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余未人

余未人

采访前言

最近一次见到余老师，是在省文史馆举办的“贵州情怀：一个人和一片土地”——余未人作品研讨会上。从文学创作转向田野工作，在喜欢的事情上永远特别能吃苦又特别会享受的余老师，既是我倍感亲切的长者，更是我只能高山仰止，自知无法企及的偶像——让我高兴的是，她也是她亲闺女的偶像。我和她闺女是好友，每次巴拉巴拉聊到她妈妈的各种“超人”素质，我们都会一起，陷入深深的自卑和膜拜里。

这次的研讨会，余老师是主角。文史馆提议了多次，她推辞不过，终于应承。牛逼的人都低调，这是公理。研讨会一开场就安排余老师本人发言，她不讲自己，却讲了一个苗族亚鲁王老歌师的故事。这正是她的田野记录。多年的田野调查中，她积累了民族民间文化大量的一手素材，而引发国内学界轰动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就是从中发现、整理，并最终公之于世的。她的发言既生动鲜活，引领众人关注民间文化，又避免了“谈自己”这个最难办的话题，智慧和格局可见一斑。

余老师在圈子里似乎人缘很好，已经很少出席公开场合的老先生们都聚齐了。于是在这个以个人为核心的会议上，我得以窥见一个群体的风貌。特意提前了一点到会场，想看看老先生们朋友相聚、闲话“预热”的家常场面。果然，过了85岁后自称“望九叟”的刘学洙老师现身了，“一个人和一片土地”系列活动的首期主角戴明贤老师也来了，还有顾久、姚小泉、许明、蒋南华、黄万机、刘雍……诸多文化名家纷纷到场。作揖、合影、寒暄、打趣，被摄影师拍下来，就是省内文化圈的生动群像。研讨开始，发言者争先恐后，滔滔不绝，主持人不得不强行限时，以给更多人表达的机会。我已经很久没参加过发言如此踊跃的会了，尤其是，很多人的发言还都真情动人，趣味盎然。老同志丁廷模未能出席，但发了书面发言稿给刘学洙，刘老师硬是一字一句把稿子从电脑上抄到稿纸上，再在会场上一字不漏地朗读（漏了一个字他也会补上重读一遍的，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戴明贤老师总结余未人和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做事风格，说区别在于：“她是科学之精神，理性之态度；我是散漫之精神，任性之态度。她是生产兵团式的集约化生产；我是乌蒙单干户的广种薄收。”这描述机智幽默，让全场会心大笑……他们是做学问的人，也是真性情的人，这场围绕一个人进行的研讨，其实是让一方水土养育的一群人集体绽放。

余老师是我这个系列访谈中唯一的女性受访者。她70多岁的年纪还仍然行走在贵州最偏远贫困的乡间，也仍然会每年去到很远的地方旅行，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食物”（戴明贤语），并留下最真实的文字记录。她的闺女跟我说，她妈妈的状态越到现在越好了，无所诉求，只为喜欢。

我想我也是个终究要进入老年的女性，就我目前的阶段和眼下的修为来看，变老是一件让人如此焦虑的事情。但我希望我的将来能够像余老师这样，笃定、理性，永远精神抖擞。这是理想，够我修行几十年。

我始终只是个凭兴趣做事的边缘人

小舒请教之提问余未人

1

小舒，你之所以没去了解你的父母，那是因为你的岁数才是我的一半，你还有大把的时间，想做什么都可以。

我是到不须上班应卯，可以随心支配光阴的时候，突然悟到，自己多年来由“深入生活”而“田野作业”，让那些遥远的、独特的生活进入我的视野，看起来文学的、学术的视角似乎伸得很远了。但我独独忽略了自己，我从哪里来？我怎么没像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一样，也理出自己的根脉呢？

还原一个家族的百年记忆，最令我着迷的，是那些今人没有的经历和细节。比如我外曾祖父滕经，他从京城翰林院是怎么到黄土高原去履职的呢？滕经亲历过的、口传的情形是这样：这是掣签决定的。掣签仪式是决定高层官员仕途的，所以十分庄重。掣签仪式每个月初都会在天安门东面的华表前举行。华表前置一公案，公案上的竹筒里放置竹签，签上写有各省的省名。仪式由吏部一名侍郎主持，还有监察御史监督。滕经向天安门一跪三叩首，然后掣签。旁观者只觉得是一场游戏，而当事者却是诚惶诚恐地占卜自己的未来命运。而具体情形，就还得查证许多资料。比如《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不下带编》中记录了当时流传的口诀：“时运通，掣二东（山东、广东）；通又通，掣广东。时运低，掣四西（陕西、山西、江西、广西）；低又低，掣广西。”不查资料，就不可能获得如此鲜活的佐证。查了，又还想了解更多——掣签的官员都需成为外官。因位少而官多，有人曾经候补十数年才得以掣签。滕经能够从莲荷乡间一步步走到此处，成为掣签者中的一员，实属不易。他抽到的是“四西”中的头筹陕西，虽为“时运低”，倒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困顿的是时间已经流逝百余年，再怎么深入了解，都难免浮浅。就以掣签仪式来说，这个貌似公平的掣签，其实是明清两代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一件游戏政治的荒唐盛典。滕经对此怎么想？抽到山东、广东的，和抽到广西的又有何表现？其中是否有诈？是否还有变通？这些都无从得知了。如果写小说，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而我不是写小说，也就不能虚构。

小说要有独特的想象，即使最现实主义的小说，也必须想象到位。学术著作，则是从现象中提炼出观点、论据，它是逻辑的、抽象的。而我写此书是追求真实，情节和细节都要真实，容不得想象，但又要让它可读好读不乏味，所以挺难落笔的。

（注： 《百年的难忘瞬间——我的家族记忆》）

2

理解一个百年前的人很不容易，得有大量知识储备；而理解一个百年前的亲人，则可据他亲人后辈的“遗传密码”而行。要理解我的外曾祖父和祖父，就可以从我奶奶滕銮的讲述中，余、滕两家“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为人处世的原则中，理解当年的许多问题。

比如我1956年录取在贵师而不想读，我曾经自己找到邻居、贵师的女校长要求从贵师转读普高以便日后升学，校长同意了，但要求我父亲同意才行。父亲虽然一百个希望我日后能够上大学，但他就是不同意我转学。外人会觉得这个父亲很不通人情。我也是很多年以后才理解，这就是父亲的处世原则——自己是校长的丈夫、工业厅厅长的下属，但更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他认为自己与上级、邻居之间应是君子之交。他不愿意因私事有求于人而受制于人。

因为从小的耳濡目染，我觉得自己也承继了一些父辈的优点、缺点以及思维范式。正如沈从文先生在他的墓碑上所书：“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注： 青年时代（1969））

3

刘老师的夫人杨肇大姐是我幼时邻居。杨肇大姐的父亲杨家禄先生是我父亲文革被打倒后得以平反的关键证人之一，德人高寿，杨老先生活了106岁。

二三十年前，我从戴明贤、丁廷模两位老朋友的口中，就得知学洙是一位以说真话为本的老新闻人，并有一颗难得的童心。我不禁想，多年在省级大报当头头，要能不说假话，真是难如上青天啊！这使我对他有一份由衷的尊敬。因我女儿女婿也在新闻界，我又从年轻一辈的新闻人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刘老师开明开放，奖掖后辈的佳话。

（注： 丹寨县麻鸟村苗族吃新节（2004））

在作品问世前，我一般都不好意思对人说，为的是给自己的兴趣转移和惰性留条后路。而这本书，从一开头我就没打算留后路，所以，在一次聚会中，我就对学洙说了，他很感兴趣。这对我是很大鼓舞。

他读了我的书之后说，要是前两年，他就要写文章了。但现在年纪大了，没有发表欲了，就用眉批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感想，也是一种世交的情意。他在书上密密麻麻地写了52条。我想用手机拍下来，他却说要抄下来给我。这位85岁的老人，居然用电脑写字板写下了14100字发给我。那写字板可是比用稿纸写还费劲得多啊！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对于学洙，我只是想，我要是到他的年岁还能有他的智慧、热情和童心，就万幸了。对于友情，自然是越老越珍贵的。我把书给了一些认识我父母的老同学、老朋友。他们中的好些人都用面谈、信件、电话、电邮、短信、微信等述说读后感。有的把我写到的三个家族的人员姓名、关系理得一清二楚，令我特别感动。我98岁的干妈读后在上海还写信来谈往事，并作画赠我，真不容易啊。这种纯真的亲情、友情将伴随我一生。

（注： 乌当石头寨访苗王（2005））

（注： 考察乌当头堡棋子灯（2005））

（注： 六枝布依族过节（2006））

（注： 开阳县高寨做田野调查（2006））

（注： 与著名学者刘锡诚先生考察江西（2006））

（注： 大年初三，在榕江苗家（2006））

（注： 剑河久仰吃新节与苗族老太交谈（2007））

（注： 剑河县革东镇做田野调查）

（注： 施洞姊妹节（2007））

（注： 黎平鼓楼中与侗族老人交流（2007））

4

回头看，年过不惑后，我有些“多动症”：小戏、小说、电视剧、长篇散文、民间文学、民间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这本家族史……我做这些事，有些是遵命而为，但兴趣的成分居多，各有各的乐趣。人老害怕紧张，所以我躲避紧张。我现在是一种清闲状态。我认为是否清闲的标准，就是你能否立即去做一些事又随时可以停下来，兴之所至，随心所欲。多年前我就打过一个比方，我写作或做事，就像有的人喜欢跳舞，有的人喜欢打麻将一样。

电脑上的8万字是被一位电脑公司的小伙子弄丢的，我着实气了一晚，几乎彻夜失眠。我只得用多种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随着黎明的到来，事情也就过去了——本来这也不是你的“饭碗”，与国计民生无关，也没人限时逼着你写，你既然觉得写着好玩，写着愉快，那让这个过程再重复一遍也无不可。为这个生气，是自寻烦恼。于是，不再多想，又慢慢重起炉灶了，所以这书断断续续写了3年。

近几年来，我不是在完善而是在舍弃。把那些确有意义但自己能力不济，或兴趣不大，或凭感觉不想写、不想做的事，尽量舍弃，让兴趣引领自己。

小舒，我像你这样的年岁，上班除下乡“搞中心”外，就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回家便带孩子，看看找得到的书。当年书很难找，我看的《基度山恩仇记》是乌当知青悄悄传给我的手抄本。那时，我自己连一篇小说也没写过呢。你辈早已是著书立言，比我当年高出不知几层了。

（注： 小说集子（1983～1994））

（注： 余未人策划、主编、执行主编的部分书籍）

（注： 民间文化研究著作（20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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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我只能说点见木不见林的感受。我原先对学术恭敬有加，后来渐渐发现学术界的名堂比文学界多得多。因为学术课题有经费，而且数目越来越大，远非文学界可比。这样，学术界自然就不是一片净土了。而我自己早就从文学界退出，学术界则没有进入也不想进去。我始终只是个凭兴趣做事的边缘人。我没有进入学术界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从来没有申报过学术课题。一是因为缺乏自信，害怕拿了课题费又不能按时按质完成，会像欠了老板的债，惶惶然不自在。又见到一些朋友在做课题的同时，还得四处找发票冲抵课题费，更觉得那不是我能力所及了。

你问到文学和学术的通道，这很有趣。我就是想在“文学人类学”当中找一个通道，让人类学的观点理念用文学形式表达出来，为此我也做了些田野和写作的实践，用纪实性的文字书写观点，用直观形象的图像来表达。但我仍然是在“文学人类学”的门槛内外走走看看而已。

做深度文化新闻的人其实有一条腿已经迈入了学术。想不想迈出另一条腿，那就全看自己的兴趣和意志了。年轻人什么都可以试试，做了、经历了，总比没做没经历好，不要自设禁区。说不定三年五载后“小舒小唱”会变成“小舒小论”呢。

（注： 乌当石头寨二月场（2008））

（注： 行走麻山（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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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鲁王》是苗族英雄史诗，更是一种文化生态。围绕它的唱诵，有一系列民俗活动。我写过一篇小文，其中有描述2009年7月我第一次观察《亚鲁王》唱诵的砍马仪式的内容。地点是紫云县四大寨。

（注： 麻山苗人葬礼上考察《亚鲁王》史诗（2009））

（注： 紫云大河苗寨，余未人访问亚鲁王歌师（2015））

（注：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亚鲁王》史诗发布会（2012））

“那匹棕色的良驹已经静听了东郎一个上午的《亚鲁王》史诗唱诵，此时被苗人们簇拥着来到了砍马场……4位砍马师双手捧刀，向那匹马和四周的苗人致鞠躬礼。大约3点15分，小韦的长刀向马匹高高举起，却又轻轻放下，并未伤及马的毫毛。马沿着推磨的方向慢慢跑着，似乎丝毫没有觉察即将降临的劫难。砍马师终于狠狠砍下了头一刀，马的脖子上留下了一个大而深的缺口，我的心仿佛要跳出胸膛。那马却不动声色，鲜红的创口上几乎没有流血。两位砍马师轮换着，砍马的动作虚虚实实，那马面无表情地默默承受着砍刀的重创，它没有嘶鸣，也不呻吟。莫不是一个上午的史诗唱诵已经让它理解了人类对它肉体的残害？也许它已经理解人们是为了让后代记住亚鲁王当年所受的战争创伤而让它牺牲？

“时间过去了一小时零5分钟，英雄的马直到被砍了几十刀已经不成形，才头向东方圆瞪双目轰然倒地。那血腥的场面让人热泪泉涌。马默默挺立着，至死没有暴跳，没有挣扎，没有嘶鸣……”

（注： 与非遗国家级传承人陈兴华老朋友见面（2015，紫云麻山））

7

我去得最多的是黔东南和紫云县麻山。其他各市州地的若干县、乡、村也去过。当然，空白点不少。我下乡一般是直接去村寨，不大想去乡镇以上的地方。我与农村有些天然联系。我小时在水口寺上学，四周都是农田，同学中有些农家子弟，就住在晒田坝的茅屋里，我常常去他们家玩。后来到乌当区文化馆工作，经常下乡“搞中心”。婚后，婆家在息烽，经常与农村的亲朋交往，从这些天然渠道感受到的民俗民风，也是我曾经写过的一些农村题材小说的源泉。

（注： 与杨正江、周必素在麻山腹地采访（2010））

（注： 观看麻山人自己拍的微电影（2014））

我第一次有意识地到乡下去做调查，是1990年12月到西江，当时是打着深入生活的旗号下去的，目的是搞文学创作。我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做了许多采访笔记。当年我对文化人类学、民族学都没有接触过，我采用的方法就是文化人类学通常采用的观察和参与观察法、访谈法、谱系调查法等，似乎无师自通。但我回来后一个字的文学作品也没写。而当年的资料，却在十几年后的文学人类学的写作实践《苗疆圣地》中用上了。

文学创作的采风着意于自身感受，那是一个人心中的、色彩斑斓的贵州；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却是讲究真实、科学，是丰富的、理性的贵州。我则是二者都有兴趣。我不喜欢逻辑虽严密却欠缺些真情实感的“译文体”“翻译腔”的学术文字，这也许是个人偏见吧。

对普通人来说，要真正了解脚下的土地，我觉得一是多走多看多玩，不仅玩景点，还要到乡场、村寨去走走。会玩、旅行中玩得出趣味，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二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如果你家里或亲朋中有老贵州人，多听听他们聊当年，摆故事，说笑话；三是看看有关贵州本土的各种民俗活动，比如唱山歌、诵古歌、婚丧嫁娶、祭祀仪式、民间节日庆典、民族服饰，等等；四是读一点有关贵州的读物和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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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接触“民间文化抢救”，是在2002年2月。那次，我参加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研讨会”。冯先生发起了与会百名专家签名的《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是一个集结号。今天来回顾12年来的历程，还有极强的现场感。

在做“抢救”的过程中，对其意义的认识，是很具体的。记得我在主持贵州民间美术普查的时候，2005年11月，黔东南州的普查员在西江发现，当地有个银匠藏有35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各地乡间收来的古老银饰样品。2006年6月份我请摄影师专程去那里拍摄，就只剩3件了。银匠说，这20多年来都留着做样品的东西，在这短短的两个月内差不多卖完了。为什么？今年游客特别多，老外都喜欢老银饰，又肯出价钱，就卖了。这是当下民间文化遗产令人痛心的一幕；而且悲剧没完，还在继续上演……

（注： 在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参加学术活动（2013，天津））

《亚鲁王》歌师中的佼佼者，一批批地走了。如今在世的最年长者，是98岁的黄老金，可是他已经不能完整唱诵了。

9

你的美誉我实不敢承受，说真的，与一些我相熟的师友相比，我如今就是一个还算健康的养老金领取者，爱好旅行游历，有兴趣的事就做一点。

社会性别理论研究者是在发现、批评和改造社会或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而性别歧视在不同的地域、民族、事项当中，差别是很大的，有时甚至会出现女尊男卑的非主流现象。比如侗族萨玛节，就是祭祀老祖母、尊重女性的侗族大节。那一天，男性是为女性服务的。

田野调查中，我喜欢与农村女性交流。农村女性中有一批非常有才华的人，她们有艺术天赋，擅长唱歌、讲故事、剪纸、刺绣、食品制作，有的不识字却记忆力极佳。在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俗等领域，她们都有优势。与男性相比，她们似乎更愿意与我畅谈、倾诉。有的话题，女性是只能与女性交谈的。比如贵大教授张晓女士，她曾经在自己的家乡做过一本在学术界影响很大的书《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其中有西江苗族女性婚姻、生育等最隐秘事件的口述。这类课题，男性是没法做的。11年前我们一行人在丹寨县麻鸟村做田野调查，想看一位苗族女性怎样用熟猪油梳头，她就只让我一个人进屋观看，男性被拒之门外。而我采访男性时，他们却没有任何人因我的性别而拒绝访谈。农村女性常常会说起自家男人会做什么，在做什么，这对访谈者是大好事；而农村男性却从来不提及自己的女人，似乎是不愿意、不屑于，有些令人失望。

如果是一位男性，就能够从事许多惊险、艰苦的工作，承受更重的使命和压力，男性在好些领域是有极大优势的。而在我所涉及的文化领域，优势和劣势主要在于自身的努力和机遇，还不大能够看出性别的显著影响。

10

幼时，燕达是我弱不禁风的女儿，最担心的就是她经常病怏怏的。三岁半以后，她不再生病了，我也不再担心。小学一年级时她要写申请加入少先队，问我怎么写，我说，你怎么想就怎么写。结果，被老师拿到全班羞辱——因为她写了“看见人家都戴红领巾我很想戴”之类的话语。这事很让我受挫。高中以后，同学们纷纷入团了，她却没写申请。我最担心的，是她的数学太差，考不上大学。

大学自然没考上。她第二年19岁就进了《贵阳晚报》当勤杂工，每月工资100元。我只希望她发扬自己的文科爱好，多读书，学写新闻稿，前途把握在她自己手里。我不懂新闻也没兴趣，她的事我也彻底放下不再操心了。

庆幸的是，她交了一批上进有为的好朋友，包括你小舒。其中有的是比她年长十五六岁的、成就斐然的“小前辈”，还有“忘年交”。在朋友们的感召、激励下，通过学习，她完成了自己人生的蜕变。进入新闻队伍，嫁了个志趣相投的丈夫，出版了几本自己的著作，39岁时评上了正高职称。

我和她主要是审美观和价值观比较接近，所以，除了母女关系外，还有一种朋友关系。我们会讨论各种“西瓜芝麻”，交谈一些主流以及非主流的观点，共同的好恶，乃至瞬间感受。自然也有各自不愿触及的话题，人心总是会有只属于个人的私密空间的。

对于她的人生，我想她会考虑得比我更周全。我只希望她健康快乐，保持善心，做个好人。

（注： 麻山田野（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