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
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陆上丝绸之路而言的，由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他1967年出版的专著《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中初次提及，随即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历史阶段。一是从周秦到唐代以前为形成时期；二是唐、宋为发展时期；三是元、明为极盛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将中国生产的丝绸、陶瓷、香料、茶叶等物产运往西亚、非洲和欧洲的国家，将毛织品、象牙等带到中国。
日文原版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
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便“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织绸技术在那时就已传入朝鲜。同一时期还有“倭人贡畅草”之说，可见交流是双向的。到战国时期，山东沿海已出现了琅玡（今山东胶南）、芝罘（今山东烟台）等几个大港口，并有人自此出海的记载。朝鲜及日本的考古发现证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开辟了一条自齐国东渡渤海，经朝鲜半岛而达日本的航线。这条航线也叫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即东海航线，具体路径大体上是自琅玡、芝罘、蓬莱一带出发，沿山东海岸北行，渡过长山列岛，先驶入辽东半岛，再转向东南，沿朝鲜西海岸南下，最后渡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九州沿海一带。即便在当时尚不算大的斥由港（今山东石岛一带），也出现了中朝商人们在此转手文皮（虎豹等兽皮）的交易活动。
徐福东渡路线图
秦时，齐人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自这条航线东渡日本，成为较大规模的移民集团，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公元199年，中国蚕种自朝鲜的百济传入日本。此后不久的秦汉之际，由于国内政治局势动荡，战乱频繁，成千上万的山东居民携带家口沿北方海上丝绸之路迁徙到朝鲜半岛，其中一部分又转赴日本。《三国志·魏志》记载：“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者数万。”成千上万的山东半岛居民辗转迁居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把山东的各种物产和生产技术带往新的家园，先进的纺织技术和精美的纺织品很快地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流传开来。内田星美在其所著的《日本纺织技术史》中也提到，中国秦代江浙一带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向日本人民传授养蚕、织绸和制衣方法。由于当时船只的简陋和航海技术的落后，自山东沿海东渡必须要依靠左旋回流的漂流并要沿海岸而行，以便随时获取粮食和淡水的补给。这一条海上交通线，从时间上看，它的形成要早于汉代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从形成的方式看，它不像张骞通西域那样，得益于中国封建王朝与外国政府使节之间的往来，而是因民间百姓大规模向海外迁徙形成的。
在汉武帝（前140—前87年）统治期间，汉朝通过北方的东海丝绸之路继续与日本、朝鲜交往，日本已有30余国与汉通使。他们把明珠、璧、琉璃等奇石异物运到中国，而中国运往这些国家的主要是黄金器物和各种丝织品，而丝织品则被用于异国贵族、官僚的服饰。与此同时，我国商人从另一路用海船携带黄金和大批“杂缯”，即各种丝绸，从今天我国雷州半岛的徐闻和广西的合浦出发，经今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缅甸等国的海岸线西行，绕过马来半岛后进入孟加拉湾，最后远航到印度的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然后从今斯里兰卡经新加坡返航，带回了沿途各国的特产。《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这次远洋航行，这是中国丝绸从海路传入今东南亚一带国家的明确记录。这条航线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中国丝绸由此间接传入欧洲。由于中国丝绸的巨大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上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并进行贸易交换。至此，东海与南海两条起航线的海上丝绸之路初步形成。
我国东南沿海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有许多终年不冻的良港，很多地方又是丝绸的直接产地和造船、航海技术最发达的地区，海船的运输量比骆驼要大很多，且运费低廉，陆路不能到达的海岛国家，从这些地方起航都可到达，而且不受别国的牵制，可以自由通航。正是这些原因，丝绸之路就由陆地转向海洋，而且日益兴盛。三国时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并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孙权雄踞江东，主张“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更通伐，妨损农桑”，发展经济，开创造船业，训练水师，派遣航海使者远航日本、朝鲜和南亚地区，也曾到过台湾、琉球，对海上丝绸之路起了承前启后的开拓作用。
三国时期，孙吴出于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船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孙吴的造船中心，在建安郡侯官（在今福建闽侯）、临海郡永宁县（今浙江温州）、横藇船屯（今浙江平阳）、南海郡番禺县（今广州）等港口。孙权设置典船都尉，专门管理造船工场。孙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航行在南海上的商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二三丈，望之如阁楼，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当时孙吴的造船业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准，从船首到船尾有八根横梁。八根横梁说明有八副舱板，它们把船体分成九个严密的分舱（船舱）。船在航行时，即使有一两个船舱受到破坏进水了，水也不会流入其他船舱中，船不会马上沉没。海船还采用多帆技术，在多帆桅船上，斜移的帆面各自迎风，后帆不会挡住前帆的受风，大大加快了船速。康泰《吴时外国传》称，这种船自南海乘风航行至大秦只需一月，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也说，多帆海船上通过斜移帆面到合适角度，充分地利用风力，“斜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风激波，所以能疾”。武装船队随行将士万余人，北上辽东、高句丽（今朝鲜），南下夷州（今台湾）和东南亚今越南、柬埔寨等国。孙吴发达的造船业对于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国时期，孙吴还出现了一批杰出的航海人才，朱应、康泰就是其中的代表。朱应任宣化从事，康泰为中郎。吴黄武五年（226年），交州（今广州）刺史吕岱奉令征讨交趾太守士徽，平定之后，孙吴为了睦邻友好关系，派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等国。他们沿林邑（今越南南部）南下，首先访问了暹罗（今泰国）、扶南，然后渡暹罗湾沿马来半岛到达今天缅甸和中南半岛沿岸的一些国家，“所经及传闻有百数十国”，往返达十余年。朱、康二人回国后著《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介绍其所见所闻，两书虽佚，但部分的段落保留在《水经注》和《太平御览》等书之中，给后人留下了可以追寻的踪迹。此外，还有出使夷洲、亶洲（今日本）的将军卫温、校尉诸葛直；经略辽东的将军周贺，校尉裴潜；远征海南的聂友、校尉陆凯等。自朱应、康泰访问扶南等国后，东南亚国家也纷纷派出使节到吴国访问，密切了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
西行求法，始于三国时期的朱士行。南北朝时期，僧人的游学之风很盛。东晋末年、南朝初年的高僧法显，于后秦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求法，当时他的年纪至少已在58岁以上（有的甚至说他已65岁）。东晋义熙八年（412年），法显自海路返回，由印度多摩利底经狮子国（斯里兰卡古称）、耶婆提（古国名，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抵达山东崂山，翌年到达建康。他从长安到中印度花了六年，在印度各地游学六年，从斯里兰卡回国又有三年。前后十五年，陆路西行，海路东归，艰苦卓绝。义熙十二年（416年）冬，法显应邀写出西行求法的经历，是为著名的《法显传》，通常亦称《佛国记》。这部游记，记录了公元4～5世纪西域、印度与斯里兰卡的佛教状况以及中西交通的实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法显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与日本的交往更加深入和频繁。日本传统的服装“吴服”，系用三国时由杭州输入的丝绸和方法制作的，吴服的名称即起源于此，而且丝绸提花和刻板印花技术也在此时从江南传入日本。《日本书记》“雄略记”还比较完整地记载了江南织工吴织、汉织和衣缝兄媛、弟媛等去日本传授种桑养蚕和织绸制衣技术的情况。
中唐之后，西北丝绸之路受阻塞，华北地区经济逐渐衰弱，华南地区经济日益发展，海上交通开始兴盛。当时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拂菻（东罗马帝国）、大食（阿拉伯）帝国、波斯、天竺、狮子国、丹丹（今马来半岛北岸）、盘盘、三佛齐（今马来半岛东岸）等。公元9世纪，阿拉伯著名的地理学家伊本·库达拨在他所著的《道程及郡国志》一书中，更将泉州与交州、广州、扬州并列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唐人杜佑还对历代南海交通作了总结：“元鼎（前116—前111年）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奉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逾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络绎而至，又多于梁、隋焉。”
隋唐时期，中国丝绸特别是江浙一带的丝绸更是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杜甫《昔游》诗句“吴门持粟帛，汎海凌蓬莱”便是当时江南丝绸东渡日本的真实写照。日本僧侣还在浙江得到了许多珍贵的绫、锦，并将其带回日本作为生产的样板，这对日本丝织品的改良起了积极的作用。至今，日本的正仓院、法隆寺还藏有我国唐代产自江南的绫、锦以及四川蜀锦等珍贵实物。
泉州伊斯兰教圣墓
宋元间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巅峰时期。当时，海路贸易量十分庞大，为中国带来了丰润的经济利益，于是朝廷大力提倡。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成立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人，通远物”，是专门处理海上贸易事务的衙门。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今胶州营海镇）、嘉兴府（今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今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由东南地区的港口出口至世界各地。商船来来往往，有的从南海来中国经销货品，有的扬帆启船，满载货物，要驶往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码头上进口的香料、珠宝，出口的丝绸、瓷器、杂货山积。据史书记载，那时与泉州有海上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100多个，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东岸和地中海尽头的西班牙。马可·波罗曾在游记中称泉州“香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泉州在南宋后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城内，各种肤色和操各种语言的人们，摩肩接踵；琳琅满目的中西货物，堆积如山；港湾里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船只。
宋代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总计有58国。自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到政和六年（978—1116年），日本和宋朝的商船往来，非常频繁，几乎年年不绝。与此同时，宋朝使者还将丝绸等物带往东南亚各国。
元代官方海外贸易更是发达，与元朝通商的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东南亚各国“每岁望唐舶贩其地”，中国商人将苏杭色缎、青缎与青白瓷器等商品载往其地，海外商人也来江南购买丝绸，可谓“蚕乡丝熟海商来”。
明朝初年农业经济得到恢复，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于是，明成祖朱棣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
明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命太监郑和率领由240多艘海船、27400名船员组成的庞大船队远航，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加深了大明帝国和南海（今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的船队每次都从苏州浏家港出发，一直到明宣德八年（1433年），一共远航了有7次之多，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
15世纪初，朝鲜所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显示郑和时代的明朝及其藩属国
郑和到达了占城、爪哇、旧港、满拉加、哑鲁、苏门答腊、那孤儿、勃泥、小葛兰、彭亨、锡兰山、三岛、苏禄、吕宋、溜山、打歪、八都马、柯枝、南巫里、古里、坎八叶、木克郎、甘巴里、阿拨巴丹、阿丁、天方、米息、麻林地、忽鲁模斯、祖法儿、木鲁旰、木骨都束、抹儿干别、不剌哇、慢八撒、木兰皮等等30多个国家，最远达非洲东部。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国的关系。郑和每到一个国家，第一件事便是宣读皇帝朱棣的诏书，第二件事是赠送礼物，第三件事是进行贸易活动，第四件事是与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明朝政府“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郑和的航行加强了中国明朝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
郑和7次下西洋还留下了《郑和航海图》，此图在明代晚期被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图中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了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涉及的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虽然精度较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
郑和宝船模型
明清时期，我国丝绸通过海路行销日本、南亚、东南亚各国，并通过菲律宾马尼拉中转远销美洲、欧洲，海上贸易的范围和数量大大增加。中国对外贸易以丝绸为最大宗商品，而输回的是金、银硬通货及铜。据日本官方记载，仅自1648年到1704年的60年中，从日本流出的黄金近240万两，白银达374000余贯，从1662年到1708年的46年中，铜流出达1亿1千万两多。金银的输入给中国带来了经济长期的繁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从江西的明墓中找到西洋布，也可以在葡萄牙的教堂中找到中国仿制的天鹅绒。还有大量欧洲织锦作为交流的实证被留在中国，这种交流在民间和宫廷都存在。在清代丝绸的设计中，出现了一类被称为大洋花的织物，其中包括从欧洲进口的、中国仿制的和中国为出口欧洲定制的各种各类的西方风格的织物。
直到19世纪末，丝绸仍旧在中国对外出口商品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对外出口的最大宗商品。在输出的物资中，除了丝绸之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还有瓷器、茶叶和铜铁器等，运往国内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朝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到了乾隆以后，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口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阻碍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中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而且也使我国的航海业走向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就逐渐消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