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刘学洙
刘学洙
采访前言
都说熟人好办事，但采访刘学洙老师却让我知道这话不靠谱。我和刘老师算得上忘年交，碰面时说话，习惯没大没小。所以“小舒请教”栏目刚一创办，我还没跟他通气，就想当然地把他列为最“一抹不梗手”的采访对象。可事实证明我这是一厢情愿，老同志很不给面子：“我不想再写东西了，也不想再在报上露脸了……”瞧瞧，我看他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人家却偏要“低调淡定有内涵”。平常很铁的忘年交，关键时刻也很绝情，难怪人家说最怕熟人烫熟人。
过程很渐进，细节很复杂。总的来说，是我发挥了百折不挠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方面不断给老先生摆事实讲道理，另一方面殚精竭虑也自说自话地，先呈交了一份3000多字的问卷——对于和文字相伴大半生的老先生来说，文字的力量最终还是大于我的力量，他看完问题后松了口：“我放开回答，你不要限制时间，也先不考虑见报。”我在电话这边已经为这个重大胜利兴奋不已，只怕他反悔，哪还敢讨价还价：“您就当成我俩一次纸上谈心，慢慢写，放开写，我不催您，不催您！”
突破了这一关，之后的推进也就顺理成章。其实我很明白，刘老师最终接招，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忍心让我失望。他马上就迈进85岁，是贵州新闻界众人尊敬的前辈，是否在报纸上露个脸，对他已经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事；而我是这样迫切，念头一旦启动就有点刹不住车，经不起任何挫败。他没有熟人烫熟人，而是对熟人格外好。他把他七千字的回答一个字一个字写在稿纸上，再拿到街上的打印店里请人输入电脑，存盘，再回家发电子邮件给我——他不想让我因为帮他打字而耗时耗力。我是个星座控，经常跟刘老师说，您就是典型的巨蟹座嘛，善解人意，性格温和。刘老师听不懂这些歪理，我就一个人偷着乐，因为我也是巨蟹座的，我盘算着，我应该比别人更有希望成为他那样的人。
组版之前的周末，去刘老师家补充些图片资料。茶已经泡好，资料也都找出来放在桌上。他的老伴杨阿姨坐在桌子一侧，帮我抄些医治老年病的药方，让我带给我爸妈参考；他坐在另一侧，帮我写每张图片的文字说明；我则“转型”干体力活，拿着工具卸装螺丝钉，把邵燕祥写给刘老师的书法条幅从框子里取出来拍照。突然想起小时候的那些夜晚，我们一家四口围坐在一张小方桌的四周，各做各的作业，各看各的书。都是无比温暖的情形。
6年前，我第一次主动跟刘老师联系。因为我要出版个人作品集，想请刘老师作序。那时我只跟他见过一两面，非常不熟悉。我把车停在报社大院里，在黑暗里坐了很久，才鼓足勇气，拨通他的电话。他有点迟疑，说手头要写的东西很多，然后大约听出了我的紧张和失望，说，那你选书里的部分文章先给我看看吧。一周以后，我接到他的电话，说文章看了，的确有些感受，所以序已经写好。我一听就把持不住了，有点飘飘欲仙。我觉得这位前辈一点都不老眼昏花，挺识货的。
去年刘老师生病住院，没有告诉我，但我接到了他一位老友的短信：“刘老师生病住院，不想告诉别人，但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我想到他已经80多岁，突然无比难过。马上带了礼物去看他，还巴心巴意写了张字条夹在礼物里。但是天下就有我这么稀里糊涂的人，我拉着刘老师叽里呱啦说半天，告别，回家，坐定之后才想起，礼物还在包里，我忘了给。
当我为这期“提问刘学洙”专题准备好所有资料，并写完这篇前言，我已经完全体会到采访一个熟悉的朋友是多么难。我有太多的线索、太多的角度去走近他和请教他；我还有太多的感情，不该流露又难以掩饰。尤其，他还是一个长我近50岁的忘年交，我们的一问一答总是隔着岁月，然而我更想从中印证即使岁月也无法阻隔的一切。
我还是喜欢做新闻人
小舒请教之提问刘学洙
一 何处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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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逾八五，头17年生长于福州，后68年定籍贵阳，后者刚好占我迄今生命的五分之四。我的根在福州，而几乎一辈子的生命在贵州。我自知贵州这块土地赐予给我的比故乡多，久把他乡作故乡了。然而毕竟故土难忘。愈近耄耋之年，故乡情结不觉越发浓烈起来。记得1996年我发过短文《故乡的小巷》，写道：“很怪，多年里，做梦回家，往往不是现在的家，而是当年福州大营巷那个家。这竟与冰心《我的家在哪里》所描述的情形很相似。冰心九十高龄时，尚不能忘怀于她小时候住过的中剪子巷，她一生在国内外许多大都市住过，但她说：‘只有住着父母和弟弟的中剪子巷才是我灵魂深处永远的家’。我自信对旧家庭不曾眷恋，没想到依然有着割不断的梦中老家。”后来收到表弟唐辉来信，他看到我那《小巷》后写道：“从你这篇文章结尾似乎窥见你灵魂深处的矛盾。对‘旧家庭’为啥‘不曾眷恋’呢？！我不敢苟同表兄的看法。我与表兄不同，坦率地说：我对旧家庭是深深的留存眷恋，我对你刘家这样的家庭是存在着真挚与深沉的眷恋。是的，刘家的房屋终于卖掉了，大营巷十五号刘家‘进士’的牌子拿了下来，儿时的甜梦已难复圆。但正因为你有‘割不断的梦中的老家’，你才会陆续写出那样的文章，希望这些文章终将成为一本《刘家往事追忆》或是什么书名。”果然，在我表弟的一再怂恿下，我终于写出《大营巷旧事》小书，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给我出版了。
你很想知道这次我全家五人齐笃笃地在原大营巷老宅大榕树前合影“照片背后更多的故事”，的确，那本《旧事》并没有写够。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有一本未刊《家史通讯集》（1996～2006）收入了我和表弟十年里通信的全部书简，小5号字，大开本，93页，十多万字，在街上打字店复印的，只印几册，尚有“存货”，如果你有兴趣可以送你一本。写私信无拘无束，家长里短，原汤原汁，还有一些表兄弟之间的私房话。所以，你问我“在八十多岁高龄回到故乡，见到您敬爱的大姐全家，回到老宅旧址，您是什么感觉？”我无法回答。因为情感这个东西往往不是笔墨所能写清楚的。我姐大半生坎坷，姐夫平反不几年又遭车祸走了。1989年我第二次回乡到罗源小县看姐姐，回贵阳后写了一篇《姐姐》，是忍着悲痛甚至含泪写下的。24年过去了，这次唐辉表弟又催我应该写《姐姐》的续篇，把姐姐晚年的全家幸福生活写写。姐姐非常平淡说，过去那些年份，比我苦的人家多得是；如今比我家日子好的也多得是，都不要再写了。回贵阳后，还是以表兄弟通信的形式写了《自求多福》代《姐姐》续篇，寄给表弟交卷。但我自己和家人却觉得没有写好，她们说有关感情的事，无言胜有言。所以，这续篇至今也没呈给姐姐。有位定居邻省区的老友中秋节发短信到福州请我代问“尊姐好”，下面落名是某某“叩拜”。我当时回短信说：“叩拜怎么敢当？”《自求多福》未定稿倒是发电子邮件向他征求意见，他回短信只四个字：“真该叩拜”。一篇文章，说好说不好的都有，反正不发表，“立此存照”，也不想再改它了。
（注： 1945年，16岁的刘学洙，摄于福州中学。）
（注： 1962年，刘学洙（后排左一）和妻女与父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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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羡慕你这种“享受在一座倍感亲切，从不会迷路的城市里生活啊”。从儿时到17岁前，我在福州就有你今天对贵阳的感觉，暮年回味它，似乎宛如昨天。你要我描述一下当年初到贵州的情形，那个印象实在太差了。那是1946年初，从福州经上海、武汉到长沙，从长沙乘长途客车，走湘黔公路，颠簸七天才到贵阳。车进头桥车场，阴雨绵绵，两脚落地，满地泥水，出站四望，天空与市景灰蒙蒙一片，街道两旁房屋又旧又矮，不像城市。出车站雇了一辆马车，薄薄的木板车厢，又脏又窄，马蹄嘚嘚，沿途马粪落在马尾巴一个小麻袋里，简直像进入一个乡村马路。到达我父亲所在的盐务新村，一栋栋小平房，茅草屋顶，四周菜圃，有篱笆围隔，那便是我的“新村”之家。来贵阳前，我心存许多美丽遐想，以为跳出福州古老小城，出去见见世面。路过上海，三伯父当时在上海做生意，走在南京路时，他对我说：“你看上海，就知道福州像小鸟笼。”哪料，到贵阳才知道，却是从福州小鸟笼，进入更小鸟笼了。心中隐隐有点失落感。所以，来贵阳后，总盼望哪一天父亲可以调回福州。当年盐务系统是全国统一调动的。可惜父亲没有高层人事背景，年复一年，调不成。其实，他如有办法调动，又何必在抗战胜利后反而把母亲和我兄妹从沿海接来贵阳呢？可以告慰的是，我父从抗战前就远走扬州两淮盐务局谋生，那时我才四岁，相隔十三载，父母总算团圆了。
你问我：“经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您才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真正找到归属感？”这个问题，回想起来觉得与贵阳解放有最直接关系。1949年11月贵阳解放，我正在贵州大学读书。那年冬天，进了大中学生寒假学园学习，那是汪行远、达昭等开创贵州青年团工作的“中共省青委”负责人办的。当年他们英姿风发，口才极佳，迷住许多新区青年学生。我在那学园首批参加了青年团，用当年的话说：是属于觉悟快、表现积极一类的学生。回贵大后，便被任命为团总支宣教委员，文理学院团支部书记。这样一来，我便不安心读书了，一心想参加革命。那时的激情不是假的，是真的，有一股冲动感。所以1950年9月团市委便把我从贵州大学抽调到团市委机关当“脱产”干部。我至今还保存一份彩印框的《革命工作人员证明书》，写明我于“一九五○年九月本市团市工委工作，现任干事职务，系供给制，特此证明”，落衔是贵阳市人民政府市长秦天真。既然进入“革命大家庭”，人生就大转折了。这与后通常的毕业分配工作感觉不一样。那时团委机关几乎全是未婚男女，吃穿住玩都在机关里，全是供给制，家庭观念很淡，我那旧家庭（父亲属留用旧职员）更得时时注意“划清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哪里会想回福州家乡呢？你问我“经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想干革命，这是我们那一代青年人的共同激情。没有什么复杂的“心路”。如此这般，在贵阳团市委工作了6年，1952年入党，1956年调到《贵州日报》（时称《新黔日报》）当贵阳记者站首任站长，从此就一辈子干新闻工作了。
（注： 1980年，秦川在娄山关。从左至右：秦川、刘学洙、陈健吾、吴熙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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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榴那两条微博，我真觉意外。我带她回福州没有预设什么“牵挂”“意义”之类的念想，就是因为中秋正好是姐姐87寿辰，让姐姐看一看亲弟弟的第三代。这次匆匆回闽，是临时动议，当时直觉是这种见面，趁早不趁晚。因为我们姐弟都属望九之年的人了。榴榴在成都就业，她很在意自己的工作，不愿请假，比我们从贵阳飞福州晚一天，回成都又提早半天。她是中秋节当天11点才到达，第二天下午四时就离开，连晚上睡觉时间在内，她在福州总共只呆30小时。其中花半天时间参观三坊七巷，林则徐纪念馆，到“乌山园景”（原大营巷我家旧址）大榕树留影，其余时间都融汇在和姑婆全家四代十口亲人欢聚之中。一个小年轻女孩，怎么会产生出“微博”里那种朴质而深沉的感觉呢？这是血缘关系的天生感觉，还是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缘由呢？我不想过分“解读”这现象。也不想以什么传统理念或奢求强加给新的一代人。也许，对家庭的感情，对祖先的敬重，对乡土的归认，这是大多数人天生就有的原始心理倾向表露么？
（注： 1984年，参加全国记协会议游长城。）
二 从新闻人到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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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问中许多用语都太高，比如“您对于贵州的意义”这种提问令我汗颜，如果改问贵州对我的意义，那还可以说说，因为贵州对我这一生意义重大，而我对贵州何足道哉？又如“学术作为”“对贵州历史的探源和梳理”等语，都愧不敢当。我退休后写些贵州史话，是以新闻记者的方式，从采访现实，转向“采访”历史，用新闻随笔形式写点贵州历史故实。正因为学术性不强，反而容易有可读性。这是一种扬长避短。邓拓诗云：“试从旧史悟新闻”，此句深惬我心。“你知道太多了”，不，其实我知道得太少了。你又说，“您对贵州这个地方充满这么多求知欲和责任感”，这话太沉重。说实话，我是退休后找些寄托，有点求知欲，谈不上多大责任感。感谢那届省政协给我一个机会，在参与省政协文化宣传委员会工作期间，搞了三年的贵州文物考察活动，跑了省内七十多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才引发我对学一点贵州历史的兴趣。政协委员中，历史学家不少，比如史继忠先生，就是我的学史启蒙师。开始时每写有关黔史文章，几乎都向史继忠请教，写出后往往请他过目订正。我的优点是不装不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许多行家里手不仅不耻笑我，还很真诚辅导我。这样一来，积以时日，我也就跻身到省内文史界，称个“半路出家”的志愿者了。年纪渐老，也来不及下功夫补课和从事什么研究工作，但确实也有不少收获，出自记者职业习惯，勤于动笔，也就结集了几本小书，这是我进入老境的最大快乐。前年，老友戴明贤兄写了一小横幅送我：“居然臻老境，差幸未颓唐。把酒非为醉，看书不厌忘。睡酣云梦短，步缓任街长。偶发园时兴，小休坐画廊。”下款题识云：“偶见叶圣陶先生老境诗，大惬于怀，把酒看书一联尤妙，漫录一过与学洙老兄共赏玩/辛卯儿童节/明贤”。我很喜欢这幅字，特别标明是儿童节写的，大约觉得我属于老顽童者流吧。
（注： 1985年春，朱厚泽（右一）在贵阳云岩宾馆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人民日报》原社长胡绩伟（左一），中为时任《贵州日报》总编辑的刘学洙。）
多年来，我总是声明，我是记者，不是学者，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其实我还属于传统党政宣传干部一类的人。1982年底，当了省报一把手，老友刘淑贤大姐（已故）对我说：“小老弟，你当总编辑，我认可，但这是一种机缘，不是非你莫属。”这是知友之至言。物以稀为贵，我退下来后，转换角色，笔耕不辍，再加上有报刊朋友照顾，容易发表，我的名字反而比在职时多见诸报刊，浪得虚名，他人对我也不苛求，便俨然成为一个文化人或学者了。如此而已，能有什么奥秘？！
（注： 1988年5月7日，刘学洙（左一）陪同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左二）接见全国杂文作家《花溪》笔会代表。）
（注： 1988年5月，全国杂文作家《花溪》笔会，从右至左：胡锦涛、戈扬、刘学洙、龙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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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与我，是隔两代在同一单位有缘相逢。你当然没有看过我的新闻报道。不过，连我自己都没有结集过任何新闻作品。1986年出过第一本小集子《拾碎集》是杂文集。当时我在后记里写道：“在那特殊年代，直抒胸臆既难，奉命秉命多谬，可留劳绩甚少。”比较能够放开笔写作，是在世人永远难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尤其在我从办报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你说你“更偏爱这些经得起时间的文字”，我很高兴。因为我比较胆怯，怕我这老家伙的传统风格的文字，年轻人不会喜欢。至于新闻人与学者，“个人更喜欢自己哪一种身份与状态？”我觉得自己还是喜欢做新闻人。离开新闻工作岗位屈指一算已经23年了，但我的新闻情结未消。写与现实距离比较远的文章，仍然有挥之不去的新闻眼、新闻情。包括写史话、写家事，写历史人物，我每每心动，总觉得远去的岁月，往往有现实的史鉴性。有时字里行间也吐露一点心中块垒。前年我出本《人物笔记·旧月清辉》，书名是贵州人民出版社责编小谢替我敲定的，借用清人诗句“多情惟有旧明月，还带清辉照此城”之意。此书头两篇就是写汪小川的。一篇是《市郊有闲老/读史长叹息》，题目用的是汪老八旬之后写的五言长诗《叹史》的诗句。第二篇《嘤嘤泣血写〈疑案〉》，是我为汪老写西路军故事遗著《疑案》进行编校打印未刊本后写的读书心得。我悟到汪小川写历史，总是蕴含极具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散见叙史中，表达许多本人的历史观。其实，汪小川也是新闻人，西路军到达新疆后党派他到《新疆日报》任副社长。20世纪60年代还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身份兼任《贵州日报》总编辑，亲撰若干精彩社论，还在报纸副刊开辟专栏写过《历史小故事》。他是老红军，西路军幸存400精英之一，高山仰止，非我等之辈可望其项背。然而，他的精神深深影响着我们。
以此类推，我那本“人物笔记”，“旧月”都当“新月”写，历史人物当作新闻人物写，包括贵阳“高家谷子多”的《高家花园春秋》，最先是《贵阳日报》以两整版连发的。它不是文学，不是史学，也仍然是新闻报道性的。如果老天爷特许的话，把我年龄减去50岁，我变成真的“80”后，让我选择从业自由，我还将选做记者，不知你能否看上眼收我加入“小舒周刊”当个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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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省报一把手，在别人眼中可能觉得算个“人物”，其实参与省里重要政治的程度还是极为有限，有时有机会在核心圈外围之外围“中距离”看到一些事与人，时过境迁也不值小题大做了。1990年我刚卸任，到北京见到故人穆颖大姐，解放初期是她去贵大物色我调入团市委工作的，是我第一个顶头上司。她问我闲下来想干什么？我说没想过。她说可以写点回忆录。我说咱们小人物有什么可写的呢？接着开玩笑说：弄一本“总编辑悄悄话”怎么样？她说这书名不错啊！二十多年过去了，“悄悄话”没有写，倒是写过一些办报生涯见闻之类，大都见之报端。此外，我还保存一些采访纪录、要人、文化名人和友人信函，虽然未必都有何“微言大义”，或具有多大“机密度”，但让这些手迹湮没散失殊觉可惜。明清和民国时期，这类书简成书者颇多，具有稗官野史价值。我收藏的私信装一木盒，如果健康情况许可，也想分人分类汇编成册，略加背景批注，安上《旧信梦痕》之类题名，自己打印几本留存。我去年生了一场病，几度声称“封笔”，这次答小舒问，又破例了。还想编一编旧信，文墨癖禀性难移，活该累了自己。
（注： 1988年5月，全国杂文作家《花溪》笔会期间游览贵州山景。从左至右：邵燕祥、严秀、刘学洙、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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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更对人心的百转千回、精微幽深着迷”，这样的素质干新闻才是适得其所。新闻很热闹，但往往是易碎品，现今炒作成风，更使新闻的信誉度大损。人心，才是本原本质，干新闻需要有人性的纤细入微，直通人心灵深处，才能留下“不易被时间打碎”的作品。我觉得新闻给我最宝贵的东西是产生一种良知、冲动，给我最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冲动之后，无能为力，然后不得不违心写些自己不想写的东西或要求同仁也这样做。如果让我再干新闻，我将守住两条底线，一是理性的底线，不撞红灯。邓拓20世纪60年代初有诗题赠《人民日报》四川记者站云：“身居天府写文章，翰墨清新立意强。记者生涯当自励，一言一动慎思量。”我认为这是邓拓的经验之谈，谨慎是需要的。第二条底线是不说假话。起码要把正确的东西写得够分量，拿不准看不准的东西，尽可能淡化或避开，绝不可如同我们那一代老记者犯过“假大空”的错误。这当然不是当个好记者的高要求，但这两条底线守住也非易。有句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知年轻记者听到过否。做到真大不易。
（注： 1985年春，胡绩伟同志来黔考察，合照于黄果树瀑布前。）
三 “80后”的“喜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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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办报中我做的许多事大多是奉命行事，那么，破格起用年轻人则是我内心的自发意愿。大道理不用说，我反思一下，主要驱动力是我从许多二三四十岁年轻记者编辑身上，真觉得他们有才气，不少方面比我强。我想如果按部就班慢慢上，恐怕失却时间，几年过去，媳妇熬成婆。但一批当时在位的资深部门主任副主任并非不能再干几年，这些同志与我相仿，大都是“解放牌”，中等知识青年走过来的，都有过为办报做出贡献的纪录。我急于希望老同志腾出位子让年轻人早日一步到位，因此搞一次“组阁”（这是当时我们自称的名词，即编委会集体定各部室的主任，放手由部主任自己挑选副主任及采编人员“组阁”）。动作很大，让出位子的近十位五十多岁的老骨干都是主任记者，便组成一个“主任记者部”。有位调到《人民日报》工作的本报老编委写信给当年省委书记胡锦涛，提出不同意见。胡锦涛同志给他回信说：报社这样大胆提拔年轻人，方向是对的，虽然具体做法事先未请示省委，省委是支持的，作为老同志还希望你支持（大意）。其实事先我曾向分管组织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汇报过，他说思路可以，你们自己干吧。至于报社编委会班子，在这一点上意见非常一致，并非我个人的主意。后来，我退下来，曾经提早“让位”的老同志也谅解我，有的还是知交好友。采取“组阁”大动作时，我已经59岁，我说：“拖一拖，我也到点了，可以不作为。但我还是想试一试这个年轻化用人上的突破。”当时省顾委副主任、省委老常委、宣传部长徐艳江同志听我在职工大会上说这番话，对我说：“我很赞成你这种积极态度。”
（注： 1986年春节，随行采访胡耀邦总书记访问农村。）
二十多年前这件事，总的是干得对的，也干得早。但当时协调老中青关系方面，也有考虑不够细不够周全之处。如今我辈都七老八十了，当年主任记者部成员中，有四位已作古。一位才华横溢的新进同志不幸身患绝症，盛年早逝。这些思之都令人不胜感怀。而当年大批年轻骨干现也临近退休年龄了，其中多位先后输出或留下担任正副厅级职务。江山代有新人出，如今本报集团又新秀辈出了。
（注： 1987年12月3日，“中国新闻代表团”访东京真土小学，刘学洙（左二）与团长谭文瑞、副团长李肇星和日本小朋友在一起。）
（注： 1988年9月12日，刘学洙与朱厚泽夫妇于贵阳黔灵山。）
（注： 1989年12月，《贵州日报》创刊40周年，刘学洙在纪念会上题词。）
（注： 2001年8月5日，朱厚泽在贵阳与刘学洙亲切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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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005年，与陈福桐先生（已故）合影。）
你讲的一次大家一起吃饭，报自个年纪的小插曲，我冲口说“我是80后”，其实我是逗趣，不必当真。后来，“80后”却成了一些年轻朋友夸我或我自夸的口头禅。周之江老弟还刻了一方“八零后”篆文闲章赠我。现在我常用它盖在书简边角或题字上。这是暮年一乐。至于问我“心态保鲜”的“秘籍”，这太玄乎了，我答不出来。以我直觉，老年人要有一些知心朋友，老、中、青的朋友都要有。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话题。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我有这么多知交，包括比我年小50岁的小舒呢？似乎我们之间没有“代沟”，倒有互给对方心灵交流之快乐。所谓“心态保鲜”，恐怕正是你们这些年轻人“传染”给我的吧！
（注： 1987，于戴明贤家中。）
（注： 1988年11月10日，采访雷山县朗德村，和苗族青年一起跳芦笙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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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上常见“喜之郎”广告，明贤兄戏称我“喜之郎”，这与我自谓为“80后”是一回事，都不必当真。其实，最看透世事的是明贤，与他聊天，往往淡化沉重话题，他心中是明白的，但不愿做无谓的讨论。你的一位学长、我的忘年挚友则不然，有一种割舍不去的政治情结，我亦然，我们聊天往往比较凝重，比起跟明贤谈天是两种状态。一冲淡，一排遣不去忧国忧民之思。两种聊天，我都有兴趣，都能适应。年过八五，又有什么可以搅乱我心的呢？这些也许是我的一种活法，你不要拔高看它！
（注： 2006年刘学洙杨肇结婚50周年留影。刘学洙77岁，杨肇71岁。）
（注： 2011年8月，刘学洙夫妇于宿舍小院。）
（注： 2013年中秋，刘学洙全家在故乡福州的大营巷老宅旧址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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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提问，总是以轻松开头，以很考人的问题结尾，你的“小唱”背后藏着“大唱”，鬼机灵啊！最后这条提问，就很考人：“一个个性温和的人，如何……保持个性的独立和明确的立场？”你认为我能解答你这深沉的提问吗？不过，我认为，其实你就是个性温和或洒脱的人，而你小小年纪已经比较好的保持个性独立和自我立场，我看这也难也不难。林则徐纪念馆有一条幅是林的遗墨：“人到无求品自高”。不要有奢求，心安是归处，就可能保持个体的独立。老百姓常说：吃得亏，打得堆。大至原则大事，小至浮生细事，事事处处都寸步不让，生活会过得快活吗？
谢谢吉言！
附 一封家书：自求多福
唐辉表弟：
收到来信，满满的三页信笺，忆写淑端表姐早年故事，祝福她的幸福晚年。虽是粗线条的记述，却朴素真诚，读后很是高兴。
多年来你总是催促我写《姐姐》续篇，我总无法交卷。因为第一篇《姐姐》是怀着悲情写下的，有时甚至含泪下笔。如今，姐姐早已苦尽甘来，儿孙满堂，个个孝顺，一家人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这是我多次回乡亲眼目睹的。幸福生活大抵都差不多，所以反觉得不好写，不容易激发情感波澜。此次中秋节我全家三代人：老伴杨肇、女儿晓桥、女婿王杰、外孙女王筠竹（小名榴榴）五人整整齐齐飞回福州给端姐87岁生日祝寿，三天时间非常短促，但欢乐是无尽的，尤其榴榴第一次回祖籍福州，第一次拜见老姑婆及其全家，端姐见到亲弟弟的新一代人了，又重见我的女婿、女儿，当然更是无比高兴。这里，我要特别跟你介绍一下我的女婿，他平时比较内向寡言。但前两年因贵州省检察院组团赴闽学习考察，他是贵州法医界专家，也应邀参加。没想到，他在福州见到端姐这位老姑母，一下子情发于衷，特别喜欢她。他与我女儿说，姑姑那一双眼睛，看我的时候，充满深情，一脸慈祥，微微含笑，传递出的是天生亲情，让他感受到慈母般的爱和温暖。他对晓桥说，姑姑太善良了，一生受那么多的苦，没有流露出一毫一丝的怨尤，说什么事，总是那么淡然，那么知足，充满了对人间的爱。当然，这些不是王杰原话，是晓桥转述的大意。近年，他看到岳父母日显老迈，总想找机会陪同我们两老回乡旅游一行。所以，这次端姐来电话，问榴榴从英国学习回来后，何时能回福州看看？我说，今年国庆节她们同学约好要去马来西亚旅行，恐怕又要拖到春节才能成行回来。王杰知道此事后，与晓桥商量，说要去就趁早，过几天中秋有三天假期，我们从贵阳飞福州，榴榴从成都直飞福州（她在成都出版单位工作）。这一临时动议，大惬我心，马上打电话告诉端姐。具体安排都直接由晓桥与高岚电话联系。高岚是个非常开朗能干的好外甥孙女。此行忙坏了高岚及姐姐全家，姐弟两家15口四代人第一回整整齐齐大团圆，此中的欢乐情景，你与夫人也都见到了。所以，临别，你又叮嘱我，表兄啊！这次你一定要把《姐姐》续篇写出来吧！
我回来后，把球踢回给你，问你可否先来一篇，给我增加点灵感！果然，不几天，就寄来了三页信笺的长信。这几天，我几次提笔，都不如意，仍未成文。我想，要写《姐姐》续篇，不能停留在热热闹闹的表象上，应当多体会一点姐姐及全家内心生活中的最可珍贵的东西。这就是她和全家在那饱尝艰辛的岁岁年年中，凝聚出来的那和睦、纯真、高洁、美好的亲情与爱！
（注： 刘学洙夫妇和“姐姐”（中）。）
我的那篇《姐姐》是1991年写的，一晃已经22年。一般人读我《姐姐》，都为她的不幸与坎坷前半生而扼腕浩叹，寄予深深的同情。比如，贵州省文联原副主席、文艺评论家何光渝书评云：“这本《刘学洙随笔选》，其实，即或是仅有一篇《姐姐》对于如我者流的读者来说，也已是很够受用的了。”因为，姐姐的不幸遭遇是中国人的共同悲剧。其实，姐夫是追求进步的，福州解放前夕，姐姐生下长女，俞哥给女儿取名追光，象征追求新社会的光明。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因为俞哥在旧军队当过副排长，所有打击与莫须有罪过和不公正待遇就接踵而至。查不出他有何问题，只好内定他为“不纯分子”，下放到罗源县农村劳动。姐姐也株连下放到罗源县邮局工作，一待就是三四十年。“文革”后我两次回福州到罗源县城看望姐姐，第一次俞哥已平反，人苍老，黑油油的脸，炯炯有神的眼睛依如我早年的印象。未料，不几年，他就因车祸抢救无效早早地抛下姐姐和儿孙走了。我的《姐姐》一文，正是他走后我再次回罗源后写出的。我那次在罗源姐家住三天，竟日与姐姐相伴，姐弟叙谈往事，我发现即令在最不幸的岁月里，姐姐姐夫和儿孙们，也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过着自尊、自爱、自强的生活。姐夫对姐那么无微不至的体贴，姐姐一次腿痛，待在家里心闷，姐夫就背着姐姐，堂堂然、欣欣然到街上去散心。姐姐姐夫为人善良，罗源平民百姓、街坊邻里大都对她们友善，有一年姐姐过生日，姐夫所在生产队家家都送来寿面。姐姐对我说：农民心里明白，姐夫不是坏人，一直称呼他“老黄伯”。为了让姐姐姐夫身后安息在风吹雨打三四十年的罗源这块乡土上，生产队特批了两副棺木的好料。我那年第二次去罗源姐家时，还在她卧室墙角看到剩下一副棺木。我悲从心来，也不由浮现出善良的农民给我姐我姐夫的关爱之情，这在当年那不堪回首的年代，是无价的情谊啊！姐姐为人宽厚，桢玉表妹在“文革”中曾要求与俞哥脱离兄妹关系。当年俞哥写信给我父亲，忿愤难言（俞哥是二姑父前妻所生，桢玉是我二姑母亲生）。姐姐与追光来贵阳为父亲母亲扫墓，对过去苦难日子，从不愿提及，也不责怪桢玉。而桢玉多年后回福州探亲，住姐姐家，在住宿饮食上却多有挑剔，比如家里卫生间很近，她却要专门为她买一大痰盂放床边，晚上起夜用。而姐姐事后只说她脾气有点怪。1998年我的文集出版，又将《姐姐》一文收入。这次桢玉及表妹夫吴再扬联名回了信（表妹夫执笔），信中写道：“从选集中才读到《姐姐》，读后令人感慨，促人反思，在左的路线统治下，亲不能亲，爱不能爱，姐姐虽未攻读马列，却不因担心左的迫害而放弃真情，而是与俞哥相濡以沫，实在令人敬佩。”
吴再扬为人比较平和，这信是他写的。但我扪心自问，我们这些没有亲历姐姐那样苦难生活的人，能真正体会到姐姐姐夫“相濡以沫”的滋味吗？我在《姐姐》一文中，边写边自责自悔，那些苦难年代，我这个同胞手足，又何曾为姐姐送去什么慰藉呢？在《姐姐》文中，我写及从1946年姐弟离别到1986年回罗源重逢，“姐姐慈祥的脸一惊，抬眼凝视我，眼眶红了，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话来，伸过手来，紧紧地牵着我，姐姐的手，小小的，纤弱，柔软而温暖，却让我感到无比的沉重。看我姐姐面容，我心发酸，不由想起逝去的年代，想起‘文革’中早逝的母亲。眼下站在我面前的姐姐，多像母亲啊！只有这姐弟重新紧紧牵着的手，依然唤起我儿时的记忆，透出如初的手足深情，可我这只手伸给她真是太迟了！”这又能完全归根于“在左的路线统治下，亲不能亲，爱不能亲”一句客观原因吗？
所以，从做人的高度看，姐姐比我高，心灵中美好的东西比我们多。在罗源那种艰难环境，特别是福州亲戚朋友疏远的情况下，姐姐相夫教子，自己还经常下乡参加“中心工作”，姐夫出工，砍柴火，烧饭，带儿女，有时姐姐从乡下回家，看到俞哥一碗“带鱼头”（一般人家不吃的）买来下饭，一个礼拜还没吃完，姐姐心痛极了。但生活再苦再累，她和俞哥彼此没红过脸，关心对方甚过关心自己。长女幼子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培养出了自爱自重的好品质。这种福分，不是那些锦衣玉食的家庭容易有的。我忽忆及小时听母亲在灶公神龛面前念《灶经》，其中记得最清楚的有一句，“自求多福”，其语出于《诗经》，意指求人不如求己。古语说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样的福分不是一般人能“求”得的啊！
现在大家生活都过得好了，姐姐罗源那破旧宿舍也不见了，早已换成新居的套间，房顶还有自辟的花园阳台。迁回福州也买了中等套间，女儿追光女婿高祥琛也有了新居，两个外孙女都有了漂亮的楼房，有了自驾车，孙辈个个工作生活如意，一个小曾孙也读初中了……喜事不断，这当然让姐姐坐享清福了。但物质生活的享福对她来说还不是特别在意的，她最称心如意的是儿孙们个个孝顺，家庭和睦。姐姐是全家的中心，精神支柱，全家的心都贴紧着姐姐，兄弟姐妹们也互相亲如一人。现在生活好了，“少数人先富”了，社会上亲情中不和谐的元素也多了，并不是所有人家都幸福，不是“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自求多福”，福是自己创造的。自己能否创造出福，又是心灵深处潜藏的品质决定的。而姐姐一家之福，就是姐姐一生用最美好的心灵、人格、爱心、平常心，数十年如一日缔造的，营造的，培植的。这从我多次回乡探亲一点一滴所见所闻体察到的。姐姐全家都是善良人，平常人，普通人，也是心灵美的人。全家四代人，年纪不同，职业不同，但家教家风是相同的。长女追光一生做收电费的平凡工作，为人最和善，罗源县居民对她的敬业精神为人品质有口皆碑。女婿高祥琛，出身也苦，做水电技术工作，两伉俪都已退休定居福州市区。他多次与我谈及，什么叫幸福，本本分分，一家人尊老爱幼，团结和谐才最幸福。追光祥琛生下两个千金，长女高维、女婿陈忠原，都在福州税务局工作，都是业务骨干，忠实敬业。次女，高岚，获法律外语双硕士学位，为兴业银行业务骨干。姐姐的儿子凌峰，是在罗源出生的。从小吃苦耐劳，豪爽正直，魁梧英俊，酷似乃父。也在罗源县邮局工作。媳妇陈釵是小印刷厂退休工人，对姐姐之孝顺，可说是天下少见。她从不多语，那处处关照老婆婆的细微举止，眼神，就传递出一切。有这样的好媳妇，家庭幸福就有了无尽的源泉。她的独女丽影也是一个好姑娘，大学毕业后在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当部门经理，朝夕回家陪伴老祖母。所有这一切，我悟到了“幸福的家庭并不是都一样”，“不幸的家庭也有的是自找的。”好时代有不幸，不好时代也有“自求多福”。人的内心力量是可以抵抗许多外来不幸的。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人性、良知……是不可以实行所谓“彻底决裂”的。否则，就导致“亲不能亲，爱不能爱”，社会无序，民族失根，一切美丽口号都会异化。这方面我们过来人都有过切肤之痛的教训。而姐姐是最平常的人，“未攻读马列”，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守住做人的本性，自求多福。
如今，刘家骨肉亲人老一辈最直系的只剩我与端姐两人了。还有一个堂弟学苏，定居美国。端姐是我的最亲。这次我们回乡探亲，姐姐为我们多方无微不至的照顾款待。我们发现姐姐三个外孙女和外孙女婿真能干，那浓浓真情更不用说了。他们都是普通工薪阶层，也没有什么特殊条件。三天时间极短，祝寿、宴集、游览、安排高档宾馆，贵阳、成都航班四次接送，又值中秋假期，她（他）们不动声色，不分彼此，表面轻松自如，实际费心、费力又破费，让我们过意不去，深深感受到姐姐这一家有多么宝贵的亲情凝聚力啊！而她（他）们总是说：大团圆大喜事，言谢就见外了。回贵阳还收到高岚为我们全家五人在大营巷老宅旧址大榕树下的合影，特制的精美相框，以及姐弟两家15人一个不缺的合家欢等相片。相框现悬挂在我家客厅，朝夕入目，把此行的一切都定格在这些照片里了……
结束此信，我想抄上外孙女榴榴从福州飞回成都上班后在她微博上发的两条短信：
一、从福州经停贵阳飞往成都。在贵阳机场等候的半个小时里，从上上下下的乘客口中不断听到乡音，突然意识到，这趟航班把三个我应该称为家的地方连接了起来。（9月21日，21∶21）。
二、中秋和家人一起“寻根”之旅，福建福州，外公出生的大营巷旧址已开发成乌山园景小区，唯有巷口的大榕树还在。多年愿景里的大榕树，还有那位于远端的无数故事，今天终于站在眼前。（9月20日，10∶9）
乡情的血脉相传，竟在一个海归、理念相当现代的二十四岁的女孩身上无形地投下隐隐印记。光凭这一点，姐姐也会感到安慰与快乐吧！
表兄：学洙
2013年10月10日写完
寄唐辉退回后，10月22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