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董克俊
董克俊
采访前言
董克俊老师80大寿那天，我的微信朋友圈被他的生日PARTY现场照刷屏了。有的人发完一组还不够，还刹不住车地一口气发了好多组，像个身在现场却心系观众的、敬业的前方记者。而每个人的每轮推送后面，往往又跟着圈中朋友们的一堆点赞和祝福，声势相当浩大。这让我那晚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很有收看“滚动播出”的“今日要闻”的感觉。体会最深的有两点：一是董老的脸上被敷了生日蛋糕的奶油之后（哎哟喂，是哪个野孩子这么“孽障”啊，没老没少的。反正不是我），不仅不碍眼，还挺好看的，“奶油妆”让笑容更甜蜜、天真不打折；二是把个人生日过出了“群体事件”的轰动感，这样的人不多，董老真牛。
我的采访提问是在春节长假刚过去时发给董老的，中间人是董老的儿子董重。我跟董老没有直接的交往，只有一次，艺术评论家张建建邀我一起去北京参加画家蒲国昌的个展，于是开展头一天晚上，董老、曹琼德、张建建父女和我一起在机场候机厅耗了几小时，只为等那班姗姗来迟的飞机。董老的妹妹董克明是蒲国昌老师的夫人，这两个艺术家庭的亲密关系，是贵州艺术圈里的佳话。加之两个家庭的“艺二代”董重和蒲菱也都各有路数、自成一套，别说才艺大比拼了，就是比人数比规模，两个家庭随随便便玩个组合就足以大获全胜。
董重听说我要采访他爹，大概以为就是三言两语几个问题，说可以直接和他爹微信接头。等到我把我3000字的提问发过去，他才说：这么多字啊，我打印出来给董老看。我有点尴尬，只好自嘲：呃，那就把采访的标题做成“话痨访董老”……
（注： 创作中（1973）年）
“小舒请教”系列做了两年多，采访了十多位贵州最有影响力、最能代表贵州思想文化高度的文化人和艺术家。而回想起来，对于每一位大家，我竟然都是用这种“话痨”的方式，喋喋不休地提问，提的又都是没老没少、口无遮拦、充满专业之外的无知和俗世之中的困惑的问题。而他们几乎每一位，都包容了我，以及我很“堆垛”的提问。我不想勉强老先生们，所以方式都是先给他们“问卷”，再请他们决定是否接受采访，目的是希望这组访谈里的彼此都更真实，也更真诚。他们大多欣然接受——当然我也曾经被拒绝。但即便被拒绝，反观那几千字被拒绝的提问，其实也能从中找到符合普遍人性和特定个性的，另一种视角下的答案。
采访董老师在春节期间，辞旧迎新的氛围里，更能感知时间。这个只有十余位采访对象的访谈，我居然就这么不紧不慢地、磨磨唧唧地，做了两三年。我在飞驰的时间里应付着那些稍纵即逝的杂事，又在缓慢的时间里，从从容容地，和他们交流，分享他们的人生。因为这组访谈，我幸运地行进在了时间的双重轨道上。
董老在他的自传《命运的重量》的开篇小述里写：“人的一生并不算太短，但过起来只是一瞬间的事，当人想到要留住时光时，已经晚了。”我愿我的这篇访谈，是用我所能做到的方式，与他老人家一起挽留时间。
当灾难或是成功出现，才会感知到那就是命运。
小舒请教之提问董克俊
1
其实，对于种种所谓节日，我早已不当一回事了。春节的记忆已成碎片，搜罗起来，倒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春节还有些印象。那个年代的物质匮乏，日常生活非常简陋，只有到春节稍显“排场”。首先，年饭必有辣子鸡，豆瓣鱼，油炸花生米以及几样小菜。简直是一次盛宴。大年初一，人们兴致勃勃地徒步或骑自行车到亲朋好友家拜年，不用送礼。来客吃点糖果瓜子，互相走动，真诚快活。这种社会风气不知怎么就在不察觉中变没了。当然，现在日子好上天了，过春节讲阔气了，土豪化了，不知怎的，我反倒没有兴趣，淡漠了。大概是年纪大了，如“养生堂”所诊断，阴虚了。对我这样一个经历了八十年人生的人，每过一个年，生命过程就又短了一截，所以我对过年不关心，甚至可以不过。
要说新春后有无“刷新”“升级”创作的底气，怎么说呢，我想到了一句老话“人老心不老”，这应该是老了的人，尤其是艺术家，都有这样主观的自我心境。只要注意一下媒体如“夕阳红”节目，随时都见得到大批的不服老的“老英雄”献余热做贡献吗？至于能否做到，那要看上天的安排。比如我的眼睛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去放开我的文化储备的闸门，以涌现后发之势头。
（注： 和母亲在一起（1984年成都））
（注： 1968年，子女和母亲在一起）
（注： 1984年，董克俊、吕恒芬和亲戚在家中）
（注： 董克俊母亲率六子女与外公外婆摄于重庆）
（注： 1983年董克俊夫妇和书法家肖娴）
2
（注： 2011年3月和蔡斯民先生在新加坡画前）
（注： 2013年蔡斯民先生在画室）
你要我这个老者用人生秘籍为你指点迷津，其实我们是两代人，我的宝典不一定能解开你的心结。我从未有过你这样的闲雅的状态。一边吃香喝辣，一边握住手机发微信，抢红包，同时又要策划采访计划方案之类的事，这种当代节奏下的生活方式与我是有距离的。我记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人生较早的篇章中是少有闲暇时间的。我总是和画笔、颜色在一起，哪一天不画画，我会感到空虚白过。在工厂里，为个人画像，写大标语，抄大字报，刻钢板，晚上睡觉之前，还要画两三小时的家庭生活速写，时间真不够使唤。星期天，在黔灵山公园准找得到我，我和妻子吕恒芬，儿子董重总在那里。黔灵山的树林小径被我们走遍画遍了。只有在湖中游泳，那才是真正的休息。董重的童年就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度过。这个时期我结识了很多朋友，如范新林、曹琼德、尹光中、陈启基、刘隆基等。我的家成为艺术沙龙，谈艺术，交换看作品。一杯清茶，满屋欢乐。一间十五平方米的房子装满青春岁月的喧哗。
（注： 1989年和王琦、晁楣、徐冰、唐庆年等在黄果树瀑布）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调入了市群众艺术馆，由一个工人变为专业美术工作干部。在艺术馆，我的社会空间更大了，事也更多，专业性更强。我多年自学的功底有了用武之地。办画窗，办画展，组织各种美术活动。同时又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如赵健、曹立、钱文观、张润生、黄德伟、王忠弟等等，这些人都是当时贵阳美术界的中流砥柱。我的成名之作《雪峰寓言木刻》也是在艺术馆时期完成的。一百余幅作品，两个月时间，这是不可思议的青春速度。
在我的人生宝典里没有“清闲”两个字。很多事都是在相互交错中进行。退休后有所改变，社会事务少了，精力集中在艺术创作中。但并非成天作画，在懒于画画的空隙中我往往自己动手托裱作品，让思想放松下来。现在我的托裱技术已很高超，托四尺六尺的画，我一人即可完成。这种工作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认为艺术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游手好闲之徒，经常也可以做做工匠式的工作，品尝人生的另一种活法。回望我这段人生历程，比我的预期好了很多。我尽了力也就如此而已。令我最大的遗憾是在十年前，我忽略了眼睛的问题，以至于造成今日不可逆转的眼疾，这很可能会提早终结我的艺术生命。
我倒很欣赏你当前发生的那种“懒散、拖拉”的状态。这是当今很多青年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活得顺心，不强迫自己。“懒散、拖拉”是文学艺术的摇篮，是思维沉淀深化的过程。文人、艺术家都应该是“闲人”，是“想入非非”的那类人。没有“懒散拖拉”就进入不了状态。你的表白是“自嘲”而已。
（注： 1992年和艺术家包利斯在德国）
3
（注： 1980年正在创作《雪峰寓言木刻》）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精神火爆的时代，文学艺术成了社会的焦点。在“洪荒”年代结束之后，人们追逐着精神的果实。我的《雪峰寓言木刻》填补了这个缺口，以形式语言开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先河。“贵州美术现象”也从此点展开。历经十年，终成正果。“贵州美术现象”在中国美术史中是闪光的一页，是贵州美术家群的共同成就，是贵州美术历史中空前的一个发展高度。
产生“美术现象”的时代消失了，这个现象也就隐退了。这一切是必然的结果，我从未产生“失落、担忧”的心态，反而认为一个新的更广大的发展空间出现了，那就是现代水墨和重彩。90年代商业的兴起，美术转向市场。批评和策展人的兴起推动了艺术商业化的进程。艺术社会重新洗牌，中国艺术呈现众声喧哗，大狗小狗都在叫的多元局面。面对这一切社会形态的变化，并不为潮流所动。我相信艺术家个人独立精神的重要，在自己内心深处去寻找生命存在的各种状态，及内心化皆具有表达的巨大空间。2010年我举办了个展，创作主体从20世纪80年代的群体理想主义转为个人内心化体验的挖掘。80年代的形式、观念，点线构成的视觉表面化本体，在展出的作品中被整合在内心化的表达中。如果说80年代的艺术是艺术的局部性突破，2010的个展呈现了我在艺术上全面推进的成功。
（注： 1986年刻大版画）
（注： 2009年画大画）
（注： 水墨（组图）。）
（注： 水墨（组图）。）
（注： 水墨（组图）。）
4
（注： 水墨（组图）。）
（注： 水墨（组图）。）
（注： 水墨（组图）。）
（注： 水墨（组图）。）
（注： 水墨（组图）。）
（注： 水墨（组图）。）
不可逆转的眼疾，让我现在的作品出现了涂鸦式的随意性用笔，形和用笔在分离中完成视觉的组合，这种好似乱涂乱抹，是对水墨文人属性的叛逆性颠覆。这种从内心深处激发出的原始野性，是我视力不清之下开拓的所谓“大师”空间。
“盛名之下，名实难副”这句老话，我自以为自己早已超越了“名实难副”这几个字。自信人与画应该无愧于我的人生了。关于“大师”，从你的角度看，我可以称为“大师”吗？你睁大眼看我们这个社会，你会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大师”，比如“工艺美术大师”“国画大师”“陶艺大师”等等。大师固然风光，我可没有刻意关心这个问题，随缘吧。
5
（注： 和小狗小猫在一起（1992年））
（注： 小狗得儿（1987年））
真没想到你一个年轻女子也喜爱“狗文化”。而且钟爱一只大种狗。养狗是有责任的，否则就不要沾边。时下社会复杂，人心难测，陷阱很多，朋友难交。“知人知面不知心”准确的勾画出了人间险恶，只有狗狗才是人最忠实的朋友，它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主人。我养过三只狗狗，一只养了八年，一只养了十年，现在的小狗黄老三时间最长，它也最得宠，为了它，老伴绝不出远门，让别人代养哪怕几天都不放心。现在黄老三已经十四岁，老了，牙掉了，舌头老伸在口外，脚不行了，上楼要人抱，吃饭要用手喂。我们非常将就它，它也给了我们快乐和温馨。生活在当代的人，儿女不在身边，狗狗却天天与你在一起，排解了人的孤独。喜爱狗狗的人都是善良的人，但愿喜爱狗狗的人多一些，社会一定非常和谐。小舒你爱狗，我很意外，而且又是一只很大的“大雄”，我猜测你可能是单身一族，只有这样“大雄”才会走进你的生活。然而这也是你将面对的一大难题，你生活中即将出现的另一半，除非他也是爱狗之人，否则你将面临两难的抉择。
（注： 屋顶上的阳光（2012年））
（注： 画案上的白儿（1993年））
6
去年我写的书《命运的重量》出版后，很多人对“毫无隐私可言……”这句话很感兴趣。这部书是我人生完善的过程的自白，这个过程就包含人公开看得着的一面和不公开的看不到的另一面。这两方面在我出生时就都存在了。但社会礼教的选择从不提完美生命过程中的“性的完美”，把“性”的成长完善的过程种种痕迹掩盖了起来，认为是非道德的丑陋，从而产生了青春期的“性危险”后果。我想通过对自己的剖析，从幼儿时的“性”朦胧，少年时的“性”觉醒以及成年的性爱过程不加掩饰的道出。让人看到我生命过程中生理的成长和心理完善的过程。书中提到的我那个干妈对我有意无意地“性”关注。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少见的。虽然她弄得我非常尴尬，但却促进我性心理的健康成长。当然，我从小看了不少色情甚至于“黄色”的武侠小说，书中的“性”描写也成了我性知识的百科全书，完全明白了男人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建立了正常的性心理，消除了好奇心在青春期的危险性。这方面的真实是社会和家庭忌讳的隐私。至于我的恋爱过程，家庭生活也都直白于书中。当然，今天社会夸大的人权，有关个人的一切都可以冠以“隐私”，有这种必要吗？
（注： 1969年与妻吕恒芬）
（注： 1965年在作品前）
（注： 1984年在西安博物馆画石马）
（注： 1999年滑旱冰）
（注： 我的母亲1969年）
（注： 看小人书1977年）
7
（注： 小董重
1972年）
（注： 董重八岁
1978年）
小舒你认定的糊涂的基因产生糊涂儿女的基因宿命科学不完全对。“人之初性本善”，后天的生存遭遇才是决定人生优劣的培养基因。
至于时间，我在书里写过：人生真长，那是我懂事时的感觉，人生短促，这是现在的感觉。几十年一转瞬就过去了，生命经不起时间的蹉跎，恒芬和我都老了。我们数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像甘醇的美酒，浓香四溢。我们将在平静之中带着黄老三慢慢地老去。我最喜欢在散步时听到路人说，那是黄老三和它的画家主人。
（注： 拈鸡毛 1977年）
（注： 洗澡 1977年）
（注： 缝补衣服 1977年）
（注： 董重画画 1974年）
（注： 董重的游戏 1971年）
（注： 董重写作业 1977年）
（注： 贵钢龙门吊 1973年）
（注： 红拖铸造车间速写 1973年）
（注： 水钢速写之三 1972年）
8
名画家的子女从事美术的不少，但多不为人们所注意，原因是被父辈的名声所掩盖了，或是说艺技都未超越父辈的成就。董重是个例外，他冲出了我的遮阳伞下的阴凉之处。在烈日暴晒下建构了自己的艺术成就，靠自己在艺海中崭露头角，令我刮目相看。最重要的是他离开了我的艺术风格的重复，也避开了对美术史中大师的模仿，对历史传统有自主独立的认知角度和吸纳的方式。他的生活与艺术是摇滚式的，自由而任性。而他为人的德行却显露着儒道的风范，实在、执着、担当。这一切品质从何而来，我也没法破解。
我并不经常去看董重作画，有时去看一般也不说什么。艺术这东西不是应该父子相传的。看一看哪一个大师的儿子，接受父辈传承会出类拔萃的，基本没有。我看到一个与我不一样的董重，不妨碍他走自己的路。董重作品不被大众理解，有各种角度的不同议论，我保持等待的态度。我认为当代艺术势头正旺，董重的机会必定会来到。
董重和他的“城市零件”是当今时代艺术生态中的“新物种”，是当代艺术年轻的一代。艺术市场网络媒体为这一代艺术家展开了无比广大空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真准确。这是时间长河最成功的作品，没有人能改变此种生命规则。
（注： 带儿子写生
1971年）
（注： 董重画画
1974年）
9
（注： 卧马
99.5×107cm
1988年）
我的确曾遇一老翁，他对我说，你四十岁以前多灾多难，四十转运，一帆风顺，有后福。我不相信宿命，但我心中还是希望他说的命相能实现。转眼过去了几十年，回想起来那老翁看得真准。
“命运”是很神秘的，不可测的，它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着人世间的一切。当一个人的灾难或是成功出现的时候，才会感知到那就是命运。我从20世纪50年代就多次被认定命不会长久，我就是小舒你说的那种活不久的活“死人”。记得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中，我突发大吐血，昏迷十五天，住进建筑工地简单的医院里。医生护士以“放卫星”的热情和干劲把我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1964年在贵阳，我又住进医院，医生告诉我，病是治不好的，建议我做当时风险很大的胸外科手术切除病变。没想到我做完手术，恢复了健康。这时“四清”运动开始，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胸外科被停止。真险，如果我当时不做手术，那我活不过“文革”那混乱的时期。回首看来那就是命运。命运很难预知，但它的结果是看得到的。1966年那场红色风暴，把大量城市无业青年卷到了三线建设工地，我也是其中一员。这是不幸的时代之命，我却在这不可抗拒的“天命”之下，成就了我与吕恒芬的情缘。后来1974年文革尾期，市文化局局长赵西林，一个看重人才的人，慧眼相识，我与他素昧平生，却一纸调令，我便从工厂跨入市艺术馆，成为美术干部。从此催生出了我人生艺术的成就。
“命运”我以为也就是“命”与运气机缘的相合，“命”是无法把控的，而“运气”与“机缘”是可以抓住的，这要看每个人的造化深浅而言，悟性高低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