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织造机构及丝织业分布
古时官府的服饰，历朝历代皆由专门的织造营作机构制作。汉代丝绸生产有官营民营之别。西汉时，长安即设有织染机构，《三辅黄图》载：“织室在未央宫，又有东西织室，织作文绣郊庙之服……暴室，主掖庭织作染练之署。”东汉时亦设织室，《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载“又御府尚方织室，锦绣冰纨玩弄之物，皆绝不作”，可见当时有织室织造锦绣冰纨。两汉还在京师之外的齐郡临淄设有“三服官”（汉官名，主作皇帝冠服）。《汉书·元帝纪》载初元五年夏四月“罢……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颜师古引李斐注云：“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
唐朝官营染织业承袭隋朝制度，在少府监下设染织署，其中有十个作专司织造，织纴之作有：布、绢、
宋代官营织造机构，在京师有少府监下的绫锦院、染院、文思院、文绣院等。此外，尚有设于宫廷内司的织造机构。南宋时，宫廷内诸司中亦有丝织作坊，《咸淳临安志》屡有提及内司织物。当时内诸司有内藏库、东西库、御服所、裹御所、丝帛所、腰带所、织染所等，其中的织染所织造锦、绫、绢等。宋代除在京师设有织造作坊，于丝织业发达的地方也设有作坊。如在西京、真定、青州、益州、梓州设有场院，在江宁府和润州设有织罗务等。当时的地方场院规模也很大，如成都锦院，据《锦官楼记》《蜀锦谱》记载，早期有厂房127间，织机154张，日用挽综工164人，用杼之工154人，练染之工21人，纺绎之工110人。两宋民间织造亦盛。
元代织造机构分属工部、户部，将作院、中政院、大都留守司、武备寺诸系统。工部职掌丝染的部门有：大都人匠总管府，其下置有四局，分别为绣局、纹锦总院、涿州罗局、尚方库；随路诸色民匠都总管府，其下置有五司，分别为织染人匠提举司、杂造人匠提举司、大都诸色人匠提举司、大都等处织染提举司、撒答剌欺提举司；此外还有诸司局人匠总管府，晋宁路织染提举司，冀宁路织染提举司、真定路织染提举司，南宫、中山织染提举司。此外，尚有别失八里局、深州织染局、纳石失毛段二局、云内州织染局、大同织染局、恩州织染局、保定织染提举司、永平路纹锦等局提举司、大宁路织染局、云州织染提举司、顺德路织染局、彰德路织染人匠局、怀庆路织染局、宣德府织染提举司、东圣州织染局、阳门天成织染局。将作院系统的织染机构有：异样纹绣提举司、绫锦织染提举司、纱罗提举司、纱金颜料总库。又，大都等路民匠总管府辖下的尚衣局、御衣局、御衣史道安局、织佛像提举司等，与织染稍有相关。中政院下的局院有玉列赤局、织染局；徽政院下有织染局；储政院下有藏珍、文成、供须三库。
《丝绣笔记》书影
秦汉时期丝织业主要分布于中原、蜀地和关中地区。中原地区自古多有蚕桑，故丝织业最为发达，当时的齐郡临淄、陈留襄邑都是生产丝织品的重地。蜀地为生产丝织品的另一要地，“盖春秋时，蜀未通中国，郑、卫、齐、鲁无不产锦，皆禹贡兖州厥篚织文之地。自蜀通中原而织事西渐”（朱启钤《丝绣笔记》）。秦汉时期，蜀地丝织业渐盛，其所产的“蜀锦勃兴，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营织成，遂使锦绫专为蜀有”（朱启钤《丝绣笔记》）。关中地区因水利条件较好，遍植桑麻，“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曰近蜀”（朱启钤《丝绣笔记》），所以丝织业也并不落后。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织业分布格局与秦汉时期大致无别，重心仍在中原和蜀地，唯江南地区稍有兴起。汉末之乱，在北方很快被曹操敉平，继而为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当时又有马钧对织机进行了改革，中原地区丝织业因此颇有规模。西晋代魏而起，也曾一度“天下无事，税赋均平，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西晋·左思《魏都赋》中有云“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道出了各地的所产。又，西晋·石崇《奴券》中有谓“常山细缣，赵国之编，许昌之总，沙房之绵”，可见当时织造之盛。至北魏时，亦有官营织造作坊，史载河间王元琛府库中“锦罽珠玑，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绣、缬、
当时蜀地所产蜀锦闻名天下，诸葛亮谓“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当时魏、吴都向蜀买锦。左思《蜀都赋》云：“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可见当时蜀地织造之盛。魏晋南北朝时，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丝织业开始兴起。及至南朝宋时，“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唐代前期，丝织业分布格局与前朝无异，重心仍在北方。《颜氏家训》谓：“河北妇人织纴组
《颜氏家训》书影
唐代丝织业兴盛，在北方地区尤以定州为发达，并以其为中心。定州所织丝织品种类丰富，尤以罗、绸绫、瑞绫、独窠绫、两窠绫、二色绫知名，每年上贡朝廷的丝织品有1500匹之多。在南方，丝织业也渐为兴盛，开元年间，越州已能入贡吴绫、白编绫、交梭绫三种高级丝织品。贞元年间，越州更有吴绫、异样吴绫、花鼓歇纱、吴朱纱、宝花花纹罗、白编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绫、轻容兰鄃、花纱、吴绢等数十种丝织品之贡。
又据史料所载，因各地织造技艺各有等差，故所产丝织品也质量不一。以作为国家税赋首项的绢为例，就有八个等次。《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条云：“凡绢布出有方土，类有精粗，绢分为八等。”第一等为宋、亳州；第二等为郑、汴、曹、怀州；第三等为滑、卫、陈、魏、相、冀、德、海、泗、濮、徐、兖、贝、博州；第四等为沧、瀛、齐、许、豫、仙、棣、郓、深、莫、洺、邢、恒、定、赵州；第五等为颍、淄、青、沂、密、寿、幽、易、申、光、安、唐、随、黄州；第六等为益、彭、蜀、梓、汉、剑、遂、简、绵、襄、褒、邓州；第七等为资、眉、邛、雅、嘉、陵、阆、普、壁、集、龙、果、洋、渠州；第八等为通、巴、蓬、金、均、开、合、兴、利、泉、建、闽州。据此可知，绢之所产最上等者大抵都在今河南、河北、山西境内，次为今四川、福建境内。
唐代以前，丝织业生产重心在江淮以北的北方地区，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南北方技术的交流，南方丝织业逐渐得以发展，并在唐代中后期成为财赋所出的重地。
丝织业发展到宋代，南方的地位愈显突出，其时丝织业已遍布长江流域各地。出产丝织品的州军，据《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等记载，已多达46个，分别为两浙路的杭、越、润、婺、明、常、处、衢、秀州；两淮路的亳、宿、海、泰、泗、滁、庐、和、濠州，无为军；江南东路、西路的太平州、临江军、建昌军；荆湖南路、北路的江陵府，鼎、澧、诚州；成都府路的成都府，蜀、彭、绵、简州；梓州路的梓、遂、昌、渠州，怀安军、广安军；利州路的洋、阆、巴、蓬州；夔州路的达、忠、涪州，云安军、梁山军、南平军。
《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各路所产的丝织品有罗、绫、
《清明上河图》反映的宋代繁华景象
在绢的数量上，南方地区已占优势。两浙路为六十七万余匹，江南东路为三十八万余匹，二路居首。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河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梓州路六路在二十万匹以上。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京西北路、河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北路、梓州路、利州路十路在十万匹以上。
在
关于唐宋以降黄河流域蚕桑丝织业的衰落，其原因大抵有四个方面。一是“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生产力遭受破坏，五代时又迭经少数民族入侵；二是由于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和传播，势必对蚕桑丝织业造成影响；三是西北丝绸之路的阻塞和东南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四是南方蚕桑丝织业技术水平的后来居上，黄河流域的优势尽失。
明代丝织业的格局以江南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织造为中心，此外，山西潞安，四川保宁，广东广州，福建福州、泉州、漳州诸地也是著名的丝织品生产地。明代官府在工部下设织染所，内府监下设织染内局和织染外局。内局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外局织造官府公用丝绸。南京除设内外织染局外，司礼监又设有织造祭祀用丝绸的神帛堂。两京之外，各省地方官府也多设有织染局，据《大明会典》记载，设局织造的地方有浙江杭州、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宁波、湖州、嘉兴诸府，江西布政司，福建福州府、泉州府，四川布政司，河南布政司，山东济南府，直隶镇江府、苏州府、松江府、徽州府、宁国府、广德州。其中尤以苏州、杭州两局的织造规模最大。北方诸省虽然有的未设织染局，但也有官府的丝织作坊。如明人陈汝明《甘露园短书》记载：“曾见陕西抚院贾待问疏称，该省应造万历二十五年龙凤袍共五千四百五十匹，额设机五百三十四张，该织匠五百三十四名，挽花匠一千六百二名；新设机三百五十张，该织匠三百五十名，挽花匠七百五十名；挑花络丝打线匠四千二百余名。”据此可知陕西虽未设局，但有织造作坊存在，并可知其丝织业之盛。又，《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七年内织染局题办皇长子等位婚礼袍段，万历九年传造之数尚有未完一万余匹，俟今次传造完日，仍将旧传未完照数补织……（万历三十三年）上用袍段一万六千余套匹，又婚礼段九千六百余套匹，比诸原欠遂增一万五千之数，昨内库新改段一十八万余匹，虽蒙圣恩宽减一半，计费尚须数十余万。”可见当时宫中丝织物用耗之巨。
明万历明黄缎洒线绣金龙花卉纹袍料
清代的织造格局沿袭明代江南三织造，其宫廷服饰的制作和管理实务，则由宫中内务府负责。内务府下设有七司、三院等机构，职官三千余人，规模庞大。七司中的广储司，设有皮、缎、衣等六库，六库下又设有染、衣、绣、花、皮等七作及帽、针线二房。广储司的主要职能，就是负责查验、保管皇帝及宫内所需的四季衣物、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等物。缎库则专门负责保管“上用”和“官用”的绫、罗、绸、缎等各色织物。衣库则专门收贮各式服装等。衣作、绣作、花作等则负责对衣料进行裁剪、绣花和缝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