼。其余如“远山残夜月,高树晓天星。露气横秋白,烟痕拂岫青”(《早行》)“列阵横秋水,飞书去太空”(《雁》)等。余家驹本身也是一位画家,做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作者展示的画面清晰优美,又能把自然风光、人物活动以及自身感悟熔为一炉,从而创造了新颖感人的艺术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韵味。
四
余家驹的诗歌,在当时就产生了影响,成书于清道光二十九年的《大定府志》 [3] 收录有他的诗三首,分别为《奢夫人》、《忠烈南公》、《陆龙安宣慰墓》,但均非余氏代表之作。不仅如此,余家驹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潜移默化了余氏后人。他的侄子余昭,十六岁时父亲去世,余家驹便带他到大屯课读,耳濡目染,受其影响颇深,后留有《大山诗草》三卷,其诗入选《叙永厅志》。余昭在诗歌上的成就超越了余家驹,青出于蓝。余家驹的儿子余珍,也留有诗集《四余诗草》,余珍自幼也受到余家驹的影响,诗歌成就虽不及父亲,却也不乏佳作。在孙辈中,余一仪有《百尺楼诗草》,可惜已经失传。值得一提的是,曾孙余达父受到家学的熏陶,成为余氏家族诗人中集大成,也是在川滇黔、京沪和日本有影响的著名诗人。他与日本著名汉学家森槐南、永坂石埭、永井禾原、结城蓄堂等有诗歌往来 [4] ,也与当时国内许多文化名人如黄侃、苏曼殊、袁嘉谷、郁曼陀、刘贞安、万慎子等都有诗歌唱和。
但是余家驹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却被历史湮没了一百多年,直到其后裔余宏模先生整理出版了其诗集《时园诗草》,对于他的研究才开始被人们所涉及。《贵州通史·清代贵州文学》认为其“诗集中题咏乌蒙山区雄奇风光,反映民间文化风情的作品,独具特色”。 [5] 黄万机《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认为其诗“内容丰富,或描写乌蒙山区奇险山水,或咏民情风习,或咏史评画,写人咏物极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6] 李力《彝族文学史》论其诗歌“内容广泛,尤其是对毗邻川滇黔的乌蒙山区自然景色、山川名胜、文物古迹,以及对这片山区的彝、苗、弈人,有着深厚的感情。” [7] 安尚育《清代黔西北彝族诗人的文化品格》中对余家驹的诗歌有所论述, [8] 甚至还有专文《余家驹诗论》,对余家驹的诗歌从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认为“余家驹的诗,内容丰富,涉及面广”。 [9] 余宏模先生也有《彝族余氏一门五诗人》一文对余家驹列有专题论述。 [10] 西南民族学院教授罗曲以及该校彝语言文学研究生曲比阿果有《情寄山水——〈时园诗草〉读后》 [11] 、《彝山彝水总是情——余家驹〈时园诗草〉读后》,认为余家驹所留下的山水诗“一方面反映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诗人怀才不遇的惆怅之感,在内心世界营造着一个精神避难所,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超脱”。 [12] 另一篇由曲比阿果、罗曲、苏连科所撰的《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余家驹〈时园诗草〉读后》论述了余家驹诗歌所受到的影响,认为余家驹的诗禅味重,与他的家世分不开,与当时的社会大气候有密切关系。 [13] 贵州民族学院教授陈世鹏的《彝族诗人余家驹和他的美学观》一文就余家驹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以及他的文艺美学思想进行了探讨。 [14]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人类学博士王菊将余家驹的诗歌与王维的诗歌从三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余家驹的山水田园诗与王维的相比,虽然在书写的对象上有些区别:余关心彝族的历史传统、风俗人情、现状和未来,同时对时事的密切注视等等是不同于王维的,但是二者在隐的心境、诗的意境、诗的思维等等方面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可见彝族的汉文古诗的创作在清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15]
上述情况说明,余家驹诗歌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家族和地域,正在逐步向更大范围发展。
余家驹诗歌受到陶渊明、王维、李白、苏轼等人的影响很深,而在思想感情上也与他们有相通之处。作者在其诗歌中描绘了独具地域特色的黔山秀水,并以此为载体,透露作者怀才不遇之感,还无情地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作者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形成了自己雄奇豪迈,朴实隽永的艺术风格。四川叙永李怀莲在《时园诗草》序中这样评论道:“故为诗沉雄浩荡,不名一家,当其上下千古,绝无依傍。奇情快论,破空而出,山川景物,无不另开生面。其气魄固足雄压一切,而雨带烟霞,不染尘氛。又如姑射仙人,遗世独立,尤飘飘乎有凌云之气,非山泽之癯所可望也。”确为中的之论。
[1] 余家驹原著、余昭原注、余若瑔续修、余宏模整理:《通雍余氏宗谱》,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9年版。
[2] 余家驹:《时园诗草》,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3] 黄宅中:《大定府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4]
余达父:《雅堂诗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 何仁仲:《贵州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
[6] 黄万机:《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 李力:《彝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8] 安尚育:《清代黔西北彝族诗人的文化品格》,《贵州民族研究》,1993第3期。
[9] 安尚育:《余家驹诗论》,《民族文学研究》,1999第1期。
[10] 余宏模:《余氏一门五诗人》,《文史天地》,1995第2期。
[11] 罗曲、曲比阿果:《情寄山水——〈时园诗草〉读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12] 罗曲、曲比阿果:《彝山彝水总是情——〈时园诗草〉读后》,《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1期。
[13] 曲比阿果、罗曲、苏连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余家驹〈时园诗草〉读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刊。
[14] 陈世鹏:《彝族诗人余家驹和他的美学观》,《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
[15] 王菊:《“我生自有面目存”:余家驹与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比较》,《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