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何光渝
何光渝
采访前言
小舒继续请教。这期请教何光渝。
对于一个不擅长和人短兵相接的人来说，最好的联系方式就是邮件和短信。还是按我的老规矩，先拟好请教的问题，发到何老师邮箱，然后短信提醒：“您看一下问题，接招与否给我个回复。”
何老师回信：“瞄了一下，问得有点意思，可接招！当然不会给你回板砖，但迷踪拳难免，我可不像戴明贤温文尔雅，而是无师无门的野狐禅！时间嘛，我尽快……”戴明贤老师是“小舒请教”首期的答题人，看来何老师打算走和他不同的“野路子”。心里有点没底，但也只有硬撑，回信：“嘿，遇到个不好对付的。没事，跟高手过招，总之我赚。”
一周过去了，没收到答卷。我有点稳不住，试探着再发一条过去：“何老师好！您说哈，我要是催一下您交作业，您会不会不爽？”
先收到条空白的回复短信，不知道是手误，还是故意吊我胃口。紧接着有内容的来了：“明天上午发给你。小心呛着！”“这么欺负人啊。好嘛，我忍。”这个时候，佛家的众生平等之说也不灵了。可见“小舒一请教，佛陀就发笑。”
第二天早上，何老师的答卷果然交到我邮箱里。货已到手，这下踏实了，我便又恢复成一贯的慢性子，加上生点小病，竟然没马上给何老师“扯回销”。这回轮到他稳不住了，发信过来：“怎么？看晕了还是……”我回复已经收到，只因身体不适，没及时告知。他回得很干脆：“还活着就好！不着急！”我回得很虚弱：“切，小看人。”
（注： 与妻女）
那天深夜，我又把何老师的答卷仔仔细细通读一遍。和以往每次跟何老师约稿一样，他的文字，仍然让我读到激动不已，并为超过预期的精彩大喜过望。这一回我没再跟他开玩笑、抖机灵，而是老老实实写了封邮件，告诉他答卷中哪些地方最打动我，还有我从中感受到的和他的交集，以及不可企及。
翻开今天的《小舒周刊》，你就会读到何老师完整的答卷。而我讲述这些“背后的故事”，只是想表达，除了答卷，“小舒请教”所引发的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和风格的你来我往，相互沟通，都让我更近地了解了老师们。他们终于变得生动家常，如在眼前。这样的过程是美好的体验，比出道难题把他们困住更让我感到满足。
认识你自己
小舒请教之提问何光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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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等事？我是别人的偶像？不是你故意说来哄我开心的吧？——那位把我当成偶像的你的偶像，是网络空间里的虚拟人吧？坦白对你小舒说，偶像的本义就是“泥菩萨”，古已有之，我并不以为是恭维。至于我的文章写得如何，有人说好，也有人说不好。于我，则无所谓，因为我之作文，无非是想说说心里话，很多时候只是“迂夫子”的自说自话，如此而已。说我“酷”还“很”？听说这个流行词来自英语？可惜我这辈子至今连英语字母也认它不全，实在不懂为什么落得个“酷”的评价！说我“从来不轻易表扬谁”，或许有几分对头，但我的许多同事也说我“从来不轻易批评谁”。请问你小舒相信哪一句？人嘛，活在世上，就要任凭人家说三道四。你站在这一头看看，他站在那一头瞧瞧，这个“何光渝”就成了两回事、两个人了！不是吗？
所以，我从小到大，再到现在而今眼目下，还没有过“偶像”，也没有想过要成为谁谁那样的人，特别是如果那个“谁谁”真的很了不起的话——我想都不想，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谁谁，所以后来也就没“怎么样了”，所以直到今天也就“这么样了”。
不过，我有我最最佩服的人！不瞒你说，我已经去过西藏三次，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八月——我最最佩服的人在那里，在雪域高原。每去一次，我都会看到他们！你看那朝圣路上，他或她合掌于胸前，举至鼻尖、额头，双手扬起，前扑，五体投地，全身心紧紧地贴在大地的怀里；然后，站起身来，向前走三步，再重复同样的动作，再一次紧紧地贴在大地的怀里……许多年前第一次在大昭寺里，我曾问过一位衣衫褴褛的朝圣者，他会说一点汉话，他说他是从青海的玉树走来的，刚在佛祖十二岁等身像前磕过头。他说离开家的那天是藏历八月初四，到圣城的这天是藏历八月十五日——他走了整整一年！这样的虔诚谁不被震撼？我说你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成就了一生的荣耀；他却说：这是前定的夙愿。我没有听明白他的名字，是叫扎登洛萨，扎登西珠？还是仁钦达杰、桑布达杰……如果做人一定要有“偶像”的话，我的偶像，只能是他或她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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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冰的话可能是过誉之词。我自以为，这个命题的影响，仅及于“处江湖之远”的一群贵州人，而未见对贵州“居庙堂之高”者有何触动。这自然是我们这个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往前奔跑的时代的必然——谁叫你没能与GDP、与政绩考核挂上钩呢？
这个命题，也没有你想的那么浪漫，既没有“田螺姑娘”，更没有后来变成了天鹅的“丑小鸭”。它只是在提醒，有必要问问“我是谁”。给你讲一个印度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中的一段小故事：
有一天，徒弟向师父问“道”。师父说：“把这把盐放到水中，然后明天再来。”徒弟照办了。第二天，师父吩咐徒弟：“把昨天放到水中的盐拿来。”徒弟向水中看去，他无法拿出盐来。师父说：“从这边尝水，它的味道如何？”徒弟说：“有盐味。”师父又说：“再从那边尝尝，味道如何？”徒弟说：“还是盐味。”师父说：“你再到水中去找找盐，然后来见我。”徒弟照办了，然后对师父说：“我看不到盐，只看到水。”师父说：“你看不到‘道’，但它已在其中。”
（注： “研究”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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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医生朋友说，医院里，小儿科的医生才是最难当的，因为小儿“无语”，不像大人能说会道，更不像有的大人，没病也会说成是病入膏肓。作文，没有大小之分，或有高下之别。我就写不出你笔下的那种“私密地图”。不为别的，就因为在你的“地图”里，是你所代表的你们这一代人真切的成长记忆，而不是我“这一个”人的。
再说，你的那些“私密地图”，在你和你这一代人渐渐老到了如我这般年纪时，那时候的年轻人也会向你们提出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只有面向被遗忘的历史和乡土的文章，才……”在我看来，这也正是你“今天”的记录对于“未来”的意义。
再把话说回来。所谓知识有两种。你刚才所说的，只是经常被我们称为“知识”的，可以用文字、图表、数学公式之类加以表述的，是能说出来的知识，这只是知识的一种类型。还有另一种知识，虽然我们知道，但难以言说，或未被表述，比如我们在某些行为中所拥有或获得的知识，它往往含有信仰的因素。前者是显性知识，它更多地属于精英、庙堂或科学；而后者是隐性知识，它更多地属于草根、民间或非理性。其实我那个“命题”里所说的知识，是二，而非一。前些年，我写作出版的两本书：《贵州：衣食住行的变迁》和《原初智慧的年轮》，其中所涉及的知识，就是二，而非一。所以反响还不错。
（注： 与妻、女、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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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说，一个人感觉时间够不够用，与这个人有没有成就、有多少成就无关。人生苦短，是古往今来人们的“通感”。电视连续剧里的那位康熙爷不也说“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何况我等草民？像你小舒这时的年纪，说“时日漫长”，更多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就是你对某些应该知道的东西感到茫然时候的那种感觉。可是，又有谁能够对己、家、国和天下的“未来”了如指掌呢？我最烦的话之一是“一切皆在掌控之中”，我最怀疑的“学问”之一是“未来学”。大街小巷里开店摆摊的算命先生们，怎么就没能算清楚自己的命里有几两银几升米再把自己的命禳解得好一点呢？所以依我之见，你大可不必担心什么未来的“变数”能否应对。既然要来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早操心就是瞎操心，到时候“它”该来就来，就“既来之，则安之”，总能应付的。不是有句很时髦的话，叫作“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吗？
到了我这把年纪，时间嘛，就更“容易”理解了。有一本很精彩的书，不知道你读过没有？书名叫《多重宇宙》，出版于两年前，中译本160多页，薄薄的一本，却实况报道一场科学革命，传达了一种振聋发聩的基本思想，这可以用一句既朴实无华又令人难以置信的话来概括：“我们的宇宙仅仅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每个人在其他的宇宙中都有貌合神似者。”在一个无限的宇宙中，必定存在着无穷多的文明。在它们当中，也必定存在着我们各个年龄段的副本。即使有人死去，辽阔宇宙中的某个地方也会有他无穷多的副本，他们随身携带着昔日的相同记忆、相同回忆和相同经验，但却继续生活着。如此这般，直至永恒的未来。如此看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永恒地“活着”。“多重宇宙”理论看上去疯狂得像是梦呓，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500年前，人们不也曾认为“日心说”是梦呓；而200年后，这一世界观成了常识。
我多半是接受了“多重宇宙”这样“离奇的”思想和观念。那么，你问我“时间是怎样一个东西”的问题，便不再是个问题了。（附带说一句，我从小至今都很痴迷于天文学，早年买不起书时，就从图书馆里借来搞“手抄本”。哪天找出来“晒”给你见识见识。）年纪老了，他跳他的广场舞，我当我的“蛀书虫”，各得其所，各享其乐。这里，用得上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故事。庄子曰：“鲫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还可以套得上哈姆雷特的话：“我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仍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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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会觉得我“严厉”？你又没有在我的手下当过“兵”。这感觉没来由。说“严肃”或许靠点谱。前些年“背靠背”搞“三讲”，单位里汇总群众意见，据说好几个部门对我都提了一条：希望何光渝同志今后对女同胞们多一些笑脸。我猜提这种意见的多半是女职工，后来就“回访”了一下，真有不少女同胞“勇敢地”站出来认账，还得理不饶人：“你说是不是事实！”一脸的得意和嬉谑——我还能不笑吗？这就是我“严肃”的“后果”！
作为写作者——我从不自称是“作家”——近十来年我的写作有一个较大的转变。如你所说，追溯历史，批判现实；但从未“忘却自己的当下”，也不会忘却社会、人生的“当下”。我的自我感觉是：写得很认真，但并无痛苦；并未殚精竭虑，尚觉文思暗涌。说句不自谦的话，我不知道在我还能拥有的时间里，能不能把我想写的文字写完？所以，我的妻女知道，我没有抽过一口烟，没有上过一次麻将桌，没有去过一回歌厅舞厅，没有享受过的很多。但她们都可证明：我一直在轻松地读写着，并快乐着。
作为一个曾经年轻过的老人，我想借一位数学家在他的《一个数学家的自白》书中的话来说：“年轻人应该证明定理，而老年人则应该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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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小舒还不至于也问我：“你幸福吗？”那我肯定会回你一句：“对不起，我姓何，不姓‘福’！”文化批判也好，文学写作也罢，与是否幸福无关。我不太明白现在有些人常挂在嘴边的“幸福指数”指的是什么？一个人幸福与否、幸福或不幸福到何种程度，基本上是一种十分个人化的心理感觉，有时候甚至无法说出来，怎么可能有什么“指数”呢？本来就是一个类似于“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东西。奇怪的是，政府明明说的是“国民幸福指数”，并非在说每一个国人的“幸福感”。前者是个“宏大”概念，据说是可以用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生态环境指数等等以某种公式计算出来；而后者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个体、具体的某一个人，心理感觉怎么来量化？搞不懂！如今的一些事情，总会被一些念“歪经”的，偷换概念，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打住，不再说了，不然你又会说我“对生活更清醒、更挑剔”了！
总之，历史与现实中的这种混沌和不确定性，可以用一首打油诗来描述：“为了得到一根钉子，失掉了一只鞋子；为了得到一只鞋子，失掉了一匹马；为了得到一匹马，失掉了一位骑士；为了得到一位骑士，失掉了一场战役；为了赢得一场战役，失掉了一个王国。”
有位西方哲人说，所有的哲学都只建立在两件事情的基础之上：好奇心与“视力”不佳。其实，何止是哲学如此！麻烦在于，我们想知道的，总是比我们能看见的要多得多。
不过，你那个日常的生活与“不复存在”的生活的问题，倒是有点古怪。什么样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你以为这二者可以截然分开吗？是物质生活领域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精神生活领域里的思维方式、观念信仰？你以为21世纪以来的国人，与百年前、五百年前甚至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可以截然不同吗？其实，应该稍微辩证一点，不要那么绝对化。今人与古人之间的方方面面，有的变了，有的变了某些部分，有的则基本没变。不是常说文化也有DNA吗？比如，当年董仲舒们尊孔子为“圣人”，奉为“素王”，宗为“通天教主”，吓死人的高度。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一语道破：圣化和神化孔子，其实不过是儒生和帝王之间相互利用而已。在一切时空中都是“完人”的孔子，在生活中并不存在，或只存在于臆想之中。但这并不妨碍今天有些人继续着塑造假孔子的“事业”。为什么不能以现代人平等的人格、理性的目光和平常心，平视并还原孔子呢？
所以，我没得选择。有人说他愿意“回到”大唐、大汉或春秋战国时代，其实是很矫情的。你能“穿越”回得去吗？我只能活在当下，活在当下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更热爱哪一个”的答案——此题无解！
（注： 与女儿在乌苏里江上）
（注： 在《山花》编辑部，左起：何锐、叶辛、何士光、黄祖康、罗绍书、何光渝。）
（注： 在《贵州日报》工作时与老作家蹇先艾在贵阳钢铁厂）
（注： 与少数民族作家伍略、苏晓星、吴恩泽、艾克拜尔·米吉提、龙岳洲等在一起。）
（注： 在肇兴侗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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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像是前几年的事了！“知行讲坛”我只听说过，但从没去过。我家小弟在那里讲了些什么，不知道，他也从未对我提起。我们兄弟仨加姊妹俩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时，只说家长里短，要谈什么学术、文学之类哪得工夫？各自出了书，也只是彼此送本样书，“立此存照”而已，从不彼此评价，当然也就无所谓“较劲”。在我家兄弟姊妹五人中，我不是老大，但是长兄，是最早上班做工挣钱回家帮母亲贴补家用的人。
（注： 儿时于甲秀楼前）
我记得曾对你说过，我是个“野狐禅”。不是假谦虚。我上学念书的全部经历是折腾：小学六年，读过履三（私立）、正谊、世光、新华路四个小学校；初中三年，进了黄家井初中班、贵阳十中、贵阳水田钢铁中学（没听说过吧）、贵阳一中四个中学校。虽然成绩是全年级优秀者之一，却没能拿到一中的初中毕业文凭就失了学。便去敲石方、推板车、做泥水匠小工。然后，考上个“贵州技工师范学校”（又没听说过吧），在贵阳的望城坡，住油毛毡工棚，进去后根本就不上文化课，整天只上建校劳动课。再后来，改成了贵州省第一技工学校，学的是车工，就是苏联歌曲《山楂树》里唱的那种被晚风吹乱了头发的“青年镟工”。说是半工半读，其实是大半工小半读，厂里任务重时，就停课加班干活，两班倒甚至三班倒；毕业后被留校，在实习工厂里当“带班老师”，就是一个小师傅带一群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徒弟。又过了几年，改名字成了贵州省机械学校，变成了“中专”。后来调离学校，新单位要填写档案履历，学历一栏里我填“中技”，人家说“中技”算什么学历呀？你那个学校不是“中专”吗？但也不敢乱填，就回学校里问问可否给个证明，学校二话没说，就给开了个“中专”的学历证明。天不知道我知道，自己何曾上过哪门子中专？充其量就是一个初中肄业学历的车工。所以我说自己无师无门，无宗无派，野狐禅一个。所言不虚吧！
改革开放的意义，对我来说就一句话：彻底改变了我家所有成员的命运。但那时，我已经工作了十四五年，无法再“回炉”去上学读书了。小弟只比我小五六岁，恢复高考时，他以初中下乡知青社会无业人员的身份，考上了大学，才读大二，就考取研究生去了北京，从此硕士、博士之类一路飙上去，名师名门地“学问”到如今。一家兄弟姐妹，各自走着自己的路，拼搏着自己的那一份年月时光，只会自己跟自己较劲。在彼此的心目中，谁都不是什么专家学者名人，谁都知道谁是几斤几两的丑小鸭，是一奶同胞共患难的兄弟姐妹！
（注： 20世纪60年代在红星机床厂做车工）
（注： “文革”中，在机校）
（注： 在贵州省机械学校）
这就是我的“往日时光”！有时，我很想用我的那把老吉他，像几十年前那样再边弹边唱……那时候，在厂木模仓库中用竹席隔成的小寝室里，我常常自弹自唱。不瞒你说，我正儿八经学过声乐，先是师从厂里一位小师弟在艺校教声乐的大姐，然后又师从很有名气的老音乐家郭可
还是用几句歌词来“一言以蔽之”。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中这样唱道：“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如今我们变了模样/生命依然充满渴望/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但是，回不去了！
弹吉他的手指关节硬了，指尖上厚厚的老茧早已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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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走适合自己的那条路”，才是最好的选择。当年我要是去专业唱歌，熬到今日白头，也许能混成某某歌坛上的老二老三之类，当然也有可能早就沦落到歌厅吼几嗓子然后回家领低保……人生不可预谋设计，只有机缘巧合。当年我在做报纸编辑时，就只想上好8小时班，做个好编辑，绝无非分之想。前些天，黔西南一位作家托戴冰带来他新出的一本散文集并一封手写书信，信中提及：有人告诉他，我在《贵州日报》工作时，主持国庆40周年纪实散文征文大赛评奖，曾力荐他的作品为二等奖。信中他说：“先生在众多征文中摒弃一些知名人物的作品，极力推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作品，真是令人钦佩，由此亦可知先生人品……”他与我从未谋面，却在二十多年后给了我最温暖的褒扬和回忆！
只有在8小时之外，我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叫“公私分明”。一天的时间三等分：公事、私事、睡觉各8小时。当然，第一项有时会挤占第二项，第二项经常会挤占第三项，这才会有更多一点读写时间。
至于“落差大得可以发电”云云，我给你说一个需要“脑筋慢转弯”的故事有一次，英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在伦敦，刚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就说：“您是艾略特先生！”诗人大吃一惊，问司机如何知道是他。司机答道：“哦呵，我很善于看出谁是名人。有天晚上，我送的客人是大名鼎鼎的伯特兰·罗素，我就问他：‘罗素阁下，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猜怎么着？他回答不出来——哈，名人……”
转型？奇怪！你又不叫“社会”“体制”“机制”“产业”“企业”之类，转型与你何干？再说。既然你已经自以为是那“一把年纪”了，还转什么“型”？作为“一群人”，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和社会责任心，因为我们总是在争论着谁应该对这门那门鸟事负什么责。而你是“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在我们生存着的“这一个”宇宙、“这一个”地球上，你就是“唯一”。人的一生，由能力和机遇混合组成，是选择和必然的综合，总存在着可能与事实之间的矛盾。说得“哲学”一点，人类的一些不可捉摸的性状，诸如利他主义、艺术能力之类，可能都已在基因中编码。你不可能教会青蛙唱歌，也学不会蛙鸣。出生的偶然、幸运与机会的随机性，导致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帮助。我们当然有责任尽自己的努力做得最好；但同样，我们也有责任帮助别人成功。宇宙是不对称的，我宁可相信，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只是宇宙不对称的直接结果，或者是受不对称间接影响的后果。因此，我们的智力，通常不能战胜疾病、懒惰、蹩脚的交际能力、迟钝的直觉和正在逐渐丧失的洞察力。比如，“维基解密”“斯诺登”们知道多少机密与你我何干？重要的是，你知道了多少，你可以表达多少。因特网并不会给我们带来额外的自由。也因此，智力还必须与坚忍不拔、自信和充沛的精力一起，才可能有所作为，才可能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的并不完美的生命。
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去庙宇、教堂、清真寺、犹太教会或某种神坛，向他们各自的神祷告祈福。同样也有数不清的大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有若干哲学家、艺术家与科学家们，正努力理解存在的意义，寻找揭示万物现实的终极真理。人们这样做或那样做，一定是有某种理由。否则，我们就只是一个没有目标的宇宙中的一个毫无意义的生物了！你想想，既然任何人注定都要死亡而且毫无例外，并在短短几代人之后，就会被完全遗忘，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习这么多知识？还要追求享受爱情、婚姻和家庭？还要承受苦痛？既然我们无法掌控时间的流逝，为什么我们还要有时间意识？……所以，只要我们还在继续思考“我是谁”之类的问题，我们一定就是神一样的生物，或者我们就是某种宇宙蓝图的组成部分，我们的存在就有意义。
有位科学家很睿智地说：我们的行星在充满敌意的宇宙中，听天由命地漂泊。我们罕见，所以我们宝贵。对于我们独居宇宙，我们不应感到绝望。相反，这应当激发我们的斗志，立即行动，保护我们拥有的一切。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世纪”故事。宇宙浩瀚无比，人类微不足道；然而，尽管渺小，我们的存在却是独一无二。时间、空间和物质，是神圣的三位一体。在这里，不存在造物主，也没有引领宇宙万端变化的上帝之手。奥林匹斯山上德尔菲神庙前著名的阿波罗神谕：“认识你自己”，就是一个美丽的梦。
20世纪90年代，一位年轻的英国数学家，站在牛顿研究所的演讲厅里，在黑板上飞快地写下了关于费马大定理——那是一个若干数学家都不能理解的数学命题——的结论。然后，他转向听众，平和地说：
“我想我就在这里结束。”
（注： 与外孙女嬉水）
附 何谓“构建地方文化的知识谱系”？
一个人的历史，一座城的历史，一片地域的历史，总是在有意或无意的遗忘、取舍中，不断被构建；长长的历史链条中，总会有某些环节因此而破损、缺失。今天我们所要质疑的，正是这种不断做“减法”的“历史”。当那些被遗忘或放弃的历史被重新唤回的时候，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历史”会不会变得陌生呢？当我们把这些“减去”的东西重新放回历史时，历史是否就有了其他的解释的可能，并因此而更为亲切？
想想，关于贵州这片乡土的知识，还有多少不为人知？已知的知识中，还有多少亟待整合起来，形成贵州文化自己的知识谱系？
在我看来，让生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的人，在从小知晓中国与世界文化及文化名人的同时，也熟知自己本土的文化和文化的创造者，与他们进行精神的对话与交流。这对当代贵州人精神文化素质的培育，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更重要的是，当这一切努力也影响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才能算是真正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扎根。
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和思想，去认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用我们自己的语言，真实而真诚地描写我们自己。
摘自 何光渝2006年
《构建地方文化的知识谱系》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