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的发展
从历史上我国丝绸生产发展的情况来说，隋唐及以前的丝绸生产一直以黄河流域的中原为中心。“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大量拥向长江流域的四川、两湖和江南，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江南一带的丝绸生产发展迅速。到唐后期至宋代形成了黄河流域、四川地区和江南地区三足鼎立的局面。晚唐诗人陆龟蒙有“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皮日休有“阴稀余桑间”、“停缫或焙茗”和“茧稀初上簇……尽日留蚕母”，这些名句，歌咏江南蚕桑丝织的盛况，从中可以想见包括苏州在内的江南地区蚕桑丝织生产的繁荣景象。自元代起，棉花种植开始在全国各地普及，丝绸生产区域进一步集中到江南一带，江南丝绸生产的地位日渐突出。明清时期，江南成为全国蚕桑丝织生产最兴盛的地区，除了四川外，这个行业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江南。江南官民丝织生产昌盛，丝绸品种之繁、数量之多，色彩、纹样之美，工艺技术之精以及在国内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之重要，都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印金罗衫（南宋）
唐朝的丝织业也和过去历朝一样，主要分为民营和官营两部分。唐朝官府经营的丝织生产直属中央机构，由织染署负责管理。织染署下面又设立了二十五个“作”，各有专门的分工。这二十五个“作”是织纴（织绸叫纴）之作十个，组绶（织有花纹的丝带）之作五个，
宋朝廷南渡以致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迁，江宁、苏州、杭州三地逐渐成为高级锦缎的生产中心。上述三地在宋金之战中遭受的破坏较少，政治地位逐渐提高。相比之下，原来经济繁荣的产锦名地扬州却因金、元屡次南侵，导致了“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萧条景象。
公元1280年，元世祖于建康设“东西织染局”。关于明代的中央织造机构，《明史》卷八二《食货六织造》载：“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苏杭等亦各有织染局，岁织有定数。”这段话实际上是转录自万历《明会典》的。迄今为止，学界对于上述内容的解释，有各种说法。“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意指北京和南京都有内织染局和工部织染所（外局）。内外之名，因官司隶不同而起，内织染局属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内织染局大使因由太监担任，也就直称管事、织造太监等，工部织染所（外局）属工部都水清吏司，大使由工部属官出任。
刺绣团花罗枕（辽）
清朝沿袭旧制，设立“以官领之，以授匠作”的官办织造局。官营织造则集中在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地，史称江南三织造。三局各有织机700台，并大量委派民间织机加织。由于所织制的产品是上贡给皇宫的，其生产的织物更注重装饰华美效果，尽显皇家风采。在南京、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明代集中了全国最为主要的官营织造机构，承担了大部分官用缎匹的生产。到清代，更几乎嚢括了全部官营织造机构，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官用缎匹生产，成为全国无与伦比的官方绸缎生产中心。论及明清官营缎匹生产，基本就是指江南官营缎匹生产。
江南三织造锦缎匹料（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晚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江南的丝织生产遭受了巨大损失，机户大多流寓外地，躲避战乱。战火过后丝织生产虽有所恢复，但由于元气大挫，规模大不如前。以南京为例，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江宁织局奉旨裁撤，此后的锦缎供应完全依赖民间。
民营丝织业在清代后期，分工已相当精细，除机坊外，还有专业的络经作坊、牵经铺、挑花匠、捻坊、料房、经绒染坊等辅助行业。民营丝织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主要有四种：绸庄兼营机坊，自备织造工具，直接雇工织造；独立经营机户，自备织机和原料，部分雇佣工匠；放料代织，自备一到两台多则七八台织机，由绸庄指定花样，发放原料代为织造，或者由绸庄将织机租给机坊，再行放料代织；丝织工厂，使用木制手拉织机，生产方式介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之间。
从丝绸生产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来看，由于唐代中期开始实行两税法，丝绸在中央财政中的地位大大降低，丝绸的货币作用也大大减弱，以后各代逐渐以钱、银纳税。民间的丝绸生产更趋于商品化和专业化，江南一带形成了很多以丝绸为主业的专业城镇，以及以此为依托的丝绸专业市场。
丝绸生产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的变化。自唐出现“贡绫户”、“织锦户”、“织造户”等专业丝绸生产者后，南宋时，杭州、苏州、湖州等城镇中又出现了“机户”、“机坊家”、“织罗户”等专业机户，开展丝绸商品生产。在湖州等地，不少农户从事蚕桑织绢副业生产，产品绝大部分作为商品出售，以换取口粮。按照农学家陈旉的说法，十口之家，养蚕十箔，以一月之劳，即可抵过种稻一年的收入。元代分化出“饶于财者”与“织工”。元末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织工对》中所描述的生产关系“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日佣为钱二百缗”，虽然还没有明后期丝织生产中的雇佣关系那样清晰，但毫无疑问显示了丝织业生产者不断分化的过程，朝着较之以往不同的生产方式迈进。明代，除官营之外，江南丝织市镇，往往是“以机为田，以梭为耒”，机业“十室而九”，明代江南15000张左右的织机的生产规模，使丝织生产分化出机户和机工或织工，生产出销往全国各地的各类绸缎和销往世界各地的高档绸缎。到明后期，苏杭丝绸“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人称“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织工“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当时“三吴以机杼致富者尤众”。苏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以及吴江盛泽镇，均有因从事丝织生产致富成为手工业主的事例。明后期，地球进入小冰期，全球气候变冷，适宜种桑养蚕的地域进一步南移。太湖地区地势低洼，气候潮湿，特别适宜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湖州、嘉兴、苏州、杭州等地广大农户出于收益考虑（种桑缫丝收入大约三到四倍于种稻），纷纷将种植水稻的“田”改为栽种桑树的“地”。
缂丝玉兔云肩残片（元）
绣花花卉缘素罗短袖夹衣（明）
到清代前期，杭、嘉、湖三府各地蚕桑生产极为兴盛，湖州各县几乎“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嘉兴各地“土著树桑，十室而九”；杭州各地“遍地宜桑，春夏间一片绿云”；苏州的吴江等地“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云”。农家将种桑养蚕所得视为种粮，蚕桑生产已经完全商品化和专业化，以至桑秧、桑叶、蚕种和蚕都逐步成为商品，在固定的地区、固定的市场出售，特别是桑叶市，交易量很大，市价涨落迅速，“人集如云，填街塞路，终日喧哗”。到清代中后期，江南各地丝织生产，已普遍采用账房领织的生产形式，机户承领商业资本主的机子和原料，雇佣织工在自己家中为商业资本生产。这样一来生产关系的性质有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
蚕织图（南宋）
从技术上来看，夏代以前就有了家养的蚕，人们从桑树害虫中选育出家蚕，创造了养蚕技术。秦汉以来对野蚕仍继续采集利用。到魏晋南北朝时，选种、制种的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发明了低溢控制家蚕制种孵化时间的方法。唐代养蚕基本沿用前代旧法，但多饲养多化性蚕（在一年内发生三代以上的蚕），以三眠蚕与四眠蚕为主，浴蚕则在谷雨前后于野外进行，与后世盆浴不同。宋代的养蚕技术趋于完善，生产过程分为浴蚕、下蚕、喂蚕、一眠、二眠、三眠、分箔、采桑、大起、捉绩、上蔟、炙箔、下蔟、择茧、窖茧等。元代对养蚕技术要求更严，并重视多化性蚕的饲育，适当控制夏秋蚕的数量。明代对蚕种选择和品种改良都很重视，浴种用天露法，利用石灰水、盐卤水等浴法留取好种，淘汰低劣蚕卵。明代还发现了杂交蚕种的优势并加以利用，有“早雄配晚雌幻出嘉种”的记载。可见明时已能用一、二化性蚕蛾进行杂交而形成体强丝多的新蚕种。浙江嘉湖地区在上蔟结茧时还总结出“出口干”的成功经验，即用火加温干燥，使茧质和解舒率得到提高。江南水乡利用池塘养鱼畜牧，与栽桑养蚕的水肥相结合，形成自然循环条件下的相互促进，也是成功的范例。同时还采用隔离淘汰等措施，防止蚕脓病、软化病、白假病等传染蔓延，育蚕技术已有较完整的体系。清代江苏、浙江、四川、湖南、湖北、广东、贵州等地，都有适合当地生态条件的地方蚕品种，其中浙江余杭、新昌、萧山等地的优良品种较著名，这些地方后来也成了现代蚕种的制造基地。到了清代，技术上对上蔟采用高棚蔟，忌用地蔟，并将“出口干”又改进为“灼蚕不灼茧”。1898年杭州创办蚕学馆，学习国外育蚕经验和理论，消除微粒病，用新法选育成青柱、新圆、诸桂、轰青等一批新品种，并用轰青与诸桂杂交，育成我国最早的改良品种青桂，这一新品种在当时占有很大比重。后来各省纷纷兴办蚕校和蚕桑试验场，盛极一时。
御制耕织图（清）
中唐以后，蚕桑生产重心移至江南，为适应南方的环境，中低干桑成为桑树的主要类型，江南一带出现大量中低干桑密植的桑园。太湖地区所产的丝茧质地特别优良，同这一地区叶质肥美的湖桑有一定关系。“湖桑”，顾名思义，是太湖地区农民育成的桑种。宋代太湖地区的农民是否已经育成湖桑，不能肯定，但是北宋时桑树嫁接在浙江湖州已经十分流行。桑树是异花授粉植物，用种子繁殖，其性状容易被改变，嫁接则是保存桑树优良性状的好办法。太湖流域的农民采用嫁接繁殖桑树，所以桑树的优良性状能够代代繁殖而历久不变。
古代煮茧设备极其简陋，缫丝时先将蚕茧放在盛有水的铁锅内，锅下以薪燃之，使茧膨润软化，溶解丝胶，尔后抽丝。锅内温度以“细泡微滚”为宜。后由简单的铁锅煮茧演进为行灶（老虎灶）煮茧。
秦汉以后，手工缫丝已开始利用简单的丝框缠绕丝缕。隋唐时出现手摇丝车。最迟在宋代已出现了完善的脚踏丝车。元时长江南北丝车有“南缫车”与“北缫车”之分。苏南使用的“南缫车”改变了千百年来边煮茧、边缫丝的煮缫联合方式，将煮茧锅“另立一旁”，并把煮好的茧盛在加有少量温水的盆内，然后进行缫丝，俗称“冷盆”缫丝法。在长期缫丝实践中，江浙一带的蚕农总结出：“出水干”和“出口干”的缫丝“六字诀”。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卷中有具体记载：“丝美之法有六事，一曰出口干，即结茧时用炭火烘；一曰出水干，则治丝登车时，用炭火四五两，盆盛，去车关五寸许。运转如风时，转之火意照干，是曰出水干也。”
多综多蹑机图
明代在缫车的结构方面也有改进，在煮茧锅或缫丝盆上方设的“钱眼”（亦称导丝眼），已由铜钱改为竹针眼，穿丝时可由豁口进入，免去穿过钱眼的麻烦。“竹眼”是现代导纱钩的雏形。清末时农村已出现了楮木制脚踏车。
宋元时期的普通织机已广泛使用两片综片。起初为单动型的双综双蹑机，元代出现互动型双综双蹑机，取代了早期的中轴式单综织机。在提花机型方面，束综提花机在宋代开始一统天下，它用线综所制花本来控制提花，其中又包括小花本和大花本提花机，是中国古代丝绸织造技术的最高标志之一。
技术的创新和变革，使织物的组织结构也有了很大变化。基本组织中陆续出现斜纹、缎纹等；纱罗组织中复绞罗逐渐变少，而大量出现有固定绞组的纱罗；起绒织物使用剪绒方法；重组织中较多地使用地络类和特结经固定的重织物；显花方式也由经显花转向纬显花；不少采用挖梭工艺的织品如缂丝和妆花得以流行。
唐代以后，红色染料以红花和苏木为主，染色工艺多为酸性染法和媒染法。蓝色染料则更多地采用石灰发酵制备靛蓝并用还原法染色。黄色染料变化较小，只是多用槐花而已。媒染剂也多用明矾来替代草木灰。唐宋时防染印花盛行，除少量其他印花术外，灰浆防染、蜡染、灰缬、夹缬等成为主流。
多踪多蹑机模型
“安史之乱”是唐代的转折点，也是唐代工艺美术风格、具体纹样等各方面开始出现变化的根本原因。中唐和晚唐的工艺美术开始以花卉和禽鸟为主要装饰纹样，更多出现的是宝相花、卷草、莲花以及盘龙、对凤、辟邪等纹样。
宋代的染织纹样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糅合了外来纹样的特征，并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相对封闭、内向、秀丽淡雅的时代审美风尚的影响下，形成了不同于唐代雍容华贵的清新自然、典雅秀丽的时代风貌，更多地体现出文人的爱好，写生花卉成为丝绸装饰的主流，丝织品上广泛使用各种花卉如牡丹、莲花、梅花、菊花、桃花等，以及与此相配的蜂蝶鱼虫、鹭鸶雁鹊之类，其造型风格更趋向写实。
元代社会的文化背景相当复杂，相应的，元代丝绸纹样也呈现出繁杂的状态。波斯的鹦鹉织金锦纹样，希腊的蔓草纹，罗马的人像纹等都出现在元代丝绸纹样上，使元代丝绸纹样题材广泛，风格各异。受唐宋遗风的影响，此时团花纹及各类写生的缠枝花、朵花、龟背纹、勾连纹等都应用普遍，此外织金锦的纹样及富丽的色彩极为流行。
明代丝绸纹样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扬长避短，“浓纤得中、修短得宜”。在纹样题材上，吉祥纹样大为流行，在表现形式上，纹样趋向大型化，组织丰富，色彩艳丽，呈现出明朗、艳丽、庄重、大方、富于装饰性的风格特色，审美趣味趋于市俗化。常用题材有云龙凤鹤、缠枝牡丹、落花流水、四合云、七巧云、海水江崖云、龙纹及具有吉祥寓意的文字等。
清代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宋明以的来纹样传统，一方面由于国内各民族纹样的进一步融合，民间纹样与宫廷纹样相互借鉴模仿，同时广泛地接受外来纹样的影响，造成了清代丝绸纹样异常繁复的文化内涵和外在形式。清代早期纹样细密，色彩淡雅，仿宋、仿明的风格较为明显，中期趋于豪华艳丽，纹样繁缛，明显受到西欧影响，晚期爱用大朵花、折枝花等题材，纹样写实，色调清新，配色讲究，风格豪放。
宋元以降，丝绸的对外贸易也有了极大的变化。西北方向的丝绸之路时有阻隔，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却非常繁荣。宋元时期，南方沿海出现了大量的港口城市，丝绸产品经海路远销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再转运到其他国家。至明代，江南地区已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这里蚕桑丝绸的商品化生产起步早，程度高，丝绸以贸易为主要传播形式，成为对外影响较大的商品，在世界经济大流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拜占庭织物残片
13世纪的欧洲丝绸生产设备
地中海宜人的气候十分适合桑树生长，自从公元4世纪养蚕的技术传到欧洲后，桑蚕养殖业在东罗马帝国境内便迅速建立起来。泰尔和培卢特两个城市，是东罗马帝国重要的丝绸生产中心，那里的工场专门加工从波斯转运进来的中国蚕丝。他们把从波斯进口的中国绸缎分解开来，拆成一根根极细的丝线，然后掺上麻线，织成绫纱；再染上色，绣上花，以高价在欧洲市场出售。有时，他们也把从波斯进口的中国素绢，直接染上颜色，绣上金线，再以极高的价格卖往欧洲、北非各地。所以，加工蚕丝所得，是东罗马帝国的一宗重要收益。8世纪的拜占庭家庭手工作坊已经能够生产出相当复杂的提花织物，丝织业迅速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工业。从前需要从东方长途贩运的丝绸，逐渐在欧洲普及，西班牙的格林纳达、阿尔梅里亚、马拉加、托莱多等地一度因丝织业而繁荣兴旺，丝绸的价格也开始下降。12世纪，十字军东征，南意大利王罗哲儿二世俘虏了两千名丝织工人，把他们带回意大利去养蚕、缫丝、织绸，使意大利的丝绸技术得以迅猛发展。到了13世纪，意大利已经成为欧洲丝绸工业的中心。时至今日，意大利仍然是世界上丝绸印、染、整技术最为先进的国家。至13世纪，意大利的纺织和贸易城市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热那亚、卢卡，佛兰德的伊普利斯、根特、布鲁日都开设了丝织作坊，生产出漂亮的花样丝绒、塔夫绸、锦缎、波纹绸、雪纺绸等，垄断了欧洲王庭的供给。15世纪，法王路易十一为防止法国的钱财大量流入意大利，开始重视丝绸生产，他颁授皇家勋章给都尔城（Tours）的丝工，鼓励他们为法国的丝织业努力。
到了16世纪，经过历任国王的支持，法国的图尔、枫丹白露、里昂陆续成为丝绸中心，这里出产的产品不仅为王室及贵族提供上等的衣料，而且也是珍贵的室内装潢用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