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顾久

顾久

采访前言

从年初就计划给顾久老师“发考卷”，但一是了解不多，加上他似乎又总是很忙，我对他是否会“接招”有点没把握；二是某次偶然遇上，我曾经趁乱鼓起勇气跟他提及此事，他答复得并不干脆，这也加剧了我的畏难情绪。“小舒请教”栏目从创办以来就有个原则：绝不强人所难，重在两相情愿——这么一归纳，怎么感觉有点像“反对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的姊妹篇……其实立这个规矩，关键在于老先生们根本就是我勉强不了的，我这是先给自己下台阶，留面子。

如此一来，每期专访前“出考题”，对我就成了一桩后果很严重、意义很深远的事情。单是提问就写个两三千字，这在我的记者生涯中真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提问发出去之后，我这个悲观主义者的心态基本进入“等死模式”——以“等死”的心，做最好的期待，同时“向死而生”，并在得到采访对象肯定的答复之后“死去活来”。必须坦白的是，我的确是被拒绝过，正因如此，这个游戏变得充满悬念，结果难料，比“有志者事竟成”之类的励志片好玩得多。

提问顾久老师之前，我甚至在文史馆内部安插了“眼线”——顾老师的部下，文史馆工作人员王尧礼和陈丹阳就是我铁哥们。那天我专门请这两位“线人”吃饭，有酒有小菜，而有关顾久的话题则是“大菜”。我们一边酒肉穿肠过，一边“久”事心中留，那个原本离我很远、面目模糊的顾老师渐渐变得亲近起来。他们都管顾久叫“顾老师”，而不是馆长、主席之类。他们还都竞相贡献了有关顾老师的线索：比如顾老师在单位，从不会电话叫谁去他办公室，有事总是亲自走到下属的办公室里交代；楼道上遇见两个同事在交谈，他也从不会打断，而是等在一边，等别人谈完了再上前，说他要讲的事……那天我们吃了一顿团结的晚饭，胜利的晚饭，我收获了一大堆有关顾老师的“活材料”，打着嗝儿心满意足地回了家。

顾老师的“试卷”我一口气写了三千多字，发给他之后照例开始“等死”。这次“没死”成，活过来了——他发回来的答卷惜墨如金，答题字数几乎和我的提问对等。我有点小失落，好比我花大力气练好一套拳法，原以为别人要花很多功夫才能破解，谁知人家三下两下便把胜局锁定。好在每次采访这些学养丰富、内功深厚的老先生，用我的愚笨衬托他们的智慧几乎就是我的必备功能。到如今我已经不怕我问得傻、废话多，因为我渐渐修炼成了一个皮实的人，一个从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以及一个摆不脱低级趣味却很景仰高级趣味的人。

顾老师在三道题的答案里反复强调：我是个老师。并且批评我：“你的提问总有个隐隐的背景——我首先是个官员，其次是个学者。其实我常常不觉得自己是官员。”我有点委屈，因为如果他只是个普通学者或老师，这篇采访的关注度一定就太小——在我为这次采访做前期功课时，认识他的大多数人首先在意的就是他的官员身份。这是没办法的事，人们的确对一个在各种场合都有资格“刷脸”的、有着公众影响力的人更感兴趣。不过私心里，我又因为他对教师角色的强调而对这份答卷大幅加分——我想起我做教师的爸妈，他们退休了，但家住校园的记忆，还有他们带给我的很多单纯美好，一直如影随形，让我受益终身。

顾老师“交卷”时附了一封邮件：

我决定维持现状。已经问了最想问的，他也答了他想说的，彼此都正好舒服，这便妥妥的了。好比吃一顿饭，即使意犹未尽，也该戛然而止，若是偏要加菜等菜，终归是胃口已败，意兴索然。不如就吃个七分饱，正好是有益身心和恰到好处的分量。

『官员』或『文人』，我以为都不如『老师』

小舒请教之提问顾久

1

这个评价太夸张了！说实话，我自小怕在大庭广众下讲话，紧张得语塞直至脸红。老娘曾断言我不宜当教师。现在面对大家讲话依然很紧张，别人看不出来罢了。所以当主持人以及发言嘉宾均不适合。后来在讲台上磨了好几年，才有点像个老师：大致能知道别人关心些什么，大致能归纳别人讲了些什么，大致能判断别人为什么这样讲。当主持大概就是这几招吧？另外，当老师，深知学生爱听的只有两种话：新话和心话，不敢说套话和假话。难以应对的局面，就与人谈心，谈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样我不累别人也不累。如此而已。就是做了领导，公众面前讲话时也坚持如此。我主持的节目播放时，自己从来不看，不好意思看，觉得并没有大家说的那样好。以上绝无假话，敢向毛主席保证！

2

哈哈，还是夸张！我这个人破绽百出，行事行文都不完美，只是大家宽容或距离远了看不见。比如给人作讲座，听众递条提问：“你是贪官吗？”我答：如果用纪委的标准，我肯定不是贪官；但用百姓标准，我肯定做不了清官。我们日常公务，食宿游览，何时自己出钱过呀！我还感觉得我和绝大多数干部不同程度的就像在温水里煮着的青蛙……再比如主编的《黔南丛书》，点校工作简直谬误百出惨不忍睹，再如给计生委把关后刻在黔灵山石碑上的少数民族介绍也有常识性错误。每当忆及，心实不安……可见行事行文不仅不是滴水不漏，而且简直就是百孔千疮，哪像外界说的那般光鲜？

“人缘好”当然未必是褒义。我以为人与人的关系就如同照镜子，你对镜子笑了，镜中人就还你一个灿烂。反之亦然。我这个人看着谁都觉得顺眼，觉得比我好，是也看得惯，非也想得通，老娘曾评价我是个过分轻信的“烂好人”。孔子在，怕是要骂我“乡愿”，说是“德之贼”。但自我宽慰道：作为一介共和国的普遍公民，理应保持主人翁的气度，理性、民主、宽容、谦和、真诚、渐进，才是推动社会和谐和社会进步应有的心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3

我也害怕开会，特别是内容正确得高入云霄但一旦实际操作就必然落入尘埃、报告者条分缕析头头是道但一丢开稿子就大喷黄腔的那些会议。

（注： 顾久一家）

但我的确也到处参会发言，缘于自视不高，只要人邀约我，而且觉得所做的是好事，加之如果又有时间，就每每抹不开面子，常被夫人痛责。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因为大小做过（着）官，别人总希望你多少讲一两句话，增加会议的权重。我的发言，不过就是谈谈眼皮下读的，心底下想的。一边说自己的，一边听人家的，也有不小收益。

我的工作时间既无统筹，也少计算，自然苦了自己和驾驶员。说真的，很想躲进小楼成一统，读读自己想读的，写写自己想写的，以后等外孙长大了，给他聊聊他能感兴趣的。

你的提问总有个隐隐的背景——我首先是个官员，其次是个学者。其实我常常不觉得自己是官员，忘官帽于江湖。所以在毕节工作时，秘书夫妇、驾驶员及家人，私下都称我“顾老师”而不称“顾专员”。至于刷脸，刷时是个老师，不刷时还是个老师。当然也还算是个学者——老人叫“老者”，年长的叫“长者”，学习的人叫“学者”，我的确还在学习着，有时还聊发少年狂般挺贪婪地妄图拓展一些新的学习领域。

（注： 贵阳一中学生照）

4

刚才说了，我不过是个老师。出身教师世家，也珍视这个称谓。当“老大”原非所愿，“误入白虎堂”而已。

不是有意识地去当“媒介”、搞“穿越”。至于谈到帮助文化人，我的能力很有限。但既然话说到此，就回忆并感谢几句曾经相处过的老领导们：先说石宗源书记。民盟有个成员的父亲是中国铀矿之父，他本人北京大学毕业，为支持贫困地区建设而到贵州，年龄很大了生了个有点缺陷的孩子，两夫妇呕心沥血让这个孩子读完大学，却怎么也找不到工作。我因此给宗源同志写了封信。据说书记马上批示：“请省委组织部务必落实此事并向我汇报。”这件事温暖了相关知识分子的心。再说林树森省长。他与省文史馆座谈，我们说到工作梦想——为贵州历史出两套书，改变一下文史馆的外貌。树森省长手一挥说：“小钱嘛！一个省再穷也不缺这一点嘛。”我随即往中央文史馆开会，省长电话来催：“你的用钱报告报省政府了没？”我将此事给全国同仁谈及。全场哗然，惊起对贵州省政府的褒奖声一片。我接触的各级领导、各位朋友对文化工作都很真切关心，借此我向他们表达感激和怀念之情！

（注： 顾久（后排中）的知青一家）

5

还得重申：我是个老师。金关小学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为主，他们的事，我当然要关心，并且还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这批孩子数量大，仅云岩一区据说有48000多人，绝大多数（63%左右）在所谓“农民工子弟学校”里就读。硬件条件差，教师队伍不整且来去不定，课程开设难完整。这批孩子不可能回乡下了，如果他们的身子进了城而身份和心态进不了城，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你对这面“镜子”冷漠了，镜中人可能会产生怨恨乃至仇恨的。如果这些都确实是你我身边发生的，能不重视吗？10年后的社会是怎样的？会有真正的全面小康吗？会有真正的社会和谐吗？

但我要说明，用贵州历史人物命名班级的创意是金关小学的同志们自己提出来的，与我没有关系。基层的校长老师们有智慧有激情，比有些场面上的官员强。走进他们，有时真是向他们学习，增添一些对生活的热爱和感动。

我比较喜欢类似经历，所以参与组建了贵州省陶行知思想研究会、贵州省文艺志愿者协会等等。前个月，随省陶研会与可爱的青年志愿者们一起到黔西县锦星乡村小学去，给留守儿童们搞夏令营；上一周，应“戈壁之友”公益基金会之约，与贵州威宁、贞丰、万山三县40多名乡村校长到戈壁，走走当年玄奘走过的路，顺带给教师们谈谈自己对教育的理解。

流光如逝，迅速老去，但心底充实。

6

有意思，我喜欢老歌！因为它们承载了那一代人青春如火激情燃烧的情怀。君不见以谈禅论佛著名的何士光先生，那天不也将整首《国际歌》从头到尾、一字不忘地动情铿锵高唱？不是唱，而是嚎，是在悼念那个令人感慨万千的时代吧？

经世致用也好，社会担当也好，其实与理想主义（你说的“浪漫主义”）并不矛盾，正因为有理想，才会去经世去担当。

另外，“官员”这个词，“文人”这个词，我以为还是不如“老师”好。

（注： 车间工友们送顾久（前排左四）上大学留影）

7

我这个人名利之心、工具理性不发达，比较容易知足，生活中“黑暗隧洞”比较少。如果说有“黑暗”的话，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家五口人，曾经分处五处，且看不到团圆的希望，我曾形容是“天上月不圆，人间一破镜”。但就是那里，做知青当工人，身边还有数不清的善良者，有无价的青山绿水，有几本心爱的书，还有曾经胸怀过的纯真革命理想，也有光明啊。

其实我的心中不是只有“正能量”的，也有阴暗一面。据说有人问费孝通先生，“中国要多少年再出一个费孝通？”先生答：“五十年吧？”因为与费先生并世的那一代高贵的师友们今天不太有了，所以当他忆及姐夫郑辟疆先生时叹道：“我们应当一代比一代强，而事实似乎正是相反。要想在当前的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个像上一代的郑先生这样的人，有那样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求人知的精神的人，我举目四顾，觉得不那么容易。”（《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通脱如费先生，尚且如此感伤，何况浅薄如我？心底自然有阴暗面。但一方面深知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当今的猥琐有其历史必然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对国家、对后来者还有信心，这种理解和信心，应该算你说的“带来希望的那束光”吧。

8

哎呀，你让我感动了，舒畅！不必“大海捞针”。“大山的脊梁”活动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事，不仅是参与者，还因为我是老师的一员，对贵州大山中那些默默无闻的教师们心存敬意。感谢当年所有援手这个活动的人，当然也有你！

这首诗我印象很深，有一种洗净铅华的孩子视角的素朴美，很动人，至今读来，依然会热泪盈眶。最后一段之所以要那样写，前面是我的亲身感受：当大学老师时，领悟到一个老师其实一辈子陪伴不了几届学生。所以，我当班主任的那届学生们毕业离校的那晚，好些在我家聚餐，酒水西瓜水泪水洒了一屋。大家走后，我趴在床上放声大哭……后面两句是为了突出“大山脊梁”的主题：我们山间的老师们看上去也许平凡，学识看上去也许不厚，还有那么多日常的家庭琐事纠缠着，但我以为教育的本质在于“以身垂范，真情浸润，静待花开”，默默地、静静地、平平凡凡地与孩子们相伴相守着，化育出普普通通的好青年来，所以挺崇高。

（注： 顾久（后排左一）与学生们春游）

附

老师，我念二年级了，我会加减法，

50-20=30，

老师，您已经50岁了，

您在村里的小学教了30年书。

老师，你老了吗？

你长白头发了吗？

老师，我上五年级了，我会乘除法，

300÷30=10，

老师，您每天只有10块钱工资，

却每学期都在给班上好多同学代缴学费。

老师，你像神仙一样吗？

你不会饿着自己吗？

老师，我要去乡里念中学了，

他们说，那里的学校很大，教室很亮。

再不用几个年级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

也再不会只有一个老师，

从一年级上到高年级，

从语文数学上到音乐美术。

老师，以前你就是我唯一的老师，

以后老师变多了，

我会分得清他们吗？

我会弄错惹他们生气吗？

老师，我在省城工作了，

这里的高楼很密，公路很宽，车辆很多。

上班忙的时候，我常常吃面包充饥，

这是这里最方便又便宜的食品。

老师，下次回家的时候我一定带面包给你尝，

记得您讲课时课文里提到“面包”，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您也不知道，

老师，您还记得吗？

您现在的学生还会问你吗？

老师，您说过：

看着每一届学生从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渴求知识的少年，

却又离您远走高飞，

您高兴而又难过：

高兴得眼泪直淌，

难过得心都碎了——一片片伴随着您的孩子们，

因为老师这一辈子送不了几届孩子，

每个孩子都是您的心尖肉！

而今，我又离开您去，

老师，您别难过，

山间的学校与您清瘦的身影，

都深藏在我们心底，

幻化成永远激励我们的，

挺拔巍峨的大山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