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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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研究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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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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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利用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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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研究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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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随感 [收起]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人文价值导向与可持续原则
引言
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首先必须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合理性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发展的合理性问题，其实质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发展观的问题，是对发展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它不仅仅满足只解决向何处及如何实现发展，还要解决应向何处及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合理性不仅体现在人们对目标与手段之间关系的调节上，而且还体现在人们对目的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上，对行为结果的预见和权衡上及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上。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汉族地区，在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边远地带，甚至温饱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求生存，而后求发展。一种观点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存在温饱问题，脱贫目标尚未实现，谈发展似乎为时尚早，谈发展的合理性问题，似乎更有些不切实际。其实不然，一方面，温饱问题如何解决，通过什么手段实现脱贫目标，本来就是发展的题中之意；另一方面，由于民族问题不仅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历史的综合内容，还涉及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及价值观念等等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与汉族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具有更大的紧迫性。
一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决定少数民族地区在发展中尤其必须引入人文价值导向。现代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只有使现代化实践拥有一种恒久的文化动力，才能真正获得有效的社会进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朝着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更加需要把文化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各自的历史长河中，为了延续和保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发展和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静态地看，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相比，呈现异质、多样、分散的特点；动态地看，少数民族文化并非一个不变的凝固体，它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一直不断发展和变化着。当前，这种文化变迁更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时期。
（注： 贵州荔波大七孔景区的瑶族工艺品小摊）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总是在该地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但所有的变化与传统之间始终保持着共同的主题，并同出一源，因而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连接其间。换言之，它只是同质文化的一种变化。即使在历史上有过一些异质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主要停留在边际涵化而未达到广面涵化。与过去不同的是，如今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的是现代文化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这种影响以经济的形式进入，以文化交流或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冲突和对抗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以突发形式展开的，难免引起许多历史传承性的断裂。从目前情况来看，冲突一方面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化中许多旧有传统正在逐渐消失，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事件和民族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表现在现代文明已通过经济的影响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之中。
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异质文化的进入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所必需的。因为少数民族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再创造，离不开现代文化形态的构建。问题在于在社会发展引起的文化变革中，应该怎样对待旧的文化传统，应该给文化变革确定一个什么样的导向。
传统是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它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传统的并非是完全落后的。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农业社会中自然经济的产物，整体上对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文化是排斥的，但它也有许多东西是现代文明不具备而又是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人们感觉不能缺少的。如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在处理人与人关系中的谦让、互助风尚；在生活中勤劳、质朴、讲求实际、热爱故土、团结凝聚力强等美德。显然，少数民族的发展不可能离开这些传统而进行。如果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少数民族的文化环境割裂，在寻求少数民族发展时只会以失败告终。
以工业文明为主体的现代文化虽然是先进的，也并非完美无缺。现代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理性。在西方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科技理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带来了经济和财富的巨大增长，而人文理性则使人类改变了社会文化环境，由“人的依赖性”过渡到“人的独立性”。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科技理性逐渐取得社会发展的主体地位，并把人文理性远远抛在后面，从而造成了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和所提供的机会一样大。当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科学文化给人类带来巨量物质财富的同时，又使人类失落了自己的内在价值和人文关怀，一部分人中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精神颓废、道德沦丧便是表现。现代文明中的负面效应提醒我们对它必须进行认真审视。
当前，我们正在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开放交流的经济，它要求打破各地区、各民族间封闭的壁垒。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便越开放，各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交流也就越频繁。社会的开放，必然会淡化狭隘的地区意识和民族意识，增强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族际之间的频繁交流，必然增进各族之间的相互理解、认同和接近，并导致文化的传播和相互采借，各民族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缩小，最终将使各民族的文化整合成一个为所有民族认同的崭新的文化模式。这个文化模式既不是纯汉族式的，亦不是某个少数民族式的，而是在集中全国各民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取国外先进文化精华后形成的。这种模式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绝不会使某个民族丧失其独特性，本民族的文化精华将长期存在，并影响其他民族。
构建崭新文化的过程，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过程。毋庸讳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因其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造就的，是一种相对具有排他性的文化。一方面，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这种文化必须变革；同时，着眼于民族地区的发展，又需要从传统文化中获取民族精神。既要引进现代文化、变革传统文化，又要凭借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问题在于，在传统中，精华、糟粕往往不是绝然分开的，总是糅合在一起的。因此，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在需要对现代文化中的发展模式、发展目的、发展手段进行重新审视的同时，必须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鉴别和评价，这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
（注： 古树、老宅——大利侗寨一景）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以十分丰富的形式对应于各族群众的一切创造活动，并以思维方式、意识形态、风俗习惯、情感方式等体现自己的价值理想。因此，在对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和鉴别时，尤其应该注意保留那些有利于民族和谐、民族昌盛和各民族共同进步的内容。只有扬其长、弃其短，才能完成现代民族文化的构建。当然，要解决好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在自觉的层面上把文化问题纳入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的视野，把少数民族文化的进步与该地区的经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是说在我国少数民族发展中要重视引入人文价值导向。这正是少数民族发展的合理性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注： 沙溪古镇的安静巷道）
二
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决定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发展中尤其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国家，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实力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经过建国48年来的努力，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相对比差距仍然悬殊。因此，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发展的问题上。从国家的大局出发，也只有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有快速稳定的发展，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才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进一步实现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和共同进步才有可能。
加速脱贫步伐，最大限度地消除发展差距虽然是当前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中心，但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面对的却是资金短缺、科技落后、工业不发达、人口素质低下、教育层次低、基础设施差等一系列严酷现实。在早日脱贫致富愿望的驱使下，各地难免出现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尤其自然资源开发方面，往往是自然开采率高，利用率低。大大小小工厂的建立给民族地区经济注入了活力，却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环境污染等问题。为了保证建设用资金，绝大部分财政收入投向经济开发，教育投入比例反而下降，导致远期人才匮乏。凡此种种，无不给少数民族地区的未来发展前景投下阴影。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现状警示我们，如果不用一种面向未来的大时空观来指导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不用互利互惠的观点来处理各少数民族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某些发展方式将给子孙后代留下隐患。竭泽而渔式的开发，甚至会使后人再也找不到生存的空间。对此，眼下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或可以预见到的至少有一点，那就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将会使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失去其存在的土壤而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注： 四川四姑娘山镇的藏式客栈）
众所周知，文化的特质与文化创造者的生存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基本上是农业社会自然经济下的产物。在这种文化圈里，人对自然的物质依赖和生物性依赖显得尤其大，可以说，几乎所有少数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是建立在依赖周围环境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生存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文化的多样性又造就了少数民族千姿百态的风情习俗。
在我国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传统中，有许多东西用现代的眼光看是值得保留并继续发扬光大的。我国南方某些少数民族朴素的天人和谐观便是一例。这种天人和谐观不仅因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显示出人对自然规律的遵从，而且从主张道德原则与道德规律相一致出发，将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视为一种理想。应该承认，此前少数民族未必完全懂得环境保护的科学道理，但他们通过祖祖辈辈对日常生活的经验性总结，仍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这样一种观念。虽然他们可能是通过自然崇拜的朴素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给建立在高度自觉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观深入人心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可以设想，如果因为急功近利在发展中使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使他们不得不离开世代居住的热土的情况，那么，少数民族文化中的许多特质和精粹，将因之失去依托，甚至逐渐消失。历史上，工业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失落人文精神，很大程度上便是缘于此。
（注： 西索藏寨）
必须注意到的是，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素质普遍偏低，尽管世界今天通过对工业文明人与自然对立的深刻反思，开始确立人与自然共处的文明观，尽管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天人和谐的朴素观念，但当人们为了尽早脱贫，以急切的心情致力于地区经济发展时，固有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的保留和外来现代合理文明观的灌输，反而变得十分困难起来。尤其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超越环境而存在时，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过的那种人对自然的掠夺、人与自然的对立，极可能悲剧性地在我国民族地区重演。自然，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也许最终会明白过来学，但是否会为时过晚？是否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得走这条弯路，非得以人与自然的对立为代价呢？
当前，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许多弊端，恰恰最有可能断送该地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后续性。有鉴于此，应该毫不含糊地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理论和战略，是国际社会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道路深刻反思的产物。它使我们第一次将理性的目光投向未来，是一种崭新的文明观。这种文明观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不再从人类自身的狭隘利益来对待自然界，而是以更高的境界和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人类和环境、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从哲学角度思考可持续发展原则，它应该建立人本原则，即社会发展应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精神文化需要、生态需要等多方面需要；适度性原则，即以适度发展保护资源环境，使资源环境得以永续合理地利用。适度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口上的适度增长，生产上的适度进步，生活上的适度消费；综合性原则，即应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人的发展效益的统一作为至上价值目标。具体说来，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时，就不能以牺牲人的发展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发展为代价；在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时，就不能以损害后人的利益为代价；在致力于经济持续增长时，就不能以损害政治、科教、文化、生态等其他要素为代价。
针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当前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少数民族发展的合理性着眼，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坚持可持续性原则应重视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加强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与环境的总体评估和研究，有针对性地制定严格的资源与环境立法，并在此基础上规划各地区切实的社会发展速度和进程，以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地区历史上的覆辙；其二，充分认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正视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有限资源与超量生产耗费的矛盾，科技需求与教育滞后的矛盾等等；其三，高度重视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的文化素质，把提高文化素质作为该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人是实践的主体，是对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进行选择的主角。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建设者具备高素质。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中，应该把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放在首位，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任务，也是现实的需要。因为要使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符合该地区发展的合理性，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则要求我们善待自然环境，发挥人类特有的自觉性和创造性，保持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要做到这些，缺乏具有广博知识和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是不可能的。同时，可持续发展原则还要求社会成员树立新的价值观，既要肯定人类生存发展的权利，也要肯定自然界发展的权利，文化素质低下的人很难在一种高度自觉的层面上形成保护环境的责任感，也很难意识到为后代保留足够的资源有多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的文化素质，不仅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需要，也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