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教育

一、宗教教育

（一）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它是在以直系血亲为纽带构成的家庭成员中开展，并以传播民族文化为目的的教育。家庭教育又是启蒙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一个人的幼年时代基本上是生活于家庭当中，家庭的教育导向，对于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都有着决定性作用。回族家庭教育在传承伊斯兰文化，提升回族整合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通常家庭教育中，教育者是家庭中的长辈，而晚辈是被教育者。长辈主要是以言传身教方式实现这种教育。对于不同的家长而言，言传和身教可能会有侧重，有的家长对伊斯兰文化有系统了解，有一定理论基础，他们会多从道理上说服和开导，重理论教育，并督促子女去实践；而有的家长文化基础差，对本民族文化讲不出多少道理，他们只从其尊辈那里学到了如何做，并将其传给卑辈。

1.传授伊斯兰教知识

在回族文化观念形成与巩固中，家庭教育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它保证了回族民族性格以及民族文化形态的相对独立和稳定。 ^[1] 伊斯兰教法规定，教育子女、向其传授宗教知识是父母的义务。回族与伊斯兰教密不可分，因此传授伊斯兰教基本知识是回族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家庭是对新一代进行的各种教育，对完成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作用。在家庭中，作为老师和榜样的父母，总是以各种方式教育和影响下一代，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中，通过言传身教培育晚辈们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认知，完成自己教育子女的使命。

贵州回族家庭教育在传承伊斯兰文化中有着重要作用。“父之所以教子，兄之所以教弟，务忠厚传家，经书继世，恪守教规，葆发以玛乃（信仰）之光亮，刻志光前，不负列祖先之培积……” ^[2] 回族家庭，“以礼义传家，以义方教子”，“或习阿文，以掌教规；或读诗书，以列文庠；或习武艺，以列戎行；或躬耕自给。各凭所长，各就一业。” ^[3] 家庭教育传播了伊斯兰文化和宗教礼仪，传承了伊斯兰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规范。

通常孩子会说话、能记事，父母就要教其念“清真言”“作证词”，此后到4岁4个月左右，要将其送到清真寺内念经。寺内学经，开始只学阿拉伯语、背诵《古兰经》部分章节，不作更多讲解。因此，许多宗教常识还要靠父母教。主要内容有：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即“六大信仰”（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后世、信前定）；“五项功课”（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饮食、婚姻等方面的相关知识；伊斯兰教在伦理道德规范方面的要求；伊斯兰教的创立、传播，至圣、列圣、先贤的事迹及言行；中国和当地伊斯兰教的重大事件、著名人物等。

在伊斯兰教基本知识教育中讲得最多的还是关于穆斯林信仰、饮食禁忌、礼俗常识等方面。饮食禁忌和礼俗常识更是经常要讲的内容，尤其是饮食上，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有哪些禁忌，以及禁止饮酒，反对赌博等，往往是非常具体、细致的。除家长讲解外，孩子碰到什么问题又要去问他们的长辈，或者其他被其认为对伊斯兰教义有较多了解的人，通过这样的交流，增加对相关知识的了解。

2.传授伊斯兰教礼仪

宗教礼仪方面的许多知识也是通过家庭传授的，主要有“念”“礼”斋寺。

“念”，是回族家庭宗教教育的基本内容。“念”，就是用阿拉伯语诵读“清真言”和“作证词”，以及一切与伊斯兰教基本信仰方面有关的赞词。家长在儿童懂事时就要教念“清真言”“作证词”及其他赞词。

礼拜，是穆斯林日常履行和参与得最多的宗教活动。通常家长要告知孩子礼拜的意义、礼拜的种类、礼拜的服饰要求、礼拜前的准备等。礼拜作为“五功”之一，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和要求，这些内容阿訇有教授义务，家长同样有教育责任。譬如，礼拜前做大、小净，并非一洗了之，它涉及为什么洗、在那里洗、怎样洗等一系列问题，虽然不是太复杂，但必须按规则办，家长有责任分别教会子女。

封斋，按伊斯兰教法规定，凡回民男12岁、女9岁，就要履行“斋功”。封斋除做到每天东方发白前进食，日落后开斋，白天严禁饮食外，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如不严加注意，就会“破斋”。家长要让孩子了解斋戒的具体要求、斋戒的意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养，使其成为自觉行动。

3.伦理道德教育

回族的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了穆斯林的身份，就是因为他们在家庭教育中所受到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教诲。回族家庭教育实施于其家庭生活之中，而道德观念和生活习俗的形成往往是从家庭生活的细节开始的，家庭教育是未成年穆斯林接受宗教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4]

伦理道德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方面。伊斯兰教法将穆斯林的行为分为5类，即，义务的行为；可嘉的行为；无关紧要的行为；受谴责的行为；禁止和受处罚的行为。这些行为，有的在教法中明确规定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但有的社会生活行为教法未作明确规定，如，在婚姻家庭、生产劳作和待人接物中的大量行为，都要受伦理道德调节。家长教育子女，从概念上弄清善与恶、正义与邪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在内心确立信念，并贯穿到行为当中，在家长的引导、社会舆论的监督下，将道德规范变为自觉行动。正是由于道德规范在穆斯林成长中有重要作用，因此一致被列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有的还作为“家规”“族规”定下来。如，《威宁下坝马家谱》也开例了“不得以小犯上”“不准擅入贼群”“不准借故生端”“不准占势，以大压小”“不准酗酒滋事”等10条，违者以“家法”“教规”惩治，或“送官”处治。 ^[5]

（二）经堂教育

贵州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始于清初。顺治十六年（1659年），陕西长安阿訇刘吉，由云南到威宁，见当地“圣教之西宾遽乏，百家众技之流惑世诬民，充塞正教”，他应邀在下坝清真寺“设帐讲学，阐扬正教，扫除异端，以正群迷。” ^[6] 开贵州经堂教育之先河，培养了一批品学兼优的经学人才，其中仅其子孙两代就有20余人先后出任黔西北和滇东北一带清真寺掌教。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凉州（今属甘肃）庄浪人韩忠出任威宁镇总兵，任期内引导回民恪守教规，学习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经济，并倡建清真寺。为贵州伊斯兰教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下坝清真寺碑序》云：“……钦差总戎大掌教韩公，起自凉州庄浪，特奉君命召，镇守世邦。军政之暇，一心怀主。启戟遥临下坝……爰进三掌教而命之曰：‘荒烟蔓草，瓦砾棘荆，其以何崇主而隆教范乎？……名经楼宜制也，教（叫）拜楼宜修也，训经堂宜增也。’继之杨旺桥、海子屯皆捐奉，……期年而规模宏广，栋宇辉煌。复训以天课舍散也，闭斋大聚也……公之镇守威疆十数年来，教人有习儒业、蜚声范公者孝而登仕焉；教人中勤耕作、务农圃而饥寒莫告也……” ^[7] 据《杨万桥刘氏家谱》载：韩忠还推荐“品行端方，秉性温良，宽宏恭让，厚重严肃，学行兼全，有裨正教之任”的刘纲（刘吉长孙），“以为七姓亲友之领袖，执掌总教之权，赐给板两对，嗣后教内有不法之徒坏教规，立即指名报官，法究逐出。勿许苟情容隐，至于咎累”。

白旗起义时，起义军领袖张凌翔、金万照均为阿訇，他们在大本营设伊斯兰经学院，培养人才。“同治元年，新城始办‘伊斯兰教经学院’，教材有‘国文’‘古兰’‘圣训择要’‘计丈术’‘兵法’等，教员有沙应龙、杨国玺、金品珪、张定中、李藩浦等。学员多系回族，有少数汉、布依和彝族青年，人数在400—800之间。经学院学生马仁恩学习成绩优秀，作战屡建功勋，后晋升至‘元帅’”。 ^[8]

辛亥革命前后，经堂教育改革被提到更为重要的位置。旧式经堂教育作为伊斯兰教培养经学人才的重要形式，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教学形式封闭和教学方法陈旧，培养的学生只能背诵经典，不能准确讲解其义，有的还不识汉字，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因此，有必要将经堂教育的内容由单一学阿拉伯文及宗教经典，改变为“中、阿文并授”，在学习伊斯兰教经典的同时兼及中国传统文化；选用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为辅助教材，增进对汉文的掌握。培养有一定阿拉伯文功底、较高经学造诣，又有一定中文基础和现代科学知识，既能为伊斯兰教服务，又能为社会服务的“经书两全”人才。在改革经堂教育中威宁杨湾桥清真寺、老院子清真寺、雨多落清真寺、鸭子塘清真寺、马撒驿清真寺，以及贵阳清真寺、安顺清真寺、安顺樟树寨清真寺、平坝长冲清真寺、兴仁三家寨道堂、普安青山清真寺都取得明显成效。在前期又以青山清真寺成果最突出。民国年间，为发展教务，安龙等地清真寺先后选派伊斯兰教徒到兴仁学习经典，培养阿訇执掌教门，主持宗教活动。 ^[9]

1914年，贵州“热依斯”金品高将在兴仁三家寨道堂办经堂教育迁往普安青山清真寺办。在经堂教育中，金品高改革教学内容和形式，除教授阿拉伯文、《古兰经》《圣训》外，还教授《姆罕迈斯》《买多字海》等典籍。金品高亲到盘县聘请前清拔贡董礼堂讲授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后改为国文教材选用国民政府统编教材），还有计算、武术（含其他体育项目）。教学中注重学生的阿拉伯语和汉语互译能力（有的学员曾编译了《穆圣的故事》和《易卜拉欣圣行》）。 ^[10] 吸引了云、贵两省学生前往青山就读，学生最多时达100余人。先后培养了数百名阿訇和社会需要的人才。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曾刊发董奋修的文章《贵州回教潜力在青山》，赞扬青山的教务工作。文章说“青山回教，过去的一度长时间中，曾开了鲜艳夺目的花，整个的生活都博得了外界的赞美。” ^[11]

民国初年，马辅臣在平坝长冲办经堂教育，招收当地回族子弟入学。1924年由其侄接办。

1928年，贵阳清真寺阿訇孙杰先（平坝人）收10名儿童在寺内念经，每天上午上课，从教阿拉伯字母开始，逐步学习和背诵《古兰经》篇章。其后，杨善之、杨恒方两位阿訇，也教过几批学生。

1934年，云南王少美受聘到威宁讲学，培养了一批阿訇。1938年，安顺张少清、张云开、撒树清倡导集资在清真寺办经堂教育，请张迪生为老师，学生20多人，内容以阿拉伯语和经典、教义为主，兼教中文，约办了1年。

1939年，威宁人马学科由西北等地学成归来，在威宁和云南昭通的数座清真寺任阿訇，在经堂教育中主张“中阿并授”，培养“经书两全”的阿訇，先后招收数百名回族子弟。

1930年，昭通阿訇马安真，在昭通城西城清真寺执教12年中，哈里发“穿衣”三批，共百余人，其中有部分是威宁的。 ^[12]

1946年，张荣在樟树寨清真寺创办经堂教育，共培养了4批学生。

就连回族较少的玉屏县犀角洞清真寺亦开办经堂教育培养阿訇。据1942年9月该寺为蔡时文出具的“穿衣挂帐”证明可知，当时对海理发的要求是严格的。在这张证明上盖章（或画押）的有：老阿訇蔡定安、二阿訇蔡治民、寺师傅蔡茂云、乡老马有松、镇远阿訇赵洪恩、阿訇吕云秋、阿訇魏端甫，以及蔡开子、蔡开发等。

阿訇投师学经，并不限于本地寺院。如威宁有去云南昆明、寻甸、沙甸、开远、昭通等地去深造的，也有去西北诸省清真寺。 ^[13] 民国时期，威宁、平坝、兴仁、普安等地，有马愚初、纳士祥、张定华、马必伦等数十人到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北等省接受经堂教育。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清真寺的增加，经堂教育进一步发展，中文阿拉伯文并授。在阿拉伯文教学方法上，从语音入手，进行词汇、句法等的教育，由浅入深，大大提高教学效果。清真寺经堂教育“穿衣”（即毕业）的学生，汉文可到达国民教育初小毕业水平。威宁甘河沟、马撒驿清真寺等还招收女生。

此外，自费到云南、甘肃、宁夏各省区清真寺求学深造者有50余人。

图33 威宁马撒驿清真寺阿訇穿衣毕业仪式 刘军林摄

当代贵州经堂教育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在经堂教育中加入国民教育课程内容，重视中文课程，不再单一学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二是收小学或初中毕业后无力继续升学者，进入经堂教育，培养成为阿訇。有的采取经堂教育的内容与汉语的内容分班次教学的方法，效果也不错，但对外不称学校。威宁一些大的清真寺就是如此。这是早年提倡的“中文、阿拉伯文并授”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所以，一方面，有的小学生毕业后进入经堂教育，最终成为阿訇；同时，有的经堂学生转入学校学习，被培养成社会需要的其他各类人才。一些清真寺的经堂教育沿袭传统方法，只教学生阿拉伯语和经典、教义，毕业生所识汉字很少，这是当代经堂教育中的一种倒退现象。但从总体上看，由于贵州经济文化发展滞后，回族聚居区农村，有能力送学生进经学院校的很少，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培养主要还是靠经堂教育。经堂教育的学员人数，因各清真寺办学能力和生源条件不同，有的仅几名，有的则有数十名。如威宁双龙清真寺有50余名。 ^[14]

岩格箐清真寺就有20余名。 ^[15] 威宁、兴仁、盘县等回族聚居区清真寺经堂教育，每年都有海里凡（经堂教育学员）穿衣（毕业）。有的地方根据当地需要，自发地开办起经学班。1980年10月开始，在水城县台沙任民办教师的李兴国阿訇，根据当地回民的要求，举办了伊斯兰经学班，学制5年，用学校上课前、晚上和假期，自愿报名的有40多人。主要学习阿拉伯文、讲解伊斯兰知识和宗教政策。经过5年时间，培养出21名既懂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又初步掌握了伊斯兰教规礼仪常识能料理宗教事务的年轻人。他们回到各自村寨后，在没有阿訇的地方，可以为回民诵经、宰牲，办一些宗教事务。从而帮助当地穆民办红自事，解决了到外村、外地甚至外省去请阿訇的难题，大大便利了回民的生产和生活，广大回民省时、省事、又省钱。群众很满意。 ^[16] 1981年，宁夏王居智阿訇应聘到盘县大木桥清真寺，在政府主管部门关心和大木桥回族的支持下，办起了“经学堂”，培养了一批人。并从学员中选送了8名青年赴宁夏继续深造，这些学员陆续毕业返乡为宗教服务。 ^[17] 近年来，威宁城关、中水老院子等清真寺还开办学生暑期培训班、老年培训班等，教授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基础知识和穆斯林的行为准则等，以此弥补经堂教育中教育面窄的不足。

（三）阿訇宣教

“阿訇”为中国伊斯兰教职称谓，为波斯语音译，亦译为“阿衡”“阿洪”，意译为“教师”“学者”，是通用波斯语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学者和教师的尊称。阿訇的基本条件是：完成清真寺经文大学课程，熟悉教法和教义，宗教功修较深，经考核合格，举行穿衣仪式。阿訇因其在宗教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受到穆斯林的尊重和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贵州的阿訇按照宗教学识、职责等，有掌教阿訇、开学阿訇、二阿訇和散班阿訇4种称谓。掌教阿訇，即清真寺的伊玛目，专管本坊宗教事务并负责带领礼拜，由本坊乡老与高目协商选聘。开学阿訇，为在经文大学任教的阿訇，亦通过一定程序选聘。以上两种阿訇，均为通晓伊斯兰教经典，谙熟教规教义者担任，故地位较高，颇受穆斯林敬重。有的清真寺这两项职责由同一位阿訇担任。二阿訇，是较大一些的清真寺内专管宰牲和教经文小学的阿訇。此外，有些阿訇由经文大学毕业后，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在清真寺内任职，他们被统称为散班阿訇。这些阿訇也常应本坊穆斯林之邀，到穆斯林家中主持婚丧仪式，以及诵经等。散班阿訇为数最多，他们中有的可能受聘到清真寺任职，成为宗教教职人员，但绝大多数不以宗教为职业，各自有自己谋生的方式。他们是传播伊斯兰文化的一个重要群体。

图34 阿訇宣讲教义 刘砺摄

阿訇（包括为数众多的散班阿訇）以传播伊斯兰文化为己任，利用各种渠道对穆斯林进行宣传教育。清真寺任职的阿訇，在主持清真寺内各项宗教活动中，以及应邀到穆斯林家中主持各类宗教仪式中，都要接触到不少穆斯林，阿訇有责任就看到的或听到的有关这些穆斯林不符合教规教义的言论、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和纠正。由于贵州穆斯林居住较分散，并非每个穆斯林都能受到正规的伊斯兰文化教育；而且就是受过教育的也未必能自觉地按要求去做。阿訇必须尽自己所能去扩大伊斯兰文化的普及面，并纠正那些知行不一者的行为。

散班阿訇自身是教坊穆斯林之一员，他们生活于穆斯林之中，了解掌握的情况更多，担负的教育任务更重，责任也更大。虽然散班阿訇之间在经学知识、道德修养方面有差异，但至少在宣传教门、纠正穆斯林中背离宗教的错误言行方面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他们多能在家庭当表率，为邻里树榜样，以身作则宣传教门，促进伊斯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流。

伊斯兰教与穆斯林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在贵州回族穆斯林中，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紧密相连——宗教溶入穆斯林衣食住行中；穆斯林的言行举止处处体现着伊斯兰精神。穆斯林新到一个地方定居，可能会碰到一些与教规教义有关的问题（如，某种物品是否可用，某种食品是否可食等）；久居一地的，当某种新职业出现，是否可从事（如，过去有绘画、演艺，现代有歌舞厅、照相等）；随着科技发展，出现了一些以化学等方式制造的食品、物品，是否可食、可用（如，味精、香精、肥皂等）；在农村那些农作物不能种，那种肥料不能用（如，回族能不能种烤烟，就曾发生过争论；猪粪种出的粮食穆斯林能不能吃，也曾争论过）。此外，还有春节等节日穆斯林如何过？清真餐馆能不能出售烟、酒等等。对于类似的问题，一旦穆斯林提出来，阿訇就应作出明确答复。对于一时解答不了的问题，必须在经典、教法中去找答案，以便作出解释。解答疑难，也还包括对宗教经典、教规、教义方面的，以及履行宗教功课等方面的。这些问题的提出，有的可能是对教义不理解；有的可能是由于教派间不同行法而引出的；有的则是受前人或他人的做法影响，混淆了正误；还有的是受传统的、地方的或其他民族习俗的影响，而有歧义。

二、学校教育

（一）清代回族教育

明末清初，威宁太师马姓有“名列郡庠”者。据《李氏家程（乘）》载，其先祖明洪武年间随军到威宁，落籍阳关山。子孙“或习阿文，以掌教规；或读诗书，以列文庠；或习武艺，以列戍行；或躬耕自给。各凭所长而各就一业。”表明其家族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

1.清代回族创办的学校

（1）杨湾桥私孰

开办于清代。位于威宁杨湾桥。创办人为松林马氏人士。岁贡马宁藩、两榜举人马锡藩（后升都司），均为该校毕业。 ^[18]

（2）普安青山“经学堂”

同治四年（1865年），“白旗起义”将领保官麟晋升“元帅”，设帅府于普安青山“源泉义学”，将“西教室”（5间房）改作“经学堂”。聘请原源泉义学教师教儒家经典，聘请下街陈鸿勋教阿拉伯文。经学堂学生以汉、回、彝、苗、黎等族童生居多。教材除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外，还开阿拉伯语、计算、体操。上阿拉伯语课时，其他民族学生可自行支配。同治十一年（1872年），白旗军撤退到兴仁，学堂停办。 ^[19]

（3）镇宁回民私学

咸丰末年，云南大理马云廷（阿訇）率其宗亲数人到镇宁避难，定居于距县城5公里的岩山头。以私宅设学校，教授子弟及外地负笈来学者（共10多人）。 ^[20]

（4）镇宁回民私学

光绪十六年（1890年），马元章（哲赫林耶第7代教主）到贵州办理教务时前往镇宁看望回民，并捐资兴办伊斯兰教育，本地回民马仰山、张凤春等首先回应，各捐巨款，购置房基于南关厢，礼聘戴子安先生为讲师，教授经典，中阿并重，有学生数十人。 ^[21]

（5）鲁础营私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贵州“热依斯”杨云鹤，为发展地方教育事业，捐银50两，与当地龙、何二姓人士在鲁础营共同创办私学1所。 ^[22]

2.教育的成就

清代，回族聚居的黔西北、黔西南等地，教育进一步发展，贵州回族受教育面扩大，回族中有不少学有所成者，一些回民还考取举人、进士。贞丰回民大多居住城镇，由于生活较稳定，环境有利，读书人多，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回民张、孙二姓就出过拨贡、举人。 ^[23]

贵州回族习武者较多，一些回民考取武生、武举甚至武进士。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科举人马世麟，任四川大坝营都司。苏有信，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由武生出师云南永昌，后任云南维西协副将，奏署云南腾越镇总兵。其子苏文元嘉庆元年（1796年）由行伍出师两湖、贵州、四川、陕西、河南等省，道光二年（1822年），升扬州都司，后任甘肃河州都司等职。武举刘贵朝，以军功提补四川黎雅营游击。此外，威宁人马承章，进士出身；马文德，威宁镇左营守备、进士出身；马骧，黄平训导；马兆麟（马骧之次子），永宁训导；马廷勋，寻沾营守备；刘天元，威宁镇左营守备，官至云南临元镇总兵；武举刘贵林，出征台湾有功，任贵州清江协游击，后升任陕甘华昌协副将，红顶花翎；刘贵崇，威宁镇左营把总，官至四川泸州协都司；马麟炳，正四品都司；海龙彪，铜仁镇守备、游击。李启唐官威宁镇千总，后战金川。雍正年间武举马廷瑜，乾隆元年进士，同年授御前一等待卫。毕节有进士瓦光禄。铜仁米士元，雍正五年（1727年）武进士。黔西南、贵阳、遵义回民出任各种官职的亦为数不少，其中，五品以上官员就有4人。乾隆、嘉庆、道光间，贞丰回民中也出过举人和贡生。

（二）民国时期贵州回族教育

民国年间，贵州回族聚居的黔中、黔西北、黔西南，兴办了一批新式学校。如威宁回族聚居区，过去只有极少数富裕而且开化人家子弟人私塾或官办学校学习汉文。到民国时期，兴办了下坝、双潮、秀水、中河、出水等10余所小学，其中，双潮小学还开设英语课。 ^[24] 这些学校均由回族人士创办、以提高回民素质为宗旨。学校的倡办者、出资者均为回民，学生多为回民家庭子女，坚持以传播伊斯兰文化、提高回民素质的宗旨。

1.平坝私立共和小学

1915年创办，发起人为平坝回民白焜（绍华）、马海清、张敬堂、白少荣、桂子香等。首任学校由白焜担任。聘请回族青年马愚初、马显廷、马恒泰、桂宗台、马超凡等任教员，以清真寺两间旧房作教室。初办时只有一、二年级，学生20多人，除回族外，也招汉族等其他民族子弟。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育等。不久，根据回民的要求，每星期三、六为回族学生安排1节阿拉伯文和《古兰经》课（后改为每天1节）。后来又增加三、四年级，在校生近50人。1923年，黔军团长马礼华（回族，威宁人）婚后居住平坝，捐小洋2000元作办学基金。学校得到发展。1926年5月，马礼华被贵州军阀周西成杀害。周西成命平坝县县长刘藩清理马理华在平坝的财产，逼着学校交出马礼华给的捐款。学校因经费缺乏，于1932年停办。1934年，平坝回族青年张涛从贵阳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看到清真私立共和小学已停办，就召集刚从贵阳、安顺读书毕业的中学生孙克武、白隆德、马必宽等人，走访族中一些有威望的人，邀请一部分热心办学的人如马超凡、刘俊生、白珉阶等到清真寺商量，一致认为应把学校继续办下去。继之学校董事会成立。选举马超凡为董事长（后为白珉阶）。张涛本人主动捐了一笔款给学校作为办学基金，孙克武捐了一些教具给学校。学校董事会推荐张涛为校长。张涛等人挨户动员学生上学，来读书的学生30多人。学校得以恢复上课，更名为“平坝县私立中心小学”。张涛还动员从贵阳师范毕业的汉族同学，来帮助办学。办学基金不够，张涛又动员阿訇和乡老从寺里的租谷中拿出一部分支援学校。学校经费上也曾得到外省回民的支持，如云南昆明“元信昌”老板就捐资1500元（小洋）作办学经费。 ^[25] 1936年，私立中心小学有6个年级，成为一所完全小学，有回族、汉族学生近200人；任课教师有张涛、张文斌、傳启明、戴尚奇、阮伦等10来人。后来，学校不开设阿文课，一律按新式学校的课程教学。如有要学宗教知识的，即由阿訇另外在清真寺内单独讲授。1941年，小学推行国民教育。平坝县私立中心小学附设“安平镇文明保国民学校”，学校经费主要靠收取田租以及学生所缴纳的学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据1942年统计，学校经费全年为2880元，每月领取240元。鉴于当时几位教师的工资极低，清真寺另给予一定的补助。抗日战争后期，物价飞涨，学校经费入不敷出。张涛视校事如家事，又募捐补助。在他努力下，小学越办越有生气，越办影响越大，培养出来的学生成绩优异，受到当地政府的称赞表扬。由于积劳成疾，1942年张涛辞去了校长职务。其后，马愚初、白秾静（女）、马学书、马必香等亦担任过校长。1940年，平坝县支会为建筑学校办公室及书报阅览室，向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申请，得到补助。 ^[26] 1953年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平坝县安平完全小学（校址仍设在清真寺内），后由改称平坝县城关第二小学。

2.普安青山崇真小学

1928年创办，发起人为普安青山回民张慕尧、陈文炳、陈锦织、保用邦等，是在清真寺经堂教育的基础上兴办新式学校，最初称“回光小学”。曾聘请辞职回乡的上校副官金干臣任校长， ^[27] 一开始只有一个班。1935年成为完全小学，并更名“崇真小学”。在校生200余名。课程设三民主义、公民、国语、算术、历史、地理、卫生、自然、乐歌、体育、图画、手工等。学生不限族别，入学年龄为6—12岁。学校每周安排8—10节阿拉伯文和《古兰经》课，凡欲学者，不分班级，集中起来由阿訇讲授。学校事务清真寺董事会负责。历任董事长为张慕尧、杨尉池、保用邦；董事有马舍方、张兴隆、陈国治等。在该校担任过校长的有金干臣、保成忠、金伯麟、保治宣、曾昭元（汉族）、保成美、马礼光、张仁伦、陈瑞昌、杨沿泉等。该校与当时其他学校一样，每届毕业生均由当地的镇长、名绅监考。到1950年，共毕业学生16个班。1951年夏，与青山小学合并，称青山小学。 ^[28]

3.威宁马脖小学

位于威宁哈喇河。1933年由时任威宁果哈乡乡长的马正聪创办。初期为初级小学，经不断发展和扩充，到1942年成为6年制完小，请国立炎山师范学校毕业的马兰清任教务长。有教师9人，在校生200余人，包括回、汉、彝、苗、布依等族子女（回族学生约占75%）。学校破除当时农村中还严重存在的不让女孩读书的封建观念，招收女生（约占15%）。该校教室、课桌、黑板等教学设施齐备，为当地较大的私立学校之一。1945年因故停办。后来以此为基础建立哈喇河中心小学。 ^[29]

图35 今日普安青山小学 纳海洋提供

4.贵州实验中心学校

1940年初，孙炜明（回族，贞丰人，毕业于贵州省立师范。在关岭任过4年小学校长），听贵州人张廷休（回族，安顺人，时任国民政府边疆教育司长）之劝，返贵州从事边疆教育，被派往威宁创办“贵州实验中心学校”（当时，这类学校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直接领导）。孙炜明到威宁后，将校址定在邻近云南昭通的稻田坝（当地回民较多），借一家姓安的土司的仓库为校舍。筹备期间，孙炜明积极争取地方各族人士支持，并与当地回族中的一位领袖洽谈，请多照顾，得到支持。到了寒假，根据教育部指令，孙炜明到安龙、贞丰两县另选校址。 ^[30] 贵州实验中心学校由马绍林接办（任校长）。

其他学校统计表资料来源：陈乐基主编《中国南方回族清真寺资料选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页；盘县特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盘县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盘县特区文史资料[第13辑]少数民族专辑》，第110页；贵州省兴仁县编史修志委员会编《兴仁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5页；刘砺《毕节回族文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169页。

（注： 学校名称创办时间校址教材备注 普安小屯清真 寺保国民学校 抗日战争时期 普安小屯清真 寺内 使用国家统 编教材外，每 周开设4—8 节 阿拉伯语课 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小屯 民族小学 盘县大木桥伊 斯兰小学 抗日战争时期盘县大木桥 中国回教协会贵州省分会 会长李同光到大木桥时支 持创办 私立崇振小学1945年兴仁县城 开设语文、数 学和阿拉伯语 等课程。 兴仁人富商马跃先（名德荣） 创办 安顺宏雅小学1931年安顺县城 开设中、阿文 课程。 安顺回民集资办 威宁果化鸭子 塘小学 1921年 威宁果化鸭 子塘 开设中、阿 文课程。 在校生1 5 0余人。有少数 汉族、彝族学生。）

续表

（注： 学校名称创办时间校址教材备注 威宁双潮乡中 心小学 1922年 威宁杨湾桥 清真寺 普通小学设 置课程、阿 拉伯语和英 语课 双潮乡副乡长马明龙兼任 校长。在校生1 2 0余人。 威宁下坝清真 寺小学 1930年下坝清真寺内 马才良（曾任中国回教救 国协会威宁分会会长）任 校长。在校生1 2 0人。 威宁后寨小学1937年 校舍用土目 安寿丰的 房屋 学生8 0 多人。1 9 4 0年， 并入国立实验小学。1942 年分设保国民学校，马绍 林任校长。 威宁后河中心 小学 1937年威宁后河 撒兴良创办。在校生8 0 多 人。1940 年，并入国立实 验小学。 威宁出水私立 小学 威宁出水 马桐林创办。在校生7 0 多 人。1940 年，并入国立实 验中心小学。 威宁妥摆姑清 真寺保国民 学校 1947年 妥摆姑清真 寺内（保长 刘正福建厢 房屋6 间） 有学生5 0 多人（有3 名汉 族学生）。194 9年停办。 贵阳伊斯兰补 习学校 1947年3 月 3 0 日 贵阳清真寺 中国回教协会贵州分会及 贵阳市清真寺董事会联合 设立。 威宁梅花青山 小学 1948年窝坪清真寺 马敏相教长，办保国民学 校于寺内。回族学生占 多数。 注：此外，民国初年，平坝马辅臣阿訇在长冲办回民学校（又称“老学堂”）。威宁有 撒家院子保国民学校；马家院子保国民学校；秀水中心小学（刘朝梁办）；麻田小学（在 校生5 0 多人）；凉水井小学；戛利小学等。）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贵州回族教育

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调查，全省回民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威宁2.39万回民中，仅有初、高中生20人左右，文盲高达97%，尤以妇女为甚。 ^[32] 盘县大木桥回民800多人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仅1人，小学文化4人，仅占总人口的0.6%。1951年8月，全省回民中中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5人。

为提高回民的总体素质，人民政府在回民地区增办了小学校，回族儿童入学率不断提高。1951年底，回族人口较多的威宁县（约占全省回族总人口的55%），公办小学中回族学生为474人，占全县小学生总数的5.66%；1958年底，增加到3491人；2000年达到15491人。1979年全省被大专院校录取的回族学生已到达有49名。到1986年，仅贵州9所大专院校中的回族学生约70人（其中贵州民族学院为46人）。有的还考入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学院、西南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等省外大学。普安县青山镇有回民2000余人，1987年，在读的高中学生为89人，中专生为15人，大专院校学生13人（其中女生5人）。贞丰县回民多数居住在城镇，受教育程度较高，2000年全县回民1230人中，平均30人就有一名大学生。据威自治县2002年统计，有大专以上毕业生308名，占回族总人数的3.4%。威宁自治县2004—2006年全县高考第一名均为回族学生；2014年进入文科前20名的回族考生有4名；理科前20名中回族考生7名。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得到鼓励。2005年，水城县第四小学五年级学生阳润茁（女）获第七届宋庆龄奖学金。

为方便回族学生的生活，在贵州民族学院、贵州大学科技学院、遵义医学院、遵义师范学院、遵义职业技术学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等大专院校，以及毕节民族中学、威宁民族师范学校、威宁民族中学、黑石中学、观风海中学、出水中学等学校，均办有回族学生食堂，有困难的回族学生还得到国家的助学金等。

人民政府还采取办夜校等方式，组织农民学习《农民识字课本》，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平，扫除文盲。1951年到1958年，威宁自治县开展农村业余教育，回族村寨开办夜校，采用识字者教不识字者、识字多者教识字少者等方法，互教互学，使许多回族群众能记简单账目和能读书报。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农村文盲有所增加的情况，人民政府再度开展扫盲工作。通过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一些回族聚居区回族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如威宁自治县回族聚居的耿家乡、出水乡等，已到达国家规定的脱盲标准，成为无文盲乡。 ^[33]

回族教师队伍不断壮大。1951年威宁有11名回族教师，占全县教师总数的4.5%；1988年，中小学教师中回族教师达到257人，占全县教师总数的8.7%；2002年，回族教师741人，占全县教师总数的14.5%，其中高级职称4人，中级职称222人，初级职称471人。全县教育系统有回族教育管理干部300余名，约占全县教育管理干部的30%。在数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文化结构上也有很大变化。回族教师大多勤奋好学，工作成绩突出。如安龙一中优秀教师张文林，1953年小学毕业后，长期坚持自学，在省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曾出席团省委召开的“辅导员红旗手表彰大会”、全省中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全国三八红旗手”、威宁一小教导主任刘菊，26年如一日，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致力于本职工作。2003年荣获“省优秀少先队中队辅导员”称号，同年5月荣获“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2007年当选县十五届人大常委；2009年当选为省十一届人大代表。同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34]

1992年10月，贵州的大专院校中有回族教授、副教授9人。以后获得高级职称的回民大幅度增加。到2010年10月，全省回民中大学专科人数为8572人，本科为5456人，研究生230人。

一批教师被评为全国或省的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先进工作者称号。1980年，马敏兰（女，威宁自治县黑石中学教师）、张仁博、翦自强获全省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称号。1982年，马壮、马绍雄、张宗田在全省农民教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上获先进工作者称号。1984年，印光绪（贞丰中学）获“全国优秀班主任”称号；余巧珍（女，贵阳达德学校）、张德坤（女，兴义县一小）、金以光（普安县雪浦公社隔界小学）、李云仙（女，六盘水市第一中学）获“贵州省优秀班主任”称号。1995年，威宁自治县肖宁、马永花获“贵州省优秀教师”称号；威宁自治县冶少友、冶少宽获“贵州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1996年，马敏兰（女，威宁自治县黑石中学教师）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7年，威宁马友龙获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先进工作者”称号；2001年，杨来雄（福泉第一中学）获人事部、教育部授予的“全国模范教师”称号，丁开勇（威宁自治县中水中学教师）获“贵州省优秀教师”称号。2004年，李金润（贵阳市第五中学教师）获人事部、教育部授予的“全国模范教师”称号；马文华（贞丰县民族中学教师）获教育部授予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7年，马仲凡（威宁自治县中水中学教师）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9年，张天平（兴义市第一中学）、黄艳（女，普安县第一中学）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刘菊（威宁自治县第一小学习教导主任）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