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的成熟
春秋至中唐的两千多年是我国丝绸生产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我国丝绸的生产重心位于黄河中下游，绢帛成为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斜织机和提花机广泛应用于丝织生产，各种织物应运而生，印花技术臻于完备，图案主题神秘并富有装饰性。
在春秋战国时期，老百姓常常要在住宅周围要种植桑树。《管子·山国轨》记载：“宫中四荣，树其余者曰：‘害女工’。”宫即住宅，古时百姓住宅也可称作宫。“四荣”指四方屋翼，此处借指住宅四周空闲的地方。就是说，凡百姓住宅旁侧，只准种植桑树，供妇女采桑养蚕。如果种植其他树木，则要以妨害养蚕为由加以禁止。孟子所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说的也是这种情况（只是针对齐国而言）。
《左传》和《国语》都记载着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到了齐国后，他的随从在桑园里密秘谋划让他早日返回晋国的故事。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在齐国种桑养蚕是很普遍的，除了野外有大片大片的桑林外，大贵族的家里也有很大的桑园。大贵族及其弟子虽不亲自植桑养蚕，但却有专职的家奴来从事家庭桑蚕生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时期桑蚕业的发达。
吐鲁番袖片（战国）
从植桑养蚕作为一个行业伊始，这份事业仿佛就成了女人的天职。《礼记》中有“岁既单矣，世妇卒蚕，奉茧示夫人”的记载，“世妇”就是负责植桑养蚕的女官。《诗经·大雅·瞻印》有“妇无公事，休其蚕织”之句，意思是说：“妇女们既不担负劳役，怎能不从事蚕织？”《吕氏春秋》和《史记》两部古书都记载了公元前518年，吴楚两国因为边境女子争桑而引发一场战争的故事。在这次战争中，吴公子光领兵占领了楚国的居巢（今安徽巢县）和钟离（今安徽凤阳）。
吴楚战后不久，建都在今浙江绍兴的越国也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方针中，也有“省赋敛，劝农桑”一条。后来越国终于强盛起来，灭了吴国。在齐国，蚕桑同样很受重视。据《管子》的记载，管仲曾向国君建议：百姓中有熟悉蚕桑技术，能防治蚕病的人，政府应该采纳他们的意见，并给予黄金和粮食等实物奖赏，而且予以免除兵役的优待。
蚕桑丝织业还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蓄》说：“春赋以敛缯帛。”即春天给予桑农贷款，以补桑农生产资金的不足，到时，桑农只需以“缯帛”这种丝织品抵偿贷款就可以了。实际上，这就是政府与桑农签订预购合同，预付资金，计价收购。
《禹贡》书影
《禹贡》成书的年代有西周至汉代各说，迄未定论，它记录了当时各州土产、名产或多产的物品。《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出产和上贡丝物的有：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青州，“厥篚檿、丝”；徐州，“厥篚玄纤缟”；扬州，“厥篚织贝”；荆州，“厥篚玄
中国丝绸博物馆复制的战国对龙对凤纹锦
马王堆1号墓发掘现场
1972年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单幅丝绸46卷，成件衣物58件，属于服饰类的共27件，丝绵袍11件，包括绢、缣、纱、罗、锦、绮等品种，其中的一件罗锦袍上袖缘的绒圈锦和1件重仅49克的素纱禅衣代表了西汉养蚕缫丝和织造的最高水平。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还出土刺绣品40件、丝带3种，据年出土的“遣策”记载，刺绣品主要有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三种，这三种绣品的纹样均以变体云纹为主体。丝带是用于衣物装饰的狭长条带，有带“千金”字样的“千金绦”带，有制作精良、缝成筒状的纂组织物。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丝绸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可以说是我国汉代丝绸生产的成果汇总。同期发掘的马王堆2号墓和1974年发掘的3号墓以及江陵167、168号墓均发现有大量丝绸的实物，只是保存状况没有马王堆1号墓好。
T型帛画（马王堆1号墓出土）
1995年，浙江省博物馆从境外购得越王者旨於赐剑，剑柄上发现了缠裹剑柄的黑色丝带和丝带下的数层平纹丝织物。2001年，在重庆市巫山县位于长江、大宁河交汇处的江东嘴遗址发掘了一座西晋大墓，墓底发现了数层丝织物和刺绣的残片，可惜已无法起取。从包裹铜镜的丝绸印痕可以辨出包裹物有锦、绢、缣、纱4种。
战国越王者旨於赐剑
战国时期，齐国在临淄设“三服官”，专为宫廷制作精细丝织品。《汉书·元帝纪注》引李裴语：“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縰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三服官”生产精美的丝织品，供宫廷春夏冬三季服装所需。三服官织厂女工多为能工巧匠，王充在《论衡》中说“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出于她们之手精心制作的高级丝织晶有“冰纨、方空縠、吹絮纶”等。“冰纨”是一种鲜明纯白的织物，“方空縠”是一种带有方格花纹的织物，“吹絮纶”是一种极为细致、轻柔的织物。
“三服官”初设时规模不大，每年仅生产丝织物十余箱。汉代在长安设立了官营纺织业机构东西两织室，设织室令丞主管。而“三服官”发展到汉元帝时（前48—前33年），已有织工数千人，宫廷每年投资甚巨，具备大规模生产能力，甚至与设在长安的东西织室相比也毫不逊色。
汉唐时期的丝绸产品已经有很多品种，其中刺绣和织锦是最珍贵和高档的。《国语·齐语》中，齐桓公对管仲说：“昔吾先君襄公……唯女是从，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管子·五辅》中记载：“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悦在文绣。”《晏子春秋·外篇》也记载：“景公赏赐及后宫，文绣披台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绣”，“文绣”就是指刺绣彩色花纹的丝织品或服饰，刺绣所用的基本针法为锁绣针法以及外观与锁绣接近的劈针，具有细致而繁琐的效果。对于织锦，《诗经》里有很多与之有关的名篇和名句。如《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唐风·葛生》：“角枕粲兮，锦衾烂兮。”《郑风·丰》：“衣锦褧衣，裳锦褧裳。”
从春秋到中唐，这一时期的织物图案从几何纹起步，发展到动物与几何纹的结合。汉代织物最为经典的纹样是动物纹与云气纹的结合。到魏晋南北朝时依然有大量的动物纹出现，直至唐代初期，即使是在西域艺术强烈的影响下，动物纹样仍与联珠纹相结合，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
这一时期的染料以植物染料为主，红色染料用茜草，蓝色用蓼蓝、菘蓝进行未发酵的直接染色，黄色则用黄栌、栀子。染色工艺多采用媒染法，主要的媒染剂是草木灰和含铁物质。在以植物染料为主的同时，也有矿物染料的使用，如红色所用的朱砂。印花技术主要是手工描绘，汉代开始出现真正的印花，其工具是青铜凸纹印花版，结合手绘，这一方法一直沿用至唐宋时期。
绛色花卉纹刺绣绢裤（新疆尉犁营盘汉晋墓出土）
人兽树纹罽袍（新疆尉犁营盘汉晋墓出土）
根据《考工记》对练染技术的记载，基本上可以了解当时丝织品印染的工序。第一道工序是“练”。每到春天，练工在“幌人”（齐国专设“幌人”，负责煮练丝帛）的监督下，将生丝和绸坯放入用草木灰等泡制的碱性液汁中浸泡，“昼暴诸日，夜宿诸井”，要浸泡七天七夜，直到把纤维上的丝胶和其他杂质除去，这道工序能使丝纤维柔软漂白，易于染色。至于绸坯，因为丝线紧密地织造在一起，其中的丝胶等杂质就比生丝更难以去掉，于是人们就用碱性比较强的楝木灰和蜃（大蛤蜊）烧成的灰与水配成浓浆，用来浸渍绸坯，经过七天七夜的反复浸晒，既脱了丝胶，又漂了白。这种暴练，实际上就是印染生产过程中的预处理工艺——练和漂。第二道工序是“染”。由“染人”负责丝帛和其他纺织品的染色。染色要等到各种植物染草收获的季节即夏秋时节才正式开始。染草中采用最多的是蓝草，为了将生丝或绸坯染成各种颜色，有一染，再染，甚至六染、七染。三次入染可染成浅绛色，五次入染可染成赤黑色，七次入染可染成黑色。生丝染成不同的颜色后，可以用来织各种色彩的锦，绸坯染好后，就可以直接用来制作衣物等用品。如果还需要装饰，就采用第三道工序“画”和“绣”。有“画绩”专门负责管理在丝织品上画花绣花等装饰加工。
恩泽锦（汉晋）
从西周到两汉，我国丝织业兴盛发达的地区一直在黄河流域。秦汉时期，封建王朝采取了保护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政策，对纺织业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秦时鼓励“男乐其畴，女修其业”，提倡妇女从事家庭纺织业。秦汉时期织机已普遍进入家庭，现保存在嘉祥县武梁祠的汉代石刻中有一幅“曾母投杼图”，该图是反映当时家庭纺织业生产的极好印证。
从汉代开始，国内的纺织品交易已极为盛行，大量丝织物在民间市场流通。《汉书·食货志》记载：“通都大邑，一酤岁……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答布，皮革千石。”说明当时纺织品的交易相当兴盛。
江南丝织业的发展是从三国时期开始的。孙吴政权中，有很多南徙的北人，带来了北方中上层人士喜着柔软舒适的丝织品服饰的习惯与风尚，从而带动了江南地区蚕桑事业的发展。而江南气候湿润温和，也很适合桑蚕生长。《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记载陆凯上疏谏孙皓谓：“先帝时，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先帝崩后……更改奢侈，伏闻织络及诸徒，乃有数千。”孙吴定都建业（今江苏南京），有官营织造机构“织络”，说明当时已有专门制造丝织品的部门。据《拾遗记》记载，孙权的夫人赵氏就是一位织作的行家里手，她“织纤罗縠……裁之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为臣僚、百姓之表率。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江南蚕桑丝织发展的重要时期。魏晋以来黄河流域政局不稳，虽仍保持丝绸生产中心的地位，但发展速度相对较慢，而长江流域这一时期较为安定，中央政府赋税倚重江南，给江南丝绸生产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蚕桑丝织业发展较快。同时，这一时期黄河流域有两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一次是西晋永嘉年间（306—312），晋室南渡，北方大批士庶流寓江南；一次是唐中期受“安史之乱”的影响，北方人口大量涌向长江流域的四川、两湖和江南，江南成为全国人口最为集中地区。两次人口南迁，为江南发展经济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先进技术。
修复后的黑色绞缬对襟上衣（北朝）
东晋时，恢复御府织室为宫廷服务。江南各地蚕桑生产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晋书·慕容廆传》记载，前燕慕容氏政权通好于东晋，“先是辽川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于江南，平州桑悉由吴来”。公元420年，刘裕在建康称帝，史称刘宋，成立“锦署”带来了北方百工。在建康建立“锦署”，结束了江东用锦只能资于西蜀的历史，为江南织锦业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工艺，在织机上进行改良创新，生产出著名的织成纬锦“宋锦”，为后世云锦的精良工艺打下了基础。南朝齐时，漠北柔然族首领即向齐武帝求取锦工，武帝以“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远涉”为借口未予应允。辽川边地、漠北一带的少数民族向江南学习，反映了江南的蚕桑丝绸技术的发达。
隋末唐初，江南地区蚕桑生产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太湖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发展得更快。新、旧《唐书》里都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唐玄宗时有一个名叫韦坚的大臣，天宝初年任陕郡太守兼水陆转运使。韦坚为了方便漕运，整理了长安附近的水道，并在长安城东九里的长乐坡，开凿“广运潭”，潭边建有“望春楼”。工程完成后，举行了一个类似现代的通航典礼的仪式。为了博取皇帝欢心，韦坚预先准备了大批小船。船头分别挂上牌子，写上各个州郡的名称，船上又分别堆放了各该州郡的著名特产。在这批小船中，“广陵郡”船上堆的是锦，“丹阳郡”船上堆的是“京口绫、衫缎”，“晋陵郡”船上堆的是“官端绫绣”，“吴郡”船上堆的是“方文绫”，“会稽郡”船上堆的是“罗、吴绫、绛纱”。会稽、广陵、丹阳、晋陵、吴郡就是现在浙江的绍兴、江苏的扬州、镇江、常州、苏州等地方。这五郡船上堆着各种丝织品，就充分表明，至中唐时，这些地方生产的丝织品已经是当地著名特产了。
各种精美的丝织品需要先进的缫丝工具和织机来生产。约自汉代起人们就开始使用手摇缫丝车进行缫丝，一直到唐代未变。早在春秋战国时，丝织生产中就已经出现了两种织机及织造技术。一是踏板织机，用脚控制织机的开口；二是提花机，用花本或综片来控制经丝的提升规律。织物的组织结构亦是织造技术的重要部分，这一时期运用的主要基本组织是平纹组织，所有的起花织物组织也均由平纹组织衍生而来或是内含平纹规律。此时尚无真正的斜纹组织可言，某些斜纹组织仅是不同的平纹通过并丝织法而产生的斜纹效果。此外，提花织物尤其是织锦的显花方式通常是经显花，即通过多彩的经丝在织物表面按一定规律显露来呈现花纹。
中国丝绸博物馆复原的踏板织机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和中期，丝绸是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西周土贡有皮帛、宗庙之器、绣帛、木材、珍宝、祭服、羽毛等九类，称作“九贡”，绣帛和祭服都与丝绸有关。
汉代赋主要征收货币，调则主要征收实物，实物主要就是布帛。《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中有“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等记载，反映了“以赋为调，征取实物，以代赋钱，或者地方官以赋钱购买民间布帛，以供调度”（西汉·桓宽《盐铁论·本义篇》）的情况。
课田制和户调式是西晋的赋税制度。课田指的是应向国家纳税的田地数量。户调就是户税，丁男之户每年纳绢三匹，绵三斤；丁女或次丁为户者折半交纳。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颁布均田制，次年又颁布三长制和租调制，“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织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隋的租调，继承北周旧制，其中租调，原为每户绢一匹、绵八两、粟三斛，后改为绢二丈，而妇女奴婢不收税，恢复以前丁租、丁调的完整形式。唐又继承隋制，租庸调制规定：丁男每年向国家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做“输庸代役”。
纺织品作为朝廷税赋的重要的征收对象，代替钱粮成为政府的实物税收，极大地刺激了纺织品的生产。此外，在一般流通市场上，丝绸依然作为货币的重要形式之一，以支付大宗买卖和官员的薪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